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紀實傳記
> 周恩來與抗戰戲劇
> 第三十二章 追念任白戈——兼記《四十年的願望》創作始末
第三十二章 追念任白戈——兼記《四十年的願望》創作始末
20世紀50年代，重慶市文工團創作的話劇《四十年的願望》，在全囯享有盛名。這個劇本的創作，貫注有任白戈的心血與汗水。尤其是這個劇本又被選入中國話劇50年劇作選和百年劇作選，成為建國後重慶唯一入選的劇本時，更引起了我對任白戈的思念。
我在1949年到重慶以前，並不認識任白戈，隻知道他是知名的左翼作家，與四川的著名作家沙汀、艾蕪相知相處，三十年代曾任“左聯”秘書長，1935年東渡日本領導留日中國學生的文化運動，著文參加過“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的論爭；1937年奔赴延安，曾任抗大教員，還寫過話劇《血祭上海》。新中國成立前夕，他是當時為數不多參與討論建國大計的全國政協委員之一。
我所在的二野西南服務團文藝大隊，到重慶後立即改編為重慶市委文工團，當時任白戈是市委常委兼宣傳部部長。一天早晨他不請自來，到了分配給我團的破破爛爛的抗建堂劇場，他指著那一排排坐上去就搖晃的長椅子說，這樣不行，既是欣賞藝術，就要讓觀眾坐得舒服些，他沒有講研究研究之類的話，立即批了張相當於現在20萬元的專款購置座椅，把劇場修理粉刷一新。
重慶市文工團首演大型話劇《紅旗歌》，名揚成渝兩地；但在我們接管的演員中有位叫鄭榕的遠走北京，在《龍須溝》中扮演重要角色趙大爺，名揚全國。任白戈聽說後惋惜不已，立即發出“善待英才”的指示。
市文工團在一年半時間內，連續演出了百場《紅旗歌》以及《保爾·柯察金》、《俄羅斯問題》等名劇，譽滿大西南。不料，1951年的全國文工團會議上，重慶市文工團劇本創作成績卻是空白。中共重慶市委10月發出指示：“市文工團關門一年，也要拿出自己的劇本來。”
當時，我和石璽在101廠（現重鋼）體驗生活，並在軍代表工作室兼任工作已經一年多了。101廠有以往40多年間要修成渝鐵路的許多故事。
煉鋼車間有位民國32年來廠當工人的破產農民，他在家時已繳納了民國60年的“按糧認股”鐵路捐，他朝思暮想火車能從他家鄉門前開過；軋鋼車間有位在國外學成歸來的工程師，新中國成立前來這個廠，廠裏一寸鋼軌也沒有軋出來過，他痛心學而無用，已經把軋鋼技術書籍塵封多年。他對我和石璽說：“國民黨的成渝鐵路工程局成立多年，那些當官的修鐵路，除了鋪路的石頭子打算用中國的，鐵軌、道釘、魚尾板都要買外國的。”
任白戈聽了我和石璽的匯報後，他說，以社會生活為文藝創作的源泉你們做得不錯，具備了寫鋼鐵廠供應鋼軌、修建成渝鐵路劇本的基礎。他要親自領導這個劇本的創作，並叫劇團的導演和演員及早參加到劇本創作中來。
劇本創作過程當中，最苦惱的是寫出來的軍代表和先進工人，說的都是正確話，做的都是正確事，卻缺少對人物性格化的創造。我們對情所獨鍾的老工人，對雖有技術、思想上卻趕不上生產需要的工程師的塑造，許多地方都妙語連珠，栩栩如生。任白戈看了後無奈地說：“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你們這個劇本隻能以長補短了。”
劇本初稿出來，就受到出乎我們意料的重視，市委召開常委會討論劇本，劇作者不論是否黨員，都列席市委常委會參加討論。
1952年7月，劇本創作進入攻堅階段。任白戈請來了老作家沙汀，和我們一起解決劇本中塑造正麵人物的難題。創作組成員加上沙汀，六個人坐在抗建堂劇場的地上討論劇本的修改，酷暑難擋，汗水打濕了衣裳，我們一個個索性打著赤膊，好在都是男子漢。任白戈一有空就來，他的汽車隻能開到純陽洞街口馬路上，到劇場來的二百多級石梯坎還得他自己爬。任白戈每一次來都累得滿頭大汗，和我們共飲白開水解渴，稍有優待的是，他坐在從票房拉過來的一張舊籐椅上。他不滿意我們劇中人物說的一些口水話，每看到劇本中有放在哪個人物口中都可以說的語言，他就搖頭說：“人物的語言要沙裏淘金。”有一次，我們把老工人對軍工參加修成渝鐵的感慨概括為“過去是老百姓修路給當兵的走，現在是當兵的修路給老百姓走”這樣一句話，用在劇中那位老工人身上，他大為讚揚地說：“這樣形象化的對比，道出新舊社會的不同，才叫藝術化的語言。”
一天晚上，為了趕一場戲，任白戈把我們叫到他家裏去開夜車。他先和我們聊天，問我們幾十個日日夜夜趕寫劇本，戀愛的對象有沒有意見？
當時誰也沒有好意思回答，卻感受到他關心我們的感情生活，心中暖融融的。夜半三點多鍾，我們把稿子趕出來了，他從裏屋的床上起來，拿出準備好的鍋盔和鹵肉招待我們。他逐句逐字地看我們的稿子，或點頭稱是，或停下來和我們商量共同改好。那個年代，文學作品中很少寫人物有戀愛關係的，我們在劇中寫了一個青工積極分子與老工人的女兒偷偷地談戀愛，頗富戲劇性，卻怕有小資情調之嫌。任白戈看了後說：“飲食男女，人之常情，當然可以寫。”我們聽了十分高興，狼吞虎咽地吃著消夜。他看完一頁，馬上拿去刻印，省掉了層層審查。早上8點，劇本已到了導演和演職員手中，進行排練。
緊接著成渝鐵路通車，劇本即將上演，市委領導傳來一項對劇本演出的要求：“一定要在舞台上看到成渝鐵路跑火車。”我們馬上想到，在舞台上表現跑火車，側麵的、象征性的才是藝術。造一個火車模型搬到舞台上來開動，不僅是技術上有困難，更重要的是不藝術化，太笨，豈不貽笑大方。心中埋怨市委領導不懂藝術，給我們出難題。於是我們搬來了任白戈，心想他是懂藝術的，請他去回複市委領導。任白戈聽了我們的意見後，思索了一下說：“寫四十年來的願望，觀眾看不到舞台上通車，感情上得不到充分滿足，尤其對重慶的觀眾是這樣的。”任白戈鼓勵我們說：“你們在技術上想想辦法，能讓火車在舞台上跑，受到觀眾熱烈歡迎，也就是藝術。”
果然，我們舞台技術方麵的能人，在布景上出了點主意，從遠處長江邊的山體隧道出口處讓一列火車從那裏沿著軌道跑出來，車頭還突突突地冒煙長鳴。演出時，滿場觀眾興奮地站起來爭看火車，熱烈地鼓掌歡呼。
任白戈的這番見解，讓我們自認為懂得藝術的作者，領悟到藝術形式應該和時代要求、和人民思想感情相通，劇本的生命在於演出。這真應了那句話：“理論是灰色的，實踐之樹常青。”
《四十年的願望》在重慶演出了150多場，劇場觀眾對演出的反應特別熱烈，極大地感染了前來看戲的著名戲劇家吳雪。吳雪時任北京中國青年藝術劇院院長，他要把這個劇本帶往北京演出，並請作者盡快赴京修改劇本。
國家劇院要演《四十年的願望》，這對我和石璽來說真是喜從天降，嘴裏念著“不要驕傲自滿”，在一片歡騰氛圍中，任白戈又請市長曹荻秋批準我們坐飛機啟程，我們怎能不像騰雲駕霧似的飄飄然起來。就在這時，任白戈具名讓我們給在中央負責文藝工作的周揚帶去一封信，信的內容雖然沒有告訴我們，卻在談話中對我們說：“你們不能因為劇本在北京演出，就像狀元及第，文章都是自己的好。現在的劇本裏，黨的代表、先進工人的性格刻畫、語言推敲都很不夠，要歡迎別人’吹毛求疵‘。要記住’道吾惡者是吾師‘這句話，別人給劇本提意見，你拿金銀財寶也換不來。”他著重地囑咐我們：“不要把個人得失看得太重，要想到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到了北京，我們才看到中國青年藝術劇院人才濟濟。在吳雪、金山兩位院長下麵，擁有來自延安的孫維世、周來、鄧止怡、李章、雷平、白玲，他們不僅是戲劇家，又是師、團級幹部，有的還是紅軍時代參加革命的；又有陳永倞、石羽、張逸生、路曦、金淑之、冀淑平等，抗日時期在重慶創造了中國話劇黃金時代的明星。國家劇院的演出水平，不愧為第一流的，尤其是在《四十年的願望》中扮演軍代表的周來，他自己就是黨的老幹部，在劇中規定情境中的言談舉止，一如是他自己的生活。周揚時任中宣部、文化部副部長，派來了張光年（光未然）、李之華領導我們修改劇本。耑請話劇界前驅洪深擔任《四十年的願望》導演。“青藝”黨組織在支部大會上，要求全院黨員為劇本獻計獻策，照顧好我們幾位作者的生活，把我們安排在吳雪院長住的同一層樓裏。“青藝”的同誌和洪深給劇本提出了許多意見和修改的點子，我們就一次又一次夜以繼日地修改劇本。幾個月下來，每個人身上都掉了幾斤肉，劇本在思想上、藝術上確有不少長進。這時，原重慶市領導張霖之、段君毅，作家沙訂也調到北京工作，他們對劇本的修改另有看法，認為劇本的生活氣息不如本來濃厚了。
我們幾個寫本子的處在兩難之中，難以應對，痛苦到極點。這時，重慶的任白戈、北京的吳雪都了解作者為難處，鼓勵我們不要打退堂鼓，堅定地把劇本寫下去。
1953年5月，經過11次修改的《四十年的願望》即將由“青藝”在北京上演。一天上午，賀龍忽然來到劇院，召集《四》劇劇組人員談話。他指著我們說，你們吃了四川人民幾年大米，要寫四川軍工、民工對修鐵路的貢獻。又說，這是第一部反映我國大規模建設的劇本，要讓它長上翅膀，演到全國、演到外國去（後來，《四十年的願望》不但有十四個省、市劇團演出，並由’青藝‘出國前往朝鮮演出）。賀老總問到誰在領導修改劇本時，忽然來了句：“周揚不行，他是小資產階級。我替你們請客，請總理明天來看戲。”
賀老總一走，急壞了吳雪院長。他首先宣布：賀老總說周揚的那句話不準外傳。接著找我們作者商量，怎樣加上表現軍工、民工對修成渝鐵路的貢獻。導演洪深也被請來了，洪深說：“這有何難？在尾聲通車典禮時，安排幾位修路的軍工、民工英雄代表，由軍樂隊演奏樂曲歡送上場，台上群眾歡迎，台下觀眾必然也會鼓掌。我要觀眾鼓多久掌聲，就鼓多久。”大家同聲稱妙，佩服洪深不愧為導演大師。
第二天夜幕降臨時，汽車一輛接一輛開到青藝劇場門前。羅瑞卿來了，萬裏來了，張霖之、段君毅來了，周揚也來了。中央各部委負責人的車，從東單排到王府井大街南口。我們四個作者猶如命懸一線的緊張，我們當時所想的確實不是個人得失，想的若是劇本被否定，難見重慶101廠員工，難見重慶觀眾，對不起任白戈，對不起扶植我們這個劇本成長的吳雪院長。我們緊張地不敢在劇場看戲等待結果，而是漫步向天安門方向走去，打發這難挨的幾個小時。
我們回到劇場時，觀眾已經散盡，隻見導演洪深先生夾著辦公大皮包出來，匆匆忙忙地對我們說了句，“演出通過了，我要趕緊去發個外文稿的公演消息。”周總理對《四十年的願望》的評價：“這是一出歌頌中國工人階級的好戲，可以公演。”吳雪又告訴我們說：賀老總看到軍工代表上場，他跟觀眾一起熱烈地鼓掌，高興極了。周總理既稱讚《四十年的願望》是歌頌中國工人階級的好戲，那些對這個修改本持有不同的意見，也就煙消雲散。北京許多同誌都對我們說：“你們有任白戈領導文藝工作是幸福的。”
任白戈不僅是學識淵博，眼界開闊，最令人欽佩的是：他思想解放，認準該辦的事，敢於負責；對上不唯唯諾諾，對下不敷衍塞責，係情於民。
市文工團成立之初，就人才濟濟，演出成績卓著，譽滿大西南。當時，市文化局想接手過去。任白戈對他們說：我領導好這個團都很費力，你們等兩年再說吧。
1956年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市文工團想演出《雷雨》、《日出》之類的話劇，有人卻憂心忡忡地說，市文工團的這些知識分子的改造，才有了點無產階級氣質，演那些戲，又要演回去了。仼白戈直言說：“《雷雨》、《日出》可以演，無產階級氣質演不回去的。”
話劇團演員曹櫻，她扮演的角色屢受好評，在《霧重慶》中飾女主角林卷妤，觀眾通宵排隊爭看她的演出；在電影《五更寒》、《猛龍沙》中外聘擔任女一號，聲名大振。在調級中，因為她的丈夫被劃為右派，領導對她調級舉棋不定，任白戈主張“善待英才”，曹櫻從文藝11級提至8級。
文藝界搞集體創作署名時有個陋習，凡領導、級別高者，不論對作品創作貢獻大小，皆署名在前；長期深入生活，出力最多、貢獻最大的創作員，反而排名在後。任白戈主張根據作者對作品創作貢獻多少署名。《四十年的願望》最後獲獎演出本及出版本，就是這樣做的。
1960年，市川劇團接受赴京演出任務。這時正值三年饑荒期間，演職員們一日兩餐，食不果腹，餓得身薄體瘦，人人仍黎明即起，練功、練嗓、練樂器不懈。精神雖可嘉，但終歸影響舞台演出質量。任白戈時任市委書記，他權為民所用，批示每月補助川劇團菜油一百斤（當時每人每月僅供應菜油二兩），全團演職工激動非常，倍加努力地把戲演好。
50多年來，任白戈悉心領導文藝工作的事跡在全國都傳為佳話。至今，仍有媒體向我們采訪時談及此事。我們說：不要求領導文藝創作的人，都像任白戈是文學家。但要有任白戈關心文藝工作、關心人的細致入微的精神；敢於負責，權為民所用。
（該文原刊於大型文學雙月刊《紅岩》2007年第六期）
我在1949年到重慶以前，並不認識任白戈，隻知道他是知名的左翼作家，與四川的著名作家沙汀、艾蕪相知相處，三十年代曾任“左聯”秘書長，1935年東渡日本領導留日中國學生的文化運動，著文參加過“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的論爭；1937年奔赴延安，曾任抗大教員，還寫過話劇《血祭上海》。新中國成立前夕，他是當時為數不多參與討論建國大計的全國政協委員之一。
我所在的二野西南服務團文藝大隊，到重慶後立即改編為重慶市委文工團，當時任白戈是市委常委兼宣傳部部長。一天早晨他不請自來，到了分配給我團的破破爛爛的抗建堂劇場，他指著那一排排坐上去就搖晃的長椅子說，這樣不行，既是欣賞藝術，就要讓觀眾坐得舒服些，他沒有講研究研究之類的話，立即批了張相當於現在20萬元的專款購置座椅，把劇場修理粉刷一新。
重慶市文工團首演大型話劇《紅旗歌》，名揚成渝兩地；但在我們接管的演員中有位叫鄭榕的遠走北京，在《龍須溝》中扮演重要角色趙大爺，名揚全國。任白戈聽說後惋惜不已，立即發出“善待英才”的指示。
市文工團在一年半時間內，連續演出了百場《紅旗歌》以及《保爾·柯察金》、《俄羅斯問題》等名劇，譽滿大西南。不料，1951年的全國文工團會議上，重慶市文工團劇本創作成績卻是空白。中共重慶市委10月發出指示：“市文工團關門一年，也要拿出自己的劇本來。”
當時，我和石璽在101廠（現重鋼）體驗生活，並在軍代表工作室兼任工作已經一年多了。101廠有以往40多年間要修成渝鐵路的許多故事。
煉鋼車間有位民國32年來廠當工人的破產農民，他在家時已繳納了民國60年的“按糧認股”鐵路捐，他朝思暮想火車能從他家鄉門前開過；軋鋼車間有位在國外學成歸來的工程師，新中國成立前來這個廠，廠裏一寸鋼軌也沒有軋出來過，他痛心學而無用，已經把軋鋼技術書籍塵封多年。他對我和石璽說：“國民黨的成渝鐵路工程局成立多年，那些當官的修鐵路，除了鋪路的石頭子打算用中國的，鐵軌、道釘、魚尾板都要買外國的。”
任白戈聽了我和石璽的匯報後，他說，以社會生活為文藝創作的源泉你們做得不錯，具備了寫鋼鐵廠供應鋼軌、修建成渝鐵路劇本的基礎。他要親自領導這個劇本的創作，並叫劇團的導演和演員及早參加到劇本創作中來。
劇本創作過程當中，最苦惱的是寫出來的軍代表和先進工人，說的都是正確話，做的都是正確事，卻缺少對人物性格化的創造。我們對情所獨鍾的老工人，對雖有技術、思想上卻趕不上生產需要的工程師的塑造，許多地方都妙語連珠，栩栩如生。任白戈看了後無奈地說：“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你們這個劇本隻能以長補短了。”
劇本初稿出來，就受到出乎我們意料的重視，市委召開常委會討論劇本，劇作者不論是否黨員，都列席市委常委會參加討論。
1952年7月，劇本創作進入攻堅階段。任白戈請來了老作家沙汀，和我們一起解決劇本中塑造正麵人物的難題。創作組成員加上沙汀，六個人坐在抗建堂劇場的地上討論劇本的修改，酷暑難擋，汗水打濕了衣裳，我們一個個索性打著赤膊，好在都是男子漢。任白戈一有空就來，他的汽車隻能開到純陽洞街口馬路上，到劇場來的二百多級石梯坎還得他自己爬。任白戈每一次來都累得滿頭大汗，和我們共飲白開水解渴，稍有優待的是，他坐在從票房拉過來的一張舊籐椅上。他不滿意我們劇中人物說的一些口水話，每看到劇本中有放在哪個人物口中都可以說的語言，他就搖頭說：“人物的語言要沙裏淘金。”有一次，我們把老工人對軍工參加修成渝鐵的感慨概括為“過去是老百姓修路給當兵的走，現在是當兵的修路給老百姓走”這樣一句話，用在劇中那位老工人身上，他大為讚揚地說：“這樣形象化的對比，道出新舊社會的不同，才叫藝術化的語言。”
一天晚上，為了趕一場戲，任白戈把我們叫到他家裏去開夜車。他先和我們聊天，問我們幾十個日日夜夜趕寫劇本，戀愛的對象有沒有意見？
當時誰也沒有好意思回答，卻感受到他關心我們的感情生活，心中暖融融的。夜半三點多鍾，我們把稿子趕出來了，他從裏屋的床上起來，拿出準備好的鍋盔和鹵肉招待我們。他逐句逐字地看我們的稿子，或點頭稱是，或停下來和我們商量共同改好。那個年代，文學作品中很少寫人物有戀愛關係的，我們在劇中寫了一個青工積極分子與老工人的女兒偷偷地談戀愛，頗富戲劇性，卻怕有小資情調之嫌。任白戈看了後說：“飲食男女，人之常情，當然可以寫。”我們聽了十分高興，狼吞虎咽地吃著消夜。他看完一頁，馬上拿去刻印，省掉了層層審查。早上8點，劇本已到了導演和演職員手中，進行排練。
緊接著成渝鐵路通車，劇本即將上演，市委領導傳來一項對劇本演出的要求：“一定要在舞台上看到成渝鐵路跑火車。”我們馬上想到，在舞台上表現跑火車，側麵的、象征性的才是藝術。造一個火車模型搬到舞台上來開動，不僅是技術上有困難，更重要的是不藝術化，太笨，豈不貽笑大方。心中埋怨市委領導不懂藝術，給我們出難題。於是我們搬來了任白戈，心想他是懂藝術的，請他去回複市委領導。任白戈聽了我們的意見後，思索了一下說：“寫四十年來的願望，觀眾看不到舞台上通車，感情上得不到充分滿足，尤其對重慶的觀眾是這樣的。”任白戈鼓勵我們說：“你們在技術上想想辦法，能讓火車在舞台上跑，受到觀眾熱烈歡迎，也就是藝術。”
果然，我們舞台技術方麵的能人，在布景上出了點主意，從遠處長江邊的山體隧道出口處讓一列火車從那裏沿著軌道跑出來，車頭還突突突地冒煙長鳴。演出時，滿場觀眾興奮地站起來爭看火車，熱烈地鼓掌歡呼。
任白戈的這番見解，讓我們自認為懂得藝術的作者，領悟到藝術形式應該和時代要求、和人民思想感情相通，劇本的生命在於演出。這真應了那句話：“理論是灰色的，實踐之樹常青。”
《四十年的願望》在重慶演出了150多場，劇場觀眾對演出的反應特別熱烈，極大地感染了前來看戲的著名戲劇家吳雪。吳雪時任北京中國青年藝術劇院院長，他要把這個劇本帶往北京演出，並請作者盡快赴京修改劇本。
國家劇院要演《四十年的願望》，這對我和石璽來說真是喜從天降，嘴裏念著“不要驕傲自滿”，在一片歡騰氛圍中，任白戈又請市長曹荻秋批準我們坐飛機啟程，我們怎能不像騰雲駕霧似的飄飄然起來。就在這時，任白戈具名讓我們給在中央負責文藝工作的周揚帶去一封信，信的內容雖然沒有告訴我們，卻在談話中對我們說：“你們不能因為劇本在北京演出，就像狀元及第，文章都是自己的好。現在的劇本裏，黨的代表、先進工人的性格刻畫、語言推敲都很不夠，要歡迎別人’吹毛求疵‘。要記住’道吾惡者是吾師‘這句話，別人給劇本提意見，你拿金銀財寶也換不來。”他著重地囑咐我們：“不要把個人得失看得太重，要想到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到了北京，我們才看到中國青年藝術劇院人才濟濟。在吳雪、金山兩位院長下麵，擁有來自延安的孫維世、周來、鄧止怡、李章、雷平、白玲，他們不僅是戲劇家，又是師、團級幹部，有的還是紅軍時代參加革命的；又有陳永倞、石羽、張逸生、路曦、金淑之、冀淑平等，抗日時期在重慶創造了中國話劇黃金時代的明星。國家劇院的演出水平，不愧為第一流的，尤其是在《四十年的願望》中扮演軍代表的周來，他自己就是黨的老幹部，在劇中規定情境中的言談舉止，一如是他自己的生活。周揚時任中宣部、文化部副部長，派來了張光年（光未然）、李之華領導我們修改劇本。耑請話劇界前驅洪深擔任《四十年的願望》導演。“青藝”黨組織在支部大會上，要求全院黨員為劇本獻計獻策，照顧好我們幾位作者的生活，把我們安排在吳雪院長住的同一層樓裏。“青藝”的同誌和洪深給劇本提出了許多意見和修改的點子，我們就一次又一次夜以繼日地修改劇本。幾個月下來，每個人身上都掉了幾斤肉，劇本在思想上、藝術上確有不少長進。這時，原重慶市領導張霖之、段君毅，作家沙訂也調到北京工作，他們對劇本的修改另有看法，認為劇本的生活氣息不如本來濃厚了。
我們幾個寫本子的處在兩難之中，難以應對，痛苦到極點。這時，重慶的任白戈、北京的吳雪都了解作者為難處，鼓勵我們不要打退堂鼓，堅定地把劇本寫下去。
1953年5月，經過11次修改的《四十年的願望》即將由“青藝”在北京上演。一天上午，賀龍忽然來到劇院，召集《四》劇劇組人員談話。他指著我們說，你們吃了四川人民幾年大米，要寫四川軍工、民工對修鐵路的貢獻。又說，這是第一部反映我國大規模建設的劇本，要讓它長上翅膀，演到全國、演到外國去（後來，《四十年的願望》不但有十四個省、市劇團演出，並由’青藝‘出國前往朝鮮演出）。賀老總問到誰在領導修改劇本時，忽然來了句：“周揚不行，他是小資產階級。我替你們請客，請總理明天來看戲。”
賀老總一走，急壞了吳雪院長。他首先宣布：賀老總說周揚的那句話不準外傳。接著找我們作者商量，怎樣加上表現軍工、民工對修成渝鐵路的貢獻。導演洪深也被請來了，洪深說：“這有何難？在尾聲通車典禮時，安排幾位修路的軍工、民工英雄代表，由軍樂隊演奏樂曲歡送上場，台上群眾歡迎，台下觀眾必然也會鼓掌。我要觀眾鼓多久掌聲，就鼓多久。”大家同聲稱妙，佩服洪深不愧為導演大師。
第二天夜幕降臨時，汽車一輛接一輛開到青藝劇場門前。羅瑞卿來了，萬裏來了，張霖之、段君毅來了，周揚也來了。中央各部委負責人的車，從東單排到王府井大街南口。我們四個作者猶如命懸一線的緊張，我們當時所想的確實不是個人得失，想的若是劇本被否定，難見重慶101廠員工，難見重慶觀眾，對不起任白戈，對不起扶植我們這個劇本成長的吳雪院長。我們緊張地不敢在劇場看戲等待結果，而是漫步向天安門方向走去，打發這難挨的幾個小時。
我們回到劇場時，觀眾已經散盡，隻見導演洪深先生夾著辦公大皮包出來，匆匆忙忙地對我們說了句，“演出通過了，我要趕緊去發個外文稿的公演消息。”周總理對《四十年的願望》的評價：“這是一出歌頌中國工人階級的好戲，可以公演。”吳雪又告訴我們說：賀老總看到軍工代表上場，他跟觀眾一起熱烈地鼓掌，高興極了。周總理既稱讚《四十年的願望》是歌頌中國工人階級的好戲，那些對這個修改本持有不同的意見，也就煙消雲散。北京許多同誌都對我們說：“你們有任白戈領導文藝工作是幸福的。”
任白戈不僅是學識淵博，眼界開闊，最令人欽佩的是：他思想解放，認準該辦的事，敢於負責；對上不唯唯諾諾，對下不敷衍塞責，係情於民。
市文工團成立之初，就人才濟濟，演出成績卓著，譽滿大西南。當時，市文化局想接手過去。任白戈對他們說：我領導好這個團都很費力，你們等兩年再說吧。
1956年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市文工團想演出《雷雨》、《日出》之類的話劇，有人卻憂心忡忡地說，市文工團的這些知識分子的改造，才有了點無產階級氣質，演那些戲，又要演回去了。仼白戈直言說：“《雷雨》、《日出》可以演，無產階級氣質演不回去的。”
話劇團演員曹櫻，她扮演的角色屢受好評，在《霧重慶》中飾女主角林卷妤，觀眾通宵排隊爭看她的演出；在電影《五更寒》、《猛龍沙》中外聘擔任女一號，聲名大振。在調級中，因為她的丈夫被劃為右派，領導對她調級舉棋不定，任白戈主張“善待英才”，曹櫻從文藝11級提至8級。
文藝界搞集體創作署名時有個陋習，凡領導、級別高者，不論對作品創作貢獻大小，皆署名在前；長期深入生活，出力最多、貢獻最大的創作員，反而排名在後。任白戈主張根據作者對作品創作貢獻多少署名。《四十年的願望》最後獲獎演出本及出版本，就是這樣做的。
1960年，市川劇團接受赴京演出任務。這時正值三年饑荒期間，演職員們一日兩餐，食不果腹，餓得身薄體瘦，人人仍黎明即起，練功、練嗓、練樂器不懈。精神雖可嘉，但終歸影響舞台演出質量。任白戈時任市委書記，他權為民所用，批示每月補助川劇團菜油一百斤（當時每人每月僅供應菜油二兩），全團演職工激動非常，倍加努力地把戲演好。
50多年來，任白戈悉心領導文藝工作的事跡在全國都傳為佳話。至今，仍有媒體向我們采訪時談及此事。我們說：不要求領導文藝創作的人，都像任白戈是文學家。但要有任白戈關心文藝工作、關心人的細致入微的精神；敢於負責，權為民所用。
（該文原刊於大型文學雙月刊《紅岩》2007年第六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