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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中國電影製片廠紀事
概述
抗日戰爭時期，位於重慶渝中區純陽洞的中國電影製片廠，今天的重慶人知道它的已經不多了。雖然在它門前，那座鑲著五顏六色瓷磚的金剛塔，今天依然在閃閃發光。
我這裏談及的中國電影製片廠，當年匯集了中國電影界著名的編劇、導演、演員、攝影、錄音、燈光、置景、化妝、效果等方麵人士何止百數。這些人的名字和攝製出來的影片，不僅為國內民眾所熟知；外國記者、海外華僑、美、英、蘇、的電影界人士，對它也不陌生。他們凡是到了重慶的，都不避長達二百餘級的石階，喘氣、流汗也要爬上去參觀。他們都要了解一下，全世界上百個城市上映的，以抗日戰爭為內容的故事片和成百集的新聞紀錄片，在這個製片廠裏是怎樣誕生的。尤其是反映抗日前線激烈戰鬥和大後方民眾抗擊敵人轟炸的新聞紀錄片，更加受到關注。
一、因《八路軍平型關大捷》而揚名
中國電影製片廠（以下簡稱“中製”）首先揚名於中國和世界，是在抗戰爆發的1937年秋天。那時，“中製”還設在武漢的楊森花園，剛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訓處電影股，改名為中國電影製片廠。愛國的、資深攝影師羅及之，他舍棄在香港的高薪待遇，投奔到大後方抗日救亡運動中來。他急於上前線去，拍攝中國軍隊抗擊日本鬼子侵略的新聞紀錄片。
要上前線，需要有軍委會政訓處的證明，不然，會被當做漢奸抓起來槍斃。
這樣，羅及之參加到“中製”。穿上軍裝的羅及之，恨不得生出三頭六臂，多拍一些中國軍隊打勝仗的鏡頭。可惜，那時大半個中國，都是前方戰士遭屠殺，後方百姓遭轟炸的場麵。1937年9月，羅及之在西北戰場采訪，適逢八路軍在平型關打了大勝仗，他勇敢地奔赴戰鬥的最前線，拍攝了八路軍向前挺進，克服平型關，一舉消滅日軍三千多人，俘虜日軍將領，繳獲大批戰利品的鏡頭；同時拍攝了朱德在前線的高大形象，讓世界上許多國家的人民，第一次在銀幕上看到了傳說已久的中國紅軍總司令朱德。
為了盡早把這批珍貴的底片衝洗出來，羅及之不避風雨，不顧險阻，跋山涉水、披星戴月，騎上一匹快馬，從西北前線直奔武漢，不慎中途墜馬負傷。當他到了武漢，竟被加以“擅赴共區”的罪名，險乎受到處分，幸而八路軍的彭德懷將軍正在武漢，時逢國共合作較好的時期，由他出麵向有關方麵周旋，羅及之才得幸免遭殃。
影片剛做完後期工作，還沒有對外發行的一天晚上，武漢八路軍辦事處的彭德懷，帶領了二十幾位指戰員，到楊森花園“中製”來看“毛片”。
放映室隻為配音工作人員準備了不到十個座位，接待的人一下傻了眼，正在手忙腳亂地找椅子找板凳時，彭德懷伸手勸阻了他們。彭大將軍帶頭席地而坐，跟工作人員說，這樣不是很好嗎？同來的八路軍指戰員們也跟著坐在地上，大家有說有笑。
彭德懷對這部片子非常滿意，當場對羅及之和其他工作人員表示感謝，希望攝影師多上前線去，多拍新聞紀錄片。不久，彭德懷帶上製作成功了的《八路軍平型關大捷》回到西北前線去。
《八路軍平型關大捷》的公映，引起國內外極大的轟動，尤其是俘虜日寇軍官和士兵，收繳了大批戰利品的那一部分，在觀眾中響起長久不息掌聲。這部新聞短片選入《抗日特輯》第二集，發行到港、澳，發行到新加坡、馬來西亞各地，並和《中國抗戰電影特輯》在一起，發行到巴黎、日內瓦、利物浦等地。利物浦的華僑看到《抗日特輯》中平型關戰役大獲勝利時，當地華僑和民眾還掀起支援中國抗戰的獻金運動。這部影片真正的既轟動了中國，也轟動了世界。它的最大功效是：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振奮了中國軍民抗戰必勝的決心。
中國電影製片廠伴隨著《八路軍平型關大捷》紀錄片而被全世界知曉。
《八路軍平型關大捷》不僅在當時鼓舞了抗日軍民，宣傳了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而且有著不可磨滅的文獻價值。就憑這部紀錄片，羅及之也稱得上是抗日戰爭的功臣。更何況抗戰期間，他在重慶又拍攝了《東亞之光》、《血濺櫻花》頗受讚賞的抗戰故事片。
二、不要軍銜、不要高薪的藝術家
中國電影製片廠遷到純陽洞，已是1938年10月間，“中製”還附屬有一個“怒潮劇社”（後改名為“中國萬歲劇團”）。“中製”廠長鄭用之，黃埔軍校三期畢業，是周恩來的學生，四川人，不反共，和郭沫若、陽翰笙都有交情。抗戰開始，鄭用之就延攬電影界名人參加“中製”，想大幹一番。
進步人士史東山，陳波兒等找到陽翰笙，問可否參加？因為軍委會委員長是蔣介石，蔣介石這會說抗戰，會不會背信棄義。陽翰笙也沒把握，他在武漢請示周恩來和博古。博古說：“這麽好的機會，人家不請你，也要鑽進去。”周恩來說：“應該進去，與他們合作。”（見陽翰笙：《泥濘中的戰鬥》一文）於是，史東山、陳波兒、黎莉莉、舒繡文、朱銘仙等影劇界知名人士，在武漢參加了“中製”。陽翰笙擔任了“中製”編導委員會主任委員，應雲衛、馬彥祥任編導。他們參加是有條件的，“中製”是國民黨的軍事機構，這些進步人士都不要軍銜，聲明是自由職業者，免得出了事受軍事處分，並且來去自由。二是不要高薪，史東山、舒繡文、黎莉莉，在上海的電影公司工作，都是三百元左右的高薪，到“中製”隻要五十元薪水，不讓薪水把人套住。郭沫若在他寫的《洪波曲》裏讚揚他們說：“那些人差不多都是電影界的精華，而他們也是受著極菲薄的待遇，專誠為抗戰服務的。”以後史東山、江村、孫堅白（石羽）等，在1943年退出“中製”，就是有這個先見之明。鄭用之是有上校軍銜的，1942年他與CC鬧矛盾被撤職，就被軟禁在鄉下。
國民黨辦事不是很認真的，進步電影工作者有時候也利用軍銜為抗戰服務。1940年，應雲衛率領西北攝影隊去蒙古拍攝《塞上風雲》外景，為了便於應付沿途國民黨的檢查，由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周恩來是政治部副部長）開出證明，應雲衛掛少將軍銜，著軍裝、掛武裝帶、佩刀出發，周伯勳是上校秘書長，他們手下掛中校、少校軍銜的一大堆。舒繡文、黎莉莉、吳茵等都穿上了軍裝。所到之處威風凜凜，不僅一路暢通，有的官員唯恐巴結不上，還搞迎送宴請那一套。
三、抗戰電影主流在重慶，鬥爭也在重慶
抗戰時期的中國電影，分成了大後方抗戰電影、孤島電影、淪陷區敵偽電影和延安根據地的人民電影四種格局。大後方的抗戰電影是抗戰時期中國電影的主流。抗戰八年間，大後方共生產故事片22部，一部是西北電影公司所出，三部是中央電影攝影場所出，其餘18部都是“中製”出品（包括三部產自“中製”武漢時期，以及“中製”人員在香港組成的’大地‘、’新生‘影片公司出品的三部電影）。事實說明，中國電影製片廠是抗戰時期大後方生產影片的主力軍，生產的基地。它的18部故事片電影，有12部都生產在重慶純陽洞的“中製”。這12部故事片電影，它們分別是：《保家鄉》、《好丈夫》、《東亞之光》、《勝利進行曲》、《火的洗禮》、《青年中國》、《塞上風雲》、《日本間諜》、《氣壯山河》、《血濺櫻花》、《還我家鄉》、《警魂歌》。
“中製”和中央電影攝影場相比較而言，“中製”是在周恩來為政治部副部長，郭沫若為三廳廳長時期組成，又有陽翰笙擔任“中製”藝術創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吸納了一大批進步電影工作者。國民黨雖然想限製共產黨和進步人士的抗日救亡活動，但終歸是進步力量大權在握，因此“中製”在1941年“皖南事變”前，拍攝了一大批反映動員民眾、全民抗戰的好片子。諸如：《八百壯士》、《東亞之光》、《勝利進行曲》、《塞上風雲》等影片。“中電”屬於國民黨中宣部所管轄，在那裏黨禁森嚴，進步力量單薄，常常無事可做，甚至有“養老院”之稱。
然而，“中製”的進步力量與國民黨頑固派的鬥爭是艱苦的。陽翰笙的《塞上風雲》，由應雲衛帶隊，曆經十個月的千辛萬苦，去榆林、蒙古伊克昭盟拍攝外景回來，內景工作就受到國民黨頑固派嚴重的卡、壓和刁難。由於外景隊兩度路過延安，受到毛澤東的接見，外景隊一些人員回來就受到懷疑和監視，再拍內景就被推托說沒有膠片。攝製組求爹爹、告奶奶似的，討得一點膠片拍一點戲。同時有人揚言，拍好的外景片有的曝了光，有的失了火，使攝製組人員心驚膽戰地過日子，影響了藝術創造，致使《塞上風雲》拖到了1942年才和觀眾見麵。
拍攝故事片《日本間諜》的鬥爭更加尖銳了，引來蔣介石親自審查影片，並橫加幹涉。這部片子由陽翰笙根據意大利人範斯伯的《神明的子孫在中國》一書改編。範斯伯本是意大利人，為日寇當特務，後來範斯伯看到東北義勇軍官兵平等，軍民一致的作風，轉變在暗中幫助義勇軍抗日。
書中入骨三分地暴露了日本侵略者在東北犯下的滔天罪行。導演袁叢美雖然親近國民黨，拍攝這部片子是很用心的。1943年初夏，《日本間諜》在重慶，由國泰、唯一、抗建堂三家電影院上映，觀眾買票十分踴躍，比爭買平價米還要熱鬧。觀眾稱讚這部電影暴露了日寇慘無人道的罪行，鼓舞了觀眾的抗日情緒。蔣介石也調《日本間諜》的拷貝去看，看後勃然大怒地說：“你們沒有看到那些義勇軍嗎？那就是共產黨的抗日聯軍，這是替共產黨做宣傳的。”於是一麵下令停映，一麵派來他二兒子蔣緯國坐鎮，監督袁叢美改影片，把電影中的義勇軍改成穿國民黨軍隊的服裝，拿去放映。這就是蔣介石在《日本間諜》中篡改曆史的醜行。
影片《東亞之光》在世界戰爭史上是一種奇跡。即由被俘虜的日本官兵拍攝電影，反對自己參加的侵略中國的戰爭，這樣來表示東亞才有光明。它所遭遇的是另一種鬥爭。
《東亞之光》由何非光任編導，羅及之任攝影。拍攝時用了一大批日本反戰誌士，他們都是被中國軍隊俘虜過來的侵華日本官兵，經過在巴縣鹿角鎮接受感化教育，思想有了轉變。這項工作是由日本反戰作家鹿地亙和池田幸子夫婦領導的。
日本俘虜拍攝《東亞之光》的消息傳出去後，日本軍部大為惱怒。他們到處鼓吹日本皇軍隻有忠於天皇而死，沒有一個當了中國軍隊俘虜的。
現在一下子湧現出一大群日本俘虜，演戲、拍電影，反對日本侵華戰爭犯下的罪行，他們豈甘罷休。於是，日軍總部在轟炸重慶的同時，專門對著金剛塔和中國電影製片廠投擲炸彈，彈中金剛塔旁的攝影棚，炸死了一位工友和一位日本反戰士兵山本黑，機器也炸壞了。《東亞之光》因此停拍了一個時期，拖到了1942年才和觀眾見麵。
四、影響深遠的抗戰電影
從1938年到1945年，中國電影製片廠創作的18部電影故事片，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是適應抗戰的需要，反映抗戰生活的。它們反映帝國主義占我城市掠我地、殺我同胞的殘暴行為，指出隻有抗日才能救亡，隻有全國各階層、各民族團結一心，發動全民抗戰才能獲得最後勝利。這些影片，既有我國軍民慘遭傷亡的悲壯，更有各階層人民同仇敵愾奮起抗敵的激情。在藝術的形式上也有一個特點：通俗易懂，有頭有尾，節奏明快，動作性強，這種民族化、大眾化的手法，正是占我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工農兵易於接受的。這樣就形成了新的藝術追求和別具一格的美學意義。
它所產生的激勵軍民抗日救亡的效果，是不可低估的。
舉電影《八百壯士》（陽翰笙編劇，應雲衛導演）來說。1940年，我在河南一個縣城的電影院，看到這部片子。那一年我12歲，剛進初中。看這部片子的那一天，是在日本飛機轟炸了這個縣城和我們學校後幾日，學校操場大樹上，掛著死去同學的肢體的印象還在。電影開映前，播放著《義勇軍進行曲》，我的熱血已經沸騰；又播《鬆花江上》，喚起我思念家鄉南京之情。電影中，八百壯士堅守四行倉庫誓不投降，童子軍楊惠敏冒險泅渡蘇州河，向八百壯士獻國旗，這一下把我的愛國情緒推向高潮，一方麵熱烈鼓掌，一方麵淚水滾滾而下。影片中《歌八百壯士》響起，我和滿場觀眾都起立應和，高唱：“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愈發增加了我對日本鬼子的仇恨，堅定我打倒日本鬼子的決心。從此，我在學校做作文、辦壁報，都宣傳抗日救亡，進而演出抗日戲劇。至今，我回憶初看《八百壯士》影片情景，激動之情又起，老淚縱橫而下。
拍自純陽洞中國電影製片廠，田漢編劇、史東山導演的《勝利進行曲》，也是引人注目的。
《勝利進行曲》取材自1939年的長沙會戰，中國軍隊在軍民團結下，取得了勝利。電影前半部分，著重描寫了下級官兵英勇作戰的英雄氣概，後半部分反映了湖南人民在日寇麵前誓死不屈的民族氣節。這都是以當時生活真實為依據拍攝的，影片放映後，發生動人的事情也多。
史東山的導演是出色的，這部片子經他藝術加工後，極富煽動力。一些待命出征的部隊，看了《勝利進行曲》後，紛紛要求早日奔赴前線殺敵；許多傷兵醫院的病員，也要求立刻走出醫院，參加到戰鬥行列中去。
這部影片有三處寫老百姓的情節最動人。一是農民何大嫂，他誓死抗拒日寇侮辱，抱著日寇一起滾入池塘；二是慧海和尚為營救農婦破了殺戒，他擊斃敵人，自己也壯烈犧牲；三是三個十二歲的小學生，在敵軍官麵前對著汪精衛照片，大罵“漢奸領袖”而被殺害。這部影片影響所及，凡是在湖南的日本官兵，都發有一種《軍中要覽》，內中說：“湖南人的危險性最大，你等對湖南伕子和民眾要嚴加提防，否則你等的性命和槍械，就會被他們拐掉。”日本軍國主義者在湖南人民麵前，膽戰心驚到了何等地步，由此可見。
影片《塞上風雲》的影響最為巨大。它先有話劇《塞上風雲》演出，在各地產生廣泛影響；又有主題歌《蒙漢青年進行曲》到處流行，這首歌當時可與《遊擊隊員之歌》相媲美。在歌聲影響下，大批青年在各自生活中，擔當起團結抗日重任。更有黎莉莉、舒繡文、周伯勳、吳茵、陳天國、周峰這些著名明星在其中扮演角色，影片公映轟動一時，自不奇怪。請看重慶老觀眾徐世騏的一篇回憶文字（載《重慶與中國抗戰電影學術論文集》224頁，重慶出版社1998年版），《塞上風雲》公映時“我已是高中學生，邀約了不少同學，在星期天從化龍橋一早步行進城觀看，下午又步行返校。
該片不但劇情感人，演員的精彩表演更令人難以忘懷，因此給我留下了對他們的欽佩與崇敬的心情，總想找機會結識他們，與他們交朋友。在他們的影響下，我接受了不少新知識、新事物。他們的工作熱情，吃苦耐勞、不計報酬、不爭名位、樂觀向上的高貴精神使我深受感動。”這位徐世騏同時也讓我感動不已。之後，徐世騏投身到演劇隊伍中來，他在抗戰勝利時，先後擔任話劇《風雪夜歸人》、《天國春秋》、《日出》的演出者，為抗戰影劇人複員還鄉籌措路費。為此，他既傾家蕩產，又遭忌於國民黨政府，受了三個月牢獄之災，卻不後悔。
從這件事看，一部好的影片，帶來方方麵麵的影響是無法估量的。
五、生活乳汁的澆灌，豐富了電影藝術的創造
抗戰電影為什麽會有這樣大的社會功能。我的回答是：生活乳汁的澆灌，使電影藝術之花開放得這般絢麗。
戰爭給社會帶來巨大的變動，沒有人能遊離其外。一些著名的電影工作者，在這場空前大變動中，都卷入了戰爭的洪流。他們或奔走於槍林彈雨之中，或流離失所於家鄉千裏之外，身受日寇殘暴的驅趕，封建勢力的迫害，既看到廣大人民受苦受難，也看到全民奮起齊心協力打“東洋”的力量。比之以往，他們生活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進出於燈紅酒綠的酒吧，住的是豪華公寓，吃的是牛奶麵包。現在來到寬闊天地裏，有了真正意義的平民生活，從而少了幾分知識分子的空想，多了幾分生活實踐。從前慷慨激昂地高呼反帝反封建口號，現在身體力行地參加戰鬥。他們耳聞目睹人民大眾和抗日將士為戰爭作出貢獻，或毀家紓難，或英勇獻身。
這些感天地、泣鬼神的動人事跡，震撼了他們的心靈，豐富了他們藝術創作的底蘊。這裏，我以白楊為例敘說一番。
名滿大上海乃至全國的電影明星白楊，抗戰開始時，她還是一個17歲的女孩，生活麵的狹窄可想而知。她剛在《十字街頭》中扮演了紗廠女職員楊芝瑛，這個人物在電影中遭遇了失業和貧困，粉碎了她的小資產階級的幻想，走上了反抗和鬥爭的道路。進步的內容加上白楊的優秀演技，影片受到觀眾的熱烈歡迎。當時，宣傳白楊的廣告，掛在大光明電影院旁，有兩層樓高。實際上，白楊扮演楊芝瑛時，隻是走馬觀花地訪問過工廠，距離對工人生活的了解，差之甚遠。
“八一三”給白楊的生活帶來巨變，上海在日寇襲擊下，成為一片火海。先是明星電影公司停發員工薪水，接著，白楊的哥嫂全家逃難到西南大後方，姐姐楊沫要回北方，這都需要錢。白楊賣掉了一批又一批衣物和家具，給他們作路費。她自己參加了上海影人劇團，到四川去做抗日救亡宣傳工作。當時，國民黨官方規定：“抗敵演劇要自備資金，不得募捐，不得要求地方供應。”幸而四川愛國影片商夏雲瑚承當了影人劇團赴川費用，白楊得以成行。
從上海到南京的一路上，白楊看到日本鬼子的炮火給中華民族帶來的災難。逃難的拖兒帶女，饑無食，渴無水，難得吃上難民所的稀飯就打發了一天；傷兵缺胳膊斷腿，鮮血淋淋無人救護。影人劇團第一站住在南京下關，敵機一顆炸彈丟在他們旅館後院，幸而沒有爆炸，差一點中國電影史上就沒有了白楊、吳茵、謝添、劉莉影、龔稼農，以及陳白塵、孟君謀，沈浮這些著名人物的蹤影。影人劇團後來乘船入川，一路上登岸演戲宣傳抗日，為傷兵洗衣換藥，受到熱烈歡迎。到了重慶，最歡迎白楊的是重慶市長李宏錕，他竟然派手下人來，指名叫白楊到市長官邸陪市長跳舞。
到了成都，警備司令嚴嘯虎下條子叫白楊陪他喝咖啡。這種惡劣行徑，把白楊視同妓女。雖然依靠集體力量，躲過這些土皇帝的玩弄，白楊這才懂得什麽叫封建勢力，什麽叫軍閥橫行，為什麽中國革命在反帝國主義的同時，也要反封建。
抗戰生活是艱苦的，1946年我初識白楊時，她就對我說過她在重慶的生活情況：“那時我們吃的是石子、沙子、稗子、老鼠屎摻合在一起的平價米，下飯的菜是海椒麵拌牛皮菜；一件旗袍冬改棉、夏改單、春秋改成夾衣裳；住的房子，外麵下大雨，裏麵下小雨，刮起大風石灰瓦片砸滿身。半個月吃不上一回肉，三年買不起一雙皮鞋。”她說：“這算是勞苦大眾的生活了。真正勞苦大眾的生活，比我們還不如。一夜北風吹，重慶大街上就有專收凍死屍骨的。”
得益於抗戰生活，白楊在“中製”拍攝電影《青年中國》時，扮演救亡演劇隊隊員沈曉霞，就輕車熟路了。同演這部影片的魏鶴齡、陶金、項堃、吳茵都是救亡演劇隊的同誌，演親身經曆過的生活，既得心應手，又真實自然。以後白楊在話劇《重慶24小時》、《金玉滿堂》、《法西斯細菌》、《萬世師表》中擔任各種角色，有了抗戰時期輾轉幾千裏的經曆，遇到過許許多多工、農、兵、學、商中的各色人等，扮演劇中這些少女、老婦、科學家的夫人、窮教授的妻子就覺得勝任愉快多了。尤其是抗戰勝利後拍攝著名電影《八千裏路雲和月》、《一江春水向東流》，在這兩部電影裏，白楊既有江玲玉抗戰生活中血與火的經曆，又對素芬這樣善良、誠實、樸素、吃苦耐勞、孝敬婆母、愛護孩子的勞動婦女，有了更深的體會。白楊在這兩部片子裏創造人物的成就，都達到了新的高峰，成為中國百年電影史上經典之作。其他著名演員陶金、魏鶴齡、石羽、周峰、張瑞芳、吳茵、秦怡等莫不得益抗戰生活乳汁的哺養，在表演藝術上大有作為是有目共睹的。
勤奮學習對於藝術創作當然也是重要的。抗戰時期，中國電影製片廠的演員們，工餘之暇，玩撲克打百分也是有的。但是，所有演員都知道提高表演技藝的重要。史坦尼的《演員的自我修養》以及《蘇聯演劇方法論》，雖然都是蘇俄的，思想傾向不論是左、是中、是右的演員，都你爭我搶的要看這兩本書。尤其是要求進步的演員，再窮，省下幾頓飯錢也要把《演員自我修養》買來，當作表演的聖經來學習。至於閱讀世界文學名著，也是蔚然成風的。張瑞芳就是在抗戰時期讀了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的許多作品。
1940年，秦怡生孩子後患病住在純陽洞51號“中製”宿舍裏，因為婚姻不如意，心灰意懶，甚至連生的欲望都沒有了。就在這座51號房子裏，葉淺予、戴愛蓮、葛一虹、丁聰、徐遲等文藝名家常相往來，他們把一本本世界文學名著借給秦怡看，不僅振奮了秦怡的精神，因為注意力集中到書本，她連身上的病痛也忘記了。有了這樣的知識積累，成就了秦怡把戲演好，居於話劇四大名旦之列。
抗戰時期許多著名演員，學曆都不高，他們台上演戲演得好，台下寫文章也寫得好。許多人很奇怪，為什麽會這樣？勤奮學習是主要原因。
六、拍攝日本簽字投降，再創“中製”曆史輝煌
中國電影製片廠，1937年以新聞紀錄片《八路軍平型關大捷》而聞名於世。1945年，中國電影製片廠又以派出單人匹馬，前赴“米蘇裏”號軍艦，拍攝日本向同盟國簽字投降新聞紀錄片，再創“中製”曆史輝煌。
拍攝這部紀錄片的是誰呢？他是人稱“大難不死”的韓仲良。
韓仲良在“中製”，人們用四個最字來形容他：“最正直、最敢說話、最能吃苦、最賣力工作”。最正直的事情太多了。1932年1月28日，日軍侵略上海，人們用不同的方式來表示對日本的仇恨，韓仲良卻一刀砍掉自己的半根指頭，用血書寫了“抵製日貨”幾個大字，以表示他和日本帝國主義誓不兩立的決心。最正直又最敢說話的事情，便著名於“中製”史冊。1945年，蔡勁軍任“中製”廠長，此人當過上海市警察局局長，既不學無術，又橫行霸道。一日，因找一名技師談話，技師累了一整天剛睡下，未以置理。蔡勁軍一紙布告，就把技師開除了。韓仲良滿腔氣憤進了辦公室，打了蔡勁軍兩記耳光，並要他收回開除的命令。蔡勁軍調特務逮捕韓仲良，廠裏由青年人帶頭，發動全廠罷工，迫使蔡勁軍自行停職。韓仲良身強力壯，他的大難不死的故事近於神話。一次，他從印度拍新聞片回重慶，飛機撞毀在半山腰，他把攝影機保護在自己懷中，從半空中落下，摔傷卻未死；再一次他拍外景歸來，所乘汽車與火車相撞，他又是緊抱攝影機，活著回來。
我和韓仲良相識，是1946年秋《八千裏路雲和月》在無錫拍攝外景的時候。歸途的航船上，白楊向我講韓仲良的一些傳奇故事。導演史東山把韓仲良拉過來對我說：“你應該采訪他，拍攝日本簽字投降儀式，在中國，他是唯一的。”於是我立即開始對韓仲良一問一答的采訪。
我是孤單單地乘美國軍用飛機，撈了一個座位，從重慶九龍坡機場起飛到日本去的。9月2日，在“米蘇裏”號上，每個攝影師的位置都是分配好的。美國有120人，英、蘇、加拿大都有6至8人。我們中國隻有我一個，孤單單的。他又講了一次“孤單單的”。作為中、美、英、蘇四強之一，代表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的大國，隻派了韓仲良一個攝影師，難怪他總說“孤單單的”。
“你的成績一定不如他們。”當時隻有19歲的我，不善辭令，說出我直率的判斷。
“也差不到哪裏去。”他也直率，並且不服氣。“重要鏡頭隻漏掉一個，日本代表重光葵取筆簽字，發覺沒有墨水，是借美國代表的筆簽的。”
“你想了些什麽辦法？”
“我事先把外圍的景拍好，把要用的器材放在準確的位子上。簽降儀式22分鍾，我搶拍了6卷片子，7百多呎。
9月9日，韓仲良親自剪接的日本簽字投降儀式的新聞紀錄片，在重慶國泰大戲院和唯一電影院和觀眾見麵了。
“這次我勝利了，跑在美國片子的前麵。”說這話時，韓仲良張著嘴大笑起來，笑得像孩子一樣天真，那表情我記憶至今。
《八千裏路雲和月》的璀璨光華照射在中國電影史頁。可是，從那以後，我再沒和韓仲良見過麵，留給我的隻是一張日本投降簽字儀式的照片。我隻聽說，1952年批判《武訓傳》時，為攝製這部影片立下汗馬功勞的韓仲良，不顧風向而捶胸頓足大哭。為此，他付出沉重的代價，從上海電影製片廠調到一個地方電影製片廠去了。
在那家電影製片廠，他這位著名攝影師因為藝高又肯吃苦耐勞，成為導演們搶奪合作的對象，每年都有導演找他合作排不上號。韓仲良一心撲在攝影事業上，大齡未娶，把滿腔情愛都貫注在研究電影攝影上。1956年，韓仲良在廠裏又做出一件在當時堪稱驚天動地的事。在一次會議上，他用熱水瓶砸了黨委書記。這次他付出的代價，就不是沉重，隻能以慘重稱之了。以後幾十年間，在新片上映的銀幕上，再也看不到著名攝影師韓仲良的名字。不僅如此，在那漫長的不準他有所作為的歲月裏，他要求再為電影攝影事業出力，而且不掛名。就這樣，也沒有給他再抱攝影機的機會。
七、台灣影人來渝尋訪中國電影製片廠
這以後，重慶中國電影製片廠怎麽樣了？
1946年“中製”遷回南京。陽翰笙請示周恩來後，決定進步人士暫不退出“中製”，跟著“中製”來重慶的鄭君裏、舒繡文、王瑞麟、史東山等，隨同“中製”複員回上海、南京。不然，他們連複員的交通工具和路費都沒有。
“中製”遷到南京後，張治中看到還是進步人士中有人才，起用電影技術專家羅靜予為廠長，王瑞麟為副廠長。羅靜予是中共烈士錢壯飛的女婿，黎莉莉的丈夫。這時，他剛從美國學習電影技術回來，正值廠裏獲得一批新電影器材。他把“中製”原有的一些器材暗地裏送給昆侖公司，供拍攝進步電影用。1947年，陳誠當上國防部總參謀長，他一再命令“中製”拍攝反共的“戡亂”電影，配合國民黨打內戰。不拍這些反共電影，廠長有被殺頭的危險。羅靜予、王瑞麟找到陽翰笙，尋求抵製辦法。羅、王都說，我們要是拍了“戡亂”片，有何麵目去見進步朋友，去見周恩來。羅靜予是廠長，首當其衝。陽翰笙同意他到英國去考察，借此避風。由王瑞麟留在廠裏拖延其事；實在推脫不了時，采取把影片拍壞的辦法，使影片拿不出手，根本無法放映。王瑞麟說：“我可以用拖或拍壞的辦法，但是這瞞不過內行。假如有人打報告，說我同情共產黨、搞破壞，我可能被槍斃。
如果我被槍斃了，希望告訴周先生，我王瑞麟為革命，為黨做了這件事，對得起朋友，對得起黨。”說到這裏，王瑞麟的淚水與聲俱下。幸虧南京很快解放了。“中製”隻有袁叢美帶領二十多人和部分器材跑到台灣去，在台灣建立中國電影製片廠。
跟隨“中製”去了台灣的員工，還有房勉、井淼、田琛等人，很多人對重慶的中國電影製片廠懷念不已。改革開放後，從台灣，從海外各地，常有原“中製”工作人員或家屬，來純陽洞的金剛塔下、抗建堂旁尋根。
“中製”去了台灣的老員工們，對於抗戰時期在重慶從事抗日救亡活動，參加拍攝反映抗日的影片，視作他們畢生光榮的一頁。
抗日戰爭時期，位於重慶渝中區純陽洞的中國電影製片廠，今天的重慶人知道它的已經不多了。雖然在它門前，那座鑲著五顏六色瓷磚的金剛塔，今天依然在閃閃發光。
我這裏談及的中國電影製片廠，當年匯集了中國電影界著名的編劇、導演、演員、攝影、錄音、燈光、置景、化妝、效果等方麵人士何止百數。這些人的名字和攝製出來的影片，不僅為國內民眾所熟知；外國記者、海外華僑、美、英、蘇、的電影界人士，對它也不陌生。他們凡是到了重慶的，都不避長達二百餘級的石階，喘氣、流汗也要爬上去參觀。他們都要了解一下，全世界上百個城市上映的，以抗日戰爭為內容的故事片和成百集的新聞紀錄片，在這個製片廠裏是怎樣誕生的。尤其是反映抗日前線激烈戰鬥和大後方民眾抗擊敵人轟炸的新聞紀錄片，更加受到關注。
一、因《八路軍平型關大捷》而揚名
中國電影製片廠（以下簡稱“中製”）首先揚名於中國和世界，是在抗戰爆發的1937年秋天。那時，“中製”還設在武漢的楊森花園，剛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訓處電影股，改名為中國電影製片廠。愛國的、資深攝影師羅及之，他舍棄在香港的高薪待遇，投奔到大後方抗日救亡運動中來。他急於上前線去，拍攝中國軍隊抗擊日本鬼子侵略的新聞紀錄片。
要上前線，需要有軍委會政訓處的證明，不然，會被當做漢奸抓起來槍斃。
這樣，羅及之參加到“中製”。穿上軍裝的羅及之，恨不得生出三頭六臂，多拍一些中國軍隊打勝仗的鏡頭。可惜，那時大半個中國，都是前方戰士遭屠殺，後方百姓遭轟炸的場麵。1937年9月，羅及之在西北戰場采訪，適逢八路軍在平型關打了大勝仗，他勇敢地奔赴戰鬥的最前線，拍攝了八路軍向前挺進，克服平型關，一舉消滅日軍三千多人，俘虜日軍將領，繳獲大批戰利品的鏡頭；同時拍攝了朱德在前線的高大形象，讓世界上許多國家的人民，第一次在銀幕上看到了傳說已久的中國紅軍總司令朱德。
為了盡早把這批珍貴的底片衝洗出來，羅及之不避風雨，不顧險阻，跋山涉水、披星戴月，騎上一匹快馬，從西北前線直奔武漢，不慎中途墜馬負傷。當他到了武漢，竟被加以“擅赴共區”的罪名，險乎受到處分，幸而八路軍的彭德懷將軍正在武漢，時逢國共合作較好的時期，由他出麵向有關方麵周旋，羅及之才得幸免遭殃。
影片剛做完後期工作，還沒有對外發行的一天晚上，武漢八路軍辦事處的彭德懷，帶領了二十幾位指戰員，到楊森花園“中製”來看“毛片”。
放映室隻為配音工作人員準備了不到十個座位，接待的人一下傻了眼，正在手忙腳亂地找椅子找板凳時，彭德懷伸手勸阻了他們。彭大將軍帶頭席地而坐，跟工作人員說，這樣不是很好嗎？同來的八路軍指戰員們也跟著坐在地上，大家有說有笑。
彭德懷對這部片子非常滿意，當場對羅及之和其他工作人員表示感謝，希望攝影師多上前線去，多拍新聞紀錄片。不久，彭德懷帶上製作成功了的《八路軍平型關大捷》回到西北前線去。
《八路軍平型關大捷》的公映，引起國內外極大的轟動，尤其是俘虜日寇軍官和士兵，收繳了大批戰利品的那一部分，在觀眾中響起長久不息掌聲。這部新聞短片選入《抗日特輯》第二集，發行到港、澳，發行到新加坡、馬來西亞各地，並和《中國抗戰電影特輯》在一起，發行到巴黎、日內瓦、利物浦等地。利物浦的華僑看到《抗日特輯》中平型關戰役大獲勝利時，當地華僑和民眾還掀起支援中國抗戰的獻金運動。這部影片真正的既轟動了中國，也轟動了世界。它的最大功效是：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振奮了中國軍民抗戰必勝的決心。
中國電影製片廠伴隨著《八路軍平型關大捷》紀錄片而被全世界知曉。
《八路軍平型關大捷》不僅在當時鼓舞了抗日軍民，宣傳了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而且有著不可磨滅的文獻價值。就憑這部紀錄片，羅及之也稱得上是抗日戰爭的功臣。更何況抗戰期間，他在重慶又拍攝了《東亞之光》、《血濺櫻花》頗受讚賞的抗戰故事片。
二、不要軍銜、不要高薪的藝術家
中國電影製片廠遷到純陽洞，已是1938年10月間，“中製”還附屬有一個“怒潮劇社”（後改名為“中國萬歲劇團”）。“中製”廠長鄭用之，黃埔軍校三期畢業，是周恩來的學生，四川人，不反共，和郭沫若、陽翰笙都有交情。抗戰開始，鄭用之就延攬電影界名人參加“中製”，想大幹一番。
進步人士史東山，陳波兒等找到陽翰笙，問可否參加？因為軍委會委員長是蔣介石，蔣介石這會說抗戰，會不會背信棄義。陽翰笙也沒把握，他在武漢請示周恩來和博古。博古說：“這麽好的機會，人家不請你，也要鑽進去。”周恩來說：“應該進去，與他們合作。”（見陽翰笙：《泥濘中的戰鬥》一文）於是，史東山、陳波兒、黎莉莉、舒繡文、朱銘仙等影劇界知名人士，在武漢參加了“中製”。陽翰笙擔任了“中製”編導委員會主任委員，應雲衛、馬彥祥任編導。他們參加是有條件的，“中製”是國民黨的軍事機構，這些進步人士都不要軍銜，聲明是自由職業者，免得出了事受軍事處分，並且來去自由。二是不要高薪，史東山、舒繡文、黎莉莉，在上海的電影公司工作，都是三百元左右的高薪，到“中製”隻要五十元薪水，不讓薪水把人套住。郭沫若在他寫的《洪波曲》裏讚揚他們說：“那些人差不多都是電影界的精華，而他們也是受著極菲薄的待遇，專誠為抗戰服務的。”以後史東山、江村、孫堅白（石羽）等，在1943年退出“中製”，就是有這個先見之明。鄭用之是有上校軍銜的，1942年他與CC鬧矛盾被撤職，就被軟禁在鄉下。
國民黨辦事不是很認真的，進步電影工作者有時候也利用軍銜為抗戰服務。1940年，應雲衛率領西北攝影隊去蒙古拍攝《塞上風雲》外景，為了便於應付沿途國民黨的檢查，由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周恩來是政治部副部長）開出證明，應雲衛掛少將軍銜，著軍裝、掛武裝帶、佩刀出發，周伯勳是上校秘書長，他們手下掛中校、少校軍銜的一大堆。舒繡文、黎莉莉、吳茵等都穿上了軍裝。所到之處威風凜凜，不僅一路暢通，有的官員唯恐巴結不上，還搞迎送宴請那一套。
三、抗戰電影主流在重慶，鬥爭也在重慶
抗戰時期的中國電影，分成了大後方抗戰電影、孤島電影、淪陷區敵偽電影和延安根據地的人民電影四種格局。大後方的抗戰電影是抗戰時期中國電影的主流。抗戰八年間，大後方共生產故事片22部，一部是西北電影公司所出，三部是中央電影攝影場所出，其餘18部都是“中製”出品（包括三部產自“中製”武漢時期，以及“中製”人員在香港組成的’大地‘、’新生‘影片公司出品的三部電影）。事實說明，中國電影製片廠是抗戰時期大後方生產影片的主力軍，生產的基地。它的18部故事片電影，有12部都生產在重慶純陽洞的“中製”。這12部故事片電影，它們分別是：《保家鄉》、《好丈夫》、《東亞之光》、《勝利進行曲》、《火的洗禮》、《青年中國》、《塞上風雲》、《日本間諜》、《氣壯山河》、《血濺櫻花》、《還我家鄉》、《警魂歌》。
“中製”和中央電影攝影場相比較而言，“中製”是在周恩來為政治部副部長，郭沫若為三廳廳長時期組成，又有陽翰笙擔任“中製”藝術創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吸納了一大批進步電影工作者。國民黨雖然想限製共產黨和進步人士的抗日救亡活動，但終歸是進步力量大權在握，因此“中製”在1941年“皖南事變”前，拍攝了一大批反映動員民眾、全民抗戰的好片子。諸如：《八百壯士》、《東亞之光》、《勝利進行曲》、《塞上風雲》等影片。“中電”屬於國民黨中宣部所管轄，在那裏黨禁森嚴，進步力量單薄，常常無事可做，甚至有“養老院”之稱。
然而，“中製”的進步力量與國民黨頑固派的鬥爭是艱苦的。陽翰笙的《塞上風雲》，由應雲衛帶隊，曆經十個月的千辛萬苦，去榆林、蒙古伊克昭盟拍攝外景回來，內景工作就受到國民黨頑固派嚴重的卡、壓和刁難。由於外景隊兩度路過延安，受到毛澤東的接見，外景隊一些人員回來就受到懷疑和監視，再拍內景就被推托說沒有膠片。攝製組求爹爹、告奶奶似的，討得一點膠片拍一點戲。同時有人揚言，拍好的外景片有的曝了光，有的失了火，使攝製組人員心驚膽戰地過日子，影響了藝術創造，致使《塞上風雲》拖到了1942年才和觀眾見麵。
拍攝故事片《日本間諜》的鬥爭更加尖銳了，引來蔣介石親自審查影片，並橫加幹涉。這部片子由陽翰笙根據意大利人範斯伯的《神明的子孫在中國》一書改編。範斯伯本是意大利人，為日寇當特務，後來範斯伯看到東北義勇軍官兵平等，軍民一致的作風，轉變在暗中幫助義勇軍抗日。
書中入骨三分地暴露了日本侵略者在東北犯下的滔天罪行。導演袁叢美雖然親近國民黨，拍攝這部片子是很用心的。1943年初夏，《日本間諜》在重慶，由國泰、唯一、抗建堂三家電影院上映，觀眾買票十分踴躍，比爭買平價米還要熱鬧。觀眾稱讚這部電影暴露了日寇慘無人道的罪行，鼓舞了觀眾的抗日情緒。蔣介石也調《日本間諜》的拷貝去看，看後勃然大怒地說：“你們沒有看到那些義勇軍嗎？那就是共產黨的抗日聯軍，這是替共產黨做宣傳的。”於是一麵下令停映，一麵派來他二兒子蔣緯國坐鎮，監督袁叢美改影片，把電影中的義勇軍改成穿國民黨軍隊的服裝，拿去放映。這就是蔣介石在《日本間諜》中篡改曆史的醜行。
影片《東亞之光》在世界戰爭史上是一種奇跡。即由被俘虜的日本官兵拍攝電影，反對自己參加的侵略中國的戰爭，這樣來表示東亞才有光明。它所遭遇的是另一種鬥爭。
《東亞之光》由何非光任編導，羅及之任攝影。拍攝時用了一大批日本反戰誌士，他們都是被中國軍隊俘虜過來的侵華日本官兵，經過在巴縣鹿角鎮接受感化教育，思想有了轉變。這項工作是由日本反戰作家鹿地亙和池田幸子夫婦領導的。
日本俘虜拍攝《東亞之光》的消息傳出去後，日本軍部大為惱怒。他們到處鼓吹日本皇軍隻有忠於天皇而死，沒有一個當了中國軍隊俘虜的。
現在一下子湧現出一大群日本俘虜，演戲、拍電影，反對日本侵華戰爭犯下的罪行，他們豈甘罷休。於是，日軍總部在轟炸重慶的同時，專門對著金剛塔和中國電影製片廠投擲炸彈，彈中金剛塔旁的攝影棚，炸死了一位工友和一位日本反戰士兵山本黑，機器也炸壞了。《東亞之光》因此停拍了一個時期，拖到了1942年才和觀眾見麵。
四、影響深遠的抗戰電影
從1938年到1945年，中國電影製片廠創作的18部電影故事片，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是適應抗戰的需要，反映抗戰生活的。它們反映帝國主義占我城市掠我地、殺我同胞的殘暴行為，指出隻有抗日才能救亡，隻有全國各階層、各民族團結一心，發動全民抗戰才能獲得最後勝利。這些影片，既有我國軍民慘遭傷亡的悲壯，更有各階層人民同仇敵愾奮起抗敵的激情。在藝術的形式上也有一個特點：通俗易懂，有頭有尾，節奏明快，動作性強，這種民族化、大眾化的手法，正是占我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工農兵易於接受的。這樣就形成了新的藝術追求和別具一格的美學意義。
它所產生的激勵軍民抗日救亡的效果，是不可低估的。
舉電影《八百壯士》（陽翰笙編劇，應雲衛導演）來說。1940年，我在河南一個縣城的電影院，看到這部片子。那一年我12歲，剛進初中。看這部片子的那一天，是在日本飛機轟炸了這個縣城和我們學校後幾日，學校操場大樹上，掛著死去同學的肢體的印象還在。電影開映前，播放著《義勇軍進行曲》，我的熱血已經沸騰；又播《鬆花江上》，喚起我思念家鄉南京之情。電影中，八百壯士堅守四行倉庫誓不投降，童子軍楊惠敏冒險泅渡蘇州河，向八百壯士獻國旗，這一下把我的愛國情緒推向高潮，一方麵熱烈鼓掌，一方麵淚水滾滾而下。影片中《歌八百壯士》響起，我和滿場觀眾都起立應和，高唱：“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愈發增加了我對日本鬼子的仇恨，堅定我打倒日本鬼子的決心。從此，我在學校做作文、辦壁報，都宣傳抗日救亡，進而演出抗日戲劇。至今，我回憶初看《八百壯士》影片情景，激動之情又起，老淚縱橫而下。
拍自純陽洞中國電影製片廠，田漢編劇、史東山導演的《勝利進行曲》，也是引人注目的。
《勝利進行曲》取材自1939年的長沙會戰，中國軍隊在軍民團結下，取得了勝利。電影前半部分，著重描寫了下級官兵英勇作戰的英雄氣概，後半部分反映了湖南人民在日寇麵前誓死不屈的民族氣節。這都是以當時生活真實為依據拍攝的，影片放映後，發生動人的事情也多。
史東山的導演是出色的，這部片子經他藝術加工後，極富煽動力。一些待命出征的部隊，看了《勝利進行曲》後，紛紛要求早日奔赴前線殺敵；許多傷兵醫院的病員，也要求立刻走出醫院，參加到戰鬥行列中去。
這部影片有三處寫老百姓的情節最動人。一是農民何大嫂，他誓死抗拒日寇侮辱，抱著日寇一起滾入池塘；二是慧海和尚為營救農婦破了殺戒，他擊斃敵人，自己也壯烈犧牲；三是三個十二歲的小學生，在敵軍官麵前對著汪精衛照片，大罵“漢奸領袖”而被殺害。這部影片影響所及，凡是在湖南的日本官兵，都發有一種《軍中要覽》，內中說：“湖南人的危險性最大，你等對湖南伕子和民眾要嚴加提防，否則你等的性命和槍械，就會被他們拐掉。”日本軍國主義者在湖南人民麵前，膽戰心驚到了何等地步，由此可見。
影片《塞上風雲》的影響最為巨大。它先有話劇《塞上風雲》演出，在各地產生廣泛影響；又有主題歌《蒙漢青年進行曲》到處流行，這首歌當時可與《遊擊隊員之歌》相媲美。在歌聲影響下，大批青年在各自生活中，擔當起團結抗日重任。更有黎莉莉、舒繡文、周伯勳、吳茵、陳天國、周峰這些著名明星在其中扮演角色，影片公映轟動一時，自不奇怪。請看重慶老觀眾徐世騏的一篇回憶文字（載《重慶與中國抗戰電影學術論文集》224頁，重慶出版社1998年版），《塞上風雲》公映時“我已是高中學生，邀約了不少同學，在星期天從化龍橋一早步行進城觀看，下午又步行返校。
該片不但劇情感人，演員的精彩表演更令人難以忘懷，因此給我留下了對他們的欽佩與崇敬的心情，總想找機會結識他們，與他們交朋友。在他們的影響下，我接受了不少新知識、新事物。他們的工作熱情，吃苦耐勞、不計報酬、不爭名位、樂觀向上的高貴精神使我深受感動。”這位徐世騏同時也讓我感動不已。之後，徐世騏投身到演劇隊伍中來，他在抗戰勝利時，先後擔任話劇《風雪夜歸人》、《天國春秋》、《日出》的演出者，為抗戰影劇人複員還鄉籌措路費。為此，他既傾家蕩產，又遭忌於國民黨政府，受了三個月牢獄之災，卻不後悔。
從這件事看，一部好的影片，帶來方方麵麵的影響是無法估量的。
五、生活乳汁的澆灌，豐富了電影藝術的創造
抗戰電影為什麽會有這樣大的社會功能。我的回答是：生活乳汁的澆灌，使電影藝術之花開放得這般絢麗。
戰爭給社會帶來巨大的變動，沒有人能遊離其外。一些著名的電影工作者，在這場空前大變動中，都卷入了戰爭的洪流。他們或奔走於槍林彈雨之中，或流離失所於家鄉千裏之外，身受日寇殘暴的驅趕，封建勢力的迫害，既看到廣大人民受苦受難，也看到全民奮起齊心協力打“東洋”的力量。比之以往，他們生活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進出於燈紅酒綠的酒吧，住的是豪華公寓，吃的是牛奶麵包。現在來到寬闊天地裏，有了真正意義的平民生活，從而少了幾分知識分子的空想，多了幾分生活實踐。從前慷慨激昂地高呼反帝反封建口號，現在身體力行地參加戰鬥。他們耳聞目睹人民大眾和抗日將士為戰爭作出貢獻，或毀家紓難，或英勇獻身。
這些感天地、泣鬼神的動人事跡，震撼了他們的心靈，豐富了他們藝術創作的底蘊。這裏，我以白楊為例敘說一番。
名滿大上海乃至全國的電影明星白楊，抗戰開始時，她還是一個17歲的女孩，生活麵的狹窄可想而知。她剛在《十字街頭》中扮演了紗廠女職員楊芝瑛，這個人物在電影中遭遇了失業和貧困，粉碎了她的小資產階級的幻想，走上了反抗和鬥爭的道路。進步的內容加上白楊的優秀演技，影片受到觀眾的熱烈歡迎。當時，宣傳白楊的廣告，掛在大光明電影院旁，有兩層樓高。實際上，白楊扮演楊芝瑛時，隻是走馬觀花地訪問過工廠，距離對工人生活的了解，差之甚遠。
“八一三”給白楊的生活帶來巨變，上海在日寇襲擊下，成為一片火海。先是明星電影公司停發員工薪水，接著，白楊的哥嫂全家逃難到西南大後方，姐姐楊沫要回北方，這都需要錢。白楊賣掉了一批又一批衣物和家具，給他們作路費。她自己參加了上海影人劇團，到四川去做抗日救亡宣傳工作。當時，國民黨官方規定：“抗敵演劇要自備資金，不得募捐，不得要求地方供應。”幸而四川愛國影片商夏雲瑚承當了影人劇團赴川費用，白楊得以成行。
從上海到南京的一路上，白楊看到日本鬼子的炮火給中華民族帶來的災難。逃難的拖兒帶女，饑無食，渴無水，難得吃上難民所的稀飯就打發了一天；傷兵缺胳膊斷腿，鮮血淋淋無人救護。影人劇團第一站住在南京下關，敵機一顆炸彈丟在他們旅館後院，幸而沒有爆炸，差一點中國電影史上就沒有了白楊、吳茵、謝添、劉莉影、龔稼農，以及陳白塵、孟君謀，沈浮這些著名人物的蹤影。影人劇團後來乘船入川，一路上登岸演戲宣傳抗日，為傷兵洗衣換藥，受到熱烈歡迎。到了重慶，最歡迎白楊的是重慶市長李宏錕，他竟然派手下人來，指名叫白楊到市長官邸陪市長跳舞。
到了成都，警備司令嚴嘯虎下條子叫白楊陪他喝咖啡。這種惡劣行徑，把白楊視同妓女。雖然依靠集體力量，躲過這些土皇帝的玩弄，白楊這才懂得什麽叫封建勢力，什麽叫軍閥橫行，為什麽中國革命在反帝國主義的同時，也要反封建。
抗戰生活是艱苦的，1946年我初識白楊時，她就對我說過她在重慶的生活情況：“那時我們吃的是石子、沙子、稗子、老鼠屎摻合在一起的平價米，下飯的菜是海椒麵拌牛皮菜；一件旗袍冬改棉、夏改單、春秋改成夾衣裳；住的房子，外麵下大雨，裏麵下小雨，刮起大風石灰瓦片砸滿身。半個月吃不上一回肉，三年買不起一雙皮鞋。”她說：“這算是勞苦大眾的生活了。真正勞苦大眾的生活，比我們還不如。一夜北風吹，重慶大街上就有專收凍死屍骨的。”
得益於抗戰生活，白楊在“中製”拍攝電影《青年中國》時，扮演救亡演劇隊隊員沈曉霞，就輕車熟路了。同演這部影片的魏鶴齡、陶金、項堃、吳茵都是救亡演劇隊的同誌，演親身經曆過的生活，既得心應手，又真實自然。以後白楊在話劇《重慶24小時》、《金玉滿堂》、《法西斯細菌》、《萬世師表》中擔任各種角色，有了抗戰時期輾轉幾千裏的經曆，遇到過許許多多工、農、兵、學、商中的各色人等，扮演劇中這些少女、老婦、科學家的夫人、窮教授的妻子就覺得勝任愉快多了。尤其是抗戰勝利後拍攝著名電影《八千裏路雲和月》、《一江春水向東流》，在這兩部電影裏，白楊既有江玲玉抗戰生活中血與火的經曆，又對素芬這樣善良、誠實、樸素、吃苦耐勞、孝敬婆母、愛護孩子的勞動婦女，有了更深的體會。白楊在這兩部片子裏創造人物的成就，都達到了新的高峰，成為中國百年電影史上經典之作。其他著名演員陶金、魏鶴齡、石羽、周峰、張瑞芳、吳茵、秦怡等莫不得益抗戰生活乳汁的哺養，在表演藝術上大有作為是有目共睹的。
勤奮學習對於藝術創作當然也是重要的。抗戰時期，中國電影製片廠的演員們，工餘之暇，玩撲克打百分也是有的。但是，所有演員都知道提高表演技藝的重要。史坦尼的《演員的自我修養》以及《蘇聯演劇方法論》，雖然都是蘇俄的，思想傾向不論是左、是中、是右的演員，都你爭我搶的要看這兩本書。尤其是要求進步的演員，再窮，省下幾頓飯錢也要把《演員自我修養》買來，當作表演的聖經來學習。至於閱讀世界文學名著，也是蔚然成風的。張瑞芳就是在抗戰時期讀了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的許多作品。
1940年，秦怡生孩子後患病住在純陽洞51號“中製”宿舍裏，因為婚姻不如意，心灰意懶，甚至連生的欲望都沒有了。就在這座51號房子裏，葉淺予、戴愛蓮、葛一虹、丁聰、徐遲等文藝名家常相往來，他們把一本本世界文學名著借給秦怡看，不僅振奮了秦怡的精神，因為注意力集中到書本，她連身上的病痛也忘記了。有了這樣的知識積累，成就了秦怡把戲演好，居於話劇四大名旦之列。
抗戰時期許多著名演員，學曆都不高，他們台上演戲演得好，台下寫文章也寫得好。許多人很奇怪，為什麽會這樣？勤奮學習是主要原因。
六、拍攝日本簽字投降，再創“中製”曆史輝煌
中國電影製片廠，1937年以新聞紀錄片《八路軍平型關大捷》而聞名於世。1945年，中國電影製片廠又以派出單人匹馬，前赴“米蘇裏”號軍艦，拍攝日本向同盟國簽字投降新聞紀錄片，再創“中製”曆史輝煌。
拍攝這部紀錄片的是誰呢？他是人稱“大難不死”的韓仲良。
韓仲良在“中製”，人們用四個最字來形容他：“最正直、最敢說話、最能吃苦、最賣力工作”。最正直的事情太多了。1932年1月28日，日軍侵略上海，人們用不同的方式來表示對日本的仇恨，韓仲良卻一刀砍掉自己的半根指頭，用血書寫了“抵製日貨”幾個大字，以表示他和日本帝國主義誓不兩立的決心。最正直又最敢說話的事情，便著名於“中製”史冊。1945年，蔡勁軍任“中製”廠長，此人當過上海市警察局局長，既不學無術，又橫行霸道。一日，因找一名技師談話，技師累了一整天剛睡下，未以置理。蔡勁軍一紙布告，就把技師開除了。韓仲良滿腔氣憤進了辦公室，打了蔡勁軍兩記耳光，並要他收回開除的命令。蔡勁軍調特務逮捕韓仲良，廠裏由青年人帶頭，發動全廠罷工，迫使蔡勁軍自行停職。韓仲良身強力壯，他的大難不死的故事近於神話。一次，他從印度拍新聞片回重慶，飛機撞毀在半山腰，他把攝影機保護在自己懷中，從半空中落下，摔傷卻未死；再一次他拍外景歸來，所乘汽車與火車相撞，他又是緊抱攝影機，活著回來。
我和韓仲良相識，是1946年秋《八千裏路雲和月》在無錫拍攝外景的時候。歸途的航船上，白楊向我講韓仲良的一些傳奇故事。導演史東山把韓仲良拉過來對我說：“你應該采訪他，拍攝日本簽字投降儀式，在中國，他是唯一的。”於是我立即開始對韓仲良一問一答的采訪。
我是孤單單地乘美國軍用飛機，撈了一個座位，從重慶九龍坡機場起飛到日本去的。9月2日，在“米蘇裏”號上，每個攝影師的位置都是分配好的。美國有120人，英、蘇、加拿大都有6至8人。我們中國隻有我一個，孤單單的。他又講了一次“孤單單的”。作為中、美、英、蘇四強之一，代表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的大國，隻派了韓仲良一個攝影師，難怪他總說“孤單單的”。
“你的成績一定不如他們。”當時隻有19歲的我，不善辭令，說出我直率的判斷。
“也差不到哪裏去。”他也直率，並且不服氣。“重要鏡頭隻漏掉一個，日本代表重光葵取筆簽字，發覺沒有墨水，是借美國代表的筆簽的。”
“你想了些什麽辦法？”
“我事先把外圍的景拍好，把要用的器材放在準確的位子上。簽降儀式22分鍾，我搶拍了6卷片子，7百多呎。
9月9日，韓仲良親自剪接的日本簽字投降儀式的新聞紀錄片，在重慶國泰大戲院和唯一電影院和觀眾見麵了。
“這次我勝利了，跑在美國片子的前麵。”說這話時，韓仲良張著嘴大笑起來，笑得像孩子一樣天真，那表情我記憶至今。
《八千裏路雲和月》的璀璨光華照射在中國電影史頁。可是，從那以後，我再沒和韓仲良見過麵，留給我的隻是一張日本投降簽字儀式的照片。我隻聽說，1952年批判《武訓傳》時，為攝製這部影片立下汗馬功勞的韓仲良，不顧風向而捶胸頓足大哭。為此，他付出沉重的代價，從上海電影製片廠調到一個地方電影製片廠去了。
在那家電影製片廠，他這位著名攝影師因為藝高又肯吃苦耐勞，成為導演們搶奪合作的對象，每年都有導演找他合作排不上號。韓仲良一心撲在攝影事業上，大齡未娶，把滿腔情愛都貫注在研究電影攝影上。1956年，韓仲良在廠裏又做出一件在當時堪稱驚天動地的事。在一次會議上，他用熱水瓶砸了黨委書記。這次他付出的代價，就不是沉重，隻能以慘重稱之了。以後幾十年間，在新片上映的銀幕上，再也看不到著名攝影師韓仲良的名字。不僅如此，在那漫長的不準他有所作為的歲月裏，他要求再為電影攝影事業出力，而且不掛名。就這樣，也沒有給他再抱攝影機的機會。
七、台灣影人來渝尋訪中國電影製片廠
這以後，重慶中國電影製片廠怎麽樣了？
1946年“中製”遷回南京。陽翰笙請示周恩來後，決定進步人士暫不退出“中製”，跟著“中製”來重慶的鄭君裏、舒繡文、王瑞麟、史東山等，隨同“中製”複員回上海、南京。不然，他們連複員的交通工具和路費都沒有。
“中製”遷到南京後，張治中看到還是進步人士中有人才，起用電影技術專家羅靜予為廠長，王瑞麟為副廠長。羅靜予是中共烈士錢壯飛的女婿，黎莉莉的丈夫。這時，他剛從美國學習電影技術回來，正值廠裏獲得一批新電影器材。他把“中製”原有的一些器材暗地裏送給昆侖公司，供拍攝進步電影用。1947年，陳誠當上國防部總參謀長，他一再命令“中製”拍攝反共的“戡亂”電影，配合國民黨打內戰。不拍這些反共電影，廠長有被殺頭的危險。羅靜予、王瑞麟找到陽翰笙，尋求抵製辦法。羅、王都說，我們要是拍了“戡亂”片，有何麵目去見進步朋友，去見周恩來。羅靜予是廠長，首當其衝。陽翰笙同意他到英國去考察，借此避風。由王瑞麟留在廠裏拖延其事；實在推脫不了時，采取把影片拍壞的辦法，使影片拿不出手，根本無法放映。王瑞麟說：“我可以用拖或拍壞的辦法，但是這瞞不過內行。假如有人打報告，說我同情共產黨、搞破壞，我可能被槍斃。
如果我被槍斃了，希望告訴周先生，我王瑞麟為革命，為黨做了這件事，對得起朋友，對得起黨。”說到這裏，王瑞麟的淚水與聲俱下。幸虧南京很快解放了。“中製”隻有袁叢美帶領二十多人和部分器材跑到台灣去，在台灣建立中國電影製片廠。
跟隨“中製”去了台灣的員工，還有房勉、井淼、田琛等人，很多人對重慶的中國電影製片廠懷念不已。改革開放後，從台灣，從海外各地，常有原“中製”工作人員或家屬，來純陽洞的金剛塔下、抗建堂旁尋根。
“中製”去了台灣的老員工們，對於抗戰時期在重慶從事抗日救亡活動，參加拍攝反映抗日的影片，視作他們畢生光榮的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