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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我與台灣戲劇界的交往
台灣舞台劇協會理事長張英
1996年暮春一天晚上，我正在家中看電視。重慶市話劇團演員胡珂，風風火火地叩門而入，她未及坐下就說：“明天中午，有位台灣客人請你們夫婦兩人赴宴。”事出突然，我請她先坐下來。胡珂說：“我剛接到電話，請客的叫張英，是幹戲的。”我對辦事常常有些稀裏糊塗的胡珂說：
“你聽錯了吧，這位請客的我不認識，怎麽好去赴宴。”胡珂急了，她說：
“人家說得清清楚楚是請石曼，抗戰話劇史專家。這位張英是演過《包得行》中包占雲的。”我立刻高興起來：“什麽！當年演《包得行》中的包占雲來了，這位張英我要見一見。”1939年春，抗日戰爭進入十分艱苦階段，在郭沫若主持的軍委會政治部三廳工作的洪深先生，辦了個教導劇團培訓班，為軍中演戲培養戲劇幹部，張英就是教導劇團首屆學員。半年後，洪深先生創作了一個劇本，寫四川農民堅決上前線打鬼子的故事，劇名《包得行》。洪深的這批學員都是四川人，鄉鎮農民急需接受抗日救亡的鼓動，洪深把《包得行》這出戲，交給這批學員用四川話演出。八月間，他們從巴縣土主場出發，經北碚、合川、銅梁、潼南、遂寧、樂至、簡陽至成都。每日步行數十裏後，即在鄉鎮萬年台上為農民演出，洪深親自參加步行帶隊。這種不避艱苦為農民演劇之舉，轟動大後方。張英就在《包得行》中扮演主角包占雲。後來，《包得行》又在成渝兩地大劇場演出幾十場，輝煌於大後方戲劇界於一時。
宴會上，張英請我在主賓位子就座。那年，他已是78歲高齡，仍然精神飽滿，風度翩翩。他擔任台、港兩地南海文經集團機構董事長，兼任台灣中國舞台劇協會理事長，香港南海電影公司董事長等十幾項職務。席間，他敘述前幾年應中囯戲劇家協會邀請來大陸，會見曹禺、劉厚生、吳雪等師友的情況，格外動情，由此轉入正題。他說台灣一批從大陸去的戲劇工作者，健在者尚有二三十人，都已年逾古稀，他們不忘抗戰戲劇。然而，半個世紀前的事，雖都是親身經曆，也難有準確完整的記憶。此行來四川，專為尋訪舊地，搜集抗戰戲劇史料，因此執意請我這位素未謀麵者赴宴。我回答說：“我知道你，你是1939年10月17日，在重慶國泰大戲院演《包得行》中包占雲的。”我一語道出，他大為驚訝年、月、日說得這樣清楚，請我盡快安排時間與他長談，滿足他這趟萬裏行的心願。
晚間，張英老人停下他在渝對親友的拜訪。賓館裏，我們兩人作了3個小時的暢談。
我首先向他探詢，抗戰勝利後，中國劇壇上不見了他們的蹤影，怎麽去的台灣。他不無詼諧地說：“我是富順人，演《包得行》，說四川方言得心應手，說國語，泡菜味十足，難以在知名劇團立足。1946年到上海，謀職困難，改行學導演。”1949年，張英為上海國泰影片公司導演故事片《阿裏山風雲》，到了台灣。上海解放，他們滯留在台灣。四十幾年間，張英在台灣導演的話劇與電影上百部。
“大陸著名老戲劇家舊作，連抗戰戲劇都沒有在台灣演出過嗎？”這是我至為關心的問題。
他搖頭說：“兩岸隔絕四十年間，台灣隻演出過吳祖光的《正氣歌》。
最近幾年，我們才上演了曹禺的《雷雨》、《原野》、《北京人》。”“《風雪夜歸人》總可以演吧，反封建的內容，藝術成就又高。”“我們演出過秦瘦鷗的《秋海棠》。”他說。意思是說和《風雪夜歸人》內容差不多。
我慨歎地說：“你是過來人，許多寫抗日的好戲，台灣應該能夠演出。”他興奮起來：“演過。那是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四十周年，我們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九一八以來》。三個抗戰獨幕劇串起來演。
我們一批大陸去的抗戰劇人，激動極了，難得過了一次演抗戰戲的癮，敲鑼打鼓地高興了一番。”我問他大陸去的影劇界人士在台灣的情況。在重慶抗戰劇壇上活躍過的王豪過世了；原中國電影製片廠廠長鄭用之死於車禍；在孩子劇團、囯立劇專待過的王生善頗有成就，獲得美國某大學終身教授的榮譽。同時，意外地獲知，當年和白楊、吳茵在影人劇團一起入川的劉莉影、周曼華都在台灣。
“台灣出了本《中國話劇史》寫得怎麽樣？”張英先生聽我提到這本書就氣憤異常：“這本書怎麽能叫中國話劇史，大部分是寫台灣演劇的事，作者對抗戰戲劇似無所知，他們的資料也少。”時間已過去一個多小時，該我來滿足張英先生的願望了。
張英說，他在台灣有一本《抗戰戲劇》合訂本，第一卷，可稱為至寶，其他幾乎再沒有什麽。
我說：“《抗戰戲劇》雜誌1937年冬在武漢創刊，記武漢時期演劇事，留存到今天，也稱得上是至寶。重要的是抗戰八年間的重慶，公演了250多出話劇，創造了中國話劇史上的黃金時代，留下了一大批傳世之作，培養了一大批影劇人才，包括現在在台灣從大陸去的影劇工作者。”至於資料，我說：“抗戰時期的重慶，僅大型戲劇雜誌就有《戲劇崗位》、《戲劇月報》、《戲劇時代》等，報刊上的戲劇資料多達數千篇。另有劇本、演出說明書、廣告、劇照等，不及一一道來。50年來，我搜集的抗戰戲劇資料，不敢說應有盡有，重要的都有一些。”張英聽到這裏，連聲說：“太難得，太需要了。”我坦率地說，講這段曆史，雖三五日也講不完。經50多年來的搜集與整理，最近我完成了《重慶抗戰劇壇紀事》書稿，從1937年7月7日至1946年6月，凡是劇壇大事都有記載。就戲劇演出言，劇目、編劇、導演、演員、舞台工作者名單以及劇場、演出起至日期盡列其中。張英在重慶參加演出《包得行》、《樂園進行曲》，我都寫在書上。我說：“台灣戲劇工作者，既然如此不忘抗戰戲劇，我願把這部十八萬字書稿，送張英先生一份，轉致台灣同好。另外，我編輯的《重慶文化史料》，刊有數十萬字的抗戰戲劇史料，一起贈送。”張英先生接過我的贈品，連聲說：“太寶貴了，太感謝了。”我說還有一件令你高興的事，我收藏有1938年10月“中華民國”第一屆戲劇節演出《全民總動員》海報一種，複製一份給你。這在大陸已是珍品，在台灣更是難得。至於演出說明書、劇照種種，選擇、洗印工作浩繁，以後再陸續交流。
張英先生問我，他在台灣能為我做些什麽？我說，我這本《重慶抗戰劇壇紀事》，希望有助於大陸去台灣的戲劇界朋友，共憶團結抗日往事，攜手共促兩岸統一大業。假如方便的話，把那本台灣出的《中國話劇史》，寄給我一本。
張英先生回台灣不久，就給我帶來台灣“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印行的《中國話劇史》。翻讀這本話劇史，卻給我帶來莫大的驚喜，且看這本書對抗戰話劇和進步話劇是怎樣評價的，書中哀歎說：“大陸之淪陷，亦話劇之過也！”妙哉！斯言。此亦予我輩話劇工作者最高獎賞也！
此後，張英又來過重慶與我相見，寄報刊上發表他的文章和他寫的書給我。得知他從1951年到1988年，在台灣導演了《鄭成功》、《漢宮春秋》、《木蘭從軍》，《紅樓夢》、《花田錯》、《洛神》等60多出話劇，拍攝過國語、台語影片50餘部。1993年12月4日，金馬獎影展三十年，張英獲資深電影有功人士終身成就獎。
《高山青》原唱者張茜茜
1997年7月15日夜晚，北京王府井大街南口一條小巷的旅館裏，住著五六十位不尋常的客人，一個個都年逾古稀，滿頭白發，卻又精神奕奕，朗聲笑語不斷，有時還響起一陣抗戰歌聲，衝擊著地下室房間的悶熱。他們是抗戰時期著名的孩子劇團的團員，從祖國的四麵八方匯聚到一起來的，紀念劇團成立60周年。
這時，今天上午在團中央會議廳舉行會議開幕式，下午分組活動時的情景又浮現在我的眼前。上午，主席台上坐著建團初期領導過孩子劇團的陳乃昌和鄭伯克，兩位都是年逾八旬的老革命；台下第一排坐著來自台灣的王生善和來自香港的張茜茜，兩位都曾是孩子劇團團員。下午分組活動時，王生善忙於接待媒體的采訪。張茜茜身邊圍滿了舊識新知的團員們，他們談笑風生地回憶當年孩子劇團在重慶的生活。那時吃的是發黴的米摻雜著稗子、石子、沙子、老鼠屎的“八寶飯”，穿的是東補一塊、西補一塊的百衲衣。偶爾，有誰從親友手中得到點接濟，就買上一大捧鹽水煮花生，大家圍在一起剝著吃，這就是至今難忘的當年生活中最高的享受。談到這些地方，一個個開懷大笑。這哪像常說的憶苦，倒好像在思甜。張茜茜高歌一曲人們熟知的《高山青澗水藍》，引來大家熱烈的掌聲。她卻幽默地問大家：“我的歌聲還有四川泡菜味吧？”張茜茜，重慶江北縣人，原名張素雲，1927年生。抗戰爆發，日本鬼子的飛機狂轟濫炸重慶，郊區的江北也沒有幸免。炸彈炸毀了她父親開的店，也炸斷了她父親的腿。張素雲跟隨母親流浪到重慶，住在百子巷，生活極為困難，常常撿菜幫子當飯吃。1940年，張素雲考進了孩子劇團，她的母親答應了，四川話孩子與鞋子同音，以為孩子劇團是學做鞋子的，後來知道是演戲唱歌的，她的母親要反對也沒法了。張素雲嗓子好，唱歌得行；演起戲來卻不會說普通話，她勤於練習，上廁所也自說自話，很快就有了較大的進步。1942年，張素雲借給中國萬歲劇團參加大型話劇《江南之春》的演出，許多孩子都羨慕不已。這時期，孩子劇團常駐賴家橋全家院子，周恩來伯伯和鄧媽媽都前去看望過孩子們。周恩來教導她要為抗日、為革命練好本領，至今她仍然記在心中。
張素雲與藍天虹，抗戰期間演話劇結緣，1945年10月在南京結婚。
1948年底，夫婦兩人隨上海國泰影片公司的《阿裏山風雲》外景隊到台灣拍片。電影尚未拍完，上海即將解放，外景隊50多人都想回上海，但是隻有15張返回上海的飛機票，隻得拈鬮決定去留。他們夫婦二人不可能都得到飛機票，隻得滯留台灣，張素雲易名張茜西。
《阿裏山風雲》攝製組留下來，隻有全力拍好這部電影以求生存。在這部影片中，張茜西扮演女主角山地姑娘美西。片子的主題歌曲《高山青》，是大陸人士吸收台灣阿美族音樂而作，詞作者是重慶長壽人鄧禹平，曲作者張徹也是大陸人。攝製組中所有演職員中，唯張茜西嗓子好，在孩子劇團受過音樂訓練，《高山青》主題歌由她來唱。張茜西不僅嗓音優美，又因為深入阿裏山中，唱出來的歌聲極富台灣情調。因此許多人把這首歌曲誤認為是台灣歌手唱的台灣民謠。
一曲《高山青澗水藍》不僅流行在台灣，並且由張茜西唱到了東南亞各地，以至於海外凡有華人的地方，都有《高山青澗水藍》的歌聲。
同時也流傳到大陸廣為傳唱。
《阿裏山風雲》是台灣電影史上全部在台灣攝製完成的第一部電影，由此發展出台灣電影界第二代、第三代人才。張茜西也走紅台灣戲劇電影界，她先後演出了《黛綠年華》、《香島春夢》、《新紅樓夢》、《十二金釵》、《錦上添花》等話劇，拍攝了《錦繡前程》等電影。1959年後，她自組劇團，演出轟動一時的《清宮怨》。自組電影公司，首部拍攝的電影《白雲故鄉》，曾在美國上映。張茜西為創造台灣話劇、電影的業績，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然而，台灣在蔣介石的“戒嚴法”統治下，張茜西在大陸曾是孩子劇團的成員被暴露了，她受著每周要到有關當局報到的折磨。雖然她也利用著名演員的身份，和國民黨上層人物“立法院”院長張道藩以及蔣經國夫人相交往，甚至於和蔣介石一起照過相，以保護自己，但是終究難免遭受政治迫害。1973年，張茜西定居香港，易名張茜茜。此後，她來往韓國以及東南亞各地，途經桃園機場，隻能過境，不能入境，無法再到台灣。
張茜茜到香港後，雖然不再從事戲劇與電影活動，但她與文化界人士來往不斷，並兼及大陸、香港、東南亞等地商貿工作。她因政治原因被迫離開台灣後，台灣出版的《台灣話劇的黃金時代》、《留住話劇曆史的表演藝術家》等書中，仍然記載著她在台灣戲劇、電影事業上的功績。辟出專項寫她的章節，刊登大量劇照。張茜茜關心大陸在香港放映的電影，演出的戲劇、曲藝。尤其是川劇的演出，她不僅自己場場都看，還請了許多朋友來看她的家鄉戲。嚴良堃應邀到香港指揮音樂演唱會，是張茜茜最高興的事。她說，嚴良堃是我們孩子劇團唱歌的小指揮，現在他是大音樂指揮家，世界上都知名。嚴良堃到香港後，音樂會主辦方問他給香港哪些人送票。嚴良堃說，我有個幺妹張茜茜在香港，請你們一定要把音樂會的票給她送去。
1977年，張茜茜到了北京，她的第一個願望，就是會見孩子劇團戰友。很快，她看到了相別多年的老團長吳莆生、許翰如，已是著名作家的陳模，名揚海內外的音樂指揮家嚴良堃以及其他戰友們。因為她熱愛社會主義祖國，和海外華人有廣泛聯係，廖承誌接見了她。因為張茜茜是重慶人，她連任三屆四川省政協委員。
1984年，張茜茜以特邀代表身份，到北京參加了國慶大閱兵。外事人員征詢她的觀感。她說：國威軍威振奮人心。不過，天安門廣場播送《高山青澗水藍》這首歌時，怎麽說成是台灣民謠呢？這首歌是我在台灣最先唱的，是電影《阿裏山風雲》中的插曲，詞曲都是大陸人所作。張茜茜這一番話很快就在《人民日報》刊登了，《高山青澗水藍》這首歌曲才被正名。以後這首歌又名列中華百年經典歌曲，更加廣為傳播。
最近二十年來，張茜茜常來重慶，每來就找我談孩子劇團，談抗戰戲劇，重返孩子劇團在回水溝、賴家橋、土主駐地，以及國泰大戲院、抗建堂演出場所。她看到我協助紅岩紀念館建成了“抗戰戲劇陳列館”，裏麵有孩子劇團活動和演出照片，她高興極了。她說：“我這一輩子，隻因為唱了《高山青》這首歌，有了名氣。其實，我最喜歡的還是演話劇。在重慶孩子劇團的日子，是我最幸福的時期。那時有周恩來伯伯和鄧媽媽領導和關懷我們，我永遠不會忘記！”她一再跟我說：到了孩子劇團建團70周年，我請孩子劇團的同誌們，到香港去，舉行團慶紀念會。
亞洲導演莎劇權威王生善
1997年7月15日晚上，台灣來的王生善，坐在北京和平賓館一座套房的客廳裏很高興。今天，既和孩子劇團的同誌們歡聚一堂，又有《人民日報》的記者采訪了他。年已76歲的王生善，以資深戲劇學者、戲劇教育家、莎劇導演權威的名聲，在中國台灣、韓國、東南亞、美國、法國各地接受過媒體上百次采訪，然而都比不上今天北京《人民日報》的采訪對他重要。從80年代起，王生善就和大陸有了往來。1990年，他在台灣執導吳祖光的《風雪夜歸人》；1991年，北京、上海、重慶、成都等地原國立劇專校友，在江安演出他的話劇《兩代間》，以紀念餘上沅校長銅像揭幕，當地黨政領導熱烈歡迎他重返江安；以後有很長一個時間，他在大陸拍過電視故事片。今天《人民日報》記者對他的采訪，他理解這是大陸對他40幾年間在台灣戲劇藝術業績的肯定。
50年代初，王生善在台灣參與建設戲劇教育體係，並且致力於台灣戲劇教育四十餘年。在台灣影劇界，他的學生最多，許多著名人士張永祥、貢敏、郎雄、錢璐、曹健、劉華、邵玉珍等，都是他培養出來的人才。他創作的話劇、電影、電視劇多達50多種，而且在海外演出最多，菲律賓、馬來西亞、加拿大、美國、法國都有他的作品演出、放映。他導演成功享有盛名的話劇有《藍與黑》、《天長地久》、《兩代間》等多種，他更被譽為台灣導演莎劇的權威，導演過《李爾王》、《馬克白》、《凱撒大帝》等莎士比亞作品14部，是亞洲導演莎劇最多的第一人。
晚上，王生善從與會的孩子劇團成員住的地下室旅館走出來，特邀我到他住的賓館去暢敘。路上，他向我表示，對於讓孩子劇團這些年逾古稀的老頭、老太太們，住在悶熱、潮濕的地下室裏，大為不滿。他說，到會的官員們，既然把孩子劇團的功勞說得那樣大，要全國戲劇界重視，要永留青史。假如這不是說空話，講重視就要具體，為什麽不拿點錢出來，讓老人們住得好一點？王生善告訴我，來北京的前幾天，他從台灣中國文化大學正式退休了，校方為他舉辦了“惜別感恩會”，到會的有他老、中、青三代學生和朋友們二百多人。大家為王生善唱歌、祝福，感謝他教育之恩，又為他演出了一出舞台劇，十分溫馨感人。校方和他的學生，有的送禮，有的送錢。
“送錢？”我有些不適應地問道：“你也收下嗎？”“收下啦。”他坦然地說道：“我教書教得好，他們感謝我，付給我一份特殊的報酬。”當時我想，王生善長期生活在美國和台灣，又是美籍華人，這大概是海峽兩岸人思想的差距。將近十年後的今天，大陸已有上百萬元獎給卓有貢獻的科學家的盛舉，再看當時王生善收錢，也就無所謂了。
當我和王生善在和平賓館1601室坐定時，王生善拿了幾張台灣媒體有關他的報導複印件遞給我，他一邊說，我一邊看。這些報導對王生善好評如雲，我目不暇接。有一篇去年他歡度75歲生日宴會上，他即席講話，頗為感人。他說：“我教了五十年的書，可能在座我的學生，每一個人都有車子、有房子，我至今依然頭頂一片天，腳踩一片瓦。我唯一感到安慰的，隻有我的學生有好的成就，這就是我一生最大的光榮與回收。”他的這番講話獲得最熱烈的掌聲。
王生善告訴我，有位神秘的嘉賓也出席了這個宴會，這就是硬底子演員、1996年在謝晉導演的電影《鴉片戰爭》中扮演洋買辦何敬容的台灣影帝郎雄。當時，郎雄走出席桌，走到王生善麵前深深的鞠一躬，語重心長地說：“要不是王老師，我不會有今天。”當年郎雄演出王生善的話劇《春暉普照》，王生善發現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帶著他和中國電視公司簽約，為他寫了長篇電視劇《長白山上》，郎雄自此一炮打紅，郎雄飲水思源，不止一次地對人們說：“我到美國拍戲，外國人隻記得我在《長白山上》演獨眼龍那個角色，王老師是我這一輩子的恩人。”談到恩人，王生善轉換了話題。他說，他八歲喪父，母親帶著他們四個子女生活，曆盡人間艱辛，因此，他一生最重人間真情。孩子劇團給了他與戲劇的機緣，後來到了國立劇專，洪深是中國話劇編、導、演全能，要他努力讀書，悉心學習。他在國立劇專畢業，正麵臨就業困難時，洪深帶他到軍委會軍中文化研究班任教官，這對他這個二十剛出頭的年輕人來說，是破格栽培，讓他怎麽不感激涕零。洪深親自教導他編劇與導演的技能，從洪深深厚的、浩瀚的學識中，他學到了從來未知未聞的東西，奠定他以後幾十年間展露才華的基礎。更重要的是，洪深這種“有教無類”的教育精神和“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王生善銘記在心，貫徹到他在台灣教學當中去，加倍地照顧、愛護、培植他的學生。在對王生善的“惜別感恩會”上，許多他教過的學生，帶著自己的另一半，帶著自己的兒孫，來向他獻花、獻詩、感恩往事。王生善對我說，這都是他承受洪深恩師影響的結果。今天他邀約我來的目的，請我告訴他，洪深最後幾年在大陸情況，請我給他找一張洪深的照片，終身珍藏。
1949年10月以後，洪深任職在新中國對外文化交流領導崗位，工作繁忙。從毛澤東著作的翻譯審稿，到友好國家贈送的動物生病，都要他管。但他沒有忘情文學戲劇，仍然導演了《法西斯細菌》和《四十年的願望》兩出大型話劇，後者正是我參與創作的作品，我得以和他相處半年之久。當時，在劇本創作和導演藝術上的見解，必須從屬於政治、必須聽命於某些文藝界領導，這是洪深很不適應的。演出一出反映現實生活的戲劇，不等於寫工作總結，在我們那出反映修建成渝鐵路的劇本中，歌頌了鋼鐵工人保證了鋼軌供應，有的領導還要編導在劇本中加上軍工、民工修鐵路的貢獻。劇本中，黨委、行政領導生產很重要自不必說了，工會、青年團、婦女工作也要有一筆。諸如此類的意見，讓洪深很苦惱，他不照辦，於是“劇壇霸主”，“不聽黨的話”之類的批評，就加到他身上來了。
接著，我告訴王生善，洪深先生患肺癌辭世於1955年8月29日。辭世前，他有一件事放心不下，特地把夏衍和陽翰笙兩位知心好友請到他的家裏去。洪深說，他的大兒子新中國成立前就在台灣，他希望這個問題不要影響他女兒的政治前途。還有兩件可以告慰洪先生的事。一是，這一年正值紀念周信芳、梅蘭芳舞台生活50周年，洪深精通戲曲，上台客串過京劇；他和周信芳、梅蘭芳相互仰慕，又是同庚，都屬馬，他希望“三馬同台”演一場京戲，表示他告別舞台。4月11日在北京飯店三馬共同演出了《審頭刺湯》，十分成功。洪深如願以償。二是，洪深病危的最後一天，周總理從正在開會的會場急忙趕來，握著洪深的手，洪深睜開眼睛深情地久久看著周總理。周總理忍著悲痛安慰他，要他好好養病，他的妻子和孩子，黨一定會照顧好。周總理一走，洪深立即拔掉氧氣管，安詳地閉上了眼睛。
王生善一直聚精會神、臉色凝重地傾聽我的敘述，聽到最後我講的兩件事，他的臉上才欣慰地露出些笑意。這時他急切地問道：“洪師母和家人還在北京嗎？”我告訴他，洪師母常青真已遷往上海，身體還好，和小女兒洪鈐住在一起。王生善歎息著說：“恩師洪深病重，我未能親奉湯藥，深以為愧。”我安慰他說，洪先生的照片我有，我回重慶後，給他寄往台灣去。
抗戰期間，王生善師從洪深先生奠定了戲劇的基礎。之後，他又去美國堪薩斯大學與哥倫比亞學院戲劇係深造，然後到台灣應聘為中國文化大學永久教授。王生善既參加了抗日救亡戲劇運動，為創造中國話劇黃金時代盡了自己力量；到台灣後，他又和抗戰劇人張英、彭行才、王玨、張茜西、藍天虹、崔小萍、曾芸、井淼、房勉、宗由、田琛、王平陵、袁叢美、龔稼農等一起，創造了台灣話劇的黃金時代。興旺時期，他們在台北每年上演過16出話劇，上座率最高的《漢宮春秋》，賣過45天滿座。抗戰時期重慶話劇一票難求的景象出現在台北。
王生善最樂於向我稱道的，是他導演的莎士比亞戲劇。王生善繼承了原國立劇專把莎士比亞戲劇作為畢業演出的傳統，帶到了台灣，雖然這種演出隻是在校園舞台上的演出。他每次排演一出莎劇，要用8到12個月時間，大約200個小時，他和戲劇係師生共同設計劇中的場景、燈光、道具、服裝。王生善對我說：“我要每個學生掌握戲劇演出的細節，從在舞台上學釘釘子開始。”對於《李爾王》演出的要求，王生善說：“不在於表麵惟妙惟肖，而在於劇中人物心理層麵刻畫的真實。每個演員要深入到角色的個性裏，捭闔自如。因此，我對所有細節，長時間不斷地排演。”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之一的《李爾王》，是公認為莎劇中難以排演的劇目，對導演是極大的挑戰。王生善所以要排《李爾王》，他認為莎士比亞戲劇除了是西洋文化的瑰寶，莎劇的思想也符合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
《李爾王》中重孝道，就和我國儒家學說相呼應，應該發揚光大。他的這番談論，使我馬上想起，他是台灣戲劇界譽為最孝順母親的人子。
1921年，王生善生於湖南益陽，他的字孝先，真是一種巧合。他八歲喪父，從小就體驗到母親帶大他的辛勞，暗下決心一定要孝順母親。不料，他中年喪妻，母親因高血壓而癱瘓在床十八年。這十八年間，他親自侍奉母親，喂飯、洗澡、便溺都是他親手照料，上課、排戲完畢就趕回家中，十八年如一日，未曾稍懈，從無怨言，直到母親八十高壽去世。他的孩子也是他自己帶大的，孩子從慈父身上懂得了孝道，今年大的50，小的也42歲了。
1968年，《李爾王》在台灣演出，獲得熱烈的回響和讚譽。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盷看演出時，感動得流淚說：“一劇勝讀十本關於孝道的書。”當場捐出大筆款項資助演出。翻譯了莎士比亞戲劇全集的梁實秋教授，撰文稱讚王生善是“最成功地把莎士比亞搬上舞台的導演”。更有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戲劇博士生候選人陳淑芬，根據王生善是兩岸中國人導演莎劇最多的一位，寫成《王生善與莎士比亞戲劇的演出》博士論文。
王生善還有不忘報師恩的事。1991年4月，江安國立劇專餘上沅校長銅像揭幕，他趕回大陸，獻出他的創作的劇本《兩代間》，並資助大部分演出資金。北京、上海、武漢、成都、昆明、杭州、重慶各地校友趕來參加演出，著名演員溫鍚瑩擔任劇中主角。王生善在首演式上致詞說：“母校是我從藝的搖籃。我是喝過江安的水，吃過江安的糧和菜成長的。我不過是一根幼小的苗，沒有鄉親的哺育，沒有師友的教誨，即使是一棵樹也會枯死。今天我有幸在上沅師長靈前呈獻自己的習作，感到無比欣慰，總算沒有向母校交白卷。”四川電視台和宜賓電視台都作了報導，並轉播了話劇《兩代間》的演出，成為海峽兩岸文化交流佳話。1993年10月，為支援國立劇專廣州校友通訊刊物《南雁》印刷費用，王生善帶領他的熱心戲劇事業的學生，捐獻1100美金。
王生善正式退休以後，實際是退而不休，比以前更忙了。他除了在台灣文化大學等院校，教授編劇學和戲劇導論外，還奔波在中美之間和海峽兩岸，盡自己一份餘力，推行戲劇運動。他在台灣、在美國都曾打電話到重慶來給我，詢問抗戰話劇演出史上一些人和事，我以我所知答複他，或請他查閱我撰寫的《重慶抗戰劇壇紀事》某年某月所載，他每次都誠懇地一再地表示感謝。我也以誠相見地告訴他，我隻是在搜集、整理抗戰話劇史料上，下過一番工夫，對戲劇編、導、演藝術，尤其是台灣戲劇知之甚少。
因此，他不怕麻煩，給我寄來《台灣話劇黃金時代》、《劇專同學在台灣》等書，以及台灣報刊登載的戲劇演出評論。寄件皆細心包裝，可見他的至誠。
1998年3月27日，王生善從香港打電話給我，約29日上午9時在重慶揚子江飯店見麵。這次他要重溫曆史、撿回他走過的足跡，再看一看孩子劇團在巴縣賴家橋、土主駐地，國泰大戲院、抗建堂演出場所。
“你是1942年2月到江安國立劇專報到入學的。”一見麵我就把他個人檔案背給他聽：“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梁寒操副部長批準的，時在民國三十一年三月八日。不過孩子劇團是先送你入學，再作報告。”王生善十分驚詫我說得這樣詳細。我說，這既有我在收集話劇史料下的基本功一麵，1987年我在南京第二檔案館，查抄了大量史料；也有我調皮的一麵，昨天晚上我又翻閱了有關孩子劇團的史料。說罷，我們兩人哈哈大笑起來。我說，有一點你可能不知道，你這份請長假讀劇專的報告，用的是國民黨派到劇團來的政治指導員李清燦名義報上去的，這樣既給了指導員麵子，又容易批準。這是當時劇團團長、中共地下黨員林犁田（即許翰如）的巧計。
當天臨近中午時分，我們到了巴縣土主場，這個抗戰時期孩子劇團駐地的廟台還在，隻是破舊不堪。睹物思舊，王生善想起他的處女作劇本《後台》、《孩子軍》，就是在團長小林（林犁田）支持下，在這個廟台上排練的，從此奠定了他寫劇本的信心，他至今仍然十分感激林犁田。住在這個大雜院的人群中，竟然還有兩位年逾八旬的老爺子，他們說在這個廟台上看過孩子劇團演戲。王生善越發高興了，在這裏左一張、右一張地拍了不少照片。他流連在這裏幾乎忘返。索性，我們在場上一家飯館，吃了豆花飯，要了清蒸臘肉、麻辣豆腐、魚香肉絲幾個菜，這可是他當年在孩子劇團時，垂涎三尺而不可得的佳肴。吃得他津津有味，連聲地說，不虛此行，甚至於想買一塊農家熏的臘肉帶回台灣去。
下午，我們的車開進賴家橋全家院子，王生善首先看到那棵標誌性的又高又大的白菓樹還在，他走過去撫摸、仰望著轉了幾個圈，好像向它招呼說：“我回來了。”在這座大院子裏，他記起的事太多太多：哪裏是他住過的宿舍，哪裏是郭老住家的地方，他們在哪裏開飯，他們又在哪裏唱歌。
他沒有忘記一天夜半孩二隊從川南演出歸來，行李沒有運到，孩子們就倒在院內麥草上睡著了，早上醒來，一個個身上蓋著帶著露水，五顏六色的毯子、被單、大衣的故事。這都是郭老傾其家中所有，悄悄地替孩子們蓋上的。講到這裏，他的眼眶濕潤了。
我發現王生善這個人滿懷都是感情。到了國泰大戲院，我講了1941年中華劇藝社開張之日首演《大地回春》，演職員們窮得晚飯都沒有吃的，餓著肚子也要上台演戲。周恩來發現了這件事，叫南方局工作人員張穎送去兩大筐包子、饅頭作賀禮；爬上抗建堂高坡，我說抗戰時期周恩來不避山高坡陡，七看《風雪夜歸人》演出。王生善不斷地喃喃自語說：“這才是真正的偉大！”看完兩個劇場，他沒有叫我送他名劇名演員的照片，隻說希望我洗一張孩子劇團演出的《樂園進行曲》劇照給他，紀念他和當年小夥伴們的友情。
王生善這次到重慶來，還為了卻一項心願。明天，他要為一位劇專同學去掃墓。這位同學叫馮維，是地主的兒子，在同學中比較闊綽。在校時王生善窮，許多人不願接近他，他也不願接近那些人。唯這位闊綽的同學不歧視他，接濟過他。幾十年來，他都想報這位劇專同學的恩。這次來重慶，王生善已經和這位同學的子女們取得聯係。明天晚上，他要宴請國立劇專在重慶的所有同學。他告訴我說：“不論歡迎我的，不歡迎我的；認識的，不認識的，我都通知到了。人說同船共渡還有三分緣，何況是老同學。”次日晚間，我也在被邀之列。春風、明月、樹影直撲酒樓窗欞，室內燈火輝煌，包下來的三桌酒席坐得滿滿的，洋溢著和諧、溫馨、歡樂。王生善站在中間大吊燈下，高舉酒杯開始他充滿人間真情的致辭。
台灣影人尋根金剛塔
1998年11月18日，第七屆金雞百花電影節在重慶舉辦。台灣電影代表團李行、王玨、薛惠玲一行十三人來重慶。第二天一大早，他們就驅車來到枇杷山公園市話劇團後門，用手機把我找到，急切地請我帶他們參觀中國電影製片廠舊址。我住的重慶市話劇團就是原中國電影製片廠，我帶他們看了“中製”的老黃桷樹、防空洞、原辦公室、技術科、放映室的所在地。他們每看一處就拍照、攝像。王玨是重慶“中製”老演員，他在這個廠的《東亞之光》、《日本間諜》等七部故事片中扮演過角色，走完了話劇團，他都說不像是當年的“中製”廠房。我對他說：“你且莫著急。”我帶他去看百年不變的建築物，純陽洞街旁的金剛塔。看到這座藏經塔，他這位八十三歲的老人一下子歡呼起來，用重慶話說：“對頭，對頭。”他四麵打望，指出哪裏是抗建堂，哪裏是攝影棚，哪裏是原來的大門，還說從江邊挑水上來就從這個大門出入。
抗戰時期，話劇精英聚集重慶，就以王玨所在“中製”的中國萬歲劇團來說，掛頭牌的男演員就有陶金、項堃、陳天國；女的有舒繡文、章曼蘋、楊露茜。更有史東山、王瑞麟、賀孟斧、楊村彬等隨時可請來的著名導演藝術家，王玨在這樣好的環境中耳濡目染，到了1945年《風雪夜歸人》第二次演出時，他也演上了主要角色蘇弘基。在表演上，王玨一再告訴我，他沒有忘記老演員舒繡文對他的幫助。1949年，為數不多的影劇工作人員到了台灣，開展演劇活動，他們一方麵是備極艱辛，一方麵是大展身手。
王玨又導又演《秣陵風雨》、《密支那風雲》諸劇。1958年，王玨以他魁梧健碩的外形，豐富的表演經驗，進軍國際影壇，在與意大利合拍片《萬裏長城》中站穩了腳跟。王玨擅長扮演酋長、惡霸之類角色，他與一些國際知名女明星合作，連續拍了五十多部外國電影，成就卓著。
王玨回憶抗戰時期的“中製”，他坦言對我道：“重慶戲劇、電影界，‘左派’是主要力量。他初當演員，就是舒繡文教他怎樣演戲的。”他說：“周總理在製片廠小禮堂給我們講過話。有兩句話，電影要為抗戰服務，要為群眾服務，至今我還記得。”我對他這位去了台灣的演員，至今記得當年周恩來對他的教導，並以周總理相稱感到欣慰。
這時我問他，後來在台灣當了“中製”廠長的袁叢美，原來說要來的，怎麽沒有成行。王玨一聲歎息：“袁老是重慶人，今年已是91歲高齡，他臨來前的幾天太興奮了，一不小心摔斷了腿，現在還躺在醫院裏。”言畢不勝唏噓。
我接過話來說道：“你們魂牽夢縈的中國電影製片廠的攝影棚、抗建堂，臨拆毀前我都拍有照片。我還收藏有您演過的電影《日本間諜》的劇照，我將送給您，作為紀念。”王玨喜出望外地連聲說：“感謝石兄。”話匣子既然打開，一時間許多年來不解的事都湧上心頭。我們的談話觸及“中製”的一位帶有傳奇色彩的人物——導演何非光。抗戰時期何非光在“中製”廠編導了《保家鄉》、《東亞之光》、《氣壯山河》、《血濺櫻花》四部故事片。他和史東山是“中製”這一時期編導故事片最多的兩位。那時候導演能夠拍片很不容易，一寸膠片一寸金，廠方交8，000呎膠片給你，每個鏡頭都要一次過，用完膠片必須拍完整部戲。就是這樣一位著名電影導演，新中國成立後，影壇上再不見他的蹤影。因為他是台灣人，以前常來往於日本、台灣和大陸之間。新中國成立初期，他參加了抗美援朝的誌願軍，轉業後想回電影界卻不被收留。原因是電影界有權威人士說，何非光是特務。這以後傳奇的事更多了，電影界盛傳他已不在人世。台灣那邊說，何非光參加了解放軍，結果被槍斃了。台灣《聯合報》“光複50周年特稿”上，也說他已經死了。大陸的長春電影製片廠有一個雜誌，上麵寫到何非光，說何非光去了台灣，結果給台灣當局槍斃了。
台灣代表團的先生、女士們，欲問其祥。我告訴他們說：“1949年以後，何非光的人生道路確實坎坷。他參軍轉業後，當過地方劇團的導演，卻無緣於電影事業。晚年受聘於上海市文史研究館，為海峽兩岸文化交流和統一事業作貢獻。1997年9月辭世。”台灣電影資料館的薛惠玲女士，熱切地希望把我收藏的中國電影製片廠、中國萬歲劇團、抗建堂的劇照、說明書供她拍攝，並請我講解供她錄音。尤其令她喜出望外的，我收藏有原“中製”廠長鄭用之與郭沫若、陽翰笙，1940年1月歡送“中製”《塞上風雲》西北攝影隊遠征塞北的照片，這對她是太難得了。那時，鄭用之已因車禍死於台灣。
率隊來重慶的李行先生，抗戰時期在西安從事戲劇活動，現在是台灣電影界領袖人物，著名電影《汪洋中的一條船》的導演。和他同來的夫人王為瑾，抗戰時期在重慶巴蜀學校讀書。為此，李行對重慶更增加了幾分親切。他對磁器口的麻花、嘉陵江邊的石頭都感興趣。對抗戰時期重慶的演劇運動更喜歡侃侃而談，看得出他當年是多麽心向往之。當我把我的《重慶抗戰劇壇紀事》一書送給他，他翻閱之後說：“這本書是下了大工夫的。太不容易、太寶貴、太感謝！”接著馬上和我互相記下地址，表示要互相通信，互相交換信息。他言辭懇切地對我說：“海峽兩岸人民都盼望祖國早日統一，我們兩岸電影、話劇工作者，首先要把中國電影、話劇史工作統一起來，這有待我們共同努力。”以後，大陸每屆金雞、百花電影節，李行都是應邀而來的貴賓。我們函電往來至今。
台灣抗戰影人來渝尋根，他們不忘抗日救亡，不忘中國電影製片廠，不忘抗建堂。這之中就蘊涵著，盼望祖國早日統一的重大意義。記錄在這裏，作為紀念。
1996年暮春一天晚上，我正在家中看電視。重慶市話劇團演員胡珂，風風火火地叩門而入，她未及坐下就說：“明天中午，有位台灣客人請你們夫婦兩人赴宴。”事出突然，我請她先坐下來。胡珂說：“我剛接到電話，請客的叫張英，是幹戲的。”我對辦事常常有些稀裏糊塗的胡珂說：
“你聽錯了吧，這位請客的我不認識，怎麽好去赴宴。”胡珂急了，她說：
“人家說得清清楚楚是請石曼，抗戰話劇史專家。這位張英是演過《包得行》中包占雲的。”我立刻高興起來：“什麽！當年演《包得行》中的包占雲來了，這位張英我要見一見。”1939年春，抗日戰爭進入十分艱苦階段，在郭沫若主持的軍委會政治部三廳工作的洪深先生，辦了個教導劇團培訓班，為軍中演戲培養戲劇幹部，張英就是教導劇團首屆學員。半年後，洪深先生創作了一個劇本，寫四川農民堅決上前線打鬼子的故事，劇名《包得行》。洪深的這批學員都是四川人，鄉鎮農民急需接受抗日救亡的鼓動，洪深把《包得行》這出戲，交給這批學員用四川話演出。八月間，他們從巴縣土主場出發，經北碚、合川、銅梁、潼南、遂寧、樂至、簡陽至成都。每日步行數十裏後，即在鄉鎮萬年台上為農民演出，洪深親自參加步行帶隊。這種不避艱苦為農民演劇之舉，轟動大後方。張英就在《包得行》中扮演主角包占雲。後來，《包得行》又在成渝兩地大劇場演出幾十場，輝煌於大後方戲劇界於一時。
宴會上，張英請我在主賓位子就座。那年，他已是78歲高齡，仍然精神飽滿，風度翩翩。他擔任台、港兩地南海文經集團機構董事長，兼任台灣中國舞台劇協會理事長，香港南海電影公司董事長等十幾項職務。席間，他敘述前幾年應中囯戲劇家協會邀請來大陸，會見曹禺、劉厚生、吳雪等師友的情況，格外動情，由此轉入正題。他說台灣一批從大陸去的戲劇工作者，健在者尚有二三十人，都已年逾古稀，他們不忘抗戰戲劇。然而，半個世紀前的事，雖都是親身經曆，也難有準確完整的記憶。此行來四川，專為尋訪舊地，搜集抗戰戲劇史料，因此執意請我這位素未謀麵者赴宴。我回答說：“我知道你，你是1939年10月17日，在重慶國泰大戲院演《包得行》中包占雲的。”我一語道出，他大為驚訝年、月、日說得這樣清楚，請我盡快安排時間與他長談，滿足他這趟萬裏行的心願。
晚間，張英老人停下他在渝對親友的拜訪。賓館裏，我們兩人作了3個小時的暢談。
我首先向他探詢，抗戰勝利後，中國劇壇上不見了他們的蹤影，怎麽去的台灣。他不無詼諧地說：“我是富順人，演《包得行》，說四川方言得心應手，說國語，泡菜味十足，難以在知名劇團立足。1946年到上海，謀職困難，改行學導演。”1949年，張英為上海國泰影片公司導演故事片《阿裏山風雲》，到了台灣。上海解放，他們滯留在台灣。四十幾年間，張英在台灣導演的話劇與電影上百部。
“大陸著名老戲劇家舊作，連抗戰戲劇都沒有在台灣演出過嗎？”這是我至為關心的問題。
他搖頭說：“兩岸隔絕四十年間，台灣隻演出過吳祖光的《正氣歌》。
最近幾年，我們才上演了曹禺的《雷雨》、《原野》、《北京人》。”“《風雪夜歸人》總可以演吧，反封建的內容，藝術成就又高。”“我們演出過秦瘦鷗的《秋海棠》。”他說。意思是說和《風雪夜歸人》內容差不多。
我慨歎地說：“你是過來人，許多寫抗日的好戲，台灣應該能夠演出。”他興奮起來：“演過。那是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四十周年，我們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九一八以來》。三個抗戰獨幕劇串起來演。
我們一批大陸去的抗戰劇人，激動極了，難得過了一次演抗戰戲的癮，敲鑼打鼓地高興了一番。”我問他大陸去的影劇界人士在台灣的情況。在重慶抗戰劇壇上活躍過的王豪過世了；原中國電影製片廠廠長鄭用之死於車禍；在孩子劇團、囯立劇專待過的王生善頗有成就，獲得美國某大學終身教授的榮譽。同時，意外地獲知，當年和白楊、吳茵在影人劇團一起入川的劉莉影、周曼華都在台灣。
“台灣出了本《中國話劇史》寫得怎麽樣？”張英先生聽我提到這本書就氣憤異常：“這本書怎麽能叫中國話劇史，大部分是寫台灣演劇的事，作者對抗戰戲劇似無所知，他們的資料也少。”時間已過去一個多小時，該我來滿足張英先生的願望了。
張英說，他在台灣有一本《抗戰戲劇》合訂本，第一卷，可稱為至寶，其他幾乎再沒有什麽。
我說：“《抗戰戲劇》雜誌1937年冬在武漢創刊，記武漢時期演劇事，留存到今天，也稱得上是至寶。重要的是抗戰八年間的重慶，公演了250多出話劇，創造了中國話劇史上的黃金時代，留下了一大批傳世之作，培養了一大批影劇人才，包括現在在台灣從大陸去的影劇工作者。”至於資料，我說：“抗戰時期的重慶，僅大型戲劇雜誌就有《戲劇崗位》、《戲劇月報》、《戲劇時代》等，報刊上的戲劇資料多達數千篇。另有劇本、演出說明書、廣告、劇照等，不及一一道來。50年來，我搜集的抗戰戲劇資料，不敢說應有盡有，重要的都有一些。”張英聽到這裏，連聲說：“太難得，太需要了。”我坦率地說，講這段曆史，雖三五日也講不完。經50多年來的搜集與整理，最近我完成了《重慶抗戰劇壇紀事》書稿，從1937年7月7日至1946年6月，凡是劇壇大事都有記載。就戲劇演出言，劇目、編劇、導演、演員、舞台工作者名單以及劇場、演出起至日期盡列其中。張英在重慶參加演出《包得行》、《樂園進行曲》，我都寫在書上。我說：“台灣戲劇工作者，既然如此不忘抗戰戲劇，我願把這部十八萬字書稿，送張英先生一份，轉致台灣同好。另外，我編輯的《重慶文化史料》，刊有數十萬字的抗戰戲劇史料，一起贈送。”張英先生接過我的贈品，連聲說：“太寶貴了，太感謝了。”我說還有一件令你高興的事，我收藏有1938年10月“中華民國”第一屆戲劇節演出《全民總動員》海報一種，複製一份給你。這在大陸已是珍品，在台灣更是難得。至於演出說明書、劇照種種，選擇、洗印工作浩繁，以後再陸續交流。
張英先生問我，他在台灣能為我做些什麽？我說，我這本《重慶抗戰劇壇紀事》，希望有助於大陸去台灣的戲劇界朋友，共憶團結抗日往事，攜手共促兩岸統一大業。假如方便的話，把那本台灣出的《中國話劇史》，寄給我一本。
張英先生回台灣不久，就給我帶來台灣“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印行的《中國話劇史》。翻讀這本話劇史，卻給我帶來莫大的驚喜，且看這本書對抗戰話劇和進步話劇是怎樣評價的，書中哀歎說：“大陸之淪陷，亦話劇之過也！”妙哉！斯言。此亦予我輩話劇工作者最高獎賞也！
此後，張英又來過重慶與我相見，寄報刊上發表他的文章和他寫的書給我。得知他從1951年到1988年，在台灣導演了《鄭成功》、《漢宮春秋》、《木蘭從軍》，《紅樓夢》、《花田錯》、《洛神》等60多出話劇，拍攝過國語、台語影片50餘部。1993年12月4日，金馬獎影展三十年，張英獲資深電影有功人士終身成就獎。
《高山青》原唱者張茜茜
1997年7月15日夜晚，北京王府井大街南口一條小巷的旅館裏，住著五六十位不尋常的客人，一個個都年逾古稀，滿頭白發，卻又精神奕奕，朗聲笑語不斷，有時還響起一陣抗戰歌聲，衝擊著地下室房間的悶熱。他們是抗戰時期著名的孩子劇團的團員，從祖國的四麵八方匯聚到一起來的，紀念劇團成立60周年。
這時，今天上午在團中央會議廳舉行會議開幕式，下午分組活動時的情景又浮現在我的眼前。上午，主席台上坐著建團初期領導過孩子劇團的陳乃昌和鄭伯克，兩位都是年逾八旬的老革命；台下第一排坐著來自台灣的王生善和來自香港的張茜茜，兩位都曾是孩子劇團團員。下午分組活動時，王生善忙於接待媒體的采訪。張茜茜身邊圍滿了舊識新知的團員們，他們談笑風生地回憶當年孩子劇團在重慶的生活。那時吃的是發黴的米摻雜著稗子、石子、沙子、老鼠屎的“八寶飯”，穿的是東補一塊、西補一塊的百衲衣。偶爾，有誰從親友手中得到點接濟，就買上一大捧鹽水煮花生，大家圍在一起剝著吃，這就是至今難忘的當年生活中最高的享受。談到這些地方，一個個開懷大笑。這哪像常說的憶苦，倒好像在思甜。張茜茜高歌一曲人們熟知的《高山青澗水藍》，引來大家熱烈的掌聲。她卻幽默地問大家：“我的歌聲還有四川泡菜味吧？”張茜茜，重慶江北縣人，原名張素雲，1927年生。抗戰爆發，日本鬼子的飛機狂轟濫炸重慶，郊區的江北也沒有幸免。炸彈炸毀了她父親開的店，也炸斷了她父親的腿。張素雲跟隨母親流浪到重慶，住在百子巷，生活極為困難，常常撿菜幫子當飯吃。1940年，張素雲考進了孩子劇團，她的母親答應了，四川話孩子與鞋子同音，以為孩子劇團是學做鞋子的，後來知道是演戲唱歌的，她的母親要反對也沒法了。張素雲嗓子好，唱歌得行；演起戲來卻不會說普通話，她勤於練習，上廁所也自說自話，很快就有了較大的進步。1942年，張素雲借給中國萬歲劇團參加大型話劇《江南之春》的演出，許多孩子都羨慕不已。這時期，孩子劇團常駐賴家橋全家院子，周恩來伯伯和鄧媽媽都前去看望過孩子們。周恩來教導她要為抗日、為革命練好本領，至今她仍然記在心中。
張素雲與藍天虹，抗戰期間演話劇結緣，1945年10月在南京結婚。
1948年底，夫婦兩人隨上海國泰影片公司的《阿裏山風雲》外景隊到台灣拍片。電影尚未拍完，上海即將解放，外景隊50多人都想回上海，但是隻有15張返回上海的飛機票，隻得拈鬮決定去留。他們夫婦二人不可能都得到飛機票，隻得滯留台灣，張素雲易名張茜西。
《阿裏山風雲》攝製組留下來，隻有全力拍好這部電影以求生存。在這部影片中，張茜西扮演女主角山地姑娘美西。片子的主題歌曲《高山青》，是大陸人士吸收台灣阿美族音樂而作，詞作者是重慶長壽人鄧禹平，曲作者張徹也是大陸人。攝製組中所有演職員中，唯張茜西嗓子好，在孩子劇團受過音樂訓練，《高山青》主題歌由她來唱。張茜西不僅嗓音優美，又因為深入阿裏山中，唱出來的歌聲極富台灣情調。因此許多人把這首歌曲誤認為是台灣歌手唱的台灣民謠。
一曲《高山青澗水藍》不僅流行在台灣，並且由張茜西唱到了東南亞各地，以至於海外凡有華人的地方，都有《高山青澗水藍》的歌聲。
同時也流傳到大陸廣為傳唱。
《阿裏山風雲》是台灣電影史上全部在台灣攝製完成的第一部電影，由此發展出台灣電影界第二代、第三代人才。張茜西也走紅台灣戲劇電影界，她先後演出了《黛綠年華》、《香島春夢》、《新紅樓夢》、《十二金釵》、《錦上添花》等話劇，拍攝了《錦繡前程》等電影。1959年後，她自組劇團，演出轟動一時的《清宮怨》。自組電影公司，首部拍攝的電影《白雲故鄉》，曾在美國上映。張茜西為創造台灣話劇、電影的業績，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然而，台灣在蔣介石的“戒嚴法”統治下，張茜西在大陸曾是孩子劇團的成員被暴露了，她受著每周要到有關當局報到的折磨。雖然她也利用著名演員的身份，和國民黨上層人物“立法院”院長張道藩以及蔣經國夫人相交往，甚至於和蔣介石一起照過相，以保護自己，但是終究難免遭受政治迫害。1973年，張茜西定居香港，易名張茜茜。此後，她來往韓國以及東南亞各地，途經桃園機場，隻能過境，不能入境，無法再到台灣。
張茜茜到香港後，雖然不再從事戲劇與電影活動，但她與文化界人士來往不斷，並兼及大陸、香港、東南亞等地商貿工作。她因政治原因被迫離開台灣後，台灣出版的《台灣話劇的黃金時代》、《留住話劇曆史的表演藝術家》等書中，仍然記載著她在台灣戲劇、電影事業上的功績。辟出專項寫她的章節，刊登大量劇照。張茜茜關心大陸在香港放映的電影，演出的戲劇、曲藝。尤其是川劇的演出，她不僅自己場場都看，還請了許多朋友來看她的家鄉戲。嚴良堃應邀到香港指揮音樂演唱會，是張茜茜最高興的事。她說，嚴良堃是我們孩子劇團唱歌的小指揮，現在他是大音樂指揮家，世界上都知名。嚴良堃到香港後，音樂會主辦方問他給香港哪些人送票。嚴良堃說，我有個幺妹張茜茜在香港，請你們一定要把音樂會的票給她送去。
1977年，張茜茜到了北京，她的第一個願望，就是會見孩子劇團戰友。很快，她看到了相別多年的老團長吳莆生、許翰如，已是著名作家的陳模，名揚海內外的音樂指揮家嚴良堃以及其他戰友們。因為她熱愛社會主義祖國，和海外華人有廣泛聯係，廖承誌接見了她。因為張茜茜是重慶人，她連任三屆四川省政協委員。
1984年，張茜茜以特邀代表身份，到北京參加了國慶大閱兵。外事人員征詢她的觀感。她說：國威軍威振奮人心。不過，天安門廣場播送《高山青澗水藍》這首歌時，怎麽說成是台灣民謠呢？這首歌是我在台灣最先唱的，是電影《阿裏山風雲》中的插曲，詞曲都是大陸人所作。張茜茜這一番話很快就在《人民日報》刊登了，《高山青澗水藍》這首歌曲才被正名。以後這首歌又名列中華百年經典歌曲，更加廣為傳播。
最近二十年來，張茜茜常來重慶，每來就找我談孩子劇團，談抗戰戲劇，重返孩子劇團在回水溝、賴家橋、土主駐地，以及國泰大戲院、抗建堂演出場所。她看到我協助紅岩紀念館建成了“抗戰戲劇陳列館”，裏麵有孩子劇團活動和演出照片，她高興極了。她說：“我這一輩子，隻因為唱了《高山青》這首歌，有了名氣。其實，我最喜歡的還是演話劇。在重慶孩子劇團的日子，是我最幸福的時期。那時有周恩來伯伯和鄧媽媽領導和關懷我們，我永遠不會忘記！”她一再跟我說：到了孩子劇團建團70周年，我請孩子劇團的同誌們，到香港去，舉行團慶紀念會。
亞洲導演莎劇權威王生善
1997年7月15日晚上，台灣來的王生善，坐在北京和平賓館一座套房的客廳裏很高興。今天，既和孩子劇團的同誌們歡聚一堂，又有《人民日報》的記者采訪了他。年已76歲的王生善，以資深戲劇學者、戲劇教育家、莎劇導演權威的名聲，在中國台灣、韓國、東南亞、美國、法國各地接受過媒體上百次采訪，然而都比不上今天北京《人民日報》的采訪對他重要。從80年代起，王生善就和大陸有了往來。1990年，他在台灣執導吳祖光的《風雪夜歸人》；1991年，北京、上海、重慶、成都等地原國立劇專校友，在江安演出他的話劇《兩代間》，以紀念餘上沅校長銅像揭幕，當地黨政領導熱烈歡迎他重返江安；以後有很長一個時間，他在大陸拍過電視故事片。今天《人民日報》記者對他的采訪，他理解這是大陸對他40幾年間在台灣戲劇藝術業績的肯定。
50年代初，王生善在台灣參與建設戲劇教育體係，並且致力於台灣戲劇教育四十餘年。在台灣影劇界，他的學生最多，許多著名人士張永祥、貢敏、郎雄、錢璐、曹健、劉華、邵玉珍等，都是他培養出來的人才。他創作的話劇、電影、電視劇多達50多種，而且在海外演出最多，菲律賓、馬來西亞、加拿大、美國、法國都有他的作品演出、放映。他導演成功享有盛名的話劇有《藍與黑》、《天長地久》、《兩代間》等多種，他更被譽為台灣導演莎劇的權威，導演過《李爾王》、《馬克白》、《凱撒大帝》等莎士比亞作品14部，是亞洲導演莎劇最多的第一人。
晚上，王生善從與會的孩子劇團成員住的地下室旅館走出來，特邀我到他住的賓館去暢敘。路上，他向我表示，對於讓孩子劇團這些年逾古稀的老頭、老太太們，住在悶熱、潮濕的地下室裏，大為不滿。他說，到會的官員們，既然把孩子劇團的功勞說得那樣大，要全國戲劇界重視，要永留青史。假如這不是說空話，講重視就要具體，為什麽不拿點錢出來，讓老人們住得好一點？王生善告訴我，來北京的前幾天，他從台灣中國文化大學正式退休了，校方為他舉辦了“惜別感恩會”，到會的有他老、中、青三代學生和朋友們二百多人。大家為王生善唱歌、祝福，感謝他教育之恩，又為他演出了一出舞台劇，十分溫馨感人。校方和他的學生，有的送禮，有的送錢。
“送錢？”我有些不適應地問道：“你也收下嗎？”“收下啦。”他坦然地說道：“我教書教得好，他們感謝我，付給我一份特殊的報酬。”當時我想，王生善長期生活在美國和台灣，又是美籍華人，這大概是海峽兩岸人思想的差距。將近十年後的今天，大陸已有上百萬元獎給卓有貢獻的科學家的盛舉，再看當時王生善收錢，也就無所謂了。
當我和王生善在和平賓館1601室坐定時，王生善拿了幾張台灣媒體有關他的報導複印件遞給我，他一邊說，我一邊看。這些報導對王生善好評如雲，我目不暇接。有一篇去年他歡度75歲生日宴會上，他即席講話，頗為感人。他說：“我教了五十年的書，可能在座我的學生，每一個人都有車子、有房子，我至今依然頭頂一片天，腳踩一片瓦。我唯一感到安慰的，隻有我的學生有好的成就，這就是我一生最大的光榮與回收。”他的這番講話獲得最熱烈的掌聲。
王生善告訴我，有位神秘的嘉賓也出席了這個宴會，這就是硬底子演員、1996年在謝晉導演的電影《鴉片戰爭》中扮演洋買辦何敬容的台灣影帝郎雄。當時，郎雄走出席桌，走到王生善麵前深深的鞠一躬，語重心長地說：“要不是王老師，我不會有今天。”當年郎雄演出王生善的話劇《春暉普照》，王生善發現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帶著他和中國電視公司簽約，為他寫了長篇電視劇《長白山上》，郎雄自此一炮打紅，郎雄飲水思源，不止一次地對人們說：“我到美國拍戲，外國人隻記得我在《長白山上》演獨眼龍那個角色，王老師是我這一輩子的恩人。”談到恩人，王生善轉換了話題。他說，他八歲喪父，母親帶著他們四個子女生活，曆盡人間艱辛，因此，他一生最重人間真情。孩子劇團給了他與戲劇的機緣，後來到了國立劇專，洪深是中國話劇編、導、演全能，要他努力讀書，悉心學習。他在國立劇專畢業，正麵臨就業困難時，洪深帶他到軍委會軍中文化研究班任教官，這對他這個二十剛出頭的年輕人來說，是破格栽培，讓他怎麽不感激涕零。洪深親自教導他編劇與導演的技能，從洪深深厚的、浩瀚的學識中，他學到了從來未知未聞的東西，奠定他以後幾十年間展露才華的基礎。更重要的是，洪深這種“有教無類”的教育精神和“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王生善銘記在心，貫徹到他在台灣教學當中去，加倍地照顧、愛護、培植他的學生。在對王生善的“惜別感恩會”上，許多他教過的學生，帶著自己的另一半，帶著自己的兒孫，來向他獻花、獻詩、感恩往事。王生善對我說，這都是他承受洪深恩師影響的結果。今天他邀約我來的目的，請我告訴他，洪深最後幾年在大陸情況，請我給他找一張洪深的照片，終身珍藏。
1949年10月以後，洪深任職在新中國對外文化交流領導崗位，工作繁忙。從毛澤東著作的翻譯審稿，到友好國家贈送的動物生病，都要他管。但他沒有忘情文學戲劇，仍然導演了《法西斯細菌》和《四十年的願望》兩出大型話劇，後者正是我參與創作的作品，我得以和他相處半年之久。當時，在劇本創作和導演藝術上的見解，必須從屬於政治、必須聽命於某些文藝界領導，這是洪深很不適應的。演出一出反映現實生活的戲劇，不等於寫工作總結，在我們那出反映修建成渝鐵路的劇本中，歌頌了鋼鐵工人保證了鋼軌供應，有的領導還要編導在劇本中加上軍工、民工修鐵路的貢獻。劇本中，黨委、行政領導生產很重要自不必說了，工會、青年團、婦女工作也要有一筆。諸如此類的意見，讓洪深很苦惱，他不照辦，於是“劇壇霸主”，“不聽黨的話”之類的批評，就加到他身上來了。
接著，我告訴王生善，洪深先生患肺癌辭世於1955年8月29日。辭世前，他有一件事放心不下，特地把夏衍和陽翰笙兩位知心好友請到他的家裏去。洪深說，他的大兒子新中國成立前就在台灣，他希望這個問題不要影響他女兒的政治前途。還有兩件可以告慰洪先生的事。一是，這一年正值紀念周信芳、梅蘭芳舞台生活50周年，洪深精通戲曲，上台客串過京劇；他和周信芳、梅蘭芳相互仰慕，又是同庚，都屬馬，他希望“三馬同台”演一場京戲，表示他告別舞台。4月11日在北京飯店三馬共同演出了《審頭刺湯》，十分成功。洪深如願以償。二是，洪深病危的最後一天，周總理從正在開會的會場急忙趕來，握著洪深的手，洪深睜開眼睛深情地久久看著周總理。周總理忍著悲痛安慰他，要他好好養病，他的妻子和孩子，黨一定會照顧好。周總理一走，洪深立即拔掉氧氣管，安詳地閉上了眼睛。
王生善一直聚精會神、臉色凝重地傾聽我的敘述，聽到最後我講的兩件事，他的臉上才欣慰地露出些笑意。這時他急切地問道：“洪師母和家人還在北京嗎？”我告訴他，洪師母常青真已遷往上海，身體還好，和小女兒洪鈐住在一起。王生善歎息著說：“恩師洪深病重，我未能親奉湯藥，深以為愧。”我安慰他說，洪先生的照片我有，我回重慶後，給他寄往台灣去。
抗戰期間，王生善師從洪深先生奠定了戲劇的基礎。之後，他又去美國堪薩斯大學與哥倫比亞學院戲劇係深造，然後到台灣應聘為中國文化大學永久教授。王生善既參加了抗日救亡戲劇運動，為創造中國話劇黃金時代盡了自己力量；到台灣後，他又和抗戰劇人張英、彭行才、王玨、張茜西、藍天虹、崔小萍、曾芸、井淼、房勉、宗由、田琛、王平陵、袁叢美、龔稼農等一起，創造了台灣話劇的黃金時代。興旺時期，他們在台北每年上演過16出話劇，上座率最高的《漢宮春秋》，賣過45天滿座。抗戰時期重慶話劇一票難求的景象出現在台北。
王生善最樂於向我稱道的，是他導演的莎士比亞戲劇。王生善繼承了原國立劇專把莎士比亞戲劇作為畢業演出的傳統，帶到了台灣，雖然這種演出隻是在校園舞台上的演出。他每次排演一出莎劇，要用8到12個月時間，大約200個小時，他和戲劇係師生共同設計劇中的場景、燈光、道具、服裝。王生善對我說：“我要每個學生掌握戲劇演出的細節，從在舞台上學釘釘子開始。”對於《李爾王》演出的要求，王生善說：“不在於表麵惟妙惟肖，而在於劇中人物心理層麵刻畫的真實。每個演員要深入到角色的個性裏，捭闔自如。因此，我對所有細節，長時間不斷地排演。”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之一的《李爾王》，是公認為莎劇中難以排演的劇目，對導演是極大的挑戰。王生善所以要排《李爾王》，他認為莎士比亞戲劇除了是西洋文化的瑰寶，莎劇的思想也符合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
《李爾王》中重孝道，就和我國儒家學說相呼應，應該發揚光大。他的這番談論，使我馬上想起，他是台灣戲劇界譽為最孝順母親的人子。
1921年，王生善生於湖南益陽，他的字孝先，真是一種巧合。他八歲喪父，從小就體驗到母親帶大他的辛勞，暗下決心一定要孝順母親。不料，他中年喪妻，母親因高血壓而癱瘓在床十八年。這十八年間，他親自侍奉母親，喂飯、洗澡、便溺都是他親手照料，上課、排戲完畢就趕回家中，十八年如一日，未曾稍懈，從無怨言，直到母親八十高壽去世。他的孩子也是他自己帶大的，孩子從慈父身上懂得了孝道，今年大的50，小的也42歲了。
1968年，《李爾王》在台灣演出，獲得熱烈的回響和讚譽。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盷看演出時，感動得流淚說：“一劇勝讀十本關於孝道的書。”當場捐出大筆款項資助演出。翻譯了莎士比亞戲劇全集的梁實秋教授，撰文稱讚王生善是“最成功地把莎士比亞搬上舞台的導演”。更有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戲劇博士生候選人陳淑芬，根據王生善是兩岸中國人導演莎劇最多的一位，寫成《王生善與莎士比亞戲劇的演出》博士論文。
王生善還有不忘報師恩的事。1991年4月，江安國立劇專餘上沅校長銅像揭幕，他趕回大陸，獻出他的創作的劇本《兩代間》，並資助大部分演出資金。北京、上海、武漢、成都、昆明、杭州、重慶各地校友趕來參加演出，著名演員溫鍚瑩擔任劇中主角。王生善在首演式上致詞說：“母校是我從藝的搖籃。我是喝過江安的水，吃過江安的糧和菜成長的。我不過是一根幼小的苗，沒有鄉親的哺育，沒有師友的教誨，即使是一棵樹也會枯死。今天我有幸在上沅師長靈前呈獻自己的習作，感到無比欣慰，總算沒有向母校交白卷。”四川電視台和宜賓電視台都作了報導，並轉播了話劇《兩代間》的演出，成為海峽兩岸文化交流佳話。1993年10月，為支援國立劇專廣州校友通訊刊物《南雁》印刷費用，王生善帶領他的熱心戲劇事業的學生，捐獻1100美金。
王生善正式退休以後，實際是退而不休，比以前更忙了。他除了在台灣文化大學等院校，教授編劇學和戲劇導論外，還奔波在中美之間和海峽兩岸，盡自己一份餘力，推行戲劇運動。他在台灣、在美國都曾打電話到重慶來給我，詢問抗戰話劇演出史上一些人和事，我以我所知答複他，或請他查閱我撰寫的《重慶抗戰劇壇紀事》某年某月所載，他每次都誠懇地一再地表示感謝。我也以誠相見地告訴他，我隻是在搜集、整理抗戰話劇史料上，下過一番工夫，對戲劇編、導、演藝術，尤其是台灣戲劇知之甚少。
因此，他不怕麻煩，給我寄來《台灣話劇黃金時代》、《劇專同學在台灣》等書，以及台灣報刊登載的戲劇演出評論。寄件皆細心包裝，可見他的至誠。
1998年3月27日，王生善從香港打電話給我，約29日上午9時在重慶揚子江飯店見麵。這次他要重溫曆史、撿回他走過的足跡，再看一看孩子劇團在巴縣賴家橋、土主駐地，國泰大戲院、抗建堂演出場所。
“你是1942年2月到江安國立劇專報到入學的。”一見麵我就把他個人檔案背給他聽：“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梁寒操副部長批準的，時在民國三十一年三月八日。不過孩子劇團是先送你入學，再作報告。”王生善十分驚詫我說得這樣詳細。我說，這既有我在收集話劇史料下的基本功一麵，1987年我在南京第二檔案館，查抄了大量史料；也有我調皮的一麵，昨天晚上我又翻閱了有關孩子劇團的史料。說罷，我們兩人哈哈大笑起來。我說，有一點你可能不知道，你這份請長假讀劇專的報告，用的是國民黨派到劇團來的政治指導員李清燦名義報上去的，這樣既給了指導員麵子，又容易批準。這是當時劇團團長、中共地下黨員林犁田（即許翰如）的巧計。
當天臨近中午時分，我們到了巴縣土主場，這個抗戰時期孩子劇團駐地的廟台還在，隻是破舊不堪。睹物思舊，王生善想起他的處女作劇本《後台》、《孩子軍》，就是在團長小林（林犁田）支持下，在這個廟台上排練的，從此奠定了他寫劇本的信心，他至今仍然十分感激林犁田。住在這個大雜院的人群中，竟然還有兩位年逾八旬的老爺子，他們說在這個廟台上看過孩子劇團演戲。王生善越發高興了，在這裏左一張、右一張地拍了不少照片。他流連在這裏幾乎忘返。索性，我們在場上一家飯館，吃了豆花飯，要了清蒸臘肉、麻辣豆腐、魚香肉絲幾個菜，這可是他當年在孩子劇團時，垂涎三尺而不可得的佳肴。吃得他津津有味，連聲地說，不虛此行，甚至於想買一塊農家熏的臘肉帶回台灣去。
下午，我們的車開進賴家橋全家院子，王生善首先看到那棵標誌性的又高又大的白菓樹還在，他走過去撫摸、仰望著轉了幾個圈，好像向它招呼說：“我回來了。”在這座大院子裏，他記起的事太多太多：哪裏是他住過的宿舍，哪裏是郭老住家的地方，他們在哪裏開飯，他們又在哪裏唱歌。
他沒有忘記一天夜半孩二隊從川南演出歸來，行李沒有運到，孩子們就倒在院內麥草上睡著了，早上醒來，一個個身上蓋著帶著露水，五顏六色的毯子、被單、大衣的故事。這都是郭老傾其家中所有，悄悄地替孩子們蓋上的。講到這裏，他的眼眶濕潤了。
我發現王生善這個人滿懷都是感情。到了國泰大戲院，我講了1941年中華劇藝社開張之日首演《大地回春》，演職員們窮得晚飯都沒有吃的，餓著肚子也要上台演戲。周恩來發現了這件事，叫南方局工作人員張穎送去兩大筐包子、饅頭作賀禮；爬上抗建堂高坡，我說抗戰時期周恩來不避山高坡陡，七看《風雪夜歸人》演出。王生善不斷地喃喃自語說：“這才是真正的偉大！”看完兩個劇場，他沒有叫我送他名劇名演員的照片，隻說希望我洗一張孩子劇團演出的《樂園進行曲》劇照給他，紀念他和當年小夥伴們的友情。
王生善這次到重慶來，還為了卻一項心願。明天，他要為一位劇專同學去掃墓。這位同學叫馮維，是地主的兒子，在同學中比較闊綽。在校時王生善窮，許多人不願接近他，他也不願接近那些人。唯這位闊綽的同學不歧視他，接濟過他。幾十年來，他都想報這位劇專同學的恩。這次來重慶，王生善已經和這位同學的子女們取得聯係。明天晚上，他要宴請國立劇專在重慶的所有同學。他告訴我說：“不論歡迎我的，不歡迎我的；認識的，不認識的，我都通知到了。人說同船共渡還有三分緣，何況是老同學。”次日晚間，我也在被邀之列。春風、明月、樹影直撲酒樓窗欞，室內燈火輝煌，包下來的三桌酒席坐得滿滿的，洋溢著和諧、溫馨、歡樂。王生善站在中間大吊燈下，高舉酒杯開始他充滿人間真情的致辭。
台灣影人尋根金剛塔
1998年11月18日，第七屆金雞百花電影節在重慶舉辦。台灣電影代表團李行、王玨、薛惠玲一行十三人來重慶。第二天一大早，他們就驅車來到枇杷山公園市話劇團後門，用手機把我找到，急切地請我帶他們參觀中國電影製片廠舊址。我住的重慶市話劇團就是原中國電影製片廠，我帶他們看了“中製”的老黃桷樹、防空洞、原辦公室、技術科、放映室的所在地。他們每看一處就拍照、攝像。王玨是重慶“中製”老演員，他在這個廠的《東亞之光》、《日本間諜》等七部故事片中扮演過角色，走完了話劇團，他都說不像是當年的“中製”廠房。我對他說：“你且莫著急。”我帶他去看百年不變的建築物，純陽洞街旁的金剛塔。看到這座藏經塔，他這位八十三歲的老人一下子歡呼起來，用重慶話說：“對頭，對頭。”他四麵打望，指出哪裏是抗建堂，哪裏是攝影棚，哪裏是原來的大門，還說從江邊挑水上來就從這個大門出入。
抗戰時期，話劇精英聚集重慶，就以王玨所在“中製”的中國萬歲劇團來說，掛頭牌的男演員就有陶金、項堃、陳天國；女的有舒繡文、章曼蘋、楊露茜。更有史東山、王瑞麟、賀孟斧、楊村彬等隨時可請來的著名導演藝術家，王玨在這樣好的環境中耳濡目染，到了1945年《風雪夜歸人》第二次演出時，他也演上了主要角色蘇弘基。在表演上，王玨一再告訴我，他沒有忘記老演員舒繡文對他的幫助。1949年，為數不多的影劇工作人員到了台灣，開展演劇活動，他們一方麵是備極艱辛，一方麵是大展身手。
王玨又導又演《秣陵風雨》、《密支那風雲》諸劇。1958年，王玨以他魁梧健碩的外形，豐富的表演經驗，進軍國際影壇，在與意大利合拍片《萬裏長城》中站穩了腳跟。王玨擅長扮演酋長、惡霸之類角色，他與一些國際知名女明星合作，連續拍了五十多部外國電影，成就卓著。
王玨回憶抗戰時期的“中製”，他坦言對我道：“重慶戲劇、電影界，‘左派’是主要力量。他初當演員，就是舒繡文教他怎樣演戲的。”他說：“周總理在製片廠小禮堂給我們講過話。有兩句話，電影要為抗戰服務，要為群眾服務，至今我還記得。”我對他這位去了台灣的演員，至今記得當年周恩來對他的教導，並以周總理相稱感到欣慰。
這時我問他，後來在台灣當了“中製”廠長的袁叢美，原來說要來的，怎麽沒有成行。王玨一聲歎息：“袁老是重慶人，今年已是91歲高齡，他臨來前的幾天太興奮了，一不小心摔斷了腿，現在還躺在醫院裏。”言畢不勝唏噓。
我接過話來說道：“你們魂牽夢縈的中國電影製片廠的攝影棚、抗建堂，臨拆毀前我都拍有照片。我還收藏有您演過的電影《日本間諜》的劇照，我將送給您，作為紀念。”王玨喜出望外地連聲說：“感謝石兄。”話匣子既然打開，一時間許多年來不解的事都湧上心頭。我們的談話觸及“中製”的一位帶有傳奇色彩的人物——導演何非光。抗戰時期何非光在“中製”廠編導了《保家鄉》、《東亞之光》、《氣壯山河》、《血濺櫻花》四部故事片。他和史東山是“中製”這一時期編導故事片最多的兩位。那時候導演能夠拍片很不容易，一寸膠片一寸金，廠方交8，000呎膠片給你，每個鏡頭都要一次過，用完膠片必須拍完整部戲。就是這樣一位著名電影導演，新中國成立後，影壇上再不見他的蹤影。因為他是台灣人，以前常來往於日本、台灣和大陸之間。新中國成立初期，他參加了抗美援朝的誌願軍，轉業後想回電影界卻不被收留。原因是電影界有權威人士說，何非光是特務。這以後傳奇的事更多了，電影界盛傳他已不在人世。台灣那邊說，何非光參加了解放軍，結果被槍斃了。台灣《聯合報》“光複50周年特稿”上，也說他已經死了。大陸的長春電影製片廠有一個雜誌，上麵寫到何非光，說何非光去了台灣，結果給台灣當局槍斃了。
台灣代表團的先生、女士們，欲問其祥。我告訴他們說：“1949年以後，何非光的人生道路確實坎坷。他參軍轉業後，當過地方劇團的導演，卻無緣於電影事業。晚年受聘於上海市文史研究館，為海峽兩岸文化交流和統一事業作貢獻。1997年9月辭世。”台灣電影資料館的薛惠玲女士，熱切地希望把我收藏的中國電影製片廠、中國萬歲劇團、抗建堂的劇照、說明書供她拍攝，並請我講解供她錄音。尤其令她喜出望外的，我收藏有原“中製”廠長鄭用之與郭沫若、陽翰笙，1940年1月歡送“中製”《塞上風雲》西北攝影隊遠征塞北的照片，這對她是太難得了。那時，鄭用之已因車禍死於台灣。
率隊來重慶的李行先生，抗戰時期在西安從事戲劇活動，現在是台灣電影界領袖人物，著名電影《汪洋中的一條船》的導演。和他同來的夫人王為瑾，抗戰時期在重慶巴蜀學校讀書。為此，李行對重慶更增加了幾分親切。他對磁器口的麻花、嘉陵江邊的石頭都感興趣。對抗戰時期重慶的演劇運動更喜歡侃侃而談，看得出他當年是多麽心向往之。當我把我的《重慶抗戰劇壇紀事》一書送給他，他翻閱之後說：“這本書是下了大工夫的。太不容易、太寶貴、太感謝！”接著馬上和我互相記下地址，表示要互相通信，互相交換信息。他言辭懇切地對我說：“海峽兩岸人民都盼望祖國早日統一，我們兩岸電影、話劇工作者，首先要把中國電影、話劇史工作統一起來，這有待我們共同努力。”以後，大陸每屆金雞、百花電影節，李行都是應邀而來的貴賓。我們函電往來至今。
台灣抗戰影人來渝尋根，他們不忘抗日救亡，不忘中國電影製片廠，不忘抗建堂。這之中就蘊涵著，盼望祖國早日統一的重大意義。記錄在這裏，作為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