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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 重慶創造了中國話劇黃金時代
概述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中國共產黨在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張下，創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麵對日寇的大肆侵略，上海文藝界首先組成十多個抗日救亡演劇隊，全國各地也成立了各種演劇團體，掀起大規模的抗日救亡宣傳活動。隨著形勢的發展，很大一部分戲劇界人士先後抵達重慶。他們不避敵機的轟炸，不避饑寒交迫，不避特務的迫害與逮捕，演出一出出抗日救亡、反法西斯的戲劇，每年都有幾十出話劇搬上舞台。
抗戰八年間的重慶，話劇演出空前繁榮，廣泛普及。僅在城市劇場公演的話劇就達254出，不單是數量多，質量也高。如今，璀璨於中國話劇史上的傳世之作：《北京人》、《家》、《屈原》、《天國春秋》、《法西斯細菌》、《結婚進行曲》、《霧重慶》、《風雪夜歸人》、《清宮外史》等，皆創作並首演於重慶。與此同時，藝術創作人員刻苦學習，努力提高思想與藝術水平，乃有話劇皇帝項堃，金嗓子耿震，話劇四大名旦舒繡文、白楊、張瑞芳、秦怡之美喻。重慶抗戰劇壇，創造了如此輝煌的業績，乃被話劇史家稱之為中國話劇的黃金時代。這種局麵的形成，很重要的一條，是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引下，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來領導下取得的。
喊出第一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七七”事變發生，重慶文化界救國聯合會（即救國會）在共產黨員漆魯魚領導下，於1937年8月12日成立了“移動演劇隊”，廣納各界愛國青年，由蕭崇素、高夢覺帶領，赴北碚、巴縣、合川、璧山、江津、長壽、涪陵、豐都等街道、鄉鎮、碼頭，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沈陽之夜》、《烙痕》等十餘出話劇。以往，在蔣介石“不抵抗”政策統治下，不準說“東北是我們的”；現在，被壓迫的民族第一次發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吼聲。
1937年9月，中共黨員陳叔亮聯合成渝鐵路工程局、華西公司重慶發電廠的工程技術人員餘克稷、章功敘、梁少侯等50餘人，成立業餘演劇團體“怒吼劇社”。10月1日起在國泰大戲院公演三幕話劇《保衛盧溝橋》，成百上千的青年學生、店員、工商業者受到抗日救亡的鼓舞，要求參加“怒吼”。陳叔亮、餘克稷等都是來自北方有演劇經驗的大學生，本地青年不會說“國語”（普通話），於是把這些抗日熱情高漲的青年組成“街村演出隊”，用四川話宣傳抗日救亡，收到更好的宣傳效果。以後文藝界領導人總結工作經驗說：“鄉音也是有用的統戰工具。”
第一流話劇團體到重慶
1937年10月15日，由陳白塵、沈浮、孟君謀率領，擁有白楊、吳茵、謝添、路曦、施超、王獻齋、龔稼農等新老電影明星的上海影人劇團抵渝，這是第一個從外地來到重慶宣傳抗日救亡的演劇團體，他們在重慶演出了《盧溝橋之戰》等劇。
剛剛跨進1938年，四川旅外劇人抗敵演劇隊來了，在國泰大戲院公演《塞上風雲》，這出在武漢來渝的輪船上搶排出來的新戲，李恩琪飾金花，吳雪飾丁世雄。抗戰期間許多著名劇團演過《塞上風雲》，眾家評論，唯李恩琪的金花演得最好。
1938年1月28日，全國唯一的第一流話劇演出團體——上海業餘劇人協會到重慶。這裏麵有陳鯉庭、趙慧深夫婦，宋之的、王蘋夫婦，趙丹、葉露茜夫婦，陶金、章曼蘋夫婦，還有顧而已、魏鶴齡、錢千裏、謝添、高步霄等著名演員。這群藝術家不願收編在國民政府門下，他們靠演出的收入養活自己，從事抗日宣傳活動。被文藝界人士尊稱為陽大哥的陽翰笙，因他革命資深，有四麵八方的社會關係，肯為人排憂解難，受命於周恩來，在文藝界做統一戰線的工作。陽翰笙尊重業餘協會藝術家的選擇，並把他的新作話劇《塞上風雲》，拿給業餘協會首先在漢口演出。
上海業餘劇人協會在重慶演出《民族萬歲》、《塞上風雲》等拿手好戲。《塞上風雲》寫的是蒙、漢兩族人民，清除了在他們中間製造矛盾的日本間諜，消除隔閡，團結抗日的故事。是抗戰時期第一部以各民族聯合殺敵題材的話劇，形象地體現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作用。趙丹在劇中飾漢族青年丁世雄，葉露茜飾蒙族少女金花，陶金飾蒙族青年迪魯瓦。他們高超的表演技藝，藍天白雲燈光布景，讓重慶觀眾大開眼界，獲得輿論界的“演得太好、太逼真、太感動人”的讚譽。
上海業餘劇人協會的明星們，他們不僅在國泰大戲院演出，更走上街頭作抗日救亡的宣傳。上海電影明星謝添、陶金、章曼蘋、高步霄、劉鬱民、田烈等上街演戲，這一消息馬上傳遍大街小巷，成千上萬的群眾追著看演劇的隊伍。明星們從七星崗演到夫子池（今405電車起點站），沿都郵街（今民權路）演到較場口。觀眾們連聲誇獎地說：“這些明星沒得架子，上街演戲給老百姓看，這樣的明星我們看得起，合得來。”
劇壇總動員紀念戲劇節
1938年10月10日是中國第一屆戲劇節，適逢國共合作得比較好的時期。這時先後來渝的戲劇團體還有國立戲劇學校師生、上海戲劇工作社、中央電影攝影場劇團、中國電影製片廠的怒潮劇社。重慶群眾性的演劇團體猶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著名的有中大劇社、青年劇社，南開中學就有三個演劇隊。話劇演出的普及，極大地鼓舞了人民抗日愛國的熱情，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影響廣泛，正如一首歌曲中所唱的“工農兵學商，一起來救亡”。
戲劇界第一次紀念自己的節日，外來的、本地的，海派的、京派的，新劇與舊劇，專業的與業餘的戲劇工作者共1500餘人，組成25支演出隊，在市內和郊區持續上街演出20天。最後的壓軸戲，由話劇界二百餘人通力合作，演出四幕國防劇《全民總動員》。
話劇史家說，《全民總動員》也是話劇界的總動員。當時的話劇界人士，政治上不論左中右，藝術上不論造詣高的或普通一員，年齡上不論老中青，都要求為該劇演出盡一份力，哪怕上台跑個龍套也好。因此，《全民總動員》說明書上扮演角色的名單，是一份過於奢侈的中國第一流演員大薈萃的名單。他們是趙丹、白楊、舒繡文、顧而已、魏鶴齡、施超、高占非、王為一、英茵、章曼蘋、葉仲寅、潘孑農、淩琯如、江村、耿震、沈揚、戴浩。
那時，張瑞芳剛到重慶，隻演了個街頭賣香煙的難民。赫赫有名的戲劇家曹禺隻在戲裏演了個配角，宋之的演了個隻有一句台詞的新聞記者。國立戲劇學校校長餘上沅演了個看門老頭。
在《全民總動員》滿台演員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國民黨文化界首領張道藩，他在南京曾經指使流氓把痰盂砸上舞台，破壞正在演出的進步戲劇。這次他卻和進步戲劇界人士同台演戲，演一位出場不多的將軍。張道藩在國外學過戲劇，懂表演。他洋洋得意地說，這個角色隻有我演的下來，我熟悉高級將領（他當時是教育部次長）。他對在這次有重大意義的演出中扮演高級將領十分興奮，他在戲中演這個角色模仿蔣介石，他自己花錢做了件質量極好的黑披風穿在身上。他高興之餘，還和許多著名的男女演員合影留念。
這次演出，國民黨官員張道藩任演出委員會主任委員，吳漱予任總幹事，中國電影製片廠廠長鄭用之、中央電影攝影場場長羅學濂任演出委員。同時，中共黨員與進步人士擔任重要職務的有：章泯擔任演出委員會委員，沈西苓任導演團成員，趙銘彝負責宣傳組，梁少侯任票務組長，帶著地下民先的組織關係的張瑞芳在劇中演難民芳姑。因此，《全民總動員》的演出，稱得上是國共兩黨人士通力合作的一次勝利演出。
這出戲五天連滿七場，最後一天，沒有買到票的觀眾衝破五道防線，擠破了國泰大戲院大門，湧到劇場內看戲。這出戲的榮譽券50元一張，合當時黃金一兩。孔祥熙買了20張榮譽券，表示支持演出。
周恩來是戲劇運動的主帥
進入1939年，抗戰初期如火如荼的抗日潮流逐漸平靜下來，戲劇要謀求深層次發展。中共中央南方局於1月成立，周恩來為書記兼管統戰。
當時重慶雖在國民黨統治下，但戲劇運動一直是在南方局和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國民黨有幾個大劇團，但他們缺少戲劇家，話劇一向是左翼力量占主導地位。比如：趙丹、白楊、魏鶴齡等參加了中宣部的“中電”劇團；陶金、舒繡文、周峰、孫堅白（石羽）、江村參加了軍委會的中國萬歲劇團；三民主義青年團的中央青年劇社主要力量是劇校畢業的耿震、沈揚、呂恩、劉厚生等。黨對參加國民黨劇團的進步戲劇工作者，不要求他們和劇團堅決劃清界限，也沒有放棄戲劇為抗戰服務的要求，更沒有放棄同國民黨不民主做法的鬥爭。
周恩來是戲劇運動司令部的主帥，參加指揮的先有陽翰笙，1942年後又來了夏衍、於伶、司徒慧敏同誌。對於戲劇工作，周恩來最重要的指示是：進行廣泛的統一戰線工作，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站到黨的路線、方針上來。最具體的方法就是交朋友。南方局首先結交的年輕朋友有周峰、孫堅白、江村等，由他們又結交了一大堆朋友，中年的朋友有曹禺、張駿祥等人。不僅是南方局工作人員關心他們，周恩來是很忙的，對以上年青的和中年的朋友都會見過，約他們到紅岩村、曾家岩、新華日報社來晤談，吃飯。這樣，進步的堅決跟黨走；中間的團結過來了，靠攏我們黨；落後的提高了認識，比較出共產黨比國民黨好。我們的隊伍越來越壯大。
拿編劇來說，抗戰時期統率重慶舞台的有十大編劇，他們是：郭沫若、陽翰笙、夏衍、曹禺、陳白塵、宋之的、袁俊（張駿祥）、吳祖光、於伶、老舍，他們或是共產黨員或是我們的朋友。國民黨沒有哪一個劇作家的作品，能和這十大編劇中任何一位相比的。至於導演、演員、舞台美術方麵人才，國民黨也都居劣勢，甘拜下風。
這一時期有兩出話劇的創作與演出，堪稱是重要成果。一是1940年4月5日中國萬歲劇團演出老舍、宋之的合作的《國家至上》，寫的是我國北方地區、漢回兩族人民團結抗日的故事。老舍、宋之的雖是黨外人士，他們的作品自覺地體現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劇中魏鶴齡飾張老師，孫堅白飾黃子清，張瑞芳飾張孝姑。張瑞芳以她北方姑娘樸實的氣質，又刻苦鑽研角色，演出取得卓越成就，在劇壇一舉成名。重慶回民同胞對她喜愛不已，稱她為“我們的張孝姑”。
再一出話劇則是流傳至今的《霧重慶》，也是中國萬歲劇團演出。劇作者宋之的在該劇中，揭露戰時國民黨統治區的腐敗，致使一些流亡的大學生在這大染缸中走向墮落。衝破迷霧的青年則投向西北抗日戰場。
《霧重慶》贏得觀眾強烈反響。周恩來看了演出後說：“這個戲很好，好就好在批判、揭露了國民黨。盡管還不深刻，但開了一個很好的頭。”爭看該劇的觀眾，頭一天晚上就在國泰大戲院門前排隊候票，劇團登報籲請“已看過《霧重慶》者，把機會讓給其他觀眾。”這使劇團的國民黨方麵負責人高興不已，對進步戲劇工作者倍加看重。
重慶創造中國話劇黃金時代
“皖南事變”發生，國統區一片白色恐怖。黨的統一戰線工作，麵臨更加複雜艱苦的境地。一方麵要保護黨員和民主人士的安全，進行疏散工作；一方麵要衝破國民黨在政治上、文化上的法西斯統治。
戲劇界由陽翰笙提出，周恩來同意，組織民間職業話劇團中華劇藝社，從戲劇方麵打開黑暗統治的突破口，動員中共在各個劇團（主要是國民黨官方劇團）積蓄的力量，開展“霧季演出”。這是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力量在戲劇界的大檢閱。從1941年10月開始，到次年5月，7個月時間內，重慶戲劇界憑借自己的力量，竟演出34出話劇和大歌劇《秋子》。不僅是數量多，質量也好。其中《北京人》、《棠棣之花》、《天國春秋》、《屈原》、《結婚進行曲》流傳至今，成為傳世之作。這一業績不僅在我國話劇史上是空前的，一個城市憑借自己的力量，在戲劇上創造出這樣輝煌成果，至今沒有任何城市做到過。在以後三年的霧季演出，加上1946年戲劇演出依然繁花似錦，盛況不衰，乃被話劇史家稱之為中國話劇的黃金時代。
重慶“霧季公演”所以取得這樣巨大的成績，首先是有黨的南方局和周恩來的正確領導，更加周恩來在戲劇上是內行，統戰工作上是表率。他不僅研究劇本、觀看演出，有的演出看好幾遍才發表意見。他的領導方法是，思想領導重於組織領導，不把自己意見強加於人；社會方式重於行政方式，采取交朋友，談心的辦法解決問題。周恩來在1943年6月赴延安籌備黨的“七大”工作之前，在戲劇界做了大量重要的、細致入微的工作，用他的汗水與心血灌溉了抗戰戲劇花。
1941年10月，《北京人》在抗建堂上演。這是曹禺新作，由一群剛出國立劇專大門不久的青年演員挑大梁任主演，為中央青年劇社闖天下，十分賣力，看戲的觀眾也很踴躍。然而這個戲卻受到一些文藝評論家的非議。主要說曹禺寫了反映抗戰內容的《蛻變》，又去寫與抗戰無關的劇本，這是倒退。這些評論大多是來自進步陣營的文藝家，其中包括著名的黨員文藝家荃麟。他的批評文章說：“這劇本給予我們的印象，多少還隻是一個家庭悲劇，要從這個家庭悲劇去看社會的悲劇命運，卻是不夠明確與具體。”周恩來不避抗建堂二百多級高坡，一遍又一遍觀看《北京人》演出，他看到《北京人》反對封建主義的深刻內涵及其藝術上的巨大成就。
他和南方局文委的同誌對該劇進行認真的討論後，讓他們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了《關於枙北京人枛》一文。文章說：“抗戰期間固然應該多寫活生生的英勇戰績和抗戰人物，但也不妨寫些暴露舊社會黑暗麵的劇本，去驚醒那些被舊社會束縛得喘不過氣來的人物，助之走向太陽，走向光明，走向新生活。”這就回答了對《北京人》與抗戰無關的批評。對於這些來自進步陣營或黨員的批評家，南方局和周恩來不因為他們是“自家人”而護短，勸告他們“收起他們抗戰八股式的批評”。與此同時，周恩來再去抗建堂觀看《北京人》的演出，並到後台看望了導演張駿祥和演職員們。之後，又在曾家岩周公館與曹禺晤麵，交談對《北京人》的看法。
周恩來為《北京人》拂去罩在上麵的塵土，深深地打動了曹禺和張駿祥的心靈，看到在重慶有周恩來這樣的領導，從事戲劇事業一定大有可為。他們兩人本有去上海和黃佐臨一起發展小劇場話劇藝術的打算，這時改變了主意，堅定地留在重慶抗戰劇壇。接著曹禺又有著名話劇《家》的創作。抗日大後方劇壇為擁有戲劇大師曹禺及其作品更加光華四射。
張駿祥繼之寫出劇本《萬世師表》，導演了《安魂曲》、《牛郎織女》等名劇而享有盛名，成為重慶抗戰劇壇民主鬥士和導演藝術權威。周恩來在統戰工作上，切實地實踐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為大家做出表率。
《北京人》從此演遍香港、桂林、成都、西安、洛陽、蘭州、貴陽、昆明、迪化（今烏魯木齊）、上海、北京、台灣等地，連延安都有演出。新中國成立後國內上演《北京人》的劇團不計其數。最近幾年，菲律賓、新加坡、美國等地都有演出，成為國內外舞台上的經典劇目。
在貫徹黨的統一戰線工作中，既要勤交朋友“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還要勤學、勤業，當自己這一行中的佼佼者，共產黨員更要勇挑重擔。
1941年11月，慶祝郭沫若50壽辰並紀念他創作25周年，上演郭老的《棠棣之花》就遇到難題。作為文壇一代宗師的郭沫若，原先並不擅長寫劇本。《棠棣之花》稿本拿出來之後，先後找應雲衛、史東山、陳鯉庭、馬彥祥幾位著名導演排練，他們都說：“《棠棣之花》有詩，沒有戲。”婉言推辭了。這不僅使郭沫若自慚，劇本若不能演出，紀念活動也失去光彩。這個難題擺在了周恩來麵前，他深知藝術創作決不能強人所難，經過深思熟慮，周恩來找到黨員戲劇家石淩鶴談心，動員他擔起該劇導演重擔，誠請那幾位著名導演協助。郭沫若也表示請導演和演職員們對劇本大膽修改。既有石淩鶴承當導演重擔，其他人也樂於獻計獻策，排演中對劇本作了重要修改，僅周恩來就寫了兩千多字修改意見，請郭沫若斟酌。這樣經過個別的交換意見，開小型座談會再改，再試演等辦法，不僅救活了《棠棣之花》，並取得觀眾爭看該劇演出，途為之塞的效果。
排演《屈原》時，屈原一角本來是請江村擔任的，江村是著名演員又是詩人，富文學修養，氣質演技都很適合。《屈原》劇本出來，一段《雷電頌》近兩千字，屈原在台上迸發出無邊無際的怒火，一次又一次呼喚雷電爆炸吧，震出霹靂似的轟響。江村是肺病之軀，還在吐血，他的身體能夠承受得了嗎？大家正為難時，金山從東南亞宣傳抗日歸來，屈原一角交給他承擔。這位共產黨員立即攻讀《楚辭》，晨昏吟誦在嘉陵江畔，廢寢忘食地鑽研角色，出色地完成演出任務。
張瑞芳是周恩來直接聯係的黨員。周恩來要求她，黨員當了演員，首先把戲演好。在1941年10月到次年4月霧季公演的六個月內，她排練並演出六出大戲，在《北京人》、《棠棣之花》、《大雷雨》、《屈原》四出大戲中，都是主要角色。創造了話劇史上演出新紀錄。她每天上下午排練，晚上進劇場，這半年時間幾乎沒見到過太陽是什麽樣？且不說在台上她要殫精竭慮地把戲演好，像這樣持續地無休止工作，單是體力消耗也是常人難以承受的。
做統戰工作，還要經得起委屈，承受住誤解。1942年底，因太平洋戰爭爆發，大批抗戰劇人撤退到重慶，南方局決定再辦一個民間話劇團體——中國藝術劇社，接替即將撤退到川西去的中華劇藝社的工作。組織上派與官方有社會關係的金山籌辦其事。這時，國民黨領略到話劇宣傳力量的厲害，限期國泰大戲院不準再演話劇。為此，中國藝術劇社申請成立、找演出場地都極困難。金山利用他在上海時期與杜月笙的關係，請杜月笙向官方為之據理力爭，劇社成立了，有了位於道門口的銀社劇場，還拉來國民黨方麵的張道藩等掛名當劇社理事。這種有團結有鬥爭、以鬥爭求團結達到我們的目的，本是統戰工作一大勝利，然而金山卻受到一些左翼人士的責罵，“文革”中更被“四人幫”誣之為“叛徒”。堪為告慰的是，中國藝術劇社成立後三年間，演出《家》、《戲劇春秋》、《芳草天涯》、《春寒》等15出話劇，擔起抗戰後期重慶話劇運動的重任，為抗日救亡、爭取民主、創造中國話劇黃金時代作出令人難忘的貢獻。
抗日戰爭勝利後，在政治上、藝術上都有了很大提高的重慶抗戰戲劇隊伍，隨著形勢的需要，移師上海和全國各地，開展影劇工作。很快就拍攝出《一江春水向東流》這樣享譽世界的影片，以及一大批其他優秀電影，並為解放後新中國戲劇電影事業準備了人才。抗戰時期的重慶，是孕育這些作品和人才的沃土。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我們敬愛的周恩來領導下創造出的這些光輝業績，將永留史冊。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中國共產黨在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張下，創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麵對日寇的大肆侵略，上海文藝界首先組成十多個抗日救亡演劇隊，全國各地也成立了各種演劇團體，掀起大規模的抗日救亡宣傳活動。隨著形勢的發展，很大一部分戲劇界人士先後抵達重慶。他們不避敵機的轟炸，不避饑寒交迫，不避特務的迫害與逮捕，演出一出出抗日救亡、反法西斯的戲劇，每年都有幾十出話劇搬上舞台。
抗戰八年間的重慶，話劇演出空前繁榮，廣泛普及。僅在城市劇場公演的話劇就達254出，不單是數量多，質量也高。如今，璀璨於中國話劇史上的傳世之作：《北京人》、《家》、《屈原》、《天國春秋》、《法西斯細菌》、《結婚進行曲》、《霧重慶》、《風雪夜歸人》、《清宮外史》等，皆創作並首演於重慶。與此同時，藝術創作人員刻苦學習，努力提高思想與藝術水平，乃有話劇皇帝項堃，金嗓子耿震，話劇四大名旦舒繡文、白楊、張瑞芳、秦怡之美喻。重慶抗戰劇壇，創造了如此輝煌的業績，乃被話劇史家稱之為中國話劇的黃金時代。這種局麵的形成，很重要的一條，是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引下，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來領導下取得的。
喊出第一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七七”事變發生，重慶文化界救國聯合會（即救國會）在共產黨員漆魯魚領導下，於1937年8月12日成立了“移動演劇隊”，廣納各界愛國青年，由蕭崇素、高夢覺帶領，赴北碚、巴縣、合川、璧山、江津、長壽、涪陵、豐都等街道、鄉鎮、碼頭，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沈陽之夜》、《烙痕》等十餘出話劇。以往，在蔣介石“不抵抗”政策統治下，不準說“東北是我們的”；現在，被壓迫的民族第一次發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吼聲。
1937年9月，中共黨員陳叔亮聯合成渝鐵路工程局、華西公司重慶發電廠的工程技術人員餘克稷、章功敘、梁少侯等50餘人，成立業餘演劇團體“怒吼劇社”。10月1日起在國泰大戲院公演三幕話劇《保衛盧溝橋》，成百上千的青年學生、店員、工商業者受到抗日救亡的鼓舞，要求參加“怒吼”。陳叔亮、餘克稷等都是來自北方有演劇經驗的大學生，本地青年不會說“國語”（普通話），於是把這些抗日熱情高漲的青年組成“街村演出隊”，用四川話宣傳抗日救亡，收到更好的宣傳效果。以後文藝界領導人總結工作經驗說：“鄉音也是有用的統戰工具。”
第一流話劇團體到重慶
1937年10月15日，由陳白塵、沈浮、孟君謀率領，擁有白楊、吳茵、謝添、路曦、施超、王獻齋、龔稼農等新老電影明星的上海影人劇團抵渝，這是第一個從外地來到重慶宣傳抗日救亡的演劇團體，他們在重慶演出了《盧溝橋之戰》等劇。
剛剛跨進1938年，四川旅外劇人抗敵演劇隊來了，在國泰大戲院公演《塞上風雲》，這出在武漢來渝的輪船上搶排出來的新戲，李恩琪飾金花，吳雪飾丁世雄。抗戰期間許多著名劇團演過《塞上風雲》，眾家評論，唯李恩琪的金花演得最好。
1938年1月28日，全國唯一的第一流話劇演出團體——上海業餘劇人協會到重慶。這裏麵有陳鯉庭、趙慧深夫婦，宋之的、王蘋夫婦，趙丹、葉露茜夫婦，陶金、章曼蘋夫婦，還有顧而已、魏鶴齡、錢千裏、謝添、高步霄等著名演員。這群藝術家不願收編在國民政府門下，他們靠演出的收入養活自己，從事抗日宣傳活動。被文藝界人士尊稱為陽大哥的陽翰笙，因他革命資深，有四麵八方的社會關係，肯為人排憂解難，受命於周恩來，在文藝界做統一戰線的工作。陽翰笙尊重業餘協會藝術家的選擇，並把他的新作話劇《塞上風雲》，拿給業餘協會首先在漢口演出。
上海業餘劇人協會在重慶演出《民族萬歲》、《塞上風雲》等拿手好戲。《塞上風雲》寫的是蒙、漢兩族人民，清除了在他們中間製造矛盾的日本間諜，消除隔閡，團結抗日的故事。是抗戰時期第一部以各民族聯合殺敵題材的話劇，形象地體現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作用。趙丹在劇中飾漢族青年丁世雄，葉露茜飾蒙族少女金花，陶金飾蒙族青年迪魯瓦。他們高超的表演技藝，藍天白雲燈光布景，讓重慶觀眾大開眼界，獲得輿論界的“演得太好、太逼真、太感動人”的讚譽。
上海業餘劇人協會的明星們，他們不僅在國泰大戲院演出，更走上街頭作抗日救亡的宣傳。上海電影明星謝添、陶金、章曼蘋、高步霄、劉鬱民、田烈等上街演戲，這一消息馬上傳遍大街小巷，成千上萬的群眾追著看演劇的隊伍。明星們從七星崗演到夫子池（今405電車起點站），沿都郵街（今民權路）演到較場口。觀眾們連聲誇獎地說：“這些明星沒得架子，上街演戲給老百姓看，這樣的明星我們看得起，合得來。”
劇壇總動員紀念戲劇節
1938年10月10日是中國第一屆戲劇節，適逢國共合作得比較好的時期。這時先後來渝的戲劇團體還有國立戲劇學校師生、上海戲劇工作社、中央電影攝影場劇團、中國電影製片廠的怒潮劇社。重慶群眾性的演劇團體猶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著名的有中大劇社、青年劇社，南開中學就有三個演劇隊。話劇演出的普及，極大地鼓舞了人民抗日愛國的熱情，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影響廣泛，正如一首歌曲中所唱的“工農兵學商，一起來救亡”。
戲劇界第一次紀念自己的節日，外來的、本地的，海派的、京派的，新劇與舊劇，專業的與業餘的戲劇工作者共1500餘人，組成25支演出隊，在市內和郊區持續上街演出20天。最後的壓軸戲，由話劇界二百餘人通力合作，演出四幕國防劇《全民總動員》。
話劇史家說，《全民總動員》也是話劇界的總動員。當時的話劇界人士，政治上不論左中右，藝術上不論造詣高的或普通一員，年齡上不論老中青，都要求為該劇演出盡一份力，哪怕上台跑個龍套也好。因此，《全民總動員》說明書上扮演角色的名單，是一份過於奢侈的中國第一流演員大薈萃的名單。他們是趙丹、白楊、舒繡文、顧而已、魏鶴齡、施超、高占非、王為一、英茵、章曼蘋、葉仲寅、潘孑農、淩琯如、江村、耿震、沈揚、戴浩。
那時，張瑞芳剛到重慶，隻演了個街頭賣香煙的難民。赫赫有名的戲劇家曹禺隻在戲裏演了個配角，宋之的演了個隻有一句台詞的新聞記者。國立戲劇學校校長餘上沅演了個看門老頭。
在《全民總動員》滿台演員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國民黨文化界首領張道藩，他在南京曾經指使流氓把痰盂砸上舞台，破壞正在演出的進步戲劇。這次他卻和進步戲劇界人士同台演戲，演一位出場不多的將軍。張道藩在國外學過戲劇，懂表演。他洋洋得意地說，這個角色隻有我演的下來，我熟悉高級將領（他當時是教育部次長）。他對在這次有重大意義的演出中扮演高級將領十分興奮，他在戲中演這個角色模仿蔣介石，他自己花錢做了件質量極好的黑披風穿在身上。他高興之餘，還和許多著名的男女演員合影留念。
這次演出，國民黨官員張道藩任演出委員會主任委員，吳漱予任總幹事，中國電影製片廠廠長鄭用之、中央電影攝影場場長羅學濂任演出委員。同時，中共黨員與進步人士擔任重要職務的有：章泯擔任演出委員會委員，沈西苓任導演團成員，趙銘彝負責宣傳組，梁少侯任票務組長，帶著地下民先的組織關係的張瑞芳在劇中演難民芳姑。因此，《全民總動員》的演出，稱得上是國共兩黨人士通力合作的一次勝利演出。
這出戲五天連滿七場，最後一天，沒有買到票的觀眾衝破五道防線，擠破了國泰大戲院大門，湧到劇場內看戲。這出戲的榮譽券50元一張，合當時黃金一兩。孔祥熙買了20張榮譽券，表示支持演出。
周恩來是戲劇運動的主帥
進入1939年，抗戰初期如火如荼的抗日潮流逐漸平靜下來，戲劇要謀求深層次發展。中共中央南方局於1月成立，周恩來為書記兼管統戰。
當時重慶雖在國民黨統治下，但戲劇運動一直是在南方局和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國民黨有幾個大劇團，但他們缺少戲劇家，話劇一向是左翼力量占主導地位。比如：趙丹、白楊、魏鶴齡等參加了中宣部的“中電”劇團；陶金、舒繡文、周峰、孫堅白（石羽）、江村參加了軍委會的中國萬歲劇團；三民主義青年團的中央青年劇社主要力量是劇校畢業的耿震、沈揚、呂恩、劉厚生等。黨對參加國民黨劇團的進步戲劇工作者，不要求他們和劇團堅決劃清界限，也沒有放棄戲劇為抗戰服務的要求，更沒有放棄同國民黨不民主做法的鬥爭。
周恩來是戲劇運動司令部的主帥，參加指揮的先有陽翰笙，1942年後又來了夏衍、於伶、司徒慧敏同誌。對於戲劇工作，周恩來最重要的指示是：進行廣泛的統一戰線工作，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站到黨的路線、方針上來。最具體的方法就是交朋友。南方局首先結交的年輕朋友有周峰、孫堅白、江村等，由他們又結交了一大堆朋友，中年的朋友有曹禺、張駿祥等人。不僅是南方局工作人員關心他們，周恩來是很忙的，對以上年青的和中年的朋友都會見過，約他們到紅岩村、曾家岩、新華日報社來晤談，吃飯。這樣，進步的堅決跟黨走；中間的團結過來了，靠攏我們黨；落後的提高了認識，比較出共產黨比國民黨好。我們的隊伍越來越壯大。
拿編劇來說，抗戰時期統率重慶舞台的有十大編劇，他們是：郭沫若、陽翰笙、夏衍、曹禺、陳白塵、宋之的、袁俊（張駿祥）、吳祖光、於伶、老舍，他們或是共產黨員或是我們的朋友。國民黨沒有哪一個劇作家的作品，能和這十大編劇中任何一位相比的。至於導演、演員、舞台美術方麵人才，國民黨也都居劣勢，甘拜下風。
這一時期有兩出話劇的創作與演出，堪稱是重要成果。一是1940年4月5日中國萬歲劇團演出老舍、宋之的合作的《國家至上》，寫的是我國北方地區、漢回兩族人民團結抗日的故事。老舍、宋之的雖是黨外人士，他們的作品自覺地體現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劇中魏鶴齡飾張老師，孫堅白飾黃子清，張瑞芳飾張孝姑。張瑞芳以她北方姑娘樸實的氣質，又刻苦鑽研角色，演出取得卓越成就，在劇壇一舉成名。重慶回民同胞對她喜愛不已，稱她為“我們的張孝姑”。
再一出話劇則是流傳至今的《霧重慶》，也是中國萬歲劇團演出。劇作者宋之的在該劇中，揭露戰時國民黨統治區的腐敗，致使一些流亡的大學生在這大染缸中走向墮落。衝破迷霧的青年則投向西北抗日戰場。
《霧重慶》贏得觀眾強烈反響。周恩來看了演出後說：“這個戲很好，好就好在批判、揭露了國民黨。盡管還不深刻，但開了一個很好的頭。”爭看該劇的觀眾，頭一天晚上就在國泰大戲院門前排隊候票，劇團登報籲請“已看過《霧重慶》者，把機會讓給其他觀眾。”這使劇團的國民黨方麵負責人高興不已，對進步戲劇工作者倍加看重。
重慶創造中國話劇黃金時代
“皖南事變”發生，國統區一片白色恐怖。黨的統一戰線工作，麵臨更加複雜艱苦的境地。一方麵要保護黨員和民主人士的安全，進行疏散工作；一方麵要衝破國民黨在政治上、文化上的法西斯統治。
戲劇界由陽翰笙提出，周恩來同意，組織民間職業話劇團中華劇藝社，從戲劇方麵打開黑暗統治的突破口，動員中共在各個劇團（主要是國民黨官方劇團）積蓄的力量，開展“霧季演出”。這是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力量在戲劇界的大檢閱。從1941年10月開始，到次年5月，7個月時間內，重慶戲劇界憑借自己的力量，竟演出34出話劇和大歌劇《秋子》。不僅是數量多，質量也好。其中《北京人》、《棠棣之花》、《天國春秋》、《屈原》、《結婚進行曲》流傳至今，成為傳世之作。這一業績不僅在我國話劇史上是空前的，一個城市憑借自己的力量，在戲劇上創造出這樣輝煌成果，至今沒有任何城市做到過。在以後三年的霧季演出，加上1946年戲劇演出依然繁花似錦，盛況不衰，乃被話劇史家稱之為中國話劇的黃金時代。
重慶“霧季公演”所以取得這樣巨大的成績，首先是有黨的南方局和周恩來的正確領導，更加周恩來在戲劇上是內行，統戰工作上是表率。他不僅研究劇本、觀看演出，有的演出看好幾遍才發表意見。他的領導方法是，思想領導重於組織領導，不把自己意見強加於人；社會方式重於行政方式，采取交朋友，談心的辦法解決問題。周恩來在1943年6月赴延安籌備黨的“七大”工作之前，在戲劇界做了大量重要的、細致入微的工作，用他的汗水與心血灌溉了抗戰戲劇花。
1941年10月，《北京人》在抗建堂上演。這是曹禺新作，由一群剛出國立劇專大門不久的青年演員挑大梁任主演，為中央青年劇社闖天下，十分賣力，看戲的觀眾也很踴躍。然而這個戲卻受到一些文藝評論家的非議。主要說曹禺寫了反映抗戰內容的《蛻變》，又去寫與抗戰無關的劇本，這是倒退。這些評論大多是來自進步陣營的文藝家，其中包括著名的黨員文藝家荃麟。他的批評文章說：“這劇本給予我們的印象，多少還隻是一個家庭悲劇，要從這個家庭悲劇去看社會的悲劇命運，卻是不夠明確與具體。”周恩來不避抗建堂二百多級高坡，一遍又一遍觀看《北京人》演出，他看到《北京人》反對封建主義的深刻內涵及其藝術上的巨大成就。
他和南方局文委的同誌對該劇進行認真的討論後，讓他們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了《關於枙北京人枛》一文。文章說：“抗戰期間固然應該多寫活生生的英勇戰績和抗戰人物，但也不妨寫些暴露舊社會黑暗麵的劇本，去驚醒那些被舊社會束縛得喘不過氣來的人物，助之走向太陽，走向光明，走向新生活。”這就回答了對《北京人》與抗戰無關的批評。對於這些來自進步陣營或黨員的批評家，南方局和周恩來不因為他們是“自家人”而護短，勸告他們“收起他們抗戰八股式的批評”。與此同時，周恩來再去抗建堂觀看《北京人》的演出，並到後台看望了導演張駿祥和演職員們。之後，又在曾家岩周公館與曹禺晤麵，交談對《北京人》的看法。
周恩來為《北京人》拂去罩在上麵的塵土，深深地打動了曹禺和張駿祥的心靈，看到在重慶有周恩來這樣的領導，從事戲劇事業一定大有可為。他們兩人本有去上海和黃佐臨一起發展小劇場話劇藝術的打算，這時改變了主意，堅定地留在重慶抗戰劇壇。接著曹禺又有著名話劇《家》的創作。抗日大後方劇壇為擁有戲劇大師曹禺及其作品更加光華四射。
張駿祥繼之寫出劇本《萬世師表》，導演了《安魂曲》、《牛郎織女》等名劇而享有盛名，成為重慶抗戰劇壇民主鬥士和導演藝術權威。周恩來在統戰工作上，切實地實踐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為大家做出表率。
《北京人》從此演遍香港、桂林、成都、西安、洛陽、蘭州、貴陽、昆明、迪化（今烏魯木齊）、上海、北京、台灣等地，連延安都有演出。新中國成立後國內上演《北京人》的劇團不計其數。最近幾年，菲律賓、新加坡、美國等地都有演出，成為國內外舞台上的經典劇目。
在貫徹黨的統一戰線工作中，既要勤交朋友“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還要勤學、勤業，當自己這一行中的佼佼者，共產黨員更要勇挑重擔。
1941年11月，慶祝郭沫若50壽辰並紀念他創作25周年，上演郭老的《棠棣之花》就遇到難題。作為文壇一代宗師的郭沫若，原先並不擅長寫劇本。《棠棣之花》稿本拿出來之後，先後找應雲衛、史東山、陳鯉庭、馬彥祥幾位著名導演排練，他們都說：“《棠棣之花》有詩，沒有戲。”婉言推辭了。這不僅使郭沫若自慚，劇本若不能演出，紀念活動也失去光彩。這個難題擺在了周恩來麵前，他深知藝術創作決不能強人所難，經過深思熟慮，周恩來找到黨員戲劇家石淩鶴談心，動員他擔起該劇導演重擔，誠請那幾位著名導演協助。郭沫若也表示請導演和演職員們對劇本大膽修改。既有石淩鶴承當導演重擔，其他人也樂於獻計獻策，排演中對劇本作了重要修改，僅周恩來就寫了兩千多字修改意見，請郭沫若斟酌。這樣經過個別的交換意見，開小型座談會再改，再試演等辦法，不僅救活了《棠棣之花》，並取得觀眾爭看該劇演出，途為之塞的效果。
排演《屈原》時，屈原一角本來是請江村擔任的，江村是著名演員又是詩人，富文學修養，氣質演技都很適合。《屈原》劇本出來，一段《雷電頌》近兩千字，屈原在台上迸發出無邊無際的怒火，一次又一次呼喚雷電爆炸吧，震出霹靂似的轟響。江村是肺病之軀，還在吐血，他的身體能夠承受得了嗎？大家正為難時，金山從東南亞宣傳抗日歸來，屈原一角交給他承擔。這位共產黨員立即攻讀《楚辭》，晨昏吟誦在嘉陵江畔，廢寢忘食地鑽研角色，出色地完成演出任務。
張瑞芳是周恩來直接聯係的黨員。周恩來要求她，黨員當了演員，首先把戲演好。在1941年10月到次年4月霧季公演的六個月內，她排練並演出六出大戲，在《北京人》、《棠棣之花》、《大雷雨》、《屈原》四出大戲中，都是主要角色。創造了話劇史上演出新紀錄。她每天上下午排練，晚上進劇場，這半年時間幾乎沒見到過太陽是什麽樣？且不說在台上她要殫精竭慮地把戲演好，像這樣持續地無休止工作，單是體力消耗也是常人難以承受的。
做統戰工作，還要經得起委屈，承受住誤解。1942年底，因太平洋戰爭爆發，大批抗戰劇人撤退到重慶，南方局決定再辦一個民間話劇團體——中國藝術劇社，接替即將撤退到川西去的中華劇藝社的工作。組織上派與官方有社會關係的金山籌辦其事。這時，國民黨領略到話劇宣傳力量的厲害，限期國泰大戲院不準再演話劇。為此，中國藝術劇社申請成立、找演出場地都極困難。金山利用他在上海時期與杜月笙的關係，請杜月笙向官方為之據理力爭，劇社成立了，有了位於道門口的銀社劇場，還拉來國民黨方麵的張道藩等掛名當劇社理事。這種有團結有鬥爭、以鬥爭求團結達到我們的目的，本是統戰工作一大勝利，然而金山卻受到一些左翼人士的責罵，“文革”中更被“四人幫”誣之為“叛徒”。堪為告慰的是，中國藝術劇社成立後三年間，演出《家》、《戲劇春秋》、《芳草天涯》、《春寒》等15出話劇，擔起抗戰後期重慶話劇運動的重任，為抗日救亡、爭取民主、創造中國話劇黃金時代作出令人難忘的貢獻。
抗日戰爭勝利後，在政治上、藝術上都有了很大提高的重慶抗戰戲劇隊伍，隨著形勢的需要，移師上海和全國各地，開展影劇工作。很快就拍攝出《一江春水向東流》這樣享譽世界的影片，以及一大批其他優秀電影，並為解放後新中國戲劇電影事業準備了人才。抗戰時期的重慶，是孕育這些作品和人才的沃土。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我們敬愛的周恩來領導下創造出的這些光輝業績，將永留史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