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黨錮之禍
張讓之所以能“報仇雪恨”，實在得緣於東漢後期的兩次“黨錮之禍”。
自從漢和帝重用鄭眾以來，東漢宦官的權勢便日益加重，因而《後漢書》上說：“中官用權，自眾始焉。”隨後，繼之而起的有江京、李閏柄政。順帝時，孫程、王康等19人因誅殺外戚閻顯有功，同時封侯，更使宦官聲勢大增。及至梁商、梁冀父子掌權，20年間威勢無人匹敵，使外戚勢力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一時間，所謂的滿朝權貴，俱是梁家的走狗和奴才。然而，單超、徐璜、具瑗、左、唐衡五個宦官，竟能幫助漢桓帝一朝鏟除梁氏勢力，因功同日封侯，世稱為“五侯”。後來，唐朝詩人韓翊的《寒食》詩說：
“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禦柳斜。
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
由此可以想見五侯權勢之過人及其生活之奢華。舊史稱，這時大小太監“手握王爵，口含天憲”，一個個狐假虎威，作威作福，致使“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民間歌謠則描繪為：“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也正是在此前後，一部分正派官僚和在野的憂國之士，與專權的宦官集團展開了不屈不撓的鬥爭。
在當時，反對宦官專權的力量，以部分開明官僚為主體，外加一些在洛陽的太學生和地方上的郡國生徒。這些人眼見得外戚、宦官的腐朽統治，弄得東漢民窮財盡、天怒人怨，在深重的社會危機麵前，他們一方麵為東漢政權的前途焦心如焚、泣血而憂，企望通過改革政治，維係搖搖欲墜的漢家江山；另一方麵，由於官場腐敗，權門請托，賄賂成風，外戚的黨羽，宦官之爪牙，控製了自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行政機構，堵塞了部分人的政治出路，使大批正直的知識分子無法以“經明行修”的資格，通過察舉、征辟進入仕途，這自然引起了他們強烈的不滿。在當時，專權的外戚或宦官也往往結納一部分官僚士大夫作羽翼，而殘酷打擊那些敢於和自己作對者，正所謂順之則昌，逆之則亡。由於開明官僚和學生們以封建綱常衛道者自居，以清流自命，而視那些宦官及其黨羽為濁流，在輿論上猛烈抨擊，當時社會上把這股品評人物、裁量時政的風氣稱為“清議”。
開明官僚和青年知識分子結合在一起，出現在反對宦官專權鬥爭的前線，當然不是要推翻現政權，隻不過是要求改變政治暴虐黑暗的現狀而已。但是，這時的東漢政權已瀕臨沒落之際，它既恐懼農民的起義反抗，也拒絕任何改良的建議，就象一個垂危的病人，往往看見了醫生也當作是魔鬼。因此，曆史決定了士大夫們的抗爭，留下的隻能是一些血肉狼藉的記錄。在這場殘酷的鬥爭中，士大夫、知識分子們擔當了一種曆史悲劇的角色。尤其是那些尚未出仕的知識分子，他們往往分化為兩種類型。一種是隱遁山林，以不合作的態度表示消極的抗議。這些沉默的對抗者，麵對黑暗的社會，雖然也懷戀劉漢江山，但對前途卻悲觀絕望，他們既無力挽大廈之將傾，又絕不願同濁流為朋作伍，便隻能獨善其身，退歸田園。桓靈之時，外戚、宦官昂首闊步走進廟堂，士大夫們則垂頭喪氣逃向山林。這些有教養的知識分子，“兼善天下”的出路已被阻絕，就隻好“毀裂冠帶，避禍深山”，成為一代“隱士”。他們身在林泉，或躬自耕稼，非力不食；或苦身修節，隱居講學，自以為與世無涉，與人無爭，借以逃避這個罪惡的世界，就如同要逃出地獄一樣。在他們看來，自己畢竟飽讀聖賢之書，儒家先師孔夫子曾教導過，要“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因此，他們寧願餓死深山窮穀，也恥與外戚、宦官為伍；他們雖無勇氣謀反叛逆，起為“盜賊”，也絕不肯降誌屈身，去侍候那些皇帝的親戚與奴才。對劉漢政權，他們是表裏矛盾、愛恨交加，其結果便隻能眼看著昏君亂臣在那兒禍國殃民，而自己卻奈何不得，隻好發幾聲歎息，瞑目夢想堯舜之君能重現於世。另一種則是積極抗爭，他們追隨開明官僚，在組織上、宣傳上狠狠打擊宦官勢力，並為此付出了血的代價。
至於那些正直官僚，如果能以清高自守，敢於打擊宦官及其爪牙，便會名噪一時，受到朝野的普遍敬重。自漢和帝即位後，先有袁安、任隗反對竇氏，繼之有周章、楊震、李固、張綱、杜喬、李雲等對外戚、宦官專權的猛烈攻擊，桓帝時則有楊秉、周景、李膺、陳蕃、王暢、黃浮、翟超等人的積極抗爭。一時間，天下名士，互相標榜，有所謂“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等雅號。被稱為“天下楷模”的李膺，因敢於誅殺張讓之弟而名聲大振，士大夫如果能得到他的接待，往往被看作是莫大的光榮，稱之為“登龍門”，立時會身價百倍。
漢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河內有一位追隨宦官的張成，竟也為虎作倀，橫行不法。一次，大約他從宮中宦官那兒得到了消息，便向他的狐朋狗友們大肆炫耀，詭稱自己“善說風角”，能推斷未來，並已算出不久朝廷將要頒布大赦令。那班人表示不信，他便幹脆把兒子叫到跟前說：“你出去隨便殺個人吧！反正馬上就要大赦了，也用不著償命的。”他兒子遵命行凶。案發後，河南尹李膺令手下吏卒嚴加追捕，很快把張成的兒子逮捕入獄。這時，朝廷果然頒布了大赦令，張成的兒子內心大喜，以為馬上就要逃脫法律的製裁了。可李膺十分仇視宦官集團，盡管赦令已經公布了，他仍按律將張成的兒子處以死刑，為無辜受害者償命。
這樣，宦官們認為有機可乘了。張讓等人乘機報複，唆使張成的徒弟牢修出麵，給皇帝上書，誣告李膺和太學生及郡國生徒們結黨營私，朋比為奸，又“誹訕朝廷，疑亂風俗”。然後，張讓又和一幫大小太監，在皇帝麵前添油加醋。結果，漢桓帝下詔全國，大捕“黨人”，同李膺一起被捕入獄者，竟達200多人。對於在逃者，又派人四處追捕，一時間，弄得京城內外，人心惶惶。張讓他們原想置李膺於死地，後來，外戚竇武和尚書霍等人上書桓帝，極力為“黨人”辨誣，李膺才得以幸免，被罷官還鄉，禁錮終身。那些所謂的李膺同黨，凡名字登記在案的，或殺頭或流放，輕者全部斥歸田裏，禁錮終身，不得作官，這就是第一次“黨錮之禍”。
這些“黨人”雖然遭到了殘酷打擊，卻並未屈服。相反，他們因無端受到迫害而獲得了社會輿論的廣泛同情與支持，也使他們的名聲越來越大。“黨人”範滂被斥歸田裏，離開洛陽時，汝南、南陽一帶士大夫紛紛來迎接他，車馬多達幾千輛，可見黨人聲望之高。當然，首次“黨錮之禍”，主要是由於外戚集團與官僚文人集團聯合起來，共同對付宦官集團，官僚文人集團才得以沒有被完全擊垮。到第二次“黨錮之禍”時，情形就有些不同了。
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十二月，漢桓帝病死，12歲的漢靈帝即位，由竇太後臨朝聽政。當年，竇太後之所以能被桓帝立為皇後，陳蕃曾起了很大作用。所以，靈帝一即位，陳蕃自然受到重用。他和竇太後的父親大將軍竇武共同輔政，重新啟用了被禁錮的李膺等人，官僚文人集團和外戚集團便更緊密地聯合起來，圖謀共同對付宦官集團。建寧元年（公元168年）春，陳蕃極力主張鏟除宦官集團，殺掉曹節、蘇康、管霸等親信太監。然而，竇太後卻凡事離不開曹節等人，隻是礙於陳蕃的情麵，在五月殺了蘇康和管霸。當陳蕃再次請求殺掉曹節時，竇太後猶豫再三，下不了決心，事情便拖了下來。
到了八月，竇武抓了太監長樂尚書鄭颯，獄中審訊時，鄭颯在供詞裏牽連到了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大太監。竇武決定趁此機會，一舉將曹節等掌權太監除掉。九月，他命人寫好奏章，向太後報告。奏章呈上去後，他就離宮回家休息去了。這時，管奏章的太監把竇武的奏章送給了大太監長樂五官史朱，朱偷偷拆開奏章，看了一遍，又驚又怒，破口大罵：“太監有罪的當然可以殺頭。他媽的，我們這些人有什麽罪，怎麽也要把我們全家抄斬呢？”於是，他在宮中大喊大叫：“陳蕃和竇武想造反！他們給太後上奏章，要廢掉皇上！”連夜把身強力壯的心腹太監召集了17個，一起喝血酒盟誓，表示一定要殺了竇武等人。
曹節聽到消息後，連忙報告漢靈帝：“陛下，外麵鬧哄哄的，像是出事了。請陛下快快到德陽殿上去吧！”同時，他又讓靈帝拔出寶劍，帶著一夥武裝太監，氣勢洶洶地出了寢宮。然後，他下令緊閉宮門，把傳令用的印信符節都收攏起來。接著，他把尚書屬官叫了來，用刀逼著，讓他們起草命令，任命王甫為黃門令，讓王甫帶人到獄中救出鄭颯。回來後，又把竇太後劫持軟禁了起來，從她手裏搶走了太後的玉璽。武裝太監們守住了南宮大門，又關門阻斷了南北宮之間的複道。準備就緒後，鄭颯就帶著兵丁，手捧聖旨去逮捕竇武。竇武拒捕，和他侄子竇紹跑到步兵營，召集北軍校士幾千人，在洛陽都亭集合。竇武下令說：“皇宮裏的太監們造反了，士兵弟兄們能努力殺賊者，都有封侯重賞！”王甫聽說竇武起兵反抗，也召集了虎賁、羽林卒1000餘人，屯兵在朱雀掖門。
第二天黎明，兩軍對陣。王甫假傳皇帝命令，對竇武這邊士兵大喊：“竇武造反了，你們都是保衛皇上的禁衛親軍，怎麽也跟著竇武一塊造反呢？誰先投降過來，定有重賞！”這些禁衛軍平素就怕太監，一聽這話，就有不少人跑到太監那一麵去了。到吃早飯時，竇武手下的士兵全跑光了。竇武見大勢已去，和竇紹等人撥馬就跑，王甫領兵窮追不舍。很快，竇武等人被圍了起來，眼見無處可逃，竇武、竇紹隻好拔劍自殺。王甫砍下他們的腦袋，掛在洛陽都亭上示眾。接著，竇武的宗屬賓客全都被抓起來殺掉了，和竇武有瓜葛的“黨人”，也一律滅族。竇太後則被送到南宮雲台，幽禁了起來。
在王甫逮捕竇武時，陳蕃才得到消息。他帶領手下吏卒和他的學生共80多人，手持刀劍衝進承明門，迅速攻到尚書門。陳蕃揮手對尚書台值班官員大喊：“大將軍忠心為國，太監要作亂，為什麽反而說竇武造反呢？”迎頭恰好碰上王甫，王甫聽到這話，馬上叫道：“先帝剛剛駕崩，還未下葬。竇武有什麽功勞，竟然兄弟父子都被封為列侯？竇家那夥人在這個時候還縱樂飲宴，私取宮人，又貪贓受賄，身為朝廷大臣，如此胡作非為，這不是作亂是什麽？你是朝廷重臣，怎麽也追隨亂黨？”便讓手下士兵逮捕陳蕃。陳蕃這時已經70多歲了，但他還是拔出寶劍，指著王甫的鼻子大罵，聲色俱厲，白髯飄拂，嚇得王甫的士兵都不敢靠近。最後，王甫派了許多士兵，密密麻麻地把陳蕃他們包圍了幾十層，才抓住了陳蕃，當天就送到北寺獄中殺害了。陳蕃的家屬、學生、下級有許多人遭到株連，有官職的一律被罷官禁錮了起來。
第二年，大宦官侯覽的母親死了，侯覽回到山陽防東（今山東金鄉縣西北）老家，為他老媽修了高大的墳塚，超過了當時的製度規定。侯覽又倚仗權勢，殘害百姓，強奪民女，侵占民田民宅。這一切，激起了山陽督郵張儉的義憤，他不畏強暴，上書告發了侯覽及其家人的罪行，請求皇上誅殺侯覽。隨後，張儉自己帶人刨了侯覽母親的大塚，沒收了侯家非法占有的全部資財。侯覽對張儉恨入骨髓，便誣告張儉與同郡24人結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漢靈帝看了侯覽的奏章，即刻下令逮捕張儉。宦官曹節、王甫、張讓等又乘機請求重新逮捕李膺、範滂等人。於是，全國再次展開了迫害“黨人”的運動，各地被誣告為“黨人”而遭殺頭、流放、貶官、監禁的達六七百人，老死在監獄中的有100多人。
熹平元年（公元172年）六月，竇太後因遭軟禁，鬱悶成疾而死。七月，有人在朱雀闕上寫了反對宦官的標語，標語寫道：“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了竇太後，侯覽又濫殺黨人，朝廷公卿大臣白吃幹飯，竟沒有一個敢於忠言者！”宦官們被標語激怒了，再次瘋狂地搜捕“黨人”，僅太學生就被逮捕了1000多人。熹平五年（公元176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請求赦免“黨人”，宦官集團認為這是“黨人”死灰複燃，決定斬草除根。他們不問青紅皂白，首先把曹鸞活活打死，然後下令州郡，嚴查“黨人”父子兄弟及門生故吏，務必要把他們全部免官禁錮，這就是第二次“黨錮之禍”。
在第二次“黨錮之禍”中，李膺等官僚文人集團的核心人物大多被害死，獨有陳卻毫發未損。這裏麵有一個緣故。在靈帝剛上台後，張讓的老爹死了。張讓把他父親歸葬老家潁川，一郡有頭有臉的人都前來吊唁，但卻沒有一位名士光臨。正在張讓感到臉上無光的時候，同郡許縣（今河南許昌東）大名士陳卻單獨前來吊唁，使張讓萬分感激。因此，搜捕黨人時，雖然牽連到了陳，張讓卻多次為陳開脫。由這一件事上，我們便可想象得出，張讓在“黨錮之禍”中起了怎樣的作用，他的影響力有多大！
兩次“黨錮之禍”後，官僚文人集團被徹底打垮，宦官們更加得勢了。官僚文人集團對宦官專權的積極抗爭，雖然以失敗告終，但他們卻用文字、語言和鮮血向全社會作了宣告——政治改良已經徹底絕望，東漢政權的崩潰命運已不可逆轉。因此，“黨錮之禍”可說是黃巾農民大起義的一個前兆信號，是東漢政權走到終點的一塊路碑，是曆史對東漢政權的一個無情的死刑判決！
自從漢和帝重用鄭眾以來，東漢宦官的權勢便日益加重，因而《後漢書》上說：“中官用權，自眾始焉。”隨後，繼之而起的有江京、李閏柄政。順帝時，孫程、王康等19人因誅殺外戚閻顯有功，同時封侯，更使宦官聲勢大增。及至梁商、梁冀父子掌權，20年間威勢無人匹敵，使外戚勢力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一時間，所謂的滿朝權貴，俱是梁家的走狗和奴才。然而，單超、徐璜、具瑗、左、唐衡五個宦官，竟能幫助漢桓帝一朝鏟除梁氏勢力，因功同日封侯，世稱為“五侯”。後來，唐朝詩人韓翊的《寒食》詩說：
“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禦柳斜。
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
由此可以想見五侯權勢之過人及其生活之奢華。舊史稱，這時大小太監“手握王爵，口含天憲”，一個個狐假虎威，作威作福，致使“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民間歌謠則描繪為：“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也正是在此前後，一部分正派官僚和在野的憂國之士，與專權的宦官集團展開了不屈不撓的鬥爭。
在當時，反對宦官專權的力量，以部分開明官僚為主體，外加一些在洛陽的太學生和地方上的郡國生徒。這些人眼見得外戚、宦官的腐朽統治，弄得東漢民窮財盡、天怒人怨，在深重的社會危機麵前，他們一方麵為東漢政權的前途焦心如焚、泣血而憂，企望通過改革政治，維係搖搖欲墜的漢家江山；另一方麵，由於官場腐敗，權門請托，賄賂成風，外戚的黨羽，宦官之爪牙，控製了自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行政機構，堵塞了部分人的政治出路，使大批正直的知識分子無法以“經明行修”的資格，通過察舉、征辟進入仕途，這自然引起了他們強烈的不滿。在當時，專權的外戚或宦官也往往結納一部分官僚士大夫作羽翼，而殘酷打擊那些敢於和自己作對者，正所謂順之則昌，逆之則亡。由於開明官僚和學生們以封建綱常衛道者自居，以清流自命，而視那些宦官及其黨羽為濁流，在輿論上猛烈抨擊，當時社會上把這股品評人物、裁量時政的風氣稱為“清議”。
開明官僚和青年知識分子結合在一起，出現在反對宦官專權鬥爭的前線，當然不是要推翻現政權，隻不過是要求改變政治暴虐黑暗的現狀而已。但是，這時的東漢政權已瀕臨沒落之際，它既恐懼農民的起義反抗，也拒絕任何改良的建議，就象一個垂危的病人，往往看見了醫生也當作是魔鬼。因此，曆史決定了士大夫們的抗爭，留下的隻能是一些血肉狼藉的記錄。在這場殘酷的鬥爭中，士大夫、知識分子們擔當了一種曆史悲劇的角色。尤其是那些尚未出仕的知識分子，他們往往分化為兩種類型。一種是隱遁山林，以不合作的態度表示消極的抗議。這些沉默的對抗者，麵對黑暗的社會，雖然也懷戀劉漢江山，但對前途卻悲觀絕望，他們既無力挽大廈之將傾，又絕不願同濁流為朋作伍，便隻能獨善其身，退歸田園。桓靈之時，外戚、宦官昂首闊步走進廟堂，士大夫們則垂頭喪氣逃向山林。這些有教養的知識分子，“兼善天下”的出路已被阻絕，就隻好“毀裂冠帶，避禍深山”，成為一代“隱士”。他們身在林泉，或躬自耕稼，非力不食；或苦身修節，隱居講學，自以為與世無涉，與人無爭，借以逃避這個罪惡的世界，就如同要逃出地獄一樣。在他們看來，自己畢竟飽讀聖賢之書，儒家先師孔夫子曾教導過，要“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因此，他們寧願餓死深山窮穀，也恥與外戚、宦官為伍；他們雖無勇氣謀反叛逆，起為“盜賊”，也絕不肯降誌屈身，去侍候那些皇帝的親戚與奴才。對劉漢政權，他們是表裏矛盾、愛恨交加，其結果便隻能眼看著昏君亂臣在那兒禍國殃民，而自己卻奈何不得，隻好發幾聲歎息，瞑目夢想堯舜之君能重現於世。另一種則是積極抗爭，他們追隨開明官僚，在組織上、宣傳上狠狠打擊宦官勢力，並為此付出了血的代價。
至於那些正直官僚，如果能以清高自守，敢於打擊宦官及其爪牙，便會名噪一時，受到朝野的普遍敬重。自漢和帝即位後，先有袁安、任隗反對竇氏，繼之有周章、楊震、李固、張綱、杜喬、李雲等對外戚、宦官專權的猛烈攻擊，桓帝時則有楊秉、周景、李膺、陳蕃、王暢、黃浮、翟超等人的積極抗爭。一時間，天下名士，互相標榜，有所謂“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等雅號。被稱為“天下楷模”的李膺，因敢於誅殺張讓之弟而名聲大振，士大夫如果能得到他的接待，往往被看作是莫大的光榮，稱之為“登龍門”，立時會身價百倍。
漢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河內有一位追隨宦官的張成，竟也為虎作倀，橫行不法。一次，大約他從宮中宦官那兒得到了消息，便向他的狐朋狗友們大肆炫耀，詭稱自己“善說風角”，能推斷未來，並已算出不久朝廷將要頒布大赦令。那班人表示不信，他便幹脆把兒子叫到跟前說：“你出去隨便殺個人吧！反正馬上就要大赦了，也用不著償命的。”他兒子遵命行凶。案發後，河南尹李膺令手下吏卒嚴加追捕，很快把張成的兒子逮捕入獄。這時，朝廷果然頒布了大赦令，張成的兒子內心大喜，以為馬上就要逃脫法律的製裁了。可李膺十分仇視宦官集團，盡管赦令已經公布了，他仍按律將張成的兒子處以死刑，為無辜受害者償命。
這樣，宦官們認為有機可乘了。張讓等人乘機報複，唆使張成的徒弟牢修出麵，給皇帝上書，誣告李膺和太學生及郡國生徒們結黨營私，朋比為奸，又“誹訕朝廷，疑亂風俗”。然後，張讓又和一幫大小太監，在皇帝麵前添油加醋。結果，漢桓帝下詔全國，大捕“黨人”，同李膺一起被捕入獄者，竟達200多人。對於在逃者，又派人四處追捕，一時間，弄得京城內外，人心惶惶。張讓他們原想置李膺於死地，後來，外戚竇武和尚書霍等人上書桓帝，極力為“黨人”辨誣，李膺才得以幸免，被罷官還鄉，禁錮終身。那些所謂的李膺同黨，凡名字登記在案的，或殺頭或流放，輕者全部斥歸田裏，禁錮終身，不得作官，這就是第一次“黨錮之禍”。
這些“黨人”雖然遭到了殘酷打擊，卻並未屈服。相反，他們因無端受到迫害而獲得了社會輿論的廣泛同情與支持，也使他們的名聲越來越大。“黨人”範滂被斥歸田裏，離開洛陽時，汝南、南陽一帶士大夫紛紛來迎接他，車馬多達幾千輛，可見黨人聲望之高。當然，首次“黨錮之禍”，主要是由於外戚集團與官僚文人集團聯合起來，共同對付宦官集團，官僚文人集團才得以沒有被完全擊垮。到第二次“黨錮之禍”時，情形就有些不同了。
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十二月，漢桓帝病死，12歲的漢靈帝即位，由竇太後臨朝聽政。當年，竇太後之所以能被桓帝立為皇後，陳蕃曾起了很大作用。所以，靈帝一即位，陳蕃自然受到重用。他和竇太後的父親大將軍竇武共同輔政，重新啟用了被禁錮的李膺等人，官僚文人集團和外戚集團便更緊密地聯合起來，圖謀共同對付宦官集團。建寧元年（公元168年）春，陳蕃極力主張鏟除宦官集團，殺掉曹節、蘇康、管霸等親信太監。然而，竇太後卻凡事離不開曹節等人，隻是礙於陳蕃的情麵，在五月殺了蘇康和管霸。當陳蕃再次請求殺掉曹節時，竇太後猶豫再三，下不了決心，事情便拖了下來。
到了八月，竇武抓了太監長樂尚書鄭颯，獄中審訊時，鄭颯在供詞裏牽連到了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大太監。竇武決定趁此機會，一舉將曹節等掌權太監除掉。九月，他命人寫好奏章，向太後報告。奏章呈上去後，他就離宮回家休息去了。這時，管奏章的太監把竇武的奏章送給了大太監長樂五官史朱，朱偷偷拆開奏章，看了一遍，又驚又怒，破口大罵：“太監有罪的當然可以殺頭。他媽的，我們這些人有什麽罪，怎麽也要把我們全家抄斬呢？”於是，他在宮中大喊大叫：“陳蕃和竇武想造反！他們給太後上奏章，要廢掉皇上！”連夜把身強力壯的心腹太監召集了17個，一起喝血酒盟誓，表示一定要殺了竇武等人。
曹節聽到消息後，連忙報告漢靈帝：“陛下，外麵鬧哄哄的，像是出事了。請陛下快快到德陽殿上去吧！”同時，他又讓靈帝拔出寶劍，帶著一夥武裝太監，氣勢洶洶地出了寢宮。然後，他下令緊閉宮門，把傳令用的印信符節都收攏起來。接著，他把尚書屬官叫了來，用刀逼著，讓他們起草命令，任命王甫為黃門令，讓王甫帶人到獄中救出鄭颯。回來後，又把竇太後劫持軟禁了起來，從她手裏搶走了太後的玉璽。武裝太監們守住了南宮大門，又關門阻斷了南北宮之間的複道。準備就緒後，鄭颯就帶著兵丁，手捧聖旨去逮捕竇武。竇武拒捕，和他侄子竇紹跑到步兵營，召集北軍校士幾千人，在洛陽都亭集合。竇武下令說：“皇宮裏的太監們造反了，士兵弟兄們能努力殺賊者，都有封侯重賞！”王甫聽說竇武起兵反抗，也召集了虎賁、羽林卒1000餘人，屯兵在朱雀掖門。
第二天黎明，兩軍對陣。王甫假傳皇帝命令，對竇武這邊士兵大喊：“竇武造反了，你們都是保衛皇上的禁衛親軍，怎麽也跟著竇武一塊造反呢？誰先投降過來，定有重賞！”這些禁衛軍平素就怕太監，一聽這話，就有不少人跑到太監那一麵去了。到吃早飯時，竇武手下的士兵全跑光了。竇武見大勢已去，和竇紹等人撥馬就跑，王甫領兵窮追不舍。很快，竇武等人被圍了起來，眼見無處可逃，竇武、竇紹隻好拔劍自殺。王甫砍下他們的腦袋，掛在洛陽都亭上示眾。接著，竇武的宗屬賓客全都被抓起來殺掉了，和竇武有瓜葛的“黨人”，也一律滅族。竇太後則被送到南宮雲台，幽禁了起來。
在王甫逮捕竇武時，陳蕃才得到消息。他帶領手下吏卒和他的學生共80多人，手持刀劍衝進承明門，迅速攻到尚書門。陳蕃揮手對尚書台值班官員大喊：“大將軍忠心為國，太監要作亂，為什麽反而說竇武造反呢？”迎頭恰好碰上王甫，王甫聽到這話，馬上叫道：“先帝剛剛駕崩，還未下葬。竇武有什麽功勞，竟然兄弟父子都被封為列侯？竇家那夥人在這個時候還縱樂飲宴，私取宮人，又貪贓受賄，身為朝廷大臣，如此胡作非為，這不是作亂是什麽？你是朝廷重臣，怎麽也追隨亂黨？”便讓手下士兵逮捕陳蕃。陳蕃這時已經70多歲了，但他還是拔出寶劍，指著王甫的鼻子大罵，聲色俱厲，白髯飄拂，嚇得王甫的士兵都不敢靠近。最後，王甫派了許多士兵，密密麻麻地把陳蕃他們包圍了幾十層，才抓住了陳蕃，當天就送到北寺獄中殺害了。陳蕃的家屬、學生、下級有許多人遭到株連，有官職的一律被罷官禁錮了起來。
第二年，大宦官侯覽的母親死了，侯覽回到山陽防東（今山東金鄉縣西北）老家，為他老媽修了高大的墳塚，超過了當時的製度規定。侯覽又倚仗權勢，殘害百姓，強奪民女，侵占民田民宅。這一切，激起了山陽督郵張儉的義憤，他不畏強暴，上書告發了侯覽及其家人的罪行，請求皇上誅殺侯覽。隨後，張儉自己帶人刨了侯覽母親的大塚，沒收了侯家非法占有的全部資財。侯覽對張儉恨入骨髓，便誣告張儉與同郡24人結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漢靈帝看了侯覽的奏章，即刻下令逮捕張儉。宦官曹節、王甫、張讓等又乘機請求重新逮捕李膺、範滂等人。於是，全國再次展開了迫害“黨人”的運動，各地被誣告為“黨人”而遭殺頭、流放、貶官、監禁的達六七百人，老死在監獄中的有100多人。
熹平元年（公元172年）六月，竇太後因遭軟禁，鬱悶成疾而死。七月，有人在朱雀闕上寫了反對宦官的標語，標語寫道：“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了竇太後，侯覽又濫殺黨人，朝廷公卿大臣白吃幹飯，竟沒有一個敢於忠言者！”宦官們被標語激怒了，再次瘋狂地搜捕“黨人”，僅太學生就被逮捕了1000多人。熹平五年（公元176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請求赦免“黨人”，宦官集團認為這是“黨人”死灰複燃，決定斬草除根。他們不問青紅皂白，首先把曹鸞活活打死，然後下令州郡，嚴查“黨人”父子兄弟及門生故吏，務必要把他們全部免官禁錮，這就是第二次“黨錮之禍”。
在第二次“黨錮之禍”中，李膺等官僚文人集團的核心人物大多被害死，獨有陳卻毫發未損。這裏麵有一個緣故。在靈帝剛上台後，張讓的老爹死了。張讓把他父親歸葬老家潁川，一郡有頭有臉的人都前來吊唁，但卻沒有一位名士光臨。正在張讓感到臉上無光的時候，同郡許縣（今河南許昌東）大名士陳卻單獨前來吊唁，使張讓萬分感激。因此，搜捕黨人時，雖然牽連到了陳，張讓卻多次為陳開脫。由這一件事上，我們便可想象得出，張讓在“黨錮之禍”中起了怎樣的作用，他的影響力有多大！
兩次“黨錮之禍”後，官僚文人集團被徹底打垮，宦官們更加得勢了。官僚文人集團對宦官專權的積極抗爭，雖然以失敗告終，但他們卻用文字、語言和鮮血向全社會作了宣告——政治改良已經徹底絕望，東漢政權的崩潰命運已不可逆轉。因此，“黨錮之禍”可說是黃巾農民大起義的一個前兆信號，是東漢政權走到終點的一塊路碑，是曆史對東漢政權的一個無情的死刑判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