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二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公元1424年二月十六日),鄭和奉朝廷命令,出使舊港。但是,他還沒有回來,朱棣皇帝就死了,太子朱高熾繼位。鄭和在政治上失去了支持他的力量。朱高熾認為,鄭和下西洋耗費太多,是先朝一項弊政,遂罷“西洋寶船”。幸虧鄭和是先朝舊臣,而且立過許多功勞,皇上也不過於難為他,叫他做了南京守備。那時鄭和已55歲。
朱高熾是個短命皇帝,登上皇帝寶座不到一年就死了。他的長子朱瞻基於公元1426年即位。鄭和依然任南京守備。
明宣宗朱瞻基登上皇帝寶座以後,看到來朝的外國使節及進貢的禮物越來越少,於是決定要繼承他祖父朱棣的事業,再次組織下西洋的船隊。宣德五年(公元1403年)六月,朱瞻基詔命鄭和再次出使西洋諸國。當時,鄭和已經是年近六旬的老人了,但他受命不辭,迅速組織起一支龐大的船隊。這次下西洋,是鄭和第七次遠航,也是鄭和的最後一次遠航。
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初六(公元1431年1月19日),鄭和率船隊從龍灣(今南京下關)開航,隨行人員有王景弘、李興、朱良、周滿、洪寶、楊真、張達、吳忠、朱真、王衡、馬歡、郭崇禮、費信、鞏珍等,共27550人。船隊擁有“清和”號、“惠康”號、“長寧”號、“安濟”號、“清遠”號等大型寶船61艘。2月3日,船隊到達劉家港。在劉家港,鄭和等樹立了《通番事跡記》石碑,記下了他們前六次出使的曆程,並乞求神靈保佑這次出使平安無事。4月8日,船隊到達福建長樂,進行了較長時間的準備工作,並在南山三峰塔寺立了《天妃靈應之記》的石碑。
宣德六年十二月九日(公元1432年1月12日),鄭和船隊駛出五虎門,踏上了遠洋航行的征程。這次出使,到達的國家有:占城、爪哇、舊港、滿剌加、蘇門答剌、錫蘭、古裏、忽魯謨斯、溜山、木骨都束、卜剌哇、竹步(今非洲東岸的Djobo)、祖法兒、阿丹、剌撒等。船隊到達古裏國時,正值古裏國王差人到伊斯蘭教聖地麥加,鄭和便派通事七人,隨著古裏的國船,訪問了麥加,並在麥加購買了各種珍寶、異獸,畫了天堂圖。
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七月,鄭和圓滿完成了出使西洋的任務,率領船隊回到了國內。蘇門答剌等十七國使節也隨船隊來到中國,訪問明朝政府。
鄭和第七次出使西洋歸來不久,便因病去世了。以鄭和為統帥的大規模的遠航活動也隨之停止了。
鄭和七下西洋,曆時近30年,遍訪亞非30餘國,擴大了我國同海外各國之間的貿易往來,發展了中國的海外航運,促進了國際文化和經濟各方麵的交流,增加了中國的國際政治影響,增強了中國人民和亞非各國人民的友誼。這不僅是中國航海史上的一次偉大壯舉,在世界航海史上也寫下了光輝的篇章。鄭和是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航海家。
鄭和七次出使西洋,對中國社會經濟的影響是十分明顯的。第一,直接促進了中國古代造船業的發展,使明朝的造船業達到了中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中國的造船業,自唐宋以來,一直居於世界的領先地位。宋元時期已能製造近40丈長、12帆的大型船舶了。明朝對造船業更加重視,已初步形成了較為完備的造船體係。為了造船,明朝政府在南京鍾山設桐園、漆園、棕園,植樹數千株;在南京西北建立了長350丈、寬138丈的造船場,調取浙江、江西、湖廣、福建、江蘇等地四百多戶熟練的造船工匠,到南京造船。此外,江蘇太倉、淮南清江、遼寧金州、海州、河北直沽(今天津市)、山東登州、浙江明州、福建漳州、泉州、福州等地都設有造船場。造船場內分工細致,有木工、工、箬篷工、櫓工、鐵工、漆工等。一些大的造船場,還附設有手工作坊,如帆篷作坊、纜索作坊、鐵鑄作坊等,並設有木材、漆、麻類等物的堆放倉庫。其造船的數量也十分驚人,僅永樂年間(1403—1424年)就建造和改造海船近2000艘。船舶類型也很多,僅戰艦一類就有20餘種。鄭和下西洋所使用的數量眾多、類型各異的船舶,就是明代造船業發達的標誌。第二,促進了中國古代手工業的發展。鄭和下西洋,以大量的中國絲織品和瓷器,換取海外各國的土特產品、珍珠、瑪瑙、香料、藥材等,這都在客觀上為擴大絲織業、瓷器業等手工業品的生產開辟了道路。以瓷器業為例,當時景德鎮是全國的瓷器製造業中心。洪武年間,景德鎮有官窯20座,到宣德年間,已增至58座。不僅官窯數量大大增加,所造瓷器的質量也大有提高。如永樂年間製造的壓手杯,杯外青華深翠,式樣精妙,最受西洋各國歡迎,是明代瓷器的珍品,“為今古之冠”。第三,促進了中國封建社會內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因素的增長。以出口最多的絲織業為例,明代中葉以後,家庭手工業逐漸地向工場手工業轉變,已經出現了封建末期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當然,這種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因素的增長,還有其他中國社會內在的原因,不能完全用鄭和下西洋來說明一切。但是,鄭和下西洋的結果,刺激了工場手工業的生產,刺激了絲織業和陶瓷業的發展,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這些事實也從另一方麵說明,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
鄭和七下西洋,促進了國際交通航線的發展。鄭和在第五、第六、第七三次下西洋的過程中,到達了紅海及東非洲的一些地方,如阿丹、木骨都束、卜剌哇、祖法兒、麥加等。雖然在鄭和之前,中國的使者、商人和巡禮者可能已經到過歐洲東部、阿拉伯半島及非洲的埃及,但走的都是陸路而不是海道。率領中國船隊到紅海和東非洲一帶,鄭和是第一人。從國際交通方麵來說,鄭和是打開從中國到紅海及東非洲一帶航道的第一人。他在國際交通史上的地位,可與張騫、甘英、法顯、玄奘等人比擬。張騫是打通亞洲大陸國際路線的第一人;甘英是打通亞、歐國際路線的第一人;法顯是中國旅行家中航行印度洋的第一人;玄奘是中國旅行家中遍遊五印度的第一人;鄭和則是打開從中國到東非洲航道的第一人。在世界航海史上,鄭和也是一個航海事業偉大的先導者。他到達東非洲的木骨都束、卜剌哇、竹步等地的時間,比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早74年,比葡萄牙人發現歐、非、亞三洲航道早79年。
鄭和七下西洋,大大擴充和豐富了中國人民的海外地理和航海技術的科學知識。鄭和的《航海地圖》共分20圖40麵,清楚地繪出了從南京到東南亞沿海、北印度洋沿岸、非洲東海岸的航路,標明了航行的方向、航程的遠近、航海的方法、各國的方位等,不僅在當時具有很高的實用價值,而且對後代的航海也有重大的影響。該圖係采用中國傳統繪畫法,自右至左,一字展開,沿途的山脈河流、島嶼淺灘、港口碼頭、城鎮廟宇等,都形象地展現在眼前,猶如一幅長卷山水畫。不僅如此,《航海地圖》還是十五世紀以前,中國最詳盡的一部亞非地圖。它所收集的亞非地名多達500個,其中中國部分約占200個,亞非其他諸國約占300個,是汪大淵在《島夷誌略》中所收的外國地名的三倍。這說明鄭和下西洋確實使中國人對東南亞、北印度洋及東非國家的認識的深度和廣度都超過了前代,豐富了中國人民的地理科學知識。此外,馬歡的《瀛涯勝覽》、費信的《星槎勝覽》、鞏珍的《西洋番國誌》等,都詳細記述了他們所曆30餘國的山川地理、風土人情以及政治、經濟狀況,開闊了中國人民的眼界。例如,他們對某些國家的喪葬之俗的描述就是其中之一。在爪哇,如果父母去世,其兒女先問是火葬、水葬還是犬食。若死者囑其子女犬食,死後就將屍體抬到海邊或田野,任狗來吃。吃光了,兒女們高高興興;吃不光,則悲號哭泣,把屍體的殘餘部分扔入大海。當時,富貴人家還有“殉葬”之俗。主人將死,他所寵愛的婢妾就發誓“死則同往”。主人死後,焚屍火勢正旺的時候,發誓的那些婢妾,頭戴草花,身披五色花巾,蹬跳號哭一陣,鑽入火中,同其主人一起死去。再如,他們對某些國家的社會狀況也作了生動的描述。柯枝國人分五等:一等南昆,二等回回,三等哲地,四等革令,五等木瓜。“木瓜者,至低賤之人也。至今此輩在海濱居住,房簷高不過三尺,高者有罪;其穿衣上不過臍,下不過膝;其出於途,如遇南昆、哲地人,即伏於地,候過即起而行。木瓜之輩,專以漁、樵及抬負挑擔為生。”(馬歡:《瀛涯勝覽·柯枝國》)。這段話把木瓜人的困苦狀況和社會地位描述得一清二楚,好象那身著短褲,肩挑重擔,受人岐視的木瓜人就站在我們麵前。這些生動的資料,為我們研究古印度的社會狀況提供了證據。
鄭和船隊作為一支兼有通商和外交使命的和平友好的船隊,為中國人民和海外諸國的經濟文化交流做出了貢獻。十五世紀初,中國的經濟和文化在世界上仍然處於先進的地位,而鄭和下西洋所到達的國家和地區則是比較落後的,個別地區甚至還處於漁撈采集、刀耕火種的原始社會。鄭和下西洋以及由此而擴大了的海外貿易,使東南亞、印度洋地區諸國輸入了精美的中國手工業品,同時也輸入了高度發展了的中國封建文化。這對於落後地區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無疑是十分有益的。中國銅錢在爪哇、南裏、舊港等地的普遍使用,促進了這些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貿易的繁榮。中國瓷器的輸入,使原來以蕉葉盛食的一些地區,開始使用青花瓷盤作為餐具。中國的絲織品,使一些地區的人民衣著更加舒適和漂亮。所有這些都豐富和提高了這一地區人民的生活,增進了中國人民和亞非地區人民的友誼。
中國和南洋(即東南亞地區)的往來,有著悠久的曆史。據《漢書·地理誌》記載,早在漢朝時,我國就有使臣到達南洋海域。唐朝時,已有不少中國人散居在南洋各地,當地的居民稱他們為“唐人”。元朝時,東南沿海的許多勞動人民和愛國人士,不堪忍受蒙古統治者的掠奪和剝削,紛紛渡海跑到南洋地區。這些人成了我國最早的一批華僑。他們在南洋群島定居、生息,成為南洋群島的主要開發者。明朝初期鄭和出使西洋的時候,已經在南洋群島各地,到處都可遇到華僑。僅舊港一地就有華僑數千人。爪哇島上的新村,原本是一片沙灘,由於中國人的定居、開發,才成為有千餘家華僑聚居的村落。即便鄭和船隊的人員中,也有在南洋定居落戶的。一次遠航中,洪寶所屬的一艘寶船有300人,遇上了風暴,到處漂泊。經過18年,回到國內的隻有府軍衛的士兵趙旺等3人。餘者200多人,有的可能葬身於大海或異鄉,但定居於異域他鄉的也肯定不在少數。鄭和下西洋以後,由於交通的發達和國際貿易的發展,到南洋去的中國人就更多了。明朝後期時,至少有十多萬華僑散居於南洋各地,其中住在呂宋(今菲律賓)的華僑有三、四萬人,住在爪哇的有二、三萬人。這些到南洋謀生的華僑,大部分是貧苦的農民和手工業者,還有一部分是受國內統治者迫害的人。他們帶去了中國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文化知識,積極參加居住國的開發、建設。他們有的開墾荒地,種植稻子、甘蔗、胡椒和茶樹;有的上山開礦,經營金礦、錫礦;有的行醫,為當地人民解除痛苦;還有的從事手工業生產。他們以辛勤的勞動,同居住國人民一起開發了當地的資源,促進了南洋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他們世世代代生活在那裏,同當地人民和睦相處,互通婚姻,加強了我國人民和這些國家人民的友誼。正因為鄭和下西洋促進了南洋各地社會經濟的發展,提高了南洋人民的物質和精神文化水平,增強了中國人民與海外諸國人民的友誼,所以南洋各地至今流傳著各種關於鄭和的傳說。當地人民懷念鄭和,不少地方以鄭和的名字來命名。如泰國有三寶港、三寶廟、三寶塔;馬來西亞有三寶城、三寶井;印度尼西亞有三寶壟、三寶公廟、三寶墩、三寶井等。在中國,三寶(三保)太監下西洋的故事更是家喻戶曉,廣為傳頌。
鄭和七下西洋,對中國人民的生活也有一定的影響。鄭和船隊從海外諸國帶回來的藥材,如血竭、沒藥、安息香、乳香、蘇合油、蘆薈、木香、蘇木、降香、龍涎香等,豐富了中醫藥學的寶庫,有利於中國人民的健康。他們買回來的西洋布、胡椒等香料,也有益於改善中國人民的生活。
當然,鄭和下西洋對於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也有一些消極的影響。這在明朝初期的曆史上,就是所謂“寶船弊政”。因為鄭和出使西洋,所耗費的錢糧、賞賜、物品是十分浩繁的。而它以大量的絲織品、瓷器等手工業品換取的大部分則是供封建帝王、統治階級玩賞享用的奇珍異寶、珍禽異獸等奢侈品,對社會生產的發展毫無益處,以至於到明仁宗朱高熾時,把“西洋寶船”列為勞民傷財的弊政,毅然決然地加以取消。明朝成化年間,車騎郎中劉大夏也曾說過:“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不僅如此,鄭和這支龐大的船隊,實際上壟斷了明朝的大部分海外貿易,這就妨礙了私人海外貿易的發展。但總起來看,鄭和七下西洋,對當時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是有積極作用的。
綜上所述,鄭和率領龐大的船隊,劈波斬浪七下西洋,其規模之宏大,組織之嚴密,技術之先進,在當時的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他的偉大的航海活動,比哥倫布、達·伽馬、麥哲倫等的航海探險活動早得多,規模也比他們大得多,時間也比他們長得多。他的偉大的航海活動,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具有重要的曆史意義和深遠的影響。鄭和不愧為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航海家,世界航海史上偉大的先導者。
§§第七章 王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