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入宮之前也曾參加科舉考試,以求官運,但久考無功。及至淨身進入皇宮,二十多年還未顯達,這使得他心中的貪欲因未實現而變得更加強烈。朱祁鎮登基稱帝之後,王振時來運轉,欣喜異常。他所企求的,首先是權勢地位,其次是金銀財富,田園府宅。自從太皇太後張氏病故之後,王振便放手撈取錢財。他在皇城內大興土木,為自己建造華麗的府第。又在住宅旁建造智化寺,刻石豎碑,為他自己祈福。京城內外有他的府宅好幾處,都是宏麗寬敞,不亞於宮中建築。
為了聚斂財物,王振公開地收取賄賂,賣官鬻爵。在王振恃寵弄權期間,他的門庭若市,晝夜不閉。那些阿諂逢迎者,爭著向王振送禮行賄,以求升遷。那些畏懼王振威勢的官僚,為了免受其害,也違心地登門送禮,以求消災。那些清正廉潔的官員,不忍榨取百姓血汗以奉權奸的,王振便尋找借口或誣陷罪名,予以整治。
各地官員凡進京朝見皇帝,必先拜見王振,納財送禮。稍有怠慢,必遭禍殃。送禮者以百金為常,送千金者,王振心中高興,就款待其人飽醉一頓。王振收取財賄,一向不問送賄者官位高低,行賄越多,王振越說其人政績顯著。因巴結行賄而升任兵部尚書的徐、工部侍郎王,竟公開聲言自己給王振送禮,並代王振傳言:凡是不願送禮者,就是有意怠慢他。
江陰人徐頤,常熟人魏某,都是家富於財,也想謀個官職。徐頤以重金賄求於王振,便很快得到了中書舍人的職位。魏某走別的門路,化錢買來主事的職位。京城中人稱徐、魏二人是“金中書”、“銀主事”。
宣德年間以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的周忱,居官清正廉明。但他為避王振的氣焰,在其新建私第完工後,不得不委曲求全,送上鬆江府織造的地毯。周忱沒有開罪王振,得以在江南繼續任職,政績顯著。
正統十一年(1446)3月,巡撫河南、山西的於謙入京朝見。官佐及友人勸於謙帶上禮物,或者地方上的特產,以免招來不測之禍。於謙是永樂年間的進士,後經閣臣楊士奇舉薦,升任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於謙每到一地,輕騎簡從,延訪民間疾苦,興利除害,深受百姓愛戴。“三楊”輔政時,對於謙非常器重信任,他所奏報之事,很快就予批準。於謙生性剛直不阿,不願奴顏屈膝以事王振這個當道權閹。麵對友人和下屬的關切,於謙心中非常感激,他提筆賦詩道:“手帕蘑菇及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於謙將詩貼在中堂正廳,以明心跡。隨後,他兩袖清風進京,沒有給王振送上財禮。王振早就忌恨於謙不阿從自己,便指派黨徒李錫給於謙加上對皇上不滿的罪名,將他關入大牢,問成死罪。消息傳出之後,朝野一片嘩然。河南和山西的官民聞訊,上萬人赴京城請願,請求無罪開釋於謙。王振一看事情弄大了,怕惹出政局波動的麻煩,隻好釋放於謙,但仍罷免了他的巡撫之職。兩省的官員氣憤難平,再次赴京伏闕請願,於謙才得以官複原職。王振以一己之私心,如此隨意處分大臣,擾亂朝綱,足見其威權之盛,足見英宗朝政治黑暗腐敗之程度。
王振自己直接收受臣民財禮賄賂之外,又驅使他的親信黨羽到處搜刮民脂民膏。他的走狗郭敬,是大同鎮守太監,每年按主子的旨意,製造銅鐵箭頭送給塞外的蒙古瓦刺部,瓦刺則以良馬回贈。
王振迷信佛教,於正統十三年(1448)重修慶壽寺,動用民役上萬人,耗費資財數十萬。重修的慶壽寺雄偉宏觀,老百姓怨聲載道,以歌謠“竭民之膏,勞民之髓,不得遮風,不得避雨”痛罵此事。
早在正統五年(1440),王振還亂發度牒,佞佛斂財。所謂“度牒”是古代官府發給僧人的身份證明文件。凡俗人出家為僧,需由官府審查,合格後方才發給度牒。有度牒的僧人可以免除賦稅勞役。王振在半年時間裏,賣出度牒2萬餘份,弄得京城街頭隨處可見和尚、道士。這些遊蕩社會的寄生階層,不事產業勞作,又不納稅服役,不僅減少了政府的財政收入,而且大量地空耗人力財物於虛妄的宗教活動。
王振擅權招賄,多方聚斂,在他死後被抄家時,竟發現有金銀60餘庫,玉盤百麵,高達六、七尺的珊瑚數十株,其餘珍貨寶物不可勝計。在京城和各地,王振還廣占田地莊園,畜養馬匹數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