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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巴金在重慶
概述
從1940年11月到1946年5月，巴金曾在重慶活動，融入抗日救亡、爭取民主的洪流中，並先後創作了《火》、《憩園》、《第四號病室》、《寒夜》等名篇。1944年7月以後，巴金在重慶住了將近兩年時間。身在“戰時的首都”，他更加深刻地感受到這個社會一天天爛下去。巴金以他的作品和出版事業積極地投身到為受苦人申冤的行列，揭穿黑暗，呼喚光明。
江安之行
在作家群中，巴金與曹禺的情誼最為深厚。從《雷雨》起，巴金就是曹禺戲劇最初的讀者。曹禺的《日出》、《原野》，也是由巴金任編輯，由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然而，《蛻變》卻成了例外。1940年4月，巴金還在上海，《蛻變》在重慶演出。劇中的人物故事流傳在知識分子當中，並由商務印書館搶先印刷成書。巴金這年7月離開上海，經越南的海防到昆明，才看到了《蛻變》的劇本，並感動得流了眼淚。巴金到了重慶，馬上就去江安，看望了在國立劇專教書的曹禺。在那個偏僻的小城裏，巴金在曹禺家中過了6天安靜的日子。在菜油燈微光的搖晃下，他們整晚暢談。巴金決定買回《蛻變》的版權，交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作為曹禺戲劇集的又一新作。尤其重要的，他們談到把巴金的小說《家》由曹禺改編為劇本。這時上海已有吳天改編《家》為劇本，曹禺覺得自己是巴金的老朋友，他應該來改編，而且要改編得更好一些。他覺得對覺新更熟悉些，改編劇本就從這個人物著手。巴金支持他的想法。
巴金的江安之行，決定了曹禺改編《家》這件大事。曹禺不負厚望，1942年盛夏，他在重慶唐家沱借住在一艘待修的輪船上，打著赤膊，擦著流不盡的汗水，完成了《家》的改編。重慶幾家劇團都知道巴金這本問世10年、影響成千上萬的中國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家》，具有獨特的光彩和廣泛的價值，一旦搬上舞台，一定會引來大量觀眾。因此，幾家劇團都向曹禺請求，想得到首演權。曹禺早有打算。他說：“不論哪家劇團上演，劇中的女主角瑞玨，必須由張瑞芳扮演。”原來這個角色是曹禺為她量身打造的。這樣一來，由金山領導的中國藝術劇社首先摘牌，金山、張瑞芳分別扮演了劇中的覺新和瑞玨。《家》在重慶演出達80餘場，觀眾近8萬人。當時重慶人口90萬，幾乎十分之一的重慶市民都看過《家》的演出，創抗戰八年間一部話劇觀眾數字之冠。成都、桂林、昆明、西安等地劇團也演出了《家》，觀眾盛極一時。這之中，人們說不清是巴金小說的魅力，還是曹禺劇本的魅力，用1+1＞2來解說，當是最恰當的吧。
《家》的劇本，理所當然由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當時劇本出版的印數都在2，000冊左右，很少再版。唯獨劇本《家》出現奇跡，初版5，000冊已是破例。因為演出受到熱烈歡迎，劇本購者亦眾，立即又加印5，000冊。話劇劇本印到1萬冊，出版界在此以前也是沒有過的。
這兩件事，巴金聽到後大為欣悅。
《家》、《春》、《秋》的續篇——《憩園》
1941年1月，巴金回到離別18年的故鄉。成都家中的變化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他的五叔的死。這位五叔是《家》、《春》、《秋》中克定的原型。他由於吸毒，從家財萬貫而一貧如洗，最後竟淪為慣偷病死在獄中。這給巴金心中播下寫《憩園》的種子（憩園本是巴金老家花園的名字）。巴金本來打算把這本作為《家》、《春》、《秋》的續篇，擬書名為《冬》寫下去。寫一位闊少爺，揮霍完不勞而獲的錢財後，落下最悲慘的結局。
全書寫完後，巴金才把它定名為《憩園》。
1944年5月初，巴金與蕭珊到了貴陽。他們戀愛已久，這次就在貴陽郊外的花溪旅行結了婚。其時，巴金40歲。
在貴陽，巴金想起他尚未動筆的小說《冬》。他的五叔克定和發生在他老家憩園的一些事縈繞著他的思緒。那座花園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石，他都太熟悉了。他一動筆文思猶如泉湧，人物和場景都跑到他的筆下。
從貴陽到重慶的路坎坷崎嶇，一部破車，走走停停，呻喚不已。當時，巴金在皮包裏放一錠墨、一支小字筆和一大遝信箋，走到哪裏，就找一個小碟子。水是有的，他把墨在碟子上磨幾下就可以寫文章了。找不到小碟子，把茶杯翻過來磨墨也可以寫。到重慶後一時還安定不下來，他也是用這種方法不停地寫。有一晚上，他住在北碚旅館裏，沒電，巴金就找到一小段蠟燭在房裏寫起來了。正在運筆如飛的時候，燭光逐漸微弱，蠟芯熄滅在殘留的蠟流之中，一下子黑暗包圍了他。這時的巴金多麽渴望有一線光亮啊！他多麽希望再有一段蠟燭，可是在那樣的黑夜，要找到一絲光亮太不容易了。
寫完《憩園》已是6月底。10月，書就由文化生活出版社送到讀者手中。
戰時社會的縮影——《第四號病室》
巴金與蕭珊在貴陽旅行結婚期間，到貴陽的中央醫院作了“矯正鼻中隔”手術。他住進醫院的三等病房第三病室。在這間有20多張床位的外科病房裏，他體會到窮苦人生病所受的苦難。因為沒有錢，得不到很好的醫治，病人一天天氣息奄奄地死去，然後像牲畜樣的被抬走。巴金感到這間病室就是戰時中國社會的縮影。
巴金寫《第四病室》，寫得順利極了。他不過把貴陽中央醫院的第三病室換了個名字叫第四病室。那些病人和病人的故事，他們怎樣受苦、掙紮、死亡，巴金幾乎是沒有修飾，沒有添枝加葉，樸素、逼真，照著生活的真實記錄下來的。
巴金寫了他住進病室第一個和他講話的病人，是因為去花溪途中翻車，摔斷了胳膊而住進醫院來的。在這個病室裏，病人要用現錢買藥，換藥的紗布也要付現錢買，不買就不給換藥，得不到治療。另外一個燒傷工人，巴金是看著他死去的。原因很簡單，病人所在的公司，付了住進院來的醫藥費就不管他了。病人呼喊著：“我身上一個錢也沒有，誰來管我啊。”第二天就閉上眼睛了。還有一個老年病人，後頸子生瘡見了骨頭才住進醫院，打了兩針就沒有錢再打針了。這位老人不著急治病，卻逼著兒子去買一塊他相中的墓地，作為最後的要求。這種黑暗加愚昧就是當時社會的縮影。小說隻“創造”了一個善良、熱情、麵帶笑容，看病、上藥都比較負責的年輕的女醫生。巴金的意思是在這種黑暗、悲慘的生活中，閃現一點光亮，給人們予希望。
為窮知識分子訴苦的《寒夜》
1944年初冬，巴金開始寫《寒夜》。那正是重慶的一個寒夜。空襲警報剛剛解除不久。《寒夜》的第一章，就是汪文宣躲警報的場麵，是巴金提筆前一兩個小時，他所看到的。這是寫普通人生活的作品，沒有曆史性大事件，正是因為它的人物典型性和普遍性而使《寒夜》成為史詩性作品。
《寒夜》中的汪文宣是一個小公務員，按時上下班，老實負責的工作，病了也不偷懶，可是薪水很低，讓人瞧不起。在汪文宣身上也有巴金的影子，那些年，巴金也像汪文宣那樣做校對工作。巴金比汪文宣稍好一些，他主要靠文學創作的稿費生活住在重慶民國路一座破爛的三層樓底樓。
他筆下的汪文宣住在三樓。那裏，許多知識分子都過著饑寒交迫的生活，肺結核是知識分子患的最普通的病，沒有錢醫。一支盤尼西林（青黴素）要一錢黃金，再加上不公平的社會帶給家庭各種鬱悶、怨恨的糾紛。許多人都死於這種狀況下。
巴金寫《寒夜》就是為貧苦的知識分子出氣、申冤叫屈，控訴那一天天爛下去的社會，為窮知識分子訴苦。那個社會除了官僚政客、耀武揚威的軍閥，最得意的就是做黃（金）白（米）生意的人。人們常說好人有好報，在那個時代、那個社會，偏偏是好人不得好報，壞人得誌倒是常見的事。
《寒夜》就是在民國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樓梯下麵一間小得不能再小、濕得不能再濕、黑得不能再黑的房子裏寫起來的，中間經過湘桂大撤退，日本人打到了貴州，忽然抗戰又勝利了。人心興奮一時，又跌到國民黨更加獨裁，一心要打內戰，人民生活更加困難，逃難的人有家回不去的“慘勝”境地中去。巴金小房子的周圍，訴苦聲、怨憤聲、吵罵聲、哭泣聲、呻吟聲，不用尋找就聲聲入耳。
巴金的這本小說，寫的就是這些人的痛苦。於是寫寫停停，一直到搬回上海，1946年除夕日，才寫完最後一個字。
走上新的道路
1945年8月10日晚，巴金在重慶跟著狂歡的民眾，迎接了日本宣告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的消息。然而，這種歡樂瞬間即逝了。蔣介石發布了共產黨軍隊原地待命，不準接受日軍投降的命令。巴金感悟到內戰的腳步聲已經響起，蔣獨裁要鯨吞全部勝利的果實。隨著一片複員聲，高官巨賈們帶著他們聚斂的錢財和抗戰夫人趕著去南京、上海，再發劫收財；流浪逃亡了8年的老百姓們，分享到的卻是失業、饑餓，賣掉最後的衣物買不到一張返鄉的船票，船票被公仆們及其關係戶瓜分了。千千萬萬沒有發過國難財的人，這時卻倒了勝利楣。想不到勝利竟是這麽一回事。巴金在失望中憤怒了，一向主張文學家用作品和讀者說話的巴金，不由地參加到一些社會活動中去。
1945年9月22日，國共兩黨在重慶的談判陷入僵局。這天下午，巴金受到周恩來的邀請，參加在上清寺桂園的一個聚會。巴金如約而去。
他發現到會的宋之的、沈浮、張駿祥、鄭君裏等都是戲劇電影界人士，隻有他是文學界的。他很少和這些人交往，隻有曹禺是他的老朋友。會議開始時，周恩來把大家一一介紹給毛澤東，並說：“這是我替主席在重慶交的朋友。”這是巴金初識毛澤東。毛澤東親切地和大家一一握手，興奮地向大家道辛苦說：“你們為進步事業出了力，你們是有功績的。”當毛澤東走到巴金麵前時，他認真地凝視著巴金，微笑地說：“我以前也相信無政府主義，也是個無政府主義者。”巴金報以會心的微笑，他對這位中共領袖心中不由得升起一種親切感。
巴金思索毛澤東的話。他想：現在既然走上了新的道路，參加了新的隊伍，就必須拿出全部力量，跟著大隊前進。巴金沒有忘記他的最大的敵人，他的最大敵人仍是封建製度和它的代表人物。他的熱情在體內燃燒著，他要掏出自己燃燒的心，拿起筆，寫作不止。
此前，他響應了郭沫若起草的《文化界向時局進言》，要求廢除限製人民自由的法令，組織全國一致的政府。1946年1月20日，茅盾、胡風、巴金等文藝界人士，發表致政治協商會議委員書，要求取消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
1946年5月，巴金離開重慶到上海。
從1940年11月到1946年5月，巴金曾在重慶活動，融入抗日救亡、爭取民主的洪流中，並先後創作了《火》、《憩園》、《第四號病室》、《寒夜》等名篇。1944年7月以後，巴金在重慶住了將近兩年時間。身在“戰時的首都”，他更加深刻地感受到這個社會一天天爛下去。巴金以他的作品和出版事業積極地投身到為受苦人申冤的行列，揭穿黑暗，呼喚光明。
江安之行
在作家群中，巴金與曹禺的情誼最為深厚。從《雷雨》起，巴金就是曹禺戲劇最初的讀者。曹禺的《日出》、《原野》，也是由巴金任編輯，由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然而，《蛻變》卻成了例外。1940年4月，巴金還在上海，《蛻變》在重慶演出。劇中的人物故事流傳在知識分子當中，並由商務印書館搶先印刷成書。巴金這年7月離開上海，經越南的海防到昆明，才看到了《蛻變》的劇本，並感動得流了眼淚。巴金到了重慶，馬上就去江安，看望了在國立劇專教書的曹禺。在那個偏僻的小城裏，巴金在曹禺家中過了6天安靜的日子。在菜油燈微光的搖晃下，他們整晚暢談。巴金決定買回《蛻變》的版權，交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作為曹禺戲劇集的又一新作。尤其重要的，他們談到把巴金的小說《家》由曹禺改編為劇本。這時上海已有吳天改編《家》為劇本，曹禺覺得自己是巴金的老朋友，他應該來改編，而且要改編得更好一些。他覺得對覺新更熟悉些，改編劇本就從這個人物著手。巴金支持他的想法。
巴金的江安之行，決定了曹禺改編《家》這件大事。曹禺不負厚望，1942年盛夏，他在重慶唐家沱借住在一艘待修的輪船上，打著赤膊，擦著流不盡的汗水，完成了《家》的改編。重慶幾家劇團都知道巴金這本問世10年、影響成千上萬的中國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家》，具有獨特的光彩和廣泛的價值，一旦搬上舞台，一定會引來大量觀眾。因此，幾家劇團都向曹禺請求，想得到首演權。曹禺早有打算。他說：“不論哪家劇團上演，劇中的女主角瑞玨，必須由張瑞芳扮演。”原來這個角色是曹禺為她量身打造的。這樣一來，由金山領導的中國藝術劇社首先摘牌，金山、張瑞芳分別扮演了劇中的覺新和瑞玨。《家》在重慶演出達80餘場，觀眾近8萬人。當時重慶人口90萬，幾乎十分之一的重慶市民都看過《家》的演出，創抗戰八年間一部話劇觀眾數字之冠。成都、桂林、昆明、西安等地劇團也演出了《家》，觀眾盛極一時。這之中，人們說不清是巴金小說的魅力，還是曹禺劇本的魅力，用1+1＞2來解說，當是最恰當的吧。
《家》的劇本，理所當然由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當時劇本出版的印數都在2，000冊左右，很少再版。唯獨劇本《家》出現奇跡，初版5，000冊已是破例。因為演出受到熱烈歡迎，劇本購者亦眾，立即又加印5，000冊。話劇劇本印到1萬冊，出版界在此以前也是沒有過的。
這兩件事，巴金聽到後大為欣悅。
《家》、《春》、《秋》的續篇——《憩園》
1941年1月，巴金回到離別18年的故鄉。成都家中的變化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他的五叔的死。這位五叔是《家》、《春》、《秋》中克定的原型。他由於吸毒，從家財萬貫而一貧如洗，最後竟淪為慣偷病死在獄中。這給巴金心中播下寫《憩園》的種子（憩園本是巴金老家花園的名字）。巴金本來打算把這本作為《家》、《春》、《秋》的續篇，擬書名為《冬》寫下去。寫一位闊少爺，揮霍完不勞而獲的錢財後，落下最悲慘的結局。
全書寫完後，巴金才把它定名為《憩園》。
1944年5月初，巴金與蕭珊到了貴陽。他們戀愛已久，這次就在貴陽郊外的花溪旅行結了婚。其時，巴金40歲。
在貴陽，巴金想起他尚未動筆的小說《冬》。他的五叔克定和發生在他老家憩園的一些事縈繞著他的思緒。那座花園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石，他都太熟悉了。他一動筆文思猶如泉湧，人物和場景都跑到他的筆下。
從貴陽到重慶的路坎坷崎嶇，一部破車，走走停停，呻喚不已。當時，巴金在皮包裏放一錠墨、一支小字筆和一大遝信箋，走到哪裏，就找一個小碟子。水是有的，他把墨在碟子上磨幾下就可以寫文章了。找不到小碟子，把茶杯翻過來磨墨也可以寫。到重慶後一時還安定不下來，他也是用這種方法不停地寫。有一晚上，他住在北碚旅館裏，沒電，巴金就找到一小段蠟燭在房裏寫起來了。正在運筆如飛的時候，燭光逐漸微弱，蠟芯熄滅在殘留的蠟流之中，一下子黑暗包圍了他。這時的巴金多麽渴望有一線光亮啊！他多麽希望再有一段蠟燭，可是在那樣的黑夜，要找到一絲光亮太不容易了。
寫完《憩園》已是6月底。10月，書就由文化生活出版社送到讀者手中。
戰時社會的縮影——《第四號病室》
巴金與蕭珊在貴陽旅行結婚期間，到貴陽的中央醫院作了“矯正鼻中隔”手術。他住進醫院的三等病房第三病室。在這間有20多張床位的外科病房裏，他體會到窮苦人生病所受的苦難。因為沒有錢，得不到很好的醫治，病人一天天氣息奄奄地死去，然後像牲畜樣的被抬走。巴金感到這間病室就是戰時中國社會的縮影。
巴金寫《第四病室》，寫得順利極了。他不過把貴陽中央醫院的第三病室換了個名字叫第四病室。那些病人和病人的故事，他們怎樣受苦、掙紮、死亡，巴金幾乎是沒有修飾，沒有添枝加葉，樸素、逼真，照著生活的真實記錄下來的。
巴金寫了他住進病室第一個和他講話的病人，是因為去花溪途中翻車，摔斷了胳膊而住進醫院來的。在這個病室裏，病人要用現錢買藥，換藥的紗布也要付現錢買，不買就不給換藥，得不到治療。另外一個燒傷工人，巴金是看著他死去的。原因很簡單，病人所在的公司，付了住進院來的醫藥費就不管他了。病人呼喊著：“我身上一個錢也沒有，誰來管我啊。”第二天就閉上眼睛了。還有一個老年病人，後頸子生瘡見了骨頭才住進醫院，打了兩針就沒有錢再打針了。這位老人不著急治病，卻逼著兒子去買一塊他相中的墓地，作為最後的要求。這種黑暗加愚昧就是當時社會的縮影。小說隻“創造”了一個善良、熱情、麵帶笑容，看病、上藥都比較負責的年輕的女醫生。巴金的意思是在這種黑暗、悲慘的生活中，閃現一點光亮，給人們予希望。
為窮知識分子訴苦的《寒夜》
1944年初冬，巴金開始寫《寒夜》。那正是重慶的一個寒夜。空襲警報剛剛解除不久。《寒夜》的第一章，就是汪文宣躲警報的場麵，是巴金提筆前一兩個小時，他所看到的。這是寫普通人生活的作品，沒有曆史性大事件，正是因為它的人物典型性和普遍性而使《寒夜》成為史詩性作品。
《寒夜》中的汪文宣是一個小公務員，按時上下班，老實負責的工作，病了也不偷懶，可是薪水很低，讓人瞧不起。在汪文宣身上也有巴金的影子，那些年，巴金也像汪文宣那樣做校對工作。巴金比汪文宣稍好一些，他主要靠文學創作的稿費生活住在重慶民國路一座破爛的三層樓底樓。
他筆下的汪文宣住在三樓。那裏，許多知識分子都過著饑寒交迫的生活，肺結核是知識分子患的最普通的病，沒有錢醫。一支盤尼西林（青黴素）要一錢黃金，再加上不公平的社會帶給家庭各種鬱悶、怨恨的糾紛。許多人都死於這種狀況下。
巴金寫《寒夜》就是為貧苦的知識分子出氣、申冤叫屈，控訴那一天天爛下去的社會，為窮知識分子訴苦。那個社會除了官僚政客、耀武揚威的軍閥，最得意的就是做黃（金）白（米）生意的人。人們常說好人有好報，在那個時代、那個社會，偏偏是好人不得好報，壞人得誌倒是常見的事。
《寒夜》就是在民國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樓梯下麵一間小得不能再小、濕得不能再濕、黑得不能再黑的房子裏寫起來的，中間經過湘桂大撤退，日本人打到了貴州，忽然抗戰又勝利了。人心興奮一時，又跌到國民黨更加獨裁，一心要打內戰，人民生活更加困難，逃難的人有家回不去的“慘勝”境地中去。巴金小房子的周圍，訴苦聲、怨憤聲、吵罵聲、哭泣聲、呻吟聲，不用尋找就聲聲入耳。
巴金的這本小說，寫的就是這些人的痛苦。於是寫寫停停，一直到搬回上海，1946年除夕日，才寫完最後一個字。
走上新的道路
1945年8月10日晚，巴金在重慶跟著狂歡的民眾，迎接了日本宣告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的消息。然而，這種歡樂瞬間即逝了。蔣介石發布了共產黨軍隊原地待命，不準接受日軍投降的命令。巴金感悟到內戰的腳步聲已經響起，蔣獨裁要鯨吞全部勝利的果實。隨著一片複員聲，高官巨賈們帶著他們聚斂的錢財和抗戰夫人趕著去南京、上海，再發劫收財；流浪逃亡了8年的老百姓們，分享到的卻是失業、饑餓，賣掉最後的衣物買不到一張返鄉的船票，船票被公仆們及其關係戶瓜分了。千千萬萬沒有發過國難財的人，這時卻倒了勝利楣。想不到勝利竟是這麽一回事。巴金在失望中憤怒了，一向主張文學家用作品和讀者說話的巴金，不由地參加到一些社會活動中去。
1945年9月22日，國共兩黨在重慶的談判陷入僵局。這天下午，巴金受到周恩來的邀請，參加在上清寺桂園的一個聚會。巴金如約而去。
他發現到會的宋之的、沈浮、張駿祥、鄭君裏等都是戲劇電影界人士，隻有他是文學界的。他很少和這些人交往，隻有曹禺是他的老朋友。會議開始時，周恩來把大家一一介紹給毛澤東，並說：“這是我替主席在重慶交的朋友。”這是巴金初識毛澤東。毛澤東親切地和大家一一握手，興奮地向大家道辛苦說：“你們為進步事業出了力，你們是有功績的。”當毛澤東走到巴金麵前時，他認真地凝視著巴金，微笑地說：“我以前也相信無政府主義，也是個無政府主義者。”巴金報以會心的微笑，他對這位中共領袖心中不由得升起一種親切感。
巴金思索毛澤東的話。他想：現在既然走上了新的道路，參加了新的隊伍，就必須拿出全部力量，跟著大隊前進。巴金沒有忘記他的最大的敵人，他的最大敵人仍是封建製度和它的代表人物。他的熱情在體內燃燒著，他要掏出自己燃燒的心，拿起筆，寫作不止。
此前，他響應了郭沫若起草的《文化界向時局進言》，要求廢除限製人民自由的法令，組織全國一致的政府。1946年1月20日，茅盾、胡風、巴金等文藝界人士，發表致政治協商會議委員書，要求取消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
1946年5月，巴金離開重慶到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