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專權,妄興麓川之役,不僅沒有達到示天威於邊疆蠻夷的目的,而且使得南方各地的諸苗部落紛紛騷動,明朝廷與少數民族之間的關係更趨於緊張。王振胡作非為,淩駕於昏弱無主的英宗之上,弄得天怒人怨,正統後期,全國各地爆發了農民起義,形成武裝反抗鬥爭的第一次高潮。
福建左布政使宋彰,原任參政之職,是個專門巴結權閹的貪官。他用侵吞的民脂民膏,買通宦官,花費萬兩銀子賄賂王振。王振見錢眼開,將宋彰提升為左布政使(左、右布政使為一省的最高行政長官)。宋彰升遷官職之後,便將行賄買官所費銀兩,按戶攤派到老百姓頭上。福建民眾不堪忍受宋彰的魚肉,紛紛起來反抗,燃起暴動的烽火。
正統十二年(1447),浙江慶元(今寧波市)人葉宗留在浙、閩、贛交界地區開采銀礦,受到官府追捕,忍無可忍之下,據險立寨,舉旗造反,勢力很快發展到數萬人。受葉宗留暴動的影響,福建也爆發了鄧茂七領導的農民起義。
鄧茂七是江西建昌(今江西南城)人,出身佃農,為人豪俠多智,因在家鄉殺死惡霸地主,為逃避官府追捕,來到福建寧化,後輾轉至沙縣生活。沙縣的地主以高額地租剝削佃農,還強迫佃農將地租送上門來,稱“送租”;逢年過節,佃農還得給地主奉送雞鴨魚肉之類額外禮品,稱“冬牲”。佃農苦不堪言,鄧茂七號召佃農起來拒絕“送租”和“冬牲”,得到貧苦佃農的響應和擁護。地主們聯名向縣官告發鄧茂七。縣府派兵卒抓捕時,鄧茂七率眾反抗,殺死幾名官兵。知縣聞報,又派300名士兵前來鎮壓,又被鄧茂七率兵“格殺殆盡”。正統十三年(1448)2月,鄧茂七公開起兵,自號“鏟平王”。義旗一舉,四方響應,貧苦農民紛紛帶金鼓器械前來投奔,很快聚集到幾萬人眾。鄧茂七率領義軍攻占20餘縣,與閩、浙山區的葉宗留起義軍互為聲援,震動了整個東南地區。
葉宗留起義發生後,明朝廷派禦史柳華督理閩、浙、贛三省兵力,王振派他的門下太監曹吉祥監軍,一同鎮壓起義軍。但葉宗留起義還未平息,鄧茂七起義又相繼而起。明廷於正統十三年8月命都督劉聚、僉都禦史張楷等率兵鎮壓。臨行前,英宗和王振特意召見張楷,麵授機宜,要他盡快討滅反民。劉聚、張楷督軍由江西進入福建,11月,葉宗留在與官軍激戰中,被流矢所傷,英勇犧牲。
此時,鄧茂七在福建分兵出擊,一路向南連克德化、永春、安溪,進逼泉州;一路向西攻陷連城、上杭等縣。義軍隊伍發展到數十萬人,控製了福建。義軍連連取勝,官軍敗報不斷,英宗嚴厲斥責張楷,並以殺頭相警告。正統十四年(1449)正月,英宗又增派寧陽侯陳懋為總兵,征夷將軍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陳豫為左右副總兵,以太監曹吉祥、王瑾為監軍,帶領由京營、江西、浙江調集的勁兵,裝備著神機銃炮,進入福建鎮壓鄧茂七義軍。在優勢的官軍麵前,鄧茂七堅持抗擊,拒絕誘降。明軍采取軍事進剿和招降離間的兩手策略。由於扼守建陽的義軍首領黃琴叛變,明大軍順利進入福建。2月,鄧茂七親率義軍攻擊延平郡城,陷入明軍的埋伏,在激戰中中箭犧牲。鄧茂七死後,義軍餘部堅持鬥爭一年餘,才完全失敗。
正統年間的東南農民和礦工起義,除了封建社會的基本矛盾土地和賦稅問題之外,宦官專製造成的“政由賄成”,官吏貪汙與賄賂也是重要的一個原因。宦官擅權納賄,其富有程度駭人聽聞。上行下效,貪汙和賄賂使得整個官僚階層腐敗墮落,遭殃的最終是下層百姓。以王振為首的大小宦官,遍布全國各地,他們所到之處,淩辱地方官員,刻意搜刮民財,其危害一是亂政紊綱,使官場腐敗黑暗;二是殘民誤國,導致社會矛盾激化。於是,官逼民反,大規模的農民武裝起義便勢不可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