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概論

第一節 雲南與東南亞的地緣人文關係

　　一、雲南麵向東南亞的地緣區位優勢及曆史發展

雲南地處東亞大陸與東南亞、南亞的結合部，與緬甸、老撾、越南三國接壤，國境線長4，061公裏，是我國毗鄰國家最多的省區之一，並可從陸上經周邊國家直達泰國、柬埔寨、馬來西亞、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由於這一區位特點，雲南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通往東南亞、南亞的重要通道和門戶，經濟社會發展與周邊國家和地區有著十分密切的聯係。

（一）古代南方陸上絲綢路的開通與民間經貿交往

“南方絲綢之路”的曆史可以上溯到遙遠的古代。春秋之前，它是一條南北民族遷移、民間貿易的自然通道。戰國之後，由於商業的發展，這條古道逐漸演化為一條巴蜀商人秘密通商的通道。秦漢時期，中國西南通往東南亞、南亞的古道中，已有三條路線開始見諸於史書的明確記載。第一條是以滇池地區為樞紐，北通成都，西經大理、保山、騰衝入緬甸至印度的“蜀身毒道”。這條路在中國境內段由五尺道、靈關道和永昌道組合而成。五尺道從成都東南起，沿水路到宜賓，經昭通、曲靖、昆明到大理；靈關道由成都經邛崍、雅安、涼山和楚雄，與五尺道在大理匯合後一路往西，稱為永昌道；永昌道出大理翻越博南山，經保山、騰衝到緬甸、印度等地。據考古文物和史書文獻考證，這條路至遲在公元前4世紀就已開通，至少比北方絲綢路早兩個世紀。第二條是從滇池地區向南經蒙自、屏邊、河口進入越南北部，再從越南出海到東南亞和南亞各國，古稱“馬援故道”。第三條是牂牁江—番禺海道，即由滇池地區出發，沿牂牁江（今北盤江、南盤江、紅水河、珠江）經兩廣到達番禺（今廣州）入海，可航行至東南亞各地。古代四川生產的絲綢就是通過上述路線輸往中東和西方各國的，故被稱為南方陸上絲綢路。

中原王朝對“南方絲綢之路”的開發，早在秦統一之前就已經開始。據《華陽國誌·蜀誌》記載：公元前316年，蜀守李冰父子便開始修築從成都沿岷江而下的道路，史稱“僰道”。秦統一後便派常頞修築了由四川通往雲南的官道—五尺道，這是在民間古道的基礎上，由政府組織修築的第一條到達雲南的道路。漢武帝時開始大規模開發西南夷道，至南方絲綢之路國內最後一段“永昌道”開通，前後用了30多年時間。東漢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設立了漢王朝開拓西南最邊遠的郡——永昌郡，也是南方絲綢之路上最後一個國內、國外物資集散地。隋唐及以後各朝，又對南方絲綢之路進行了開拓、整修、加固。在7世紀後唐宋王朝時期，開辟了經建水沿紅河水路至越南的“步頭路”，經思茅、猛臘至老撾、泰國、緬甸東南部的“茶馬古道”。

在漫長的曆史時期中，正是由於南方陸上絲綢路的存在，使雲南成為連接中國與東南亞、南亞的橋梁和紐帶。自漢唐以來，南方絲綢之路上驛馬絡繹於途，商賈雲集於市，雲南與東南亞、南亞諸國的商貿往來曆經漢、唐、宋、元、明、清六代未曾衰落。它把西南地區與外界溝通聯係起來，使這一地區的經濟發展逐漸形成了與中國內地聯係和與東南亞、南亞聯係的雙向交往的運行規律，推動了各民族經濟社會的發展。

（二）近代以來滇越鐵路對雲南與東南亞經貿交往的影響

1897年，法國殖民者通過向清政府施壓攫取了由越南海防至昆明的鐵路修築權。1903年，滇越鐵路正式動工，1910年3月全線竣工，鐵路全長850公裏，其中雲南段昆明至河口長466公裏。作為中國第一條國際鐵路，滇越鐵路使雲南在一夜之間，從中國最閉塞的邊陲省份一躍成為與外部世界發生直接聯係的前沿，或說是對外開放的前沿。盡管這種開放是被動的，但客觀上促進了雲南經濟社會發展進程。

滇越鐵路通車前，雲南進出口商品走滇南線經紅河水運至越南海防港要半個月左右。回程逆流而上則要一個月，而這已是雲南最近的出口線路了。到內地的北京、上海等地，則一般要先經貴州、湖南到漢口，約需40天。滇越鐵路通車後，個舊至碧色寨隻要幾個小時，而碧色寨到海防港也隻需2天左右。如果從昆明上火車，六七天就可以到香港，9天就可以到上海。這就極大地促進了雲南外貿的迅速增長。雲南1908年前對外貿易年均出口額為1，200萬關兩左右，到1912年便已達到2，200萬關兩。到1927年，更增至3，000萬關兩的水平。

滇越鐵路拉響了雲南早期工業化的汽笛，促進了沿線地區市場化、城鎮化進程。開遠成為滇南商業重鎮；個舊因大錫經過滇越鐵路發往世界各地，又隨火車輸入先進的生產設備及采選技術，使得個舊的采選冶技術在當時達到一流水平。20世紀30年代，個舊錫務公司即已開通與倫敦金屬交易所的熱線電報，隨時根據市場情況做出生產決策。滇越鐵路成了雲南與國外商貿往來最直接的重要通道。

（三）滇緬公路提升了雲南國際通道的重要戰略地位

抗戰時期，整個西南成了中國的大後方，雲南作為中國連接東南亞、南亞最重要的陸路通道，其戰略地位凸顯。出於戰略上的考慮，1937年11月中國政府決定快速修通滇西公路下關至畹町段，建立起與緬甸境內公路、鐵路相連接，直達仰光的滇緬運輸線。沿線各族人民僅用9個月的時間，便修築出548公裏汽車道，打通了內連川康黔桂四省、外接緬甸印度兩國的國際公路通道，雲南成為全國重要的戰略後方和物資進出口通道。抗戰後期，伴隨著緬北密支那反攻和滇西大反攻逐漸推向勝利之際，以滇緬公路為主的滇緬運輸線重又開通。與此同時，從保山經密支那通向印度雷多，連接印度公路、鐵路的中印公路，於1945年1月16日全線通車。

以滇緬公路及中印公路、駝峰航線、中印輸油管道、滇越鐵路為代表的雲南國際通道，在中國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東方戰場上發揮了重要作用。與此同時，雲南形成了以昆明為中心、以緬甸仰光和印度加爾各答為出海口的對外開放格局，促進了經濟社會空前快速發展。

二、雲南與東南亞的民族和文化關係

雲南與東南亞的人文關係是由特定的地理環境和曆史條件所決定的。雲南是連接亞洲大陸腹地與東南亞、南亞大陸的鏈環，中南半島東部和中部的廣大山地，均係雲南橫斷山脈向南延伸的親緣山地，最長的一條一直伸展成為馬來半島的骨幹。雲南素有“亞洲水塔”之稱，是紅河、湄公河、薩爾溫江、伊洛瓦底江等東南亞著名江河的上遊地帶，因此可以說，雲南與東南亞“山脈同緣，江河同源”，屬於同一個地理單元。眾多的河穀是大陸通往海洋的走廊，利於古代人類的往來和遷徙。加之這一地區森林茂盛、土地肥沃、雨量充沛、物產豐富，既是人類最早的發源地之一，又是原始民族生存的樂土。這種種因素，使這一地區成為古代人類繁衍和遷徙的中心，成為多民族活動的曆史舞台。從民族源流來看，無論是古代還是近代，東南亞地區的主要種族和民族都可以在雲南眾多的少數民族中找到相同或相近的族源。考古材料和文獻記載表明，早在新石器時期，這一地區就活動著氐羌、百越、百濮三個大族群的部落，經過長期的發展變遷、分化融合，逐漸形成了今天雲南至中南半島北部的各個民族。從語言係屬來看，藏緬語族的民族源於氐羌，壯侗語族的民族源於百越，孟高棉語族的民族源於百濮。至唐宋時期，苗瑤語族的民族從長江中下遊開始遷入雲南和廣西，此後又陸續遷往中南半島地區各國。在近現代國界形成後，這些民族遂成為跨國界而居的民族。到20世紀50年代初，雲南邊疆民族地區的民族構成、分布格局、經濟社會形態、文化模式、生產力發展水平、社會發育程度等，均與中南半島國家北部地區基本相同。直到現在，在雲南與緬、老、越三國4，060公裏的共同邊界上，仍有壯、傣、布依、苗、瑤、彝、哈尼、景頗、傈僳、拉祜、怒、阿昌、獨龍、佤、布朗、德昂16個民族與國外同一民族在國境線兩側相鄰而居，邊境結合部具有山水相連、通道眾多，民族相同，語言相通，風俗習慣相似，邊民往來密切的特點，在地理人文和經濟發展層次上可視為一個“圈”。

從文化關係來看，雲南是亞洲大陸腹地與中南半島和印巴次大陸的結合部，是連接東亞、東南亞和南亞的樞紐地帶。這一特定的地理位置使這一地區自古以來成為中國中原文化和東南亞文化、印度文化三大文化圈的交匯點和邊緣重合地帶。至遲在秦漢時期，這裏就與周邊文化發生了相互交流和相互影響的關係。古代連接雲南與東南亞、南亞的“蜀身毒道”、“馬援故道”、“茶馬古道”等等，都不僅僅是商貿通道，同時也是文化交流、文化傳授的網絡通道。它們的出現，說明雲南與東南亞、南亞文化交往源遠流長。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雲南古代銅鼓文化就是通過這些途徑廣泛傳播到東南亞地區去的。中外學者發現，東南亞地區民族文化特征在許多方麵與雲南境內各民族及其先民有著重要的相似或相近之處，如刀耕火種、梯田、祭獻用犧牲、幹欄式建築、鑿齒、文身、父子連名、銅鼓、點蠟印花布、貫頭衣、祖先崇拜、萬物有靈、少女房、坐月子等等。在宗教方麵，雲南民族文化也受到印度文化的強烈影響，南傳上座部佛教自公元前3世紀傳入東南亞，唐代以後又自緬甸、泰國傳入雲南傣族地區，逐漸成為傣族地區占主導地位的宗教，對傣族的精神生活、社會生活、文化傳統產生極為深刻的影響。公元11～14世紀，包括緬、泰、柬、老四國在內的東南亞南傳上座部佛教文化圈最終形成，而當時雲南南部、西南部傣族地區也屬於該文化圈的範圍。

雲南與東南亞在民族方麵的共源性和文化方麵的互滲性二者是緊密聯係在一起的。從雲南高原奔騰而下的條條大河，同時也是古代民族遷徙的走廊和文化傳播的通道，它們攜帶著古代民族的文化因子進入東南亞，孕育了中南半島國家燦爛的古代文明；同時，東南亞、南亞的文化，特別是宗教文化，又沿著這條通道而上，對雲南古代文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些古代民族不僅是文化創造的主體，而且也是文化傳播的載體和媒介，所以古代雲南與東南亞地區的民族遷徙與文化的傳播是同步進行的，民族遷徙線也是文化傳播帶，從而在形成同源異支民族的同時在一個大範圍內構成了一個具有許多共同文化特征和一定文化認同的文化圈。

三、經濟全球化區域化趨勢下的地緣人文交往

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與區域化已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大趨勢。區域經濟集團往往擁有促進經貿利益實現的獨特優勢，如天時（資源稟賦、市場自然聯係）、地利（地緣相近、周邊關係）與人和（人文優勢、文化習俗相近）等有利條件，使區域內各國可以利用區域地緣優勢，打破國界限製共享資源、資本、市場，共同促進區域內經濟發展。在這股時代浪潮的推動下，各國、各地區都越來越重視通過區域合作獲取集體競爭的優勢，使資源和生產要素通過跨國流動實現優化配置和獲得較高利益。一般來說，構成區域經濟合作組織的基本要素是：有關國家或地區之間存在著某種程度的空間或地理毗鄰性，以及經濟上的互補性和社會、文化的一致性。換言之，所謂區域經濟，是按照地緣關係、經濟內在聯係、民族文化傳統以及社會發展需要而形成的區域經濟聯合體，因此，相鄰各國及其毗鄰地區是建立區域經濟合作組織的最佳夥伴。在這一進程中，地緣經濟和人文因素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地緣經濟一般是指地區位置鄰近或地體毗連的國家或地區所采用的資源互補、經濟合作，以求共同發展的一種特殊類型的經濟地域組織形式。由於地理位置鄰近和便利的交通，使投資和貿易活動中的運輸、通信等費用降低，從而大大節約投資成本和交易成本。由於區域合作所具有的“地緣”特點，使地緣經濟成為世界經濟一體化和區域集團化在地域表現上的一種特殊形式，通過合作開發地緣經濟區，能有效地推動相關國家的開放和發展。此外，文化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事實上各種大大小小的經濟圈，總體上均與相應的文化圈重疊或交叉。到目前為止，已有146個國家和地區參加了各種形式的35個區域性經濟集團。其中比較成功的歐洲聯盟（EU）、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等無不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文化背景。一些西方學者認為，經濟區域化的成功，一方麵會加強區域內的文化認同，另一方麵，它也隻有紮根於文明共同體中才會有所成就，文化和宗教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構成了經濟合作的基礎。由此可見，雲南麵向東南亞的地緣區位優勢和源遠流長的親緣民族、親緣文化關係，為雲南發展東南亞國家的區域經貿合作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基礎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