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羅婺曆史淵源
任何一個民族及其文化的產生，都以其社會經濟、政治力量和生產技術作為基礎，還要經過無數代人的傳承、創新、揚棄和積澱，並以豐厚的優秀傳統習俗文化作為其先決條件。
在曆史上，羅婺民族及其所創造的文化，作為一種典型的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能夠在武定、祿勸這塊土地上產生，絕不是憑空從天而降的。她是羅婺民族的先民們通過長期的艱苦創業和努力實踐創造出來的，是在周圍各種文化和人流源源不斷地促進、影響和容融下，逐漸完備，逐漸發展起來的，至今仍然在雲南社會曆史上的各個時期呈現出不同的異彩和光芒。後來，羅婺民族還隨著社會曆史的向前發展，逐漸遷徙和分布到雲南全省。今天，通過研究，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麵來了解和認識羅婺民族的曆史文化淵源。
一、漢文史籍中的羅婺先民
五千多年前，華夏文明在中華大地上崛起，並在中原地區形成了許多大小不等的氏族部落，並隨著夏、商、周等奴隸製王朝的建立，逐漸形成了以中原王朝為主的強大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這時的西南廣大山區，特別是雲南，根據《華陽國誌·南中誌》的記載：“南中在昔蓋夷越之地。”“夷”為氐羌係統的部落群；“越”即百越族群。同書又說，當時的居民處於“編發左衽，隨畜遷徙”的原始社會末期，主要族群以羌、濮、越為主。後來，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曆史的發展，在滇池和周邊地區逐漸形成了以古滇王國為首的“靡莫之屬”等數十個小國，其中，以“滇”、“勞浸”、“靡莫”等國為強，他們“同姓相扶”，共同發展。其活動範圍是夜郎（今天的貴州西北部）之西、巂（今天的滇西大理一帶）之東、邛都（今天的四川西昌地區）之南富饒美麗而地形複雜的區域。
根據諸多學者的研究表明，當時居住在這一區域內的族群有“昆明諸種”（也叫昆明夷）、“滇”、“僰”、“叟”等，均屬於氐羌係民族。《說文解字·羊部》說：“羌，西戎牧羊人也。”“羌”從人，從羊，牧羊人也；“戎”從人，持戈，狩獵人也。同時，也有部分濮、越係統的民族在這裏居住。從各種文字材料上可以看出，當時的氐羌族群為隨畜遷徙的遊牧狩獵民族。但是，到了商代及以後，氐羌族群中已有部分因受周邊農業經濟的影響，轉而從事農耕見李紹明著《略論古代羌族社會的經濟發展與民族融合》，載《思想戰線》1980年第6期。社會經濟已有一定程度的發展。
公元前4世紀末葉，戰國七雄中的秦國在消滅了巴、蜀等兩個小國之後，中原王朝才逐漸全麵地接觸和認識到“巴蜀徼外，西南蠻夷”，始稱“西南夷”。《呂氏春秋·恃君覽》曰：“氐羌，呼唐，離水之西；僰人，野人，篇笮之川；舟人送龍，突人之鄉，多無君。”說明當時的西南夷地區為分散的、眾多的部落群體，沒有淩駕於民眾之上的君長或族長，大家共同勞動，共同生活。
到了公元前2世紀，漢武帝建元年間，中原中央王朝派人修築了兩條通往西南夷的道路：一條是從宜賓往南，通往牂牁江上遊的建寧（今天的雲南曲靖），叫做南夷道，也叫五尺道；另一條是由大渡河往南，通往孫水（今天的西昌安寧河）一帶的“邛都”到“滇”，叫做西夷道，也叫做靈關道。司馬遷在《史記·平準書》中寫道：“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在當時的艱苦條件下，工程之浩大可想而知。
西漢王朝在西南夷地區不僅修築夷道，而且還設置行政區域。先後在大渡河以南、金沙江以北的地區，以邛都（今天的四川西昌）為中心設立了越嶲郡；在古滇王國故地（今天的滇中、滇北等地，治所在今天的晉寧縣東）以滇池為中心設立了益州郡，並且，還在雲南東部和貴州西部也建立了犍為郡和牂牁郡。在益州郡置郡過程中，引起了當地民眾的反抗，《華陽國誌·南中誌》載：“晉寧，本益州也。元鼎初年屬牂柯、越嶲。漢武帝元封二年，叟反，遣將軍郭昌討平之，因開為郡，治滇池上，號曰益州。”
以上的“昆明諸種”、“叟”等當為羅婺先民。
《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皆氐類也。”這是《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時對古代西南夷民族的最早、最詳細的記述。
《史記·五帝本紀》記載說：“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其一曰玄囂，是為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大戴禮記·帝係》也說：“黃帝居軒轅之上，娶於西陵氏之女，謂之嫘祖氏，產青陽及昌意。青陽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祿勸縣誌》也同樣說：“黃帝時，長子昌意德劣不足紹承大同，降居若水為諸侯，娶蜀山之女，謂之昌濮氏，產顓頊於若水之陽。夫曰若水之陽，則其地屬今之祿勸北界。”
據查，黃帝部落原來是氐羌族係的遊牧民族，居住在我國的西北地區，後來，他們中的一部分進入中原與夏族、周族等融合而成為華夏民族。仍在西北地區生活的兩大部落，即所謂黃帝的二子青陽和昌意則活動於江水、若水（即今天的金沙江、雅礱江）一帶尤中著：《中國西南的古代民族》，雲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成為當時林立部落中的比較強大的一部分。方國瑜教授在其著作《彝族史稿》中說：“彝族祖先從祖國西北遷到西南，結合古代記錄，當與‘羌人’有關。早期居西北河湟一帶的就是古羌人，分向幾方麵遷徙，有一部向南流動的羌人，就是彝族的祖先。”方國瑜著：《彝族史稿》，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彝族教授劉堯漢先生也稱彝族為“春秋時期遷入金沙江兩側滇川黔的西北甘青羌戎的後裔”劉堯漢著：《中國文明源頭新探》，雲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顯而易見，羅婺先民就在其中。
二、遺跡中的羅婺先民
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武定縣文化館、武定縣文物管理所和東坡、高橋、田心、己衣等鄉鎮文化站的工作人員先後在境內的金沙江及其支流猛果河岸邊的新民、魯期、所所卡、幹龍潭等地，發現了多處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墓葬和部分文化遺物。根據初步清理，幾處遺址上出土有石斧和部分砍砸器等遺物十多件，墓葬屬於石棺墓，通過雨水衝刷墓內出土有部分陶器片。同時，由於村民建房挖地基和耕種土地，先後又在七棵樹、踏南務、臘丙箐等地出土了銅鋤三把、銅劍一把、銅斧兩把、銅匕頭一個等一批青銅器文物，並在同一文化層內發現了大量的陶器碎片全部文物均收藏在武定縣文物管理所內。
這些遺址、遺物特點鮮明：己衣鄉新民村旁的石斧和田心鄉魯期阿都卡村對麵山坡上的石斧，石質均為淡綠色，質料堅硬，斧身扁平並略呈梯形，通體磨光，刃部鋒利，作弧形凸出，磨製精細。敲砸器大多是打擊下來的石片石核和天然礫石，也有少量明顯的二次加工痕跡，主要有斧形器和棒形器等。
發現於東坡所所卡村臘丙箐的大量陶片和田心鄉魯期老把村旁的大量石棺墓內的陶器，均為素麵的輪製夾砂灰褐陶和紅陶，絕大部分壓有印繩紋，從陶器底部和口沿殘片辨認，器形的種類主要有缽（碗）、罐（甕）兩類，缽底平，圓形，大口；罐底平，小，身粗，矮領，口外卷。
發現於高橋鎮七棵樹村和東坡鄉所所卡村的銅鋤一致，銅質均屬紅銅，製作精細，為尖頭寬葉形，柄上有木質插孔，鋤尖鋒利。同時，在臘丙箐還出土了銅斧一把，銅斧一側磨平，有拴棍棒的痕跡，另一側有精美的幾何圖形飾紋，斧刃稍寬；還在當地民間征集到一把製作相對粗糙、形態規整狹長的黃銅斧。另外，發現於東坡鄉踏南務的銅劍比較鋒利，為兩麵刃，長約20厘米，手柄末端有圓形穿繩孔，便於攜帶。還有銅匕頭，銅匕頭為殘缺之物，與銅劍在同一地層中發現，僅有5厘米長。
上述器物的製作技術都比較高超，石器能夠采用琢打、砥磨等技術；陶器采用較為先進的輪製，並有紋飾；青銅器則更表現出高難度的技術水平。
從石器的製作技術和陶器的器形和紋飾來看，羅婺地區的石器文化為新石器時代文化晚期，屬於氐羌文化類型，眾多的石棺墓跟在雲南元謀的大墩子、永仁的菜園子和四川的汶川、理縣、雅江、木裏等地區發現的墓葬一致，均帶有強烈的西北甘青原始文化色彩，屬氐羌族係。其年代可上溯戰國，下至西漢，有的可延續到東漢時期童恩正著：《近年來中國西南民族地區戰國秦漢時代的考古發現及其研究》，載《考古學報》1980年第4期。武定的石棺墓葬文化與四川西南的石棺墓葬文化和青海湟中地區的石棺墓文化（卡約文化）具有先後承襲的關係，其主人都是古羌人冉光榮著：《羌族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印證了《史記·西南夷列傳》上的先秦時期西南地區（包括羅婺故地）的民族“皆氐類也”的論斷，也就是說是氐羌係統的民族。
在人類進入青銅時代以後，從以典型的滇文化為中心發掘出土的晉寧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和楚雄萬家壩等青銅器物可以看出，當時雲南的青銅文化已經相當發達，“具有自己獨特的風格，其中典型的器物是尖頭寬葉形鋤，銎部附有動物雕像的各種兵器，以動物搏鬥為題材的各種飾牌等。各種青銅器年代有早有晚，大部分是戰國至西漢之物”馬曜著：《雲南簡史》，雲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頁。羅婺地區出土的青銅器在1990年通過雲南省著名的青銅器研究專家張增祺、葛季芳、馬文鬥等實地鑒定，除一把銅鋤為西漢之物外，全部都是戰國時期的文物。
由此不難看出：早期的羅婺文化從墓葬上看屬南下的氐羌文化，但從生產工具、兵器等器物上看則屬於滇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成為二者兼有的獨特的文化類型。同時，也說明了早在三四千以年前，武定地方就已經有人類在這裏生息和繁衍，並已擁有較為先進的文化。
三、彝文典籍中的羅婺先民
根據最古老的彝文文獻如《彝族源流》、《西南彝誌》和《指路經》等的記載，彝族的曆史相當久遠，其始祖是希母遮，後來又經曆了哎哺（原始）、尼能、什勺等若幹時代，或者視為許多部落，每一個時代或部落又都是漫長的曆史階段。《西南彝誌》卷三說：哎哺共經曆了九十代，具體又敘述了十九個哎氏族、兩個哲米氏族共二百一十二代的父子連名世係，係居住在西北的氐羌部落。不久，部分逐漸移居到今天的西昌至宜賓以南的金沙江北岸生活。
到了希母遮的十四世孫時有九個兄弟，到二十九世孫時有十二個兄弟，其中一個叫武洛撮的，是“六祖”的先輩，其他兄弟都渡河發展為各不相同的部落。到希母遮的第三十一世孫都慕俄（也有的彝書寫譯成仲牟由）時生六子，分居各地，向四方發展。《六祖分支》和《六祖魂光輝》等書也說：阿普篤慕因為洪水為患，率領全族南渡金沙江，避難定居到洛尼山（有兩種說法，即：一幸邱山，在今天的祿勸縣雲龍；二堂狼山，在今天的會澤縣境內）。到了他的六個兒子時，又開始分遷，亦叫做“六祖分支”。六個兒子分別是：長房生子慕雅切、慕雅考，向“楚吐以南”遷徙，發展成為武部、乍部兩個支係；次房生子慕雅熱、慕雅臥，分布在“洛博以北”地區，發展成為糯部、恒部兩個支係；三房生子慕克克、慕齊齊，向“實液中部”遷徙，發展成為布部、默部兩個支係。其中，武部和乍部向雲南南部和雲南西南地區遷居，糯部和恒部向雲南西北和四川省的大、小涼山遷居，默部和布部向滇東北地區的昭通和貴州、廣西一帶遷居。同時默部和布部的部分支係繼續留在洛尼山一帶居住，他們依山傍水，開墾經營，經過數代人的繁衍發展後，又祭祀分支，長房留在原居住地，分出的部分又去尋找新的居住地，開墾經營。當他們感到勞力不足時，外出擄俘為奴。當發展到人多地少時，又祭祀分支，再圖新業。就這樣分係越分越多，地域越分越廣，成了大小不等的部落群體，遍布各地。
《彝族六族史》朱據元著：《彝族六祖史》，雲南美術出版社1994年版，第117頁。稱，口傳史中彝族始祖阿普都木在羅尼白（洛尼山）舉行祭祀分支，史稱“六祖分支”。文獻說：
舉齋將分支，分支得興旺；
祖先好六男，遵從瑪慕言；
六祖分六支。
長子慕阿額，阿額為武支；
次子慕阿枯，阿枯為乍支；
三子慕阿臥，阿臥為尼支；
四子慕阿熱，阿熱為恒支；
五子慕阿克，阿克為布支；
六子慕阿齊，阿齊為默支。
還有，彝族鳳姓族譜《普呷多吐母格母嘎克》一書說：“鳳家（羅婺）的起祖是從四川的臘卑渣魯木遷來萬德，得打得阿補是六祖長房得布家之意。”“按：所謂四川，即指東川地區，說明鳳家是六祖之長房德布家的後裔，係由東川遷來武定。由於六祖從東川、會澤一帶分遷去各地及鳳家從此遷出。因此，東川、會澤曆來成為滇東北黔西彝族與武定、祿勸彝族聯係的紐帶”何耀華著：《武定鳳氏本末箋》，雲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99頁。“德布”為氏族名，是彝族六祖分支後的第五支，為慕克克之後裔。同樣，武定地區的老彝文書《六祖魂光輝》雲南省社會科學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編：《彝文文獻譯叢》第五輯。也敘述了彝族的祖先是來自北方的，“六祖”之後才遷來定居在武定、祿勸一帶。同書又說：“尼家老母親，安置石塚中，騎馬長途奔，做祭葬老母。”
從而可知，羅婺先民自川西北南遷，定居在今天的東川、會澤一帶，其氏族部落首領是阿普都木，他有六個兒子，或是六個氏族群體，他們從東川、會澤一帶分遷出去，各自發展成為六個大的部落，這在彝族曆史上稱之為“六祖分支”，第五支也就是第五個氏族部落，為慕阿克支，也有叫做慕克克的一支，仍然居住在洛尼山原居住地。到了他的第十世孫“努且保”（也有譯為“糯奎博”）的時候，由於受到其兄長努羅特的排斥，遂舉家向外遷徙，開拓了武定祿勸地區，他是羅婺先祖中一名比較傑出的氏族首領，是羅婺部長的嫡係直接祖先見《鐫字岩彝文摩崖釋譯》中的“羅婺姻親史”譯注第16條注釋，雲南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
四、羅婺先民源流考
從以上考證可知，早在四千多年以前，從滇池以北到金沙江南岸的山間壩子、河穀水邊，早就已經有人類在這裏居住、繁衍、生息。他們或“隨水草而居”，或“隨畜遷徙”，“亦牧亦農”，並不斷地和屬於氐羌係統的在很長一個時期內，甚至是到明代 例如環州彝族土司的遷入。都未曾中斷過的南下的部落群體融合，直接組成羅婺先民的主體，曆史上稱之為“滇”、“僰”、“夷”、“叟”、“蠻”等。武定地區的東坡、田心、己衣等地出土的新石器時代石器和大量石棺墓的發現，充分印證了這一點。《華陽國誌·蜀誌》也記載：“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死，作石棺石槨，國人從之，故俗以石棺槨為縱目人塚也。”可以看出，武定縣境內的石棺墓墓主由北而南遷入武定地區，廣布在金沙江南北兩岸和猛果河邊。
在雲南進入了繁盛的青銅時代以後，由於羅婺故地離滇池較近，所以，羅婺先民吸收了先進的滇文化，或成為滇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在武定縣境內出土的青銅器，絕大部分具有明顯的滇文化特征，這就是例證。但是，由於武定地區的地理環境特殊，羅婺民族仍然長期保留著自己所獨有的、濃厚的氐羌氣息的文化類型。因此，四川大學童恩正教授稱：“這一文化就是進入青銅時代後，沿橫斷山脈的河穀通道南下的氐羌族帶來的。”童恩正著：《近年來中國西南民族地區戰國秦漢時代的考古發現及其研究》，載《考古學報》1980年第4期。
著名的民族曆史學家馬曜教授也稱：“古代僰人分布於青衣江南沿岷江下遊到達四川和雲南東部以及滇中地區，其在川東者稱為邛僰，在滇中者稱為滇僰或蠻僰。”漢代“叟人”開始出現在這一地區，“叟人”原住在西北，被稱為“氐叟”和“青叟”，他們進入雲南以後和“滇池地區的僰人融合而使僰人發生了分化改組，進行新的合成，最後，叟取代了僰之名，以至於叟人之稱始於東漢而盛於西晉”馬曜著：《白族異源同流說》，載《雲南社會科學》2000年第3期。
因此，我們認為，羅婺先民應該是古代不間斷地南下的氐羌族群融合本地的土著居民而成，並在各個時代，隨著征服群體的融合改變而改變，這就是曆史上的昆明諸種（滇、夷）、僰人、叟人等。魏晉以後，在雲南曆史上，出現了自滇文化以來的第二個文化高峰期——爨文化。“爨”是古代雲南的一個民族群體，其來源根據爨文化學者範建華的考證為：“一是秦漢以來生活在滇東、滇東北、滇池地區的滇僰、滇叟、勞浸靡莫之屬；二是以南中大姓為代表的中原漢族移民統治者及其部曲。”範建華著：《爨文化芻議》，載範建華編《爨文化論》，雲南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同書又說：“東爨烏蠻則由漢晉時代的昆夷、叟夷發展而來。”範建華著：《爨文化芻議》，載範建華編《爨文化論》，雲南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很顯然，被稱之為滇、僰、叟、夷等的部落群體，羅婺先民就在其中，是爨文化的創始者之一。《武定鳳氏本末》更是說得清清楚楚：“本東爨之裔。”到了唐代，南詔滅爨，爨作為一種曆史文化現象衰落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種獨特的政治、經濟、文化類型，這就是“東方（滇東）三十七蠻部”。
羅婺部作為“東方三十七蠻部”之一，發跡於今天的武定縣大黑山和祿勸縣的雲龍一帶，並經過無數代人的不斷經營擴張，“同姓相扶”和“並吞諸蠻聚落三十餘處，分兄弟子侄治之，皆隸羅婺部”《元史·地理誌》。等，勢力範圍擴大到今天的武定、祿勸和元謀等地的大部分地區，為比較有勢力的“三十七部”之一。《武定鳳氏本末》上說是：“雄冠滇東三十七蠻部。”《元史·地理誌》則說是：“群酋會集之所。”並以此主事滇北，躍居曆史政治舞台，居民也從此以羅婺民族自居。
在曆史上，羅婺民族及其所創造的文化，作為一種典型的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能夠在武定、祿勸這塊土地上產生，絕不是憑空從天而降的。她是羅婺民族的先民們通過長期的艱苦創業和努力實踐創造出來的，是在周圍各種文化和人流源源不斷地促進、影響和容融下，逐漸完備，逐漸發展起來的，至今仍然在雲南社會曆史上的各個時期呈現出不同的異彩和光芒。後來，羅婺民族還隨著社會曆史的向前發展，逐漸遷徙和分布到雲南全省。今天，通過研究，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麵來了解和認識羅婺民族的曆史文化淵源。
一、漢文史籍中的羅婺先民
五千多年前，華夏文明在中華大地上崛起，並在中原地區形成了許多大小不等的氏族部落，並隨著夏、商、周等奴隸製王朝的建立，逐漸形成了以中原王朝為主的強大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這時的西南廣大山區，特別是雲南，根據《華陽國誌·南中誌》的記載：“南中在昔蓋夷越之地。”“夷”為氐羌係統的部落群；“越”即百越族群。同書又說，當時的居民處於“編發左衽，隨畜遷徙”的原始社會末期，主要族群以羌、濮、越為主。後來，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曆史的發展，在滇池和周邊地區逐漸形成了以古滇王國為首的“靡莫之屬”等數十個小國，其中，以“滇”、“勞浸”、“靡莫”等國為強，他們“同姓相扶”，共同發展。其活動範圍是夜郎（今天的貴州西北部）之西、巂（今天的滇西大理一帶）之東、邛都（今天的四川西昌地區）之南富饒美麗而地形複雜的區域。
根據諸多學者的研究表明，當時居住在這一區域內的族群有“昆明諸種”（也叫昆明夷）、“滇”、“僰”、“叟”等，均屬於氐羌係民族。《說文解字·羊部》說：“羌，西戎牧羊人也。”“羌”從人，從羊，牧羊人也；“戎”從人，持戈，狩獵人也。同時，也有部分濮、越係統的民族在這裏居住。從各種文字材料上可以看出，當時的氐羌族群為隨畜遷徙的遊牧狩獵民族。但是，到了商代及以後，氐羌族群中已有部分因受周邊農業經濟的影響，轉而從事農耕見李紹明著《略論古代羌族社會的經濟發展與民族融合》，載《思想戰線》1980年第6期。社會經濟已有一定程度的發展。
公元前4世紀末葉，戰國七雄中的秦國在消滅了巴、蜀等兩個小國之後，中原王朝才逐漸全麵地接觸和認識到“巴蜀徼外，西南蠻夷”，始稱“西南夷”。《呂氏春秋·恃君覽》曰：“氐羌，呼唐，離水之西；僰人，野人，篇笮之川；舟人送龍，突人之鄉，多無君。”說明當時的西南夷地區為分散的、眾多的部落群體，沒有淩駕於民眾之上的君長或族長，大家共同勞動，共同生活。
到了公元前2世紀，漢武帝建元年間，中原中央王朝派人修築了兩條通往西南夷的道路：一條是從宜賓往南，通往牂牁江上遊的建寧（今天的雲南曲靖），叫做南夷道，也叫五尺道；另一條是由大渡河往南，通往孫水（今天的西昌安寧河）一帶的“邛都”到“滇”，叫做西夷道，也叫做靈關道。司馬遷在《史記·平準書》中寫道：“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在當時的艱苦條件下，工程之浩大可想而知。
西漢王朝在西南夷地區不僅修築夷道，而且還設置行政區域。先後在大渡河以南、金沙江以北的地區，以邛都（今天的四川西昌）為中心設立了越嶲郡；在古滇王國故地（今天的滇中、滇北等地，治所在今天的晉寧縣東）以滇池為中心設立了益州郡，並且，還在雲南東部和貴州西部也建立了犍為郡和牂牁郡。在益州郡置郡過程中，引起了當地民眾的反抗，《華陽國誌·南中誌》載：“晉寧，本益州也。元鼎初年屬牂柯、越嶲。漢武帝元封二年，叟反，遣將軍郭昌討平之，因開為郡，治滇池上，號曰益州。”
以上的“昆明諸種”、“叟”等當為羅婺先民。
《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皆氐類也。”這是《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時對古代西南夷民族的最早、最詳細的記述。
《史記·五帝本紀》記載說：“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其一曰玄囂，是為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大戴禮記·帝係》也說：“黃帝居軒轅之上，娶於西陵氏之女，謂之嫘祖氏，產青陽及昌意。青陽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祿勸縣誌》也同樣說：“黃帝時，長子昌意德劣不足紹承大同，降居若水為諸侯，娶蜀山之女，謂之昌濮氏，產顓頊於若水之陽。夫曰若水之陽，則其地屬今之祿勸北界。”
據查，黃帝部落原來是氐羌族係的遊牧民族，居住在我國的西北地區，後來，他們中的一部分進入中原與夏族、周族等融合而成為華夏民族。仍在西北地區生活的兩大部落，即所謂黃帝的二子青陽和昌意則活動於江水、若水（即今天的金沙江、雅礱江）一帶尤中著：《中國西南的古代民族》，雲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成為當時林立部落中的比較強大的一部分。方國瑜教授在其著作《彝族史稿》中說：“彝族祖先從祖國西北遷到西南，結合古代記錄，當與‘羌人’有關。早期居西北河湟一帶的就是古羌人，分向幾方麵遷徙，有一部向南流動的羌人，就是彝族的祖先。”方國瑜著：《彝族史稿》，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彝族教授劉堯漢先生也稱彝族為“春秋時期遷入金沙江兩側滇川黔的西北甘青羌戎的後裔”劉堯漢著：《中國文明源頭新探》，雲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顯而易見，羅婺先民就在其中。
二、遺跡中的羅婺先民
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武定縣文化館、武定縣文物管理所和東坡、高橋、田心、己衣等鄉鎮文化站的工作人員先後在境內的金沙江及其支流猛果河岸邊的新民、魯期、所所卡、幹龍潭等地，發現了多處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墓葬和部分文化遺物。根據初步清理，幾處遺址上出土有石斧和部分砍砸器等遺物十多件，墓葬屬於石棺墓，通過雨水衝刷墓內出土有部分陶器片。同時，由於村民建房挖地基和耕種土地，先後又在七棵樹、踏南務、臘丙箐等地出土了銅鋤三把、銅劍一把、銅斧兩把、銅匕頭一個等一批青銅器文物，並在同一文化層內發現了大量的陶器碎片全部文物均收藏在武定縣文物管理所內。
這些遺址、遺物特點鮮明：己衣鄉新民村旁的石斧和田心鄉魯期阿都卡村對麵山坡上的石斧，石質均為淡綠色，質料堅硬，斧身扁平並略呈梯形，通體磨光，刃部鋒利，作弧形凸出，磨製精細。敲砸器大多是打擊下來的石片石核和天然礫石，也有少量明顯的二次加工痕跡，主要有斧形器和棒形器等。
發現於東坡所所卡村臘丙箐的大量陶片和田心鄉魯期老把村旁的大量石棺墓內的陶器，均為素麵的輪製夾砂灰褐陶和紅陶，絕大部分壓有印繩紋，從陶器底部和口沿殘片辨認，器形的種類主要有缽（碗）、罐（甕）兩類，缽底平，圓形，大口；罐底平，小，身粗，矮領，口外卷。
發現於高橋鎮七棵樹村和東坡鄉所所卡村的銅鋤一致，銅質均屬紅銅，製作精細，為尖頭寬葉形，柄上有木質插孔，鋤尖鋒利。同時，在臘丙箐還出土了銅斧一把，銅斧一側磨平，有拴棍棒的痕跡，另一側有精美的幾何圖形飾紋，斧刃稍寬；還在當地民間征集到一把製作相對粗糙、形態規整狹長的黃銅斧。另外，發現於東坡鄉踏南務的銅劍比較鋒利，為兩麵刃，長約20厘米，手柄末端有圓形穿繩孔，便於攜帶。還有銅匕頭，銅匕頭為殘缺之物，與銅劍在同一地層中發現，僅有5厘米長。
上述器物的製作技術都比較高超，石器能夠采用琢打、砥磨等技術；陶器采用較為先進的輪製，並有紋飾；青銅器則更表現出高難度的技術水平。
從石器的製作技術和陶器的器形和紋飾來看，羅婺地區的石器文化為新石器時代文化晚期，屬於氐羌文化類型，眾多的石棺墓跟在雲南元謀的大墩子、永仁的菜園子和四川的汶川、理縣、雅江、木裏等地區發現的墓葬一致，均帶有強烈的西北甘青原始文化色彩，屬氐羌族係。其年代可上溯戰國，下至西漢，有的可延續到東漢時期童恩正著：《近年來中國西南民族地區戰國秦漢時代的考古發現及其研究》，載《考古學報》1980年第4期。武定的石棺墓葬文化與四川西南的石棺墓葬文化和青海湟中地區的石棺墓文化（卡約文化）具有先後承襲的關係，其主人都是古羌人冉光榮著：《羌族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印證了《史記·西南夷列傳》上的先秦時期西南地區（包括羅婺故地）的民族“皆氐類也”的論斷，也就是說是氐羌係統的民族。
在人類進入青銅時代以後，從以典型的滇文化為中心發掘出土的晉寧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和楚雄萬家壩等青銅器物可以看出，當時雲南的青銅文化已經相當發達，“具有自己獨特的風格，其中典型的器物是尖頭寬葉形鋤，銎部附有動物雕像的各種兵器，以動物搏鬥為題材的各種飾牌等。各種青銅器年代有早有晚，大部分是戰國至西漢之物”馬曜著：《雲南簡史》，雲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頁。羅婺地區出土的青銅器在1990年通過雲南省著名的青銅器研究專家張增祺、葛季芳、馬文鬥等實地鑒定，除一把銅鋤為西漢之物外，全部都是戰國時期的文物。
由此不難看出：早期的羅婺文化從墓葬上看屬南下的氐羌文化，但從生產工具、兵器等器物上看則屬於滇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成為二者兼有的獨特的文化類型。同時，也說明了早在三四千以年前，武定地方就已經有人類在這裏生息和繁衍，並已擁有較為先進的文化。
三、彝文典籍中的羅婺先民
根據最古老的彝文文獻如《彝族源流》、《西南彝誌》和《指路經》等的記載，彝族的曆史相當久遠，其始祖是希母遮，後來又經曆了哎哺（原始）、尼能、什勺等若幹時代，或者視為許多部落，每一個時代或部落又都是漫長的曆史階段。《西南彝誌》卷三說：哎哺共經曆了九十代，具體又敘述了十九個哎氏族、兩個哲米氏族共二百一十二代的父子連名世係，係居住在西北的氐羌部落。不久，部分逐漸移居到今天的西昌至宜賓以南的金沙江北岸生活。
到了希母遮的十四世孫時有九個兄弟，到二十九世孫時有十二個兄弟，其中一個叫武洛撮的，是“六祖”的先輩，其他兄弟都渡河發展為各不相同的部落。到希母遮的第三十一世孫都慕俄（也有的彝書寫譯成仲牟由）時生六子，分居各地，向四方發展。《六祖分支》和《六祖魂光輝》等書也說：阿普篤慕因為洪水為患，率領全族南渡金沙江，避難定居到洛尼山（有兩種說法，即：一幸邱山，在今天的祿勸縣雲龍；二堂狼山，在今天的會澤縣境內）。到了他的六個兒子時，又開始分遷，亦叫做“六祖分支”。六個兒子分別是：長房生子慕雅切、慕雅考，向“楚吐以南”遷徙，發展成為武部、乍部兩個支係；次房生子慕雅熱、慕雅臥，分布在“洛博以北”地區，發展成為糯部、恒部兩個支係；三房生子慕克克、慕齊齊，向“實液中部”遷徙，發展成為布部、默部兩個支係。其中，武部和乍部向雲南南部和雲南西南地區遷居，糯部和恒部向雲南西北和四川省的大、小涼山遷居，默部和布部向滇東北地區的昭通和貴州、廣西一帶遷居。同時默部和布部的部分支係繼續留在洛尼山一帶居住，他們依山傍水，開墾經營，經過數代人的繁衍發展後，又祭祀分支，長房留在原居住地，分出的部分又去尋找新的居住地，開墾經營。當他們感到勞力不足時，外出擄俘為奴。當發展到人多地少時，又祭祀分支，再圖新業。就這樣分係越分越多，地域越分越廣，成了大小不等的部落群體，遍布各地。
《彝族六族史》朱據元著：《彝族六祖史》，雲南美術出版社1994年版，第117頁。稱，口傳史中彝族始祖阿普都木在羅尼白（洛尼山）舉行祭祀分支，史稱“六祖分支”。文獻說：
舉齋將分支，分支得興旺；
祖先好六男，遵從瑪慕言；
六祖分六支。
長子慕阿額，阿額為武支；
次子慕阿枯，阿枯為乍支；
三子慕阿臥，阿臥為尼支；
四子慕阿熱，阿熱為恒支；
五子慕阿克，阿克為布支；
六子慕阿齊，阿齊為默支。
還有，彝族鳳姓族譜《普呷多吐母格母嘎克》一書說：“鳳家（羅婺）的起祖是從四川的臘卑渣魯木遷來萬德，得打得阿補是六祖長房得布家之意。”“按：所謂四川，即指東川地區，說明鳳家是六祖之長房德布家的後裔，係由東川遷來武定。由於六祖從東川、會澤一帶分遷去各地及鳳家從此遷出。因此，東川、會澤曆來成為滇東北黔西彝族與武定、祿勸彝族聯係的紐帶”何耀華著：《武定鳳氏本末箋》，雲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99頁。“德布”為氏族名，是彝族六祖分支後的第五支，為慕克克之後裔。同樣，武定地區的老彝文書《六祖魂光輝》雲南省社會科學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編：《彝文文獻譯叢》第五輯。也敘述了彝族的祖先是來自北方的，“六祖”之後才遷來定居在武定、祿勸一帶。同書又說：“尼家老母親，安置石塚中，騎馬長途奔，做祭葬老母。”
從而可知，羅婺先民自川西北南遷，定居在今天的東川、會澤一帶，其氏族部落首領是阿普都木，他有六個兒子，或是六個氏族群體，他們從東川、會澤一帶分遷出去，各自發展成為六個大的部落，這在彝族曆史上稱之為“六祖分支”，第五支也就是第五個氏族部落，為慕阿克支，也有叫做慕克克的一支，仍然居住在洛尼山原居住地。到了他的第十世孫“努且保”（也有譯為“糯奎博”）的時候，由於受到其兄長努羅特的排斥，遂舉家向外遷徙，開拓了武定祿勸地區，他是羅婺先祖中一名比較傑出的氏族首領，是羅婺部長的嫡係直接祖先見《鐫字岩彝文摩崖釋譯》中的“羅婺姻親史”譯注第16條注釋，雲南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
四、羅婺先民源流考
從以上考證可知，早在四千多年以前，從滇池以北到金沙江南岸的山間壩子、河穀水邊，早就已經有人類在這裏居住、繁衍、生息。他們或“隨水草而居”，或“隨畜遷徙”，“亦牧亦農”，並不斷地和屬於氐羌係統的在很長一個時期內，甚至是到明代 例如環州彝族土司的遷入。都未曾中斷過的南下的部落群體融合，直接組成羅婺先民的主體，曆史上稱之為“滇”、“僰”、“夷”、“叟”、“蠻”等。武定地區的東坡、田心、己衣等地出土的新石器時代石器和大量石棺墓的發現，充分印證了這一點。《華陽國誌·蜀誌》也記載：“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死，作石棺石槨，國人從之，故俗以石棺槨為縱目人塚也。”可以看出，武定縣境內的石棺墓墓主由北而南遷入武定地區，廣布在金沙江南北兩岸和猛果河邊。
在雲南進入了繁盛的青銅時代以後，由於羅婺故地離滇池較近，所以，羅婺先民吸收了先進的滇文化，或成為滇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在武定縣境內出土的青銅器，絕大部分具有明顯的滇文化特征，這就是例證。但是，由於武定地區的地理環境特殊，羅婺民族仍然長期保留著自己所獨有的、濃厚的氐羌氣息的文化類型。因此，四川大學童恩正教授稱：“這一文化就是進入青銅時代後，沿橫斷山脈的河穀通道南下的氐羌族帶來的。”童恩正著：《近年來中國西南民族地區戰國秦漢時代的考古發現及其研究》，載《考古學報》1980年第4期。
著名的民族曆史學家馬曜教授也稱：“古代僰人分布於青衣江南沿岷江下遊到達四川和雲南東部以及滇中地區，其在川東者稱為邛僰，在滇中者稱為滇僰或蠻僰。”漢代“叟人”開始出現在這一地區，“叟人”原住在西北，被稱為“氐叟”和“青叟”，他們進入雲南以後和“滇池地區的僰人融合而使僰人發生了分化改組，進行新的合成，最後，叟取代了僰之名，以至於叟人之稱始於東漢而盛於西晉”馬曜著：《白族異源同流說》，載《雲南社會科學》2000年第3期。
因此，我們認為，羅婺先民應該是古代不間斷地南下的氐羌族群融合本地的土著居民而成，並在各個時代，隨著征服群體的融合改變而改變，這就是曆史上的昆明諸種（滇、夷）、僰人、叟人等。魏晉以後，在雲南曆史上，出現了自滇文化以來的第二個文化高峰期——爨文化。“爨”是古代雲南的一個民族群體，其來源根據爨文化學者範建華的考證為：“一是秦漢以來生活在滇東、滇東北、滇池地區的滇僰、滇叟、勞浸靡莫之屬；二是以南中大姓為代表的中原漢族移民統治者及其部曲。”範建華著：《爨文化芻議》，載範建華編《爨文化論》，雲南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同書又說：“東爨烏蠻則由漢晉時代的昆夷、叟夷發展而來。”範建華著：《爨文化芻議》，載範建華編《爨文化論》，雲南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很顯然，被稱之為滇、僰、叟、夷等的部落群體，羅婺先民就在其中，是爨文化的創始者之一。《武定鳳氏本末》更是說得清清楚楚：“本東爨之裔。”到了唐代，南詔滅爨，爨作為一種曆史文化現象衰落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種獨特的政治、經濟、文化類型，這就是“東方（滇東）三十七蠻部”。
羅婺部作為“東方三十七蠻部”之一，發跡於今天的武定縣大黑山和祿勸縣的雲龍一帶，並經過無數代人的不斷經營擴張，“同姓相扶”和“並吞諸蠻聚落三十餘處，分兄弟子侄治之，皆隸羅婺部”《元史·地理誌》。等，勢力範圍擴大到今天的武定、祿勸和元謀等地的大部分地區，為比較有勢力的“三十七部”之一。《武定鳳氏本末》上說是：“雄冠滇東三十七蠻部。”《元史·地理誌》則說是：“群酋會集之所。”並以此主事滇北，躍居曆史政治舞台，居民也從此以羅婺民族自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