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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藝術家眼中的周恩來

  概述

  “周總理是中國亙古以來賦予的愛最多而且接受的愛也最多的一位人物。”這是冰心老人說過的一句令人難忘的話。60年來,我接觸並訪問過成百的藝術家們,他們無一不是同樣的感受。

  老孩子們的懷念

  1996年7月,我到北京去參加抗戰時期著名的孩子劇團成立60周年紀念會,到會的滿頭白發的老孩子們,不約而同地懷念一個人,他就是周恩來。

  1937年抗戰爆發,21位8歲到16歲的孩子,在上海組成孩子劇團,一路上冒著敵機轟炸,忍受饑寒,演戲唱歌宣傳抗日到了武漢。這時,一個個舉目無親,許多人疾病纏身,怎麽辦?劇團團長吳新稼對我說:“是周恩來同誌派鄧大姐找到了我們駐地,帶來了周恩來和八路軍辦事處的同誌們,送給我們的幾十元錢,接濟了我們。後來,又把我們歸屬於政治部第三廳,交給郭沫若,從此我們走在革命大路上。”蔡去非老人是一位離休的局級幹部,她幼年參加紅軍,10歲跟隨長征,因為年紀小送回四川。1939年因受特務迫害轉移到重慶。周恩來看到蔡去非說:“小鬼,你這個名字取得好呀!去非留是,天天洗臉擦灰塵。”這樣,她到了孩子劇團去演戲。“皖南事變”發生,周恩來作“千古奇冤”的題詞在《新華日報》上,蔡去非到處散發報紙。她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信封,裝上這天的報紙,送給蔣委員長收。這件事惹得蔣介石大為惱怒,下令嚴查。黨組織決定把蔡去非藏起來,等待機會,把她送往延安。

  擺到這裏,蔡去非高興起來,她神秘地把嘴伸到我耳朵旁說:“我因禍得福。1941年8月,周伯伯親自到郭沫若家中,把我接到紅岩村。之後,送我到了延安。”

  為孩子劇團找道具

  1939年初,孩子劇團到了重慶,他們不留戀大城市,到縣城和集鎮上去演出。公演劇目中有一個他們創作的兒童劇《幫助我們的遊擊隊》,劇中要用日本兵的服裝和鋼盔,各處都找不到。管服裝、道具的小鬼隻好跑到八路軍辦事處去想辦法。

  周恩來聽到這件事後,想起前線的八路軍,曾經把繳獲日本軍隊的戰利品送到辦事處來過,他帶著孩子劇團的小鬼,到堆放物品的房間去找。日本兵的服裝和鋼盔都找到了,劇團的小鬼準備寫張借條,周恩來對劇團的孩子說:“你們以後要到四川各地去演出,把這兩樣八路軍的戰利品送給你們吧。讓四川人民看看日本兵是什麽樣子,發動人民起來抗日。”劇團的小鬼回到團裏,一進門就嚷嚷道:“我今天又見到周副主席了。”高興得手舞足蹈,把經過告訴了大家,還把日本鬼子的鋼盔歪戴在頭上做怪相,樂壞了。

  果然,孩子劇團以後到川東、川北去演出,演日本兵的演員,穿上日本鬼子的服裝,戴上鋼盔,揭露日寇殺人放火的罪行,喚起了民眾對日寇極大的仇恨,許多人參加到抗日救亡工作中來。

  杯酒留深情

  1941年,蔣介石在抗日大後方的法西斯統治變本加厲,重慶影劇界的進步青年石羽、周峰、白楊等思考著:中國往何處去?在中國電影製片廠一位叫林楊的青年穿針引線下,他們成立了一個密秘讀書會,讀生活、新知、讀書出版社的書籍,交流學習心得,談論時事,都為一個偉大理想所鼓舞。

  8月30日,石羽和林楊相遇,石羽悄聲說:張穎約我倆9月1日晚去紅岩村。林楊心知肚明,兩人約好了出發的路線。那個年代去紅岩村,要想方設法躲過特務的眼睛。進了八路軍辦事處大門,看到穿陰丹士林藍布旗袍的張穎站在台階上,他們才放下心來,自己對自己說:到家了!到家了!

  坐在簡樸的會客室裏,張頴告訴他們,約他們來沒有特殊的事,聊聊讀書會情況。大家在讀什麽書呀?德蘇戰爭爆發後,大家有什麽想法?

  一會兒,張穎說:“你們坐坐,我去一會兒就來。”張穎回來了,輕輕地向他們說:“周恩來同誌要下來看你們。”“啊!周副主席要來看我們。”兩個年輕人感到太意外了。

  當他們還沒有平靜下來的時候,門上的藍色布簾已掀開。周恩來滿臉笑容地走了進來。他先把手伸過來和兩位年輕人握手,親切地說:“歡迎你們!歡迎你們!”然後,往旁邊移動一下,一位女同誌端著茶盤中幾杯酒送了上來。周恩來說:“請。”兩位年輕人端起盤中小高腳杯盛的葡萄酒。周恩來把酒杯舉高起來說:“今天是國際青年節,祝朋友們快樂!”兩位年輕人和周恩來一起,將杯中的葡萄酒一飲而盡。周恩來接著表示歉意說:“我有事馬上要出去,你們在這裏多玩玩。再見。”他再次和兩位年輕人握手,握得那麽緊,那麽誠摯。

  周恩來每天有許許多多事情要做,今天已經很晚了,還要出門辦事,卻搶時間會見了這兩位小青年,熱情地和他們共飲葡萄酒。從這中間,兩位年輕人感受到周恩來對青年的希望,感受到周恩來的人格魅力。

  這杯酒的深情,永遠留在了兩位年輕人的心中!

  宿舍床前探望舒繡文

  在舒繡文影集裏有張放大8寸的照片,照片上,周總理雙手握著她的右手,鄧穎超雙手握著她的左手。這是1957年,周總理到首都劇場看話劇《駱駝祥子》,舒繡文在這出劇中演虎妞。看完全劇,周總理夫婦走上舞台祝賀她演出成功,他們倆緊握著她的雙手時拍的。能有這種殊榮,舒繡文是中國演員中第一人。

  1938年4月,漢口五家電影院,全都上映舒繡文主演的抗戰電影《保衛我們的土地》。就在首映之日,舒繡文認識了周恩來同誌。周恩來說:

  “舒繡文同誌,你演的農婦很好,感情真實,我們都很喜歡。向你祝賀。願你再拍出一些更好的抗戰電影。”聽到周恩來以同誌稱呼她,舒繡文心中像燃起一團火,激動得說不出話來,緊緊地握著周恩來的手。以後,她又到八路軍辦事處去玩,認識了鄧穎超。

  從此,被周恩來稱之為同誌的舒繡文,參加拍攝了《塞上風雲》、《一江春水向東流》等電影,演出了《天國春秋》、《蛻變》等話劇,為抗日救亡、反對法西斯統治作出重要貢獻。艱苦的生活,也使她身體日衰。

  1957年,經周總理安排,舒繡文從電影界調到了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生活比較穩定。舒繡文參加了《風雪夜歸人》、《北京人》、《駱駝祥子》的演出,給本來已是光華四射的北京人藝,再添輝煌。

  1959年春節,那是經過大煉鋼鐵、大辦人民公社折騰過後,糧、肉、蛋都要有票才能買到的春節。這一天,周總理突然出現在史家胡同人藝宿舍二樓舒繡文住的門前,他輕輕地叩敲主人的房門。舒繡文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怎麽是總理看望她來了?

  總理問舒繡文生活怎麽樣?

  舒繡文說:“我的生活很好啊!”總理是個聰明、細心的人。他去看廚房,打開碗櫃,裏麵隻有幾個餃子,別無其他菜肴。總理喊來了副院長歐陽山尊說:“你可得多關心繡文,她的心髒有病。”這一年冬天,舒繡文演完《伊索》不久,她的心髒病複發了,周總理聽說後,連夜趕到人藝宿舍,去看舒繡文。睡在床上的舒繡文要起來,總理止住了她。總理沒有直接問她的病,而是和呂恩、楊薇、劉華一起拉家常,問她們是哪一年開始演戲的?轉而說舒繡文演戲最早,是她們前輩。這時,周總理才探問舒繡文病情,針對她的性子急,要她耐心對待這樣的慢性病。他又囑咐大家,照顧好舒繡文身體,安排好她的生活,並且說:“明天我給她送些藥品和營養物來。”第二天下午,鄧大姐帶來外國友人送給周總理的藥物和奶粉等營養品。她緊緊地握著舒繡文的手說:“我多麽的想念你啊!幾次起心來看你,因為忙,未能如願。”舒繡文沉浸在周總理和鄧大姐關懷她的幸福之中。

  1966年,周總理指示:送舒繡文到上海華東醫院作大手術。手術之後,她的健康大有好轉。醫生說,她再上台演戲也有可能。

  這時已是1966年5月,接著便是壞人猖狂、好人遭殃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1979年5月15日,在八寶山公墓禮堂舉行舒繡文追悼會。主持人在會上為她平反昭雪、恢複名譽說:“舒繡文同誌是我國人民中,早就享有盛名的老一輩傑出的表演藝術家,她具有高尚的演員道德。從1932年開始,她沒有離開過舞台和銀幕,沒有離開過觀眾,在我國戲劇電影史上作出卓越的貢獻。”這一天,舒繡文最敬愛的周總理已經告別人間,主持她的追悼會的是周總理的夫人鄧穎超。

  白楊終生難忘的幸福一天

  1961年7月18日上午,兩輛轎車行駛在法國梧桐樹掩映下的上海華山路,在一座兩層白色樓房的花園門前停下來,大門打開,一代影星白楊、秦怡、王丹鳳、黃宗英和著名導演金焰、鄭君裏、蔣君超等簇擁過來,朗聲地喊道:“總理好,陳毅副總理好。”周總理、陳老總這次來上海,送走金日成後,決定和上海的影劇工作者見麵,周總理特別選在白楊家裏。

  在二樓白楊的書房兼會客室裏,陳老總看著擺滿世界名著以及哲學、史學著作的書櫃,問白楊道:“這麽多的好書,你都看過了嗎?”“這……”白楊難以回答。

  周總理趕緊給白楊解圍說:“老總,你家的書,你全部看完過?”這樣一說,大家都笑起來。

  周總理接著說:“多讀書是電影劇演員基本功之一,還要懂得音樂、雕塑、繪畫,要能歌善舞、遊泳、騎馬、駕車,還要到更寬闊的生活中去。你們都是老演員,要摸出一些規律來。”周總理這樣關心影劇演員的進步和提高,大家不約而同的向他投以感激又敬仰的目光。尤其是白楊,她從1938年在重慶,就在總理的教導和關心下,成長起來的。

  這一天,大家和周總理、陳老總在一起過得很快活。午飯在白楊家吃的,保姆做的清蒸魚、糖醋排骨、素燒豆腐……在那所謂的災荒年間,能辦出這樣的菜來,很不錯了。

  飯後,總理提議大家在一起照張相,把白楊的兒子蔣曉鬆、女兒蔣曉真都叫了過來,站在兩位總理跟前。

  臨別時,周總理有意識地問白楊:“你家有全國政協的《文史資料選輯》嗎?”白楊說:“沒有。”周總理沉思了一下說:“往後你有什麽事給我寫信,寫給許明,我能收到。”這是對白楊不尋常的提醒,他有一種隱憂。

  這時,已有一支箭向白楊射來。一個軍統大特務,作為戰犯大赦出來了。他寫了一篇關於戴笠的文章,登在《文史資料選輯》上,文中寫了與軍統特務頭子戴笠有往來的知名人士當中,編造有白楊。周總理問白楊有沒有這本書後,白楊沒有想到是這麽一回事。直到1965年,國務院一位幹部給白楊寄去這本書,白楊才發現曾為軍統特務的沈醉,對她這種無中生有的誣蔑。白楊立即向上海電影製片廠黨委反映,經組織上調查,終於弄清真相。戴笠是不看話劇的,白楊根本不認識戴笠。編輯部正擬更正,“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你和大特務戴笠是什麽關係?”“我不認識戴笠。我們進步話劇工作者和戴笠素不往來。”“你是進步的怎麽不到延安去?你們在重慶演進步戲,怎麽沒有被蔣介石殺死?”沒有到延安去的,怎麽能算進步?

  演進步戲,竟然沒有被蔣介石殺死,一定是叛徒。

  這就是當年的造反派,既無視曆史又蠻橫扣大帽子,以表示其“革命”的行徑。

  然而,誣陷白楊,上海“四人幫”分子的目的,不僅是如此。他們借此貶低周總理當年領導抗日大後方戲劇運動的業績,羅織罪名,達到他們批周公的目的。

  白楊是堅強的。從1966年8月下旬到1976年“四人幫”垮台,他們從白楊身上了無所獲。

  白楊重見天日以後,她才領悟到,周總理那天特別選在她家中做客,是盡自己力所能及,保護一切善良的人們。

  這確是白楊終生難忘的幸福的一天!

  潤物細無聲

  這是周總理關心《日出》演出中,陳白露頭上一朵小花的故事。

  1956年,遼寧人民藝術劇院在北京公演《日出》。一天,演員謝幕時,忽然發現周總理也在台下鼓掌。這時,連司幕的也高興地跑到台上看周總理去了,大幕至少晚了一分鍾才落下。

  當聽說周總理要會見演職員時,大家反倒緊張起來,一個個腳步輕輕地走入休息室,椅子、沙發又不夠坐,更使大家拘謹。

  周總理先伸出手來,和演陳白露的白玲握手,然後對大家說:“坐不下就坐在沙發扶手上,這樣一個沙發可以坐三個人。”一下子,大家各得其所了。有的人還轉移到周總理近處坐下。

  “陳白露頭上插一朵粉紅色的花兒,不適合這個人物吧。是不是該戴一朵白色的?你們說呢。”大家並未深思,都不約而同的點頭稱是。

  “為什麽呢?”沒有人答話了。

  於是,周總理從陳白露的出身、性格和她的遭遇,落寞的心情等作了分析,說明戴白花更能反映她的性格。大家聽來精辟入理。《日出》演了那麽多場,自己怎麽就沒有細想過?周總理又說:“《日出》是中國的名劇,曹禺就在北京,應當請他來看看。這出名劇要越演越好。”一位大國的總理,日理萬機,卻關心到一出話劇的演出,連陳白露頭上的一朵花兒都注意到了,談出來的意見使專業文藝工作者也心服。

  他既是總理,又是文藝工作者的朋友。他知道怎樣幫助你創作出好作品,不僅是大處著眼,而且具體入微地從小處著手,在相互交談中提出他的想法。

  真是潤物細無聲啊!

  為國統區電影抱不平

  1949年,上海。電影《烏鴉與麻雀》的拍攝尚未停機,拍出來的底片就被國民黨的“特刑庭”調去審查而被禁止拍攝。電影劇本藏在攝影棚棚頂稻草堆裏,逃脫特務的搜索而保存下來。上海解放後,這部片子由昆侖電影公司繼續拍攝完成。影片反映了蔣家王朝崩潰前夕的種種醜態,由於它卓越的藝術技巧和辛辣的諷刺內容,公映後,受到廣大觀眾的熱烈歡迎。

  1953年,全國優秀影片在北京評獎。反映工農兵生活的影片《白毛女》、《鋼鐵戰士》獲一等獎。《烏鴉與麻雀》的主要創作人員,趙丹、魏鶴齡、吳茵、上官雲珠、黃宗英、孫道臨等,都獲得一枚二等獎的銀質獎章。

  這群來自國統區的影劇工作者,在工作資曆、藝術才華方麵,和拍攝《烏鴉與麻雀》時經曆的艱險,都超過那些得一等獎的電影工作者,他們因為這是第一次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工作獲得的獎章,也就很欣慰了。

  電影評獎大會閉幕時,請周總理到會講話。周總理肯定了解放後幾年間電影工作者的成績,接著他說:任何事物都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烏鴉與麻雀》的影劇工作者,是在國民黨反動派白色恐怖下,冒著坐牢、殺頭的危險,拍出這部揭露蔣家王朝末日的影片。周總理提出:“我認為對《烏鴉與麻雀》應該授予一等獎。”這個意見提出來,出乎與會者意料之外。但,一瞬間,全場立即響起讚賞這一意見的熱烈掌聲。《烏鴉與麻雀》獲獎者的銀質獎章立即換成金質獎章。

  事後,毛主席接見了這幾位國統區影劇工作者,他說:“聽說,本來不肯給你們評一等獎的啊!”這幾位演員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這時,周總理接過來說:“我打了個抱不平。”毛主席笑著說:“這個抱不平打得好。”

  拒坐首長席

  抗戰時期在重慶,張穎是《新華日報》記者,又是周恩來與文化界交往的聯絡員。新中國成立後,她在戲劇界工作,和周總理仍然常相往來。

  周總理愛看戲,常常是自己掏錢買票看戲。有時候也被招待看戲,但他看戲時,反感劇場設首長席。他說:“有人愛搞首長席,我們黨沒有這個作風。”1962年,全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在廣州召開,周總理和陳毅副總理參加了這次會議。摘掉加在知識分子頭上的資產階級帽子,就是陳毅在這個會議的講話中提出來的。

  會議中舉辦晚會,請到會作家看粵劇。會場前麵擺了五六排沙發,沙發中間的茶幾上備有煙和茶,顯然是為首長準備的。後麵百十張椅子,排得又擠又窄,是給作家們看戲的。

  那天,周總理來得早,一進到場內,看到這種擺法,他的一雙濃眉立即緊鎖起來,生氣地對會議的組織者、中國劇協黨組書記張穎說:“這是怎麽搞的,你在管這件事嗎?今天晚上招待誰看戲,一大堆沙發是給誰坐的呀?告訴你,我是不坐的。”張穎趕緊行動起來,她請賓館工作人員趕緊把前排沙發搬掉,把後排座椅往前移。賓館的人也有他們的習慣,堅持還是要留兩排沙發作首長席。

  這時,周總理坐到最後一排椅子上去,許多到會的作家自然地圍攏來,和總理談笑風生。

  快開演了,廣東省的負責人過來請周總理到前排首長席就座。周總理用開玩笑的口氣對他們說:“你們今天是請誰看戲啊,我又不是作家。”於是,周總理站起來,走到那些年紀大的作家麵前,把他們一個個請到前排坐下看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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