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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金嗓子朱銘仙
張瑞芳說：“朱銘仙演香姐比我早得多”
1997年是話劇在中國誕生90周年。一些電視台和報社的記者在上海采訪表演藝術家張瑞芳，請她談談當年演出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的情況。張瑞芳笑著對記者們說：“我今天要講的第一件事，就是過去不少報紙雜誌上都說首演《放下你的鞭子》中的香姐是我，這不是事實。”她指著身邊另一位精神矍鑠的老太太說：“知道嗎？她演香姐比我早得多。”這位老太太是朱銘仙，我國話劇台詞教學專家，曆任上海戲劇學院台詞教研室主任，這一年她84歲。她是中國話劇史上左翼戲劇家聯盟的成員之一。1997年在上海幸存下來的左翼劇聯盟員連她也隻有六七人了。
《放下你的鞭子》是著名戲劇家陳鯉庭所作。他於1930年從大夏大學畢業後到上海南匯縣大團鎮小學任教。目睹大批逃荒難民扶老攜幼、乞討度日的悲慘情景，他深切感受到帝國主義和封建惡霸給人民帶來的苦難。
1931年暑假，他寫下此劇，請來謝韻心（章泯）導演，10月10日在街頭演出。朱銘仙回憶說：反映強烈的演出是在1932年中秋節，我們以“浦青劇社”的名義在浦東勞工新村演出。當時劇社隻有朱銘仙一個女演員，香姐當然由她來演。那時她19歲，熱情好學，反複揣摩香姐這個角色。看戲的觀眾大都是工人及其家屬，演出時有工人上台為香姐打抱不平。一些觀眾忘記是看戲紛紛投錢給賣藝父女。演出結束後，觀眾掌聲不絕，由“香姐”獻歌答謝觀眾。講到這裏，朱銘仙老人快人快語地說：“當時我們是為民族存亡，為國家命運而演出，至於誰先演香姐並不重要。”
“金嗓子”為電影《抗戰特輯》當解說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每一位愛國的中國人都發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怒吼。在這之前，蔣介石在日本軍國主義麵前奴顏婢膝，對進步戲劇工作者在舞台上喊出“東北是我們的”都認為是破壞睦鄰邦交。演員們在舞台上隻能以“黑暗”、“豺狼”、“霸王”等影射日本帝國主義。這時，朱銘仙在武漢的中國電影製片廠工作，這個廠先前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訓處所轄。當“政訓處”在國共合作後改組為政治部時，它順理成章的變為由政治部三廳領導，周恩來為副部長，郭沫若為三廳廳長，史東山、舒繡文、黎莉莉、袁牧之、陳波兒、應雲衛、鄭君裏、周伯勳、羅及之等一大批進步電影工作者參加了“中製”，陽翰笙擔任“中製”編導委員會主任委員。這樣就保證了武漢時期抗戰電影運動的順利發展。
朱銘仙在戲劇電影界素以國語（普通話）台詞念得好著稱，1934年就擔任上海國際廣播電台國語正音教師，在中國電影製片廠也兼任國語訓練教師。在三廳領導下，“中製”著力把電影迅速送到工廠、農村和兵營中去，既從事故事片《保衛我們的土地》、《熱血忠魂》、《八百壯士》的拍攝，又注重新聞片的製作。當時，我國著名的電影攝影師吳蔚雲、王士珍、韓仲良、羅及之等都集中在中國電影製片廠，他們滿懷抗日救亡的熱情，不避艱辛，不怕犧牲，前往戰火紛飛的各地戰場，拍攝了大量中國士兵奮勇殺敵、日本飛機狂轟濫炸等珍貴鏡頭，由羅靜予、錢筱璋編輯為《抗戰特輯》。其中尤其珍貴的是羅及之拍攝的《平型關大捷》。當時羅及之從西北戰場得悉八路軍在平型關一帶和日軍交火，他不顧一切前往延安，在中共中央支持下奔赴前線，拍攝下八路軍挺進和激戰平型關，以及繳獲大量戰利品和俘虜日寇激動人心的場麵。彭德懷在武漢帶了許多“八路軍辦事處”人員前去觀看試片，因為去的人太多，彭德懷率先坐在地下，與大家看完這部影片，並對此片大加讚賞。影片發行之後轟動全國，震驚世界，它用事實打破了日軍在中國戰場上戰無不勝，以及日軍無人當俘虜的神話。擔任《抗戰特輯》解說的就是國語講得標準、表現力強、有“金嗓子”之稱的朱銘仙。影片放映之後，前方官兵、後方百姓、海外華人都為她的講解所感動，對她佩服之極。
在重慶她開足馬力為抗日救亡工作
今天，我們這些七八十歲的老人回顧抗戰時期的重慶生活，都用“一麵是莊嚴的工作，一麵是無恥的荒淫”來形容。荒淫無恥的是那些奸商、官僚資本家；莊嚴工作的是抗日軍民，是絕大部分愛國的文藝工作者。尤其是戲劇、電影工作者，為了抗日救亡，為了反對黑暗，爭取民主，他們像開足了馬力的機器，快節奏地工作、工作、再工作。在那種頭上頂著日本飛機轟炸、肚中吃不飽、身上穿不暖的年月裏，重慶中國製片廠1940年創造了一年拍攝《東亞之光》、《勝利進行曲》、《火的洗禮》、《青年中國》、《塞上風雲》、《日本間諜》等六部故事片的業績。1941年10月到1942年4月重慶第一屆霧季演出，七個月的時間，憑一個城市的力量公演34出話劇和一部大型歌劇，至今全國任何城市也沒有打破過這項紀錄。
朱銘仙就是這群戲劇電影工作者中的一員。
1938年9月，朱銘仙在武漢趕完“中製”廠大型紀錄片《抗戰特輯》之4後，搭江輪趕往重慶。那時長江上遊還不能夜航，白天冒著敵機的轟炸溯江而上，走走停停，曆時半月有餘，到重慶已近9月底了。中製廠位於純陽洞山坡上的一座廟裏，從山腳上去有260多級台階，廟裏破破爛爛，廟外一片荒蕪，遍地野墳，吃水要從幾裏外的長江邊挑上來，生活的艱難可想而知。先來的女演員有舒繡文、黎莉莉、陳波兒、朱嘉蒂、俞佩珊，男同誌有史東山、王為一、應雲衛、王瑞麟、何非光、袁叢美、王斑、淩頌強（淩子楓）等，他們白天緊張地拍戲，晚上無可奈何地睡在大殿裏喂蚊子。他們從上海到這裏一年多，曆經戰火，衣冠不整，更談不上買蚊帳了。朱銘仙來後也睡在大廟潮濕的地上，參加到喂蚊子的行列之中。
這時，屬於中國電影製片廠的怒潮劇社正在排演一出大型話舞劇，是綜合了朗誦、舞蹈、歌唱、短劇等各種藝術形式的大活報，名叫《為自由和平而戰》。此劇加以暗轉、背景疊印等電影手法，不閉幕，演一個半小時，由王為一編導。這是廠長鄭用之指定要的劇目，作為中國電影製片廠在重慶的第一炮。這時，正逢重慶新聞界要舉行一次大規模的募捐五萬件寒衣，慰問前線抗日戰士的活動，5萬件寒衣需要5萬元法幣，相當於1000兩黃金，這可不是小數。於是他們聯合中國電影製片廠怒潮劇社一起舉辦這次募捐活動。
朱銘仙到重慶，是演員中到重慶最遲的，這時離10月4日公演隻有10天了，所有角色都已排定。舒繡文演打花鼓賣唱的，貫穿台上台下和各場之間，黎莉莉演跳舞的，朱嘉蒂飾擎紅燈的自由女神，俞佩珊飾拿橄欖枝的自由女神。朱銘仙從不爭角色，主動要求當群眾演員，並且一人身兼好幾個群眾角色，化裝來不及，就改穿不同服裝以區別，台前台後忙得不亦樂乎。
這個戲還有一件在中國舞台上從來沒有過的事，劇中窮凶極惡的日本人由軍委會日本人民反戰同盟的日本俘虜擔任。這些人受感化教育後，認識到日本軍國主義頭子是戰爭的罪魁禍首，中日兩國人民都深受其害，他們懷著深深的謝罪之情，表演得十分投入，深受觀眾好評。
《為自由和平而戰》在重慶設備最好的國泰大戲院演出，從10月4日至7日四天演出七場，圓滿完成募集5萬件寒衣的任務。
演完《為自由和平而戰》後，朱銘仙接著參加了重慶文化界人士為《救亡日報》募捐基金的演出。《救亡日報》是1937年抗戰爆發後，國共合作辦的一張宣傳抗日救亡的報紙，由郭沫若當社長，夏衍任總編輯。後來國民黨甩手不管了，1939年，此報移至桂林出版，大後方進步文化界人士為募集基金，以留渝劇人名義在國泰大戲院演出夏衍新作《一年間》，這是文化界、戲劇界用自己力量對抗戰文化的支持。為演好此劇，由郭沫若、夏衍、田漢、洪深等23人組成了演出委員會，沈西苓、應雲衛等六人組成導演團。中國電影製片廠的舒繡文、陳天國、王為一、朱銘仙等，中央電影攝影場的趙丹、白楊、葉露茜等都參加演出。朱銘仙擔任褚媽一角。重慶文化界名人陽翰笙、淩鶴，鄭用之、袁叢美、顧而已、章泯等，都想為這次演出盡一份力量，他們在演出中當婚禮上的賀客。這麽多的名人當群眾演員，也是我國話劇史上絕無僅有的。
《一年間》的排演場設在重慶南岸玄壇廟中央電影攝影場內，“中製”的演員從市中區純陽洞到玄壇廟排戲，既要過江又要爬坡上坎，路上要花兩三個小時。那時既無勞務費，又無誤餐費，過江輪渡、乘車也要自己掏腰包，吃飯僅一碗“小麵”，但演出者毫無怨言。這就是可貴的“抗戰精神”。
抗戰時期在重慶，雖然物質生活極為艱苦，作為一位演員，朱銘仙並沒有停止基本功的鍛煉。話劇演員首先要把說台詞的工夫練好，不僅僅是說好普通話。朱銘仙最重視語言的練習，對讀台詞的方法、語言的準確性、呼吸和發聲，她都注意鑽研，每天練習，不僅把字音念準確說清楚，並且要求能把聲音送到20米以外，讓人聽得清楚。當時有許多演員台詞說不好，不是上海音，就是四川調，有些肯於學習的演員就找朱銘仙傳授。
象後來成為著名演員的李恩琪曾虛心向朱銘仙討教，得益不少，以致至今難忘。1941年1月，朱銘仙參加中央實驗劇團演出於伶的《女子公寓》，和張瑞芳、趙慧深、冼群等名家同台演出。朱銘仙飾演公寓老板趙鬆韻，這是一個“女強人”角色，有幾大段台詞和非常激情的戲。從形體動作到感情抒發，朱銘仙都下了工夫，尤其是那一大段一大段飽含激情的台詞，她能一氣嗬成。每演到這裏，不僅得到觀眾的讚賞，連國泰大戲院後台的演職員也都安靜下來，大家屏聲靜氣地聽朱銘仙讀詞，驚歎她的台詞字字清楚又傳送到位。朱銘仙自己也為此感動，更加用功，這為她50年代到戲劇學院教台詞打下了基礎。
抗戰期間重慶戲劇界名家雲集，像朱銘仙這樣資深而又有一定知名度的演員也不一定每出戲裏都能演到重要角色。朱銘仙藝德好，她每演一個角色都全力以赴，從不對扮演的角色挑肥揀瘦。她可以在抗戰史劇《秦良玉》中扮演主角秦良玉，也可以在老舍的《殘霧》中扮演性格內向、沉默寡言、每次出場總是坐在不被人注意的地方打毛線的太太，這種角色是絕對是賣力不討好的。1940年朱銘仙在“中製”時，有感於富豪子弟逃避兵役，國民黨亂抓壯丁填補“抗日戰士”名額的事實，和羅軍、王斑、洪虹、王玨等自發地編演街頭劇，星期天上街義務演出，她的愛國熱情由此可見一斑。1943年11月，朱銘仙還參加了內遷重慶的東吳大學、滬江大學法商學院聯合在銀社公演四幕話劇《還鄉記》的演出。雖是業餘演出，她也熱忱參與，傾力相助，為抗日，為培植話劇新生力量作貢獻。她還參加過電影《東亞之光》的拍攝，為慰問抗戰軍民，參加電影放映，做電影同期解說。朱銘仙還長時期擔任重慶國際廣播電台的華語播音員，她所主持的《空中之音》（抗戰時期我國唯一對外的空中宣傳通道）向全世界播放中國的抗戰新聞。抗戰八年，朱銘仙吃大苦耐大勞，她滿懷激情地從事宣傳工作激勵千萬民眾，確實無愧於“抗戰劇人”的稱號。
抗戰勝利後，朱銘仙回到上海繼續從事戲劇、電影和廣播事業。尤其是她主持的“白荷信箱”，把白荷這個名字送到千家萬戶，在上海，從小朋友到六七十歲的老人，幾乎無人不曉。
創立我國話劇台詞教學科學體係
提起話劇台詞教學，全國各話劇院團、電視台、廣播電台，無不知道朱銘仙。不僅在國內，與她共事過的前蘇聯戲劇專家，以及她晚年任教過的法國蒙彼利埃大學的師生，都對她讚歎不已。
遠在1934年，朱銘仙就擔任過上海國際廣播電台國語正音教師，以後在武漢中國電影製片廠，她又主動為來自各地的演員辦過國語訓練班，著名演員吳茵、王斑、李思琪等都得到過她的教益。
新中國成立前夕，上海戲劇實驗學校（上海戲劇學院前身）校長、老戲劇家熊佛西廣攬人才，懇邀名揚上海廣播界的朱銘仙來校兼任“國語正音”教師。這時的朱銘仙很忙，她既要演話劇、電影，又要播音，還經常為上海人民廣播電台主持宣傳、慰問、募捐等直播事宜。但是，以戲劇事業為生命的朱銘仙，深知台詞基本功對於演員的重要性，便欣然接受了邀請，並於1951年9月正式擔任上海戲劇學院台詞教研組組長（後為教研室主任），致力於台詞教學，悉心鑽研、建立話劇台詞教學的科學體係。這時，許多人都說朱銘仙傻，她在廣播界聲望高，收入優厚，卻甘心當老師，給別人當鋪路石。
1997年是話劇在中國誕生90周年。一些電視台和報社的記者在上海采訪表演藝術家張瑞芳，請她談談當年演出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的情況。張瑞芳笑著對記者們說：“我今天要講的第一件事，就是過去不少報紙雜誌上都說首演《放下你的鞭子》中的香姐是我，這不是事實。”她指著身邊另一位精神矍鑠的老太太說：“知道嗎？她演香姐比我早得多。”這位老太太是朱銘仙，我國話劇台詞教學專家，曆任上海戲劇學院台詞教研室主任，這一年她84歲。她是中國話劇史上左翼戲劇家聯盟的成員之一。1997年在上海幸存下來的左翼劇聯盟員連她也隻有六七人了。
《放下你的鞭子》是著名戲劇家陳鯉庭所作。他於1930年從大夏大學畢業後到上海南匯縣大團鎮小學任教。目睹大批逃荒難民扶老攜幼、乞討度日的悲慘情景，他深切感受到帝國主義和封建惡霸給人民帶來的苦難。
1931年暑假，他寫下此劇，請來謝韻心（章泯）導演，10月10日在街頭演出。朱銘仙回憶說：反映強烈的演出是在1932年中秋節，我們以“浦青劇社”的名義在浦東勞工新村演出。當時劇社隻有朱銘仙一個女演員，香姐當然由她來演。那時她19歲，熱情好學，反複揣摩香姐這個角色。看戲的觀眾大都是工人及其家屬，演出時有工人上台為香姐打抱不平。一些觀眾忘記是看戲紛紛投錢給賣藝父女。演出結束後，觀眾掌聲不絕，由“香姐”獻歌答謝觀眾。講到這裏，朱銘仙老人快人快語地說：“當時我們是為民族存亡，為國家命運而演出，至於誰先演香姐並不重要。”
“金嗓子”為電影《抗戰特輯》當解說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每一位愛國的中國人都發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怒吼。在這之前，蔣介石在日本軍國主義麵前奴顏婢膝，對進步戲劇工作者在舞台上喊出“東北是我們的”都認為是破壞睦鄰邦交。演員們在舞台上隻能以“黑暗”、“豺狼”、“霸王”等影射日本帝國主義。這時，朱銘仙在武漢的中國電影製片廠工作，這個廠先前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訓處所轄。當“政訓處”在國共合作後改組為政治部時，它順理成章的變為由政治部三廳領導，周恩來為副部長，郭沫若為三廳廳長，史東山、舒繡文、黎莉莉、袁牧之、陳波兒、應雲衛、鄭君裏、周伯勳、羅及之等一大批進步電影工作者參加了“中製”，陽翰笙擔任“中製”編導委員會主任委員。這樣就保證了武漢時期抗戰電影運動的順利發展。
朱銘仙在戲劇電影界素以國語（普通話）台詞念得好著稱，1934年就擔任上海國際廣播電台國語正音教師，在中國電影製片廠也兼任國語訓練教師。在三廳領導下，“中製”著力把電影迅速送到工廠、農村和兵營中去，既從事故事片《保衛我們的土地》、《熱血忠魂》、《八百壯士》的拍攝，又注重新聞片的製作。當時，我國著名的電影攝影師吳蔚雲、王士珍、韓仲良、羅及之等都集中在中國電影製片廠，他們滿懷抗日救亡的熱情，不避艱辛，不怕犧牲，前往戰火紛飛的各地戰場，拍攝了大量中國士兵奮勇殺敵、日本飛機狂轟濫炸等珍貴鏡頭，由羅靜予、錢筱璋編輯為《抗戰特輯》。其中尤其珍貴的是羅及之拍攝的《平型關大捷》。當時羅及之從西北戰場得悉八路軍在平型關一帶和日軍交火，他不顧一切前往延安，在中共中央支持下奔赴前線，拍攝下八路軍挺進和激戰平型關，以及繳獲大量戰利品和俘虜日寇激動人心的場麵。彭德懷在武漢帶了許多“八路軍辦事處”人員前去觀看試片，因為去的人太多，彭德懷率先坐在地下，與大家看完這部影片，並對此片大加讚賞。影片發行之後轟動全國，震驚世界，它用事實打破了日軍在中國戰場上戰無不勝，以及日軍無人當俘虜的神話。擔任《抗戰特輯》解說的就是國語講得標準、表現力強、有“金嗓子”之稱的朱銘仙。影片放映之後，前方官兵、後方百姓、海外華人都為她的講解所感動，對她佩服之極。
在重慶她開足馬力為抗日救亡工作
今天，我們這些七八十歲的老人回顧抗戰時期的重慶生活，都用“一麵是莊嚴的工作，一麵是無恥的荒淫”來形容。荒淫無恥的是那些奸商、官僚資本家；莊嚴工作的是抗日軍民，是絕大部分愛國的文藝工作者。尤其是戲劇、電影工作者，為了抗日救亡，為了反對黑暗，爭取民主，他們像開足了馬力的機器，快節奏地工作、工作、再工作。在那種頭上頂著日本飛機轟炸、肚中吃不飽、身上穿不暖的年月裏，重慶中國製片廠1940年創造了一年拍攝《東亞之光》、《勝利進行曲》、《火的洗禮》、《青年中國》、《塞上風雲》、《日本間諜》等六部故事片的業績。1941年10月到1942年4月重慶第一屆霧季演出，七個月的時間，憑一個城市的力量公演34出話劇和一部大型歌劇，至今全國任何城市也沒有打破過這項紀錄。
朱銘仙就是這群戲劇電影工作者中的一員。
1938年9月，朱銘仙在武漢趕完“中製”廠大型紀錄片《抗戰特輯》之4後，搭江輪趕往重慶。那時長江上遊還不能夜航，白天冒著敵機的轟炸溯江而上，走走停停，曆時半月有餘，到重慶已近9月底了。中製廠位於純陽洞山坡上的一座廟裏，從山腳上去有260多級台階，廟裏破破爛爛，廟外一片荒蕪，遍地野墳，吃水要從幾裏外的長江邊挑上來，生活的艱難可想而知。先來的女演員有舒繡文、黎莉莉、陳波兒、朱嘉蒂、俞佩珊，男同誌有史東山、王為一、應雲衛、王瑞麟、何非光、袁叢美、王斑、淩頌強（淩子楓）等，他們白天緊張地拍戲，晚上無可奈何地睡在大殿裏喂蚊子。他們從上海到這裏一年多，曆經戰火，衣冠不整，更談不上買蚊帳了。朱銘仙來後也睡在大廟潮濕的地上，參加到喂蚊子的行列之中。
這時，屬於中國電影製片廠的怒潮劇社正在排演一出大型話舞劇，是綜合了朗誦、舞蹈、歌唱、短劇等各種藝術形式的大活報，名叫《為自由和平而戰》。此劇加以暗轉、背景疊印等電影手法，不閉幕，演一個半小時，由王為一編導。這是廠長鄭用之指定要的劇目，作為中國電影製片廠在重慶的第一炮。這時，正逢重慶新聞界要舉行一次大規模的募捐五萬件寒衣，慰問前線抗日戰士的活動，5萬件寒衣需要5萬元法幣，相當於1000兩黃金，這可不是小數。於是他們聯合中國電影製片廠怒潮劇社一起舉辦這次募捐活動。
朱銘仙到重慶，是演員中到重慶最遲的，這時離10月4日公演隻有10天了，所有角色都已排定。舒繡文演打花鼓賣唱的，貫穿台上台下和各場之間，黎莉莉演跳舞的，朱嘉蒂飾擎紅燈的自由女神，俞佩珊飾拿橄欖枝的自由女神。朱銘仙從不爭角色，主動要求當群眾演員，並且一人身兼好幾個群眾角色，化裝來不及，就改穿不同服裝以區別，台前台後忙得不亦樂乎。
這個戲還有一件在中國舞台上從來沒有過的事，劇中窮凶極惡的日本人由軍委會日本人民反戰同盟的日本俘虜擔任。這些人受感化教育後，認識到日本軍國主義頭子是戰爭的罪魁禍首，中日兩國人民都深受其害，他們懷著深深的謝罪之情，表演得十分投入，深受觀眾好評。
《為自由和平而戰》在重慶設備最好的國泰大戲院演出，從10月4日至7日四天演出七場，圓滿完成募集5萬件寒衣的任務。
演完《為自由和平而戰》後，朱銘仙接著參加了重慶文化界人士為《救亡日報》募捐基金的演出。《救亡日報》是1937年抗戰爆發後，國共合作辦的一張宣傳抗日救亡的報紙，由郭沫若當社長，夏衍任總編輯。後來國民黨甩手不管了，1939年，此報移至桂林出版，大後方進步文化界人士為募集基金，以留渝劇人名義在國泰大戲院演出夏衍新作《一年間》，這是文化界、戲劇界用自己力量對抗戰文化的支持。為演好此劇，由郭沫若、夏衍、田漢、洪深等23人組成了演出委員會，沈西苓、應雲衛等六人組成導演團。中國電影製片廠的舒繡文、陳天國、王為一、朱銘仙等，中央電影攝影場的趙丹、白楊、葉露茜等都參加演出。朱銘仙擔任褚媽一角。重慶文化界名人陽翰笙、淩鶴，鄭用之、袁叢美、顧而已、章泯等，都想為這次演出盡一份力量，他們在演出中當婚禮上的賀客。這麽多的名人當群眾演員，也是我國話劇史上絕無僅有的。
《一年間》的排演場設在重慶南岸玄壇廟中央電影攝影場內，“中製”的演員從市中區純陽洞到玄壇廟排戲，既要過江又要爬坡上坎，路上要花兩三個小時。那時既無勞務費，又無誤餐費，過江輪渡、乘車也要自己掏腰包，吃飯僅一碗“小麵”，但演出者毫無怨言。這就是可貴的“抗戰精神”。
抗戰時期在重慶，雖然物質生活極為艱苦，作為一位演員，朱銘仙並沒有停止基本功的鍛煉。話劇演員首先要把說台詞的工夫練好，不僅僅是說好普通話。朱銘仙最重視語言的練習，對讀台詞的方法、語言的準確性、呼吸和發聲，她都注意鑽研，每天練習，不僅把字音念準確說清楚，並且要求能把聲音送到20米以外，讓人聽得清楚。當時有許多演員台詞說不好，不是上海音，就是四川調，有些肯於學習的演員就找朱銘仙傳授。
象後來成為著名演員的李恩琪曾虛心向朱銘仙討教，得益不少，以致至今難忘。1941年1月，朱銘仙參加中央實驗劇團演出於伶的《女子公寓》，和張瑞芳、趙慧深、冼群等名家同台演出。朱銘仙飾演公寓老板趙鬆韻，這是一個“女強人”角色，有幾大段台詞和非常激情的戲。從形體動作到感情抒發，朱銘仙都下了工夫，尤其是那一大段一大段飽含激情的台詞，她能一氣嗬成。每演到這裏，不僅得到觀眾的讚賞，連國泰大戲院後台的演職員也都安靜下來，大家屏聲靜氣地聽朱銘仙讀詞，驚歎她的台詞字字清楚又傳送到位。朱銘仙自己也為此感動，更加用功，這為她50年代到戲劇學院教台詞打下了基礎。
抗戰期間重慶戲劇界名家雲集，像朱銘仙這樣資深而又有一定知名度的演員也不一定每出戲裏都能演到重要角色。朱銘仙藝德好，她每演一個角色都全力以赴，從不對扮演的角色挑肥揀瘦。她可以在抗戰史劇《秦良玉》中扮演主角秦良玉，也可以在老舍的《殘霧》中扮演性格內向、沉默寡言、每次出場總是坐在不被人注意的地方打毛線的太太，這種角色是絕對是賣力不討好的。1940年朱銘仙在“中製”時，有感於富豪子弟逃避兵役，國民黨亂抓壯丁填補“抗日戰士”名額的事實，和羅軍、王斑、洪虹、王玨等自發地編演街頭劇，星期天上街義務演出，她的愛國熱情由此可見一斑。1943年11月，朱銘仙還參加了內遷重慶的東吳大學、滬江大學法商學院聯合在銀社公演四幕話劇《還鄉記》的演出。雖是業餘演出，她也熱忱參與，傾力相助，為抗日，為培植話劇新生力量作貢獻。她還參加過電影《東亞之光》的拍攝，為慰問抗戰軍民，參加電影放映，做電影同期解說。朱銘仙還長時期擔任重慶國際廣播電台的華語播音員，她所主持的《空中之音》（抗戰時期我國唯一對外的空中宣傳通道）向全世界播放中國的抗戰新聞。抗戰八年，朱銘仙吃大苦耐大勞，她滿懷激情地從事宣傳工作激勵千萬民眾，確實無愧於“抗戰劇人”的稱號。
抗戰勝利後，朱銘仙回到上海繼續從事戲劇、電影和廣播事業。尤其是她主持的“白荷信箱”，把白荷這個名字送到千家萬戶，在上海，從小朋友到六七十歲的老人，幾乎無人不曉。
創立我國話劇台詞教學科學體係
提起話劇台詞教學，全國各話劇院團、電視台、廣播電台，無不知道朱銘仙。不僅在國內，與她共事過的前蘇聯戲劇專家，以及她晚年任教過的法國蒙彼利埃大學的師生，都對她讚歎不已。
遠在1934年，朱銘仙就擔任過上海國際廣播電台國語正音教師，以後在武漢中國電影製片廠，她又主動為來自各地的演員辦過國語訓練班，著名演員吳茵、王斑、李思琪等都得到過她的教益。
新中國成立前夕，上海戲劇實驗學校（上海戲劇學院前身）校長、老戲劇家熊佛西廣攬人才，懇邀名揚上海廣播界的朱銘仙來校兼任“國語正音”教師。這時的朱銘仙很忙，她既要演話劇、電影，又要播音，還經常為上海人民廣播電台主持宣傳、慰問、募捐等直播事宜。但是，以戲劇事業為生命的朱銘仙，深知台詞基本功對於演員的重要性，便欣然接受了邀請，並於1951年9月正式擔任上海戲劇學院台詞教研組組長（後為教研室主任），致力於台詞教學，悉心鑽研、建立話劇台詞教學的科學體係。這時，許多人都說朱銘仙傻，她在廣播界聲望高，收入優厚，卻甘心當老師，給別人當鋪路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