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概論

第三節 中國與東盟的經貿關係

　　中國與東南亞各國毗鄰，彼此間發展經貿關係的曆史悠久，淵源深厚。自東盟成立以來，中國與東盟正式和直接的經貿關係經曆了中斷、恢複再到迅速發展的曲折過程。進入21世紀，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及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雙方經貿關係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2004年，中國與東盟的雙邊貿易額首次突破1，000億美元的大關，東盟連續多年是中國的第五大貿易夥伴，中國是東盟的第六大貿易夥伴。

一、中國與東盟經貿關係發展回顧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關係急劇變化，錯綜複雜的思想意識形態和政治因素，導致了雙方長達20多年的冷戰關係，雙方的經貿關係未能正常進行。這一時期中國與東盟國家的經貿關係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貿易往來主要依靠間接貿易（通過中國香港和新加坡兩個自由港），因為東盟多數國家拒絕與中國進行直接貿易；二是貿易額起伏很大，有些年份快速上升，但第二年又大幅度回降。

1950年4月13日，印尼與中國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1953年兩國簽署了雙邊貿易協定。1954年以後，中國與印尼的雙邊貿易逐步擴大，貿易額曾一度超過1億美元。1965年的“9·30”排華事件後，兩國關係惡化。1967年10月30日中國與印尼斷交，兩國僅通過中國香港和新加坡維持有限的間接貿易。20世紀50、60年代，中國與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的關係也處於敵視和對抗狀態，雙方的直接經貿往來近乎中斷，僅限於民間的間接貿易。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鬆的訪華之行使中國與東盟的政治與經濟關係出現緩和，外交上緊跟美國的東盟國家逐步與中國實現關係正常化。在經貿關係上，一些東盟成員與中國建立了直接的貿易往來。馬來西亞是東盟各國中第一個解除同中國冷戰關係的國家，並采取政治關係與經濟關係相分離的務實的對華態度。1971年5月馬來西亞派貿易代表團訪華，同年8月，兩國就某些商品的直接貿易達成協議。1971年9月菲律賓派出第一個官方貿易代表團參加廣州的交易會，啟動了雙方的直接貿易。次年3月菲律賓總統馬科斯簽署了第384號行政令，使菲律賓與社會主義國家的貿易正式合法化。泰國也於1974年12月廢除了禁止從社會主義國家進口的53號令，使與中國的直接貿易得以通暢。1974年中國與馬來西亞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1975年中國與菲律賓和泰國也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係。

中國與東盟國家關係的正常化促進了雙方經貿關係的發展，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實行經濟改革與開放政策後，中國與東盟的經貿往來日益加強，各國政府和民間的互訪增多，雙邊經濟合作協議得以簽署，相互貿易與投資規模迅速增長，經濟技術合作領域不斷擴大。1980年中國與馬來西亞的貿易額增長到4.24億美元，約為1974年中馬建交時的2.7倍。1975年中菲簽訂貿易協定後雙邊貿易額也猛增，中國對菲律賓出口從1975年2，500萬美元增至1979年的5，110萬美元，進口從4，700萬美元增至1.21億美元。注重實效，推行自由貿易政策的新加坡雖沒有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但這並不影響雙方的經貿關係。在東盟中，新加坡是中國最重要的貿易、投資和技術夥伴。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對新加坡出口翻了一番，1979年達到4億美元；進口增長8倍，1979年達到1.7億美元。兩國於1979年12月簽署貿易協議，1985年又簽訂了投資保護協定。

中國與印尼的直接貿易從1967年到1985年中斷了近20年。1985年7月蘇哈托總統發布了第9號總統令才正式批準恢複與中國的直接貿易，雙方的經貿關係開始逐步走向正常化。

中國與中南半島國家（泰國除外）的經貿關係的發展也幾經曲折。1950年，中國分別與越南和緬甸建立外交關係，1958年和1961年又分別與柬埔寨、老撾建交。在此基礎上，中國與印支三國和緬甸的經貿往來逐步加強。20世紀70年代初，中越兩國貿易曾突破3億美元大關，中緬貿易也超過5，000萬美元。同時，中國還向這些國家提供了大量的經濟援助。但是，1975年越南全國統一後，中越關係卻進入緊張階段，並且不斷升級。到1979年2月，兩國發生邊境衝突，導致兩國斷交，中越間的貿易因此中斷。由此，中國與老撾、柬埔寨的雙邊貿易也幾乎停滯。

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中國與東盟的經濟關係得到了全麵的發展。這一方麵是因為中國實施改革開放的方針，東盟國家也經曆了經濟較快速的發展，另一方麵也由於中國與東盟國家的雙邊關係有了進一步的改善。1989年，中老兩國實現關係正常化。1990年，中國與印尼正式恢複外交關係，與新加坡正式建立外交關係。1991年，中國與文萊建交，與越南也實現了關係正常化。從此，中國與東盟國家關係全麵實現正常化，中國與東盟的經濟關係進入了全麵合作與發展階段。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與東盟國家的高層領導人頻繁互訪，加深相互了解，深化互利合作。通過雙邊領導人的互訪，雙方簽訂了一係列相關協定，使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得以解決，為雙邊經濟合作提供了基礎框架。1991年7月，中國與東盟建立了對話關係，並成為東盟的磋商夥伴國。1993年9月，中國與東盟首次經貿和科技合作磋商會議舉行。1996年7月，東盟將中國升格為全麵對話夥伴。1997年12月，中國與東盟最高領導人首次會晤，確立了中國與東盟建立麵向21世紀的睦鄰互信夥伴關係，為新世紀中國與東盟關係的發展指明了方向。自1999年2月至2000年12月，中國與東盟所有的十個成員國均簽署了麵向新世紀雙邊合作的框架協議。在這些框架協議中，確定了雙邊合作的總體目標、行動準則和合作領域，為推進雙邊在各個領域的全麵合作規劃了藍圖。在經貿合作領域，中國與東盟十國確定了在平等互利原則的基礎上，擴大雙邊在貿易、投資、農業、工業、能源、交通、通訊、金融、科技、旅遊、環境以及湄公河次區域開發方麵的合作，並不斷開拓新的合作領域。同時，建立更具吸引力的經貿合作環境，充分利用雙方各自的優勢，鼓勵企業界開展多種形式的合作，發揮私營部門在雙邊合作中的積極和主動作用。2001年11月，雙方決定在十年內建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2002年11月雙方正式簽署了《中國與東盟全麵經濟合作框架協議》。自此，中國與東盟國家的經貿關係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曆史發展時期。

二、中國與東盟的貿易關係

20世紀70年代中期，中國與東盟各國的雙邊貿易開始迅速發展。據統計，1975年至1989年，中緬雙邊貿易從3，123萬美元增至2.87億美元，中印（尼）雙邊貿易從2萬美元（1977年數字）增至4.42億美元，中菲雙邊貿易從6，530萬美元增至2.07億美元，中馬雙邊貿易從1.60億美元增至5.60億美元，中新雙邊貿易從2.73億美元增至20.44億美元，中泰雙邊貿易從2，462萬美元增至8.84億美元，增長幅度很大。

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國與東盟的雙邊貿易發展突飛猛進，雙邊的貿易額以年均約20%的速度遞增。1993年，中國與東盟（指五個老成員國，未包含文萊）雙邊貿易額達到106.84億美元，東盟成為中國的第五大貿易夥伴，地位僅次於美國、中國香港、日本和歐盟。1995年，中國與東盟的雙邊貿易額突破200億美元，達203.69億美元。1997年中國與東盟貿易總額達251.59億美元，創曆史最高水平。1998年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額有短暫的下降。1999年雙邊貿易擺脫金融危機的影響，超過1997年的水平，達272.02億美元。2000年，中國與東盟貿易額繼續保持強勁的增長勢頭，全年進出口貿易額達395.22億美元，比上年增長45.3%。同時，中國在東盟對外貿易中所占份額也從1991年的2.3%上升到2000年的5%，中國成為東盟第六大貿易夥伴。2001年，盡管世界經濟不景氣及發生“9·11”事件，但中國與東盟的貿易仍保持持續增長，全年進出口貿易額達416.15億美元，比上年增長5.3%。2002年，雙邊貿易突破500億美元，達到547.66億美元，增長31.7%。2003年雙邊貿易額為782.52億美元，增長42.9%；2004年雙邊貿易額突破1，000億美元大關，達1，058.80億美元，增長35.3%；2005年雙邊貿易額繼續創新高，為1，303.70億美元，增長23.1%；到2006年，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額達到1，608.40億美元，增長23.4%，其中中國出口東盟713.14億美元，從東盟進口895.26億美元，分別增長28.8%和19.4%。東盟連續14年成為中國第五大貿易夥伴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中最大的貿易夥伴，同時還是中國第五大出口市場及第四大進口來源地，而中國則是東盟第四大貿易夥伴（地位僅次於日本、美國、歐盟）。東盟在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的比重從1993年的5.4%增加到2006年的9.1%。在東盟國家中，新加坡一直是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中最大的貿易夥伴（2002年及2003年馬來西亞超過新加坡）。2006年中國與新加坡的雙邊貿易額超過400億美元，達408.54億美元，占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總額的25.4%；其次為馬來西亞，2006年與中國貿易額為371.12億美元，占中國與東盟貿易總額的23.1%；泰國、菲律賓、印尼和越南分別列第三、四、五、六位。在中國的全球貿易中，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尼是中國前二十位的貿易夥伴，其中新加坡、馬來西亞分別居第七、第八位。

從雙邊貿易的商品結構來看，20世紀90年代以前，中國對東盟的出口以農副產品和輕紡產品為主，從東盟進口的主要是原料性產品；東盟一直是中國資源密集型產品的重要來源地，中國也是東盟初級產品的重要進口國。中國的穀物、蔬菜和鋅、鉛、鋁等礦產品是東盟國家所需進口的，東盟國家的天然橡膠、木材、食用植物油、原油、銅等是中國需大量進口的產品。中國曾是印尼紙漿、紙製品和菲律賓銅、銅材的最大出口市場，也是泰國天然橡膠、印尼棕櫚油的第二大市場，還是印尼蝦類、膠合板，泰國木薯粉和馬來西亞棕櫚油的第三大出口市場。

進入20世紀90年代，隨著中國與東盟國家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和外資的大量湧入，區域產業內分工不斷發展，工業製成品逐漸取代初級產品而成為雙邊貿易的主導商品。在製造業部門，機電產品是中國和東盟的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的主要進出口產品，雙邊的產業內貿易比重逐漸增大。2001年，在雙邊貿易的商品結構中，工業製成品已分別占出口額的84.9%和進口額的70.6%。其中中國對東盟出口的機電產品為100.7億美元，占對東盟出口總額的54.8%；出口的高新技術產品為47.3億美元，占對東盟出口總額的25.7%。而中國從東盟進口的機電產品為109.44億美元，占自東盟進口總額的47.1%；進口的高新技術產品為83.76億美元，占中國自東盟進口總額的36.1%。中國對東盟出口的機電產品以通用機械電器為主，而從東盟進口的機電產品大多是電子元器件類產品。東盟國家在工業電子產品出口方麵擁有相對優勢，而中國在家用電器出口方麵卻占有較大優勢。在中國與東盟全部電子產品出口中，工業電子產品所占比重，新加坡為10%，馬來西亞為70%，菲律賓為66%，泰國為43%，而中國僅為15%，但家用電器所占的比重，中國為85%，新加坡占10%，馬來西亞占28%，菲律賓占33%，泰國占57%。中國曾是馬來西亞電視顯像管的第二大出口市場，也是新加坡自動數據處理機和菲律賓集成電路板的第三大出口市場，而新加坡則是中國自動數據處理機零部件的第三大出口市場。但目前在高新技術產品方麵，東盟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要高於中國，中國高技術產品出口的比較優勢低於東盟的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曆年來，中國在與東盟的高新技術產品的進出口貿易中仍存在逆差。

三、中國與東盟的相互投資關係

1.東盟對華的投資狀況及特點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中國與東盟國家的貿易往來得以快速發展，彼此間在相互投資、勞務承包等領域的互利合作也順利展開。但在1983年以前東盟國家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還隻是個別和零星的，此後東盟國家在中國的投資開始迅速增長。1983年，新加坡在中國的投資項目為6個，合同外資額為1，627萬美元；泰國在中國的投資項目為5個，合同外資額為224萬美元。截至1989年底，東盟的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和泰國五國在中國累計的投資項目為598個，合同外資額為8.25億美元，實際投資額為2.31億美元。其中，新加坡在中國累計的投資項目達382個，合同外資額為6.48億美元，實際投資額達1.58億美元，僅次於中國港澳地區、美國和日本而成為在中國的第四大投資國。

20世紀90年代以後，隨著中國與東盟國家雙邊關係的發展，以及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和投資環境的改善，東盟國家掀起了對華投資的熱潮。1990年和1991年，東盟5國在中國的投資項目總數分別為128個和303個，合同外資總額分別為1.59億美元和3.32億美元，實際投資總額分別為6，046萬美元和8，782萬美元。從1992年起，文萊、柬埔寨、老撾、緬甸、越南也開始對華直接投資。至此，所有東盟國家均在中國進行了投資。1993年至1995年，東盟國家對華投資出現高峰期。1993年，東盟在中國的直接投資項目3，613個，合同外資額為57.83億美元，實際投資額為10.22億美元；1994年，東盟在華投資項目2，638個，合同外資額58.8億美元，實際投資額18.95億美元；1995年，東盟在華投資項目2，146個，合同外資額110.41億美元，實際投資額26.45億美元。到1997年底，東盟國家共計來華投資項目13，710個，合同外資金額399億美元，實際投資金額128億美元。按合同外資額計算，東盟對華投資僅次於中國香港和北美地區，位居第三位。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東盟整體經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打擊，經濟出現負增長，外匯市場和股票市場動蕩，對外投資能力減弱，對華投資自然有所減少。從2001年起，東盟國家對華投資開始出現回升勢頭。當年對華直接投資項目為1，237個，合同外資金額達33.73億美元，實際投資金額為29.84億美元。2002年，東盟國家對華投資呈繼續上升趨勢，對華投資項目為1，759個，合同外資額為46.18億美元，實際投資額為32.56億美元。2003年，東盟對華直接投資合同項目為2，302個，合同外資額64.75億美元，實際投資額29.25億美元。2004年，東盟對華投資項目達2，438個，合同外資額達80.26億美元，實際投資額達30.41億美元。截至2004年12月底，東盟國家對華投資項目24，513個，占中國吸引外資項目總額的4.8%；合同外資金額為726.21億美元，占中國吸引外資總額的6.6%；實際利用金額354.13億美元，占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的6.3%。2005年，東盟對華投資新增項目2，342個，合同外資額為95.03億美元，實際投資額為31.05億美元。

從中國吸引外資的整體角度來看，東盟對中國投資所占比重還比較低。2004年及近幾年的數據皆顯示，東盟對中國的投資項目數占中國吸引外資總數的5%左右；合同金額和實際利用金額占中國吸引外資總額的6%左右。按實際使用外資排序，目前東盟在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對華投資中位居第六位，尚未恢複到金融危機前的水平。

在東盟國家中，對中國的投資主要來自於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和菲律賓原東盟五國。其中，新加坡一枝獨秀，對中國的投資遙遙領先於其他東盟國家。截至2004年12月，新加坡對中國的投資占東盟對華投資的比重：項目數占53.7%，合同外資額占66.1%，實際投資額占72.1%。近年來，東盟新五國（文萊、越南、柬埔寨、緬甸、老撾）對中國的投資也有較快增長，其中增長最快的是文萊。從2004年1月至9月的投資來看，文萊對中國新增投資項目達到193個，占東盟對中國新增投資項目數的10.6%，同比增長132.5%；合同新增資金額為3.7億美元，占東盟對中國合同新增資金總額的6.6%，同比增長161.1%；實際利用新增資金額為0.59億美元，同比增長76.8%。

東盟對中國投資領域主要集中在製造業和服務業。以占東盟對中國投資七成的新加坡為例，其在中國投資領域基本都集中在製造業和服務業。2003年新加坡在中國農林牧漁領域的合同新增資金額和實際利用新增資金額分別占新加坡對中國合同新增資金總額和實際利用新增資金總額的0.6%和1.5%，而在製造、采掘等領域這一比重則分別為68.3%和70.7%；在服務貿易領域這一比重則是31.1%和27.9%。此外，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等在中國投資的領域也都集中在這兩大領域內。

總體來看，東盟國家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呈現一些新的特點。第一，東盟對華投資開始逐步擺脫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而出現回升勢頭。第二，對華投資的領域不斷擴展。過去，新加坡在中國的投資主要集中在房地產、酒店及輕工業等領域，現多轉向基礎設施及高科技產業投資。馬來西亞在中國的投資也由原先的機械製造、電力開發、橡膠、食品加工、化妝品、家具及飲料等行業為主，逐步擴展到電子器件、能源、金融、保險及商業零售等領域。第三，對我國中西部地區的投資增加。以往東盟對華投資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區，現在對內陸和中西部地區的投資開始有所增加。第四，不少國家積極鼓勵企業到中國投資。如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國政府實施一係列政策鼓勵和扶持本國企業到海外投資，並將中國作為對外投資的重點地區。

2.中國對東盟的投資狀況及特點

相對而言，中國企業對東盟投資少於東盟企業對中國的投資，但是發展迅速，投資額在不斷增加。近幾年，中國開始實施“走出去”的戰略，鼓勵和扶持有實力和競爭力的企業到境外投資設廠，東盟國家成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重點地區之一。僅2000年中國企業在東盟的投資項目就有56個，協議金額1.7億美元，實際投資1.2億美元。2002年，中國企業在東盟國家的投資項目52個，項目總投資額1.09億美元，中方投資0.66億美元。2003年，中國對東盟新增投資項目為65個，同比增長25%，新增投資額為2.24億美元，同比增長238.9%，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比重達到10.8%。至2003年底，中國企業在東盟十國共設立企業857家，中方投資9.41億美元，占中國對外投資總額的8.8%。2004年，中國有關企業在東盟各國增設企業90家，中方投資2.24億美元。截至2005年，經商務部核準並備案的中國企業在東盟十國的直接投資總額為10.8億美元。

但是，中國對東盟投資在東盟吸引外資中的比重相對較低。同日本、美國、歐盟、韓國等對東盟的投資相比，中國對東盟投資相對較少。據東盟的最新統計，1995年～2003年期間，中國對東盟的直接投資隻占其吸引外資總額的0.29%，加上香港這一比重也僅為3.55%，同歐盟（28.83%）、美國（16.47%）、日本（12.90%）相距甚遠。不過，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雙方在貿易、投資等各個領域的合作將進一步加強，中國與東盟的雙邊投資也將麵臨新的契機，具有更大的增長空間與發展潛力。據中國商務部2005年統計，中國對東盟十國的投資有較大增長。2005年對越南投資為5，522.05萬美元、對老撾的投資為4，699.20萬美元、對柬埔寨的投資為6，056.98萬美元、對泰國投資為7，216.5萬美元、對馬來西亞投資為1，585.39萬美元、對新加坡為2，059萬美元、對印尼為3，042.93萬美元、對菲律賓為162.95萬美元，總額達3.04億美元。

中國對東盟國家的投資領域比較集中，主要以貿易與加工業為主。如對泰國投資主要集中在加工貿易、機械製造、卷煙製藥、貿易和房地產等行業；對柬埔寨主要投資於森林開采、農業種植、電力、紡織、製衣、家電組裝等領域；對印尼主要投資於化工、家電和摩托車製造等領域；在新加坡的投資主要集中在銀行、金融、保險、航空、海運、貿易等領域；對越南主要集中在輕工業、農林漁業、房地產、賓館旅遊、基礎設施建設、交通運輸、郵電、建築業等。

四、中國與東盟的其他經濟合作

中國與東盟之間的其他經濟合作形式日趨活躍。東盟是中國對外承包勞務合作的重要市場，雙邊在農業、能源、科技等領域加強合作，在商業服務、金融保險、通訊、運輸、旅遊等服務貿易方麵的往來與合作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進展，雙方的合作逐步呈現出多方位、多層次、多渠道的特點。

首先，在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方麵。20世紀80年代開始，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東盟國家逐步取代中東地區成為中國對外勞務合作和承包工程的主要市場之一。1980年，泰國與新加坡最早與我國進行承包勞務合作。1981年、1982年菲律賓、緬甸先後開始與我國進行承包勞務合作。馬來西亞、印尼分別在1987年、1989年與我國展開此項合作。1980年～1989年，中國公司在東盟國家簽訂的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合同總額為7.75億美元，完成營業額2.6億美元。其中，與菲律賓、泰國、新加坡、緬甸、馬來西亞、印尼簽訂的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合同總額分別為3.23億美元、3.18億美元、6，827萬美元、5，247萬美元、1，233萬美元、81萬美元，完成營業額（除印尼外）5，114萬美元、1.3億美元、2，662萬美元、5，140萬美元、108萬美元。中國公司在東盟國家承包了一大批重要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涉及領域包括交通（公路、鐵路、港口、碼頭、橋梁建設）、發電（水電和火電）、化工、冶金、通訊、輕工等。這些項目的建設為東盟的經濟建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同時也帶動了中國部分大型機電產品、成套設備、原材料和勞務等的出口。同時，新加坡企業也為中國的大型基礎設施工程和建設項目提供勞務，派遣工程師協助中國進行房屋設計，不少中國涉外酒店聘請新加坡管理人員從事酒店的管理。

20世紀90年代以後，中國與東盟在其他領域的經濟合作不斷擴展，中國在東盟的承包勞務合作規模不斷擴大。1990年、1991年、1992年和1994年起，老撾、越南、柬埔寨和文萊分別開始與我國進行承包勞務合作，至此我國與所有東盟國家均展開了承包勞務合作。據統計，1990年～1999年，中國公司在東盟國家簽訂的工程和勞務合作合同總額從1.93億美元增至25.38億美元，完成營業額從1.07億美元增至17.89億美元。這一時期，即使東盟國家遭受金融危機的衝擊，但中國在東盟承包勞務合作仍保持增長態勢。

進入21世紀，在承包勞務合作方麵，東盟仍是中國最大的海外市場。2001年，中國公司在東盟國家簽訂的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項目為3，833項，合同金額27.16億美元，完成營業額20.95億美元。到2005年底，中國公司在東盟國家新增的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項目為2，681個，合同金額為56.08億美元，完成營業額為33.49億美元。截至2005年，中國在東盟國家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合同金額350.2億美元，完成營業額232億美元。2006年1～9月，中國企業在東盟國家新簽承包勞務合同總金額43.7億美元，完成營業額26.2億美元。

新加坡、馬來西亞、緬甸、泰國和越南是中國在東盟國家開展承包勞務合作的主要國家。其中，新加坡是中國在東盟承包勞務的最大的國別市場。1976年～2003年間，中國企業在新加坡的承包勞務合作合同額和完成的營業額分別占東盟總額的39%和48.9%。目前新加坡已成為我國對外承包工程的第四大目的地和對外勞務合作的第二大市場。

其次，在農業與科技合作方麵。近幾年，中國與東盟在農業方麵的合作力度加大。在中國與有關國家簽訂的麵向21世紀的合作聲明中，均有加強雙邊農業合作的專門條款。1999年7月，中國舉辦越南、老撾、柬埔寨、緬甸、泰國和馬來西亞農業合作招商發布會，共簽訂近百項農業合作意向。1999年9月，中國與菲律賓簽署了《關於加強農業及有關領域合作協定》。之後，我國對菲律賓的農業發展提供了形式多樣的援助，2003年3月中國在菲律賓援建的中菲農業技術中心竣工，中國優良雜交稻種在菲試種成功並已大麵積播種。2002年11月，中國與東盟簽署了《農業合作諒解備忘錄》，它表明雙邊在農業領域的合作將全麵展開。在這一協議下，中國將在水稻雜交、漁業、水產養殖和生物科技等領域向東盟國家提供培訓。

在科技合作方麵，中國與東盟在科技領域的合作也取得了較快的進展，並展現了廣闊的發展前景。2002年4月，胡錦濤主席訪問新加坡時提出的中新四大合作領域的第一項就是高科技合作。同年5月中國科技部決定在新加坡設立中國首個海外高科技企業——創新中國，以進一步推動兩國在高科技領域的合作。自從中新建交以來，中國與新加坡政府間已經在精密機械、微電子、生物科技、信息技術和新材料等方麵進行了20個研究項目的合作。中國與泰國自1978年簽訂科技合作協定以來，兩國已完成644個合作項目，涵蓋農業、林業、信息、生物技術、水利、高科技園區、輕工、鐵路、交通等20多個領域。

最後，在以貨幣互換和“電子東盟”為代表的金融與信息技術等服務行業的合作方麵。亞洲金融危機後，亞洲國家迫切希望區域金融合作，共同抵禦金融危機。1998年，在中國的倡議下，東盟十國和中、日、韓（“10+3”）建立了金融合作機製，旨在加強多邊政策對話和建立共同抵禦金融危機的資金援助機製。2000年5月，在“10+3”部長會議上通過的《清邁倡議》提出，增加東盟原有貨幣互換機製的資金規模，並在“10+3”內建立雙邊貨幣互換網絡，以幫助成員國解決短期國際收支問題和穩定金融市場。2001年12月，中國與泰國正式簽署了雙邊貨幣互換協議。根據此項協議，中國將在必要時向泰國提供最多達20億美元的信貸資金，作為對國際金融機構援助資金的補充，以解決泰國國際收支問題和維護國內金融穩定。2002年10月中國與馬來西亞正式簽署了雙邊貨幣互換協議，2003年2月和12月中國與菲律賓、印尼也分別正式簽署了雙邊貨幣互換協議。在這三項協議下，中國將在必要時向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印尼分別提供15億美元、30億美元和10億美元的信貸資金，作為對國際金融機構援助資金的補充，以解決這些國家國際收支困難和維護國內金融穩定。

“電子東盟”合作項目已經啟動。2000年底，由新加坡提出的“電子東盟”計劃得到東盟各國的認可，並通過了《電子東盟框架協議》，旨在加快區域電子商務的發展。對此，中國政府表示願參與“電子東盟”的計劃，加速建設新一代高速互聯網絡，大力發展電子商務。2001年4月，中國與東盟國家的有關部長出席雙邊信息通信技術研討會，並宣布“電子東盟”合作項目啟動。2003年10月6日，雙方簽署了《中國—東盟信息通信領域合作諒解備忘錄》，備忘錄涵蓋了人力資源發展、技術開發、信息通信技術應用的開發、電子東盟項目的實施，有關信息通信技術的信息交流、兼容性以及每年一度的中國—東盟信息通信技術研討會等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