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最早的陸地爬行動物
大約在距今兩億年前，地球上許多重要的低等四足動物門類開始出現，當時遍及世界各地而後稱霸世界並最具代表性的是恐龍。根據科學家研究認為，恐龍最早出現在古生代的二疊紀時期，大多數是從一種適應環境比較強、身體構造與真正的恐龍有許多相似之處的被人們叫做槽齒類的爬行動物進化而來的，它們都是繁殖力極強的卵生動物。
恐龍從產生、繁殖到滅絕大約是從三疊紀到侏羅紀，是古代風行一時的陸地爬行動物。根據出土化石證實，生活在中生代三疊紀晚期即距今約一億七千萬年前的蜥龍類恐龍是最原始的恐龍，而到了侏羅紀時期，恐龍就演化到了它的鼎盛時期，此時的恐龍各有千秋，大小各異。例如：水中有魚龍、蛇頭龍；空中有飛龍；陸地上就更多，並且大小也不一樣，最大的有體長達二十二米，重達六噸多的大型恐龍，也有體格小到像鳥蟲的小型恐龍，整個地球簡直成了龍的世界。
可是曾經不可一世、地獨霸世界達一億四千萬年之久的恐龍到了七千萬年前的中生代末期，由於地殼和氣候的一再急劇變化，也有科學家提出是小行星或彗星碰撞的結果使恐龍遭到滅頂之災，幸存下來的除演變為其他種類的動物而外，隻有極少數繁衍了下來，那就是今天我們可以看到的鱷、蛇、蜥蜴等。而其他更多的恐龍則隨著地質曆史的變遷，變成遺跡、遺物存留在地質岩層中，成為今天的恐龍化石。
武定位於“恐龍之鄉”祿豐縣的北麵，屬於同一個地塊同一個地層，因此，所存留的地質曆史遺物應該是一樣的。根據試掘，武定和祿豐一樣，同樣發現有大量的恐龍化石，它們主要分布在武定城郊附近，九廠對麵的賀明到小營關一帶、貓街的湯郎和田心的普龍等地。1954年，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專家在獅山鎮鮑家村（現在的民族中學內）發掘出土了一具完整的恐龍骨骼化石，定名為“武定龍”，該龍長八米，高兩米，現收藏在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裏。另外，在中國地質博物館和楚雄博物館內還分別收藏有小一點的武定恐龍化石骨骼。
據恐龍化石專家稱，武定地區發現的恐龍前後肢粗壯對稱，椎體發育，頭骨相對小，勺形齒，是一種接近四足著地的蜥腳類恐龍。它已基本脫離兩足著地的原蜥腳類，並且原蜥腳類化石和蜥腳類化石同在前侏羅紀時期的祿豐組共生僅在武定發現，目前在國內外也是絕無僅有的。它為研究恐龍的演化，特別是研究蜥腳類的起源、演化、遷徙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科學研究資料。從而，這種恐龍被稱為“武定龍”。
另外，還在田心的恐龍化石點采集到不完整的小型恐龍化石一具，現收藏於楚雄州博物館內，其他地區則有眾多的零散殘缺的肢骨。
總之，武定三葉蟲化石、武定魚化石、武定龍化石的出土和進一步的研究表明，羅婺地區的史前文化是豐富多彩而又全麵係統的。它從原始生命的產生、演化依次展示、記錄著初期生命發展階段的各個轉化軌跡，是一塊最好的研究、了解、熟悉遠古生命的寶地。今天，我們弘揚和保護民族文化，發展民族經濟，同時也包含著遠古時期的史前文化，多渠道、全方位地展示和研究武定古老文化，走集科學研究、科普普及、趣味旅遊為一體的文化產業，也是我們全麵建設武定各族人民小康社會的一條必由之路。
羅婺地區的早期曆史及居民
過去的羅婺就是今天的武定，根據最早在武定成書的全麵記述武定風物曆史的史誌《武定府誌》、《武定直隸州誌》和其他曆史書籍可知，武定在曆史上最早被稱為“梁州外境”、“髳濮初地”或“百濮之國”等。
據查，“梁州”為中華大地上遠古時代的“九州島方圓”之一大州，《尚書·禹貢》上說：九州島來源於大禹治水的傳說，是大禹把中華大地劃分成為冀州、青州、豫州、揚州、徐州、梁州、雍州、兗州、荊州等九大州，也稱“九州島”，是泛指多廣之意，而不是具體的指有九個州。不過，相對來說，各大州又都有一定的方圓位置。梁州根據查閱史書可知有多處，而對西南來講具體指的是蜀之南、黔之西、永昌（今天的保山）之東的廣大地區。由於古代曆史上人們對地理位置的理解不是那麽準確，因此，錯誤地將武定的地理位置理解為在梁州之外的地方，其實，武定是在梁州境內，最早的武定就有“梁州外境”之稱。同時，也有的曆史書籍又稱武定最古老時為“古荒服國”，意思是人類居住生活並開墾最少的地方。可見，古代人們對武定知之甚少，甚至認為是人類居住生活處所之外的地方。
“髳濮初地”即髳部落人民和濮部落人民最早居住的地方。根據有關史籍記載，在殷商末年，商朝連年征伐東夷，消耗了很多自身的力量，引起了很多外服方國的不滿。西方的周人趁機而起，聯合“億兆夷人”，出師伐商。《尚書·牧誓》說，這次戰爭，參加的西南部落民族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等八個部族，其中，史書所提到的“髳”、“濮”等部落就與最早居住生活在武定的民族有關。史書《孔安國傳》上說：“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髳微在巴蜀。”
根據有關古代曆史和眾多的古籍記載，“髳”為“古代西南少數民族名，分布在今川南、滇北一帶”；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辭海》也說：髳為我國古代西南少數民族名，分布跨川南、滇北，周及以後在這裏設郡縣進行統治，唐代沒髳州。有的專家稱“髳”是古代曾經居住生活在今天牟定縣境內的民族。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現代漢語詞典》上則說：“髳周朝國名，在今山西南部。”也有的說：髳人原住陝川一帶，岷江流域，羌族的南邊。但是，不管怎麽說，我們可以斷定，秦以前的武定，“髳”部落民族的人民，曾經長期在這裏生產生活，是武定最早的居民之一。
根據文獻記載，“濮”為古代曾經生活在川南和滇池以北廣大地區的部族，並在其居住過的地方遺留下了懸棺和大石板墓，即史書上的濮人塚。司馬遷在《史記·西南夷列傳》中，把西南夷分為兩大類：一是夜郎（濮）和靡莫人，他們“皆魋（椎）結，耕田，有邑聚”，也就是“椎髻邑聚”類；二是崖人和昆人，他們“皆編發，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魋，也就是“編發遷徙類”。夜郎濮和靡莫人就跟最早在武定居住生活的人們有關。《華陽國誌·蜀誌》載：“會無縣（今四川省會理縣）路通寧州。渡瀘（金沙江）得堂狼縣（今天的會澤縣）。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塚，塚不閉戶，其穴多碧珠，人不可取，取之不祥。”濮人塚就是今天分布在這一區域內的大石板墓即石棺墓。
可見，梁州外境、髳濮初地、百濮之國等說的就是武定最早是“髳”、“濮”等古代部落民族居住、生活的地方，或者是說“髳”、“濮”等部落最先來到這裏居住、生活。
據史籍可知，秦代以前，武定地區的羅婺先民就已經與巴（今四川省東部和重慶市）和蜀（今四川省西部）以及中原民族有聯係。春秋戰國時期，蜀國曾經擴張到雲南北部的金沙江兩岸，秦滅蜀以後，改蜀國為蜀郡，公元前285年，“蜀守張若取笮及其江南地焉”，說的就是張若占領了金沙江以北的西昌等地以後，還渡過金沙江奪取了金沙江以南的廣大地區。同時，地處中原以南廣闊地區的楚國也不甘落後，他們積極向西擴張，派將軍莊蹻西上，莊蹻一路征戰，在到達滇池以後，“變服，從其俗”而融合到當地的土著居民中，並對周圍包括武定地區在內的地方進行開拓，其中，其將領小卜將軍戰死且安葬在今天的楚雄州牟定縣境內。這樣，我們可以得知，在秦以前，巴國、蜀國和楚國就已經將其勢力輻射到了武定南北等廣大地區。
到了漢代，西漢王朝就更加明確地在武定設置行政區域了。公元前130年，漢武帝派中郎將司馬相如出使西夷，司馬相如不辱使命，“招降邛、笮、冉攏、斯榆諸部落”（均在四川西南部和雲南北部的金沙江兩岸邊沿地區），於其地設十餘縣，派遣都慰進行統治，還修築了一條從蜀地成都經過西昌通往益州郡（治所在今天的昆明晉寧）的西夷道；它與東邊的從宜賓到建寧郡（今天的曲靖）的東夷道並存，成為當時中央王朝經營西南的重要通道。西夷道也叫靈關道，東夷道也叫五尺道。公元前112年，漢武帝再派軍隊南下攻破南越（秦漢時期嶺南地區的地方割據政權）之後，揮師西北而上，以兵威設置牂牁郡（今天的貴州西部地區），並乘機前進，殺邛君、滅笮侯，征服了邛都和笮都，設置越嶲郡（今天的四川涼山和雲南北部的永仁、元謀、武定一帶）。公元前109年，漢武帝繼續征發巴蜀地區的軍隊，征服了居住在雲南北部廣大地區和東北部的勞浸、靡莫等部落，使得當時雲南最強盛的滇國深感大兵臨境，滇王常羌隻得審時度勢，接受漢朝使者王然於的“微言勸告”，歸服漢朝，並在其領地上設置了益州郡，管轄雲南中部大部分地區，漢武帝賜給其一枚“滇王之印”，史書上稱之為“複長其民”。
這樣，從公元前135年到公元前109年，西漢王朝先後在雲南中北部、四川南部和貴州西部一帶地區設置了四個郡，它們分別是犍為郡、越嶲郡、牂牁郡和益州郡。當時，武定的西北部分屬越嶲郡的三降縣（今天的元謀武定北部至四川會理縣南部，縣址在今天的元謀縣薑驛鄉），東南部則屬於益州郡的秦藏縣（今天的祿豐縣、富民縣和武定縣的結合部一帶，縣址在今天的祿豐縣羅次。古書也記載古代的羅次壩子叫做秦臧川）。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武定仍然分屬三降縣和秦藏縣，不過，此時的益州郡已改為建寧郡，郡治也從原益州郡的滇池縣（今晉寧縣）遷到了味縣（今曲靖市麒麟區），後來又稱為晉寧郡。再後來，由於戰爭連年，又相繼設、改、並等，還被稱為寧州、益州等。東晉永昌元年至鹹和七年（322年至332年），東晉王朝專門對寧州（今天的曲靖市）轄境內的武定一帶設置過建都郡，不過時間不長。進入南北朝以後，武定仍然分屬建寧郡。
隋唐時期，寧州先後被改稱為南寧州總管府、南寧州都督府，也有的史書寫成郎州都督府，而羅婺地區（武定）則為都督府下的求州（有的專家認為應該是丘州）。同時，也在這一時期，由於滇西“烏蠻”中的“六詔”之一南詔迅速崛起，吞並其他詔，建立南詔國，後來又建大理國。還在公元764年，南詔王閣羅鳳命其長子鳳伽異為二詔（即副國王），並在滇池畔築拓東城。在築城過程中，南詔國下令將滇中地區的大量“西爨白蠻”遷移到了滇西的永昌地區（今天的保山地區），而把滇東地區的“東爨烏蠻”和滇西的部分“烏蠻”充實到滇中地區，這樣包括羅婺在內的滇中廣大地區的烏蠻人口大量增加，從而使以武定大黑山和祿勸雲龍為中心的羅婺部迅速崛起，逐漸強大，並隸屬南詔國下的拓東（今天的昆明）節度管轄，拓東節度後改為鄯闡府。
到了宋代，居住在武定的羅婺部十分強大，不僅自己不再受到周圍部落的侵犯，而且還在協助段思平西進滅大義寧國，為建立大理國立下了汗馬功勞，從而部落酋長阿而得到大理國的授封，為羅婺部長，並成為僅次於雲南當時最大的大理段氏政權的又一個地方政權，史書上稱之為“雄冠滇東三十七蠻部”和“群酋會集之所”。
元朝初年，元軍在雲南設置萬戶府和千戶、百戶所等，並在祿勸縣雲龍設置羅婺萬戶府，不久，又取消萬戶、千戶、百戶等組織結構，在滇中、滇東、滇東北等地區設置南路、北路、中路等三大行政區劃，北路總管府府治就在今天的武定縣獅山鎮舊城村。當時的北路總管府除了統轄自己的羅婺部外，還管轄著仁德部（今天的尋甸縣）、畔部（今天的東川、會澤、巧家等地）和於矢部（今天的貴州省的盤縣、普安一帶）的一切行政事務。五年後即1276年，朝廷又把仁、畔和於矢三個部分出去，另立路府，北路軍民總管府也改為武定路，直屬雲南行中書省。《元史·地理誌》武定路說“至元十一年，割出二部，改本路（北路）為武定路”，下轄和曲、祿勸二州和南甸、元謀、易龍、石舊四個縣。
明代，改武定路為武定軍民府，屬雲南布政司，武定軍民府所屬部分縣被相繼取消，到明末時，軍民府隻管轄和曲、祿勸二州和元謀縣。
清初，仍設武定軍民府，屬雲南布政司，繼續領和曲、祿勸二州和元謀縣。乾隆三十年（1765年）裁武定軍民府為武定府，三十五年（1770年），又裁和曲州和祿勸州，並降武定府為武定直隸州，直管原和曲州之地，領祿勸、元謀二縣；民國二年（1913年），武定直隸州也改為武定縣，隻轄十九個鄉鎮。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於1950年設武定專區，轄武定、祿勸、元謀、富民、安寧、羅次等六個縣，1953年和楚雄專區合並，武定為縣，隸屬楚雄州。
因此，武定在秦以前為滇國地，居民主要是髳、濮等部落民族；漢代屬益州郡的秦藏縣和越嶲郡的三降縣，居民由髳、濮逐漸演變為夷、僰、叟等；到了兩晉南北朝時期，為建都郡，居民已由原來的夷、叟發展演變而成為東爨烏蠻了；隋唐和兩宋為羅婺部，此時，居住在武定地區的東爨烏蠻便是羅婺民族了；元初置羅婺萬戶府和北路總管府，後改為武定路，居民主要也是羅婺民族（今天的彝族），並且在整個元代到明初，羅婺部備受朝廷恩寵，土官、知府等均由羅婺部長嫡係鳳氏世襲；明清，為武定軍民府和武定府、武定直隸州、武定縣等，居民隨著元末明初大量衛所及軍屯、民屯和商屯的普遍增加，在知府下增設流官同知，管理軍隊和漢民族事務。到了明中葉，特別是隆慶元年（1567年）以後，在武定掀起了大規模的“改土歸流”運動，從此，知府也由外地流官擔任了，大量漢人相繼湧入，不僅加強了武定壩區的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中心的建設，還促成了慕連（萬德）、環州兩大彝族土司片區的開發與建設，大量彝民也遷入其境，繼續傳播延續著千百年來在武定地區占統治地位的羅婺文化。當時，在今天元謀縣的羊街、花同一帶（當時屬於武定縣管轄）還居住著另一個大土司，即勒品李土司。從而，武定地區形成了以漢族居民為主的近城（獅山）、高橋、插甸、雞街（祿金）、九廠（獅山）等五境和以彝族居民為主的慕連、環州、勒品等三鄉，曆史上稱為“五境三鄉”。這就是武定的曆史。
省會之藩籬滇西之右臂——滇北重鎮武定
武定，滇中高原北部獨具特色的曆史文化名鎮。
武定，古代中原王朝和商家入滇的必經之地，曆朝曆代被喻為“滇之北藩，通巴蜀而控東川”和“省會之藩籬，滇西之右臂”等。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在他的《滇遊日記》中記述道：進入武定地界“有佛宇三楹，木坊跨道，曰‘滇西鎖鑰’，乃武定所建，以為入境之防者”。曆史地理學家則稱之為“滇北重鎮”。
根據考古資料和曆朝曆代的史書可知，遠在四五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時代，武定地區就已經有人類在這裏居住和生活。秦及以前，分為多個小部落自由獨立活動，漢代分屬三降縣（縣址在今天的元謀縣薑驛）和秦藏縣（縣址在今天的祿豐縣羅次），三國時曾置建都郡（郡址不詳），以後就是強大的羅婺部落了，被史書稱為“雄冠滇東三十七蠻部”和“群酋會集（聚）之所”，當時是僅次於大理段氏政權的雲南地方第二大政權，部落住址在今天的祿勸縣雲龍。
元代至元八年（1271年），開始在今天的武定縣獅山鎮舊城村設置北路土官總管府，至元十二年（1275年）改稱武定路，“武定”之名首次出現；以後的曆朝曆代相繼在此置路、府、州、縣等。武定作為縣名是從民國二年（1913年）開始，並沿用到今天。其間，在武定解放之初，曾設武定專區，後合並楚雄專區，武定為縣。
武定成為滇北重鎮，當從元代開始。這之前，武定作為西蜀入滇的途經之地，僅僅隻是“滇北門戶”。元初，隨著雲南地區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中心的東移（由原來的以洱海為中心的大理，轉為以滇池為中心的昆明），西蜀入滇的靈關道（也叫西夷道）也由原來的從金沙江邊拉鮓渡口渡江過永仁、大姚、姚安到大理轉為從龍街渡口渡江過元謀、武定、富民到昆明。《經世大典》載：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辟昆明經富民、武定至四川成都之驛道。方國瑜先生按“此為川滇交通之重要路線”。也就是說，從此以後，地當要衝的武定的位置越來越顯得重要，成了中原王朝和客商入滇的必經之路，朝廷也在武定設置政權，派重兵把守。當時，元王朝在原三十七部地區設置了南、北、中三大路即三大行政區域，北路總管府就設在武定，管轄滇北及其滇東北廣大地區。作為當時比較重要的主要交通工具馬和馬站，武定路竟占了整個雲南的五分之一還多，史書《經世大典·站赤篇》稱“雲南諸路行中書省所轄站赤七十八處，馬站七十四處，馬二千三百四十五匹”，而“武定路馬站十處，馬五百匹”，說明武定在當時的政治、軍事、經濟地位十分重要。
元中葉及以後，朝廷一直在武定設置軍民府，直屬雲南行中書省，下轄兩州四縣，府城一直設在今天的獅山鎮舊城村，現在還有約一公裏長的老城牆依稀可見。到了明朝隆慶四年（1571年），首任武定流官知府劉宗寅因為就任伊始，凡事不順，境內戰事連年雲起，鳳氏土官餘勢時常作亂，認為是府城坐向不好，決意遷城。隨後就報請雲南巡撫呂光洵奏請朝廷同意，花掉官銀一萬兩千餘兩，將府治和州治分別從五鳳山西麓的舊城和九廠的舊州遷移到獅子山腳下，依山勢坐西向東，建成有東南西北四道城門的雄偉堅固的武定石城，並從此使武定成為滇北重鎮的地位得到進一步的鞏固。根據史料記載，武定石城外圍長七百九十丈零八尺，每道城門都修有城樓，並命名有名字，東叫迎羲門，南叫阜民門，西叫靖遠門，北叫德潤門，城內官修鋪子十間，水井五口以及整套府治等。明崇禎元年（1628年），又分別在四道城門上各加一層城樓，清康熙二十七年（1689年），知府王清賢不僅修築倒塌的城牆，又在四個城門樓上鑲上有字石匾，分別改名為：東叫迎恩門，西叫文明門，南叫德化門，北叫撫彝門。以後的曆任官府都對城門或多或少進行過修繕；雍正七年（1729年）府城被水衝毀百餘丈，不久修複；鹹豐八年（1858年）和同治七年（1868年），多次因戰事又毀城百餘丈，一直到光緒以後，才又陸續稍加維修，但因為時局動蕩，無力徹底修葺。解放初期，我們所見到的城門、街道、大照壁以及各種寺廟、橋梁等建築，都是明清兩代相繼修建的。
武定成為滇北重鎮不僅僅反映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上，文化也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麵。根據《新纂雲南通誌·金石考》卷十三說，楊興賢“官武定儒學教授”，說明當時已經設官教學，傳播儒學思想，並在彝族中選拔“子孫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到了明中葉的鳳英時期，官府還專門建立就學宮，號召廣大彝民“延師教學，習讀經書”，從而使廣大彝民“習漢字者亦多”，大力傳播儒家思想文化和先進的勞動生產技術，並在祿勸掌鳩河畔用彝漢兩種文字篆刻了“武定軍民府土官知府鳳氏世襲腳色”（即鐫字岩石刻）。就學宮的創立和鐫字岩的篆刻，開創了羅婺文化教育與儒家思想同時傳播的先河。
到了後來，為了讓彝漢民眾學習文字，識讀經書，明隆慶年間，巡撫陳大賓在府治之東創立儒學宮；萬曆年間，知府劉懋武在城南創建了文峰書院，不久，又在關帝廟（今天的縣機關幼兒園內）左側建武陽書院，廣收學徒傳授知識文化。乾隆四年（1740年），知府朱源紀在府治的東北麵原就學宮舊址，創建了獅山書院。並相繼在城東門內外、北街、冷村以及永保寨的燃燈寺、九廠的永豐庵、大麥地的洪恩寺、中所的三元廟、插甸的文昌宮、江邊的巡檢署、慕連的萬德村等地方建立義館十六個，大興辦學之風，大力傳播文化知識，並培養出了武定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學士。根據不完全統計，自明朝永樂九年（1411年），雲南始開鄉試，到清末，武定人先後有進士六名，舉人三十三名，副榜六名，拔貢三十名，恩歲貢七名的輝煌成績，這些都是當時書院、義館以及私塾等教育的結果。
此外，廟宇、橋梁等曆史遺跡也是滇北重鎮輝煌無比的曆史文化見證。根據考證，在狹小的武定古城，元、明、清三朝，先後建造有各種寺廟十多座。
它們是：城東邊的建造年代不詳的大佛寺，位於舊城村背後，現為武定化肥廠；大佛寺前建造年代不詳的魁閣，位於舊城村村口；城東門外是建造年代不詳的文昌宮，宮前還有魁星閣，位於北街轉角處，現為近城小學；城南邊晚清時建造的關帝廟，也叫川祖宮，位於南街南段，現為縣機關幼兒園；建造年代不詳的肖公廟，也叫江西廟，位於關帝廟隔壁，現為食品公司；建造年代不詳的三皇宮，位於南街盡頭，現為民房；再往前有龍王廟（現在的龍王井）；建造年代不詳的真武公園，位於玄真山頂，現為編織袋廠；城西邊的獅子山東麓，於元延祐年間建造的正續禪寺，現為獅子山旅遊景區；獅子山半山腰建造年代不詳的圓覺庵和圓覺庵後絕壁之頂的中峰庵，現已廢棄；城西門外於明隆慶年間建造的文廟，現在為武定第一中學；西門外往北有建造年代不詳的圓通寺，現為居民區；西南邊複興門外，有建造年代不詳的武廟，現為縣人民醫院；武廟右側，有建造於明嘉靖年間的玉皇閣，現為糧食局職工宿舍；玉皇閣前，有建造於清康熙年間的城隍廟，現為工商局職工宿舍；城北邊的青龍山上，於明成化年間建造的東嶽廟，現為東嶽公園；建造年代不詳的五帝廟，位於北街盡頭，現為民房；城北大西村，還建造有清真寺。
橋梁主要有：
振興橋：民國十二年（1923年）建造，三孔，位於北街外水城邊的烏龍河上，原來是大西村到縣城的必經之地；
五孔橋：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建造，位於白邑村邊的菜園河上；
通遠橋：也叫三孔橋，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建造，位於舊城村口的菜園河上；
淩雲橋：也叫癩龍橋，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建造，位於原來的北街口到舊城村中間的烏龍河上。
五孔橋、通遠橋、淩雲橋均為過去武定到祿勸的必經之地。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從城西門外往南到武廟門口之間，還要跨複興橋，過複興門，橋和門都是清代建造的。“複興橋”和“複興門”六個大字均為我省著名狀元袁嘉穀親筆題寫。武廟門外，還建有石牌坊一座，旁邊立一石碑，上書“文武官員，到此下馬”八個大字。再往裏就是武廟的忠義樓，此樓用條石砌成，下有三孔，樓上塑劉、關、張像，被武定老百姓稱為“一步兩眼井，無水三孔橋”。
還有矗立在城東白塔山上的離縣城約四五裏的白塔也為明代時期所建，雖然具體的建造年代不詳，但是，我們可以從塔頂四周上的有字匾額和白塔本身的名字看出其文化底蘊。白塔又叫文筆塔，為撫正壓邪而建造，是一種風水塔，也叫鎮風塔；其塔頂東南西北四麵分別鑲有四塊有字石碑，即“雁塔題名”、“玉筍立霄”、“鼎新革故”、“文運天開”，從而可知建塔者的初衷。
所有這一切都充分說明了元明清時期武定商賈雲集、人員眾多、經濟繁榮、區位重要。
大自然的神奇造化也為滇北重鎮武定留下了眾多不朽的傑作。城西的獅子山被喻為“西南第一山”和“佛教八小名山”，獅子山風景名勝區被認定為國家四A級風景名勝區，山上的“正續禪寺”被省人民政府公布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城西北十公裏的三台山頂，為明朝中葉“改土歸流”時統治武定達六百年並號稱“雄冠滇東三十七蠻部”的鳳氏土官所建造的鳳家城，山上的“石大人”石刻為南詔佛教文化遺物，同樣被省人民政府公布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城東五公裏的白塔山頂建造有正方形的密簷式實心磚石塔，該塔又稱文筆塔，被武定縣人民政府公布為縣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城四周遠近不等，甚至在城中出土了大量的“三葉蟲化石”、“武定魚化石”和“恐龍化石”，它們又都是最早的節肢動物、最早的脊椎動物（確切地說是脊椎動物的祖先）和最早的蜥腳類恐龍，其科研、科普和觀賞價值極高。
滇北重鎮武定城，自從遷到獅子山腳下開始，到今天已經經曆了四百二十七個春秋，世間滄桑已經給這座老城留下了自然的和人為的眾多內涵豐富、價值連城的遺跡。不過，在進入21世紀的今天，她迎來了自己生命史上最輝煌的年華。如今，道路通途，南客北往，街巷寬敞，廣廈林立，工廠、民宅拔地而起，欣欣向榮，鎮興民富的新城，正崛起於羅婺故土上，她必將煥發出其矚目的光輝異彩。
§§建立武定民族博物館的現實性和緊迫性
恐龍從產生、繁殖到滅絕大約是從三疊紀到侏羅紀，是古代風行一時的陸地爬行動物。根據出土化石證實，生活在中生代三疊紀晚期即距今約一億七千萬年前的蜥龍類恐龍是最原始的恐龍，而到了侏羅紀時期，恐龍就演化到了它的鼎盛時期，此時的恐龍各有千秋，大小各異。例如：水中有魚龍、蛇頭龍；空中有飛龍；陸地上就更多，並且大小也不一樣，最大的有體長達二十二米，重達六噸多的大型恐龍，也有體格小到像鳥蟲的小型恐龍，整個地球簡直成了龍的世界。
可是曾經不可一世、地獨霸世界達一億四千萬年之久的恐龍到了七千萬年前的中生代末期，由於地殼和氣候的一再急劇變化，也有科學家提出是小行星或彗星碰撞的結果使恐龍遭到滅頂之災，幸存下來的除演變為其他種類的動物而外，隻有極少數繁衍了下來，那就是今天我們可以看到的鱷、蛇、蜥蜴等。而其他更多的恐龍則隨著地質曆史的變遷，變成遺跡、遺物存留在地質岩層中，成為今天的恐龍化石。
武定位於“恐龍之鄉”祿豐縣的北麵，屬於同一個地塊同一個地層，因此，所存留的地質曆史遺物應該是一樣的。根據試掘，武定和祿豐一樣，同樣發現有大量的恐龍化石，它們主要分布在武定城郊附近，九廠對麵的賀明到小營關一帶、貓街的湯郎和田心的普龍等地。1954年，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專家在獅山鎮鮑家村（現在的民族中學內）發掘出土了一具完整的恐龍骨骼化石，定名為“武定龍”，該龍長八米，高兩米，現收藏在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裏。另外，在中國地質博物館和楚雄博物館內還分別收藏有小一點的武定恐龍化石骨骼。
據恐龍化石專家稱，武定地區發現的恐龍前後肢粗壯對稱，椎體發育，頭骨相對小，勺形齒，是一種接近四足著地的蜥腳類恐龍。它已基本脫離兩足著地的原蜥腳類，並且原蜥腳類化石和蜥腳類化石同在前侏羅紀時期的祿豐組共生僅在武定發現，目前在國內外也是絕無僅有的。它為研究恐龍的演化，特別是研究蜥腳類的起源、演化、遷徙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科學研究資料。從而，這種恐龍被稱為“武定龍”。
另外，還在田心的恐龍化石點采集到不完整的小型恐龍化石一具，現收藏於楚雄州博物館內，其他地區則有眾多的零散殘缺的肢骨。
總之，武定三葉蟲化石、武定魚化石、武定龍化石的出土和進一步的研究表明，羅婺地區的史前文化是豐富多彩而又全麵係統的。它從原始生命的產生、演化依次展示、記錄著初期生命發展階段的各個轉化軌跡，是一塊最好的研究、了解、熟悉遠古生命的寶地。今天，我們弘揚和保護民族文化，發展民族經濟，同時也包含著遠古時期的史前文化，多渠道、全方位地展示和研究武定古老文化，走集科學研究、科普普及、趣味旅遊為一體的文化產業，也是我們全麵建設武定各族人民小康社會的一條必由之路。
羅婺地區的早期曆史及居民
過去的羅婺就是今天的武定，根據最早在武定成書的全麵記述武定風物曆史的史誌《武定府誌》、《武定直隸州誌》和其他曆史書籍可知，武定在曆史上最早被稱為“梁州外境”、“髳濮初地”或“百濮之國”等。
據查，“梁州”為中華大地上遠古時代的“九州島方圓”之一大州，《尚書·禹貢》上說：九州島來源於大禹治水的傳說，是大禹把中華大地劃分成為冀州、青州、豫州、揚州、徐州、梁州、雍州、兗州、荊州等九大州，也稱“九州島”，是泛指多廣之意，而不是具體的指有九個州。不過，相對來說，各大州又都有一定的方圓位置。梁州根據查閱史書可知有多處，而對西南來講具體指的是蜀之南、黔之西、永昌（今天的保山）之東的廣大地區。由於古代曆史上人們對地理位置的理解不是那麽準確，因此，錯誤地將武定的地理位置理解為在梁州之外的地方，其實，武定是在梁州境內，最早的武定就有“梁州外境”之稱。同時，也有的曆史書籍又稱武定最古老時為“古荒服國”，意思是人類居住生活並開墾最少的地方。可見，古代人們對武定知之甚少，甚至認為是人類居住生活處所之外的地方。
“髳濮初地”即髳部落人民和濮部落人民最早居住的地方。根據有關史籍記載，在殷商末年，商朝連年征伐東夷，消耗了很多自身的力量，引起了很多外服方國的不滿。西方的周人趁機而起，聯合“億兆夷人”，出師伐商。《尚書·牧誓》說，這次戰爭，參加的西南部落民族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等八個部族，其中，史書所提到的“髳”、“濮”等部落就與最早居住生活在武定的民族有關。史書《孔安國傳》上說：“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髳微在巴蜀。”
根據有關古代曆史和眾多的古籍記載，“髳”為“古代西南少數民族名，分布在今川南、滇北一帶”；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辭海》也說：髳為我國古代西南少數民族名，分布跨川南、滇北，周及以後在這裏設郡縣進行統治，唐代沒髳州。有的專家稱“髳”是古代曾經居住生活在今天牟定縣境內的民族。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現代漢語詞典》上則說：“髳周朝國名，在今山西南部。”也有的說：髳人原住陝川一帶，岷江流域，羌族的南邊。但是，不管怎麽說，我們可以斷定，秦以前的武定，“髳”部落民族的人民，曾經長期在這裏生產生活，是武定最早的居民之一。
根據文獻記載，“濮”為古代曾經生活在川南和滇池以北廣大地區的部族，並在其居住過的地方遺留下了懸棺和大石板墓，即史書上的濮人塚。司馬遷在《史記·西南夷列傳》中，把西南夷分為兩大類：一是夜郎（濮）和靡莫人，他們“皆魋（椎）結，耕田，有邑聚”，也就是“椎髻邑聚”類；二是崖人和昆人，他們“皆編發，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魋，也就是“編發遷徙類”。夜郎濮和靡莫人就跟最早在武定居住生活的人們有關。《華陽國誌·蜀誌》載：“會無縣（今四川省會理縣）路通寧州。渡瀘（金沙江）得堂狼縣（今天的會澤縣）。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塚，塚不閉戶，其穴多碧珠，人不可取，取之不祥。”濮人塚就是今天分布在這一區域內的大石板墓即石棺墓。
可見，梁州外境、髳濮初地、百濮之國等說的就是武定最早是“髳”、“濮”等古代部落民族居住、生活的地方，或者是說“髳”、“濮”等部落最先來到這裏居住、生活。
據史籍可知，秦代以前，武定地區的羅婺先民就已經與巴（今四川省東部和重慶市）和蜀（今四川省西部）以及中原民族有聯係。春秋戰國時期，蜀國曾經擴張到雲南北部的金沙江兩岸，秦滅蜀以後，改蜀國為蜀郡，公元前285年，“蜀守張若取笮及其江南地焉”，說的就是張若占領了金沙江以北的西昌等地以後，還渡過金沙江奪取了金沙江以南的廣大地區。同時，地處中原以南廣闊地區的楚國也不甘落後，他們積極向西擴張，派將軍莊蹻西上，莊蹻一路征戰，在到達滇池以後，“變服，從其俗”而融合到當地的土著居民中，並對周圍包括武定地區在內的地方進行開拓，其中，其將領小卜將軍戰死且安葬在今天的楚雄州牟定縣境內。這樣，我們可以得知，在秦以前，巴國、蜀國和楚國就已經將其勢力輻射到了武定南北等廣大地區。
到了漢代，西漢王朝就更加明確地在武定設置行政區域了。公元前130年，漢武帝派中郎將司馬相如出使西夷，司馬相如不辱使命，“招降邛、笮、冉攏、斯榆諸部落”（均在四川西南部和雲南北部的金沙江兩岸邊沿地區），於其地設十餘縣，派遣都慰進行統治，還修築了一條從蜀地成都經過西昌通往益州郡（治所在今天的昆明晉寧）的西夷道；它與東邊的從宜賓到建寧郡（今天的曲靖）的東夷道並存，成為當時中央王朝經營西南的重要通道。西夷道也叫靈關道，東夷道也叫五尺道。公元前112年，漢武帝再派軍隊南下攻破南越（秦漢時期嶺南地區的地方割據政權）之後，揮師西北而上，以兵威設置牂牁郡（今天的貴州西部地區），並乘機前進，殺邛君、滅笮侯，征服了邛都和笮都，設置越嶲郡（今天的四川涼山和雲南北部的永仁、元謀、武定一帶）。公元前109年，漢武帝繼續征發巴蜀地區的軍隊，征服了居住在雲南北部廣大地區和東北部的勞浸、靡莫等部落，使得當時雲南最強盛的滇國深感大兵臨境，滇王常羌隻得審時度勢，接受漢朝使者王然於的“微言勸告”，歸服漢朝，並在其領地上設置了益州郡，管轄雲南中部大部分地區，漢武帝賜給其一枚“滇王之印”，史書上稱之為“複長其民”。
這樣，從公元前135年到公元前109年，西漢王朝先後在雲南中北部、四川南部和貴州西部一帶地區設置了四個郡，它們分別是犍為郡、越嶲郡、牂牁郡和益州郡。當時，武定的西北部分屬越嶲郡的三降縣（今天的元謀武定北部至四川會理縣南部，縣址在今天的元謀縣薑驛鄉），東南部則屬於益州郡的秦藏縣（今天的祿豐縣、富民縣和武定縣的結合部一帶，縣址在今天的祿豐縣羅次。古書也記載古代的羅次壩子叫做秦臧川）。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武定仍然分屬三降縣和秦藏縣，不過，此時的益州郡已改為建寧郡，郡治也從原益州郡的滇池縣（今晉寧縣）遷到了味縣（今曲靖市麒麟區），後來又稱為晉寧郡。再後來，由於戰爭連年，又相繼設、改、並等，還被稱為寧州、益州等。東晉永昌元年至鹹和七年（322年至332年），東晉王朝專門對寧州（今天的曲靖市）轄境內的武定一帶設置過建都郡，不過時間不長。進入南北朝以後，武定仍然分屬建寧郡。
隋唐時期，寧州先後被改稱為南寧州總管府、南寧州都督府，也有的史書寫成郎州都督府，而羅婺地區（武定）則為都督府下的求州（有的專家認為應該是丘州）。同時，也在這一時期，由於滇西“烏蠻”中的“六詔”之一南詔迅速崛起，吞並其他詔，建立南詔國，後來又建大理國。還在公元764年，南詔王閣羅鳳命其長子鳳伽異為二詔（即副國王），並在滇池畔築拓東城。在築城過程中，南詔國下令將滇中地區的大量“西爨白蠻”遷移到了滇西的永昌地區（今天的保山地區），而把滇東地區的“東爨烏蠻”和滇西的部分“烏蠻”充實到滇中地區，這樣包括羅婺在內的滇中廣大地區的烏蠻人口大量增加，從而使以武定大黑山和祿勸雲龍為中心的羅婺部迅速崛起，逐漸強大，並隸屬南詔國下的拓東（今天的昆明）節度管轄，拓東節度後改為鄯闡府。
到了宋代，居住在武定的羅婺部十分強大，不僅自己不再受到周圍部落的侵犯，而且還在協助段思平西進滅大義寧國，為建立大理國立下了汗馬功勞，從而部落酋長阿而得到大理國的授封，為羅婺部長，並成為僅次於雲南當時最大的大理段氏政權的又一個地方政權，史書上稱之為“雄冠滇東三十七蠻部”和“群酋會集之所”。
元朝初年，元軍在雲南設置萬戶府和千戶、百戶所等，並在祿勸縣雲龍設置羅婺萬戶府，不久，又取消萬戶、千戶、百戶等組織結構，在滇中、滇東、滇東北等地區設置南路、北路、中路等三大行政區劃，北路總管府府治就在今天的武定縣獅山鎮舊城村。當時的北路總管府除了統轄自己的羅婺部外，還管轄著仁德部（今天的尋甸縣）、畔部（今天的東川、會澤、巧家等地）和於矢部（今天的貴州省的盤縣、普安一帶）的一切行政事務。五年後即1276年，朝廷又把仁、畔和於矢三個部分出去，另立路府，北路軍民總管府也改為武定路，直屬雲南行中書省。《元史·地理誌》武定路說“至元十一年，割出二部，改本路（北路）為武定路”，下轄和曲、祿勸二州和南甸、元謀、易龍、石舊四個縣。
明代，改武定路為武定軍民府，屬雲南布政司，武定軍民府所屬部分縣被相繼取消，到明末時，軍民府隻管轄和曲、祿勸二州和元謀縣。
清初，仍設武定軍民府，屬雲南布政司，繼續領和曲、祿勸二州和元謀縣。乾隆三十年（1765年）裁武定軍民府為武定府，三十五年（1770年），又裁和曲州和祿勸州，並降武定府為武定直隸州，直管原和曲州之地，領祿勸、元謀二縣；民國二年（1913年），武定直隸州也改為武定縣，隻轄十九個鄉鎮。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於1950年設武定專區，轄武定、祿勸、元謀、富民、安寧、羅次等六個縣，1953年和楚雄專區合並，武定為縣，隸屬楚雄州。
因此，武定在秦以前為滇國地，居民主要是髳、濮等部落民族；漢代屬益州郡的秦藏縣和越嶲郡的三降縣，居民由髳、濮逐漸演變為夷、僰、叟等；到了兩晉南北朝時期，為建都郡，居民已由原來的夷、叟發展演變而成為東爨烏蠻了；隋唐和兩宋為羅婺部，此時，居住在武定地區的東爨烏蠻便是羅婺民族了；元初置羅婺萬戶府和北路總管府，後改為武定路，居民主要也是羅婺民族（今天的彝族），並且在整個元代到明初，羅婺部備受朝廷恩寵，土官、知府等均由羅婺部長嫡係鳳氏世襲；明清，為武定軍民府和武定府、武定直隸州、武定縣等，居民隨著元末明初大量衛所及軍屯、民屯和商屯的普遍增加，在知府下增設流官同知，管理軍隊和漢民族事務。到了明中葉，特別是隆慶元年（1567年）以後，在武定掀起了大規模的“改土歸流”運動，從此，知府也由外地流官擔任了，大量漢人相繼湧入，不僅加強了武定壩區的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中心的建設，還促成了慕連（萬德）、環州兩大彝族土司片區的開發與建設，大量彝民也遷入其境，繼續傳播延續著千百年來在武定地區占統治地位的羅婺文化。當時，在今天元謀縣的羊街、花同一帶（當時屬於武定縣管轄）還居住著另一個大土司，即勒品李土司。從而，武定地區形成了以漢族居民為主的近城（獅山）、高橋、插甸、雞街（祿金）、九廠（獅山）等五境和以彝族居民為主的慕連、環州、勒品等三鄉，曆史上稱為“五境三鄉”。這就是武定的曆史。
省會之藩籬滇西之右臂——滇北重鎮武定
武定，滇中高原北部獨具特色的曆史文化名鎮。
武定，古代中原王朝和商家入滇的必經之地，曆朝曆代被喻為“滇之北藩，通巴蜀而控東川”和“省會之藩籬，滇西之右臂”等。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在他的《滇遊日記》中記述道：進入武定地界“有佛宇三楹，木坊跨道，曰‘滇西鎖鑰’，乃武定所建，以為入境之防者”。曆史地理學家則稱之為“滇北重鎮”。
根據考古資料和曆朝曆代的史書可知，遠在四五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時代，武定地區就已經有人類在這裏居住和生活。秦及以前，分為多個小部落自由獨立活動，漢代分屬三降縣（縣址在今天的元謀縣薑驛）和秦藏縣（縣址在今天的祿豐縣羅次），三國時曾置建都郡（郡址不詳），以後就是強大的羅婺部落了，被史書稱為“雄冠滇東三十七蠻部”和“群酋會集（聚）之所”，當時是僅次於大理段氏政權的雲南地方第二大政權，部落住址在今天的祿勸縣雲龍。
元代至元八年（1271年），開始在今天的武定縣獅山鎮舊城村設置北路土官總管府，至元十二年（1275年）改稱武定路，“武定”之名首次出現；以後的曆朝曆代相繼在此置路、府、州、縣等。武定作為縣名是從民國二年（1913年）開始，並沿用到今天。其間，在武定解放之初，曾設武定專區，後合並楚雄專區，武定為縣。
武定成為滇北重鎮，當從元代開始。這之前，武定作為西蜀入滇的途經之地，僅僅隻是“滇北門戶”。元初，隨著雲南地區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中心的東移（由原來的以洱海為中心的大理，轉為以滇池為中心的昆明），西蜀入滇的靈關道（也叫西夷道）也由原來的從金沙江邊拉鮓渡口渡江過永仁、大姚、姚安到大理轉為從龍街渡口渡江過元謀、武定、富民到昆明。《經世大典》載：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辟昆明經富民、武定至四川成都之驛道。方國瑜先生按“此為川滇交通之重要路線”。也就是說，從此以後，地當要衝的武定的位置越來越顯得重要，成了中原王朝和客商入滇的必經之路，朝廷也在武定設置政權，派重兵把守。當時，元王朝在原三十七部地區設置了南、北、中三大路即三大行政區域，北路總管府就設在武定，管轄滇北及其滇東北廣大地區。作為當時比較重要的主要交通工具馬和馬站，武定路竟占了整個雲南的五分之一還多，史書《經世大典·站赤篇》稱“雲南諸路行中書省所轄站赤七十八處，馬站七十四處，馬二千三百四十五匹”，而“武定路馬站十處，馬五百匹”，說明武定在當時的政治、軍事、經濟地位十分重要。
元中葉及以後，朝廷一直在武定設置軍民府，直屬雲南行中書省，下轄兩州四縣，府城一直設在今天的獅山鎮舊城村，現在還有約一公裏長的老城牆依稀可見。到了明朝隆慶四年（1571年），首任武定流官知府劉宗寅因為就任伊始，凡事不順，境內戰事連年雲起，鳳氏土官餘勢時常作亂，認為是府城坐向不好，決意遷城。隨後就報請雲南巡撫呂光洵奏請朝廷同意，花掉官銀一萬兩千餘兩，將府治和州治分別從五鳳山西麓的舊城和九廠的舊州遷移到獅子山腳下，依山勢坐西向東，建成有東南西北四道城門的雄偉堅固的武定石城，並從此使武定成為滇北重鎮的地位得到進一步的鞏固。根據史料記載，武定石城外圍長七百九十丈零八尺，每道城門都修有城樓，並命名有名字，東叫迎羲門，南叫阜民門，西叫靖遠門，北叫德潤門，城內官修鋪子十間，水井五口以及整套府治等。明崇禎元年（1628年），又分別在四道城門上各加一層城樓，清康熙二十七年（1689年），知府王清賢不僅修築倒塌的城牆，又在四個城門樓上鑲上有字石匾，分別改名為：東叫迎恩門，西叫文明門，南叫德化門，北叫撫彝門。以後的曆任官府都對城門或多或少進行過修繕；雍正七年（1729年）府城被水衝毀百餘丈，不久修複；鹹豐八年（1858年）和同治七年（1868年），多次因戰事又毀城百餘丈，一直到光緒以後，才又陸續稍加維修，但因為時局動蕩，無力徹底修葺。解放初期，我們所見到的城門、街道、大照壁以及各種寺廟、橋梁等建築，都是明清兩代相繼修建的。
武定成為滇北重鎮不僅僅反映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上，文化也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麵。根據《新纂雲南通誌·金石考》卷十三說，楊興賢“官武定儒學教授”，說明當時已經設官教學，傳播儒學思想，並在彝族中選拔“子孫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到了明中葉的鳳英時期，官府還專門建立就學宮，號召廣大彝民“延師教學，習讀經書”，從而使廣大彝民“習漢字者亦多”，大力傳播儒家思想文化和先進的勞動生產技術，並在祿勸掌鳩河畔用彝漢兩種文字篆刻了“武定軍民府土官知府鳳氏世襲腳色”（即鐫字岩石刻）。就學宮的創立和鐫字岩的篆刻，開創了羅婺文化教育與儒家思想同時傳播的先河。
到了後來，為了讓彝漢民眾學習文字，識讀經書，明隆慶年間，巡撫陳大賓在府治之東創立儒學宮；萬曆年間，知府劉懋武在城南創建了文峰書院，不久，又在關帝廟（今天的縣機關幼兒園內）左側建武陽書院，廣收學徒傳授知識文化。乾隆四年（1740年），知府朱源紀在府治的東北麵原就學宮舊址，創建了獅山書院。並相繼在城東門內外、北街、冷村以及永保寨的燃燈寺、九廠的永豐庵、大麥地的洪恩寺、中所的三元廟、插甸的文昌宮、江邊的巡檢署、慕連的萬德村等地方建立義館十六個，大興辦學之風，大力傳播文化知識，並培養出了武定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學士。根據不完全統計，自明朝永樂九年（1411年），雲南始開鄉試，到清末，武定人先後有進士六名，舉人三十三名，副榜六名，拔貢三十名，恩歲貢七名的輝煌成績，這些都是當時書院、義館以及私塾等教育的結果。
此外，廟宇、橋梁等曆史遺跡也是滇北重鎮輝煌無比的曆史文化見證。根據考證，在狹小的武定古城，元、明、清三朝，先後建造有各種寺廟十多座。
它們是：城東邊的建造年代不詳的大佛寺，位於舊城村背後，現為武定化肥廠；大佛寺前建造年代不詳的魁閣，位於舊城村村口；城東門外是建造年代不詳的文昌宮，宮前還有魁星閣，位於北街轉角處，現為近城小學；城南邊晚清時建造的關帝廟，也叫川祖宮，位於南街南段，現為縣機關幼兒園；建造年代不詳的肖公廟，也叫江西廟，位於關帝廟隔壁，現為食品公司；建造年代不詳的三皇宮，位於南街盡頭，現為民房；再往前有龍王廟（現在的龍王井）；建造年代不詳的真武公園，位於玄真山頂，現為編織袋廠；城西邊的獅子山東麓，於元延祐年間建造的正續禪寺，現為獅子山旅遊景區；獅子山半山腰建造年代不詳的圓覺庵和圓覺庵後絕壁之頂的中峰庵，現已廢棄；城西門外於明隆慶年間建造的文廟，現在為武定第一中學；西門外往北有建造年代不詳的圓通寺，現為居民區；西南邊複興門外，有建造年代不詳的武廟，現為縣人民醫院；武廟右側，有建造於明嘉靖年間的玉皇閣，現為糧食局職工宿舍；玉皇閣前，有建造於清康熙年間的城隍廟，現為工商局職工宿舍；城北邊的青龍山上，於明成化年間建造的東嶽廟，現為東嶽公園；建造年代不詳的五帝廟，位於北街盡頭，現為民房；城北大西村，還建造有清真寺。
橋梁主要有：
振興橋：民國十二年（1923年）建造，三孔，位於北街外水城邊的烏龍河上，原來是大西村到縣城的必經之地；
五孔橋：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建造，位於白邑村邊的菜園河上；
通遠橋：也叫三孔橋，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建造，位於舊城村口的菜園河上；
淩雲橋：也叫癩龍橋，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建造，位於原來的北街口到舊城村中間的烏龍河上。
五孔橋、通遠橋、淩雲橋均為過去武定到祿勸的必經之地。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從城西門外往南到武廟門口之間，還要跨複興橋，過複興門，橋和門都是清代建造的。“複興橋”和“複興門”六個大字均為我省著名狀元袁嘉穀親筆題寫。武廟門外，還建有石牌坊一座，旁邊立一石碑，上書“文武官員，到此下馬”八個大字。再往裏就是武廟的忠義樓，此樓用條石砌成，下有三孔，樓上塑劉、關、張像，被武定老百姓稱為“一步兩眼井，無水三孔橋”。
還有矗立在城東白塔山上的離縣城約四五裏的白塔也為明代時期所建，雖然具體的建造年代不詳，但是，我們可以從塔頂四周上的有字匾額和白塔本身的名字看出其文化底蘊。白塔又叫文筆塔，為撫正壓邪而建造，是一種風水塔，也叫鎮風塔；其塔頂東南西北四麵分別鑲有四塊有字石碑，即“雁塔題名”、“玉筍立霄”、“鼎新革故”、“文運天開”，從而可知建塔者的初衷。
所有這一切都充分說明了元明清時期武定商賈雲集、人員眾多、經濟繁榮、區位重要。
大自然的神奇造化也為滇北重鎮武定留下了眾多不朽的傑作。城西的獅子山被喻為“西南第一山”和“佛教八小名山”，獅子山風景名勝區被認定為國家四A級風景名勝區，山上的“正續禪寺”被省人民政府公布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城西北十公裏的三台山頂，為明朝中葉“改土歸流”時統治武定達六百年並號稱“雄冠滇東三十七蠻部”的鳳氏土官所建造的鳳家城，山上的“石大人”石刻為南詔佛教文化遺物，同樣被省人民政府公布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城東五公裏的白塔山頂建造有正方形的密簷式實心磚石塔，該塔又稱文筆塔，被武定縣人民政府公布為縣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城四周遠近不等，甚至在城中出土了大量的“三葉蟲化石”、“武定魚化石”和“恐龍化石”，它們又都是最早的節肢動物、最早的脊椎動物（確切地說是脊椎動物的祖先）和最早的蜥腳類恐龍，其科研、科普和觀賞價值極高。
滇北重鎮武定城，自從遷到獅子山腳下開始，到今天已經經曆了四百二十七個春秋，世間滄桑已經給這座老城留下了自然的和人為的眾多內涵豐富、價值連城的遺跡。不過，在進入21世紀的今天，她迎來了自己生命史上最輝煌的年華。如今，道路通途，南客北往，街巷寬敞，廣廈林立，工廠、民宅拔地而起，欣欣向榮，鎮興民富的新城，正崛起於羅婺故土上，她必將煥發出其矚目的光輝異彩。
§§建立武定民族博物館的現實性和緊迫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