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羅婺文化概述
“羅婺”作為一種文化被提出來，它應當包含羅婺民族通過長期的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所取得的物質的、精神的全部成就，也可以從狹義的、廣義的和深義的三個層次來理解、考察羅婺文化。
狹義的羅婺文化是指曆史上曾經活躍在武定、祿勸等縣的羅婺部落在形成、發展和衰落的整個過程中所形成的文學、哲學、文字、美術、音樂、宗教以及科技、教育等與政治、經濟相對而言的文化形態。
廣義的羅婺文化是指有史以來在武定地區和祿勸縣的部分地區以及周邊區域內的以羅婺民族（彝族先民）為主的人們的共同體所創造的一切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總和，諸如政治上的典章製度，經濟上的生產、交換，生活上的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等風俗習慣，以及各種生產工具、生活用具和信息表達等。
深義的羅婺文化則是指在狹義文化中的某幾個不同領域，或是在狹義和廣義文化的某些互不相幹的領域中，進一步綜合、概括、集中、提煉、升華，得出一種較為普遍地存在於這許多領域中的共同的東西，亦是羅婺文化最本質或最具特征的東西。
羅婺文化跟其他文化類型和現象一樣，都有其特定的內涵和特質。但是羅婺文化作為一種獨特的、不可替代的地域文化，在民族曆史文化研究，特別是彝族曆史文化研究和羅婺故地當代居民的民風、民俗、民情等的研究中所占有的特殊位置。因此，它又不同於其他一般的文化。它不僅在國內外的民族曆史文化研究中具有很高的價值，而且更突出的是對羅婺後裔在新世紀、新時期如何更好地揚棄和傳承優秀的曆史文化，實現其又好又快發展具有深遠的、不可替代的現實意義。
為了使人們對“羅婺文化”有一個更全麵、更係統、更深入的了解和認識，使之能夠獲得與其實際價值相對應的足夠重視，並進而得到科學合理的開發利用，為羅婺故地的“三個文明”建設服務，筆者多年來查閱了大量的古籍史料，立足考古材料，尊重現實材料，多次沿著先民們留下的足跡，尋古探幽，調查研究。在此，不揣淺陋，冒昧地就以上問題進行嚐試性的探討，以求和同行們共勉。
一、羅婺及其含義
羅婺是對古代生活在滇池北麵到金沙江南岸的山間壩子和溪流岸邊，並且以今天武定縣和祿勸縣的結合部大黑山為中心的一個族群的稱謂。
“羅婺”一詞最早出現在唐代，據《新唐書·兩爨蠻傳》載：“爨蠻之西，有徙莫隻蠻，儉望蠻，貞觀二十三年內屬，以其地為傍、望、覽、丘、求五州，隸郎州都督府。”郎州當為今天的曲靖市。又根據雲南大學已故教授方國瑜的考證，“疑儉望蠻之儉為撿字之誤，讀為儉，即羅婺之異寫”，儉望就是羅婺，傍州在牟定，望州在廣通，覽州在楚雄，丘州在南華，求州在今天的武定、祿勸一帶方國瑜著：《彝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中國西南曆史地理考釋》，中華書局1987年版。也有的專家稱“丘州疑因土長在幸丘山而名，當在祿勸、武定境。求州當為武定”又據《新唐書·南蠻傳下》載：永徽初年，唐王朝派大將軍趙孝祖，由郎州出發，經求州去討伐“白水蠻”（居住在今天的元謀、大姚一帶的一個部落）時，“至羅仵侯山，其酋禿磨蒲與大鬼主都幹以眾塞菁口，孝祖大破之”。“羅仵”與“羅婺”音同字異，是為同一。“羅仵侯山”就是今天的武定縣發窩大黑山。《中國曆史地理圖冊》也說：羅仵侯山，在武定境。
《元史·地理誌》也載：“武定路，昔盧鹿等蠻居之，至段氏，使烏蠻阿治納夷昵共龍城於共甸，又築城名曰易龍。其裔孫法瓦浸盛，以其遠祖羅婺為部名。”後來明朝的天啟《滇誌》卷三十也說：“爨蠻之名，相沿已久，其初種類甚多，有號盧鹿蠻者，今訛為羅羅，依山阻穀皆是。”景泰《雲南圖經誌》卷二《曲靖府》說：“羅羅，一名爨，而有黑白之分。”同書同卷武定府祿勸州風俗說：“州多羅羅，即黑寸（爨），亦名羅婺。”清乾隆《農部瑣錄》卷十二也說：“羅婺，一稱羅武，又稱羅午……按此即烏蠻也，在本處謂黑羅羅，徙他處為羅婺。蓋羅婺者，烏蠻之遠祖，居祿勸幸邱山，故其種因以為名。”羅婺又作羅武，“羅武，本為羅婺寨，在今幸邱山”見《武定鳳氏本末》。“幸邱山……峰頂可容數萬家，昔為羅婺寨，天生者險，兵不易破”康熙《祿勸州誌》卷二。
其他地區如天啟《滇誌》卷三十記載：“魯屋倮羅，服飾大類黑倮……獨臨安魯郭村有之。”康熙《廣西府誌》卷十一載：“魯屋倮羅，各土官土舍之官奴寨民。”雍正《師宗州誌》卷下說：“羅武倮倮，無姓氏，服飾婚喪與黑倮倮同。”道光《雲南通誌》也說：“魯兀，耐勞苦，廣西州屬有之。”今天的雙柏、南澗、景東等地方仍然有彝族羅武支係分布，南華縣還有羅武莊鄉。
楊和森也從武定彝語入手，撰文指出：“彝語所稱武定為羅和老，當係羅婺之意，甸、定、德為居住地、壩子、坪子、平地等，武定即是羅婺部所居住的地方或羅婺部所居住的壩子，而漢稱武定是元世祖忽必烈平定雲南之後才出現的。它既體現了統治者的武功，也表達了地方安定的文治。所以，武定這一地名，彝稱羅（武）甸和漢稱（羅）武定（甸）從語言到詞義都是一致的，也是符合曆史事實的。”楊和森著：《簡述鳳氏土司的曆史沿革及武定一名的由來》。《新纂雲南通誌·土司考》也說：“武即婺之轉音也。”
同時，我們根據現在收藏在北京圖書館的原慕連（萬德）土司那氏祖傳藏書《羅婺婚親史》的記載可知，“羅婺”是一個人的名字，他的父親叫格祖，為居住在今天的武定縣大黑山和祿勸縣雲龍一帶的氏族首領，羅婺接位後，“治內攻外”，勢力不斷增強，“並吞諸蠻聚落三十餘處”而成為大酋。他的子孫為了弘揚祖名，震懾周圍其他各部落，逐漸將祖名“羅婺”演變成為部落名，這就是“羅婺部”，“這種以祖先名字作為部落稱號的情形，無疑沿襲古代羌人‘以父名母姓為種號’的特點”。根據有關專家和學者的推算，部落酋長羅婺至漢文文獻史籍可查的阿而已經曆了二十代見《鐫字岩彝文摩崖釋譯》中的“羅婺姻親史”譯注，雲南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
所以，最初被稱為“儉望”、“羅仵”和後來的“羅婺”、“羅武”、“羅午”、“羅舞”、“羅羽”、“勞羽”、“盧鹿”、“魯屋”、“魯兀”等都是同一彝語的不同漢語注音翻譯。它最初是一個人的名字，後來逐漸演變為部落族群的名字，在不同的史籍中有時是以地名的形式出現，更多的則是泛指居住在這一地區的族群。而出現在其他地區的自稱或他稱為羅武、魯兀等的群落都是從羅婺地區遷徙去的羅婺民族。
二、羅婺文化的源流
羅婺作為氐羌民族的一支，其民族文化淵源不僅可以上溯到上古時代的氐羌，而且可以追及更遙遠的祖先——孕育古代氐羌族群的位於我國西北廣大高原地區的許多漢藏語係藏緬語族的祖先。但是，羅婺部作為氐羌族群的一支“小分隊”入主滇北，並在其山間壩子和溪流岸邊開始了自己的曆史。這種情況表明，羅婺人在建立自己的社會時，就出自一定的有組織的行動。雖然“六祖分支，遷入滇北”的傳說具有神話色彩，但它卻反映了這一行動的曆史特色，而表述羅婺文化的淵源則更多應該從最早居住在這一地區的居民談起。
早在一百七十萬年以前，元謀壩子就已經生活著“元謀人”了。這是我國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的直立人，他們不僅會製造和使用工具，而且還學會了用火。“元謀人”的發現將人類的曆史向前推進了八十萬年，從而成為人類文明曆史的新紀元。
到了新石器時代則更進一步發展成為很多的村落群，元謀大墩子古文化遺址證明了當時的人們已經普遍使用石器、陶器、骨器和角器，種植有水稻，並還在遺址不遠處發現了同一時期的石棺墓。作為孕育羅婺文化的更廣闊的金沙江南岸及其支流岸邊和周圍星羅棋布的山間壩子，則氣候溫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適宜於發展農業和畜牧業生產。從在己衣新民、田心魯期和東坡所所卡等地出土的眾多磨製石斧和大量陶罐等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看，早在四五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時代，這一帶地區就已經廣泛生活著人類，開始了比較原始的農業生產，出現了原始高原農業文明。
後來，隨著曆史的發展和社會生產力的不斷提高以及不間斷的氐羌文化的南侵，羅婺文化作為滇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青銅工業應運而生。近三十年來，武定縣文物管理部門先後在東坡的所所卡和踏南務、田心的老把、高橋的七棵樹等地出土了部分兩千多年前的青銅生產工具和兵器等文物。雖然，這些器物具有明顯的滇文化特征，但從同一時期的墓葬形式即大量的石棺墓和陶罐等看，其同時也擁有濃鬱的氐羌文化特征。從而使羅婺文化現象從一開始就具有一種複合型文化現象的典型特性，並在滇文化以後的南北朝時期，又自然而然地發展成為爨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
大理滅爨以後，羅婺部通過進一步融合源源不斷南下的氐羌族群和其他民族，在中原處於封建割據的大動蕩時代，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生產技術等方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達到了最輝煌的時期。羅婺部落成為當時僅次於大理段氏政權的號稱“雄冠滇東三十七蠻部”的雲南又一個強勢地方政權，其部落酋長阿而受封為羅婺部長，並且長期統治著雲南北部，比同時期雲南任何一個地方政權集團勢力存在得更為長久。元朝初年還一度將其勢力範圍擴充到今天的東川、會澤、巧家，甚至是貴州西部的普安、盤縣等地，成為當時勢力最為強盛的雲南地方土官之一。
明清時期，由於大量漢族人口的遷入，特別是封建統治者所實行製兵屯旅和設置衛所以及大規模的改土歸流以後，羅婺民族大部分退居山區，有的甚至外遷到雙柏、易門、景東、南澗、文山等地和更遠的地方。但是，絕大部分仍然居住在原來的地方，並分散在各地山區，以土司、土舍、土目的形式統治著羅婺故地的大部分地方，繼承和弘揚著先民們獨創的羅婺文化，為今天我們的研究工作留下了很多難能可貴的活材料，是我們今天得以談論羅婺文化的最有力的基石，他們就是今天分布在武定祿勸一帶的彝族群眾。
三、羅婺文化的形成
羅婺部興起以前和羅婺部建立之初的羅婺民族文化活動我們知道的不多，這不僅是因為各種古代文獻對他們的記載很少，而且考古發掘所獲得的數據和地上的文化遺址遺跡也相當零碎，因此，要係統地了解和闡述也就相當困難。目前，我們所知道的僅僅隻是羅婺故地曆史上最初的居民是髳和濮，後來又長期處於氐羌文化、巴蜀文化、滇文化、夜郎文化、爨文化等各種文化圈的結合部，成為氐羌文化、滇文化和爨文化的組成部分，再後來又傳入了中原的封建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等。這樣，盡管情況有些模糊，但我們還是可以確定羅婺地區主要是在氐羌族群的遷入和影響下開始自己的文化史的，其突出的特點就是文化形式獨特，文化結構複雜，文化風格兼容性相當強，是曆史上氐羌文化的一個分支。
早在兩三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這一地區就已經形成了很多的村落群，並且各個村落之間隻有自然的聯係，但互不統屬，村社內部以一夫一妻的個體家庭為最小單位進行生產生活，土地實現公有私耕。但是，這時已有部分強大的部落（村落）不時向外掠奪財富和人口，並已有公共墓地，具備宗教理念等文化觀念，但從墓中的隨葬品看，當時還沒有貧富差距，是原始社會末期的氏族部落階段，居民就是古文獻上所說的“髳濮初地”和“靡莫之屬”等。後來，隨著外來人口的不斷增加，特別是南下的氐羌族群的大量遷入，村落不斷擴展，甚至還建立了很多新的村落群，並基本遍布整個高原壩子和金沙江支流岸邊，居民也就隨著新遷入人群以及曆史社會的發展而被稱為“昆明諸種”中的“滇”、“僰”、“夷”、“叟”和後來的“爨”、“蠻”等，就是到了明代，仍有史籍稱羅婺民族為“叟”和“叟耄”。而作為羅婺民族自稱的最早記錄則是在魏晉時期，叫做“本東爨之裔”，屬於爨蠻的一部分。清代編寫的《雲南通誌稿》描述爨人的特征時，寫道：“男子椎髻”、“披牛羊皮”，死後“焚葬其骨於山”等，並“述其種類有羅婺、撒彌、撒完、魯屋和黑白玀玀等”，這與《彝族簡史》上描述唐宋及以前的彝族先民為“土多牛馬，無布帛。男子椎髻，女子披發，皆衣牛羊皮”一致。《華陽國誌·南中誌》說：“其俗征巫鬼，好詛盟，投石結草，官常以盟詛要之。”《史記·西南夷列傳》也說：“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魋結（《漢書·西南夷列傳》作‘椎結’）、耕田、有邑聚。”這說明羅婺從髳、濮以後就已經深深地印有氐羌民族的特征，並在曆史上的各個時期都是氐羌民族的一部分。
公元前後到公元5世紀的五百多年間，是羅婺文化形成的最後階段，它已由萌芽走向成熟。這個時期，羅婺部迅速崛起，並逐個戰勝強敵，“並吞諸蠻聚落三十餘處”，成為滇北霸主。同時，其文化的形成也和它崛起為“雄冠滇東三十七蠻部”的曆史發展相互吻合，這個時期是羅婺文化的一個重大發展時期。當時，羅婺部不僅自己的政治體製完備，經濟繁榮，社會發展，而且還統轄周圍各小部落，部落酋長身兼多職，其中之一就是從事祭祀和文化工作，叫做“鬼主”。《新唐書·南蠻傳》說：“夷人尚鬼，謂主祭者為鬼主，每歲戶出一牛或一羊，就其家祭之，送鬼迎鬼必有兵，因此複仇雲。”並且，“大部落有大鬼主，小部落亦有小鬼主”。晉人常璩著的《華陽國誌·南中誌》上說：“夷中有桀黠能言議屈服種人者，謂之耄老，便為主。論議好，譬喻物，謂之夷經。今南人言論，雖學者亦半引夷經。”“夷經”就是彝文論著，說明在當時已經普遍使用彝文了。
在這一時期，佛教文化也分別從西邊的大理和北邊的四川傳入羅婺地區。隨著羅婺部參與征討大義寧國（大理國建立前存在僅八年的大理地方政權），並率領官兵親臨大理地區以後，受到大理地區濃厚的佛教文化的熏染，再加上崇尚佛教的大理國的大力扶持，羅婺民眾已有部分佛教信徒，佛教開始傳入並立足於武定。今天屹立於武定縣和祿勸縣交界的三台山上的“大聖摩可迦羅大黑天神”和“大聖北方多聞天王”石像，武定地區的民眾俗稱為“石大人”，根據雲南師範大學方齡貴教授的考證，具有盛唐時代的風格，為唐代南詔後期的作品，這就說明早在唐代，佛教就已經傳入羅婺地區。到了1311年，四川和尚朝宗雲遊來到武定壩子，也就有了羅婺眾多信徒的支持，朝宗在獅子山上初建淨土庵和文殊閣、維摩閣。不久，朝宗返回四川後，印度高僧提納薄陀（法號指空）又從四川來到武定，在羅婺眾多信徒的支持下，著手建造寺宇，經過六年的苦心經營，建成羅婺地區最大的一座寺廟——正續禪寺。這樣，佛教文化也就在“蠻夷之地”的羅婺故土上生根、發芽、開花、結果。
明清時期為羅婺文化的鼎盛時期。當時不僅土官、土司製度進一步完善，各種文化都比較發達，而且隨著中原大批漢族的遷入，各種文化也隨之大量進入武定地區，彝文和漢文是流行的書麵交際工具，官府和富豪等到處創辦書院、義館、義學等，招收各族子弟讀詩書，傳播知識文化，並為書院義館等廣置田產，最多的書院年收租穀近千石，少的也有百十石。另外，廣大彝區土舍也廣建書舍，例如：乾隆元年（1736年），貢生那德洪在金沙江邊的萬德村建立書舍，聘師爺教授《四書》、《五經》，彝民子弟既學彝文也學漢文。這時的部落酋長已經不再做祭祀工作，其身邊已有專門從事祭祀和文化工作的人，叫做“畢摩”，他們不僅講經說史，教授彝文，還書寫和篆刻了大量的彝文典籍和彝文金石銘刻，為今天的曆史和文化研究留下了大批珍貴的資料，也成了羅婺文化繁榮與發展的標誌。這一時期，佛教、道教等宗教文化也廣布故土南北，據不完全統計，僅現在的武定縣境內當時先後建造的寺宇廟壇就有四十多座，極大地豐富了羅婺地區的文化內涵。
晚清及其以後，隨著各民族的進一步融合，羅婺文化更加表現得豐富多彩，逐步形成今天的格局和現狀。
四、羅婺文化在雲南文化史上的地位
在雲南，人類社會曆史的開端可以追溯到一百七十萬年以前的元謀猿人。有了人就有了人類曆史，也就有了人類文明，人類文化從此開始。
通觀雲南曆史文化，我們不難發現在曆史上的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域範圍之內，產生和形成過形式多種多樣、影響或大或小、時間或長或短、內容和承接或迥異或相似的各種各樣的文化類型。例如：最早的元謀人文化，後來的滇文化、爨文化、南詔文化以及近現代的大理文化、麗江文化等，無不是雲南人的驕傲，更是文化產生地的人們引以為豪並且發揚光大的東西。
然而，人們不曾注意到，在滇中高原偏北的武定、祿勸一帶，自古以來就有人類在這裏生產、生活和繁衍，並長期處於相對獨立但又沒有完全獨立的各個時期、各種文化的邊緣地帶。同時，這裏作為曆史上的雲南中部和交通要道，受到來自四麵八方的各種文化的熏染，甚至是包容，從而形成了有自己獨特風格和魅力並兼容各個時期的文化內容的羅婺文化。但是，羅婺文化作為一種特有的區域文化、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一方麵，由於始終貫穿在整個雲南曆史發展過程，從而不像其他文化現象一樣，從其曇花一現的閃亮中，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和多方炒作；另一方麵，羅婺文化長期以來都是以雲南中部各個時期的主要文化現象的組成部分出現，但又因為都不是處於核心區域位置而顯現出最主要的文化特征而被忽略。同時，羅婺文化作為彝族文化的主要組成部分且還較早受到來自四麵八方的其他文化的影響，成為人們認為比較普通的地方文化。因此，羅婺文化在雲南曆史文化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肯定和挖掘，更不要奢談發揚光大。
我們應該清楚地看到，羅婺文化作為一種區域文化、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無論在古代、近代和現代都有其頑強的生命力、獨特的發展方向和奇異的風格魅力。能自我完善並相容各個時期的來自四麵八方的各種文化的優點而自成體係的優秀傳統文化，是人類社會曆史的寶貴精神財富。因此，保護它，挖掘它，研究它，弘揚它，是今天我們繼承羅婺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提高民族素質、發展民族經濟的最佳切合點。
第一，羅婺地區因為海陸變遷和曆史上的地質結構變化以及氣候環境的突變等因素，產生和出土了大量的古生物係列化石，它們分別被學術界命名為武定蟲、武定魚、武定龍，並且都是古生物進化過程中各個時期的主要代表，科研價值高，科普及趣味性較強，是古生物進化過程的一個縮影。
第二，羅婺文化的發祥地為滇池北麵到金沙江南岸的山間壩子及其江河的支流岸邊，是目前可知的人類最早的發祥地之一。這裏是元謀人化石的出土地，僅在武定縣境內就發現出土有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和部分石棺墓，出土了石斧和銅鋤、銅劍、銅斧等一批文物。現在對這些文化遺址和文物研究的開展和深入，為羅婺地區的古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的實物資料。
第三，羅婺故地東鄰曲靖，南接滇池，西連大理，北通巴蜀，是古代夜郎、滇、南詔及大理文化和巴蜀文化結合部和交錯雜處之地，曆史以來又是祖國內地和雲南各族人民長期交往的重要通道之一。特別是從元代及其以後，隨著雲南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的東移，戰略地位顯得越來越重要，元朝在武定的駐軍是全省所有駐軍的五分之一還強，從而被曆朝曆代美喻為“省會之藩籬，滇西之右臂”，“滇之北藩，通巴蜀而控東川”，“滇西鎖鑰”，“滇北重鎮”等。所以，羅婺文化對研究中原和西南各少數民族文化交流、民族融合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四，羅婺文化的創造者無疑就是羅婺民族，而羅婺民族為源源不斷的南下的氐羌族群不斷地融合羅婺地區的土著居民而成，是今天武定、祿勸等地彝族的直接祖先。應該這樣說，羅婺文化是彝族文化的一種獨特類型，而彝族文化自然也應該包含著羅婺文化。就武定彝族曆史文化研究這個問題，何耀華先生說：“在彝族曆史的研究上，四川大、小涼山的彝族、貴州水西的彝族、雲南武定地區的彝族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如果說四川大小涼山和貴州水西地區的彝族研究，過去曾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那麽，對武定地區彝族的研究則還很不夠或者說才剛剛開始……”對羅婺史籍的遺存，彝族學者白顯雲說：“僅北京圖書館珍藏的彝文藏書有百分之二十二來自四川、貴州、廣西和雲南的巧家、新平、永勝等縣。而百分之七十八來自楚雄彝族自治州的武定、祿勸兩縣。”見楚雄彝族自治州彝族語言文字研究工作領導小組編寫的《彝文正異字比較讀本》前言部分。1936年，丁文江的《爨文叢刊》問世，書中收錄了十一部經典，其中就有《武定羅婺夷（彝）占吉凶書》。由此可見，羅婺文化作為彝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因此，無論是探討雲南眾多文化類型的曆史發展過程或是在研究彝族曆史的發展上，羅婺文化都占有十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地位。羅婺文化是雲南優秀的民族傳統文化之一，是還沒有被人們完全認識的深山閨秀。特別是在改革開放、發展經濟、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今天，挖掘和弘揚羅婺優秀的文化傳統，把握時代脈搏，從曆史文化的深層機構中走出來，揭開羅婺文化的麵紗，是我們的當務之急。
狹義的羅婺文化是指曆史上曾經活躍在武定、祿勸等縣的羅婺部落在形成、發展和衰落的整個過程中所形成的文學、哲學、文字、美術、音樂、宗教以及科技、教育等與政治、經濟相對而言的文化形態。
廣義的羅婺文化是指有史以來在武定地區和祿勸縣的部分地區以及周邊區域內的以羅婺民族（彝族先民）為主的人們的共同體所創造的一切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總和，諸如政治上的典章製度，經濟上的生產、交換，生活上的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等風俗習慣，以及各種生產工具、生活用具和信息表達等。
深義的羅婺文化則是指在狹義文化中的某幾個不同領域，或是在狹義和廣義文化的某些互不相幹的領域中，進一步綜合、概括、集中、提煉、升華，得出一種較為普遍地存在於這許多領域中的共同的東西，亦是羅婺文化最本質或最具特征的東西。
羅婺文化跟其他文化類型和現象一樣，都有其特定的內涵和特質。但是羅婺文化作為一種獨特的、不可替代的地域文化，在民族曆史文化研究，特別是彝族曆史文化研究和羅婺故地當代居民的民風、民俗、民情等的研究中所占有的特殊位置。因此，它又不同於其他一般的文化。它不僅在國內外的民族曆史文化研究中具有很高的價值，而且更突出的是對羅婺後裔在新世紀、新時期如何更好地揚棄和傳承優秀的曆史文化，實現其又好又快發展具有深遠的、不可替代的現實意義。
為了使人們對“羅婺文化”有一個更全麵、更係統、更深入的了解和認識，使之能夠獲得與其實際價值相對應的足夠重視，並進而得到科學合理的開發利用，為羅婺故地的“三個文明”建設服務，筆者多年來查閱了大量的古籍史料，立足考古材料，尊重現實材料，多次沿著先民們留下的足跡，尋古探幽，調查研究。在此，不揣淺陋，冒昧地就以上問題進行嚐試性的探討，以求和同行們共勉。
一、羅婺及其含義
羅婺是對古代生活在滇池北麵到金沙江南岸的山間壩子和溪流岸邊，並且以今天武定縣和祿勸縣的結合部大黑山為中心的一個族群的稱謂。
“羅婺”一詞最早出現在唐代，據《新唐書·兩爨蠻傳》載：“爨蠻之西，有徙莫隻蠻，儉望蠻，貞觀二十三年內屬，以其地為傍、望、覽、丘、求五州，隸郎州都督府。”郎州當為今天的曲靖市。又根據雲南大學已故教授方國瑜的考證，“疑儉望蠻之儉為撿字之誤，讀為儉，即羅婺之異寫”，儉望就是羅婺，傍州在牟定，望州在廣通，覽州在楚雄，丘州在南華，求州在今天的武定、祿勸一帶方國瑜著：《彝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中國西南曆史地理考釋》，中華書局1987年版。也有的專家稱“丘州疑因土長在幸丘山而名，當在祿勸、武定境。求州當為武定”又據《新唐書·南蠻傳下》載：永徽初年，唐王朝派大將軍趙孝祖，由郎州出發，經求州去討伐“白水蠻”（居住在今天的元謀、大姚一帶的一個部落）時，“至羅仵侯山，其酋禿磨蒲與大鬼主都幹以眾塞菁口，孝祖大破之”。“羅仵”與“羅婺”音同字異，是為同一。“羅仵侯山”就是今天的武定縣發窩大黑山。《中國曆史地理圖冊》也說：羅仵侯山，在武定境。
《元史·地理誌》也載：“武定路，昔盧鹿等蠻居之，至段氏，使烏蠻阿治納夷昵共龍城於共甸，又築城名曰易龍。其裔孫法瓦浸盛，以其遠祖羅婺為部名。”後來明朝的天啟《滇誌》卷三十也說：“爨蠻之名，相沿已久，其初種類甚多，有號盧鹿蠻者，今訛為羅羅，依山阻穀皆是。”景泰《雲南圖經誌》卷二《曲靖府》說：“羅羅，一名爨，而有黑白之分。”同書同卷武定府祿勸州風俗說：“州多羅羅，即黑寸（爨），亦名羅婺。”清乾隆《農部瑣錄》卷十二也說：“羅婺，一稱羅武，又稱羅午……按此即烏蠻也，在本處謂黑羅羅，徙他處為羅婺。蓋羅婺者，烏蠻之遠祖，居祿勸幸邱山，故其種因以為名。”羅婺又作羅武，“羅武，本為羅婺寨，在今幸邱山”見《武定鳳氏本末》。“幸邱山……峰頂可容數萬家，昔為羅婺寨，天生者險，兵不易破”康熙《祿勸州誌》卷二。
其他地區如天啟《滇誌》卷三十記載：“魯屋倮羅，服飾大類黑倮……獨臨安魯郭村有之。”康熙《廣西府誌》卷十一載：“魯屋倮羅，各土官土舍之官奴寨民。”雍正《師宗州誌》卷下說：“羅武倮倮，無姓氏，服飾婚喪與黑倮倮同。”道光《雲南通誌》也說：“魯兀，耐勞苦，廣西州屬有之。”今天的雙柏、南澗、景東等地方仍然有彝族羅武支係分布，南華縣還有羅武莊鄉。
楊和森也從武定彝語入手，撰文指出：“彝語所稱武定為羅和老，當係羅婺之意，甸、定、德為居住地、壩子、坪子、平地等，武定即是羅婺部所居住的地方或羅婺部所居住的壩子，而漢稱武定是元世祖忽必烈平定雲南之後才出現的。它既體現了統治者的武功，也表達了地方安定的文治。所以，武定這一地名，彝稱羅（武）甸和漢稱（羅）武定（甸）從語言到詞義都是一致的，也是符合曆史事實的。”楊和森著：《簡述鳳氏土司的曆史沿革及武定一名的由來》。《新纂雲南通誌·土司考》也說：“武即婺之轉音也。”
同時，我們根據現在收藏在北京圖書館的原慕連（萬德）土司那氏祖傳藏書《羅婺婚親史》的記載可知，“羅婺”是一個人的名字，他的父親叫格祖，為居住在今天的武定縣大黑山和祿勸縣雲龍一帶的氏族首領，羅婺接位後，“治內攻外”，勢力不斷增強，“並吞諸蠻聚落三十餘處”而成為大酋。他的子孫為了弘揚祖名，震懾周圍其他各部落，逐漸將祖名“羅婺”演變成為部落名，這就是“羅婺部”，“這種以祖先名字作為部落稱號的情形，無疑沿襲古代羌人‘以父名母姓為種號’的特點”。根據有關專家和學者的推算，部落酋長羅婺至漢文文獻史籍可查的阿而已經曆了二十代見《鐫字岩彝文摩崖釋譯》中的“羅婺姻親史”譯注，雲南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
所以，最初被稱為“儉望”、“羅仵”和後來的“羅婺”、“羅武”、“羅午”、“羅舞”、“羅羽”、“勞羽”、“盧鹿”、“魯屋”、“魯兀”等都是同一彝語的不同漢語注音翻譯。它最初是一個人的名字，後來逐漸演變為部落族群的名字，在不同的史籍中有時是以地名的形式出現，更多的則是泛指居住在這一地區的族群。而出現在其他地區的自稱或他稱為羅武、魯兀等的群落都是從羅婺地區遷徙去的羅婺民族。
二、羅婺文化的源流
羅婺作為氐羌民族的一支，其民族文化淵源不僅可以上溯到上古時代的氐羌，而且可以追及更遙遠的祖先——孕育古代氐羌族群的位於我國西北廣大高原地區的許多漢藏語係藏緬語族的祖先。但是，羅婺部作為氐羌族群的一支“小分隊”入主滇北，並在其山間壩子和溪流岸邊開始了自己的曆史。這種情況表明，羅婺人在建立自己的社會時，就出自一定的有組織的行動。雖然“六祖分支，遷入滇北”的傳說具有神話色彩，但它卻反映了這一行動的曆史特色，而表述羅婺文化的淵源則更多應該從最早居住在這一地區的居民談起。
早在一百七十萬年以前，元謀壩子就已經生活著“元謀人”了。這是我國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的直立人，他們不僅會製造和使用工具，而且還學會了用火。“元謀人”的發現將人類的曆史向前推進了八十萬年，從而成為人類文明曆史的新紀元。
到了新石器時代則更進一步發展成為很多的村落群，元謀大墩子古文化遺址證明了當時的人們已經普遍使用石器、陶器、骨器和角器，種植有水稻，並還在遺址不遠處發現了同一時期的石棺墓。作為孕育羅婺文化的更廣闊的金沙江南岸及其支流岸邊和周圍星羅棋布的山間壩子，則氣候溫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適宜於發展農業和畜牧業生產。從在己衣新民、田心魯期和東坡所所卡等地出土的眾多磨製石斧和大量陶罐等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看，早在四五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時代，這一帶地區就已經廣泛生活著人類，開始了比較原始的農業生產，出現了原始高原農業文明。
後來，隨著曆史的發展和社會生產力的不斷提高以及不間斷的氐羌文化的南侵，羅婺文化作為滇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青銅工業應運而生。近三十年來，武定縣文物管理部門先後在東坡的所所卡和踏南務、田心的老把、高橋的七棵樹等地出土了部分兩千多年前的青銅生產工具和兵器等文物。雖然，這些器物具有明顯的滇文化特征，但從同一時期的墓葬形式即大量的石棺墓和陶罐等看，其同時也擁有濃鬱的氐羌文化特征。從而使羅婺文化現象從一開始就具有一種複合型文化現象的典型特性，並在滇文化以後的南北朝時期，又自然而然地發展成為爨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
大理滅爨以後，羅婺部通過進一步融合源源不斷南下的氐羌族群和其他民族，在中原處於封建割據的大動蕩時代，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生產技術等方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達到了最輝煌的時期。羅婺部落成為當時僅次於大理段氏政權的號稱“雄冠滇東三十七蠻部”的雲南又一個強勢地方政權，其部落酋長阿而受封為羅婺部長，並且長期統治著雲南北部，比同時期雲南任何一個地方政權集團勢力存在得更為長久。元朝初年還一度將其勢力範圍擴充到今天的東川、會澤、巧家，甚至是貴州西部的普安、盤縣等地，成為當時勢力最為強盛的雲南地方土官之一。
明清時期，由於大量漢族人口的遷入，特別是封建統治者所實行製兵屯旅和設置衛所以及大規模的改土歸流以後，羅婺民族大部分退居山區，有的甚至外遷到雙柏、易門、景東、南澗、文山等地和更遠的地方。但是，絕大部分仍然居住在原來的地方，並分散在各地山區，以土司、土舍、土目的形式統治著羅婺故地的大部分地方，繼承和弘揚著先民們獨創的羅婺文化，為今天我們的研究工作留下了很多難能可貴的活材料，是我們今天得以談論羅婺文化的最有力的基石，他們就是今天分布在武定祿勸一帶的彝族群眾。
三、羅婺文化的形成
羅婺部興起以前和羅婺部建立之初的羅婺民族文化活動我們知道的不多，這不僅是因為各種古代文獻對他們的記載很少，而且考古發掘所獲得的數據和地上的文化遺址遺跡也相當零碎，因此，要係統地了解和闡述也就相當困難。目前，我們所知道的僅僅隻是羅婺故地曆史上最初的居民是髳和濮，後來又長期處於氐羌文化、巴蜀文化、滇文化、夜郎文化、爨文化等各種文化圈的結合部，成為氐羌文化、滇文化和爨文化的組成部分，再後來又傳入了中原的封建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等。這樣，盡管情況有些模糊，但我們還是可以確定羅婺地區主要是在氐羌族群的遷入和影響下開始自己的文化史的，其突出的特點就是文化形式獨特，文化結構複雜，文化風格兼容性相當強，是曆史上氐羌文化的一個分支。
早在兩三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這一地區就已經形成了很多的村落群，並且各個村落之間隻有自然的聯係，但互不統屬，村社內部以一夫一妻的個體家庭為最小單位進行生產生活，土地實現公有私耕。但是，這時已有部分強大的部落（村落）不時向外掠奪財富和人口，並已有公共墓地，具備宗教理念等文化觀念，但從墓中的隨葬品看，當時還沒有貧富差距，是原始社會末期的氏族部落階段，居民就是古文獻上所說的“髳濮初地”和“靡莫之屬”等。後來，隨著外來人口的不斷增加，特別是南下的氐羌族群的大量遷入，村落不斷擴展，甚至還建立了很多新的村落群，並基本遍布整個高原壩子和金沙江支流岸邊，居民也就隨著新遷入人群以及曆史社會的發展而被稱為“昆明諸種”中的“滇”、“僰”、“夷”、“叟”和後來的“爨”、“蠻”等，就是到了明代，仍有史籍稱羅婺民族為“叟”和“叟耄”。而作為羅婺民族自稱的最早記錄則是在魏晉時期，叫做“本東爨之裔”，屬於爨蠻的一部分。清代編寫的《雲南通誌稿》描述爨人的特征時，寫道：“男子椎髻”、“披牛羊皮”，死後“焚葬其骨於山”等，並“述其種類有羅婺、撒彌、撒完、魯屋和黑白玀玀等”，這與《彝族簡史》上描述唐宋及以前的彝族先民為“土多牛馬，無布帛。男子椎髻，女子披發，皆衣牛羊皮”一致。《華陽國誌·南中誌》說：“其俗征巫鬼，好詛盟，投石結草，官常以盟詛要之。”《史記·西南夷列傳》也說：“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魋結（《漢書·西南夷列傳》作‘椎結’）、耕田、有邑聚。”這說明羅婺從髳、濮以後就已經深深地印有氐羌民族的特征，並在曆史上的各個時期都是氐羌民族的一部分。
公元前後到公元5世紀的五百多年間，是羅婺文化形成的最後階段，它已由萌芽走向成熟。這個時期，羅婺部迅速崛起，並逐個戰勝強敵，“並吞諸蠻聚落三十餘處”，成為滇北霸主。同時，其文化的形成也和它崛起為“雄冠滇東三十七蠻部”的曆史發展相互吻合，這個時期是羅婺文化的一個重大發展時期。當時，羅婺部不僅自己的政治體製完備，經濟繁榮，社會發展，而且還統轄周圍各小部落，部落酋長身兼多職，其中之一就是從事祭祀和文化工作，叫做“鬼主”。《新唐書·南蠻傳》說：“夷人尚鬼，謂主祭者為鬼主，每歲戶出一牛或一羊，就其家祭之，送鬼迎鬼必有兵，因此複仇雲。”並且，“大部落有大鬼主，小部落亦有小鬼主”。晉人常璩著的《華陽國誌·南中誌》上說：“夷中有桀黠能言議屈服種人者，謂之耄老，便為主。論議好，譬喻物，謂之夷經。今南人言論，雖學者亦半引夷經。”“夷經”就是彝文論著，說明在當時已經普遍使用彝文了。
在這一時期，佛教文化也分別從西邊的大理和北邊的四川傳入羅婺地區。隨著羅婺部參與征討大義寧國（大理國建立前存在僅八年的大理地方政權），並率領官兵親臨大理地區以後，受到大理地區濃厚的佛教文化的熏染，再加上崇尚佛教的大理國的大力扶持，羅婺民眾已有部分佛教信徒，佛教開始傳入並立足於武定。今天屹立於武定縣和祿勸縣交界的三台山上的“大聖摩可迦羅大黑天神”和“大聖北方多聞天王”石像，武定地區的民眾俗稱為“石大人”，根據雲南師範大學方齡貴教授的考證，具有盛唐時代的風格，為唐代南詔後期的作品，這就說明早在唐代，佛教就已經傳入羅婺地區。到了1311年，四川和尚朝宗雲遊來到武定壩子，也就有了羅婺眾多信徒的支持，朝宗在獅子山上初建淨土庵和文殊閣、維摩閣。不久，朝宗返回四川後，印度高僧提納薄陀（法號指空）又從四川來到武定，在羅婺眾多信徒的支持下，著手建造寺宇，經過六年的苦心經營，建成羅婺地區最大的一座寺廟——正續禪寺。這樣，佛教文化也就在“蠻夷之地”的羅婺故土上生根、發芽、開花、結果。
明清時期為羅婺文化的鼎盛時期。當時不僅土官、土司製度進一步完善，各種文化都比較發達，而且隨著中原大批漢族的遷入，各種文化也隨之大量進入武定地區，彝文和漢文是流行的書麵交際工具，官府和富豪等到處創辦書院、義館、義學等，招收各族子弟讀詩書，傳播知識文化，並為書院義館等廣置田產，最多的書院年收租穀近千石，少的也有百十石。另外，廣大彝區土舍也廣建書舍，例如：乾隆元年（1736年），貢生那德洪在金沙江邊的萬德村建立書舍，聘師爺教授《四書》、《五經》，彝民子弟既學彝文也學漢文。這時的部落酋長已經不再做祭祀工作，其身邊已有專門從事祭祀和文化工作的人，叫做“畢摩”，他們不僅講經說史，教授彝文，還書寫和篆刻了大量的彝文典籍和彝文金石銘刻，為今天的曆史和文化研究留下了大批珍貴的資料，也成了羅婺文化繁榮與發展的標誌。這一時期，佛教、道教等宗教文化也廣布故土南北，據不完全統計，僅現在的武定縣境內當時先後建造的寺宇廟壇就有四十多座，極大地豐富了羅婺地區的文化內涵。
晚清及其以後，隨著各民族的進一步融合，羅婺文化更加表現得豐富多彩，逐步形成今天的格局和現狀。
四、羅婺文化在雲南文化史上的地位
在雲南，人類社會曆史的開端可以追溯到一百七十萬年以前的元謀猿人。有了人就有了人類曆史，也就有了人類文明，人類文化從此開始。
通觀雲南曆史文化，我們不難發現在曆史上的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域範圍之內，產生和形成過形式多種多樣、影響或大或小、時間或長或短、內容和承接或迥異或相似的各種各樣的文化類型。例如：最早的元謀人文化，後來的滇文化、爨文化、南詔文化以及近現代的大理文化、麗江文化等，無不是雲南人的驕傲，更是文化產生地的人們引以為豪並且發揚光大的東西。
然而，人們不曾注意到，在滇中高原偏北的武定、祿勸一帶，自古以來就有人類在這裏生產、生活和繁衍，並長期處於相對獨立但又沒有完全獨立的各個時期、各種文化的邊緣地帶。同時，這裏作為曆史上的雲南中部和交通要道，受到來自四麵八方的各種文化的熏染，甚至是包容，從而形成了有自己獨特風格和魅力並兼容各個時期的文化內容的羅婺文化。但是，羅婺文化作為一種特有的區域文化、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一方麵，由於始終貫穿在整個雲南曆史發展過程，從而不像其他文化現象一樣，從其曇花一現的閃亮中，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和多方炒作；另一方麵，羅婺文化長期以來都是以雲南中部各個時期的主要文化現象的組成部分出現，但又因為都不是處於核心區域位置而顯現出最主要的文化特征而被忽略。同時，羅婺文化作為彝族文化的主要組成部分且還較早受到來自四麵八方的其他文化的影響，成為人們認為比較普通的地方文化。因此，羅婺文化在雲南曆史文化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肯定和挖掘，更不要奢談發揚光大。
我們應該清楚地看到，羅婺文化作為一種區域文化、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無論在古代、近代和現代都有其頑強的生命力、獨特的發展方向和奇異的風格魅力。能自我完善並相容各個時期的來自四麵八方的各種文化的優點而自成體係的優秀傳統文化，是人類社會曆史的寶貴精神財富。因此，保護它，挖掘它，研究它，弘揚它，是今天我們繼承羅婺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提高民族素質、發展民族經濟的最佳切合點。
第一，羅婺地區因為海陸變遷和曆史上的地質結構變化以及氣候環境的突變等因素，產生和出土了大量的古生物係列化石，它們分別被學術界命名為武定蟲、武定魚、武定龍，並且都是古生物進化過程中各個時期的主要代表，科研價值高，科普及趣味性較強，是古生物進化過程的一個縮影。
第二，羅婺文化的發祥地為滇池北麵到金沙江南岸的山間壩子及其江河的支流岸邊，是目前可知的人類最早的發祥地之一。這裏是元謀人化石的出土地，僅在武定縣境內就發現出土有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和部分石棺墓，出土了石斧和銅鋤、銅劍、銅斧等一批文物。現在對這些文化遺址和文物研究的開展和深入，為羅婺地區的古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的實物資料。
第三，羅婺故地東鄰曲靖，南接滇池，西連大理，北通巴蜀，是古代夜郎、滇、南詔及大理文化和巴蜀文化結合部和交錯雜處之地，曆史以來又是祖國內地和雲南各族人民長期交往的重要通道之一。特別是從元代及其以後，隨著雲南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的東移，戰略地位顯得越來越重要，元朝在武定的駐軍是全省所有駐軍的五分之一還強，從而被曆朝曆代美喻為“省會之藩籬，滇西之右臂”，“滇之北藩，通巴蜀而控東川”，“滇西鎖鑰”，“滇北重鎮”等。所以，羅婺文化對研究中原和西南各少數民族文化交流、民族融合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四，羅婺文化的創造者無疑就是羅婺民族，而羅婺民族為源源不斷的南下的氐羌族群不斷地融合羅婺地區的土著居民而成，是今天武定、祿勸等地彝族的直接祖先。應該這樣說，羅婺文化是彝族文化的一種獨特類型，而彝族文化自然也應該包含著羅婺文化。就武定彝族曆史文化研究這個問題，何耀華先生說：“在彝族曆史的研究上，四川大、小涼山的彝族、貴州水西的彝族、雲南武定地區的彝族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如果說四川大小涼山和貴州水西地區的彝族研究，過去曾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那麽，對武定地區彝族的研究則還很不夠或者說才剛剛開始……”對羅婺史籍的遺存，彝族學者白顯雲說：“僅北京圖書館珍藏的彝文藏書有百分之二十二來自四川、貴州、廣西和雲南的巧家、新平、永勝等縣。而百分之七十八來自楚雄彝族自治州的武定、祿勸兩縣。”見楚雄彝族自治州彝族語言文字研究工作領導小組編寫的《彝文正異字比較讀本》前言部分。1936年，丁文江的《爨文叢刊》問世，書中收錄了十一部經典，其中就有《武定羅婺夷（彝）占吉凶書》。由此可見，羅婺文化作為彝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因此，無論是探討雲南眾多文化類型的曆史發展過程或是在研究彝族曆史的發展上，羅婺文化都占有十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地位。羅婺文化是雲南優秀的民族傳統文化之一，是還沒有被人們完全認識的深山閨秀。特別是在改革開放、發展經濟、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今天，挖掘和弘揚羅婺優秀的文化傳統，把握時代脈搏，從曆史文化的深層機構中走出來，揭開羅婺文化的麵紗，是我們的當務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