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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曹禺訪談錄
一
1986年，重慶出版社決定編輯《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大後方文學書係》20卷本，請我擔任戲劇卷編選者。我於1987、1988年去北京，走訪夏衍、陽翰笙、曹禺諸同誌。曹禺是《書係》戲劇卷的主編，我是編選者，我和他交談的更多一些。
1987年4月1日，我去北京人藝方琯德的家，他導演的《蛻變》正在首都劇場公演。他興奮地告訴我，曹禺這出被冷落了30多年的名劇，繼重慶市話劇團前年演出後，北京人藝今年在首都演出，上座率是平均80%。他又告訴我：1961年，在周總理倡議下，北京人藝曾經排過《蛻變》，舒繡文、朱琳飾丁大夫，刁光覃飾梁專員，戲排了兩幕，在那“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有些人生怕這個劇本有歌頌國民黨之嫌，擔心不改不能演出。周總理認為要尊重曆史，不能拿今天的尺寸去對待過去的作品，修改有失曆史的麵貌。要嘛照原樣演，要嘛不演。這時極“左”思潮正盛，這出戲就沒有繼續排演下去。談興正濃時，宿舍收發室喊方琯德接電話，他跑出去回來，高興地對我說：“萬先生（曹禺原名萬家寶）偕夫人李玉茹今晩來看戲，你要找萬先生，我安排你和他們坐在一起。”我因為有這樣好的機會十分高興。
晚上將及7時，我先坐在首都劇場堂座四排中間一個位子上，曹禺先生夫婦來在我左側坐下。曹禺聽我說，我是專程從重慶來，找他談編選劇本事的，他熱情地握著我的手說：“歡迎、歡迎。辛苦你了。”
1940年，《蛻變》在重慶首演時，演出長達四個半小時。今晚的演出，壓縮到兩個半小時，導演把劇本刪削了很多。曹禺對我說，他同意了今晚的演出本。
曹禺看演出極為認真。他對每位演員的表演和每句台詞都仔細觀看和諦聽。我倒是因為和曹禺一起看他的作品演出，實在機會難得，我把注意力過多地用在看他的反應上。當他看到丁大夫執意要把自己的熱水瓶拿給被俘的日本傷員，狄辛演到這裏，曹禺麵有喜色。丁大夫在閉幕前，歡送經她醫治好的傷兵再上前線，有一段長達幾十句洋溢著愛國熱情的台詞。導演處理這段戲時，讓李營長和送紅兜肚的小傷員從觀眾席上台，讓丁大夫站在台中央，把觀眾當作眾多士兵侃侃而言。最後，丁大夫深情地發出“中國，中國，你是應該強的”呼喊時，全場觀眾爆發出的掌聲，很長、很長時間都繼續著。來自清華大學的年輕觀眾，他們眼眶裏閃耀著晶瑩的淚花，跑向台前，向演員鼓掌。曹禺也站了起來，向演員致敬。我在用力鼓掌的同時，淚水已流淌滿麵。曹禺注意到我激動得不能自已，他對我說：“這一段話，我一句也沒有刪。當年，我是用我的心和血，寫了幾十遍才完成的。”
著名評論家梅朵，當年在江安國立劇專是曹禺的學生，今晚也在看戲。這時，他走過來說：“我們在重慶首演《蛻變》，距今快50年了。”曹禺說：“那真是話劇的輝煌時代啊！”我接過話題，把我編選的《抗日戰爭時期大後方文學書係》戲劇篇劇目送到曹禺手上，請他審閱。曹禺連聲說好。李玉茹同誌這天剛從上海來，旅途勞頓了，看戲時很疲倦，這時精神又振作起來。她熱情地說“我和您聯係。”
二
4月5日下午4時，我如約來到木樨地曹禺寓所，曹禺坐在客廳長沙發上，長沙發對麵牆上掛著關山月畫的一幅火紅的梅花單條。
我選編的抗日大後方話劇劇目，曹禺說很好，全部同意。於是，我的話題轉向《蛻變》。
我說：“您同意把《蛻變》選進篇目，我很高興。《蛻變》長達18萬字，可以說是中國話劇劇本中最長的。”
曹禺說：“有那麽長？”他很快地轉而說：“是很長，很長。”
我說：“您在江安寫出《蛻變》後，首演在重慶。建國後，全國首次演出《蛻變》也是在重慶，我們重慶市話劇團1985年演出的。”
曹禺說：“我去了，可惜沒有來得及看，就回北京看病。”
“萬先生，關於《蛻變》，我有個問題要請教。”
“不要客氣，你說。”
“《蛻變》第四幕，劇本上寫的故事發生的時間是1940年4月。《蛻變》由國立劇專在重慶首次上演時間，是1940年4月15日到18日。這個戲排演，四月間以前就開始了。”我問：“這是怎麽一回事？”
“你注意得很仔細。”曹禺說：“哦！是這樣的。那時候寫一幕排一幕，排到第四幕也就到四月間了。當時這樣寫，意思是說，就是眼前發生的事。那時離抗戰勝利還遠，1945年抗戰才勝利。劇本裏說收複大都，大都就是北京。北京還沒有收複嘛，這是一種希望。”
談到這裏，他思索了一下，問道：“台兒莊大捷是哪一年？”
我說：“1938年初。”曹禺說：“我醞釀寫這個劇本，從那時就開始了。梁專員寫的是一位共產黨員。在重慶首演時，教育部部長王世傑和潘公展都去審查。潘公展提了幾個問題，像為什麽醫院裏不掛委員長的像，為什麽唱遊擊隊員之歌，為什麽兜肚是紅顏色……我都回答了。他叫改，演出時應付過去了。
國民黨辦事也不是那麽認真的，應付完審查，演員們又改回去了，他們又不場場都來看。”“1942年再演《蛻變》波折就大了。”我說。
“那次是史東山排的，很下工夫。”曹禺接過我的話說：“陶金演梁專員，舒繡文演丁大夫。史東山說，這是他用史坦尼表演體係在中國舞台上的實踐。陶金和舒繡文整天生活在角色當中，演出很成功。”“演出長達5個小時，沒有一位觀眾退場。洪深先生在《新民報》發表文章說：《蛻變》是中國有話劇以來，最佳的演出。”我補充說。
“哦！是這樣的嗎？”“沒錯，我查過資料。”我回答道。
曹禺繼續說下去：“張道藩看了《蛻變》，認為是寫國民黨抗戰的，要請蔣……那時他們是叫總裁或叫委員長看戲，把戲搬到浮圖關去演。誰知道蔣介石看了戲後大怒，說你們拿了一出共產黨的戲給我看。叫潘公展跟我談話，提的還是那幾個問題。問我劇本裏寫的那個醫院，為什麽不掛委員長的像。我說總是那個醫院不願掛吧。問我丁昌為什麽唱《遊擊隊歌》。我說這個歌從1938年就唱起，重慶大街小巷的青年都在唱。問我全劇的最後，丁大夫為什麽搖小紅旗。我說那是傷兵送給丁大夫的兒子丁昌的紅兜肚，北方的兜肚都是紅顏色的。最後又問，劇中老提的《抗戰必勝》那本書是誰寫的？我說，不抗戰怎麽勝利呢？我們抗戰當然要勝利。”曹禺連著講了這幾個答問“為什麽”後說：“我不客氣地對潘公展說，委員長指揮打仗是內行，寫劇本是我們的事。我這意思他當然懂得了。
但是，《蛻變》還是被禁演了。隔了一多月，他們大概覺得禁了不好，又不禁了。後來還給發了獎。”“發獎是在蔣介石看戲之前。”我不看對象、別人說錯了我就要糾正的毛病又犯了：“潘公展把《蛻變》，當作他主持中央圖書審查委員會工作以後，文化建設方麵的成績，給自己臉上貼金。張治中部長認為《蛻變》‘給抗戰建國增加莫大的效果’，給屬下演《蛻變》的中國萬歲劇團，頒發了‘力爭上乘’的立軸一副。”曹禺說：“哦！你記得很清楚。”“萬先生，您剛才提到國民黨給《蛻變》發獎的事，我很有感慨。三十幾年來，《蛻變》在我國文壇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這幾年給《蛻變》予應有的評價才多了起來。但是，談到《蛻變》劇本，有的又避開曾受當時‘中圖會’發獎的事。其實這個劇本，國民黨既對它禁演過，也發過獎。這兩者各有它不同的目的。話劇史研究者，盡可以從當時時代背景出發，分析其中原因，不必避諱得獎的事。”我轉換了話題說：“現在，四川出版了《蛻變》，又有重慶和北京演出，《蛻變》又發出它的光芒，日本軍國主義者對我們那麽猖狂，像《蛻變》這樣反映日寇殘暴、描寫中國軍民奮力抗戰的好劇本，全國應該普遍地演出。”我口無遮攔地侃侃而談，從我在抗戰期間逃難談起。當年，上有日本飛機掃射，後有鬼子炮火轟擊，衣物丟盡，我嚐遍饑寒交迫的苦頭，因此，從未忘記日本軍國主義的暴行；談到建國後，像《蛻變》這樣反映日寇殘暴、描寫中國軍民奮力抗戰的好劇本，幾十年間卻沒能上演，我是憤憤不平的。
看我講得這樣激動，曹禺有感而發地說：“我們不應該忘記日本侵略者的殘暴。最近幾年我訪問過日本，我感受到，一方麵是許多日本人民對中國的友好，像中島健藏先生致力於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一方麵也感受到日本軍國主義殘餘仍然存在。日本教科書不正視他們對中國侵略的罪行，日本仍然有軍國主義分子，他們對五十年前的南京大屠殺不自懺悔。
這個問題，日本反應也很強烈。針對教科書事件，進步的日本戲劇工作者編演了話劇，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行。”我接過話來說：“你在《蛻變》裏麵，就有日本軍國主義者，出動大批飛機轟炸傷兵醫院的描寫；夏衍的《法西斯細菌》，有日軍占領香港後，槍殺無辜平民的場麵。”曹禺說，我給你講一件事：“正是《法西斯細菌》這個劇本，日本有個極右的作家，在東京一次中日作家作品交流會上，他和我衝突起來。他質問我：‘你們有位作家夏衍，他寫了個《法西斯細菌》，描寫我們皇軍許多暴行，那些暴行是不可能的，不真實，完全是汙蔑。’”曹禺立即嚴詞反駁他說：“你打過仗沒有？你到過中國沒有？你好好地去翻翻報紙，侵華日軍在南京殺了多少中國平民百姓。拿殺人做比賽，這不是暴行是什麽？暴行是說不完的，寫不完的，是無法形容的，醜惡、可恥，全世界都找不出來的。”曹禺駁得那個極右作家無話可講。
1987年發生的，既有日本教科書事件，也有中曾根參拜靖國神社事件。曹禺說：“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戰爭，我們死了上千萬的人。我們是願意中日兩國人民友好下去。日本偏偏有這樣一批軍國主義者，歪曲曆史，為他們侵略找借口。”談到這裏，曹禺的情緒也不平靜了。“他們人數雖少，卻不是小小的一陣風。他們所謂的‘防衛廳’，恰恰相反，是攻擊廳、侵略廳。這些人是侵略成性的。我們中國一定要強盛啊！強盛才能得到尊重。”曹禺浸沉到深深地思慮當中，他朗朗自語《蛻變》中丁大夫的台詞：
“中國，中國，你是應該強的。”這時，偌大一幢房子都靜悄悄的，和煦的陽光灑滿了大廳。我抬眼望去，牆上那幅關山月畫的紅梅圖，更加火紅豔麗了。
三
1988年3月20日至22日，重慶出版社在北京前門飯店召開《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大後方文學書係》編委擴大會。開幕式上曹禺講話，他說：“‘抗日戰爭時期大後方文學’這個題目就令我興奮。”他激動地提出：“我們勿忘抗戰，勿忘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現在的青年人不知道當年日本法西斯的殘暴。我們是參與抗戰的過來人，要教育青年人知道過去。因此，什麽樣的作品才應選入這個書係，就格外重要。”3月23日晚，我和重慶出版社的陳興蕪同誌前往曹禺先生家中，聽取了他對戲劇卷劇目最後的意見。
曹禺拿著戲劇卷最後的選目邊看邊說：“《飛將軍》是洪深的，很好。
《嶽飛》是顧毓琇的，寫的……”他欲言又止。
“他寫劇本時署名用顧一樵。”我插話說。
“當時他是教育部次長，抗日愛國，我在重慶看過這個戲的演出。選上去也可以，代表國民黨方麵的戲劇作品嘛。”曹禺又問：“《一心堂》寫在哪個時期，演這個戲的劇團真不少！”“王震之是抗敵演劇一隊的，他在去延安以前寫的這個劇本。”我回答道。
“老舍寫的劇本很多，現在選了《麵子問題》，有沒有更好的？”“老舍的劇本演出最多的是《國家至上》，是和宋之的合作的，現在選的有。”“他後來的《茶館》寫得好。”曹禺讚歎著說。他扶了扶助聽器說：“《天國春秋》雖是寫曆史的，那句‘大敵當前，我們不能再自相殘殺！’與抗戰有關。《秋子》是歌劇，我看過演出，比較早吧？”“1942年初演出的。”我說：“全劇都是唱，可以算是中國第一部大歌劇，比《白毛女》早，也是我們戲劇卷中唯一的一部歌劇。”曹禺在篇目上看到了《法西斯細菌》，連聲讚歎說：“夏衍的劇本寫得好。寫知識分子，他最熟悉。能不能多選一部。”我說：“我很喜歡夏公的《芳草天涯》。”“是啊！人物的感情寫得細膩極了。當時為什麽要批判？張瑞芳演過這出戲，她老跟我嘀咕這件事。”我說：“當時，何其芳是從延安來的，他在《新華日報》上寫文章，指責《芳草天涯》寫的愛情問題，是與廣大人民無關的日常瑣事。夏衍在劇中說，夫妻和家庭之間情感產生矛盾，要有一點容忍。何其芳說這是‘非人民非科學的觀點’。以後，他又在《評枙芳草天涯枛》一文中，把夏衍說的愛情上的容忍，聯係到政治上去，把愛情與政治等同起來。”曹禺說：“我們能不能多選一個夏衍的劇本？”我無奈地回答道：“按照體例，每位作家隻能選他一部多幕劇。”曹禺不無惋惜地說道：“夏衍的劇本寫得好，好就好在沒有寫戲的痕跡，淡淡的又蘊含有戲劇性。寫抗日的劇本，不要就是打呀、殺呀。”
四
1995年11月9日下午，我從北京醫院看望曹禺先生出來，我的心中未免戚戚然。這位86歲老人、中國的戲劇大師，現在需要寧靜。
曹禺1988年10月，因為工作過度疲勞，引起突發性腎功能衰減，入院治療，至今已經7年多了。這之間，幾度恢複健康，因勞累，又幾度住院。這一天，我去看曹禺，他身體嚴重衰弱，聽覺遲鈍，語言表達顯然力不從心。我去看望他之前，很猶豫了兩天。後來，中國劇協副主席劉厚生替我聯係後說，萬先生每周一、三、五下午，會客兩小時，他歡迎你去。
我做好準備隻耽擱他半小時，送上我新出版的《重慶抗戰劇壇紀事》，請他為我籌建的“重慶抗戰戲劇陳列館”留下墨寶。
曹禺身邊工作人員小白在醫院門口接我，一見麵他就說：“安排好隻接待您一位的，現在已經闖進去一位天津客人，真沒辦法。”曹禺坐在輪椅上接過我送給他的書，才想起題詞的事來。我和他談及當年在重慶抗戰劇壇上的一大批演員趙丹、金山、白楊、舒繡文、張瑞芳、秦怡、藍馬、謝添等都入選中華影星事，經過小白在他耳邊轉述，他欣然微笑，乘興寫下“重慶抗戰戲劇培養了影劇壇一代精英”的條幅，但未及收筆已體力不支，稍作停頓才落款，寫上年月日。
曹禺正擬擱筆時，那位天津客人遞上一紙，請曹禺為他題寫一書名。
曹禺看了看他，詰問了他一句：“您不是說沒事的嗎？”這是我看到曹禺少有的不隱忍。曹禺還是給他題了書名，立刻躺到床上休息去了。
我正準備告辭，突然門外湧進一大群人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又是花籃，又是攝像機，小白連忙把他們擋在門外。問清楚後才知道，曹禺戲劇文學獎今天上午頒獎，來者是其中一個獲獎劇目的劇團領導和演職員們，小白為難地走向病床上的曹禺麵前，隻聽曹禺說了句：“來都來了……”然後，他費力地從床上坐起。
曹禺坐在輪椅上，麵上表情木然。劇協一位熱心人為他一一介紹來者：劇團團長、副團長，讚助劇團演出的企業家，某演員，等等。曹禺應接不暇，隻和一位知名的年輕女演員握了握手。花籃一個又一個放在曹禺腳下周圍，閃光燈、攝像機為來者和曹禺合影忙活，折騰了四五分鍾，曹禺的體力愈發不行了。他不發一語，時而閉目欲睡。
門口一位醫生對我說，曹禺最愉悅的是，每天清晨或傍晚，由他的夫人李玉茹推著輪椅，徜徉在醫院綠茵茵的草地上，無任何幹擾，享受著寧靜。
人們啊！給病中的老人寧靜吧！
五
1999年12月13日淩晨3時，曹禺先生告別這個世界三周年之日，我坐在書桌前，麵對著李玉茹大姐寄來的、曹禺的《沒有說完的話》這本書，重讀其中若幹片斷，回憶我在北京醫院，與先生最後幾年見麵旳日子……然後，我給這幾年與我常相聯係的李玉茹大姐寫信，寄托我對曹禺先生的哀思。
信中說：“作為一個崇敬曹禺先生的話劇史料工作者，我有幸讀到了曹禺寫的全部劇本，和他的許多文章，收集了許多演出劇照，然而仍是太少。
可以告慰的是，曹禺所寫的劇本，凡在重慶演出的，我都有記載。我認為，重慶是演出曹禺劇作最全麵的城市。比如：《正在想》這出短劇，全國很少有地方演出過，《全民總動員》演出的也少。這些，重慶都演出過，而且是首演。我在《重慶抗戰劇壇紀事》一書中都有記載。遺憾的是，我聆聽先生的教誨太少，沒有更多受益於先生。現在隻有多讀先生的書了。”信中問道：“北京人藝設立的曹禺紀念館，是在首都劇場，或是單獨存在，曹禺生平全在其內，或僅限於在北京人藝期間這一部分。湖北潛江的曹禺紀念館，應當更全麵、豐富一些。”最後說：“今夜，思念曹禺先生之時，這些事都一一湧上心頭。”然而，除了這些事之外，有一件長期壓在我心底的一個問題，也是壓在許多人心底的一個問題：曹禺後半生為什麽再沒有寫出像《雷雨》、《日出》、《北京人》那樣強烈的震撼人的心靈的劇本？這個問題我在多次訪談曹禺時，沒有來得及提出來，現在也不好向李玉茹提出來。
不久，我又收到李玉茹大姐寄來的《傾聽雷雨》一書，這是曹禺的至愛親朋們紀念曹禺的一本文集。在這本書裏，寫下的都是他們從心底流淌出來的話。這中間的一些話，就回答了我的問題。
與曹禺相交六十年的吳祖光直言說：“曹禺頭頂上的桂冠太多了，作家第一任務就是創作，太多的桂冠害了曹禺。”巴金老人勸過曹禺說：“少些顧慮，少開會，少寫表態文章，多給後人留點東西。”又說：“家寶，你要寫，你心裏有真寶貝，你要把它們拿出來。”萬方回憶父親曹禺後半生時說：因為被各種活動填滿，寫不出作品來。他痛苦，他沮喪，他要說世界上任何人都不敢說的話。曹禺後來罵自己說：“一天到晚瞎敷衍，說點這個，說點那個，就是混蛋唄！沒法子。”在這本紀念集裏，我發現早在1962年，周總理和曹禺說過的一段知心話。周總理在看了《膽劍篇》的演出後，一麵肯定它的成績，同時又說：
“但我沒有那樣受感動，作品好像受了某種束縛，是新的迷信造成的。”這真是一語中的啊！
這種“新的迷信”造成的“某種束縛”，以後由鄧小平同誌解開了。他說：“寫什麽和怎樣寫，隻能由文藝家在藝術實踐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決。在這方麵，不要橫加幹涉。”啊！鄧小平同誌說得多麽好呀！他在這裏已經替曹禺回答了我要問的問題。
1986年，重慶出版社決定編輯《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大後方文學書係》20卷本，請我擔任戲劇卷編選者。我於1987、1988年去北京，走訪夏衍、陽翰笙、曹禺諸同誌。曹禺是《書係》戲劇卷的主編，我是編選者，我和他交談的更多一些。
1987年4月1日，我去北京人藝方琯德的家，他導演的《蛻變》正在首都劇場公演。他興奮地告訴我，曹禺這出被冷落了30多年的名劇，繼重慶市話劇團前年演出後，北京人藝今年在首都演出，上座率是平均80%。他又告訴我：1961年，在周總理倡議下，北京人藝曾經排過《蛻變》，舒繡文、朱琳飾丁大夫，刁光覃飾梁專員，戲排了兩幕，在那“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有些人生怕這個劇本有歌頌國民黨之嫌，擔心不改不能演出。周總理認為要尊重曆史，不能拿今天的尺寸去對待過去的作品，修改有失曆史的麵貌。要嘛照原樣演，要嘛不演。這時極“左”思潮正盛，這出戲就沒有繼續排演下去。談興正濃時，宿舍收發室喊方琯德接電話，他跑出去回來，高興地對我說：“萬先生（曹禺原名萬家寶）偕夫人李玉茹今晩來看戲，你要找萬先生，我安排你和他們坐在一起。”我因為有這樣好的機會十分高興。
晚上將及7時，我先坐在首都劇場堂座四排中間一個位子上，曹禺先生夫婦來在我左側坐下。曹禺聽我說，我是專程從重慶來，找他談編選劇本事的，他熱情地握著我的手說：“歡迎、歡迎。辛苦你了。”
1940年，《蛻變》在重慶首演時，演出長達四個半小時。今晚的演出，壓縮到兩個半小時，導演把劇本刪削了很多。曹禺對我說，他同意了今晚的演出本。
曹禺看演出極為認真。他對每位演員的表演和每句台詞都仔細觀看和諦聽。我倒是因為和曹禺一起看他的作品演出，實在機會難得，我把注意力過多地用在看他的反應上。當他看到丁大夫執意要把自己的熱水瓶拿給被俘的日本傷員，狄辛演到這裏，曹禺麵有喜色。丁大夫在閉幕前，歡送經她醫治好的傷兵再上前線，有一段長達幾十句洋溢著愛國熱情的台詞。導演處理這段戲時，讓李營長和送紅兜肚的小傷員從觀眾席上台，讓丁大夫站在台中央，把觀眾當作眾多士兵侃侃而言。最後，丁大夫深情地發出“中國，中國，你是應該強的”呼喊時，全場觀眾爆發出的掌聲，很長、很長時間都繼續著。來自清華大學的年輕觀眾，他們眼眶裏閃耀著晶瑩的淚花，跑向台前，向演員鼓掌。曹禺也站了起來，向演員致敬。我在用力鼓掌的同時，淚水已流淌滿麵。曹禺注意到我激動得不能自已，他對我說：“這一段話，我一句也沒有刪。當年，我是用我的心和血，寫了幾十遍才完成的。”
著名評論家梅朵，當年在江安國立劇專是曹禺的學生，今晚也在看戲。這時，他走過來說：“我們在重慶首演《蛻變》，距今快50年了。”曹禺說：“那真是話劇的輝煌時代啊！”我接過話題，把我編選的《抗日戰爭時期大後方文學書係》戲劇篇劇目送到曹禺手上，請他審閱。曹禺連聲說好。李玉茹同誌這天剛從上海來，旅途勞頓了，看戲時很疲倦，這時精神又振作起來。她熱情地說“我和您聯係。”
二
4月5日下午4時，我如約來到木樨地曹禺寓所，曹禺坐在客廳長沙發上，長沙發對麵牆上掛著關山月畫的一幅火紅的梅花單條。
我選編的抗日大後方話劇劇目，曹禺說很好，全部同意。於是，我的話題轉向《蛻變》。
我說：“您同意把《蛻變》選進篇目，我很高興。《蛻變》長達18萬字，可以說是中國話劇劇本中最長的。”
曹禺說：“有那麽長？”他很快地轉而說：“是很長，很長。”
我說：“您在江安寫出《蛻變》後，首演在重慶。建國後，全國首次演出《蛻變》也是在重慶，我們重慶市話劇團1985年演出的。”
曹禺說：“我去了，可惜沒有來得及看，就回北京看病。”
“萬先生，關於《蛻變》，我有個問題要請教。”
“不要客氣，你說。”
“《蛻變》第四幕，劇本上寫的故事發生的時間是1940年4月。《蛻變》由國立劇專在重慶首次上演時間，是1940年4月15日到18日。這個戲排演，四月間以前就開始了。”我問：“這是怎麽一回事？”
“你注意得很仔細。”曹禺說：“哦！是這樣的。那時候寫一幕排一幕，排到第四幕也就到四月間了。當時這樣寫，意思是說，就是眼前發生的事。那時離抗戰勝利還遠，1945年抗戰才勝利。劇本裏說收複大都，大都就是北京。北京還沒有收複嘛，這是一種希望。”
談到這裏，他思索了一下，問道：“台兒莊大捷是哪一年？”
我說：“1938年初。”曹禺說：“我醞釀寫這個劇本，從那時就開始了。梁專員寫的是一位共產黨員。在重慶首演時，教育部部長王世傑和潘公展都去審查。潘公展提了幾個問題，像為什麽醫院裏不掛委員長的像，為什麽唱遊擊隊員之歌，為什麽兜肚是紅顏色……我都回答了。他叫改，演出時應付過去了。
國民黨辦事也不是那麽認真的，應付完審查，演員們又改回去了，他們又不場場都來看。”“1942年再演《蛻變》波折就大了。”我說。
“那次是史東山排的，很下工夫。”曹禺接過我的話說：“陶金演梁專員，舒繡文演丁大夫。史東山說，這是他用史坦尼表演體係在中國舞台上的實踐。陶金和舒繡文整天生活在角色當中，演出很成功。”“演出長達5個小時，沒有一位觀眾退場。洪深先生在《新民報》發表文章說：《蛻變》是中國有話劇以來，最佳的演出。”我補充說。
“哦！是這樣的嗎？”“沒錯，我查過資料。”我回答道。
曹禺繼續說下去：“張道藩看了《蛻變》，認為是寫國民黨抗戰的，要請蔣……那時他們是叫總裁或叫委員長看戲，把戲搬到浮圖關去演。誰知道蔣介石看了戲後大怒，說你們拿了一出共產黨的戲給我看。叫潘公展跟我談話，提的還是那幾個問題。問我劇本裏寫的那個醫院，為什麽不掛委員長的像。我說總是那個醫院不願掛吧。問我丁昌為什麽唱《遊擊隊歌》。我說這個歌從1938年就唱起，重慶大街小巷的青年都在唱。問我全劇的最後，丁大夫為什麽搖小紅旗。我說那是傷兵送給丁大夫的兒子丁昌的紅兜肚，北方的兜肚都是紅顏色的。最後又問，劇中老提的《抗戰必勝》那本書是誰寫的？我說，不抗戰怎麽勝利呢？我們抗戰當然要勝利。”曹禺連著講了這幾個答問“為什麽”後說：“我不客氣地對潘公展說，委員長指揮打仗是內行，寫劇本是我們的事。我這意思他當然懂得了。
但是，《蛻變》還是被禁演了。隔了一多月，他們大概覺得禁了不好，又不禁了。後來還給發了獎。”“發獎是在蔣介石看戲之前。”我不看對象、別人說錯了我就要糾正的毛病又犯了：“潘公展把《蛻變》，當作他主持中央圖書審查委員會工作以後，文化建設方麵的成績，給自己臉上貼金。張治中部長認為《蛻變》‘給抗戰建國增加莫大的效果’，給屬下演《蛻變》的中國萬歲劇團，頒發了‘力爭上乘’的立軸一副。”曹禺說：“哦！你記得很清楚。”“萬先生，您剛才提到國民黨給《蛻變》發獎的事，我很有感慨。三十幾年來，《蛻變》在我國文壇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這幾年給《蛻變》予應有的評價才多了起來。但是，談到《蛻變》劇本，有的又避開曾受當時‘中圖會’發獎的事。其實這個劇本，國民黨既對它禁演過，也發過獎。這兩者各有它不同的目的。話劇史研究者，盡可以從當時時代背景出發，分析其中原因，不必避諱得獎的事。”我轉換了話題說：“現在，四川出版了《蛻變》，又有重慶和北京演出，《蛻變》又發出它的光芒，日本軍國主義者對我們那麽猖狂，像《蛻變》這樣反映日寇殘暴、描寫中國軍民奮力抗戰的好劇本，全國應該普遍地演出。”我口無遮攔地侃侃而談，從我在抗戰期間逃難談起。當年，上有日本飛機掃射，後有鬼子炮火轟擊，衣物丟盡，我嚐遍饑寒交迫的苦頭，因此，從未忘記日本軍國主義的暴行；談到建國後，像《蛻變》這樣反映日寇殘暴、描寫中國軍民奮力抗戰的好劇本，幾十年間卻沒能上演，我是憤憤不平的。
看我講得這樣激動，曹禺有感而發地說：“我們不應該忘記日本侵略者的殘暴。最近幾年我訪問過日本，我感受到，一方麵是許多日本人民對中國的友好，像中島健藏先生致力於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一方麵也感受到日本軍國主義殘餘仍然存在。日本教科書不正視他們對中國侵略的罪行，日本仍然有軍國主義分子，他們對五十年前的南京大屠殺不自懺悔。
這個問題，日本反應也很強烈。針對教科書事件，進步的日本戲劇工作者編演了話劇，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行。”我接過話來說：“你在《蛻變》裏麵，就有日本軍國主義者，出動大批飛機轟炸傷兵醫院的描寫；夏衍的《法西斯細菌》，有日軍占領香港後，槍殺無辜平民的場麵。”曹禺說，我給你講一件事：“正是《法西斯細菌》這個劇本，日本有個極右的作家，在東京一次中日作家作品交流會上，他和我衝突起來。他質問我：‘你們有位作家夏衍，他寫了個《法西斯細菌》，描寫我們皇軍許多暴行，那些暴行是不可能的，不真實，完全是汙蔑。’”曹禺立即嚴詞反駁他說：“你打過仗沒有？你到過中國沒有？你好好地去翻翻報紙，侵華日軍在南京殺了多少中國平民百姓。拿殺人做比賽，這不是暴行是什麽？暴行是說不完的，寫不完的，是無法形容的，醜惡、可恥，全世界都找不出來的。”曹禺駁得那個極右作家無話可講。
1987年發生的，既有日本教科書事件，也有中曾根參拜靖國神社事件。曹禺說：“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戰爭，我們死了上千萬的人。我們是願意中日兩國人民友好下去。日本偏偏有這樣一批軍國主義者，歪曲曆史，為他們侵略找借口。”談到這裏，曹禺的情緒也不平靜了。“他們人數雖少，卻不是小小的一陣風。他們所謂的‘防衛廳’，恰恰相反，是攻擊廳、侵略廳。這些人是侵略成性的。我們中國一定要強盛啊！強盛才能得到尊重。”曹禺浸沉到深深地思慮當中，他朗朗自語《蛻變》中丁大夫的台詞：
“中國，中國，你是應該強的。”這時，偌大一幢房子都靜悄悄的，和煦的陽光灑滿了大廳。我抬眼望去，牆上那幅關山月畫的紅梅圖，更加火紅豔麗了。
三
1988年3月20日至22日，重慶出版社在北京前門飯店召開《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大後方文學書係》編委擴大會。開幕式上曹禺講話，他說：“‘抗日戰爭時期大後方文學’這個題目就令我興奮。”他激動地提出：“我們勿忘抗戰，勿忘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現在的青年人不知道當年日本法西斯的殘暴。我們是參與抗戰的過來人，要教育青年人知道過去。因此，什麽樣的作品才應選入這個書係，就格外重要。”3月23日晚，我和重慶出版社的陳興蕪同誌前往曹禺先生家中，聽取了他對戲劇卷劇目最後的意見。
曹禺拿著戲劇卷最後的選目邊看邊說：“《飛將軍》是洪深的，很好。
《嶽飛》是顧毓琇的，寫的……”他欲言又止。
“他寫劇本時署名用顧一樵。”我插話說。
“當時他是教育部次長，抗日愛國，我在重慶看過這個戲的演出。選上去也可以，代表國民黨方麵的戲劇作品嘛。”曹禺又問：“《一心堂》寫在哪個時期，演這個戲的劇團真不少！”“王震之是抗敵演劇一隊的，他在去延安以前寫的這個劇本。”我回答道。
“老舍寫的劇本很多，現在選了《麵子問題》，有沒有更好的？”“老舍的劇本演出最多的是《國家至上》，是和宋之的合作的，現在選的有。”“他後來的《茶館》寫得好。”曹禺讚歎著說。他扶了扶助聽器說：“《天國春秋》雖是寫曆史的，那句‘大敵當前，我們不能再自相殘殺！’與抗戰有關。《秋子》是歌劇，我看過演出，比較早吧？”“1942年初演出的。”我說：“全劇都是唱，可以算是中國第一部大歌劇，比《白毛女》早，也是我們戲劇卷中唯一的一部歌劇。”曹禺在篇目上看到了《法西斯細菌》，連聲讚歎說：“夏衍的劇本寫得好。寫知識分子，他最熟悉。能不能多選一部。”我說：“我很喜歡夏公的《芳草天涯》。”“是啊！人物的感情寫得細膩極了。當時為什麽要批判？張瑞芳演過這出戲，她老跟我嘀咕這件事。”我說：“當時，何其芳是從延安來的，他在《新華日報》上寫文章，指責《芳草天涯》寫的愛情問題，是與廣大人民無關的日常瑣事。夏衍在劇中說，夫妻和家庭之間情感產生矛盾，要有一點容忍。何其芳說這是‘非人民非科學的觀點’。以後，他又在《評枙芳草天涯枛》一文中，把夏衍說的愛情上的容忍，聯係到政治上去，把愛情與政治等同起來。”曹禺說：“我們能不能多選一個夏衍的劇本？”我無奈地回答道：“按照體例，每位作家隻能選他一部多幕劇。”曹禺不無惋惜地說道：“夏衍的劇本寫得好，好就好在沒有寫戲的痕跡，淡淡的又蘊含有戲劇性。寫抗日的劇本，不要就是打呀、殺呀。”
四
1995年11月9日下午，我從北京醫院看望曹禺先生出來，我的心中未免戚戚然。這位86歲老人、中國的戲劇大師，現在需要寧靜。
曹禺1988年10月，因為工作過度疲勞，引起突發性腎功能衰減，入院治療，至今已經7年多了。這之間，幾度恢複健康，因勞累，又幾度住院。這一天，我去看曹禺，他身體嚴重衰弱，聽覺遲鈍，語言表達顯然力不從心。我去看望他之前，很猶豫了兩天。後來，中國劇協副主席劉厚生替我聯係後說，萬先生每周一、三、五下午，會客兩小時，他歡迎你去。
我做好準備隻耽擱他半小時，送上我新出版的《重慶抗戰劇壇紀事》，請他為我籌建的“重慶抗戰戲劇陳列館”留下墨寶。
曹禺身邊工作人員小白在醫院門口接我，一見麵他就說：“安排好隻接待您一位的，現在已經闖進去一位天津客人，真沒辦法。”曹禺坐在輪椅上接過我送給他的書，才想起題詞的事來。我和他談及當年在重慶抗戰劇壇上的一大批演員趙丹、金山、白楊、舒繡文、張瑞芳、秦怡、藍馬、謝添等都入選中華影星事，經過小白在他耳邊轉述，他欣然微笑，乘興寫下“重慶抗戰戲劇培養了影劇壇一代精英”的條幅，但未及收筆已體力不支，稍作停頓才落款，寫上年月日。
曹禺正擬擱筆時，那位天津客人遞上一紙，請曹禺為他題寫一書名。
曹禺看了看他，詰問了他一句：“您不是說沒事的嗎？”這是我看到曹禺少有的不隱忍。曹禺還是給他題了書名，立刻躺到床上休息去了。
我正準備告辭，突然門外湧進一大群人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又是花籃，又是攝像機，小白連忙把他們擋在門外。問清楚後才知道，曹禺戲劇文學獎今天上午頒獎，來者是其中一個獲獎劇目的劇團領導和演職員們，小白為難地走向病床上的曹禺麵前，隻聽曹禺說了句：“來都來了……”然後，他費力地從床上坐起。
曹禺坐在輪椅上，麵上表情木然。劇協一位熱心人為他一一介紹來者：劇團團長、副團長，讚助劇團演出的企業家，某演員，等等。曹禺應接不暇，隻和一位知名的年輕女演員握了握手。花籃一個又一個放在曹禺腳下周圍，閃光燈、攝像機為來者和曹禺合影忙活，折騰了四五分鍾，曹禺的體力愈發不行了。他不發一語，時而閉目欲睡。
門口一位醫生對我說，曹禺最愉悅的是，每天清晨或傍晚，由他的夫人李玉茹推著輪椅，徜徉在醫院綠茵茵的草地上，無任何幹擾，享受著寧靜。
人們啊！給病中的老人寧靜吧！
五
1999年12月13日淩晨3時，曹禺先生告別這個世界三周年之日，我坐在書桌前，麵對著李玉茹大姐寄來的、曹禺的《沒有說完的話》這本書，重讀其中若幹片斷，回憶我在北京醫院，與先生最後幾年見麵旳日子……然後，我給這幾年與我常相聯係的李玉茹大姐寫信，寄托我對曹禺先生的哀思。
信中說：“作為一個崇敬曹禺先生的話劇史料工作者，我有幸讀到了曹禺寫的全部劇本，和他的許多文章，收集了許多演出劇照，然而仍是太少。
可以告慰的是，曹禺所寫的劇本，凡在重慶演出的，我都有記載。我認為，重慶是演出曹禺劇作最全麵的城市。比如：《正在想》這出短劇，全國很少有地方演出過，《全民總動員》演出的也少。這些，重慶都演出過，而且是首演。我在《重慶抗戰劇壇紀事》一書中都有記載。遺憾的是，我聆聽先生的教誨太少，沒有更多受益於先生。現在隻有多讀先生的書了。”信中問道：“北京人藝設立的曹禺紀念館，是在首都劇場，或是單獨存在，曹禺生平全在其內，或僅限於在北京人藝期間這一部分。湖北潛江的曹禺紀念館，應當更全麵、豐富一些。”最後說：“今夜，思念曹禺先生之時，這些事都一一湧上心頭。”然而，除了這些事之外，有一件長期壓在我心底的一個問題，也是壓在許多人心底的一個問題：曹禺後半生為什麽再沒有寫出像《雷雨》、《日出》、《北京人》那樣強烈的震撼人的心靈的劇本？這個問題我在多次訪談曹禺時，沒有來得及提出來，現在也不好向李玉茹提出來。
不久，我又收到李玉茹大姐寄來的《傾聽雷雨》一書，這是曹禺的至愛親朋們紀念曹禺的一本文集。在這本書裏，寫下的都是他們從心底流淌出來的話。這中間的一些話，就回答了我的問題。
與曹禺相交六十年的吳祖光直言說：“曹禺頭頂上的桂冠太多了，作家第一任務就是創作，太多的桂冠害了曹禺。”巴金老人勸過曹禺說：“少些顧慮，少開會，少寫表態文章，多給後人留點東西。”又說：“家寶，你要寫，你心裏有真寶貝，你要把它們拿出來。”萬方回憶父親曹禺後半生時說：因為被各種活動填滿，寫不出作品來。他痛苦，他沮喪，他要說世界上任何人都不敢說的話。曹禺後來罵自己說：“一天到晚瞎敷衍，說點這個，說點那個，就是混蛋唄！沒法子。”在這本紀念集裏，我發現早在1962年，周總理和曹禺說過的一段知心話。周總理在看了《膽劍篇》的演出後，一麵肯定它的成績，同時又說：
“但我沒有那樣受感動，作品好像受了某種束縛，是新的迷信造成的。”這真是一語中的啊！
這種“新的迷信”造成的“某種束縛”，以後由鄧小平同誌解開了。他說：“寫什麽和怎樣寫，隻能由文藝家在藝術實踐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決。在這方麵，不要橫加幹涉。”啊！鄧小平同誌說得多麽好呀！他在這裏已經替曹禺回答了我要問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