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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章 戲劇人生
郭祥
1946年5月的一個晚上，甘肅省清水縣國立第十中學高中部舉辦了畢業公演，曲目是《飛花曲》。由於畢業生們演出比較投入，整個舞台效果非常好，觀眾掌聲不斷。等到演出結束時已是深夜12點多鍾。
呂賢汶也參加了演出，他卸完妝，學校收發室的門房就遞給他一張條子，說門口有人找。這麽晚了，有誰找呢？他有些詫異。當他剛剛邁出學校大門，猛地從黑暗處竄出一個人來，厲聲問道：“你是呂賢汶嗎？”“對，呂賢汶是！”話音剛落，從黑暗處又衝出兩個人，不由分說地扭著了他的胳膊，“跟我們走！”
“你們是幹什麽的？你們是特務？”“對！我們就是你說的特務。”
對這飛來的橫禍讓呂賢汶直犯糊塗。進了看守所，一過堂，才知道特務們從他的寢室裏搜出了《資本論》，還說他辦壁報，批判《野玫瑰》，肯定是共產黨。呂賢汶大叫冤枉。
呂賢汶1927年生於南京，高中就讀於清水國立十中。他對戲劇有著非常濃厚的興趣，尤其喜愛研究話劇史及話劇人物。話劇就是對現實生活中的“人”與“事”進行濃縮，是社會上的一切“美好”與“醜惡”的再現，由話劇這個窗口可透視和認識社會。他愛好戲劇如同他愛好寫詩、寫小說一樣，是想借文藝為武器，反對黑暗，反對壓迫，反對法西斯統治。因此，他遍讀1941年10月至1946年5月陪都重慶報刊所載的演劇消息，每個劇的編、導、演、舞美設計、演出場地他都過目不忘，重慶和桂林等地出版的大型文藝和戲劇雜誌中所刊載的劇本他都要找來，去如饑似渴地研讀。甘肅清水地處偏僻，鮮有時新的報刊雜誌，縣圖書館“萬有文庫”成了他的劇庫，他讀完了文庫所有的劇本。由於他在戲劇方麵的專才，他主持本校的演出團體“劇聲”社，辦《劇聲》壁報，並參加其他6個壁報組織，寫稿，從事演劇活動。他還在報刊上發表小說、詩歌與評論，為反對日本侵略、爭取民主而鬥爭。在高中時代，他就積累了話劇史料和論著文稿上百篇。
特務說呂賢汶批判《野玫瑰》，倒也沒有冤枉他。《野玫瑰》講的是一名國民黨女特務打入漢奸內部，利用美色套取情報，從事抗戰活動。這種方式是共產黨所不齒的。呂賢汶也寫了很多批判文章，恰好與共產黨的一些觀點吻合。於是，呂賢汶的文章往往是白天寫好貼在壁報欄，三青團（國民黨外圍組織）夜裏就悄悄撕掉，經過幾次較量，特務們認定呂賢汶是共產黨，就動手了。
當時內戰正酣，承認自己是共產黨，無疑是生死交關。麵對特務們的盤問，呂賢汶一口咬定，隻看過《家》、《春》、《秋》一類左翼作家反封建的書，寫批駁《野玫瑰》的文章，是反對把漢奸寫成英雄。
特務們始終沒找到其他證據。到了7月份，呂賢汶借口自己要考大學，又依靠一個同學家長擔保，他被釋放出來，但要隨時向特務們通報自己的行蹤。
為盡快避開特務的糾纏，他到西安考完大學的當晚，就跑到火車站搭乘到開封的火車。由於沒有錢，呂賢汶就混上火車，躲在三等車廂座位底下，一路心驚膽戰，生怕被查票的抓住。到了開封，呂賢汶去舅舅家住了幾天，向母親報了平安，又轉道南京。
甘肅清水十中有一個蘇皖同鄉會，其中有個同班同學的父親很有權勢，當時正要上任國民黨熱河省黨部委員，呂賢汶找到他介紹工作。他先是想介紹呂賢汶去陳立夫開辦的中國農民銀行去，呂賢汶推說自己數學不行，但能寫點文章，這位同學的父親有一個朋友在《無錫人報》做總編，就寫了一封信，介紹他到無錫去。
呂賢汶就這樣到了無錫。
這位總編的工作規律是白天休息，晚上上班。一直等到7點，呂賢汶才見到了總編，並被安排到采訪部搞采訪。在《人報》唯一一間樓閣子上與他同屋居住的是報社副總編，一個姓葉的國立劇專的畢業生。當他聽說呂賢汶喜歡戲劇，就非常高興，並介紹他去找他的同學張雁，采訪正在無錫拍攝電影《遙遠的愛》的名演員秦怡、趙丹等。
第二天，呂賢汶通過張雁結識了趙丹。
“趙丹先生，我是《人報》的記者，今天是我第一次采訪。”
“你采訪我什麽呀？”
“我對戲劇比較熟悉，你在大後方演的戲我也有一點了解，今天你在戲裏演一個教授，請你談談你演這個角色的感想？”
“你對戲劇熟悉嗎？”趙丹問。
那年呂賢汶才19歲。穿著一件很舊的白襯衫和帶背帶的工裝褲，腳上穿的膠鞋破了個洞，露出大腳趾。
“你不像記者，你是幹什麽的？”當時，一些特務把自己故意裝扮成勞動階層，專門找機會套抓共產黨和進步人士，被稱為“紅旗特務”。呂賢汶的裝束確實讓趙丹產生了懷疑。
“我在學校喜歡戲劇專業，還寫過反對《野玫瑰》的文章。”他還談了自己其他一些經曆，讓趙丹逐漸對他產生了信任。呂賢汶乘機說：“我今天是第一天當記者，我們的副總編輯是國立劇專畢業的，他把我介紹到這裏來找張雁的。”
他明白了呂賢汶的來意，就對他談了一些自己經曆和在《遙遠的愛》中扮演肖教授的情況。
當時略顯幼稚的呂賢汶，當晚就寫出了一篇兩千多字的特寫，題目是帶強烈左翼色彩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為了躲避特務對他追蹤，呂賢汶取了個“石曼”的筆名，日後被譽為戲劇史資料的“活字典”、戲劇統計工程師的石曼從此就誕生了。
當時的大多數記者都是西裝革履，頭發打著發油。哪裏有凶殺案，哪裏有桃色新聞，各報記者就輪流去警察局抄一抄稿子，沒有輪上的上午就睡覺，下午去喝咖啡，等拿回稿子後就添油加醋地編寫。石曼卻每日為電影《遙遠的愛》寫一篇特寫，連發20多篇，這在中國電影史上是少有的。
從這時開始，他與參加拍攝《遙遠的受》演劇九隊結下了不解之緣，演劇九隊常駐無錫，這支黨領導的演劇隊成了他真正的“家”。一年半的時間內，他先後在《無錫人報》和上海《大公報》寫了有關九隊的戲劇、歌詠活動的文章及消息報道六七十篇。由此伊始，到1949年4月，石曼寫的通訊、報道和各類作品達六七十萬字之多。除發表在《無錫人報》外，還載於上海《大公報》、《新民晚報》、《聯合晚報》、《展望》雜誌、《經濟周報》等。
1949年7月，石曼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服務團文藝大隊到了重慶，1952年參加重慶市話劇團《四十年的願望》的集體創作。此劇獲1956年中央文化部頒發的第一屆全國話劇會演劇本創作二等獎，列為建國十年優秀作品，1959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1957年，他被錯劃為右派，因體弱留團監督改造，當清潔工兼管資料室，由此他“因禍得福”，從1957年至1966年，他通過向重慶古舊書店以及上海、北京古舊書店購書，搜集到自《新青年》雜誌始，《南國》、《舞台藝術》（山東省立劇院出版）、《劇場藝術》、《戲劇與文學》（上海出版）、《矛盾》、《光明》雜誌的戲劇專號，抗戰期間大後方所出版的《抗戰戲劇》、《新演劇》、《戲劇崗位》、《戲劇月報》、《戲劇時代》、《戲劇春秋》等多種刊有戲劇作品的大型文藝刊物；民國以來所出版的話劇劇本以及其他有關話劇書籍共數百種。並悄悄用許多化名和筆名，在《重慶日報》、《甘肅日報》、《武漢晚報》、《北京晚報》、《新民晚報》發表話劇史話。1964年，他利用刻印劇本的機會，將搜集到的“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員會”編印的《1941-1942年重慶演劇概況》刻印出版，以“重慶市話劇團資料室”的名義，向全國各大報刊、大專院校、戲劇團體通報了這一珍貴資料的信息，發行了一百多冊。
“文化大革命”期間，劇團中許多人把所謂的“文藝黑線”書刊當廢紙出售，他這個“清潔工”乘機與收廢品的人做交易，收得了《國立劇專同學錄》，國立劇專、中華劇藝社、中國藝術劇社的演出說明書以及抗戰版書刊百餘種。“造反派”後來抄家抄去了他曆年發表的文章作品的剪報集，但這部分戲劇史料被他巧妙地藏在公家圖書中，得以保存。
粉碎“四人幫”後，石曼更是煥發了青春，他參加了有關周總理在重慶革命實踐的劇本創作，先後訪問了宋平、陳舜瑤、榮高棠、馮乃超、蔣南翔、何謙、廖夢醒、龍飛虎、陽翰笙、張瑞芳等數十位同誌，為恢複抗戰時期話劇的曆史地位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他還為《戲劇電影報》、《戲劇報》、《新民晚報》、《四川日報》、《成都晚報》、《抗戰文藝研究》、《戲劇與電影》雜誌、《重慶日報》、《重慶晚報》等報刊寫抗戰劇壇盛事百餘篇。在他負責主編的《重慶劇訊》期刊上辟“我在重慶的戲劇生活”專欄，陳白塵、吳茵、路曦、周彥、胡紹軒、石羽、呂恩、奚立德、謝晉、張逸生等在重慶生活過的戲劇界老同誌撰寫回憶文章50餘篇。
石曼對抗戰話劇史的研究工作受到各方麵的重視，北京、上海、天津、桂林、成都研究大後方話劇史的人紛紛來渝和他交流史料；許多大學生、研究生撰寫論文請他解答疑難問題；拍攝《於伶》、《曹禺》、《司徒慧敏》電視片的攝製組來渝，請他擔任谘詢。重慶出版社請他編纂了《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大後方文學書係》戲劇篇三卷，編輯了代表各個方麵的26位劇作家28本劇作共160萬字，其中所選顧一樵、胡紹軒、臧雲遠、呂複、吳新稼等抗戰時期劇作，在新中國成立以來是首次出版。
1995年，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了石曼所著《重慶抗戰劇壇紀事》一書，該書闡明了以重慶為中心的抗戰戲劇對整個大後方戲劇運動的影響和在中國話劇史上的地位，被分別授予重慶市社會科學優秀科研成果獎和全國文化係統革命文化史料征編成果優秀獎，並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授予“全國革命文化史料工作先進工作者”稱號。
（該文原刊《重慶統一戰線》2002年5期）
1946年5月的一個晚上，甘肅省清水縣國立第十中學高中部舉辦了畢業公演，曲目是《飛花曲》。由於畢業生們演出比較投入，整個舞台效果非常好，觀眾掌聲不斷。等到演出結束時已是深夜12點多鍾。
呂賢汶也參加了演出，他卸完妝，學校收發室的門房就遞給他一張條子，說門口有人找。這麽晚了，有誰找呢？他有些詫異。當他剛剛邁出學校大門，猛地從黑暗處竄出一個人來，厲聲問道：“你是呂賢汶嗎？”“對，呂賢汶是！”話音剛落，從黑暗處又衝出兩個人，不由分說地扭著了他的胳膊，“跟我們走！”
“你們是幹什麽的？你們是特務？”“對！我們就是你說的特務。”
對這飛來的橫禍讓呂賢汶直犯糊塗。進了看守所，一過堂，才知道特務們從他的寢室裏搜出了《資本論》，還說他辦壁報，批判《野玫瑰》，肯定是共產黨。呂賢汶大叫冤枉。
呂賢汶1927年生於南京，高中就讀於清水國立十中。他對戲劇有著非常濃厚的興趣，尤其喜愛研究話劇史及話劇人物。話劇就是對現實生活中的“人”與“事”進行濃縮，是社會上的一切“美好”與“醜惡”的再現，由話劇這個窗口可透視和認識社會。他愛好戲劇如同他愛好寫詩、寫小說一樣，是想借文藝為武器，反對黑暗，反對壓迫，反對法西斯統治。因此，他遍讀1941年10月至1946年5月陪都重慶報刊所載的演劇消息，每個劇的編、導、演、舞美設計、演出場地他都過目不忘，重慶和桂林等地出版的大型文藝和戲劇雜誌中所刊載的劇本他都要找來，去如饑似渴地研讀。甘肅清水地處偏僻，鮮有時新的報刊雜誌，縣圖書館“萬有文庫”成了他的劇庫，他讀完了文庫所有的劇本。由於他在戲劇方麵的專才，他主持本校的演出團體“劇聲”社，辦《劇聲》壁報，並參加其他6個壁報組織，寫稿，從事演劇活動。他還在報刊上發表小說、詩歌與評論，為反對日本侵略、爭取民主而鬥爭。在高中時代，他就積累了話劇史料和論著文稿上百篇。
特務說呂賢汶批判《野玫瑰》，倒也沒有冤枉他。《野玫瑰》講的是一名國民黨女特務打入漢奸內部，利用美色套取情報，從事抗戰活動。這種方式是共產黨所不齒的。呂賢汶也寫了很多批判文章，恰好與共產黨的一些觀點吻合。於是，呂賢汶的文章往往是白天寫好貼在壁報欄，三青團（國民黨外圍組織）夜裏就悄悄撕掉，經過幾次較量，特務們認定呂賢汶是共產黨，就動手了。
當時內戰正酣，承認自己是共產黨，無疑是生死交關。麵對特務們的盤問，呂賢汶一口咬定，隻看過《家》、《春》、《秋》一類左翼作家反封建的書，寫批駁《野玫瑰》的文章，是反對把漢奸寫成英雄。
特務們始終沒找到其他證據。到了7月份，呂賢汶借口自己要考大學，又依靠一個同學家長擔保，他被釋放出來，但要隨時向特務們通報自己的行蹤。
為盡快避開特務的糾纏，他到西安考完大學的當晚，就跑到火車站搭乘到開封的火車。由於沒有錢，呂賢汶就混上火車，躲在三等車廂座位底下，一路心驚膽戰，生怕被查票的抓住。到了開封，呂賢汶去舅舅家住了幾天，向母親報了平安，又轉道南京。
甘肅清水十中有一個蘇皖同鄉會，其中有個同班同學的父親很有權勢，當時正要上任國民黨熱河省黨部委員，呂賢汶找到他介紹工作。他先是想介紹呂賢汶去陳立夫開辦的中國農民銀行去，呂賢汶推說自己數學不行，但能寫點文章，這位同學的父親有一個朋友在《無錫人報》做總編，就寫了一封信，介紹他到無錫去。
呂賢汶就這樣到了無錫。
這位總編的工作規律是白天休息，晚上上班。一直等到7點，呂賢汶才見到了總編，並被安排到采訪部搞采訪。在《人報》唯一一間樓閣子上與他同屋居住的是報社副總編，一個姓葉的國立劇專的畢業生。當他聽說呂賢汶喜歡戲劇，就非常高興，並介紹他去找他的同學張雁，采訪正在無錫拍攝電影《遙遠的愛》的名演員秦怡、趙丹等。
第二天，呂賢汶通過張雁結識了趙丹。
“趙丹先生，我是《人報》的記者，今天是我第一次采訪。”
“你采訪我什麽呀？”
“我對戲劇比較熟悉，你在大後方演的戲我也有一點了解，今天你在戲裏演一個教授，請你談談你演這個角色的感想？”
“你對戲劇熟悉嗎？”趙丹問。
那年呂賢汶才19歲。穿著一件很舊的白襯衫和帶背帶的工裝褲，腳上穿的膠鞋破了個洞，露出大腳趾。
“你不像記者，你是幹什麽的？”當時，一些特務把自己故意裝扮成勞動階層，專門找機會套抓共產黨和進步人士，被稱為“紅旗特務”。呂賢汶的裝束確實讓趙丹產生了懷疑。
“我在學校喜歡戲劇專業，還寫過反對《野玫瑰》的文章。”他還談了自己其他一些經曆，讓趙丹逐漸對他產生了信任。呂賢汶乘機說：“我今天是第一天當記者，我們的副總編輯是國立劇專畢業的，他把我介紹到這裏來找張雁的。”
他明白了呂賢汶的來意，就對他談了一些自己經曆和在《遙遠的愛》中扮演肖教授的情況。
當時略顯幼稚的呂賢汶，當晚就寫出了一篇兩千多字的特寫，題目是帶強烈左翼色彩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為了躲避特務對他追蹤，呂賢汶取了個“石曼”的筆名，日後被譽為戲劇史資料的“活字典”、戲劇統計工程師的石曼從此就誕生了。
當時的大多數記者都是西裝革履，頭發打著發油。哪裏有凶殺案，哪裏有桃色新聞，各報記者就輪流去警察局抄一抄稿子，沒有輪上的上午就睡覺，下午去喝咖啡，等拿回稿子後就添油加醋地編寫。石曼卻每日為電影《遙遠的愛》寫一篇特寫，連發20多篇，這在中國電影史上是少有的。
從這時開始，他與參加拍攝《遙遠的受》演劇九隊結下了不解之緣，演劇九隊常駐無錫，這支黨領導的演劇隊成了他真正的“家”。一年半的時間內，他先後在《無錫人報》和上海《大公報》寫了有關九隊的戲劇、歌詠活動的文章及消息報道六七十篇。由此伊始，到1949年4月，石曼寫的通訊、報道和各類作品達六七十萬字之多。除發表在《無錫人報》外，還載於上海《大公報》、《新民晚報》、《聯合晚報》、《展望》雜誌、《經濟周報》等。
1949年7月，石曼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服務團文藝大隊到了重慶，1952年參加重慶市話劇團《四十年的願望》的集體創作。此劇獲1956年中央文化部頒發的第一屆全國話劇會演劇本創作二等獎，列為建國十年優秀作品，1959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1957年，他被錯劃為右派，因體弱留團監督改造，當清潔工兼管資料室，由此他“因禍得福”，從1957年至1966年，他通過向重慶古舊書店以及上海、北京古舊書店購書，搜集到自《新青年》雜誌始，《南國》、《舞台藝術》（山東省立劇院出版）、《劇場藝術》、《戲劇與文學》（上海出版）、《矛盾》、《光明》雜誌的戲劇專號，抗戰期間大後方所出版的《抗戰戲劇》、《新演劇》、《戲劇崗位》、《戲劇月報》、《戲劇時代》、《戲劇春秋》等多種刊有戲劇作品的大型文藝刊物；民國以來所出版的話劇劇本以及其他有關話劇書籍共數百種。並悄悄用許多化名和筆名，在《重慶日報》、《甘肅日報》、《武漢晚報》、《北京晚報》、《新民晚報》發表話劇史話。1964年，他利用刻印劇本的機會，將搜集到的“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員會”編印的《1941-1942年重慶演劇概況》刻印出版，以“重慶市話劇團資料室”的名義，向全國各大報刊、大專院校、戲劇團體通報了這一珍貴資料的信息，發行了一百多冊。
“文化大革命”期間，劇團中許多人把所謂的“文藝黑線”書刊當廢紙出售，他這個“清潔工”乘機與收廢品的人做交易，收得了《國立劇專同學錄》，國立劇專、中華劇藝社、中國藝術劇社的演出說明書以及抗戰版書刊百餘種。“造反派”後來抄家抄去了他曆年發表的文章作品的剪報集，但這部分戲劇史料被他巧妙地藏在公家圖書中，得以保存。
粉碎“四人幫”後，石曼更是煥發了青春，他參加了有關周總理在重慶革命實踐的劇本創作，先後訪問了宋平、陳舜瑤、榮高棠、馮乃超、蔣南翔、何謙、廖夢醒、龍飛虎、陽翰笙、張瑞芳等數十位同誌，為恢複抗戰時期話劇的曆史地位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他還為《戲劇電影報》、《戲劇報》、《新民晚報》、《四川日報》、《成都晚報》、《抗戰文藝研究》、《戲劇與電影》雜誌、《重慶日報》、《重慶晚報》等報刊寫抗戰劇壇盛事百餘篇。在他負責主編的《重慶劇訊》期刊上辟“我在重慶的戲劇生活”專欄，陳白塵、吳茵、路曦、周彥、胡紹軒、石羽、呂恩、奚立德、謝晉、張逸生等在重慶生活過的戲劇界老同誌撰寫回憶文章50餘篇。
石曼對抗戰話劇史的研究工作受到各方麵的重視，北京、上海、天津、桂林、成都研究大後方話劇史的人紛紛來渝和他交流史料；許多大學生、研究生撰寫論文請他解答疑難問題；拍攝《於伶》、《曹禺》、《司徒慧敏》電視片的攝製組來渝，請他擔任谘詢。重慶出版社請他編纂了《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大後方文學書係》戲劇篇三卷，編輯了代表各個方麵的26位劇作家28本劇作共160萬字，其中所選顧一樵、胡紹軒、臧雲遠、呂複、吳新稼等抗戰時期劇作，在新中國成立以來是首次出版。
1995年，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了石曼所著《重慶抗戰劇壇紀事》一書，該書闡明了以重慶為中心的抗戰戲劇對整個大後方戲劇運動的影響和在中國話劇史上的地位，被分別授予重慶市社會科學優秀科研成果獎和全國文化係統革命文化史料征編成果優秀獎，並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授予“全國革命文化史料工作先進工作者”稱號。
（該文原刊《重慶統一戰線》2002年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