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抗戰戲劇

第三十三章 從外行到內行——記李慶升

　　一

　　1949年，西南服務團文藝大隊在上海大夏大學集中時，我們這群文化人來到大隊部，有個穿二野黃軍服的光頭同誌接待，他大包、小包幫著提，又打水來請我們洗臉，我們心想這個勤務兵滿勤快的，也就安之若素了。隔了一天集合時發現不對了，站在台階上向大家講話的，就是那天被我們認作是勤務兵的，他就是文藝大隊的教導員李慶升。他一口山東腔，管肥皂叫洋堿，我們許多人心中都有一句沒有說出口的話，這句話就是“土八路。”十天以後的8月1日，大隊在南京作從上海出發後的行軍小結，李慶升不拿隊員花名冊，看著一個個隊員，逐一的叫出名字來，112人無一差錯。這下子把我們這些文化人征服了。有幾個同誌不無驕傲地說：“怎麽樣？給文藝大隊派來的教導員，豈能是庸庸碌碌之輩。”

　　二

　　文藝大隊到重慶後改為重慶市委文工團，又吸收了原演劇十二隊和重慶本地話劇界的能人。李慶升任團長。建團兩個多月就演出大型話劇《紅旗歌》。這個戲大幕一打開就把觀眾看傻了，小小一個舞台變成了大廠房，紡紗機一排一排地排過去，看上去有一百多米遠。有人要求上台去看看，這座舞台到底有多深。所有來看戲的文工團都說：你們進城沒有幾天，怎麽提高得這樣快。文藝大隊一些同誌聽了這話都笑了，他們心裏說，十幾年來我們就是搞這個的，這是我們的老本行。李慶升臉上也泛起高興的紅暈。

　　《紅旗歌》一炮打響。曹荻秋市長題寫了“紅旗劇場”四個大字，紀念《紅旗歌》演出成功，把演《紅旗歌》的抗建堂易名為“紅旗劇場”。李慶升知人善任，這群文化人各盡其力，話劇演的好的名聲傳了出去，重慶觀眾都知道這個文工團是從西南服務團文藝大隊來的。抗美援朝開始，市文工團又演了《俄羅斯問題》，劉伯承、鄧小平都來看了戲，都為劇本和演出叫好。文工團又演了《保爾·柯察金》，當時人人都要學保爾的革命精神，成了幹部必看、學生必看的戲。這個戲中俄羅斯的湖光山色、樹林花卉，美麗如畫的色彩非常逼真，像是從彩色電影中搬下來的，幕一打開，觀眾就看得如醉加癡。“西南第一”的盛譽自然而然地落在重慶市文工團頭上來了。這沒有辦法，是觀眾的認可。李慶升的山東老戰友們見了李慶升就說：“沒想到你這個帶民工的人，帶了這樣好的一個文工團，領導這麽多有本事的文化人。”賀龍司令員更有意思，他向部隊文工團發出“打倒市文工團”的號召。當然，這種“打倒”是要超過它的意思，要把“西南第一”這個盛譽奪到部隊文工團手中來。

　　三

　　1951年6月，中央文化部召開全國文工團工作會議，要求大城市設劇院或劇團，要有自己的創作劇目，重慶市文工團卻報不出自己的創作來。1951年10月，中共重慶市委發出指示：“市文工團必須有自己的創作，關門一年也要寫出自己的劇本來。”

　　李慶升是個好勝的人，他不甘於在困難麵前低頭，完成上級交下來的任務是這樣，打乒乓球、學跳交際舞也是這樣。不學則已，一學必要居人之上。這時他想起以寫作見長的石璽和石曼，早在一年前就下到101鋼鐵廠去了，從建立工會、抓特務、軋製鋼軌……都參加了的，要創作必須要有生活，沒錯。李慶升帶了導演趙鏘和演員田廣才直奔101廠。

　　在創作組五個成員中，除了李慶升，都看過或演過不少戲。這時的李慶升，連十個話劇劇本都沒有看夠數。創作組成立之初，他就下決心不當掛名的領導，要親自參與實踐。他當眾宣布：在劇本創作上，誰的意見對就聽誰的，不能官大的說了算。還有，每個人都要一個心思搞劇本，老婆、孩子、戀愛都要放在一邊，星期天也不放假。私下裏他和我們開玩笑地說：“你們都是靈魂，我來當工具。有我在，把茶水飯菜搞好點。”後來，他就一頭紮在鋼鐵廠的生活中去。他先向石曼、石璽了解情況，軍代表、廠長、車間主任、技術人員、老工人、新工人，他都和他們談心。李慶升在生活中發現，來自農村的工人對鋼軌軋成軋不成格外關心，對修建成渝鐵路有特殊的感情。這以後，我們劇本中就有了一個淳樸憨厚的農民工人魏海清。李慶升為魏海清創造了一句台詞：“解放前都是老百姓為當兵的修路，解放後當兵的為我們老百姓修路。”這句概括新舊社會大不同的形象化語言，受到評論界好評。

　　1952年1月4日，中共重慶市委召開常委會，市委書記張霖之、曹荻秋、王維綱，市委常委、宣傳部長任白戈等到會，他們一致肯定中國工人用自己生產的鋼軌修築成渝鐵路的劇本提綱，我們幾位作者不論黨員或非黨員都列席了會議，還發了言，回來以後心中都樂滋滋的。李慶升則感到擔子更沉重了，在黨的會議上，他要求當時創作組的黨員，一定要把劇本寫好。他日以繼夜地鑽研劇本中的問題，直到累得不行睡著了事。每當我們覺得寫出來的劇本夠滿意了，他要大家“自己多踢幾腳”，他常說自己推翻了比讓別人推翻了好。他這種思想方法確實比我們幾個寫劇本的高出一頭。他這個外行倒成為領導我們寫劇本的內行。果不其然，劇本《四十年來的願望》上演以後大受觀眾歡迎，中國青年藝術劇院院長、戲劇家吳雪來渝看了演出，請中央文化部打電報，調作者到北京去，他領導的國家劇院要上演這個劇本。

　　四

　　中國青年藝術劇院是一個老藝術家、老幹部集中的演劇團體，金山、吳雪、孫維世、周來、李之華、石羽、張逸生、王班、白淩、雷平等，都是三十年代從事文藝工作的，他們又請來張光年（光未然）領導修改《四十年的願望》，搬來中國著名的老戲劇家洪深，擔任這個戲的導演。經過專家和劇組的討論，我們帶去的《四十年的願望》演出本，一方麵被譽為觀眾喜歡的反映我們時代的佳作，一方麵被推敲得“七零八落”。戲劇專家們的意見頭頭是道，使我們幾位作者和李慶升開闊了眼界，學得了不少寫劇技巧。劇本在重新結構以後，整體是順通流暢了，可有些本來在舞台上頗為吸引觀眾的戲再也用不上了，這些都來自生活，重慶上上下下的觀眾都為之拍巴掌的戲。更重要的是，劇本的生活氣息不如原來濃烈，感染力削弱了。魚與熊掌二者不可得兼，時間緊迫，用李慶升的話說：火燒眉毛，何去何從？

　　這時，老作家沙汀已從重慶調到北京來，在重慶他曾和我們一道冒酷暑、流汗水創作這個劇本。李慶升有了主意，走，找沙汀去。全體立即行動。

　　“我們這個戲不是在亭子間編出來的。”沙汀聽完李慶升談完這些日子的苦惱，他先激動起來：“這個劇本是從生活裏沙裏淘金寫出來的，白戈同誌和市委領導都認可了的。丟掉了這些就丟掉了這個劇本的特色。”他愈說愈不能抑製住自己：“他們是專家，我們也不是外行。”

　　從沙汀那裏回來，李慶升已經有了自己的主張，無論這個戲怎麽改，從生活中提煉出來的好戲不能丟，他讓我這個黨員先去和吳雪院長溝通。

　　劇院的周來，帶領演員去重慶體驗生活也回來了，他們看了我團《四十年的願望》的演出，那些生活氣息濃鬱，受到觀眾歡迎的戲，他們也不願意丟。

　　這樣，經過幾天日日夜夜的思慮，李慶升拿起筆來，不計自己文化淺陋，帶頭修改起劇本來，他改出來的稿子，雖然有時語法不大通順，他的思路是對頭的。經過大家再加工，劇本登上新的台階，李慶升也受到鼓舞，到了劇本的最後兩場戲，根據他的口授，經過石璽的紀錄、整理，竟然可以單獨成篇了。這時，我們開玩笑地對他說：“現在你是靈魂，我們是工具了。”曆時半年，劇本做了五次大修改，終於被認可交付排練了。這時，我們赴京的四位作者，每個人身上都掉了幾斤肉。李慶升更是兩頰下陷，像隻瘦猴。

　　1953年5月，《四十年的願望》由青藝在北京公演。周恩來總理看後說：“這是一台歌頌中國工人階級的好戲。”賀龍帶著這個戲奔赴朝鮮演出。李慶升被吸收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戲劇家協會會員。

　　五

　　1953年，李慶升從北京回到重慶以後，立即奔赴團裏另一個劇本《嘉陵江英雄歌》創作組，他和作者一起下河背纖拉船。在創作中想出來的點子，常具新意，從不在其中沽名釣譽。因此，他成為各個創作組最受歡迎的人。

　　當大躍進的鑼鼓敲得震天響的年月裏，有些劇團的領導為了響應號召，宣稱一年要創作上百個劇本，還要超曹禺、趕過郭沫若。懂得了創作規律的李慶升，嚴峻地指出，這是吹牛。為此，他被貶為右傾，雖靠邊站而不悔。但是，若是經過努力奮鬥能夠取勝的創作，他決不放棄機會。1964年，四川省舉行話劇會演，接到通知距離會期隻有三個多月的時間，有的領導認為劇本還沒影子，不參加算了。他說我們有創作的實力，為什麽不參加？他及時組織力量去南岸皮革廠，日夜奮戰，寫成劇本《比翼高飛》。

　　這出戲不僅在四川得獎，還演到北京，演到了東北。因此，李慶升給人的印象是，他從外行開始領導文工團，每事又都能取勝，真是新鮮事。其實，他正因為不甘於當外行，而刻苦鑽研，逐步成為內行，使重慶市話劇團的創作和演出呈現了繁花似錦的景象，名列全國十個著名話劇團體之一。

　　李慶升在劇本創作上堪稱從外行到內行的一個典範。

　　六

　　70年代後期幾年間，李慶升調往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擔任領導工作。他為全市文藝工作的發展嘔心瀝血，各種創作繁榮於一時，成績卓著。這時，各種文藝家辭典、戲劇家小傳紛紛來函要為他立條目，李慶升視之若浮雲。各方一再函電催之，他都無片言隻字寄去，一時又被視為新鮮事。他說，重慶文藝界有點成績，上有市委領導和任白戈長期的建樹，下有大家的努力，我李慶升有多少成績好上書的。

　　1982年，李慶升辦了離休。他由於體弱多病，常在病床上，雖然把文藝界的人和事經常係在心上，但自忖不能再貢獻力量，他不願當個空頭藝術家，多次請求取消他中國作家協會、中國戲劇家協會會員資格。他這種做法，有關章程上似也沒有這樣規定，但他這種不務虛名的精神，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李慶升於1990年9月30日與世長辭，他鍥而不舍克服困難的精神和實事求是的風範，是值得我們懷念、學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