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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周恩來與抗戰戲劇家們
概述
抗日大後方的重慶，創造了中囯話劇的黃金時代，這當然與全國話劇界大量精英聚集在重慶有關。另外還有重要的一條，當年話劇的成長，處於生活艱難困苦、敵機狂轟濫炸、政治迫害頻繁的環境下，中共中央南方局予以陽光的照耀，雨露的滋潤、培土施肥般的各種關懷，其代表人物就是周恩來。60年來，我接觸並訪問過上百的藝術家們，他們無一不是同樣的感受。尤其是他在重慶，為劇本創作付岀的大量心血，灌注給人們無微不至的愛。
把《北京人》推向經典
1940年深秋，曹禺在江安完成了《北京人》的創作。
在《北京人》裏，曹禺傾心追求的是把人的靈魂、人的內心世界裏的細微感情描述出來；把人物性格的複雜性、豐富性、獨特性挖掘出來。隨著故事的發展，進入到人的靈魂深處，發現其審美價值而感動。《北京人》在思想和藝術成就上，勝於曹禺以前的幾個劇本，達到曹禺創作業績的高峰。然而，在曹禺劇本創作中，《北京人》是受到誤解和批評最多的一個劇本，不僅抗戰期間是這樣，延續到新中國成立以後17年間，也是如此。
1941年夏天，曹禺把這個新寫的劇本刻印出來，拿給在重慶的張駿祥，請他排演。
張駿祥是留學美國的戲劇家，歸國後在江安國立劇專任教。1941年離開江安到重慶，準備去上海創辦小劇院。張駿祥看到《北京人》這個好劇本，感悟到在重慶從事話劇工作也大有可為。他決心留下來，把江安國立劇專一批優秀的畢業生、乃至沒有畢業的學生，江村、耿震、沈揚、趙韞如、劉厚生、呂恩、張家浩、蔣廷藩、李恩傑等，聚集在中央青年劇社，又找來張瑞芳，大家認認真真地排起戲來。
《北京人》1941年10月26日起，在抗建堂劇場演出。那時候的重慶文藝界人才濟濟，派別也多，因為是曹禺的新作，議論紛紛，褒貶不一。文藝界人士有幾種意見比較突出：
一是說：曹禺寫了抗戰內容的《蛻變》之後，又去寫與抗戰無關的劇本，這是倒退。斯時也，正是某幾位“左派”文藝家批判梁實秋的所謂“文藝與抗戰無關”論後的不久。於是有人說，《北京人》是曹禺對現實“於失望之餘，悲哀心情的表現”。
二是說：劇本寫一個封建大家庭沒落、瓦解的故事，這個家庭孤單單的，與外界沒有多大的聯係，能有多大的意義？於是有人批評曹禺，愛戀封建社會的道德與感情，低回婉轉地不忍割舍。
三是說：這出戲中出現了一個猿人的影子，劇中有一大段歌頌原始社會生活的話，有人借此指責曹禺不夠進步，指導思想模糊。張道藩抓住出現的猿人身影做文章，批評劇本脫離抗戰現實。
以上這些評論，來自進步文芝界和國民黨方麵的都有。但是，大家都讚賞曹禺在《北京人》中表現出來的才華，說劇本中人物性格塑造得好。
周恩來很少看一次戲就發表意見。他一遍又一遍地觀看了《北京人》的演出，他先派記者了解戲劇界各方麵人士對戲的意見，又問了身邊工作人員看戲後的意見，然後經過中共南方局內部人員的討論，由張穎寫出評論文章，徐冰修改定稿，以《關於枙北京人枛》為題，署名茜萍，發表在1942年2月6日《新華日報》。文章說：“抗戰期間固然應該多寫活生生的英勇戰績和抗戰人物，但也不妨寫些暴露舊社會黑暗的劇本，去驚醒那些被舊社會桎梏束縛得喘不過氣來的人們，助之走向太陽、走向光明、走向新的生活。”這樣，就回答了對《北京人》與抗戰無關的批評。文章就瑞貞和愫芳的出走指出：劇本“雖沒有明確地指出消滅舊製度的具體出路，卻已暗示了改造舊社會的新生力量的所在”。當時，《新華日報》刊登的文章在進步文化人中是有權威性影響的。
1942年2月，《北京人》第二輪演出，周恩來又一次去抗建堂看了演出，到後台看望了導演張駿祥和演員們。之後，周恩來邀請曹禺到曾家岩50號敘談。他讚賞曹禺在《北京人》中對封建家庭崩潰的描寫，十分真實而深刻。劇中人物栩栩如生，是一部反封建的力作。同時，周恩來對曹禺在《北京人》中發出對於原始人類的憧憬，寄托了對未來的希望，發表了意見。
曹禺對劇本中的北京人，借人類學者袁任敢之口是這樣說的：這是人類的祖先，也是人類的希望。那時候的人要愛就愛，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不怕死，也不怕生。他們整年盡著自己的性情，自由地活著，沒有禮教來拘束，沒有文明來捆綁，沒有虛偽，沒有欺詐，沒有陰險，沒有陷害，沒有矛盾，也沒有苦惱，吃生肉，喝鮮血，太陽曬著，風吹著，雨淋著，沒有現在那麽多吃人的文明，而他們是非常快活的。
周恩來就此對曹禺說：“外麵對劇中這種表現有批評，我以為這是作家一種想象的表現，不必苛求。”接著又說：“您還在向往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哪，我們現在已經有了延安。這一處是否要修改，請您考慮。如果改起來有困難不要勉強”。周恩來是從政治的視角說這番話，提了這樣的意見。
在曹禺這方麵，他是經過深思熟慮而這樣寫的，北京人的存在是為了和在封建社會壓抑下的人們，不敢愛、不敢恨、不敢哭、不敢喊相對比的；也是對封建禮教衛道者，他們的欺詐、虛偽、陰險、陷害作對照，是劇本整體不可分割的部分。曹禺沒有為此修改劇本。建國後，周恩來身居國家總理的高位，他也沒有橫加幹涉這件事，至今這段話仍然保留在《北京人》劇本中。但，對於周恩來和他這次親切的交談，曹禺深為感動而銘記在心。
周恩來沒有因為他的意見未被采納而冷淡曹禺，仍然一以貫之地關心曹禺的劇本創作。尤其在建國以後，對於曹禺以往創作的劇本《蛻變》予以保護，對曹禺新創作的《明朗的天》、《膽劍篇》更加關懷；對於建國後曹禺在創作上的苦悶，盡量予以解決。
當年，《關於枙北京人枛》一文在重慶發表後，影響確實很大。拂去罩在《北京人》上麵的塵土，觀眾來看《北京人》的越來越多。繼重慶演出以後，香港、桂林、成都、西安、洛陽、蘭州、貴陽、昆明乃至延安都有演出。抗戰勝利後的北京、上海，新中國成立後的各大城市，近期的我國台灣、菲律賓、新加坡以及美國都常有演出《北京人》的，《北京人》不愧為曹禺巔峰之作。
如今，《北京人》已躋身在世界文學之林，屹立在經典藝術殿堂。
救活《棠棣之花》
1941年10月，周恩來在重慶提出：慶祝郭沫若50壽辰和創作25周年。這一提議得到各地文化界人士熱烈響應，連國民黨文化界的首領人物張道藩、潘公展也表示要“共襄盛舉”。郭沫若針對抗戰陣營中剛發生不久的同室操戈事，把他1920寫就的曆史劇《棠棣之花》，重新創作，以古喻今，回報大家。
《棠棣之花》表現聶嫈、聶政不畏強暴，壯烈犧牲的精神；又有聶嫈殉其弟，春姑殉其心上人，兩女同殉聶政的悲壯故事，確實使人慨歎，使人哭泣。然而，當時的郭沫若畢竟不擅長寫戲。這部立意極佳、詩意馥鬱的劇本拿出來以後，先後找應雲衛、史東山、陳鯉庭、馬彥祥幾位著名導演排練，他們都說：“《棠棣之花》有詩無戲。”婉言推辭了。老舍對《棠棣之花》的批評更為尖銳，說其中某一幕“不甚高明，沒有這一幕，我想也許更好些”。
這件事既使郭沫若自慚，又使周恩來為難，郭先生的劇本不能演出，他的五秩壽辰也失去光彩。周恩來深知藝術創作不能強人所難，決定在中共黨員中想辦法：商請老黨員石淩鶴導演，大家協助。11月1日，淩鶴肩負起這一重擔。郭沫若表示，請導演大膽修改劇本。
這段內情是事隔40多年後，1985年我到上海去，淩鶴身體日衰，養病在家時對我講的。
石淩鶴既然受權修改劇本，他把第五幕刪去8頁，增加了酒家女春姑的台詞，同時減少群眾、樂隊、宮女等人物。刪削這些枝蔓，著力渲染春姑對聶政愛戀的戲。到了春姑聽說聶政要為國捐軀、行刺俠累時，增加了這樣一場戲：她不憚羞怯，折桃花一枝獻之聶政，表示對聶政的崇敬與愛慕，蘊涵希望他平安歸來兩相聚的意思。少女、桃花、英雄，互為映襯，這絕妙的一筆，創造了極富詩意的莊嚴場麵。
不料，郭沫若在為此得意之餘，筆下生風，又在劇本中加上酒家母抱著一大捆桃花贈給食客韓山堅這一情節。韓性格坦率，他說：“你這一大捆桃花，我隻有放在水缸裏了。”郭沫若自認為是錦上添花的一筆。導演淩鶴認為藝術恰到好處才為美，增之一分則太長，但礙於郭沫若是文壇領軍人物，又是他的上級，不好給郭沫若潑冷水，於是他把苦悶訴之於周恩來。
彩排之日，周恩來請演員們把兩種處理方法都演一遍。兩種處理方法引來兩種不同的效果。前一種莊嚴凝重，後一種引得觀眾哄堂大笑，破壞了送別聶政的悲壯氣氛。這時周恩來對郭沫若說：“你看酒家母送桃花這一段是不是就算了。”經過舞台上兩相對比的演出，郭沫若自己也感到這是畫蛇添足的一筆，欣然從劇本中把它拿掉。
《棠棣之花》於1941年11月20日在重慶抗建堂上演。這出戲，以“主張集合，反對分裂”為主題，正是對當時蔣介石同室操戈的抨擊。它是黑暗中燃起的第一支火把，引起觀眾強烈的共鳴。
周恩來很喜歡《棠棣之花》，深深地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他多次對身邊工作人員說，郭沫若為什麽在劇中特別強調“士為知己者死呢？”這絕不是封建思想，這是他對黨的感情至深的表現。
《棠棣之花》雖然上演了，為使劇本更臻完美，周恩來對劇本做了逐字逐句的推敲。他於12月15日致函郭沫若，從郭沫若是四川人，不熟悉北方常用語，到劇中“您”和“你”準確的運用，一一提出意見。函曰：“沫兄：劇本讀過，我在字句上的斟酌，另書紙上，請考慮。”這個字句上的斟酌，長達二千餘言。
這部被認為“有詩無戲”的劇本，幾乎被棄置於問世之初，經過周恩來的關注與編、導、演共同努力，救活了這個劇本，和觀眾見麵。假如，《棠棣之花》寫出後，當時沒有人願意排演，郭沫若不再涉足於劇本創作，我們這個世界上，《屈原》、《虎符》這樣的經典名著出現，也不是不可能的。
值得研究的《孔雀膽》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1942年，英、美和中國結成反法西斯聯盟，蔣介石降低了反共的調子，中共南方局的工作又活躍起來，周恩來忙得吃飯都急急匆匆。
12月接近年底的一天，南方局負責與文化界相聯係的張穎正在吃午飯，周恩來回來了。他問張穎：“《孔雀膽》的劇本你看過了？聽說最近就要演出。我本來要和郭老詳談一下劇本的，晚上，你幫我跑一趟。”
繼《棠棣之花》之後，郭沫若創作的黃金時期到來了。他又寫出了劇本《屈原》、《虎符》、《高漸離》，9月間，僅用了五天半時間，完成四幕史劇《孔雀膽》的創作。這樣，郭沫若在1942年產生了四部大型曆史劇。
張穎已經看過《孔雀膽》劇本，她覺得郭老寫的劇本更成熟了。《孔雀膽》劇情動人，結構嚴謹，人物命運勾人心弦。她隨口說了幾大好處，周恩來卻皺著眉頭說：“光想到戲好看，你就不想到別的了。”周恩來馬上去到自己的小屋裏，拿了一本油印演出本給張穎說：“你再看看，下午我再找你。”
《孔雀膽》講的是元朝末年雲南梁王之女阿蓋公主與大理總管段功悲慘的愛情故事。段功打敗了反抗元朝統治的農民軍隊，保護了梁王的政權，獲得了阿蓋公主深情的愛，卻遭到垂涎阿蓋公主已久的丞相車裏特朩爾的忌恨。車裏特木爾施計毒死王子，嫁禍段功，迫使阿蓋公主用“孔雀膽”去毒死段功。阿蓋公主保護了段功，段功卻被車裏特木爾另施計謀殺害。郭沫若創作這個劇本的初衷是號召民族團結，但是由於他的詩人性格的衝動和他過於同情阿蓋公主這場淒婉的愛情，忽視了段功獲得阿蓋公主的愛是因為他打敗了農民的反抗，幫助了梁王的統治，這種勝利是非正義性質的。段功和阿蓋公主生死不渝的愛情也不能成為民族團結的象征。
張穎再讀周恩來拿給她的《孔雀膽》演出本，隻見許多地方都有用紅藍鉛筆劃下的橫線，卻沒有注釋是什麽意思，看得出周恩來是認真閱讀過，有話要說。那時候的張穎，年輕，對於劇中寫的曆史和人物，尤其是關於少數民族的，真的搞不懂，隻有心中著急。果然，傍晚時候，周恩來找張穎來了，說：不怪你看不出問題。你往郭老家跑一趟，本來約好我去看他的，今天實在太忙。你替我傳話說：《孔雀膽》劇本寫得還不錯，但史實很值得硏究。現在上演此劇，在意義上是不可能與《屈原》、《虎符》等劇本並論的。但是否上演，請郭老自己商量決定。
當晚，張穎趕緊前往天官府的郭沫若家中。這明明是批評性的意見，郭老聽到後會作出什麽樣的反應呢？張穎心中亂紛紛的，她隻有把周恩來的話記牢，記得一字不差。
張穎在郭老麵前，像背書一樣地把周恩來的話傳達了。郭老專心地傾聽著。聽完，又請張穎重複一遍。然後，他回應道：周公的意見是有道理的。我對某些曆史人物常有偏見偏愛，這是很難改的毛病。周恩來對郭老新寫的《孔雀膽》這樣負責，關心郭老，一直如此，郭老十分感動。但是沒有辦法了，應雲衛花了很大力氣把它排練完成，馬上就要演出，郭老因此覺得很遺憾。
張穎回去把情況匯報給周恩來，關於《孔雀膽》演出與否，周恩來不以領導人自居，不強加於人。
以後，郭沫若每有新作，周恩來仍然認真地閱讀，就是身在延安，他也要致函郭老：“帶來一讀。”領導人與作家互相敬重、互為知音的好作風，永遠地值得我們學習。
1946年4月8日，郭沫若在抗建堂對重慶文藝界作《抗戰八年的曆史劇》的演講，在演講中他說：“段功（《孔雀膽》中的主角）和當時的農民革命是站在反對立場的……所以，作家們下筆的時候還需留意，不要因為對古人的同情，而歪曲了史實。”顯然，這是郭沫若接受了周恩來對《孔雀膽》的意見後，作出有錯即改的自我批評。這種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新中國成立後，有人把《孔雀膽》改編為戲曲劇本，因為故事曲折動人，常有演出。話劇界無演出者。
為夏衍新作請客看演出
香港被日寇占領後，經黨組織積極營救，夏衍是最後一批從日本兵艦包圍的海上，曆經驚險潛渡歸來，輾轉到了重慶。期間，他遇到了兩位研究醫學的知識分子，他們分別在北平協和醫院及香港瑪麗醫院工作，現在都從科學之宮裏被日本強盜驅趕到戰火的現實中來了。夏衍因此想到，許多搞科學研究的人不關心政治，法西斯主義卻成為阻礙科學發展的大敵。日本一些善良的、正直的、相信醫學是超然的醫生，卻被征集去為日本軍國主義者製造細菌彈，把傷寒、霍亂、黑死病推向敵對國家。夏衍從而創作了《法西斯細菌》劇本，作為學醫的人在人生道路上的參考。
六十多年前，看過這出戲在重慶、成都演出的觀眾，有好幾處至今仍留有深刻的印象。日軍攻占盧溝橋後，留學東京的細菌學家俞實夫的小孩，因為是中國人，受到日本孩子的欺淩。滬戰爆發後，俞實夫攜妻子靜子回到上海，女傭張媽夾個小包袱站在靜子麵前要求辭職，因為靜子是日本人，張媽用沉默和堅決，表示了一個中國平民的愛國心；靜子黯然地低下頭來，突然轉身走進裏屋去，觀眾從靜子後背上，看出她在抽泣，表達了一個正直的日本人內心的痛苦。在日軍占領香港後的一場中，靜子家中闖進三個搶劫財物的日本兵，他們腳踢了俞實夫，猥褻了靜子，打死了反抗暴行的錢裕，靜子在眾人沉默中，淒厲地一字一字地說道：“我親自看到我的同胞日本人，公然的搶劫、奸淫、屠殺，做一切非人的事情……我總希望他不是事實，現在，我看見了……”說完，暈倒下去。在這場日本侵華戰爭中，靜子也是受害者，從此，她和我們在一起，消滅法西斯細菌。她和俞實夫到了大後方紅十字醫院，投身抗日洪流中去。
《法西斯細菌》是10月17日由中華劇藝社在囯泰大戲院公演的，從而揭開1942年重慶霧季公演的帷幕。戲中對法西斯主義的斥責，在觀眾中引起強烈的反響。周恩來三次觀看了演出。演出的第四天，夏衍接通知到了曾家岩周公館，周恩來請了幾位中外著名醫生看這出戲，請夏衍作陪。周恩來說：“這出戲寫得不錯，我還是喜歡它。我看過你的《上海屋簷下》、《一年間》，清淡當然也是一種風格，但我覺得你的戲寫得太冷。”
幾位醫生看戲後說，這出寫醫生參加反法西斯戰爭的戲能夠上演，感到非常高興。又說，現在美國參戰了，美國許多細菌研究人員，都到盟國前線去了。他們的表態和傳來的信息，增添了夏衍對劇本的信心。看這出戲的觀眾越來越多，從八成座賣到長時期都是滿座，共演出了18場，觀眾達25，200人。著名評論家顏翰彤（劉念渠）、章罌（張穎）等都著文予以好評。
12月30日，重慶突然出現一篇《談夏衍的枙法西斯細菌枛》的文章，是批評該劇的，火氣很大。那時候輿論並不一律，不足為奇，因為發表在《新華日報》，乃引起人們注意。這篇文章主要說，劇中“勉強”科學家俞實夫參加紅十字會工作，放棄細菌學的研究，是一種“前線主義”。夏衍讀後，認為這是文藝與抗戰無關論的翻版，於是寫了《公式、符咒與“批評”》一文，不客氣地予以反駁。孰料，兩年以後的1946年1月16日，文藝“政治標準第一”正在重慶推行時，有人化名田進，發表了《抗戰八年的戲劇創作》長文，刊登在《新華日報》上，指責《法西斯細菌》的作者，把細菌學家俞實夫錯誤地推向大後方抗戰洪流中去，那裏哪是光明的出路？意思是光明的出路隻有到延安去。不錯，延安是革命的聖地，但就俞實夫這個具體人物而言，他有這種覺悟，這種要求到延安去嗎？這是置文藝創作規律於不顧，十足的教條主義的批評。
夏衍這時已奉周恩來之命，到上海另有重要任務。有當年周恩來對《法西斯細菌》的評價，以及重慶觀眾對該劇的熱烈反響，他對這個劇本已是心中有數。夏衍不願再開筆戰。
1989年建國40周年，《法西斯細菌》入選《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大後方文學書係》戲劇卷。
七看《風雪夜歸人》
周恩來七看《風雪夜歸人》，不僅是重慶抗戰劇壇的佳話；這也是喜愛話劇的周恩來，畢生看過的話劇中，次數最多的一出話劇。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國民黨政府戰時首都重慶的生活，兩極分化愈演愈烈。官僚政客花天酒地，紙醉金迷；勞苦大眾更加貧困，餓殍遍野。這時，吳祖光在歸元寺中央青年劇社一間小黑屋子裏，寫出話劇《風雪夜歸人》。
劇本寫民國十年左右，北方某城市一個官家姨太太玉春和唱花旦的魏蓮生相愛的故事。玉春不滿那吃人的社會，反抗黑暗，追求光明。這部戲，揭露了當時社會上群醜的倒行逆施，很有現實意義。
吳祖光從小就是泡戲園子長大的。他雖身為少爺，卻喜歡與受苦受難的窮人交朋友。為這樣的朋友生，為這樣的朋友死，他認為是幸福的。
吳祖光畢生就是這樣一種人。從來，吳祖光對自己的作品，都感覺寫得不好而無限後悔。《風雪夜歸人》寫出來以後，他感到自己寫了自己所熟悉的人，所愛好的人，也發現自己就隱藏在這部作品的角落裏。全劇寫起來得心應手。
導演賀孟斧一眼看上了這出戲。他挑選基本功紮實、表演準確細膩的路曦扮演玉春，有“話劇皇帝”之稱的項堃飾魏蓮生。1943年2月25日，《風雪夜歸人》在重慶抗建堂首演；1945年再度演出。名導演、好演員，互增光輝。
在這出戲第一次演出中，演到第13天時，蔣介石行營辦公廳主任錢大鈞，帶著姨太太來看戲，看了一半，即拂袖而去。第二天戲就被禁演了，說這個戲誨淫誨盜。在這出戲兩度演出中，周恩來不避抗建堂兩百多級石階的高坡，七次觀看《風雪夜歸人》，他不僅是為了欣賞，更多的是對這出戲的關心。
《風》劇上演以後，深深地吸引著大量觀眾。在賦予它極高評價的同時，對於玉春命運的處理，有著不同意見。玉春和蓮生相愛事發後，玉春被送給一個當鹽運使的大官當姨太太，她竟年複一年地忍受下來。《新華日報》發表了劇評家章罌的《評枙風雪夜歸人枛》文章，主張把表現玉春結局的尾聲全部拿掉。這個意見當時震動了重慶戲劇界，吳祖光卻平靜地說：“這個戲的序幕與尾聲是同一時間發生在室內與室外的戲，拿掉尾聲，序幕也不必要了，《風雪夜歸人》的名字也就不存在了。”然而，吳祖光對這個人物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那個時代反麵的勢力太大，玉春想掙紮也掙紮不過去，玉春隻能向生活妥協了。
當時，周恩來和吳祖光進行了交談。他說：“你寫了一部反封建的好戲，反帝與反封建同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不能忽視的重要內容。”但是，他對劇中玉春的處理有意見。他說：“玉春那麽好的一個形象，那麽聰明，那麽有頭腦，她能說服魏蓮生，給他人生啟示，說明她是充滿智慧的女子。
在戲裏，你給她這麽長期的妥協處理，就不符合事物發展規律，如要符合事物發展規律，她就不應該作這樣的妥協。”但是，周恩來並沒有要吳祖光非改寫不可。吳祖光卻感受到周恩來是以革命家的眼光看生活，他深深地感受到周恩來對他的作品關心。
1950年的一天，已經是中央人民政府總理的周恩來，約吳祖光到他家去。周總理看到吳祖光，第一句話就問：“《風雪夜歸人》你打算怎麽改？”吳祖光老實地說：“我沒有準備改。”周總理說：“還是要改，主要是尾聲，玉春的結局不能這樣。”希望吳祖光考慮一下修改。吳祖光這才認真地對待，他把尾聲重新寫過，寫得很長，很吃力，很不滿意。到了1957年，吳祖光把尾聲全部改回來，隻是在中間，把那位當了鹽運史的大官，向送玉春給他的蘇弘基說了句：“二十年前，你送給我玉春這個大活人，我至今也不明白，你為什麽要把她送給我？自從她進了我家門，一句話也不說。”
吳祖光消化了周總理給他指點的精神，把玉春寫成啞巴，用這樣的表現方法來寫玉春的反抗，完成了玉春性格統一。
從1942年到1957年，15年了，周總理一直關心著這個劇本。遺憾的是，1957年正當這個劇本改好，由北京人藝演出時，吳祖光已被打入另冊，和社會隔離開來。他不知道敬愛的周總理，是否看過修改後《風雪夜歸人》。
之後，上海、天津、重慶、香港、台北等各大城市上演《風雪夜歸人》，用的都是根據周恩來的意見，經過吳祖光深思熟慮後，巧妙地改成的這個本子。
為於伶創作《杏花春雨江南》解惑
1943年，國民黨當局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重慶進步戲劇界首先身受其害。3月13日禁演吳祖光的《風雪夜歸人》。接著又禁演了郭沫若的《高漸離》，陳白塵的《石達開》，曹禺的《原野》等116種劇本。進步的戲劇家們何去何從，熱切地盼望聽到黨的指示。
6月下旬，周恩來在天官府郭沫若寓所，召集中華劇藝社、中國藝術劇社等劇團負責人、主要編導，以及出版界人士商量對策。
會上，周恩來就共產國際宣布解散後，國內外法西斯勢力猖獗的局勢作了分析。他告訴大家，我們要有充分準備，要穩紮穩打，不要亂衝亂闖，注意保護幹部。他說，話劇仍然是最具有活力的藝術。他即將去延安參加中共七大籌備工作，時間較長。他希望知道在下一屆“霧季公演”中，重慶將有一些什麽劇目上演。我們既要對國民黨查禁了大批劇本和出版物提抗議，也要有新的作品拿出來。
周恩來的這番話，給處境艱難的戲劇工作者鼓勵了鬥誌。與會者說，有準備重演《大地回春》、《陌上秋》的，也準備了反映抗戰生活的《山城故事》、《重慶屋簷下》新作品。但是大家有一個共同的困難，反動迫害加劇，卓有新意、反映人民呼聲的創作問世至為不易。
周恩來鼓勵大家說：“不要因為處境困難就一籌莫展，就是在極端不利的情況下，還是可以做些工作的。”
這時，有著淪陷區豐富生活底蘊的劇作家於伶提出，他要寫他的劇本《夜上海》續編——《杏花春雨江南》。劇本反映淪陷區人民在日寇占領後的水深火熱中，進行反掃蕩鬥爭，呼喚大後方國軍，早日收複失地。他請示周恩來，這樣的題材值不值得寫、能不能寫。
這個敏銳的問題一提出來，立刻引起全場人士注意。聚精凝神地望著周恩來，看他如何回答。
周恩來先吟誦了宋朝陸遊的詩句“遺民淚盡胡塵裏”，頓了一頓。他回答道：“淪陷區人民盼望國軍打回去，望眼欲穿；幾百萬國軍擔負著抗日主戰場的任務，責無旁貸。是誰不積極打擊日寇，置人民於水火不顧，而蓄意製造摩擦。這個題材可以回答這個問題，當然值得寫。你一定要把這個劇本寫好。”
於伶得到周恩來對劇本設想的首肯，十分興奮，迅速投入創作之中，完成了他的《夜上海》續篇——《杏花春雨江南》。在這部新作裏，人物和情節與《夜上海》相聯，劇中避居上海的梅嶺春和女兒梅萼輝回到江南農村老家，他們的莊園受到抗日遊擊隊的保護，梅嶺春的愛國氣節有了進一步表現，隨著淪陷區人民反掃蕩的鬥爭，他們共同向大後方發出呼喚：“一切為了反攻！搶救淪陷區的人民！收複淪陷了的土地！”之後，梅嶺春父女都投向遊擊隊上了山。
1943年10月8日，《杏花春雨江南》由中國藝術劇社在重慶演出，史東山導演，金山飾梅嶺春。這部反映淪陷區人民抗日鬥爭，體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精神的劇本，受到廣大觀眾熱烈歡迎，僅重慶一地就連演30場，各大城市及專業演劇團隊也有演出，在大後方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打倒倭寇，收複失地”成為全民的呼聲。國民黨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對這個劇本不僅沒有挑出差錯來，還審時度勢，以該劇提倡人倫氣節，激勵捐軀報國為由，頒給榮譽獎狀。
這一切證明周恩來所說：“即使在極端不利的情況下，還是可以做些工作的。”
周恩來就是這樣一位知識淵博、目光深邃的領導人。他能為你的劇本創作闡明深層次的意義，而不急功近利，又能指出問題，有助於你去修改。更重要的，他從不是把意見強加於人而強人所難的領導，而是用社會上交朋友的方式，向你的作品傳播以陽光雨露，做一位對你充滿愛心的好朋友。
抗戰戲劇家們深深地把周恩來懷念在心，熱愛在心，銘記在心。
2008年元月四日完稿
抗日大後方的重慶，創造了中囯話劇的黃金時代，這當然與全國話劇界大量精英聚集在重慶有關。另外還有重要的一條，當年話劇的成長，處於生活艱難困苦、敵機狂轟濫炸、政治迫害頻繁的環境下，中共中央南方局予以陽光的照耀，雨露的滋潤、培土施肥般的各種關懷，其代表人物就是周恩來。60年來，我接觸並訪問過上百的藝術家們，他們無一不是同樣的感受。尤其是他在重慶，為劇本創作付岀的大量心血，灌注給人們無微不至的愛。
把《北京人》推向經典
1940年深秋，曹禺在江安完成了《北京人》的創作。
在《北京人》裏，曹禺傾心追求的是把人的靈魂、人的內心世界裏的細微感情描述出來；把人物性格的複雜性、豐富性、獨特性挖掘出來。隨著故事的發展，進入到人的靈魂深處，發現其審美價值而感動。《北京人》在思想和藝術成就上，勝於曹禺以前的幾個劇本，達到曹禺創作業績的高峰。然而，在曹禺劇本創作中，《北京人》是受到誤解和批評最多的一個劇本，不僅抗戰期間是這樣，延續到新中國成立以後17年間，也是如此。
1941年夏天，曹禺把這個新寫的劇本刻印出來，拿給在重慶的張駿祥，請他排演。
張駿祥是留學美國的戲劇家，歸國後在江安國立劇專任教。1941年離開江安到重慶，準備去上海創辦小劇院。張駿祥看到《北京人》這個好劇本，感悟到在重慶從事話劇工作也大有可為。他決心留下來，把江安國立劇專一批優秀的畢業生、乃至沒有畢業的學生，江村、耿震、沈揚、趙韞如、劉厚生、呂恩、張家浩、蔣廷藩、李恩傑等，聚集在中央青年劇社，又找來張瑞芳，大家認認真真地排起戲來。
《北京人》1941年10月26日起，在抗建堂劇場演出。那時候的重慶文藝界人才濟濟，派別也多，因為是曹禺的新作，議論紛紛，褒貶不一。文藝界人士有幾種意見比較突出：
一是說：曹禺寫了抗戰內容的《蛻變》之後，又去寫與抗戰無關的劇本，這是倒退。斯時也，正是某幾位“左派”文藝家批判梁實秋的所謂“文藝與抗戰無關”論後的不久。於是有人說，《北京人》是曹禺對現實“於失望之餘，悲哀心情的表現”。
二是說：劇本寫一個封建大家庭沒落、瓦解的故事，這個家庭孤單單的，與外界沒有多大的聯係，能有多大的意義？於是有人批評曹禺，愛戀封建社會的道德與感情，低回婉轉地不忍割舍。
三是說：這出戲中出現了一個猿人的影子，劇中有一大段歌頌原始社會生活的話，有人借此指責曹禺不夠進步，指導思想模糊。張道藩抓住出現的猿人身影做文章，批評劇本脫離抗戰現實。
以上這些評論，來自進步文芝界和國民黨方麵的都有。但是，大家都讚賞曹禺在《北京人》中表現出來的才華，說劇本中人物性格塑造得好。
周恩來很少看一次戲就發表意見。他一遍又一遍地觀看了《北京人》的演出，他先派記者了解戲劇界各方麵人士對戲的意見，又問了身邊工作人員看戲後的意見，然後經過中共南方局內部人員的討論，由張穎寫出評論文章，徐冰修改定稿，以《關於枙北京人枛》為題，署名茜萍，發表在1942年2月6日《新華日報》。文章說：“抗戰期間固然應該多寫活生生的英勇戰績和抗戰人物，但也不妨寫些暴露舊社會黑暗的劇本，去驚醒那些被舊社會桎梏束縛得喘不過氣來的人們，助之走向太陽、走向光明、走向新的生活。”這樣，就回答了對《北京人》與抗戰無關的批評。文章就瑞貞和愫芳的出走指出：劇本“雖沒有明確地指出消滅舊製度的具體出路，卻已暗示了改造舊社會的新生力量的所在”。當時，《新華日報》刊登的文章在進步文化人中是有權威性影響的。
1942年2月，《北京人》第二輪演出，周恩來又一次去抗建堂看了演出，到後台看望了導演張駿祥和演員們。之後，周恩來邀請曹禺到曾家岩50號敘談。他讚賞曹禺在《北京人》中對封建家庭崩潰的描寫，十分真實而深刻。劇中人物栩栩如生，是一部反封建的力作。同時，周恩來對曹禺在《北京人》中發出對於原始人類的憧憬，寄托了對未來的希望，發表了意見。
曹禺對劇本中的北京人，借人類學者袁任敢之口是這樣說的：這是人類的祖先，也是人類的希望。那時候的人要愛就愛，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不怕死，也不怕生。他們整年盡著自己的性情，自由地活著，沒有禮教來拘束，沒有文明來捆綁，沒有虛偽，沒有欺詐，沒有陰險，沒有陷害，沒有矛盾，也沒有苦惱，吃生肉，喝鮮血，太陽曬著，風吹著，雨淋著，沒有現在那麽多吃人的文明，而他們是非常快活的。
周恩來就此對曹禺說：“外麵對劇中這種表現有批評，我以為這是作家一種想象的表現，不必苛求。”接著又說：“您還在向往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哪，我們現在已經有了延安。這一處是否要修改，請您考慮。如果改起來有困難不要勉強”。周恩來是從政治的視角說這番話，提了這樣的意見。
在曹禺這方麵，他是經過深思熟慮而這樣寫的，北京人的存在是為了和在封建社會壓抑下的人們，不敢愛、不敢恨、不敢哭、不敢喊相對比的；也是對封建禮教衛道者，他們的欺詐、虛偽、陰險、陷害作對照，是劇本整體不可分割的部分。曹禺沒有為此修改劇本。建國後，周恩來身居國家總理的高位，他也沒有橫加幹涉這件事，至今這段話仍然保留在《北京人》劇本中。但，對於周恩來和他這次親切的交談，曹禺深為感動而銘記在心。
周恩來沒有因為他的意見未被采納而冷淡曹禺，仍然一以貫之地關心曹禺的劇本創作。尤其在建國以後，對於曹禺以往創作的劇本《蛻變》予以保護，對曹禺新創作的《明朗的天》、《膽劍篇》更加關懷；對於建國後曹禺在創作上的苦悶，盡量予以解決。
當年，《關於枙北京人枛》一文在重慶發表後，影響確實很大。拂去罩在《北京人》上麵的塵土，觀眾來看《北京人》的越來越多。繼重慶演出以後，香港、桂林、成都、西安、洛陽、蘭州、貴陽、昆明乃至延安都有演出。抗戰勝利後的北京、上海，新中國成立後的各大城市，近期的我國台灣、菲律賓、新加坡以及美國都常有演出《北京人》的，《北京人》不愧為曹禺巔峰之作。
如今，《北京人》已躋身在世界文學之林，屹立在經典藝術殿堂。
救活《棠棣之花》
1941年10月，周恩來在重慶提出：慶祝郭沫若50壽辰和創作25周年。這一提議得到各地文化界人士熱烈響應，連國民黨文化界的首領人物張道藩、潘公展也表示要“共襄盛舉”。郭沫若針對抗戰陣營中剛發生不久的同室操戈事，把他1920寫就的曆史劇《棠棣之花》，重新創作，以古喻今，回報大家。
《棠棣之花》表現聶嫈、聶政不畏強暴，壯烈犧牲的精神；又有聶嫈殉其弟，春姑殉其心上人，兩女同殉聶政的悲壯故事，確實使人慨歎，使人哭泣。然而，當時的郭沫若畢竟不擅長寫戲。這部立意極佳、詩意馥鬱的劇本拿出來以後，先後找應雲衛、史東山、陳鯉庭、馬彥祥幾位著名導演排練，他們都說：“《棠棣之花》有詩無戲。”婉言推辭了。老舍對《棠棣之花》的批評更為尖銳，說其中某一幕“不甚高明，沒有這一幕，我想也許更好些”。
這件事既使郭沫若自慚，又使周恩來為難，郭先生的劇本不能演出，他的五秩壽辰也失去光彩。周恩來深知藝術創作不能強人所難，決定在中共黨員中想辦法：商請老黨員石淩鶴導演，大家協助。11月1日，淩鶴肩負起這一重擔。郭沫若表示，請導演大膽修改劇本。
這段內情是事隔40多年後，1985年我到上海去，淩鶴身體日衰，養病在家時對我講的。
石淩鶴既然受權修改劇本，他把第五幕刪去8頁，增加了酒家女春姑的台詞，同時減少群眾、樂隊、宮女等人物。刪削這些枝蔓，著力渲染春姑對聶政愛戀的戲。到了春姑聽說聶政要為國捐軀、行刺俠累時，增加了這樣一場戲：她不憚羞怯，折桃花一枝獻之聶政，表示對聶政的崇敬與愛慕，蘊涵希望他平安歸來兩相聚的意思。少女、桃花、英雄，互為映襯，這絕妙的一筆，創造了極富詩意的莊嚴場麵。
不料，郭沫若在為此得意之餘，筆下生風，又在劇本中加上酒家母抱著一大捆桃花贈給食客韓山堅這一情節。韓性格坦率，他說：“你這一大捆桃花，我隻有放在水缸裏了。”郭沫若自認為是錦上添花的一筆。導演淩鶴認為藝術恰到好處才為美，增之一分則太長，但礙於郭沫若是文壇領軍人物，又是他的上級，不好給郭沫若潑冷水，於是他把苦悶訴之於周恩來。
彩排之日，周恩來請演員們把兩種處理方法都演一遍。兩種處理方法引來兩種不同的效果。前一種莊嚴凝重，後一種引得觀眾哄堂大笑，破壞了送別聶政的悲壯氣氛。這時周恩來對郭沫若說：“你看酒家母送桃花這一段是不是就算了。”經過舞台上兩相對比的演出，郭沫若自己也感到這是畫蛇添足的一筆，欣然從劇本中把它拿掉。
《棠棣之花》於1941年11月20日在重慶抗建堂上演。這出戲，以“主張集合，反對分裂”為主題，正是對當時蔣介石同室操戈的抨擊。它是黑暗中燃起的第一支火把，引起觀眾強烈的共鳴。
周恩來很喜歡《棠棣之花》，深深地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他多次對身邊工作人員說，郭沫若為什麽在劇中特別強調“士為知己者死呢？”這絕不是封建思想，這是他對黨的感情至深的表現。
《棠棣之花》雖然上演了，為使劇本更臻完美，周恩來對劇本做了逐字逐句的推敲。他於12月15日致函郭沫若，從郭沫若是四川人，不熟悉北方常用語，到劇中“您”和“你”準確的運用，一一提出意見。函曰：“沫兄：劇本讀過，我在字句上的斟酌，另書紙上，請考慮。”這個字句上的斟酌，長達二千餘言。
這部被認為“有詩無戲”的劇本，幾乎被棄置於問世之初，經過周恩來的關注與編、導、演共同努力，救活了這個劇本，和觀眾見麵。假如，《棠棣之花》寫出後，當時沒有人願意排演，郭沫若不再涉足於劇本創作，我們這個世界上，《屈原》、《虎符》這樣的經典名著出現，也不是不可能的。
值得研究的《孔雀膽》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1942年，英、美和中國結成反法西斯聯盟，蔣介石降低了反共的調子，中共南方局的工作又活躍起來，周恩來忙得吃飯都急急匆匆。
12月接近年底的一天，南方局負責與文化界相聯係的張穎正在吃午飯，周恩來回來了。他問張穎：“《孔雀膽》的劇本你看過了？聽說最近就要演出。我本來要和郭老詳談一下劇本的，晚上，你幫我跑一趟。”
繼《棠棣之花》之後，郭沫若創作的黃金時期到來了。他又寫出了劇本《屈原》、《虎符》、《高漸離》，9月間，僅用了五天半時間，完成四幕史劇《孔雀膽》的創作。這樣，郭沫若在1942年產生了四部大型曆史劇。
張穎已經看過《孔雀膽》劇本，她覺得郭老寫的劇本更成熟了。《孔雀膽》劇情動人，結構嚴謹，人物命運勾人心弦。她隨口說了幾大好處，周恩來卻皺著眉頭說：“光想到戲好看，你就不想到別的了。”周恩來馬上去到自己的小屋裏，拿了一本油印演出本給張穎說：“你再看看，下午我再找你。”
《孔雀膽》講的是元朝末年雲南梁王之女阿蓋公主與大理總管段功悲慘的愛情故事。段功打敗了反抗元朝統治的農民軍隊，保護了梁王的政權，獲得了阿蓋公主深情的愛，卻遭到垂涎阿蓋公主已久的丞相車裏特朩爾的忌恨。車裏特木爾施計毒死王子，嫁禍段功，迫使阿蓋公主用“孔雀膽”去毒死段功。阿蓋公主保護了段功，段功卻被車裏特木爾另施計謀殺害。郭沫若創作這個劇本的初衷是號召民族團結，但是由於他的詩人性格的衝動和他過於同情阿蓋公主這場淒婉的愛情，忽視了段功獲得阿蓋公主的愛是因為他打敗了農民的反抗，幫助了梁王的統治，這種勝利是非正義性質的。段功和阿蓋公主生死不渝的愛情也不能成為民族團結的象征。
張穎再讀周恩來拿給她的《孔雀膽》演出本，隻見許多地方都有用紅藍鉛筆劃下的橫線，卻沒有注釋是什麽意思，看得出周恩來是認真閱讀過，有話要說。那時候的張穎，年輕，對於劇中寫的曆史和人物，尤其是關於少數民族的，真的搞不懂，隻有心中著急。果然，傍晚時候，周恩來找張穎來了，說：不怪你看不出問題。你往郭老家跑一趟，本來約好我去看他的，今天實在太忙。你替我傳話說：《孔雀膽》劇本寫得還不錯，但史實很值得硏究。現在上演此劇，在意義上是不可能與《屈原》、《虎符》等劇本並論的。但是否上演，請郭老自己商量決定。
當晚，張穎趕緊前往天官府的郭沫若家中。這明明是批評性的意見，郭老聽到後會作出什麽樣的反應呢？張穎心中亂紛紛的，她隻有把周恩來的話記牢，記得一字不差。
張穎在郭老麵前，像背書一樣地把周恩來的話傳達了。郭老專心地傾聽著。聽完，又請張穎重複一遍。然後，他回應道：周公的意見是有道理的。我對某些曆史人物常有偏見偏愛，這是很難改的毛病。周恩來對郭老新寫的《孔雀膽》這樣負責，關心郭老，一直如此，郭老十分感動。但是沒有辦法了，應雲衛花了很大力氣把它排練完成，馬上就要演出，郭老因此覺得很遺憾。
張穎回去把情況匯報給周恩來，關於《孔雀膽》演出與否，周恩來不以領導人自居，不強加於人。
以後，郭沫若每有新作，周恩來仍然認真地閱讀，就是身在延安，他也要致函郭老：“帶來一讀。”領導人與作家互相敬重、互為知音的好作風，永遠地值得我們學習。
1946年4月8日，郭沫若在抗建堂對重慶文藝界作《抗戰八年的曆史劇》的演講，在演講中他說：“段功（《孔雀膽》中的主角）和當時的農民革命是站在反對立場的……所以，作家們下筆的時候還需留意，不要因為對古人的同情，而歪曲了史實。”顯然，這是郭沫若接受了周恩來對《孔雀膽》的意見後，作出有錯即改的自我批評。這種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新中國成立後，有人把《孔雀膽》改編為戲曲劇本，因為故事曲折動人，常有演出。話劇界無演出者。
為夏衍新作請客看演出
香港被日寇占領後，經黨組織積極營救，夏衍是最後一批從日本兵艦包圍的海上，曆經驚險潛渡歸來，輾轉到了重慶。期間，他遇到了兩位研究醫學的知識分子，他們分別在北平協和醫院及香港瑪麗醫院工作，現在都從科學之宮裏被日本強盜驅趕到戰火的現實中來了。夏衍因此想到，許多搞科學研究的人不關心政治，法西斯主義卻成為阻礙科學發展的大敵。日本一些善良的、正直的、相信醫學是超然的醫生，卻被征集去為日本軍國主義者製造細菌彈，把傷寒、霍亂、黑死病推向敵對國家。夏衍從而創作了《法西斯細菌》劇本，作為學醫的人在人生道路上的參考。
六十多年前，看過這出戲在重慶、成都演出的觀眾，有好幾處至今仍留有深刻的印象。日軍攻占盧溝橋後，留學東京的細菌學家俞實夫的小孩，因為是中國人，受到日本孩子的欺淩。滬戰爆發後，俞實夫攜妻子靜子回到上海，女傭張媽夾個小包袱站在靜子麵前要求辭職，因為靜子是日本人，張媽用沉默和堅決，表示了一個中國平民的愛國心；靜子黯然地低下頭來，突然轉身走進裏屋去，觀眾從靜子後背上，看出她在抽泣，表達了一個正直的日本人內心的痛苦。在日軍占領香港後的一場中，靜子家中闖進三個搶劫財物的日本兵，他們腳踢了俞實夫，猥褻了靜子，打死了反抗暴行的錢裕，靜子在眾人沉默中，淒厲地一字一字地說道：“我親自看到我的同胞日本人，公然的搶劫、奸淫、屠殺，做一切非人的事情……我總希望他不是事實，現在，我看見了……”說完，暈倒下去。在這場日本侵華戰爭中，靜子也是受害者，從此，她和我們在一起，消滅法西斯細菌。她和俞實夫到了大後方紅十字醫院，投身抗日洪流中去。
《法西斯細菌》是10月17日由中華劇藝社在囯泰大戲院公演的，從而揭開1942年重慶霧季公演的帷幕。戲中對法西斯主義的斥責，在觀眾中引起強烈的反響。周恩來三次觀看了演出。演出的第四天，夏衍接通知到了曾家岩周公館，周恩來請了幾位中外著名醫生看這出戲，請夏衍作陪。周恩來說：“這出戲寫得不錯，我還是喜歡它。我看過你的《上海屋簷下》、《一年間》，清淡當然也是一種風格，但我覺得你的戲寫得太冷。”
幾位醫生看戲後說，這出寫醫生參加反法西斯戰爭的戲能夠上演，感到非常高興。又說，現在美國參戰了，美國許多細菌研究人員，都到盟國前線去了。他們的表態和傳來的信息，增添了夏衍對劇本的信心。看這出戲的觀眾越來越多，從八成座賣到長時期都是滿座，共演出了18場，觀眾達25，200人。著名評論家顏翰彤（劉念渠）、章罌（張穎）等都著文予以好評。
12月30日，重慶突然出現一篇《談夏衍的枙法西斯細菌枛》的文章，是批評該劇的，火氣很大。那時候輿論並不一律，不足為奇，因為發表在《新華日報》，乃引起人們注意。這篇文章主要說，劇中“勉強”科學家俞實夫參加紅十字會工作，放棄細菌學的研究，是一種“前線主義”。夏衍讀後，認為這是文藝與抗戰無關論的翻版，於是寫了《公式、符咒與“批評”》一文，不客氣地予以反駁。孰料，兩年以後的1946年1月16日，文藝“政治標準第一”正在重慶推行時，有人化名田進，發表了《抗戰八年的戲劇創作》長文，刊登在《新華日報》上，指責《法西斯細菌》的作者，把細菌學家俞實夫錯誤地推向大後方抗戰洪流中去，那裏哪是光明的出路？意思是光明的出路隻有到延安去。不錯，延安是革命的聖地，但就俞實夫這個具體人物而言，他有這種覺悟，這種要求到延安去嗎？這是置文藝創作規律於不顧，十足的教條主義的批評。
夏衍這時已奉周恩來之命，到上海另有重要任務。有當年周恩來對《法西斯細菌》的評價，以及重慶觀眾對該劇的熱烈反響，他對這個劇本已是心中有數。夏衍不願再開筆戰。
1989年建國40周年，《法西斯細菌》入選《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大後方文學書係》戲劇卷。
七看《風雪夜歸人》
周恩來七看《風雪夜歸人》，不僅是重慶抗戰劇壇的佳話；這也是喜愛話劇的周恩來，畢生看過的話劇中，次數最多的一出話劇。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國民黨政府戰時首都重慶的生活，兩極分化愈演愈烈。官僚政客花天酒地，紙醉金迷；勞苦大眾更加貧困，餓殍遍野。這時，吳祖光在歸元寺中央青年劇社一間小黑屋子裏，寫出話劇《風雪夜歸人》。
劇本寫民國十年左右，北方某城市一個官家姨太太玉春和唱花旦的魏蓮生相愛的故事。玉春不滿那吃人的社會，反抗黑暗，追求光明。這部戲，揭露了當時社會上群醜的倒行逆施，很有現實意義。
吳祖光從小就是泡戲園子長大的。他雖身為少爺，卻喜歡與受苦受難的窮人交朋友。為這樣的朋友生，為這樣的朋友死，他認為是幸福的。
吳祖光畢生就是這樣一種人。從來，吳祖光對自己的作品，都感覺寫得不好而無限後悔。《風雪夜歸人》寫出來以後，他感到自己寫了自己所熟悉的人，所愛好的人，也發現自己就隱藏在這部作品的角落裏。全劇寫起來得心應手。
導演賀孟斧一眼看上了這出戲。他挑選基本功紮實、表演準確細膩的路曦扮演玉春，有“話劇皇帝”之稱的項堃飾魏蓮生。1943年2月25日，《風雪夜歸人》在重慶抗建堂首演；1945年再度演出。名導演、好演員，互增光輝。
在這出戲第一次演出中，演到第13天時，蔣介石行營辦公廳主任錢大鈞，帶著姨太太來看戲，看了一半，即拂袖而去。第二天戲就被禁演了，說這個戲誨淫誨盜。在這出戲兩度演出中，周恩來不避抗建堂兩百多級石階的高坡，七次觀看《風雪夜歸人》，他不僅是為了欣賞，更多的是對這出戲的關心。
《風》劇上演以後，深深地吸引著大量觀眾。在賦予它極高評價的同時，對於玉春命運的處理，有著不同意見。玉春和蓮生相愛事發後，玉春被送給一個當鹽運使的大官當姨太太，她竟年複一年地忍受下來。《新華日報》發表了劇評家章罌的《評枙風雪夜歸人枛》文章，主張把表現玉春結局的尾聲全部拿掉。這個意見當時震動了重慶戲劇界，吳祖光卻平靜地說：“這個戲的序幕與尾聲是同一時間發生在室內與室外的戲，拿掉尾聲，序幕也不必要了，《風雪夜歸人》的名字也就不存在了。”然而，吳祖光對這個人物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那個時代反麵的勢力太大，玉春想掙紮也掙紮不過去，玉春隻能向生活妥協了。
當時，周恩來和吳祖光進行了交談。他說：“你寫了一部反封建的好戲，反帝與反封建同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不能忽視的重要內容。”但是，他對劇中玉春的處理有意見。他說：“玉春那麽好的一個形象，那麽聰明，那麽有頭腦，她能說服魏蓮生，給他人生啟示，說明她是充滿智慧的女子。
在戲裏，你給她這麽長期的妥協處理，就不符合事物發展規律，如要符合事物發展規律，她就不應該作這樣的妥協。”但是，周恩來並沒有要吳祖光非改寫不可。吳祖光卻感受到周恩來是以革命家的眼光看生活，他深深地感受到周恩來對他的作品關心。
1950年的一天，已經是中央人民政府總理的周恩來，約吳祖光到他家去。周總理看到吳祖光，第一句話就問：“《風雪夜歸人》你打算怎麽改？”吳祖光老實地說：“我沒有準備改。”周總理說：“還是要改，主要是尾聲，玉春的結局不能這樣。”希望吳祖光考慮一下修改。吳祖光這才認真地對待，他把尾聲重新寫過，寫得很長，很吃力，很不滿意。到了1957年，吳祖光把尾聲全部改回來，隻是在中間，把那位當了鹽運史的大官，向送玉春給他的蘇弘基說了句：“二十年前，你送給我玉春這個大活人，我至今也不明白，你為什麽要把她送給我？自從她進了我家門，一句話也不說。”
吳祖光消化了周總理給他指點的精神，把玉春寫成啞巴，用這樣的表現方法來寫玉春的反抗，完成了玉春性格統一。
從1942年到1957年，15年了，周總理一直關心著這個劇本。遺憾的是，1957年正當這個劇本改好，由北京人藝演出時，吳祖光已被打入另冊，和社會隔離開來。他不知道敬愛的周總理，是否看過修改後《風雪夜歸人》。
之後，上海、天津、重慶、香港、台北等各大城市上演《風雪夜歸人》，用的都是根據周恩來的意見，經過吳祖光深思熟慮後，巧妙地改成的這個本子。
為於伶創作《杏花春雨江南》解惑
1943年，國民黨當局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重慶進步戲劇界首先身受其害。3月13日禁演吳祖光的《風雪夜歸人》。接著又禁演了郭沫若的《高漸離》，陳白塵的《石達開》，曹禺的《原野》等116種劇本。進步的戲劇家們何去何從，熱切地盼望聽到黨的指示。
6月下旬，周恩來在天官府郭沫若寓所，召集中華劇藝社、中國藝術劇社等劇團負責人、主要編導，以及出版界人士商量對策。
會上，周恩來就共產國際宣布解散後，國內外法西斯勢力猖獗的局勢作了分析。他告訴大家，我們要有充分準備，要穩紮穩打，不要亂衝亂闖，注意保護幹部。他說，話劇仍然是最具有活力的藝術。他即將去延安參加中共七大籌備工作，時間較長。他希望知道在下一屆“霧季公演”中，重慶將有一些什麽劇目上演。我們既要對國民黨查禁了大批劇本和出版物提抗議，也要有新的作品拿出來。
周恩來的這番話，給處境艱難的戲劇工作者鼓勵了鬥誌。與會者說，有準備重演《大地回春》、《陌上秋》的，也準備了反映抗戰生活的《山城故事》、《重慶屋簷下》新作品。但是大家有一個共同的困難，反動迫害加劇，卓有新意、反映人民呼聲的創作問世至為不易。
周恩來鼓勵大家說：“不要因為處境困難就一籌莫展，就是在極端不利的情況下，還是可以做些工作的。”
這時，有著淪陷區豐富生活底蘊的劇作家於伶提出，他要寫他的劇本《夜上海》續編——《杏花春雨江南》。劇本反映淪陷區人民在日寇占領後的水深火熱中，進行反掃蕩鬥爭，呼喚大後方國軍，早日收複失地。他請示周恩來，這樣的題材值不值得寫、能不能寫。
這個敏銳的問題一提出來，立刻引起全場人士注意。聚精凝神地望著周恩來，看他如何回答。
周恩來先吟誦了宋朝陸遊的詩句“遺民淚盡胡塵裏”，頓了一頓。他回答道：“淪陷區人民盼望國軍打回去，望眼欲穿；幾百萬國軍擔負著抗日主戰場的任務，責無旁貸。是誰不積極打擊日寇，置人民於水火不顧，而蓄意製造摩擦。這個題材可以回答這個問題，當然值得寫。你一定要把這個劇本寫好。”
於伶得到周恩來對劇本設想的首肯，十分興奮，迅速投入創作之中，完成了他的《夜上海》續篇——《杏花春雨江南》。在這部新作裏，人物和情節與《夜上海》相聯，劇中避居上海的梅嶺春和女兒梅萼輝回到江南農村老家，他們的莊園受到抗日遊擊隊的保護，梅嶺春的愛國氣節有了進一步表現，隨著淪陷區人民反掃蕩的鬥爭，他們共同向大後方發出呼喚：“一切為了反攻！搶救淪陷區的人民！收複淪陷了的土地！”之後，梅嶺春父女都投向遊擊隊上了山。
1943年10月8日，《杏花春雨江南》由中國藝術劇社在重慶演出，史東山導演，金山飾梅嶺春。這部反映淪陷區人民抗日鬥爭，體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精神的劇本，受到廣大觀眾熱烈歡迎，僅重慶一地就連演30場，各大城市及專業演劇團隊也有演出，在大後方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打倒倭寇，收複失地”成為全民的呼聲。國民黨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對這個劇本不僅沒有挑出差錯來，還審時度勢，以該劇提倡人倫氣節，激勵捐軀報國為由，頒給榮譽獎狀。
這一切證明周恩來所說：“即使在極端不利的情況下，還是可以做些工作的。”
周恩來就是這樣一位知識淵博、目光深邃的領導人。他能為你的劇本創作闡明深層次的意義，而不急功近利，又能指出問題，有助於你去修改。更重要的，他從不是把意見強加於人而強人所難的領導，而是用社會上交朋友的方式，向你的作品傳播以陽光雨露，做一位對你充滿愛心的好朋友。
抗戰戲劇家們深深地把周恩來懷念在心，熱愛在心，銘記在心。
2008年元月四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