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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應雲衛跑碼頭
概述
1921年，應雲衛參加中國戲劇協社，他不吝家中財富貢獻於戲劇事業。以後幾十年間，他甘冒政治迫害之危險，任勞任怨，克服各種困難，典質俱盡，為黨的戲劇工作，竭盡畢生精力，譜寫了中國“戲劇春秋”。為此，應雲衛乃有“中國戲劇魂”之稱，中國戲劇界寫一部《戲劇春秋》，以應雲衛為代表最恰當不過。這裏講的是抗日戰爭時期，應雲衛社帶領中華劇藝社在巴山蜀水間跑碼頭，遇到的各種艱難險阻，具有話劇工作者在舊社會遭遇的普遍意義。值此話劇百歲之際，寫出以饗讀者。
初到蓉城
在舊社會，劇團到外地去演出叫“跑碼頭”，話劇團體用了文明的說法，叫“旅行公演”。1943年，六個以“中”字起頭的大型職業話劇團體都擠在重慶搶飯碗，中共中央南方局決定，黨領導的中華劇藝社調往川西演出。應雲衛在黨領導的戲劇隊伍中，從來都是擔子揀重的挑。這樣，成都《華西晚報》以籌集文化事業基金演出的名義發出邀請，1943年6月，由應雲衛為社長的中華劇藝社到了成都，開始了艱難困苦的“跑碼頭”的生活。
應雲衛，人稱應老板。他是劇團負責人、大管家，又是大導演。他重義氣，廣交四方朋友，天大的讓人發愁的事，擺在他麵前，他都沉著地樂嗬嗬對待。
1943年10月，中華劇藝社在成都演出曹禺改編巴金的小說《家》。
巴金是成都人，他寫的《家》，就是發生在他家中老少男女、兄弟姐妹間的故事，現在搬到巴金的老家來演，蓉城風光、地方色彩、風俗人情等，差錯不得。
排演這出戲，先由《華西晚報》記者車輻陪同導演賀孟斧、設計方菁前往正通順街巴金老宅參觀，回來以後，導演和設計都要求《家》中的服裝、道具要像巴金家中那樣貴重典雅，要讓成都觀眾看了伸大拇指叫好。
按照這種要求來製作服裝、道具，是需要一大筆錢的。中華劇藝社從成立那天起，就和“窮”字連在一起，想都沒敢想花這麽一大筆錢。隻有使出老招數來：借，需要哪樣東西，借哪樣。
借，是應雲衛慣用的絕招，人家說他借的本事像變戲法，戲裏缺服裝、道具，他總能變得出來。整堂的紅木家具，他能從人家家裏借出來，主人家還高高興興地送到劇場，幫忙搬到舞台上。劇中人物需要古老精致的手杖，需要俄羅斯大皮帽、香港時髦的女式手提包，隻要發現看戲的觀眾當中有，他能在戲開幕前借到手，有的人還自願捐贈給劇社。著名女演員沙漠好奇地問過他：“應大哥，你這絕招怎麽學來的？”他苦笑著說：“靠我的三寸不爛之舌，會哄，會騙。還靠我真誠的央求，明白告訴人家，劇團窮，有些東西劇團自己做不了，又沒錢買。人家看我們可憐，也就發善心了。其實，這都是觀眾熱愛話劇，對我們支持。我們要把戲演好，才對得住觀眾。”就是這樣，《家》裏麵的許多道具是從巴金的弟弟李濟人那裏借來的；覺新、瑞玨結婚新房裏的一些擺設，是成都著名小兒科醫生王伯嶽動員他新婚的表姐，把新房裏的花緞被子、枕頭，連同帳子、床圍全部借來了。劇中白楊演瑞玨，是從中央電影攝影場劇團借來的；耿震演覺新，是從中央青年劇社借來的。他又特地借來在成都的李恩琪，扮演梅表姐。
《家》的演出轟動蓉城，連演40場賣座不衰。一天，戲演到第三幕，突然停電，應雲衛宣布明日續演，坐票有效。觀眾無論如何都不答應，提出點蠟燭也要看完演出，於是買了許多蠟燭點在台口和舞台中間，戲繼續演下去，觀眾仍然看得如醉如癡。應雲衛被感動得說：“成都的觀眾是世界上最可愛的觀眾！”成都的觀眾最可愛，但是，當時成都的歪人也不少。抗戰前，四川是個軍閥割據的省份；抗戰後，他們的勢力雖然給削弱了，他們的公子哥兒、腳腳爪爪，為非作歹，欺壓善良，舊性不改。加上地方官員、袍哥大爺、地痞流氓這一班子人，他們認為自己吃得開，看戲是不買票的，若是掏錢買票看戲就失了麵子。他們不僅自己看白戲，還要帶上三朋四友、姨太太、小舅子看白戲耍威風，有的還帶上跟包的捧茶壺，老媽子捧衣裳。守門的向他們要票，他們輕則瞪你一眼，重則手往腰間一拍，惡狠狠地說：“要票沒得，要炮倒是有的。”至於警察、憲兵，還要格外優待，為他們安排好座位，擺上茶水，表示歡迎，這些座位美其名曰：“彈壓席。”其實，他們是借此看白戲、收包袱，對那些強行看白戲的人，他們沆瀣一氣，絲毫也不“彈壓”。
應雲衛自從演戲以來，熟知這是中國劇場的陋習，各地皆然，不過成都為甚。
他眼看著大筆票款流失，打落了牙齒連血吞。就這樣忍辱負重，有一天，應雲衛還是被一個軍閥的少爺帶來的人打了，大家要去找這個少爺講理，為了劇社的生存，個人事小，應雲衛勸大家不要介意，免得再起風波。
然而，應雲衛對關係到話劇界的榮辱大事，決不屈服於官方。本來抗戰後期話劇的賣票收入，已被苛捐雜稅剝奪得所剩無幾，中華劇藝社已經到了吃了上頓不知下頓在哪裏的境地。這時，稅務部門居然要向劇社收“花捐”，這是成都當時對妓女收捐的稱謂。這些政府官員，把抗日救亡的話劇工作者視同被迫受人玩弄的妓女，實在是糊塗之極！混賬之極！
反動之極！應雲衛率領中華劇藝社的同誌和留蓉的全體劇人，向稅務當局提出強烈抗議，成都新聞界對劇人予以支持，有關當局這才醒悟到做了糊塗事，收回了這樁混賬的舉措。
與窮相伴
應雲衛帶領中華劇藝社演話劇，賣滿座是經常的。初到成都，在提督街國民大戲院公演《法西斯細菌》、《孔雀膽》、《家》，觀眾都空前踴躍，打破了成都多年未見的話劇賣票紀錄。然而在劇團身上撈油水的太多，常常賣滿座也入不敷出。演職員們一天三頓能填飽肚皮就算不錯了，難得一個星期吃上了一次回鍋肉，全團上下就樂開了花。至於薪水，工人們要養家糊口，應老板事先都和他們講好待遇的，恪守信用付出，演員們好像沒有這一說。每隔三四十天，有一天若是男演員不再兩個人吸一根香煙，女演員嘻嘻哈哈在一起剝鹽水花生吃，腰上一根繩子拴在板凳腿上的家屬娃兒，不再蹲在地上玩泥巴，而是嘴上在啃燒餅。這一天，準是應老板給大家發零用錢了。至於穿著，秦怡在抗戰八年間，穿的都是一件長袍，冬天塞些棉花進去，春秋抽出來當夾袍。白楊曾經三年買不起一雙皮鞋。
項堃替劇社找銀行經理辦事，借劇社演戲用的西裝，穿出去當門麵。這就是中華劇藝社在成都生活的剪影。
從1943年到1945年，應雲衛帶著劇團跑碼頭，生活之艱苦一言難盡，既然當了這個劇團的老板，借債、躲債是經常的。但是他不能愁眉苦臉，讓大家垂頭喪氣。天大的困難擺在麵前，他總是麵帶笑容對大家說：
“小事一樁，我有辦法。”有一天，劇社眼看要揭不開鍋了，他帶著管財務的駱可出去借錢。跑了三四處地方，費了一整天時間，分文也沒有借到手。在回劇社的路上，應雲衛問駱可身上還有多少錢，駱可掏光口袋裏所有的錢，也不夠全社人員打一次牙祭。應雲衛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錢也掏出來說，你把這些錢買些花生、瓜子、香煙、糖果拿回去，讓大家高興一下。
果然，駱可回去把東西一撒，大家還以為他們借到錢了，困難已經解決，歡天喜地。第二天，應雲衛悄悄地抱著他那件價值不菲、已是幾進幾出典當行的皮大衣，換來了鈔票，解救了劇社燃眉之急。
應雲衛就是這樣當老板的，在極端艱難困苦的情況下，他仍不忘給全社人員帶來歡樂與力量，這樣的事，何止一件兩件。
苦中作樂
中華劇藝社舞台部門有位大能人胡阿土，他本是著名的上海共舞台做機關布景的工人，變換布景飛快，猶如放電影。舞台上古今中外的布景、道具製作，沒有哪樣能難倒他，應老板稱他是編、導、演之外的第四方麵軍。他帶出來的徒弟遍及重慶、貴陽、成都、昆明各地。胡阿土四十開外，膝下無兒女是件苦悶事。他看中了女演員呂恩，戲演得好，沒有演員架子，想收她為幹女兒，隻怕人家嫌他是工人，不好開口。應雲衛一心想成全這件事，他和呂恩直說道：“你們都是江蘇同鄉，阿土人好，看你是個二十出頭的姑娘，隻身流亡在外，他要當了你的幹爹，可以名正言順保護你。”呂恩善良，想到阿土出門在外，沒有家庭溫暖，爽快地點頭答應。拜幹爹那一天，應雲衛親自唱禮，呂恩向阿土叩了三個響頭，喊了三聲幹爹。
好事成雙，有幹女兒還沒有幹兒子，應雲衛又叫自己兒子應小白，也給阿土叩了三個頭，給阿土做幹兒子。全社一片歡騰，都說應老板看得起工人，為胡阿土想得周到。
應雲衛肯為社員帶來歡樂，既投之以桃，大家也報之以李。1943年，應雲衛年屆四十。戲劇界有鑒於應雲衛對影劇事業付出的巨大勞動和心血，重慶由夏衍、於伶、宋之的參照應雲衛業績，集體創作話劇《戲劇春秋》演出。中華劇藝社的同仁們，也在成都演出這出戲，並為應雲衛舉辦了祝壽典禮。在一對紅燭閃閃光亮照耀下，由丁聰吹笛奏樂，包括陳白塵夫婦在內的朋友們，半開玩笑、半尊重地向應雲衛、程夢蓮夫婦行跪拜禮。
一場哈哈大笑聲中，苦中作樂了一番。
朋友相助
就在這無酒無席為應雲衛祝壽期間，從重慶來了一位富家子弟、業餘話劇愛好者、思想進步的銀行職員徐世騏（現在成都的著名川劇女作家徐棻的哥哥），他剛調到成都一家銀行工作，立刻在少城公園靜寧飯店招待劇社老朋友們吃了一頓油大，然後為應雲衛解決經濟困難問題。他先墊付一筆錢，讓應雲衛在他們銀行開了一個戶頭，沒錢時可以先開支票透支，有錢再進賬填平，這樣又靈活又可以解決燃眉之急。應雲衛大喜過望，這樣一來劇社就免遭斷炊之虞，演《大明英烈傳》、《草木皆兵》、《離離草》幾出戲，借錢也有了著落。之後，徐世騏為應雲衛墊付了十幾筆透支款。應雲衛也很守信用，一賣得票款就把透支款全部歸還。徐世騏及時雨的行徑也惠及劇社其他一些同誌。有一次，他請周峰、丁然洗澡，看他們汗衫、內褲都破爛不堪，馬上買了新的給他們換上；著名演員耿震結婚，看中了拍賣行一套舊西裝，但又買不起，徐世騏慷慨解囊買下，作為賀禮送給耿震。這都是應雲衛廣交朋友，得道多助結下的果實，也是應雲衛跑碼頭到成都最難忘的一件事。
瀘州遇險
1944年春夏之交，中華劇藝社員跑碼頭到了瀘州。應雲衛留在樂山結賬，帶隊的劉鬱民同誌遵照應雲衛辦事的做法，向當地一位司令去拜碼頭。那位司令原是個小軍閥，他先來個下馬威，說你們劇社有共產黨，要查個明白，當場把劉鬱民扣留了。應雲衛星夜趕來，找關係把真是中共地下黨員的劉鬱民救出來。這批地頭蛇又出壞主意，借宴請為名，要女演員伴舞，男演員一個也不請。還是應雲衛找江湖上的朋友去周旋，推辭說，理應行客請座客，你們宴請實不敢當。
瀘州是國民黨川南特務領導機關所在地。有消息說，特務發現鬱風隱身在中華劇藝社，瀘州的水陸碼頭都有人監視，準備對鬱風下手。女畫家鬱風本在桂林，處境險惡。夏衍致電在成都的應雲衛，以需要服裝設計為名，讓鬱風躲在中華劇藝社。應雲衛甘冒風險答應了老友夏衍的重托。
當務之急，送鬱風急速逃離瀘州，到重慶《新華日報》社找夏衍去。這件事不能讓外人知道，隻有胡阿土能辦。胡阿土在上海為掙飯吃曾經參加過幫會，輩分和杜月笙差不多，劇社這次出來跑碼頭，胡阿土的關係起了不少作用。這時，胡阿土說：送鬱風逃離瀘州容易，由我護送她到重慶，交給夏衍先生，大家才能放心。胡阿土找到輪船上的朋友，果然把這件事辦妥了。劇社在瀘州的演出也順利完成。
秦怡登台
1944年10月，秦怡從西康流浪了幾個月跑到成都，要求回中華劇藝社演戲。秦怡因為和陳天國的婚姻糾紛，從重慶逃離出來的。去年，秦怡逃離出來後，找過應雲衛，那時報紙上“秦怡出走”的消息鬧得沸沸揚揚，中國電影製片廠也在“追緝”秦怡，陳天國聲言找應雲衛要人，應雲衛當時收留秦怡對秦怡不利，安排秦怡躲到西康少數民族地區去。現在“追緝”秦怡的風聲漸微，陳天國有了新的女朋友，於是，11月間，秦怡登上成都舞台，第一個戲是《李香君》，一個戲接一個戲的演下去。
這時，白楊、舒繡文都回重慶去了，應雲衛正發愁劇社缺少超級明星叫座。秦怡來成都，救了他的急。秦怡是話劇四大名旦中最年輕、最美麗的一位，“秦怡複出成都登台”一經報上宣揚出去，成都的話劇迷打擁堂地在“三益公”劇場（現新聞電影院）門前排隊買票。他們不說買什麽戲的票，隻說“看秦怡”。應雲衛是發現秦怡演劇才能的伯樂，1941年，秦怡因生活不幸，想離開文藝界。是應雲衛在重慶及時把秦怡引進中華劇藝社。劇社成立後的打炮戲是《大地回春》，應雲衛啟用秦怡擔任劇中女主角黃樹蕙，一炮打響，秦怡躋身話劇“四大名旦”之列。現在，成都觀眾如此追捧秦怡，應雲衛又高興得一跳一跳的走起雀步來。秦怡也說過：
“沒有應先生，不一定有中華劇藝社；沒有中華劇藝社，也就沒有我。”出人意料的事情發生了。在追捧秦怡的觀眾隊伍中，華西大學出現了一個“秦怡追求團”，人數眾多，這個組織的成員是以追求秦怡為目的。
秦怡雖然不理這件事，卻給劇社帶來麻煩。
“秦怡追求團”中一位西裝革履的追求者，在劇場包下一個固定的座位，每晚必來看戲。劇社的人摸不透他是話劇迷，或是洋場闊少，隻能表示歡迎。一天戲散後，這位追求者跳上舞台找到秦怡，遞上名片，上麵頭銜一大串，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國大代表”。秦怡一看這個頭銜就反感，沒有給他好臉色。
第二天，這位“國大代表”又跳上舞台來，要請秦怡吃飯，一而再，再而三地纏著不走，大有不達目的決不罷休之勢。
這就引起應雲衛和演職員們的注意。應雲衛對這樣的事見得多了，他自有對付三教九流的辦法，那就是既不讓他得逞，也不得罪他。劇社年輕人的鬼點子多，他們對秦怡說：“有好吃的為什麽不去，不吃白不吃。你就說一個人去吃不好意思，要去劇社的人都去吃。”“你真的要請我們吃飯嗎？要請，劇社的人都去吃。”秦怡背後站著許多年輕人，她的膽子也壯了。那位國大代表一看既定目的達不到，隻好尷尬地說，那就改天吧！這一改天，他就再未現蹤影。
應雲衛對這件事的處理也很滿意，他說出門在外，和氣生財。
秦怡在成都一部接一部地演了六部大戲，280天的時間都在舞台上，最後一部戲是《結婚進行曲》，秦怡飾主角黃瑛，接連演了60個滿座，秦怡的嗓子啞了，隻剩了氣音。應雲衛考慮讓B組的演員上。沒有想到戲牌掛出去，觀眾大鬧退票。應雲衛急了，找秦怡商量上場，秦怡說，我上台說話沒有聲音，觀眾也要退票的。應雲衛分析說，觀眾既然非你演出不看，我們說明你是抱病登台，觀眾就會原諒你的啞嗓子，還要同情你。果然，應雲衛最懂得觀眾心情。秦怡用的氣音演戲，場內嗑瓜子的都停了下來，觀眾格外安靜，劇場裏似乎掉根針在地下也聽到聲音。全劇演完落幕，觀眾竟然鼓掌要秦怡謝幕。
秦怡後來說：“這是我當演員以來得到的最高獎賞和最大的尊重。應先生最懂得觀眾。這是他含辛茹苦，一步一個腳印得來的經驗。在成都我度過了最幸福的280天。”
重磅炸彈
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布投降。應雲衛經過短暫的抗戰勝利的喜悅後，又陷入“複員”與“內戰”的愁緒中去。中華劇藝社的同仁們大多數來自上海、南京，眼看著國民政府接收大員飛往四麵八方“刼收”發橫財，他們這群抗日救亡戲劇工作者，複員無錢，有家回不去。大家在憤怒與怨恨中，由陳白塵寫出了諷刺接收大員的《升官圖》劇本。劇本問世已三月，卻沒有搬上舞台，大家心裏明白，這出諷刺喜劇有如投向蔣家王朝的一顆重磅炸彈，劇本審查這一關難以通過。中華劇藝社隻有複員這一條路，挪動到了重慶。
1946年2月，舊政協開過了，國內有了一點假民主氣氛。重慶由中共地下黨和進步人士成立了現代戲劇學會，他們和中華劇藝社合作演出《升官圖》。
應雲衛預見到《升官圖》的演出必有一場凶險的鬥爭。他首先搞到兩張去上海的票，準備把作者陳白塵夫婦送走。第二，他日夜奔走在三教九流、大小權貴之間，尋找可供演出的劇場。知名的國泰大戲院、抗建堂，他想都不去想。因為，還在《升官圖》借三青團的青年館（現在的實驗劇場）連排時，一些文化官員看了這出戲，反過來哀求應雲衛說：“老應哎，你也太狠了！借劇場給你排戲，你硬要到我青年館裏排這個戲，這不成了和尚廟裏賣肉了嗎？幫幫忙，讓我們能交代！”排戲的目的已經達到，應雲衛卻裝出傾家蕩產的樣子：“唉！不夠朋友，沒有辦法，我老應背債，要混口飯吃。”結果還是有朋友幫忙，找到了地處偏僻，七星崗巴蔓子墓旁的江蘇同鄉會的禮堂，把它當劇場來用。第三，劇場有了，又借了部發電機來，預防有人搞停電，破壞演出。第四，當時已有滄白堂、較場口特務打人事件發生，應雲衛找好劇場左右退路，讓演出人員認清。應雲衛親自把守後門通道。
《升官圖》初演兩場平平淡淡，看戲的觀眾把戲的內容傳出去了。
《升官圖》假托是一場夢幻，反映是活生生現實，一傳十，十傳百，造成轟動效應，上千觀眾搶購戲票，形成萬人空巷，爭看《升官圖》。
國民黨當局一心想把的《升官圖》的演出砸爛於舞台，驅逐出重慶，懾於國內民主浪潮高漲，不敢一意孤行，於是招來地痞流氓破壞演出。開演前，劇場門前潑大糞，臭氣衝天；開演後，劇場附近敲鑼鼓，擾你安寧。
應雲衛對於這種卑鄙行徑也有對策。現代戲劇學會有位負責人周特生，中共地下黨員，為了鬥爭需要，他參加了哥老會，封為“管事五排”。他招來兄弟夥說：“我周某投資演戲，賺了點錢。警察局想插一腿來，我不答應就搔我的皮，每天把戲園子鬧得雞犬不寧。你們說怎麽辦？”兄弟夥個個揎拳擼袖說：“放心，跟這些龜兒幹到底。”哥老會的兄弟夥團結一心，果然把地痞流氓轟得遠遠的。
藝之俠者
《升官圖》勝利結束在重慶的演出，應雲衛沒有就地解散劇社，讓大家流落異鄉。他要讓小兄弟們也能“複員”，仗義出名的應老板全力奮鬥，靠朋友相幫，找黃魚車，搭複員船，硬是把幾十人送到上海，在北四川路住到一起，再開大鍋飯，直到每個人都找到職業。
“藝之俠者”，這是戲劇界對應雲衛又一種崇高的評價。
1967年初，上海的“四人幫”頭子掀起奪權的“一月風暴”。深知江青底細的應雲衛，成為上海電影局首批“牛鬼蛇神”，1月16日，應雲衛在重病中被造反派拉出去遊鬥，慘死於街頭。1978年11月，上海為應雲衛舉行平反昭雪追悼大會，夏衍在致大會的悼文中披露：1930年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成立不久，應雲衛即加入劇聯，為了保持他的公開身份有利於進步戲劇運動的開展，對外不發表他的盟員身份。這項秘密公開以後，在場的親朋好友驚愕不已。雖新中國成立後，應雲衛臨終前，也沒有向家人透露過這一革命者身份。應雲衛做到終身保守秘密，品質可見。
1921年，應雲衛參加中國戲劇協社，他不吝家中財富貢獻於戲劇事業。以後幾十年間，他甘冒政治迫害之危險，任勞任怨，克服各種困難，典質俱盡，為黨的戲劇工作，竭盡畢生精力，譜寫了中國“戲劇春秋”。為此，應雲衛乃有“中國戲劇魂”之稱，中國戲劇界寫一部《戲劇春秋》，以應雲衛為代表最恰當不過。這裏講的是抗日戰爭時期，應雲衛社帶領中華劇藝社在巴山蜀水間跑碼頭，遇到的各種艱難險阻，具有話劇工作者在舊社會遭遇的普遍意義。值此話劇百歲之際，寫出以饗讀者。
初到蓉城
在舊社會，劇團到外地去演出叫“跑碼頭”，話劇團體用了文明的說法，叫“旅行公演”。1943年，六個以“中”字起頭的大型職業話劇團體都擠在重慶搶飯碗，中共中央南方局決定，黨領導的中華劇藝社調往川西演出。應雲衛在黨領導的戲劇隊伍中，從來都是擔子揀重的挑。這樣，成都《華西晚報》以籌集文化事業基金演出的名義發出邀請，1943年6月，由應雲衛為社長的中華劇藝社到了成都，開始了艱難困苦的“跑碼頭”的生活。
應雲衛，人稱應老板。他是劇團負責人、大管家，又是大導演。他重義氣，廣交四方朋友，天大的讓人發愁的事，擺在他麵前，他都沉著地樂嗬嗬對待。
1943年10月，中華劇藝社在成都演出曹禺改編巴金的小說《家》。
巴金是成都人，他寫的《家》，就是發生在他家中老少男女、兄弟姐妹間的故事，現在搬到巴金的老家來演，蓉城風光、地方色彩、風俗人情等，差錯不得。
排演這出戲，先由《華西晚報》記者車輻陪同導演賀孟斧、設計方菁前往正通順街巴金老宅參觀，回來以後，導演和設計都要求《家》中的服裝、道具要像巴金家中那樣貴重典雅，要讓成都觀眾看了伸大拇指叫好。
按照這種要求來製作服裝、道具，是需要一大筆錢的。中華劇藝社從成立那天起，就和“窮”字連在一起，想都沒敢想花這麽一大筆錢。隻有使出老招數來：借，需要哪樣東西，借哪樣。
借，是應雲衛慣用的絕招，人家說他借的本事像變戲法，戲裏缺服裝、道具，他總能變得出來。整堂的紅木家具，他能從人家家裏借出來，主人家還高高興興地送到劇場，幫忙搬到舞台上。劇中人物需要古老精致的手杖，需要俄羅斯大皮帽、香港時髦的女式手提包，隻要發現看戲的觀眾當中有，他能在戲開幕前借到手，有的人還自願捐贈給劇社。著名女演員沙漠好奇地問過他：“應大哥，你這絕招怎麽學來的？”他苦笑著說：“靠我的三寸不爛之舌，會哄，會騙。還靠我真誠的央求，明白告訴人家，劇團窮，有些東西劇團自己做不了，又沒錢買。人家看我們可憐，也就發善心了。其實，這都是觀眾熱愛話劇，對我們支持。我們要把戲演好，才對得住觀眾。”就是這樣，《家》裏麵的許多道具是從巴金的弟弟李濟人那裏借來的；覺新、瑞玨結婚新房裏的一些擺設，是成都著名小兒科醫生王伯嶽動員他新婚的表姐，把新房裏的花緞被子、枕頭，連同帳子、床圍全部借來了。劇中白楊演瑞玨，是從中央電影攝影場劇團借來的；耿震演覺新，是從中央青年劇社借來的。他又特地借來在成都的李恩琪，扮演梅表姐。
《家》的演出轟動蓉城，連演40場賣座不衰。一天，戲演到第三幕，突然停電，應雲衛宣布明日續演，坐票有效。觀眾無論如何都不答應，提出點蠟燭也要看完演出，於是買了許多蠟燭點在台口和舞台中間，戲繼續演下去，觀眾仍然看得如醉如癡。應雲衛被感動得說：“成都的觀眾是世界上最可愛的觀眾！”成都的觀眾最可愛，但是，當時成都的歪人也不少。抗戰前，四川是個軍閥割據的省份；抗戰後，他們的勢力雖然給削弱了，他們的公子哥兒、腳腳爪爪，為非作歹，欺壓善良，舊性不改。加上地方官員、袍哥大爺、地痞流氓這一班子人，他們認為自己吃得開，看戲是不買票的，若是掏錢買票看戲就失了麵子。他們不僅自己看白戲，還要帶上三朋四友、姨太太、小舅子看白戲耍威風，有的還帶上跟包的捧茶壺，老媽子捧衣裳。守門的向他們要票，他們輕則瞪你一眼，重則手往腰間一拍，惡狠狠地說：“要票沒得，要炮倒是有的。”至於警察、憲兵，還要格外優待，為他們安排好座位，擺上茶水，表示歡迎，這些座位美其名曰：“彈壓席。”其實，他們是借此看白戲、收包袱，對那些強行看白戲的人，他們沆瀣一氣，絲毫也不“彈壓”。
應雲衛自從演戲以來，熟知這是中國劇場的陋習，各地皆然，不過成都為甚。
他眼看著大筆票款流失，打落了牙齒連血吞。就這樣忍辱負重，有一天，應雲衛還是被一個軍閥的少爺帶來的人打了，大家要去找這個少爺講理，為了劇社的生存，個人事小，應雲衛勸大家不要介意，免得再起風波。
然而，應雲衛對關係到話劇界的榮辱大事，決不屈服於官方。本來抗戰後期話劇的賣票收入，已被苛捐雜稅剝奪得所剩無幾，中華劇藝社已經到了吃了上頓不知下頓在哪裏的境地。這時，稅務部門居然要向劇社收“花捐”，這是成都當時對妓女收捐的稱謂。這些政府官員，把抗日救亡的話劇工作者視同被迫受人玩弄的妓女，實在是糊塗之極！混賬之極！
反動之極！應雲衛率領中華劇藝社的同誌和留蓉的全體劇人，向稅務當局提出強烈抗議，成都新聞界對劇人予以支持，有關當局這才醒悟到做了糊塗事，收回了這樁混賬的舉措。
與窮相伴
應雲衛帶領中華劇藝社演話劇，賣滿座是經常的。初到成都，在提督街國民大戲院公演《法西斯細菌》、《孔雀膽》、《家》，觀眾都空前踴躍，打破了成都多年未見的話劇賣票紀錄。然而在劇團身上撈油水的太多，常常賣滿座也入不敷出。演職員們一天三頓能填飽肚皮就算不錯了，難得一個星期吃上了一次回鍋肉，全團上下就樂開了花。至於薪水，工人們要養家糊口，應老板事先都和他們講好待遇的，恪守信用付出，演員們好像沒有這一說。每隔三四十天，有一天若是男演員不再兩個人吸一根香煙，女演員嘻嘻哈哈在一起剝鹽水花生吃，腰上一根繩子拴在板凳腿上的家屬娃兒，不再蹲在地上玩泥巴，而是嘴上在啃燒餅。這一天，準是應老板給大家發零用錢了。至於穿著，秦怡在抗戰八年間，穿的都是一件長袍，冬天塞些棉花進去，春秋抽出來當夾袍。白楊曾經三年買不起一雙皮鞋。
項堃替劇社找銀行經理辦事，借劇社演戲用的西裝，穿出去當門麵。這就是中華劇藝社在成都生活的剪影。
從1943年到1945年，應雲衛帶著劇團跑碼頭，生活之艱苦一言難盡，既然當了這個劇團的老板，借債、躲債是經常的。但是他不能愁眉苦臉，讓大家垂頭喪氣。天大的困難擺在麵前，他總是麵帶笑容對大家說：
“小事一樁，我有辦法。”有一天，劇社眼看要揭不開鍋了，他帶著管財務的駱可出去借錢。跑了三四處地方，費了一整天時間，分文也沒有借到手。在回劇社的路上，應雲衛問駱可身上還有多少錢，駱可掏光口袋裏所有的錢，也不夠全社人員打一次牙祭。應雲衛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錢也掏出來說，你把這些錢買些花生、瓜子、香煙、糖果拿回去，讓大家高興一下。
果然，駱可回去把東西一撒，大家還以為他們借到錢了，困難已經解決，歡天喜地。第二天，應雲衛悄悄地抱著他那件價值不菲、已是幾進幾出典當行的皮大衣，換來了鈔票，解救了劇社燃眉之急。
應雲衛就是這樣當老板的，在極端艱難困苦的情況下，他仍不忘給全社人員帶來歡樂與力量，這樣的事，何止一件兩件。
苦中作樂
中華劇藝社舞台部門有位大能人胡阿土，他本是著名的上海共舞台做機關布景的工人，變換布景飛快，猶如放電影。舞台上古今中外的布景、道具製作，沒有哪樣能難倒他，應老板稱他是編、導、演之外的第四方麵軍。他帶出來的徒弟遍及重慶、貴陽、成都、昆明各地。胡阿土四十開外，膝下無兒女是件苦悶事。他看中了女演員呂恩，戲演得好，沒有演員架子，想收她為幹女兒，隻怕人家嫌他是工人，不好開口。應雲衛一心想成全這件事，他和呂恩直說道：“你們都是江蘇同鄉，阿土人好，看你是個二十出頭的姑娘，隻身流亡在外，他要當了你的幹爹，可以名正言順保護你。”呂恩善良，想到阿土出門在外，沒有家庭溫暖，爽快地點頭答應。拜幹爹那一天，應雲衛親自唱禮，呂恩向阿土叩了三個響頭，喊了三聲幹爹。
好事成雙，有幹女兒還沒有幹兒子，應雲衛又叫自己兒子應小白，也給阿土叩了三個頭，給阿土做幹兒子。全社一片歡騰，都說應老板看得起工人，為胡阿土想得周到。
應雲衛肯為社員帶來歡樂，既投之以桃，大家也報之以李。1943年，應雲衛年屆四十。戲劇界有鑒於應雲衛對影劇事業付出的巨大勞動和心血，重慶由夏衍、於伶、宋之的參照應雲衛業績，集體創作話劇《戲劇春秋》演出。中華劇藝社的同仁們，也在成都演出這出戲，並為應雲衛舉辦了祝壽典禮。在一對紅燭閃閃光亮照耀下，由丁聰吹笛奏樂，包括陳白塵夫婦在內的朋友們，半開玩笑、半尊重地向應雲衛、程夢蓮夫婦行跪拜禮。
一場哈哈大笑聲中，苦中作樂了一番。
朋友相助
就在這無酒無席為應雲衛祝壽期間，從重慶來了一位富家子弟、業餘話劇愛好者、思想進步的銀行職員徐世騏（現在成都的著名川劇女作家徐棻的哥哥），他剛調到成都一家銀行工作，立刻在少城公園靜寧飯店招待劇社老朋友們吃了一頓油大，然後為應雲衛解決經濟困難問題。他先墊付一筆錢，讓應雲衛在他們銀行開了一個戶頭，沒錢時可以先開支票透支，有錢再進賬填平，這樣又靈活又可以解決燃眉之急。應雲衛大喜過望，這樣一來劇社就免遭斷炊之虞，演《大明英烈傳》、《草木皆兵》、《離離草》幾出戲，借錢也有了著落。之後，徐世騏為應雲衛墊付了十幾筆透支款。應雲衛也很守信用，一賣得票款就把透支款全部歸還。徐世騏及時雨的行徑也惠及劇社其他一些同誌。有一次，他請周峰、丁然洗澡，看他們汗衫、內褲都破爛不堪，馬上買了新的給他們換上；著名演員耿震結婚，看中了拍賣行一套舊西裝，但又買不起，徐世騏慷慨解囊買下，作為賀禮送給耿震。這都是應雲衛廣交朋友，得道多助結下的果實，也是應雲衛跑碼頭到成都最難忘的一件事。
瀘州遇險
1944年春夏之交，中華劇藝社員跑碼頭到了瀘州。應雲衛留在樂山結賬，帶隊的劉鬱民同誌遵照應雲衛辦事的做法，向當地一位司令去拜碼頭。那位司令原是個小軍閥，他先來個下馬威，說你們劇社有共產黨，要查個明白，當場把劉鬱民扣留了。應雲衛星夜趕來，找關係把真是中共地下黨員的劉鬱民救出來。這批地頭蛇又出壞主意，借宴請為名，要女演員伴舞，男演員一個也不請。還是應雲衛找江湖上的朋友去周旋，推辭說，理應行客請座客，你們宴請實不敢當。
瀘州是國民黨川南特務領導機關所在地。有消息說，特務發現鬱風隱身在中華劇藝社，瀘州的水陸碼頭都有人監視，準備對鬱風下手。女畫家鬱風本在桂林，處境險惡。夏衍致電在成都的應雲衛，以需要服裝設計為名，讓鬱風躲在中華劇藝社。應雲衛甘冒風險答應了老友夏衍的重托。
當務之急，送鬱風急速逃離瀘州，到重慶《新華日報》社找夏衍去。這件事不能讓外人知道，隻有胡阿土能辦。胡阿土在上海為掙飯吃曾經參加過幫會，輩分和杜月笙差不多，劇社這次出來跑碼頭，胡阿土的關係起了不少作用。這時，胡阿土說：送鬱風逃離瀘州容易，由我護送她到重慶，交給夏衍先生，大家才能放心。胡阿土找到輪船上的朋友，果然把這件事辦妥了。劇社在瀘州的演出也順利完成。
秦怡登台
1944年10月，秦怡從西康流浪了幾個月跑到成都，要求回中華劇藝社演戲。秦怡因為和陳天國的婚姻糾紛，從重慶逃離出來的。去年，秦怡逃離出來後，找過應雲衛，那時報紙上“秦怡出走”的消息鬧得沸沸揚揚，中國電影製片廠也在“追緝”秦怡，陳天國聲言找應雲衛要人，應雲衛當時收留秦怡對秦怡不利，安排秦怡躲到西康少數民族地區去。現在“追緝”秦怡的風聲漸微，陳天國有了新的女朋友，於是，11月間，秦怡登上成都舞台，第一個戲是《李香君》，一個戲接一個戲的演下去。
這時，白楊、舒繡文都回重慶去了，應雲衛正發愁劇社缺少超級明星叫座。秦怡來成都，救了他的急。秦怡是話劇四大名旦中最年輕、最美麗的一位，“秦怡複出成都登台”一經報上宣揚出去，成都的話劇迷打擁堂地在“三益公”劇場（現新聞電影院）門前排隊買票。他們不說買什麽戲的票，隻說“看秦怡”。應雲衛是發現秦怡演劇才能的伯樂，1941年，秦怡因生活不幸，想離開文藝界。是應雲衛在重慶及時把秦怡引進中華劇藝社。劇社成立後的打炮戲是《大地回春》，應雲衛啟用秦怡擔任劇中女主角黃樹蕙，一炮打響，秦怡躋身話劇“四大名旦”之列。現在，成都觀眾如此追捧秦怡，應雲衛又高興得一跳一跳的走起雀步來。秦怡也說過：
“沒有應先生，不一定有中華劇藝社；沒有中華劇藝社，也就沒有我。”出人意料的事情發生了。在追捧秦怡的觀眾隊伍中，華西大學出現了一個“秦怡追求團”，人數眾多，這個組織的成員是以追求秦怡為目的。
秦怡雖然不理這件事，卻給劇社帶來麻煩。
“秦怡追求團”中一位西裝革履的追求者，在劇場包下一個固定的座位，每晚必來看戲。劇社的人摸不透他是話劇迷，或是洋場闊少，隻能表示歡迎。一天戲散後，這位追求者跳上舞台找到秦怡，遞上名片，上麵頭銜一大串，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國大代表”。秦怡一看這個頭銜就反感，沒有給他好臉色。
第二天，這位“國大代表”又跳上舞台來，要請秦怡吃飯，一而再，再而三地纏著不走，大有不達目的決不罷休之勢。
這就引起應雲衛和演職員們的注意。應雲衛對這樣的事見得多了，他自有對付三教九流的辦法，那就是既不讓他得逞，也不得罪他。劇社年輕人的鬼點子多，他們對秦怡說：“有好吃的為什麽不去，不吃白不吃。你就說一個人去吃不好意思，要去劇社的人都去吃。”“你真的要請我們吃飯嗎？要請，劇社的人都去吃。”秦怡背後站著許多年輕人，她的膽子也壯了。那位國大代表一看既定目的達不到，隻好尷尬地說，那就改天吧！這一改天，他就再未現蹤影。
應雲衛對這件事的處理也很滿意，他說出門在外，和氣生財。
秦怡在成都一部接一部地演了六部大戲，280天的時間都在舞台上，最後一部戲是《結婚進行曲》，秦怡飾主角黃瑛，接連演了60個滿座，秦怡的嗓子啞了，隻剩了氣音。應雲衛考慮讓B組的演員上。沒有想到戲牌掛出去，觀眾大鬧退票。應雲衛急了，找秦怡商量上場，秦怡說，我上台說話沒有聲音，觀眾也要退票的。應雲衛分析說，觀眾既然非你演出不看，我們說明你是抱病登台，觀眾就會原諒你的啞嗓子，還要同情你。果然，應雲衛最懂得觀眾心情。秦怡用的氣音演戲，場內嗑瓜子的都停了下來，觀眾格外安靜，劇場裏似乎掉根針在地下也聽到聲音。全劇演完落幕，觀眾竟然鼓掌要秦怡謝幕。
秦怡後來說：“這是我當演員以來得到的最高獎賞和最大的尊重。應先生最懂得觀眾。這是他含辛茹苦，一步一個腳印得來的經驗。在成都我度過了最幸福的280天。”
重磅炸彈
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布投降。應雲衛經過短暫的抗戰勝利的喜悅後，又陷入“複員”與“內戰”的愁緒中去。中華劇藝社的同仁們大多數來自上海、南京，眼看著國民政府接收大員飛往四麵八方“刼收”發橫財，他們這群抗日救亡戲劇工作者，複員無錢，有家回不去。大家在憤怒與怨恨中，由陳白塵寫出了諷刺接收大員的《升官圖》劇本。劇本問世已三月，卻沒有搬上舞台，大家心裏明白，這出諷刺喜劇有如投向蔣家王朝的一顆重磅炸彈，劇本審查這一關難以通過。中華劇藝社隻有複員這一條路，挪動到了重慶。
1946年2月，舊政協開過了，國內有了一點假民主氣氛。重慶由中共地下黨和進步人士成立了現代戲劇學會，他們和中華劇藝社合作演出《升官圖》。
應雲衛預見到《升官圖》的演出必有一場凶險的鬥爭。他首先搞到兩張去上海的票，準備把作者陳白塵夫婦送走。第二，他日夜奔走在三教九流、大小權貴之間，尋找可供演出的劇場。知名的國泰大戲院、抗建堂，他想都不去想。因為，還在《升官圖》借三青團的青年館（現在的實驗劇場）連排時，一些文化官員看了這出戲，反過來哀求應雲衛說：“老應哎，你也太狠了！借劇場給你排戲，你硬要到我青年館裏排這個戲，這不成了和尚廟裏賣肉了嗎？幫幫忙，讓我們能交代！”排戲的目的已經達到，應雲衛卻裝出傾家蕩產的樣子：“唉！不夠朋友，沒有辦法，我老應背債，要混口飯吃。”結果還是有朋友幫忙，找到了地處偏僻，七星崗巴蔓子墓旁的江蘇同鄉會的禮堂，把它當劇場來用。第三，劇場有了，又借了部發電機來，預防有人搞停電，破壞演出。第四，當時已有滄白堂、較場口特務打人事件發生，應雲衛找好劇場左右退路，讓演出人員認清。應雲衛親自把守後門通道。
《升官圖》初演兩場平平淡淡，看戲的觀眾把戲的內容傳出去了。
《升官圖》假托是一場夢幻，反映是活生生現實，一傳十，十傳百，造成轟動效應，上千觀眾搶購戲票，形成萬人空巷，爭看《升官圖》。
國民黨當局一心想把的《升官圖》的演出砸爛於舞台，驅逐出重慶，懾於國內民主浪潮高漲，不敢一意孤行，於是招來地痞流氓破壞演出。開演前，劇場門前潑大糞，臭氣衝天；開演後，劇場附近敲鑼鼓，擾你安寧。
應雲衛對於這種卑鄙行徑也有對策。現代戲劇學會有位負責人周特生，中共地下黨員，為了鬥爭需要，他參加了哥老會，封為“管事五排”。他招來兄弟夥說：“我周某投資演戲，賺了點錢。警察局想插一腿來，我不答應就搔我的皮，每天把戲園子鬧得雞犬不寧。你們說怎麽辦？”兄弟夥個個揎拳擼袖說：“放心，跟這些龜兒幹到底。”哥老會的兄弟夥團結一心，果然把地痞流氓轟得遠遠的。
藝之俠者
《升官圖》勝利結束在重慶的演出，應雲衛沒有就地解散劇社，讓大家流落異鄉。他要讓小兄弟們也能“複員”，仗義出名的應老板全力奮鬥，靠朋友相幫，找黃魚車，搭複員船，硬是把幾十人送到上海，在北四川路住到一起，再開大鍋飯，直到每個人都找到職業。
“藝之俠者”，這是戲劇界對應雲衛又一種崇高的評價。
1967年初，上海的“四人幫”頭子掀起奪權的“一月風暴”。深知江青底細的應雲衛，成為上海電影局首批“牛鬼蛇神”，1月16日，應雲衛在重病中被造反派拉出去遊鬥，慘死於街頭。1978年11月，上海為應雲衛舉行平反昭雪追悼大會，夏衍在致大會的悼文中披露：1930年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成立不久，應雲衛即加入劇聯，為了保持他的公開身份有利於進步戲劇運動的開展，對外不發表他的盟員身份。這項秘密公開以後，在場的親朋好友驚愕不已。雖新中國成立後，應雲衛臨終前，也沒有向家人透露過這一革命者身份。應雲衛做到終身保守秘密，品質可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