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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最後的訪問
概述
——記黎莉莉
2005年5月23日，我訪問了黎莉莉，為撰寫《黎莉莉畫傳》作準備，並得到為她寫畫傳的首肯。訪問歸來剛開始寫了第一章，突然傳來黎莉莉8月7日辭世的消息。我的訪問竟成為黎莉莉接受外界的最後訪問。
——2005年8月9日補記
這一年，黎莉莉已是90歲高齡，是中國默片時代就享有盛名的電影演員中，唯一健在者。半個世紀前的中國銀幕上，留下她大量的多姿多彩的青春倩影。
2003年，與她晚年結為伴侶、相愛甚深的著名美術家艾中信去世了。
黎莉莉一直心情抑鬱，一直身體不好，一直拒絕外界采訪。
2004年，鳳凰衛視著名主持人陳魯豫訪問黎莉莉，用的是瞞天過海的辦法。請黎莉莉兒子羅丹、兒媳葉向真幫忙，事先沒有告訴黎莉莉，攝像機架好，引魯豫入室，才請她出來，完成了訪問任務。
送我畫冊借機訪問
2005年5月下旬，我到了北京。打電話和黎莉莉聯係，她說她沒有忘記我這位朋友，要把她精心編寫出版的畫冊送給我，邀我到她的新居去。
既然作客到了她家中，訪問的事我就不必點明了。其實，我認識黎莉莉不過二十年，見麵不過二三次，雖然和她有信函往來，對她的許多事知道得並不詳細。我這個記者出身的人，在重慶動身之前，對於訪問她就做好充分準備。今天，不過是弄清楚一些人和事。
1985年3月，我初識黎莉莉，在北京西總布胡同51號一間低矮的陋室裏，室內放下兩張床和一個沙發，就沒有多少活動的餘地了。這般情景真叫人難以相信，這就是中國一位著名影星和一位著名美術家的居室。
然而就在這間陋室當中的牆上，掛著艾中信畫的一幅水粉畫，畫上樹木掩映著大路、遼闊無盡頭的大路上他們夫婦倆正行進其中。這幅鼓舞人心、充滿希望與光明的藝術品，真的讓這間陋室蓬蓽生輝了。我在這幅畫下為黎莉莉拍了一張照片，艾中信先生又為我和黎莉莉拍了一張合影。
那時，黎莉莉剛步入古稀之年，身體還好，圓圓的臉上泛著紫紅色健康的光彩。她和我暢談她的影劇生涯，長達三個多小時。告別她時已臨近午夜，院子裏月色正濃，她一定要把我送到大門外，厚重又溫暖的手拉著我，重申她的心願。希望我多寫追憶她的好友舒繡文、應雲衛、吳茵、孫瑜、羅及之以及她的丈夫羅靜予的文章。這些人都是抗戰功臣，卻慘遭極“左”路線不公平的待遇和“四人幫”的迫害。更要我不忘周恩來幾十年對文藝界人士的關懷。
二十年來，我都一一照辦了，並寄給她看了這些文章，她說沒有忘記我，是沒有忘記我的誠信。
黎莉莉的新居在廣安門的一座高層建築裏，北京的朋友們都很羨慕她這座寬敞、明亮、室內有躍層，還有個小花園的新居。
黎莉莉在躍層的會客室裏等著我，麵前放著由吳作人題寫的“行雲流水篇”，副題：回憶、追念、影存的畫冊。她把打開的畫冊捧給我，她的名字後麵加了個括弧，寫著錢蓁蓁三個字，這是她的原名。她的父親是著名的革命烈士錢壯飛。
當年抗日情緒化為直覺行動
去年是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因為日本軍國主義者，不承認他們侵略中國犯下的罪行，而且十分囂張。我們一交談，就觸及30年代舊事。
那時，日本鬼子殺我同胞掠我地，國民黨政府當局，在我們演戲和拍電影時，卻不準說“東北是我們的”，不準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黎莉莉說：
“從1933年到1936年，我參加拍攝了《小玩意》、《大路》、《狼山喋血記》幾部電影，都有反帝國主義的內容，那時隻能以‘敵國’、‘野狼’來稱呼他們，凡是有愛國心的演員誰不憤怒。”用什麽來描述黎莉莉的抗日情緒呢？“那時”，黎莉莉做了個扔東西的手勢給我看，我一下子沒有搞懂是什麽意思。她補充給我說：“一看到是日本的東西，我就扔。熱天，渴了也不買日本飲料，別人買來送給我喝，我就扔在垃圾桶裏。”這就是說，黎莉莉的抗日情緒已經化成直覺行動。
“八一三”，日軍攻打上海，黎莉莉絲毫也沒有猶豫，放棄了她在聯華影片公司的工作，公司欠她一千多塊錢薪水也不要了，立刻跑到前線，投身到搶救傷兵的工作中去。在傷兵醫院裏，她把沾滿血汙的紗布、繃帶洗幹淨，給斷了胳臂、失去腿的傷員擦洗傷口，喂他們吃飯。抗戰期間常唱的那支《慰勞傷兵歌》，這時驀然在我心中響起：“你們正為著我們老百姓，為著千百萬父母兒童，受了極榮譽的傷，躺在病院的床上。”我仿佛看到黎莉莉在閘北傷兵醫院病區，為傷兵服務穿梭的身影。
奔赴武漢的日子裏
1937年9月初，武漢中國電影製片廠決定拍攝抗日電影《熱血忠魂》，請黎莉莉擔任女主角。這是正麵宣傳抗日的影片，再不是采取寓言、象征、暗示的手法影射日本。就憑這一點，就夠黎莉莉高興得跳起來。在上海聯華影片公司，黎莉莉拿600元一月的高薪；武漢中國電影製片廠，隻給50元一月的待遇。雖這樣，黎莉莉也去。
9月中旬，黎莉莉、史東山、舒繡文、王士珍，連同黎莉莉的弟弟錢江等，從上海出發。一路上，鐵路上的橋梁被炸斷了，下火車背著行李步行，走一段路再上火車；路難行就把行李丟掉一部分。有個逃難者，孩子掉在河裏救不起來，難以割舍也沒辦法。大家都見識了生離死別的痛苦。最後，他們從鎮江坐船，溯長江而上，9月25日才到了漢口。
這一趟逃難的經曆，黎莉莉切實嚐到日本帝國主義給中國民眾帶來的痛苦。她在扮演《熱血忠魂》抗日旅長的妻子這個角色時，把這次逃難中對日寇罪行的感受，體現在角色當中去，她扮演的人物在被日寇慘殺之前，堅強地說道：“你們殺吧！你們殺吧！你就是殺到最後一個中國人，我們也不會屈服的。”黎莉莉說：“有了在日本鬼子炮火下逃命的體驗，說這段話時，這種仇恨情緒填滿了胸膛，自然地噴湧而出，給人予強烈的感染與共鳴。”1938年秋天，黎莉莉在武漢還有一項重要活動，那就是演戲募捐。
那時候集中在武漢的演劇團體很多。著名的就有來自南方的救亡演劇一、二、三、四隊，上海業餘劇人協會、四川旅外劇社；來自北方的有中國旅行劇團，平民教育促進會的抗戰劇團，華北流亡學生工作隊，等等。有一次幾個演劇團體舉行《放下你的鞭子》表演比賽。黎莉莉和淩子風一組，舒繡文、葉子（仲寅）各是一組。舒繡文的表演當然很好，但是評比下來，卻是黎莉莉拿了第一。為什麽呢？
黎莉莉說：“我是中華歌舞團出身，12歲就練舞蹈的基本功，彎腰、翻筋鬥、拿大頂不在話下。表演香姐賣藝這場戲，要的就是這一套本事。因此，我這個演香姐的就占了便宜。”黎莉莉在武漢還有一件大事。1938年3月16日，她和羅靜予在普海春酒店結婚了。郭沫若作他們證婚人，即席賀詩雲：“靜夜月明，唯予與汝；珂佩聲澈，既玲且瓏。”正要舉行婚禮時，響起了空襲警報，大家躲到防空洞裏去，解除警報後，才舉行婚禮，這真正是有抗戰特色的婚禮。著名電影家伊文思正在武漢，也參加了婚禮。那時，羅靜予還沒有名氣，黎莉莉結識他是在1937年秋天，到了武漢中國電影廠之後。黎莉莉早已是著名影星，追求她的人，都遇到黎莉莉冷麵孔相對。
羅靜予怎樣受到黎莉莉青睞的呢？
黎莉莉到武漢去，帶的行李很少，隻有一條被子，沒有墊絮，睡在光板子上。一天，忽然有人給她鋪了一條墊絮，後來發現是羅靜予的。羅靜予自己睡在光板子上，他沒有錢，沒有給自己再買一床。十月天，雖然不很冷，卻溫暖了黎莉莉的心。羅靜予是搞電影技術工作的，沉默寡言，為人誠懇，後來才出名的。
在那兵荒馬亂的歲月裏，黎莉莉想到自己12歲參加中華歌舞團，到南洋去賣藝，後來進入電影界，闖蕩了十年，現在23歲了，也該成個家，有個安定生活，在這種心情下和羅靜予成婚。從此，他們在電影戰線上共同奮鬥了32年，1970年，羅靜予被“四人幫”迫害，辭世而去。黎莉莉也被江青點名，江青說：黎莉莉很壞。
黎莉莉說：“羅靜予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新中國成立前為了進步電影事業，坐過牢，堅貞不屈。他沒有死在國民黨手裏，卻不清不白地在‘文化大革命’中倒下了。”黎莉莉從來是樂觀地對待人生，她雖然被江青點名，抱著沒有翻不過去的山的態度來對待。因此，她對羅靜予的離世，稍有怨言。
躲著江青仍遭江青忌恨
話說到這裏，當然要把江青說一說了。
藍蘋（即江青）本名李雲鶴，藍蘋是她在1935年第三次到上海進入話劇界起的藝名。為什麽叫藍蘋呢？據說：她喜歡穿藍色的衣服，又是從北平來，為此取名藍平，到了與上海業餘劇人協會簽約時，有人建議她改平為蘋，更藝術性一些，藍蘋從此成為她的藝名。
藍蘋在話劇《娜拉》中扮演主角，一舉成名。後加入“電通公司”，成為電影明星。隨即又參加聯華影業公司二廠。戲和電影演的拍的都不多，和唐納結婚，和章泯同居，鬧得唐納自殺，章泯離婚，卻轟動大上海，都是因為藍蘋。
“因為她生活上很不檢點，為人怪僻，性格暴戾，難以接近。我就是躲著她，和她沒有密切的交往。”黎莉莉這樣敘述江青。
1936年下半年，黎莉莉主演電影《狼山喋血記》，藍蘋在片中扮演劉三妻，是個配角。配角就是配角，配角的戲比主角少，那是沒有辦法的事。
江青糾纏著導演費穆，要費穆替她加戲，費穆不理她。江青不依不饒地大鬧，有時鬧到半夜一兩點鍾，竟然蠻橫地威脅費穆說：“你不要以為我這是第一次演電影，如果在這部電影裏，你不能把我捧出來，以後別人把我捧出來了，那就說明你費穆無能。”費穆是位藝術才能很高的導演，他當時考慮的是按時拍好片子。那時，聯華隻有一部拍有聲片的攝影機，晴天供《狼山喋血記》在蘇州拍外景用，陰天送回上海，供另一部片子在攝影棚拍內景。費穆要在三個月內把《狼山喋血記》拍完、拍好，當然拒絕了江青的要求。江青因此懷恨在心。
這件事過去15年，費穆於1950年從香港到了北京，準備為新中國電影事業作貢獻。那一年江青有了官職：電影指導委員會委員。於是江青對於當年《狼山喋血記》的導演費穆進行“指導”了。她要費穆先寫一個檢討。
“檢討”？費穆搞不清楚，他一片熱心回到北京為什麽要寫檢討，檢討什麽？難道真的要檢討當年拍攝《狼山喋血記》時，沒有給江青扮演的劉三妻增加些台詞，檢討沒有把江青捧出名嗎？費穆因此對於到北京來很失望，出乎意料的失望。他見到的江青比當年的藍蘋更加蠻橫，而且威風凜凜。費穆感覺到事情不妙，很不妙，隻得敗興而歸。
1951年，費穆在香港患心髒病逝世。新中國失去了一位本來能為電影藝術作出重大貢獻的導演。
黎莉莉在《狼山喋血記》的演員表中排名第一，藍蘋排名第五。黎莉莉雖然從來沒有惹過江青，江青為了這件事卻恨得牙癢癢，謹記在心。
1940年，黎莉莉拍攝《塞上風雲》外景時，兩次路過延安，那時的江青已經貴為毛澤東夫人，隻聽說江青常常穿著八路軍繳獲的日本軍官大衣，騎馬，威風得很。黎莉莉雖和江青相熟，也沒有想見見她。“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江青五次點了黎莉莉的名，叫喚黎莉莉很壞。
“旗手”既然發了話，黎莉莉當然就是“牛鬼蛇神”了。主演國防電影《狼山喋血記》就是黎莉莉的罪行之一。其實，那些搞大批判的“造反派”、“積極分子”，有幾個懂得什麽叫“國防電影”的，“國防電影”又有什麽不好？他們不過是跟著瞎嚷嚷，於是批判黎莉莉的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黎莉莉看這些搞大批判的人，抄書、抄報、編大字報，扛著梯子拉橫幅，唯恐表現得不積極。她心裏納悶：“你們批判《狼山喋血記》，裏麵有藍蘋，這樣一來，連江青不是一塊都批了嗎？你們知不知道？”批判大會即將開始時，黎莉莉找到負責批判大會的“工宣隊”頭頭說，我有話對你說：“批判《狼山喋血記》要犯錯誤。”工宣隊頭頭把黎莉莉帶到辦公室問：“你是什麽意思？”黎莉莉告訴他，《狼山喋血記》片中有個演員叫藍蘋，藍蘋就是現在的“旗手”江青，你知不知道？你們要批判“旗手”嗎？這個頭頭聽了這番話嚇得不得了，趕緊宣布停開大會，叫大家把大字報、橫幅統統撕下來毀掉，還叫大家保密。從此再也不提批判“國防電影”的事了。
黎莉莉說：“從這一場滑稽戲可以看出‘文革’搞的是些什麽名堂，多麽可笑可氣又可恨。”接著黎莉莉深深地歎息道：“當年藍蘋的醜事知道的人太多，今天的江青能一手遮天嗎？其實在建國後，電影界的同仁看她是第一夫人，‘不看僧麵也要看佛麵’沒有揭她的老底。但是江青做賊心虛，對當年與她共事的人進行非人性的殘害，實在令人發指。”
最難忘在重慶的日子裏
1938年9月間，黎莉莉和陳波兒、葉子（仲寅）、陽翰笙的夫人唐棣華等先到重慶，住在通遠門外一座高達二百多台階、滿坡都是墳塋的純陽洞，坡上有一座祭祀道家始祖呂純陽（洞賓）的大廟，這就是中國電影製片廠廠長鄭用之找好了的廠址。廠旁邊還有一座五彩十色的菩提金剛塔，內供佛像、舍利、經文。佛道兩家同在一個山頭，和平共處。這裏樹木陰翳，荒草遍地。此時正是夏秋之交，蚊子一抓一大把。先到的人切盼“中製”第二批、第三批人趕快來，人多了好分擔被蚊子吸血的災難。吃也是艱苦卓絕的，有一個時期，黎莉莉和秦怡住在一起，吃光麵條當頓，吃了這頓不知下一頓在哪裏。用水要極端節約，水是請人從長江邊，一步一步挑到這個可俯瞰全市的最高點上來的。當時，男的在大殿打地鋪，三麵圍著許許多多的菩薩；女的睡在側殿，也有菩薩端坐逼視著她們。男女都在法眼監視之下，氣氛顯得森嚴。生活上一些洗洗換換的事，還擔心褻瀆了神靈。很快，舒繡文、王士珍、高占非、王為一、淩子風、俞佩珊、朱銘仙、陳天國、王玨、羅靜予、羅及之都來了。眾家明星聚集在一起，嬉笑打鬧，全沒有把這些菩薩放在眼中。薰死的蚊子也一畚箕一畚箕的倒掉了。
黎莉莉後來搬到中一路“中製”的宿舍裏。前麵臨街，後麵是懸崖，是一座破舊瓦房，人來人往，沒有院子，一座十足的大雜院。黎莉莉回憶當年說：“初到重慶，中國電影製片廠沒有攝影棚，拍不成電影，大家用怒潮劇社的名稱演話劇。還好，重慶新聞界同業公會，也想為前方將士募捐作貢獻。他們賣報能賣幾個錢，找到我們怒潮劇社聯合募捐。於是，我們排演了《為自由和平而戰》。”《為自由和平而戰》由王為一編劇，他是由抗敵劇團調到“中製”來的，首要任務就是導演這出大戲。這出大戲實際上是一個大型活報劇，綜合了朗誦、舞蹈、歌唱、短劇等各種文藝形式，加以暗轉、背景疊印等電影手法，不閉幕演一個半小時。內容是反映在日寇鐵蹄下，中國同胞遭受燒殺奸淫的恥辱，號召工農兵學商一起來救亡，反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為自由和平而戰》被稱為話歌劇，或音樂劇。它以簡單的有吸引力的情節為支撐，以演員卓越的表演為根基，使音樂舞蹈盡力發揮它的能量。它的律動節奏滌蕩人們心胸。五彩紛呈的藝術效果使人沉迷在故事情節當中。
“我扮演一個遭到蹂躪的農婦，用舞蹈形式與一個敵人搏鬥，發揮了我的藝術所長。”黎莉莉說：“全劇對白很少，近乎啞劇。全劇結束時，台上演員與台下觀眾大家手執火炬合唱《為自由和平而戰》，情緒激昂，如火如荼。可見我的表演激發了人們的情感。”黎莉莉介紹舒繡文在劇中扮演的角色：“她在劇中是解說員，她的任務比一般的演員更重。因為要通過她的講解把整個劇情串起來。繡文穿著藍布旗袍，姿態端莊。她還有個在台下募捐的任務，拿個小籮筐，每場能募三五百元。是全劇最重要的人物。”《為自由和平而戰》創下了中國演出史上最高票價的紀錄。為在10月4日至7日4天內募齊5萬元，捐獻5萬套棉衣送到前線將士手中去。
演出除3元、5元、10元的普通票外，設置50元、100元、500元的榮譽券。
當時50元等於壹兩黃金的價格，500元就是十兩黃金。重慶銀行業公會主席康心如帶領銀行界，為響應愛國募捐買走兩萬多元高價票，十兩黃金一張榮譽券就在其中。十兩黃金今天約為5萬人民幣。這樣高額的票價，中國至今沒有任何演出破了這項紀錄。尤其這是為了抗日愛國的演出，更值得稱道。
為紀念第一屆戲劇節在重慶舉行，10月中旬，《為自由和平而戰》到重慶附近的銅梁演出。銅梁戲院的老板知道黎莉莉、舒繡文都是著名的明星，她們都能歌善舞。為了迎合小市民趣味，戲院老板竟然貼出“價錢好，真公道，看明星，呱呱叫”的廣告，宣傳她們的演出，並要求加演摩登歌舞。舒繡文見了這樣廣告，伸手就要撕掉。黎莉莉說：“他貼他的，我們演我們的，你撕他的廣告，鬧僵了，我們的《為自由和平而戰》也演不成了。”果然，全劇演完以後，老板提出加演摩登歌舞的要求，全體演員拒絕說：“我們為宣傳抗日救亡而來的。”
花花世界裏的窮明星
故事片《孤島天堂》雖然是在香港拍的，拍這部電影的“大地影業公司”是重慶“中製”的分廠，為了應付英國人，取了這個名字的公司。建這個公司，為的是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更多的人，宣傳為反侵略的抗日戰爭，在香港建立一個攝製進步國語片的據點，更有利於向南洋和世界各國發行影片。
1939年春，黎莉莉和攝影師吳蔚雲等七八個人，從重慶中國電影製片廠調到香港大地影業公司，籌備拍攝。
香港是個花花世界，黎莉莉這位著名的電影明星和大家依然過著清苦生活。道是為何？原來她和史東山、舒繡文等進步人士，在武漢參加“中製”時都有約在先。“中製”是軍事機構，他們都不要軍銜，聲明是自由職業者，免得受軍事處分的災難，並且來去自由。二是不要高薪，史東山、舒繡文、黎莉莉在上海的電影公司工作，每月都是300元以上的高薪，到“中製”隻要50元月薪，不讓薪水把人套住。郭沫若在他寫的《洪波曲》裏讚揚他們說：“那些人差不多都是電影界的精華，而他們也是受著極菲薄的待遇，專誠為抗戰服務。”到了香港，雖然每人每月又加了港幣20元津貼，仍然是七八個人住一間屋子，自己動手燒大鍋飯吃。那時黎莉莉已懷上了孩子，和大家吃一樣夥食，嚐到了營養不良的痛苦。為了在鏡頭上看不出來，每天還要做捆綁腰杆的工作。住醫院生孩子，高級的病房要上千元一天，低等的三十元一天，真正叫天淵之別。黎莉莉幾十元一月的薪水，隻有住低等的閣樓，又悶又熱。就這樣為了不耽誤《孤島天堂》的拍攝，產後三天就起床拍戲。
說到這裏，黎莉莉臉上泛起自豪的微笑說：“雖然這樣苦，我還是高興，我不去和在聯華公司拍片去比，我知道這是為抗戰貢獻我的力量。”《孤島天堂》寫的是上海淪陷為“孤島”後，一群愛國青年與漢奸特務進行生死搏鬥的故事，這群愛國青年首領的活動，被同住一樓的東北流亡舞女（黎莉莉飾）發現後，得到舞女的幫助，又進一步得到普通市民啞巴小販、傻子、賣報小孩的支持，最後在一次盛大舞宴上，巧妙地把漢奸特務一網打盡。這群青年完成任務後，按照原定計劃轉移他處，參加了遊擊隊。這是著名導演蔡楚生編導的一部有組織、有領導、有群眾支持、有計劃與敵鬥爭的好影片。
蔡楚生是一位長期在電影工作中自學成才的導演，作為一位電影藝術家，他最大的特點是了解人，善於溝通劇中人和觀眾的感情，充分發揮演員的才能，讓觀眾充分欣賞演員的演技，也就是極大地發揮而不是遏製了演員的生產力。黎莉莉是蔡楚生拍電影的老搭檔，她在《新女性》這部電影藝術珍品中就和蔡楚生合作過，在配唱《新女性》主題歌中，發揮了她的所長。在《孤島天堂》裏，蔡楚生為黎莉莉創造了唱《流亡曲》的機會，讓她扮演的舞女，在影片中充分表達了她離鄉背井四處逃亡的悲痛情感。蔡楚生的藝術風格是通俗，易懂，雅俗共賞，手法又靈活多樣。黎莉莉舉了一個例子說：“當《孤島天堂》的主題歌唱到”還有那多少人變成傀儡，多少人幹趁火打劫的勾當“時，銀幕上出現的是汪精衛正在裝模作樣，慷慨激昂地高喊：‘我們不能再退了，再退就完了’的畫麵。”這時，蔡楚生用特技把一個小醜麵具向這個貌似大人物實為漢奸的臉上飛撲過去。這種靈活的漫畫手法，把這個政治小醜揭露得淋漓盡致，大快人心。
《塞上風雲》西北行
《塞上風雲》是一出寫蒙漢兩族團結抗日的劇本。陽翰笙早在抗戰前夕把它寫成電影，卻沒有來得及拍攝。1937年上海業餘劇人協會趙丹一行到了武漢，為救他們無戲公演之急，陽翰笙把它改成話劇，一經演出，深受歡迎。從此，重慶、成都、昆明、桂林、西安各地劇團爭相演出，成為大後方演出場次最多的話劇之一。1939年，陽翰笙在重慶任中國電影製片廠藝術委員會主任，為解決劇本荒，他又把《塞上風雲》改成電影劇本，由應雲衛導演，組成“西北電影攝影隊”，拍攝人員這樣長途遠征深入生活，開中國拍攝電影之先河；又經陽翰笙等人策劃，攝影隊走西安到延安，再經榆林到內蒙的伊克昭盟。這樣，這群文藝工作者可以目睹抗日根據地民主團結抗日情景，參觀學習，接受教育。這支隊伍，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中國電影製片廠工作人員的身份，大批的進入延安，曆時大半年，這也是國共合作以來第一次。因此留下的故事很多。
黎莉莉在香港突然接到重慶發來的電報：“有任務，速歸。”黎莉莉帶著幾分激動地對我說：“我於1940年1月1日飛重慶，1月3日跟著應雲衛同誌出發。應雲衛擔任西北攝影隊和赴綏電影放映隊隊長，又是《塞上風雲》導演，身兼三職。一行四十多人，都穿軍裝。”穿國民黨軍裝本來不是進步文化人所願意的事。這次不同了，為了應付沿途國民黨軍警的檢查，他們不僅開來了前往延安、榆林、內蒙的軍委政治部的通行證，應雲衛還在市場上的旗幟店裏買來了少將、上校、中校軍銜的領章，放在軍裝裏麵口袋裏，到了與國民黨方麵辦交涉的時候，應雲衛掛起少將軍銜領章，帶著掛上校軍銜的周伯勳、掛中校軍銜的潘直庵出馬。少將帶兩位校官出馬還真管用，有些地方官員對這些中央下來的人，巴結他們唯恐巴結不上，不但順利通行，有的還開歡迎會、茶話會，甚至於酒宴招待一番。事情辦完以後，黎莉莉說：“應雲衛，順手摘下領章，往裏麵口袋一塞，罵一聲‘他媽的’，以消胸中悶氣。”所以這個少將銜的領章，大家戲謔地給它取了個外號就叫“他媽的”。
有了這些也不是就沒有麻煩，大隊到了臨近革命根據地的陝西洛川，洛川縣國民黨黨部書記長是個製造國共摩擦的頑固派，他先製造謠言說，這裏前往延安的路上，共產黨埋有地雷，很危險。應雲衛婉言表示，感謝他們關心，隻說：“上級要我們限期完成任務，不能耽擱。”縣黨部書記長又生一計，要求電影隊留下放幾天電影。應雲衛說：“你去通知民眾，今天晚上我們就放電影，明天一早電影隊也要出發。”應雲衛喊起已經睡下的放映隊員，累了一天的隊員，有些睡下不願起來，應雲衛咚的一聲跪在雪地裏說：“誰不起來，我去頂替誰。”當夜總算把電影放給洛川群眾看了。
第二天一早，應雲衛又帶著上校和中校副官，先走一步前去探測地雷，結果並無路上埋雷的事。黎莉莉興奮地說：“摩擦專家的謠言破產了。那天正逢下雪，大隊人馬的汽車循著應隊長探雷汽車的轍印，順利地進入革命根據地。”“正如一首歌曲中所唱的，延安的天是明朗的天！”黎莉莉抑製不住高興的情緒對我說：“那天是2月14日，我們車到甘泉，就拋錨了。當地老鄉和八路軍協助我們修車，推車。我們向他們連聲感謝，其中一個小夥子回答說：‘為人民服務。’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詞。他說得那麽真摯、自然。”還有，黎莉莉繼續說：“車到交際處停了下來，接待我們的是上海老熟人田方同誌，行李、攝影器材都替我們搬卸停當。接著吃飯，長條桌上兩盤白麵饅頭和一大桶紅棗小米粥，幾大盤菜，葷素齊全。田方告訴我們，一大盤炒肉絲，隻賣邊幣兩毛錢，便宜得驚人。”這時，他們看到有位中年幹部蹲在門外，捧著一碗小米飯，就著幾條蘿卜幹吃得起勁。舒繡文問田方，這個人怎麽不和我們一塊吃。田方說，他是我們交際處長。他招待客人，從不入席陪客人吃喝。黎莉莉說：“這對我來說又驚訝又感慨，國民黨當官的哪有不陪吃，不陪喝的。”第二天晚上，毛主席在他住的窯洞設晚宴招待了攝影隊。毛主席稱大家是來自大後方的英雄，問了大家在國統區生活的情況，這是真正歡樂的宴會，許多人請毛主席題了字。應雲衛見毛主席一支又一支吸煙不斷，他問：“毛主席，您一天抽多少根煙。”毛主席說：“要抽一聽煙羅。”應雲衛說：“我也要抽一聽，還用不了幾根火柴。”毛主席風趣地說：“五十（每聽煙50支）對五十，我們棋逢對手羅！”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後來，毛澤東在中央大禮堂又接見攝影隊全體同誌一次，這次講了許多團結抗日的道理，其中尤其鼓舞人心，引起人們向往延安的有一段話：
“我們延安是抗日民主根據地，這裏的人民，有充分的民主自由。你們是做宣傳工作的，你們在延安看見什麽就可以講什麽，你們認為好的、不好的，都可以講，這就是言論自由。”這段話對來自國民黨統治區的文藝工作者最受歡迎，黎莉莉回到重慶，悄悄地向追求民主自由的同行們傳的也是這些話，因此，許多人更增加對延安的向往。秦怡聽到後都想到延安去。
在以後兩天裏，給黎莉莉留下深刻印象是看演《日出》。延安沒有電，舞台上的燈光，卻能做到漸亮和漸暗。原來，“魯藝”的同誌們在舞台前安上一排汽油燈，燈上扣上四方黑盒，拉動黑盒，就做到亮和暗自如了。
再有一件事也留下深刻印象，看“魯藝”演出《黃河大合唱》，冼星海親自指揮，唱到最後，冼星海轉身麵向觀眾，台上台下共同大合唱，氣勢洶湧澎湃，猶如黃河奔騰。黎莉莉說：“我就是這次學會了‘風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黃河在咆哮’這首歌的，唱了一輩子都沒忘。”攝影隊2月18日離開延安，前往榆林，這是到內蒙去的最後一個大站，大隊人馬在這裏短期休整，主要是讓大家學騎馬。學騎馬太重要了，演員們是為了拍電影需要，黎莉莉、舒繡文、吳茵、周峰、陳天國、王斑、韓濤在戲中都有角色，都有騎馬的鏡頭，有的鏡頭要表現人物擅長騎技，不練習、不請人指點怎麽能行；不是演員的也要學會騎馬，一出長城，代步的工具隻有騎的馬和駱駝等牲口。再不然就是坐“夾窩子”，那是前後由兩匹馬抬著竹棚的窩鋪。應雲衛的夫人程夢蓮因為懷有身孕，不得已，隻能坐“夾窩子”走。
這裏是鄧寶珊將軍的轄區，雖是國民黨統治的地方，鄧將軍派騎兵指導他們騎馬十分認真、負責、耐心。演員們不怕磨破雙腿，不怕摔得鼻青臉腫。學習騎馬對不同的演員要求也各不相同。黎莉莉扮演的金花兒是個少女，她要練好騎蹦子馬的技能，表現她潑辣的野性；舒繡文扮演的羅安姬娜，是位少婦，要求她用勁挺著腰杆，練好小走馬，表現她穩重端莊。
吳茵受陽翰笙之托，寫攝影隊日記。她把演員學騎馬的情況寫成報導，寄到重慶，發表在《大公報》、《新民報》上。
黎莉莉說：“鄧寶珊將軍對我們特好，為我們解決了許多困難。他接待我們時，想送一點零用錢給我們，又怕太直接了不好。他手下的參謀給他出了個主意，安排我們打麻將玩，每個座位上都放上20塊銀元，說明白不論輸錢贏錢，錢都歸各人所有。我們商量好，牌盡情地打，牌打完，每人20塊銀元，原樣放在各自座位上。這樣一來，鄧寶珊將軍對我們更加留下好印象。我們到伊克昭盟去，路難走。他怕我們有什麽閃失，派人護送我們，一直送達目的地。”1949年，鄧寶珊將軍宣布起義，投到解放軍這方麵來。
“曆盡艱險，吃盡苦頭”是黎莉莉對於《塞上風雲》西北之行的描述。
這樣艱苦的經曆，不僅是她在抗戰八年期間第一次，也是她生平第一次。
日曬、雨淋，挨餓、受渴，鋪路、推車；臭蟲滿身爬、跳蚤成把抓；汗漬染衣褲，渾身臭難聞；漫天皆風沙，狼狗常襲擊且不說它了，到了蒙古地區，政治形勢多險惡，民族關係隔閡深，蒙奸蓄意搞破壞，日寇戰火近咫尺都遇上了。從另一方麵來看，真如郭沫若勉勵他們此行所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拓寬了視野，豐富了生活，認識到形形色色人物，了解到他們思想活動。黎莉莉既感慨又興奮地說：“這次是吃了大苦，卻使我深深地體會到，塑造一個人物，不了解人物的生活環境、經曆，不了解她們的風俗習慣，是難以完成任務的。這次深入生活的成果，在我以後的藝術生涯中，也常享用它。”黎莉莉到了塞北大草原，最重要的事就是到蒙族姑娘當中去，了解她們的生活習慣、衣飾打扮、待人接物的禮節，乃至她們心中的秘密。可是，奇怪的事發生了。她和舒繡文第一次走向蒙古包去，看見兩位姑娘站著正在做活，看見黎莉莉、舒繡文走過來，她們十分驚慌地逃走，躲起來。後來才知道，攝影隊的男女都穿著灰棉布軍裝，蒙奸造謠說，攝影隊來，男的要被拉去當兵，女的要被剪掉辮子。經過溝通，告訴她們，攝影隊是來拍蒙漢兩族團結抗日電影的，女演員還要梳蒙族辮子，戴蒙族頭冠，這些都要請蒙族婦女來教她們。這樣，黎莉莉、舒繡文、吳茵都請蒙族婦女教她們梳蒙古發式，跳蒙女舞，唱蒙古歌，結交了蒙古朋友。
由於曆史的原因，蒙漢兩族的隔閡還是很深的。攝影隊扛著攝影器材外出選景，有人煙的地方遇到的是冷漠，敵視的眼睛；無人煙的沙漠裏，人陷在深沙裏矮了大半截，行動不得，找口水喝更困難，工作開展不了。
領隊應雲衛，平常什麽困難都難不倒他，這天急得一夜合不上眼，天亮時決心采用“朝王、拜佛、廟會、教化”的辦法，尋求出路。他佩著少將軍銜領章，帶著周伯勳等上、中、少校三位副官，拿上從四川買來的磚茶、冰糖、美酒各色禮品，“朝見”身為蒙政委員會委員長沙克都爾朝布。從沙克都爾朝布那裏才知道，有蒙奸在造謠挑撥攝影隊與蒙族人民的關係。
怎麽辦呢？
應雲衛發現蒙族人民最崇拜的是活佛，能被活佛摸一下額頭，就覺得恩澤無量。於是，應雲衛想法接近活佛阿克旺，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告訴他包括電影在內的新事物。這位活佛竟成為應雲衛的知心朋友，並且自願穿上應隊長全副少將的軍裝，站在“眾生”麵前講話說：“政府派來的攝影隊是行善事的。王爺要聽應隊長的話，我也要聽。以後，你們要聽應隊長的話，幫攝影隊的忙。”這以後，攝影隊的工作順利了一些。但是，新的矛盾又產生了。一次，攝影隊要在貢尼召大寺拍攝一些群眾趕集的場麵，這裏麵集中有許多蓄一根辮子的蒙古姑娘和滿頭珠翠的蒙古婦女。大家本來坐在一起說說笑笑，熱熱鬧鬧，有許多生動的鏡頭可以抓拍的。誰知道“埃摩”攝影機一響，這些姑娘、小媳婦們都驚慌失措地大聲叫嚷，站起身來四散跑開。
恰巧，這時阿克旺活佛趕廟會來了，應雲衛向他一打聽，才知道又是奸人造謠。說是攝影機會勾魂攝魄，機器一響，人的魂魄就裝進匣子裏，從此活不長了。
幸虧，又是活佛當眾辟謠。他風趣地麵對“眾生”說：“我最喜歡照相。”於是他拉著應雲衛對著鏡頭攝影。他又說：“還要多照幾張。”於是他又拉著幾位演員在攝影機前合影留作紀念。阿克旺活佛這樣“現身說法”，才消除了謠言。
接著，應雲衛又叫攝影隊為蒙民做了放映抗戰電影，為蒙民醫病送藥的教化工作，深得蒙民的讚賞和擁護，拍攝外景的工作，這樣才比較順利地進行下去。
不料，攝影隊在塞北，真的遇到了一場像電影《塞上風雲》中描寫的戰鬥。一天晚上，日本鬼子打到劄薩克旗來了，距離攝影隊駐地隻有五裏路。這時外麵正雷雨交加，麵對鬼子有可能打過來，大家手忙腳亂不知如何是好。吳茵一不小心，把煤油燈打翻了，燒起一些易燃物，又引來一陣慌亂。還是領隊的應雲衛鎮靜，他和外界取得聯係後，看到駐地門前，許許多多荷槍實彈的騎兵疾駛而過，前往增援。應雲衛叫大家收拾好重要器材和膠片，穿好灰軍服。若是日寇打來，大家以死相拚。大家安靜下來，諦聽著前線的槍炮聲，一場激烈的戰鬥過後，未知勝負結果時，傳來打退了鬼子進攻消息。攝影隊人員免去了這場災難，最終完成全部外景任務。
應雲衛是一位在中國電影戲劇事業上作出重大貢獻的老前輩。《塞上風雲》寫的是蒙漢團結抗日的故事，實際上寓意國共團結才能取得抗戰勝利。拍完《塞上風雲》返回重慶不久，就遇到“皖南事變”，應雲衛在周恩來倡議下，又負起組成中華劇藝社的重任，演出《屈原》、《法西斯細菌》、《升官圖》等抗日救亡、反對法西斯統治的劇目，中華劇藝社成為創造中國話劇黃金時代的主力軍，應雲衛乃有“中國戲劇之魂”之稱。
“隻因為他深知江青不光彩的底細，”黎莉莉說：“‘文化大革命’初起，在應雲衛心髒病十分嚴重時刻，被造反派拉出來遊鬥，當場斃命。”談起四十年前應雲衛之死，黎莉莉格外心酸……
——記黎莉莉
2005年5月23日，我訪問了黎莉莉，為撰寫《黎莉莉畫傳》作準備，並得到為她寫畫傳的首肯。訪問歸來剛開始寫了第一章，突然傳來黎莉莉8月7日辭世的消息。我的訪問竟成為黎莉莉接受外界的最後訪問。
——2005年8月9日補記
這一年，黎莉莉已是90歲高齡，是中國默片時代就享有盛名的電影演員中，唯一健在者。半個世紀前的中國銀幕上，留下她大量的多姿多彩的青春倩影。
2003年，與她晚年結為伴侶、相愛甚深的著名美術家艾中信去世了。
黎莉莉一直心情抑鬱，一直身體不好，一直拒絕外界采訪。
2004年，鳳凰衛視著名主持人陳魯豫訪問黎莉莉，用的是瞞天過海的辦法。請黎莉莉兒子羅丹、兒媳葉向真幫忙，事先沒有告訴黎莉莉，攝像機架好，引魯豫入室，才請她出來，完成了訪問任務。
送我畫冊借機訪問
2005年5月下旬，我到了北京。打電話和黎莉莉聯係，她說她沒有忘記我這位朋友，要把她精心編寫出版的畫冊送給我，邀我到她的新居去。
既然作客到了她家中，訪問的事我就不必點明了。其實，我認識黎莉莉不過二十年，見麵不過二三次，雖然和她有信函往來，對她的許多事知道得並不詳細。我這個記者出身的人，在重慶動身之前，對於訪問她就做好充分準備。今天，不過是弄清楚一些人和事。
1985年3月，我初識黎莉莉，在北京西總布胡同51號一間低矮的陋室裏，室內放下兩張床和一個沙發，就沒有多少活動的餘地了。這般情景真叫人難以相信，這就是中國一位著名影星和一位著名美術家的居室。
然而就在這間陋室當中的牆上，掛著艾中信畫的一幅水粉畫，畫上樹木掩映著大路、遼闊無盡頭的大路上他們夫婦倆正行進其中。這幅鼓舞人心、充滿希望與光明的藝術品，真的讓這間陋室蓬蓽生輝了。我在這幅畫下為黎莉莉拍了一張照片，艾中信先生又為我和黎莉莉拍了一張合影。
那時，黎莉莉剛步入古稀之年，身體還好，圓圓的臉上泛著紫紅色健康的光彩。她和我暢談她的影劇生涯，長達三個多小時。告別她時已臨近午夜，院子裏月色正濃，她一定要把我送到大門外，厚重又溫暖的手拉著我，重申她的心願。希望我多寫追憶她的好友舒繡文、應雲衛、吳茵、孫瑜、羅及之以及她的丈夫羅靜予的文章。這些人都是抗戰功臣，卻慘遭極“左”路線不公平的待遇和“四人幫”的迫害。更要我不忘周恩來幾十年對文藝界人士的關懷。
二十年來，我都一一照辦了，並寄給她看了這些文章，她說沒有忘記我，是沒有忘記我的誠信。
黎莉莉的新居在廣安門的一座高層建築裏，北京的朋友們都很羨慕她這座寬敞、明亮、室內有躍層，還有個小花園的新居。
黎莉莉在躍層的會客室裏等著我，麵前放著由吳作人題寫的“行雲流水篇”，副題：回憶、追念、影存的畫冊。她把打開的畫冊捧給我，她的名字後麵加了個括弧，寫著錢蓁蓁三個字，這是她的原名。她的父親是著名的革命烈士錢壯飛。
當年抗日情緒化為直覺行動
去年是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因為日本軍國主義者，不承認他們侵略中國犯下的罪行，而且十分囂張。我們一交談，就觸及30年代舊事。
那時，日本鬼子殺我同胞掠我地，國民黨政府當局，在我們演戲和拍電影時，卻不準說“東北是我們的”，不準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黎莉莉說：
“從1933年到1936年，我參加拍攝了《小玩意》、《大路》、《狼山喋血記》幾部電影，都有反帝國主義的內容，那時隻能以‘敵國’、‘野狼’來稱呼他們，凡是有愛國心的演員誰不憤怒。”用什麽來描述黎莉莉的抗日情緒呢？“那時”，黎莉莉做了個扔東西的手勢給我看，我一下子沒有搞懂是什麽意思。她補充給我說：“一看到是日本的東西，我就扔。熱天，渴了也不買日本飲料，別人買來送給我喝，我就扔在垃圾桶裏。”這就是說，黎莉莉的抗日情緒已經化成直覺行動。
“八一三”，日軍攻打上海，黎莉莉絲毫也沒有猶豫，放棄了她在聯華影片公司的工作，公司欠她一千多塊錢薪水也不要了，立刻跑到前線，投身到搶救傷兵的工作中去。在傷兵醫院裏，她把沾滿血汙的紗布、繃帶洗幹淨，給斷了胳臂、失去腿的傷員擦洗傷口，喂他們吃飯。抗戰期間常唱的那支《慰勞傷兵歌》，這時驀然在我心中響起：“你們正為著我們老百姓，為著千百萬父母兒童，受了極榮譽的傷，躺在病院的床上。”我仿佛看到黎莉莉在閘北傷兵醫院病區，為傷兵服務穿梭的身影。
奔赴武漢的日子裏
1937年9月初，武漢中國電影製片廠決定拍攝抗日電影《熱血忠魂》，請黎莉莉擔任女主角。這是正麵宣傳抗日的影片，再不是采取寓言、象征、暗示的手法影射日本。就憑這一點，就夠黎莉莉高興得跳起來。在上海聯華影片公司，黎莉莉拿600元一月的高薪；武漢中國電影製片廠，隻給50元一月的待遇。雖這樣，黎莉莉也去。
9月中旬，黎莉莉、史東山、舒繡文、王士珍，連同黎莉莉的弟弟錢江等，從上海出發。一路上，鐵路上的橋梁被炸斷了，下火車背著行李步行，走一段路再上火車；路難行就把行李丟掉一部分。有個逃難者，孩子掉在河裏救不起來，難以割舍也沒辦法。大家都見識了生離死別的痛苦。最後，他們從鎮江坐船，溯長江而上，9月25日才到了漢口。
這一趟逃難的經曆，黎莉莉切實嚐到日本帝國主義給中國民眾帶來的痛苦。她在扮演《熱血忠魂》抗日旅長的妻子這個角色時，把這次逃難中對日寇罪行的感受，體現在角色當中去，她扮演的人物在被日寇慘殺之前，堅強地說道：“你們殺吧！你們殺吧！你就是殺到最後一個中國人，我們也不會屈服的。”黎莉莉說：“有了在日本鬼子炮火下逃命的體驗，說這段話時，這種仇恨情緒填滿了胸膛，自然地噴湧而出，給人予強烈的感染與共鳴。”1938年秋天，黎莉莉在武漢還有一項重要活動，那就是演戲募捐。
那時候集中在武漢的演劇團體很多。著名的就有來自南方的救亡演劇一、二、三、四隊，上海業餘劇人協會、四川旅外劇社；來自北方的有中國旅行劇團，平民教育促進會的抗戰劇團，華北流亡學生工作隊，等等。有一次幾個演劇團體舉行《放下你的鞭子》表演比賽。黎莉莉和淩子風一組，舒繡文、葉子（仲寅）各是一組。舒繡文的表演當然很好，但是評比下來，卻是黎莉莉拿了第一。為什麽呢？
黎莉莉說：“我是中華歌舞團出身，12歲就練舞蹈的基本功，彎腰、翻筋鬥、拿大頂不在話下。表演香姐賣藝這場戲，要的就是這一套本事。因此，我這個演香姐的就占了便宜。”黎莉莉在武漢還有一件大事。1938年3月16日，她和羅靜予在普海春酒店結婚了。郭沫若作他們證婚人，即席賀詩雲：“靜夜月明，唯予與汝；珂佩聲澈，既玲且瓏。”正要舉行婚禮時，響起了空襲警報，大家躲到防空洞裏去，解除警報後，才舉行婚禮，這真正是有抗戰特色的婚禮。著名電影家伊文思正在武漢，也參加了婚禮。那時，羅靜予還沒有名氣，黎莉莉結識他是在1937年秋天，到了武漢中國電影廠之後。黎莉莉早已是著名影星，追求她的人，都遇到黎莉莉冷麵孔相對。
羅靜予怎樣受到黎莉莉青睞的呢？
黎莉莉到武漢去，帶的行李很少，隻有一條被子，沒有墊絮，睡在光板子上。一天，忽然有人給她鋪了一條墊絮，後來發現是羅靜予的。羅靜予自己睡在光板子上，他沒有錢，沒有給自己再買一床。十月天，雖然不很冷，卻溫暖了黎莉莉的心。羅靜予是搞電影技術工作的，沉默寡言，為人誠懇，後來才出名的。
在那兵荒馬亂的歲月裏，黎莉莉想到自己12歲參加中華歌舞團，到南洋去賣藝，後來進入電影界，闖蕩了十年，現在23歲了，也該成個家，有個安定生活，在這種心情下和羅靜予成婚。從此，他們在電影戰線上共同奮鬥了32年，1970年，羅靜予被“四人幫”迫害，辭世而去。黎莉莉也被江青點名，江青說：黎莉莉很壞。
黎莉莉說：“羅靜予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新中國成立前為了進步電影事業，坐過牢，堅貞不屈。他沒有死在國民黨手裏，卻不清不白地在‘文化大革命’中倒下了。”黎莉莉從來是樂觀地對待人生，她雖然被江青點名，抱著沒有翻不過去的山的態度來對待。因此，她對羅靜予的離世，稍有怨言。
躲著江青仍遭江青忌恨
話說到這裏，當然要把江青說一說了。
藍蘋（即江青）本名李雲鶴，藍蘋是她在1935年第三次到上海進入話劇界起的藝名。為什麽叫藍蘋呢？據說：她喜歡穿藍色的衣服，又是從北平來，為此取名藍平，到了與上海業餘劇人協會簽約時，有人建議她改平為蘋，更藝術性一些，藍蘋從此成為她的藝名。
藍蘋在話劇《娜拉》中扮演主角，一舉成名。後加入“電通公司”，成為電影明星。隨即又參加聯華影業公司二廠。戲和電影演的拍的都不多，和唐納結婚，和章泯同居，鬧得唐納自殺，章泯離婚，卻轟動大上海，都是因為藍蘋。
“因為她生活上很不檢點，為人怪僻，性格暴戾，難以接近。我就是躲著她，和她沒有密切的交往。”黎莉莉這樣敘述江青。
1936年下半年，黎莉莉主演電影《狼山喋血記》，藍蘋在片中扮演劉三妻，是個配角。配角就是配角，配角的戲比主角少，那是沒有辦法的事。
江青糾纏著導演費穆，要費穆替她加戲，費穆不理她。江青不依不饒地大鬧，有時鬧到半夜一兩點鍾，竟然蠻橫地威脅費穆說：“你不要以為我這是第一次演電影，如果在這部電影裏，你不能把我捧出來，以後別人把我捧出來了，那就說明你費穆無能。”費穆是位藝術才能很高的導演，他當時考慮的是按時拍好片子。那時，聯華隻有一部拍有聲片的攝影機，晴天供《狼山喋血記》在蘇州拍外景用，陰天送回上海，供另一部片子在攝影棚拍內景。費穆要在三個月內把《狼山喋血記》拍完、拍好，當然拒絕了江青的要求。江青因此懷恨在心。
這件事過去15年，費穆於1950年從香港到了北京，準備為新中國電影事業作貢獻。那一年江青有了官職：電影指導委員會委員。於是江青對於當年《狼山喋血記》的導演費穆進行“指導”了。她要費穆先寫一個檢討。
“檢討”？費穆搞不清楚，他一片熱心回到北京為什麽要寫檢討，檢討什麽？難道真的要檢討當年拍攝《狼山喋血記》時，沒有給江青扮演的劉三妻增加些台詞，檢討沒有把江青捧出名嗎？費穆因此對於到北京來很失望，出乎意料的失望。他見到的江青比當年的藍蘋更加蠻橫，而且威風凜凜。費穆感覺到事情不妙，很不妙，隻得敗興而歸。
1951年，費穆在香港患心髒病逝世。新中國失去了一位本來能為電影藝術作出重大貢獻的導演。
黎莉莉在《狼山喋血記》的演員表中排名第一，藍蘋排名第五。黎莉莉雖然從來沒有惹過江青，江青為了這件事卻恨得牙癢癢，謹記在心。
1940年，黎莉莉拍攝《塞上風雲》外景時，兩次路過延安，那時的江青已經貴為毛澤東夫人，隻聽說江青常常穿著八路軍繳獲的日本軍官大衣，騎馬，威風得很。黎莉莉雖和江青相熟，也沒有想見見她。“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江青五次點了黎莉莉的名，叫喚黎莉莉很壞。
“旗手”既然發了話，黎莉莉當然就是“牛鬼蛇神”了。主演國防電影《狼山喋血記》就是黎莉莉的罪行之一。其實，那些搞大批判的“造反派”、“積極分子”，有幾個懂得什麽叫“國防電影”的，“國防電影”又有什麽不好？他們不過是跟著瞎嚷嚷，於是批判黎莉莉的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黎莉莉看這些搞大批判的人，抄書、抄報、編大字報，扛著梯子拉橫幅，唯恐表現得不積極。她心裏納悶：“你們批判《狼山喋血記》，裏麵有藍蘋，這樣一來，連江青不是一塊都批了嗎？你們知不知道？”批判大會即將開始時，黎莉莉找到負責批判大會的“工宣隊”頭頭說，我有話對你說：“批判《狼山喋血記》要犯錯誤。”工宣隊頭頭把黎莉莉帶到辦公室問：“你是什麽意思？”黎莉莉告訴他，《狼山喋血記》片中有個演員叫藍蘋，藍蘋就是現在的“旗手”江青，你知不知道？你們要批判“旗手”嗎？這個頭頭聽了這番話嚇得不得了，趕緊宣布停開大會，叫大家把大字報、橫幅統統撕下來毀掉，還叫大家保密。從此再也不提批判“國防電影”的事了。
黎莉莉說：“從這一場滑稽戲可以看出‘文革’搞的是些什麽名堂，多麽可笑可氣又可恨。”接著黎莉莉深深地歎息道：“當年藍蘋的醜事知道的人太多，今天的江青能一手遮天嗎？其實在建國後，電影界的同仁看她是第一夫人，‘不看僧麵也要看佛麵’沒有揭她的老底。但是江青做賊心虛，對當年與她共事的人進行非人性的殘害，實在令人發指。”
最難忘在重慶的日子裏
1938年9月間，黎莉莉和陳波兒、葉子（仲寅）、陽翰笙的夫人唐棣華等先到重慶，住在通遠門外一座高達二百多台階、滿坡都是墳塋的純陽洞，坡上有一座祭祀道家始祖呂純陽（洞賓）的大廟，這就是中國電影製片廠廠長鄭用之找好了的廠址。廠旁邊還有一座五彩十色的菩提金剛塔，內供佛像、舍利、經文。佛道兩家同在一個山頭，和平共處。這裏樹木陰翳，荒草遍地。此時正是夏秋之交，蚊子一抓一大把。先到的人切盼“中製”第二批、第三批人趕快來，人多了好分擔被蚊子吸血的災難。吃也是艱苦卓絕的，有一個時期，黎莉莉和秦怡住在一起，吃光麵條當頓，吃了這頓不知下一頓在哪裏。用水要極端節約，水是請人從長江邊，一步一步挑到這個可俯瞰全市的最高點上來的。當時，男的在大殿打地鋪，三麵圍著許許多多的菩薩；女的睡在側殿，也有菩薩端坐逼視著她們。男女都在法眼監視之下，氣氛顯得森嚴。生活上一些洗洗換換的事，還擔心褻瀆了神靈。很快，舒繡文、王士珍、高占非、王為一、淩子風、俞佩珊、朱銘仙、陳天國、王玨、羅靜予、羅及之都來了。眾家明星聚集在一起，嬉笑打鬧，全沒有把這些菩薩放在眼中。薰死的蚊子也一畚箕一畚箕的倒掉了。
黎莉莉後來搬到中一路“中製”的宿舍裏。前麵臨街，後麵是懸崖，是一座破舊瓦房，人來人往，沒有院子，一座十足的大雜院。黎莉莉回憶當年說：“初到重慶，中國電影製片廠沒有攝影棚，拍不成電影，大家用怒潮劇社的名稱演話劇。還好，重慶新聞界同業公會，也想為前方將士募捐作貢獻。他們賣報能賣幾個錢，找到我們怒潮劇社聯合募捐。於是，我們排演了《為自由和平而戰》。”《為自由和平而戰》由王為一編劇，他是由抗敵劇團調到“中製”來的，首要任務就是導演這出大戲。這出大戲實際上是一個大型活報劇，綜合了朗誦、舞蹈、歌唱、短劇等各種文藝形式，加以暗轉、背景疊印等電影手法，不閉幕演一個半小時。內容是反映在日寇鐵蹄下，中國同胞遭受燒殺奸淫的恥辱，號召工農兵學商一起來救亡，反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為自由和平而戰》被稱為話歌劇，或音樂劇。它以簡單的有吸引力的情節為支撐，以演員卓越的表演為根基，使音樂舞蹈盡力發揮它的能量。它的律動節奏滌蕩人們心胸。五彩紛呈的藝術效果使人沉迷在故事情節當中。
“我扮演一個遭到蹂躪的農婦，用舞蹈形式與一個敵人搏鬥，發揮了我的藝術所長。”黎莉莉說：“全劇對白很少，近乎啞劇。全劇結束時，台上演員與台下觀眾大家手執火炬合唱《為自由和平而戰》，情緒激昂，如火如荼。可見我的表演激發了人們的情感。”黎莉莉介紹舒繡文在劇中扮演的角色：“她在劇中是解說員，她的任務比一般的演員更重。因為要通過她的講解把整個劇情串起來。繡文穿著藍布旗袍，姿態端莊。她還有個在台下募捐的任務，拿個小籮筐，每場能募三五百元。是全劇最重要的人物。”《為自由和平而戰》創下了中國演出史上最高票價的紀錄。為在10月4日至7日4天內募齊5萬元，捐獻5萬套棉衣送到前線將士手中去。
演出除3元、5元、10元的普通票外，設置50元、100元、500元的榮譽券。
當時50元等於壹兩黃金的價格，500元就是十兩黃金。重慶銀行業公會主席康心如帶領銀行界，為響應愛國募捐買走兩萬多元高價票，十兩黃金一張榮譽券就在其中。十兩黃金今天約為5萬人民幣。這樣高額的票價，中國至今沒有任何演出破了這項紀錄。尤其這是為了抗日愛國的演出，更值得稱道。
為紀念第一屆戲劇節在重慶舉行，10月中旬，《為自由和平而戰》到重慶附近的銅梁演出。銅梁戲院的老板知道黎莉莉、舒繡文都是著名的明星，她們都能歌善舞。為了迎合小市民趣味，戲院老板竟然貼出“價錢好，真公道，看明星，呱呱叫”的廣告，宣傳她們的演出，並要求加演摩登歌舞。舒繡文見了這樣廣告，伸手就要撕掉。黎莉莉說：“他貼他的，我們演我們的，你撕他的廣告，鬧僵了，我們的《為自由和平而戰》也演不成了。”果然，全劇演完以後，老板提出加演摩登歌舞的要求，全體演員拒絕說：“我們為宣傳抗日救亡而來的。”
花花世界裏的窮明星
故事片《孤島天堂》雖然是在香港拍的，拍這部電影的“大地影業公司”是重慶“中製”的分廠，為了應付英國人，取了這個名字的公司。建這個公司，為的是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更多的人，宣傳為反侵略的抗日戰爭，在香港建立一個攝製進步國語片的據點，更有利於向南洋和世界各國發行影片。
1939年春，黎莉莉和攝影師吳蔚雲等七八個人，從重慶中國電影製片廠調到香港大地影業公司，籌備拍攝。
香港是個花花世界，黎莉莉這位著名的電影明星和大家依然過著清苦生活。道是為何？原來她和史東山、舒繡文等進步人士，在武漢參加“中製”時都有約在先。“中製”是軍事機構，他們都不要軍銜，聲明是自由職業者，免得受軍事處分的災難，並且來去自由。二是不要高薪，史東山、舒繡文、黎莉莉在上海的電影公司工作，每月都是300元以上的高薪，到“中製”隻要50元月薪，不讓薪水把人套住。郭沫若在他寫的《洪波曲》裏讚揚他們說：“那些人差不多都是電影界的精華，而他們也是受著極菲薄的待遇，專誠為抗戰服務。”到了香港，雖然每人每月又加了港幣20元津貼，仍然是七八個人住一間屋子，自己動手燒大鍋飯吃。那時黎莉莉已懷上了孩子，和大家吃一樣夥食，嚐到了營養不良的痛苦。為了在鏡頭上看不出來，每天還要做捆綁腰杆的工作。住醫院生孩子，高級的病房要上千元一天，低等的三十元一天，真正叫天淵之別。黎莉莉幾十元一月的薪水，隻有住低等的閣樓，又悶又熱。就這樣為了不耽誤《孤島天堂》的拍攝，產後三天就起床拍戲。
說到這裏，黎莉莉臉上泛起自豪的微笑說：“雖然這樣苦，我還是高興，我不去和在聯華公司拍片去比，我知道這是為抗戰貢獻我的力量。”《孤島天堂》寫的是上海淪陷為“孤島”後，一群愛國青年與漢奸特務進行生死搏鬥的故事，這群愛國青年首領的活動，被同住一樓的東北流亡舞女（黎莉莉飾）發現後，得到舞女的幫助，又進一步得到普通市民啞巴小販、傻子、賣報小孩的支持，最後在一次盛大舞宴上，巧妙地把漢奸特務一網打盡。這群青年完成任務後，按照原定計劃轉移他處，參加了遊擊隊。這是著名導演蔡楚生編導的一部有組織、有領導、有群眾支持、有計劃與敵鬥爭的好影片。
蔡楚生是一位長期在電影工作中自學成才的導演，作為一位電影藝術家，他最大的特點是了解人，善於溝通劇中人和觀眾的感情，充分發揮演員的才能，讓觀眾充分欣賞演員的演技，也就是極大地發揮而不是遏製了演員的生產力。黎莉莉是蔡楚生拍電影的老搭檔，她在《新女性》這部電影藝術珍品中就和蔡楚生合作過，在配唱《新女性》主題歌中，發揮了她的所長。在《孤島天堂》裏，蔡楚生為黎莉莉創造了唱《流亡曲》的機會，讓她扮演的舞女，在影片中充分表達了她離鄉背井四處逃亡的悲痛情感。蔡楚生的藝術風格是通俗，易懂，雅俗共賞，手法又靈活多樣。黎莉莉舉了一個例子說：“當《孤島天堂》的主題歌唱到”還有那多少人變成傀儡，多少人幹趁火打劫的勾當“時，銀幕上出現的是汪精衛正在裝模作樣，慷慨激昂地高喊：‘我們不能再退了，再退就完了’的畫麵。”這時，蔡楚生用特技把一個小醜麵具向這個貌似大人物實為漢奸的臉上飛撲過去。這種靈活的漫畫手法，把這個政治小醜揭露得淋漓盡致，大快人心。
《塞上風雲》西北行
《塞上風雲》是一出寫蒙漢兩族團結抗日的劇本。陽翰笙早在抗戰前夕把它寫成電影，卻沒有來得及拍攝。1937年上海業餘劇人協會趙丹一行到了武漢，為救他們無戲公演之急，陽翰笙把它改成話劇，一經演出，深受歡迎。從此，重慶、成都、昆明、桂林、西安各地劇團爭相演出，成為大後方演出場次最多的話劇之一。1939年，陽翰笙在重慶任中國電影製片廠藝術委員會主任，為解決劇本荒，他又把《塞上風雲》改成電影劇本，由應雲衛導演，組成“西北電影攝影隊”，拍攝人員這樣長途遠征深入生活，開中國拍攝電影之先河；又經陽翰笙等人策劃，攝影隊走西安到延安，再經榆林到內蒙的伊克昭盟。這樣，這群文藝工作者可以目睹抗日根據地民主團結抗日情景，參觀學習，接受教育。這支隊伍，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中國電影製片廠工作人員的身份，大批的進入延安，曆時大半年，這也是國共合作以來第一次。因此留下的故事很多。
黎莉莉在香港突然接到重慶發來的電報：“有任務，速歸。”黎莉莉帶著幾分激動地對我說：“我於1940年1月1日飛重慶，1月3日跟著應雲衛同誌出發。應雲衛擔任西北攝影隊和赴綏電影放映隊隊長，又是《塞上風雲》導演，身兼三職。一行四十多人，都穿軍裝。”穿國民黨軍裝本來不是進步文化人所願意的事。這次不同了，為了應付沿途國民黨軍警的檢查，他們不僅開來了前往延安、榆林、內蒙的軍委政治部的通行證，應雲衛還在市場上的旗幟店裏買來了少將、上校、中校軍銜的領章，放在軍裝裏麵口袋裏，到了與國民黨方麵辦交涉的時候，應雲衛掛起少將軍銜領章，帶著掛上校軍銜的周伯勳、掛中校軍銜的潘直庵出馬。少將帶兩位校官出馬還真管用，有些地方官員對這些中央下來的人，巴結他們唯恐巴結不上，不但順利通行，有的還開歡迎會、茶話會，甚至於酒宴招待一番。事情辦完以後，黎莉莉說：“應雲衛，順手摘下領章，往裏麵口袋一塞，罵一聲‘他媽的’，以消胸中悶氣。”所以這個少將銜的領章，大家戲謔地給它取了個外號就叫“他媽的”。
有了這些也不是就沒有麻煩，大隊到了臨近革命根據地的陝西洛川，洛川縣國民黨黨部書記長是個製造國共摩擦的頑固派，他先製造謠言說，這裏前往延安的路上，共產黨埋有地雷，很危險。應雲衛婉言表示，感謝他們關心，隻說：“上級要我們限期完成任務，不能耽擱。”縣黨部書記長又生一計，要求電影隊留下放幾天電影。應雲衛說：“你去通知民眾，今天晚上我們就放電影，明天一早電影隊也要出發。”應雲衛喊起已經睡下的放映隊員，累了一天的隊員，有些睡下不願起來，應雲衛咚的一聲跪在雪地裏說：“誰不起來，我去頂替誰。”當夜總算把電影放給洛川群眾看了。
第二天一早，應雲衛又帶著上校和中校副官，先走一步前去探測地雷，結果並無路上埋雷的事。黎莉莉興奮地說：“摩擦專家的謠言破產了。那天正逢下雪，大隊人馬的汽車循著應隊長探雷汽車的轍印，順利地進入革命根據地。”“正如一首歌曲中所唱的，延安的天是明朗的天！”黎莉莉抑製不住高興的情緒對我說：“那天是2月14日，我們車到甘泉，就拋錨了。當地老鄉和八路軍協助我們修車，推車。我們向他們連聲感謝，其中一個小夥子回答說：‘為人民服務。’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詞。他說得那麽真摯、自然。”還有，黎莉莉繼續說：“車到交際處停了下來，接待我們的是上海老熟人田方同誌，行李、攝影器材都替我們搬卸停當。接著吃飯，長條桌上兩盤白麵饅頭和一大桶紅棗小米粥，幾大盤菜，葷素齊全。田方告訴我們，一大盤炒肉絲，隻賣邊幣兩毛錢，便宜得驚人。”這時，他們看到有位中年幹部蹲在門外，捧著一碗小米飯，就著幾條蘿卜幹吃得起勁。舒繡文問田方，這個人怎麽不和我們一塊吃。田方說，他是我們交際處長。他招待客人，從不入席陪客人吃喝。黎莉莉說：“這對我來說又驚訝又感慨，國民黨當官的哪有不陪吃，不陪喝的。”第二天晚上，毛主席在他住的窯洞設晚宴招待了攝影隊。毛主席稱大家是來自大後方的英雄，問了大家在國統區生活的情況，這是真正歡樂的宴會，許多人請毛主席題了字。應雲衛見毛主席一支又一支吸煙不斷，他問：“毛主席，您一天抽多少根煙。”毛主席說：“要抽一聽煙羅。”應雲衛說：“我也要抽一聽，還用不了幾根火柴。”毛主席風趣地說：“五十（每聽煙50支）對五十，我們棋逢對手羅！”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後來，毛澤東在中央大禮堂又接見攝影隊全體同誌一次，這次講了許多團結抗日的道理，其中尤其鼓舞人心，引起人們向往延安的有一段話：
“我們延安是抗日民主根據地，這裏的人民，有充分的民主自由。你們是做宣傳工作的，你們在延安看見什麽就可以講什麽，你們認為好的、不好的，都可以講，這就是言論自由。”這段話對來自國民黨統治區的文藝工作者最受歡迎，黎莉莉回到重慶，悄悄地向追求民主自由的同行們傳的也是這些話，因此，許多人更增加對延安的向往。秦怡聽到後都想到延安去。
在以後兩天裏，給黎莉莉留下深刻印象是看演《日出》。延安沒有電，舞台上的燈光，卻能做到漸亮和漸暗。原來，“魯藝”的同誌們在舞台前安上一排汽油燈，燈上扣上四方黑盒，拉動黑盒，就做到亮和暗自如了。
再有一件事也留下深刻印象，看“魯藝”演出《黃河大合唱》，冼星海親自指揮，唱到最後，冼星海轉身麵向觀眾，台上台下共同大合唱，氣勢洶湧澎湃，猶如黃河奔騰。黎莉莉說：“我就是這次學會了‘風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黃河在咆哮’這首歌的，唱了一輩子都沒忘。”攝影隊2月18日離開延安，前往榆林，這是到內蒙去的最後一個大站，大隊人馬在這裏短期休整，主要是讓大家學騎馬。學騎馬太重要了，演員們是為了拍電影需要，黎莉莉、舒繡文、吳茵、周峰、陳天國、王斑、韓濤在戲中都有角色，都有騎馬的鏡頭，有的鏡頭要表現人物擅長騎技，不練習、不請人指點怎麽能行；不是演員的也要學會騎馬，一出長城，代步的工具隻有騎的馬和駱駝等牲口。再不然就是坐“夾窩子”，那是前後由兩匹馬抬著竹棚的窩鋪。應雲衛的夫人程夢蓮因為懷有身孕，不得已，隻能坐“夾窩子”走。
這裏是鄧寶珊將軍的轄區，雖是國民黨統治的地方，鄧將軍派騎兵指導他們騎馬十分認真、負責、耐心。演員們不怕磨破雙腿，不怕摔得鼻青臉腫。學習騎馬對不同的演員要求也各不相同。黎莉莉扮演的金花兒是個少女，她要練好騎蹦子馬的技能，表現她潑辣的野性；舒繡文扮演的羅安姬娜，是位少婦，要求她用勁挺著腰杆，練好小走馬，表現她穩重端莊。
吳茵受陽翰笙之托，寫攝影隊日記。她把演員學騎馬的情況寫成報導，寄到重慶，發表在《大公報》、《新民報》上。
黎莉莉說：“鄧寶珊將軍對我們特好，為我們解決了許多困難。他接待我們時，想送一點零用錢給我們，又怕太直接了不好。他手下的參謀給他出了個主意，安排我們打麻將玩，每個座位上都放上20塊銀元，說明白不論輸錢贏錢，錢都歸各人所有。我們商量好，牌盡情地打，牌打完，每人20塊銀元，原樣放在各自座位上。這樣一來，鄧寶珊將軍對我們更加留下好印象。我們到伊克昭盟去，路難走。他怕我們有什麽閃失，派人護送我們，一直送達目的地。”1949年，鄧寶珊將軍宣布起義，投到解放軍這方麵來。
“曆盡艱險，吃盡苦頭”是黎莉莉對於《塞上風雲》西北之行的描述。
這樣艱苦的經曆，不僅是她在抗戰八年期間第一次，也是她生平第一次。
日曬、雨淋，挨餓、受渴，鋪路、推車；臭蟲滿身爬、跳蚤成把抓；汗漬染衣褲，渾身臭難聞；漫天皆風沙，狼狗常襲擊且不說它了，到了蒙古地區，政治形勢多險惡，民族關係隔閡深，蒙奸蓄意搞破壞，日寇戰火近咫尺都遇上了。從另一方麵來看，真如郭沫若勉勵他們此行所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拓寬了視野，豐富了生活，認識到形形色色人物，了解到他們思想活動。黎莉莉既感慨又興奮地說：“這次是吃了大苦，卻使我深深地體會到，塑造一個人物，不了解人物的生活環境、經曆，不了解她們的風俗習慣，是難以完成任務的。這次深入生活的成果，在我以後的藝術生涯中，也常享用它。”黎莉莉到了塞北大草原，最重要的事就是到蒙族姑娘當中去，了解她們的生活習慣、衣飾打扮、待人接物的禮節，乃至她們心中的秘密。可是，奇怪的事發生了。她和舒繡文第一次走向蒙古包去，看見兩位姑娘站著正在做活，看見黎莉莉、舒繡文走過來，她們十分驚慌地逃走，躲起來。後來才知道，攝影隊的男女都穿著灰棉布軍裝，蒙奸造謠說，攝影隊來，男的要被拉去當兵，女的要被剪掉辮子。經過溝通，告訴她們，攝影隊是來拍蒙漢兩族團結抗日電影的，女演員還要梳蒙族辮子，戴蒙族頭冠，這些都要請蒙族婦女來教她們。這樣，黎莉莉、舒繡文、吳茵都請蒙族婦女教她們梳蒙古發式，跳蒙女舞，唱蒙古歌，結交了蒙古朋友。
由於曆史的原因，蒙漢兩族的隔閡還是很深的。攝影隊扛著攝影器材外出選景，有人煙的地方遇到的是冷漠，敵視的眼睛；無人煙的沙漠裏，人陷在深沙裏矮了大半截，行動不得，找口水喝更困難，工作開展不了。
領隊應雲衛，平常什麽困難都難不倒他，這天急得一夜合不上眼，天亮時決心采用“朝王、拜佛、廟會、教化”的辦法，尋求出路。他佩著少將軍銜領章，帶著周伯勳等上、中、少校三位副官，拿上從四川買來的磚茶、冰糖、美酒各色禮品，“朝見”身為蒙政委員會委員長沙克都爾朝布。從沙克都爾朝布那裏才知道，有蒙奸在造謠挑撥攝影隊與蒙族人民的關係。
怎麽辦呢？
應雲衛發現蒙族人民最崇拜的是活佛，能被活佛摸一下額頭，就覺得恩澤無量。於是，應雲衛想法接近活佛阿克旺，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告訴他包括電影在內的新事物。這位活佛竟成為應雲衛的知心朋友，並且自願穿上應隊長全副少將的軍裝，站在“眾生”麵前講話說：“政府派來的攝影隊是行善事的。王爺要聽應隊長的話，我也要聽。以後，你們要聽應隊長的話，幫攝影隊的忙。”這以後，攝影隊的工作順利了一些。但是，新的矛盾又產生了。一次，攝影隊要在貢尼召大寺拍攝一些群眾趕集的場麵，這裏麵集中有許多蓄一根辮子的蒙古姑娘和滿頭珠翠的蒙古婦女。大家本來坐在一起說說笑笑，熱熱鬧鬧，有許多生動的鏡頭可以抓拍的。誰知道“埃摩”攝影機一響，這些姑娘、小媳婦們都驚慌失措地大聲叫嚷，站起身來四散跑開。
恰巧，這時阿克旺活佛趕廟會來了，應雲衛向他一打聽，才知道又是奸人造謠。說是攝影機會勾魂攝魄，機器一響，人的魂魄就裝進匣子裏，從此活不長了。
幸虧，又是活佛當眾辟謠。他風趣地麵對“眾生”說：“我最喜歡照相。”於是他拉著應雲衛對著鏡頭攝影。他又說：“還要多照幾張。”於是他又拉著幾位演員在攝影機前合影留作紀念。阿克旺活佛這樣“現身說法”，才消除了謠言。
接著，應雲衛又叫攝影隊為蒙民做了放映抗戰電影，為蒙民醫病送藥的教化工作，深得蒙民的讚賞和擁護，拍攝外景的工作，這樣才比較順利地進行下去。
不料，攝影隊在塞北，真的遇到了一場像電影《塞上風雲》中描寫的戰鬥。一天晚上，日本鬼子打到劄薩克旗來了，距離攝影隊駐地隻有五裏路。這時外麵正雷雨交加，麵對鬼子有可能打過來，大家手忙腳亂不知如何是好。吳茵一不小心，把煤油燈打翻了，燒起一些易燃物，又引來一陣慌亂。還是領隊的應雲衛鎮靜，他和外界取得聯係後，看到駐地門前，許許多多荷槍實彈的騎兵疾駛而過，前往增援。應雲衛叫大家收拾好重要器材和膠片，穿好灰軍服。若是日寇打來，大家以死相拚。大家安靜下來，諦聽著前線的槍炮聲，一場激烈的戰鬥過後，未知勝負結果時，傳來打退了鬼子進攻消息。攝影隊人員免去了這場災難，最終完成全部外景任務。
應雲衛是一位在中國電影戲劇事業上作出重大貢獻的老前輩。《塞上風雲》寫的是蒙漢團結抗日的故事，實際上寓意國共團結才能取得抗戰勝利。拍完《塞上風雲》返回重慶不久，就遇到“皖南事變”，應雲衛在周恩來倡議下，又負起組成中華劇藝社的重任，演出《屈原》、《法西斯細菌》、《升官圖》等抗日救亡、反對法西斯統治的劇目，中華劇藝社成為創造中國話劇黃金時代的主力軍，應雲衛乃有“中國戲劇之魂”之稱。
“隻因為他深知江青不光彩的底細，”黎莉莉說：“‘文化大革命’初起，在應雲衛心髒病十分嚴重時刻，被造反派拉出來遊鬥，當場斃命。”談起四十年前應雲衛之死，黎莉莉格外心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