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羅婺”是人們對古代生活在滇池以北到金沙江南岸的一個彝族部落共同體的稱謂。他們的主要活動中心是今天的武定縣全境和祿勸、元謀、祿豐、富民等縣的部分地方，其部落共同體在曆史上被稱為“羅婺部”，是今天彝族的先民之一。
“武定”彝語稱為“羅苔”或“老苔”（彝語音譯），“羅”或“老”即“羅婺”。“羅苔”或“老苔”即“羅婺甸”，“甸”彝語為壩子。“羅婺甸”漢語的意思是“羅婺壩子”或“羅婺人的壩子”，即今天武定縣城所在地，也泛指武定地區。“羅婺”一詞源出古代居住在武定縣的發窩鄉和祿勸縣的雲龍鄉一帶的一個部落酋長的名字，由於他智慧過人，勇猛善戰，治邦得當，從而使部落由小變大，由弱變強，在他過世後，“其裔孫法瓦浸盛，以遠祖羅婺為部名”（《元史·地理誌》），遂將其演變為部落名，史稱“羅婺部”。
羅婺部大約產生於公元前後，在其兩千多年的發展曆程中，以今天的武定、祿勸為中心，幾乎遍及雲南全境和貴州西部、廣西西北部。現在雲南很多地方仍然還有自稱或他稱為“羅婺”、“羅武”、“魯屋”、“魯兀”等的彝族支係，還有羅武地、羅武哨、羅武莊、羅武鄉、羅武村等地名和村名，這些都是過去羅婺部族的繁衍及其社會發展的曆史印記。
翻開曆史，人們都知道，過去羅婺人以其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區位優勢以及文化底蘊，長期容融著源源不斷南下的氐羌族群，並在秦漢之際成為滇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最初被稱為“髳”、“濮”，後來又稱“昆明”、“夷”、“僰”、“滇叟”和“爨”、“叟”、“蠻”等；特別是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正式以“羅婺部落”的顯赫地位躍居曆史舞台，是“爨文化”的一個分支，即“本東爨之裔”；到了與唐代同期的南詔以及與五代、宋同期大理國時期，羅婺部更是以其完備的政治、強大的軍事、繁榮的經濟和先進的文化而“雄冠滇東三十七蠻部”，成為“群酋會集（聚）之所”，是僅次於大理段氏政權的又一個雲南地方政權。
元明時期，羅婺部落酋長的嫡係後裔長期襲任武定路軍民總管府土官總管和武定軍民府知府土官等要職，統轄現在的武定、祿勸、元謀等地，還在元朝初年曾將其勢力範圍擴大到今天的尋甸、東川、會澤、巧家以至貴州省的盤縣、普安等地。明朝中葉及以後，隨著封建王朝為加強中央集權對羅婺地區在內的西南地區進行大規模的改土歸流，羅婺部酋長嫡係後裔雖然退出了直接主事滇北的政治曆史舞台，但仍然憑借著其獨有的天然屏障和豐富的自然資源，繼承和弘揚著祖先的優秀傳統文化，並分散到各地，成為封建領主，也叫“土司”或“土舍”，繼續統領著這片土地的大部分地區。
悠久的曆史淵源、豐厚的文化積澱，為羅婺故土創造和留下了很多豐富、獨特、優秀的寶貴文化遺產、曆史遺跡和生產生活經驗，成為滇中古代民族文明的文化標誌，是滇中區域文化的重要象征，這一切我們統稱為“羅婺文化”。
“羅婺文化”的創造者，肯定就是羅婺民族。前麵提到，羅婺民族古代先民生活在今天以武定、祿勸為中心的滇北一帶，他們長期容融著源源不斷南下的氐羌族群。在魏晉以前，羅婺民族的稱謂比較雜亂，遺跡和遺物也是支離破碎的，沒有留下什麽係統的“文化”著述，隻給我們留下了民族融合的曆史。
但是，到了唐初，羅婺部在紛繁雜亂的部族群落中開始崛起，並在五代時期形成較為強盛的部落，特別是從“宋孝宗淳熙間，有阿而者，能服其眾”，受封於大理國國王段政智，為羅婺部長起始，到明萬曆年間的徹底改土歸流的四百多年裏，羅婺鳳氏土司先後被大理段氏政權及元、明兩代封建王朝封予羅婺部長、羅婺萬戶侯、北路土官總管、武定路軍民總管府土官總管、武定軍民府土官知府等職位，共傳十五代二十三位主；其間還有數代土官因功加授過雲南行中書省參政、武德將軍、八百司元帥、中憲大夫、晉中大夫、亞中大夫、中順大夫、雲南布政司參政等頭銜，多次受到朝廷的厚賜，鳳氏也多次進京貢物朝覲。而後，隨著改土歸流的推進和守衛金沙江要塞的需要，於明萬曆元年（1573年）和嘉靖四十四年（1566年）在今天的萬德設置了慕連彝族土司，在環州從西昌招引來安氏彝族土司，或稱為土舍，直到解放前夕。在這三百八十多年的曆史過程中，慕連彝族土司共傳十一代十六位主；環州彝族土司傳十一代十六位主。慕連彝族那氏土司是羅婺鳳氏土司的嫡係後裔，可以說他們家族在武定地區的統治時間最長，由其統轄的羅婺部領地內廣大人民群眾，在幾千年的曆史進程中，創造並留下了很多難得、可貴的曆史文化遺產和豐富的民族民間文化。
羅婺後裔米切若張在其文化散文專著《天遣獅蹲留寶地——武定獅子山及羅婺文化解讀》一書中說：
悠久的羅婺民族史，積澱了深厚的民族文化。
地傑人靈。羅婺先民和羅婺後裔們在創造曆史的同時，也創造了豐富多彩的文化藝術。其中，遠古歌謠是我們窺探羅婺古老文化的一具潛望鏡。
……我們可以這樣說，以畢摩（彝族古文化知識分子）傳承的經籍文化和以彝民口頭傳承的民間文化組成了浩瀚的武定彝族文化的基本內容。
這裏有明代鳳氏土司鐫刻於祿勸縣城西北十二公裏處法尼則（今天的發明村）西側掌鳩河畔鐫字岩的彝漢文石刻和現在散存於武定縣境內的於明清兩代篆刻的一百三十四塊彝文碑刻；清代著《武定鳳氏本末》、《武定府誌》、《武定直隸州誌》；1943年，馬學良教授從那氏土司家中和周圍彝族地區收集到的，現收藏於北京圖書館和清華、北大、南開等大學圖書館的兩千多冊彝文經典以及明清兩代的土司活動留下的大量遺跡、遺物，等等。
所有這一切都是係統地描述武定過去的曆史，特別是彝族土司、土官、土舍、土目以及廣大羅婺地區民眾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原始材料，從而成為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羅婺文化典籍。
時下，“羅婺”作為一種文化、一種精神、一種動力以及作為推動羅婺故地各種產業發展的亮點被提出來，在近幾年來已為越來越多的人們所關注和認識，研究專著、理論文章、文化精品層出不窮，領域涉及方方麵麵，效益日益顯現。
這是因為，羅婺文化不僅僅隻是武定縣和祿勸縣以及周邊的地方曆史和民族文化，更重要的是，她處於源源不斷南下的氐羌文化和滇文化的交融地帶，吸收了以中原文化和印度佛教文化為主的其他文化，並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區域文化類型。其所留下的史籍和遺跡以及生產生活、風俗習慣等文化沉積起來的傳統已經成為我們研究、繼承和弘揚民族優秀文化的瑰寶。今天對她的探析和研究，是我們了解和揭開雲南乃至西南古代民族文化以及彝族曆史文化和滇中古老而神秘的傳統文化——彝族土司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原雲南省社會科學院院長何耀華教授早在二十年前就在其編纂的《武定鳳氏本末箋證》一書中說：
在彝族曆史的研究上，四川大、小涼山的彝族，貴州水西地區的彝族，雲南武定地區的彝族（羅婺部落）具有同等重要的典型意義。如果說四川大小涼山和貴州水西地區彝族的研究，過去曾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那麽，對武定地區彝族的研究則還很不夠，或者說才剛剛開始。
因此，我們係統地研究和探析羅婺彝族曆史文化的發展軌跡，認真總結和弘揚其優秀的傳統曆史文化，力求在深層結構中挖掘、探尋其曆史與現實的結合點，找出其可資借鑒的合理內核，確立“羅婺文化”應有的特殊價值和重要地位，提高武定的曆史內涵、文化品位和國內外知名度，為今天的社會經濟建設和旅遊開發、文化研究與保護服務，這是筆者的夙願，也是本書得以和讀者見麵的初衷。
§§第一編 羅婺曆史
“武定”彝語稱為“羅苔”或“老苔”（彝語音譯），“羅”或“老”即“羅婺”。“羅苔”或“老苔”即“羅婺甸”，“甸”彝語為壩子。“羅婺甸”漢語的意思是“羅婺壩子”或“羅婺人的壩子”，即今天武定縣城所在地，也泛指武定地區。“羅婺”一詞源出古代居住在武定縣的發窩鄉和祿勸縣的雲龍鄉一帶的一個部落酋長的名字，由於他智慧過人，勇猛善戰，治邦得當，從而使部落由小變大，由弱變強，在他過世後，“其裔孫法瓦浸盛，以遠祖羅婺為部名”（《元史·地理誌》），遂將其演變為部落名，史稱“羅婺部”。
羅婺部大約產生於公元前後，在其兩千多年的發展曆程中，以今天的武定、祿勸為中心，幾乎遍及雲南全境和貴州西部、廣西西北部。現在雲南很多地方仍然還有自稱或他稱為“羅婺”、“羅武”、“魯屋”、“魯兀”等的彝族支係，還有羅武地、羅武哨、羅武莊、羅武鄉、羅武村等地名和村名，這些都是過去羅婺部族的繁衍及其社會發展的曆史印記。
翻開曆史，人們都知道，過去羅婺人以其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區位優勢以及文化底蘊，長期容融著源源不斷南下的氐羌族群，並在秦漢之際成為滇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最初被稱為“髳”、“濮”，後來又稱“昆明”、“夷”、“僰”、“滇叟”和“爨”、“叟”、“蠻”等；特別是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正式以“羅婺部落”的顯赫地位躍居曆史舞台，是“爨文化”的一個分支，即“本東爨之裔”；到了與唐代同期的南詔以及與五代、宋同期大理國時期，羅婺部更是以其完備的政治、強大的軍事、繁榮的經濟和先進的文化而“雄冠滇東三十七蠻部”，成為“群酋會集（聚）之所”，是僅次於大理段氏政權的又一個雲南地方政權。
元明時期，羅婺部落酋長的嫡係後裔長期襲任武定路軍民總管府土官總管和武定軍民府知府土官等要職，統轄現在的武定、祿勸、元謀等地，還在元朝初年曾將其勢力範圍擴大到今天的尋甸、東川、會澤、巧家以至貴州省的盤縣、普安等地。明朝中葉及以後，隨著封建王朝為加強中央集權對羅婺地區在內的西南地區進行大規模的改土歸流，羅婺部酋長嫡係後裔雖然退出了直接主事滇北的政治曆史舞台，但仍然憑借著其獨有的天然屏障和豐富的自然資源，繼承和弘揚著祖先的優秀傳統文化，並分散到各地，成為封建領主，也叫“土司”或“土舍”，繼續統領著這片土地的大部分地區。
悠久的曆史淵源、豐厚的文化積澱，為羅婺故土創造和留下了很多豐富、獨特、優秀的寶貴文化遺產、曆史遺跡和生產生活經驗，成為滇中古代民族文明的文化標誌，是滇中區域文化的重要象征，這一切我們統稱為“羅婺文化”。
“羅婺文化”的創造者，肯定就是羅婺民族。前麵提到，羅婺民族古代先民生活在今天以武定、祿勸為中心的滇北一帶，他們長期容融著源源不斷南下的氐羌族群。在魏晉以前，羅婺民族的稱謂比較雜亂，遺跡和遺物也是支離破碎的，沒有留下什麽係統的“文化”著述，隻給我們留下了民族融合的曆史。
但是，到了唐初，羅婺部在紛繁雜亂的部族群落中開始崛起，並在五代時期形成較為強盛的部落，特別是從“宋孝宗淳熙間，有阿而者，能服其眾”，受封於大理國國王段政智，為羅婺部長起始，到明萬曆年間的徹底改土歸流的四百多年裏，羅婺鳳氏土司先後被大理段氏政權及元、明兩代封建王朝封予羅婺部長、羅婺萬戶侯、北路土官總管、武定路軍民總管府土官總管、武定軍民府土官知府等職位，共傳十五代二十三位主；其間還有數代土官因功加授過雲南行中書省參政、武德將軍、八百司元帥、中憲大夫、晉中大夫、亞中大夫、中順大夫、雲南布政司參政等頭銜，多次受到朝廷的厚賜，鳳氏也多次進京貢物朝覲。而後，隨著改土歸流的推進和守衛金沙江要塞的需要，於明萬曆元年（1573年）和嘉靖四十四年（1566年）在今天的萬德設置了慕連彝族土司，在環州從西昌招引來安氏彝族土司，或稱為土舍，直到解放前夕。在這三百八十多年的曆史過程中，慕連彝族土司共傳十一代十六位主；環州彝族土司傳十一代十六位主。慕連彝族那氏土司是羅婺鳳氏土司的嫡係後裔，可以說他們家族在武定地區的統治時間最長，由其統轄的羅婺部領地內廣大人民群眾，在幾千年的曆史進程中，創造並留下了很多難得、可貴的曆史文化遺產和豐富的民族民間文化。
羅婺後裔米切若張在其文化散文專著《天遣獅蹲留寶地——武定獅子山及羅婺文化解讀》一書中說：
悠久的羅婺民族史，積澱了深厚的民族文化。
地傑人靈。羅婺先民和羅婺後裔們在創造曆史的同時，也創造了豐富多彩的文化藝術。其中，遠古歌謠是我們窺探羅婺古老文化的一具潛望鏡。
……我們可以這樣說，以畢摩（彝族古文化知識分子）傳承的經籍文化和以彝民口頭傳承的民間文化組成了浩瀚的武定彝族文化的基本內容。
這裏有明代鳳氏土司鐫刻於祿勸縣城西北十二公裏處法尼則（今天的發明村）西側掌鳩河畔鐫字岩的彝漢文石刻和現在散存於武定縣境內的於明清兩代篆刻的一百三十四塊彝文碑刻；清代著《武定鳳氏本末》、《武定府誌》、《武定直隸州誌》；1943年，馬學良教授從那氏土司家中和周圍彝族地區收集到的，現收藏於北京圖書館和清華、北大、南開等大學圖書館的兩千多冊彝文經典以及明清兩代的土司活動留下的大量遺跡、遺物，等等。
所有這一切都是係統地描述武定過去的曆史，特別是彝族土司、土官、土舍、土目以及廣大羅婺地區民眾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原始材料，從而成為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羅婺文化典籍。
時下，“羅婺”作為一種文化、一種精神、一種動力以及作為推動羅婺故地各種產業發展的亮點被提出來，在近幾年來已為越來越多的人們所關注和認識，研究專著、理論文章、文化精品層出不窮，領域涉及方方麵麵，效益日益顯現。
這是因為，羅婺文化不僅僅隻是武定縣和祿勸縣以及周邊的地方曆史和民族文化，更重要的是，她處於源源不斷南下的氐羌文化和滇文化的交融地帶，吸收了以中原文化和印度佛教文化為主的其他文化，並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區域文化類型。其所留下的史籍和遺跡以及生產生活、風俗習慣等文化沉積起來的傳統已經成為我們研究、繼承和弘揚民族優秀文化的瑰寶。今天對她的探析和研究，是我們了解和揭開雲南乃至西南古代民族文化以及彝族曆史文化和滇中古老而神秘的傳統文化——彝族土司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原雲南省社會科學院院長何耀華教授早在二十年前就在其編纂的《武定鳳氏本末箋證》一書中說：
在彝族曆史的研究上，四川大、小涼山的彝族，貴州水西地區的彝族，雲南武定地區的彝族（羅婺部落）具有同等重要的典型意義。如果說四川大小涼山和貴州水西地區彝族的研究，過去曾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那麽，對武定地區彝族的研究則還很不夠，或者說才剛剛開始。
因此，我們係統地研究和探析羅婺彝族曆史文化的發展軌跡，認真總結和弘揚其優秀的傳統曆史文化，力求在深層結構中挖掘、探尋其曆史與現實的結合點，找出其可資借鑒的合理內核，確立“羅婺文化”應有的特殊價值和重要地位，提高武定的曆史內涵、文化品位和國內外知名度，為今天的社會經濟建設和旅遊開發、文化研究與保護服務，這是筆者的夙願，也是本書得以和讀者見麵的初衷。
§§第一編 羅婺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