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抗戰戲劇

第六章 1946年訪陶金

　　1946年12月18日下午，拍攝電影《八千裏路雲和月》的隊伍來到無錫。我帶著頭一天晚上11點鍾，發出這條獨家新聞的報紙，等候在公園飯店，會見了導演史東山先生。因為演劇九隊隊長呂複早已把我的情況介紹給史東山先生，史東山接過報紙看了一眼標題，馬上熱烈地握著我的手，拉我上了他看外景的汽車，給了我隨車采訪《八千裏路雲和月》的特殊待遇。

　　在車上，史東山對電影內容和已拍好全部內景作了簡單的介紹後，我情不自禁地講起我在抗日大後方求學，吃不飽、穿不暖，反貪汙、爭民主，讀了圖書館有關戲劇的幾百種書刊，以戲劇作武器進行鬥爭，向往重慶的話劇運動，對抗戰劇人極為崇敬，表示我對《八千裏路雲和月》這部電影內容的讚賞。史先生看著時年19歲稚嫩的我，笑著說：“你對戲劇的熱愛，倒有點像陶金年輕的時候。”晚上，我趕到公園飯店的鳳凰餐廳，看望《八千裏路雲和月》外景隊的演職員們。兩張飯桌拚在一起，大家坐在周圍，史東山先生剛布置完第二天的拍攝工作。白楊、陶金、王為一、周峰、趙明、韓仲良等，這些都是我在大後方書報雜誌上背熟了的影劇壇上知名人士，史先生一一介紹給我後，我沒有照慣例客套地說“久仰、久仰”，卻連聲說“知道、知道”，自我表現對他們的熟知。最後我真情實感的激動地說了句：“你們都是我在書上認識的人物、進步的影劇工作者。今天你們從書上走下來了，站在我麵前，我太高興了。”這樣，他們才從詫異中哈哈大笑起來，和我自然地親切了幾分。史先生接著說：“石曼先生是戲劇的愛好者，演劇九隊的隊友，熱心為我們《八千裏路雲和月》做宣傳。今年才19歲，是小弟弟，你們就喊他小記者好了。”看來，我要采訪陶金，史東山先生是先打過招呼的，其他的人先後都離開餐廳，隻有陶金留下來了。

　　在大後方這幾年間，我癡迷抗戰戲劇、癡迷抗戰劇人，熟記重慶演話劇的人和事，連舞台工作者的名字，我也能背幾個出來，在學校我有“抗戰戲劇活字典”之稱，為此我有幾分得意。對於陶金我是熟悉的，他有幾件大事藏在我心中。因此，我不打算像有些記者對被訪者從姓甚名誰、何方人氏、年齡幾許問起。我直截了當地對陶金說：“您今年31歲，是我的大哥，我把我知道的您在戲劇界的幾件大事，講給您聽，講錯了的您指出來，漏掉的地方，您補充。”陶金覺得我這樣采訪方法很新鮮，他省得從頭說起，立即點頭答應。

　　“1934年左右，您在杭州筧橋考上了飛行員，卻選擇到山東省立劇院學戲劇，埋頭濟南市圖書館讀了大批文學名著和戲劇書籍。一年後，您到北平參加了唐槐秋先生的中國旅行劇團，在《茶花女》中演阿芒，在《雷雨》中演周萍，連演三四十場，轟動了北平。”我的講話像放機關槍似的連珠而發，陶金專心地聽著，我更有幾分得意地接著說下去：“‘中旅’是中國第一個演《雷雨》的劇團，您是中國第一個演周萍的演員。”“石曼先生，”陶金突然打斷我的講話，也沒有稱呼我小記者：“我很欽佩您對戲劇的豐富知識。不過，‘中旅’演《雷雨》是在天津，而不是北平。北平是憲兵三團所管轄，蔣孝先的團長，‘中旅’先要在北平演《雷雨》，沒有通過。”這時，我的心中“咯噔”了一下。我這本“戲劇活字典”，在這裏被陶金撕下了一頁。

　　“‘中旅’在天津演《雷雨》不是中國首演。這以前，也在天津，就有孫堅白他們的‘孤鬆’劇團演過《雷雨》，他們演出是1935年8月，我們演出是10月。”陶金又補了一句：“不過，他們是業餘演出，沒有我們轟動。”這雖不是抗戰期間的事，我仍然感到我這本“戲劇活字典”又薄了一頁。但是我對陶金絲毫沒有不愉快之心，有的是從他那裏獲得戲劇曆史知識的快樂。

　　接著，我又講了1938年上海業餘劇人協會在成都的事。趙丹等人因為一山不容二虎，不告而別，丟下了七千元巨額債務，由留下來的陳白塵、陶金、劉鬱民三位理事承當，氣得陳白塵大罵“戲子無情”。

　　陶金笑了，他說：“我們當時是很生氣，後來也無所謂了，都是受生活困苦所迫。他們到重慶中央電影攝影場去，大的目標都是抗日。後來，我也到重慶中國電影製片廠去了。”陶金在重慶拍了《勝利進行曲》、《青年中國》、《日本間諜》、《還我故鄉》四部電影。然而，最轟動、最令人嘖嘖稱道的卻是他和舒繡文主演的話劇《蛻變》，那是導演史東山把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劇體係的理論，用於中國戲劇演出的實踐，用了三個月時間排演出來的。《蛻變》在抗建堂演出，戲長五個多小時，全場上千的觀眾沒有一個退席的。

　　我的敘述把陶金的心也攪動得不平靜了。他忍不住插進來說道：“演得好的是舒繡文大姐。我演的梁專員，一上場，就被她扮演的丁大夫震懾住了。她哪裏是演戲？她就是那個醫院的醫生，每一個傷兵都是她的孩子，那個醫院就是她挽救傷兵生命的戰場。我再也分不出這個老醫生、外科專家什麽地方是舒繡文的，什麽地方是丁大夫這個人物的了。演員和角色是那樣有機地融化為一個整體。我跟著進入了梁專員的角色。”“我被丁大夫因為找不到藥品不能救護傷員的憤怒燃燒著，激怒起我的義憤。這時，我仿佛看到了丁大夫那顆跳動著的、焦急的心，我必須去援助她。我像一頭雄獅樣的對這個腐敗的醫院怒吼起來：‘必須砸爛這套機構，來一番徹底的改變。’戲劇的矛盾衝突也推向了高潮。”“您聽說過洪深先生對《蛻變》演出的評論嗎？”我問陶金。

　　“他怎麽說？”“洪深在《新民報》發表文章說，中國自有話劇以來，《蛻變》是最佳的演出。”“是這樣的嗎？”“沒錯，我有資料。”年輕的我，語氣又得意起來。

　　談到陶金在重慶最後演出的話劇《芳草天涯》時，我竟然和他爭論起來。我說戲是中國藝術劇社演出的，演出的劇場在銀社。陶金說他記得是在抗建堂。三十幾年後，我看望與陶金同台演出《芳草天涯》的張瑞芳大姐，提到這件事，張瑞芳說是在抗建堂。因為抗戰一勝利，金山就離開了重慶，銀社被銀行同業公會收回，《芳草天涯》不得不借抗建堂演出。

　　這時，我已是五十多歲的人，思想方法成熟了些，我不再感到我這本“抗戰戲劇活字典”又被撕去一頁，而是感謝陶金早在三十多年前就給我糾正了錯誤的記憶。

　　1985年金秋時分，重慶舉辦“重慶霧季藝術節”，重慶市文化局邀請陶金、章曼蘋夫婦重返山城，同時附有由我署名編寫的《抗戰時期重慶公演劇目一覽》，意在征求重慶抗戰劇壇親曆者給予指正補充。

　　章曼蘋大姐來了，她告訴我，陶金接到邀請信後高興得睡不著覺，可是他正在導演一部影片分不開身。他特地寫了一封信給我，讚賞我編寫的抗戰劇目一覽是做了件大好事，讓許多抗戰影劇工作者，把很多遺忘了的人和事又喚醒了回來。他並為劇目一覽中補充了一條：

　　“1940年4月21日陶金、章曼蘋、謝添、楊露茜以留渝劇人名義在國泰大戲院上演《軟體動物》。該劇英國台維斯作，顧仲彝改編，陶金導演。”我大喜過望。我正擔心我們這些年近古稀或年逾古稀的老大哥、老大姐們，把往事如煙般淡忘了，陶金竟然編劇、導演、演員，時間、地點俱全的補上一條劇目。這不僅為諢號“抗戰戲劇活字典”的我增加了收獲，更為創造了中國話劇黃金時代的抗日大後方話劇添增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