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後的中國與東南亞關係受到了國際格局的較大影響。根據二戰後國際格局的重大變化,1949年以來的中國與東南亞關係可以以1991年冷戰結束為界,分為兩個不同的時期。此外,從內部因素來看,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政策調整對雙邊關係也有比較大的影響,因而可進一步細分成更多的不同階段。
由於東南亞本身所具有的多樣性和複雜性,中國與東南亞關係實際上包含了三個層麵。一是中國與作為一個整體和一個組織的東盟的關係。東盟的核心是六個老成員國,即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和文萊,但新成員國尤其是越南的地位和作用在逐漸加強。二是中國分別與“一江、一海”兩大版塊的關係。“一江”指中南半島湄公河流域的緬甸、泰國、老撾、柬埔寨和越南等五國組成的“大陸東南亞”,“一海”指由馬來群島的文萊、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組成的“海島東南亞”。相比較而言,“一江”版塊中的五個半島國家與中國的關係更為密切,“一海”版塊中的五個海島國家對中國的發展還有些疑慮和擔心。三是中國與東南亞十個國家的雙邊關係(不包括東帝汶)。東南亞十國與中國的關係各有特殊性。因此,本節在闡述新中國與東南亞的政治關係時,也基本從這三個層麵展開。
一、冷戰期間中國與東南亞的政治關係
冷戰期間的東南亞是兩大陣營爭奪的焦點地區之一,東南亞地區也分裂為資本主義陣營的東盟成員國以及與之相對立的印度支那國家,實行消極中立主義的緬甸則把自己封閉起來,力圖不卷入兩派之間的衝突。在這一時期,影響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關係最大的因素是冷戰和意識形態、社會製度的差異,尤其是東盟老六國與中國關係基本與美國對華關係保持一致性。
1.中國與東盟組織及其成員國的關係
從總體上而言,冷戰期間中國與東盟國家的關係經曆了兩個不同的階段。也有的學者認為冷戰期間中國與東盟關係經曆了對抗(1967年~20世紀70年代中期)、和解(70年代中期至末期)和合作(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等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20世紀50年代初到70年代初,雙方處於對立或對抗狀態,到中國“文革”初期,雙邊關係冷淡到了極點。造成這種局麵的主要原因是冷戰格局下美國對華的“遏製政策”以及中國與東盟之間政治製度和意識形態的巨大差異,東盟國家都把中國視為它們國家不穩定的主要根源和威脅,不是同美國結盟對中國進行牽製,就是避免同中國接觸。第二個階段是從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雙方關係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在對待東盟的態度上,中國從70年代中期開始改變了把東盟視為服務於美國利益的軍事同盟的看法,轉而稱讚東盟,認為東盟是反對蘇聯在這一地區擴張的重要工具。在對付越南地區擴張的威脅以及抵製蘇聯在東南亞地區影響的擴大等問題上,中國與東盟建立了戰略合作關係,共同為迫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以及柬埔寨問題的和平解決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導致中國與東盟國家關係發生重大變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一是中美關係的改善和接近使東盟國家不得不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調整對華政策,馬來西亞、泰國和菲律賓在1974年和1975年先後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二是美國在東南亞地區的戰略發生了重大變化,企圖利用中國遏製蘇聯在這一地區的擴張,因此也不再反對東盟國家發展對華關係。三是1978年底越南入侵柬埔寨使東盟國家受到了越南地區霸權主義的直接威脅,東盟需要中國來牽製越南。四是東盟一些國家內部的武裝叛亂得到了較妥善的解決,國內政局穩定,經濟取得快速、持續增長。五是中國恢複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從1979年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加速四個現代化建設,為實現這一目標,中國需要一個穩定、和平的國際環境。部分參閱了曹雲華的《東南亞的區域合作》,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頁的觀點。
印度尼西亞與中國於1950年4月13日建交。1955年5月周恩來總理到印度尼西亞萬隆出席亞歐會議並順訪印度尼西亞以及與印尼總統蘇加諾1956年9月將兩國的關係推向了高潮。但從1957年開始,印度尼西亞政府頒布了一係列對華僑進行嚴格限製和打擊的法令,嚴重威脅到華僑的生命財產安全。經過努力,印度尼西亞政府同意與中國協商解決華僑問題,兩國於1960年1月互換了關於華僑雙重國籍問題的批準書,印度尼西亞排華反華的浪潮也於1960年7月基本平息下來。從1961年3月到1965年9月,雙方高層互訪不斷,並簽署了多項重要的合作協議。1965年9月30日,部分左翼軍官發動政變,但很快被以蘇哈托為首的右翼軍官所鎮壓。蘇哈托等人以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和中國直接參與了“9·30”事件為由,屠殺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人,迫害華人華僑,甚至直接攻擊中國駐印度尼西亞使領館。兩國最終於1967年10月30日中斷外交關係。從此兩國進入了長達20多年的隔絕和對立狀態。1985年4月,中國外長吳學謙應邀到印度尼西亞參加亞非會議30周年慶典,並受到蘇哈托總統的接見。這是兩國斷交後的第一次高層接觸,標誌著兩國關係開始鬆動。
1957年8月30日,馬來亞聯合邦宣布獨立。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尤其是中美關係的改善,1971年,馬來西亞宣布放棄“一中一台”政策,奉行“一個中國”的政策。馬來西亞總理拉紮克還親自參加第二十六屆聯大,投票讚成恢複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1974年5月底,馬來西亞總理拉紮克應邀訪華,周恩來總理與其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馬來西亞政府關於兩國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兩國宣布相互承認並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
1985年11月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率大型代表團訪華被認為是中馬關係發展的一個裏程碑,從此兩國關係進入了友好合作階段。
從新中國成立到1975年中泰建交之前,由於意識形態的原因中泰關係處於對立的狀態。尼克鬆訪華後中美關係的改善以及蘇聯咄咄逼人的進攻態勢使泰國認識到有必要改善與中國的關係,以確保國家安全。1975年3月上台的泰國克立政府於1975年7月1日與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正式宣布脫離馬來西亞聯邦,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作為一個地域狹小、處於東南亞兩個穆斯林大國之間、主要由華人組成的新加坡,在處理與中國的政治關係上特別警惕不要使自己被本地區的任何成員視為親華,並因此成為冷戰的直接對象。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新加坡仍然堅持最後一個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東盟國家的立場。
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74年是菲中兩國敵對的時期。由於菲律賓與美國的特殊關係,在1949至1965年期間,中菲兩國關係處於完全斷絕的狀態。在中美關係緩和的影響下,菲律賓最終於1975年6月9日與中國建交。
2.中國與印度支那三國的關係
新中國成立後,對越南的抗法鬥爭以及印度支那三國的抗美鬥爭,都給予了最大限度的支持,中國和越南、老撾、柬埔寨一度也建立比較密切的關係。1975年印度支那三國革命勝利後,中國與越南、老撾的關係日益惡化,而1979年初柬埔寨金邊政權建立後,中柬也趨於對立。這種狀況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得以改變。
越南是東南亞國家中最早於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時間是1950年1月18日。中越兩國領導人和人民之間的傳統友誼源遠流長,1949年新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人民全力支持越南的抗法、抗美鬥爭,向越提供了巨大的軍事、經濟援助,據統計,從1950年~1978年3月,中國援助越南的物資總值超過了200億美元,而且其中93%為無償援助。因此,越南視中國為“可靠後方”和堅強後盾,這一時期的中越關係被稱為是“同誌加兄弟”。1969年胡誌明主席逝世,親蘇的黎筍擔任越共黨中央主席之後,越南逐漸轉向蘇聯,與中國在華僑問題與陸地邊界、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的主權問題上的爭端日趨公開化,到1978年底越南入侵柬埔寨,中越關係破裂。1979年2月17日~3月16日,中國在中越邊境地區發動了旨在打擊越南地區霸權主義的自衛反擊戰。隨著1986年黎筍逝世和越南實施革新開放後,越南試圖改善與中國的關係,實現兩國、兩黨關係的正常化。
周恩來總理和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於1955年4月在萬隆亞非會議上結識,可視為新中國與柬埔寨王國正式友好關係的開端。1958年7月19日,中柬正式建立外交關係。1960年12月19日,中柬兩國在北京簽署了《中柬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標誌著兩國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兩國高層互訪頻繁,柬埔寨在台灣問題以及恢複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問題上立場堅定,中國則支持柬埔寨的中立政策,支持柬埔寨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鬥爭。1970年3月18日朗諾政變後,中國大力支持西哈努克親王在北京開展抗美救國和反對朗諾政權的活動。中國政府全力以赴支持從1970年至1975年的抗美救國戰爭,為柬埔寨的抗美戰爭和國內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1975年4月17日柬埔寨全國解放後,中國與民主柬埔寨的關係又有了較大的發展。1979年初越南入侵柬埔寨後,中國政府堅決支持柬埔寨人民的抗越鬥爭,要求越南從柬埔寨撤出全部軍隊。1982年6月,在中國的支持下,以西哈努克親王為首的民主柬埔寨聯合政府在北京成立。中國為柬埔寨問題獲得全麵、公正、合理的解決作出了巨大努力,中國參與製定的政治解決柬埔寨問題的框架文件,最終獲得了聯合國安理會的批準。
1961年4月25日中老建交後,我國對老撾人民的抗美救國鬥爭和戰後經濟建設提供過大量的經濟援助。但隨著中越關係的惡化,與越南保持著特殊關係的老撾也跟著越南一起反對中國,幾乎和中國斷絕了所有來往。直到1985年12月,老撾黨和政府才不再攻擊中國,並表示願意和中國實現關係正常化。
3.中國與緬甸關係
緬甸是最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之一(緬甸聯邦政府1949年12月16日宣布承認新中國),緬中兩國於1950年6月8日正式建立外交關係。1954年6月,周恩來總理首次訪緬,與緬甸聯邦政府總理吳努共同倡導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60年1月,兩國簽訂了《中緬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中緬關於兩國邊界問題的協定》。次年1月4日,兩國政府在仰光互換了《中緬邊界條約》批準書。緬甸成為最早和新中國解決邊界問題的國家,成為中國與其他周邊國家通過友好協商解決邊界問題的樣板。從奈溫開始執政的1962年到1967年間,緬中關係繼續發展。1967年~1970年間,由於緬甸大規模反華排華等原因,中緬短暫交惡。此後兩國在政治、經濟領域的合作十分密切。總之,從緬甸獨立到1988年的40年間,雙邊關係在傳統胞波情誼的基礎上有所發展,緬中兩國高層領導互訪和其他層次的友好訪問就像走親戚一樣頻繁,其中周恩來總理九次訪緬、奈溫將軍十二次訪華已成為中緬關係史上的佳話。中緬關係也因此被譽為不同社會製度國家之間關係的典範。
二、冷戰後中國與東南亞政治關係的新發展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後,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蘇聯解體,以美蘇對抗為主的冷戰結束,各種力量紛紛重組,世界多極化趨勢進一步明顯,世界經濟一體化、區域化的進程加快,以意識形態對立、軍事對抗為主導的國際關係被以經濟、科技為主的綜合國力競爭所替代,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主旋律,各國都在根據自身的利益紛紛調整對外政策,為發展本國的經濟服務。在這樣的國際政治背景下,中國和東盟國家同是發展中國家,擁有許多共同利益,雙方都有進一步發展合作關係的願望,經過雙方的共同努力,中國與東盟的友好合作關係順利發展,政治關係日益密切。
冷戰結束後,中國與東盟組織以及東南亞各國關係的發展經曆了三個階段的演變。其中第一階段(1990年~1996年)是中國和東盟思考和探索發展雙邊的新思維、新方向的階段;第二階段(1997年~2000年)是曆史上雙方關係最好的時期;第三階段(2001年至今)由於中國實行把睦鄰友好與區域合作融為一體的新政策,標誌著中國與東盟建立了新型關係。
1.中國與東盟組織的關係
冷戰期間,中國與東盟組織之間沒有任何正式關係,中國與東南亞關係主要在中國與東盟單個成員國之間展開。冷戰結束後,中國與東盟組織間關係發展迅速,擺脫了中國與東南亞整體關係落後於雙邊關係的狀態,中國在處理東南亞地區事務時,也逐漸從雙邊主義向多邊主義轉變。
1991年7月,錢其琛外長應邀出席了第二十四屆東盟外長會議開幕式,這是我國首次同東盟正式接觸。此後中國外長每年都出席東盟外長會議的後續會議。1992年7月,中國成為東盟的部分對話夥伴國。1994年7月,中國作為東盟部分對話夥伴國參加了在泰國首都曼穀舉行的首屆東盟地區論壇會議,中國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錢其琛在會上提出中國對亞太安全合作問題的五項原則。1995年4月,中國與東盟高級官員(副外長級)首次磋商會在中國杭州舉行。1996年7月,第二十九屆東盟常設委員會第六次會議將中國由過去的東盟部分對話夥伴國升格為東盟全麵對話夥伴國。1997年12月首次中國—東盟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舉行。在這次會議上,江澤民主席發表了題為《建立麵向21世紀的睦鄰互信夥伴關係》的重要講話,會後雙方簽署的聯合聲明確定了中國和東盟建立麵向21世紀睦鄰互信夥伴關係的準則和目標。雙方還決定今後每年定期舉行領導人會議,這標誌著中國與東盟的對話層次進一步提升,並朝著機製化的方向發展。2001年“9·11”事件後,中國與東盟關係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東盟同意與中國在十年內建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2002年11月,中國和東盟領導人在柬埔寨首都金邊簽署了《中國與東盟全麵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標誌著中國—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的進程正式啟動,也標誌著中國與東盟的經貿合作進入了新的曆史階段。2003年中國與東盟政治關係取得了新的重大進展。當年10月7~8日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舉行的第七次“10+3”和中國與東盟(“10+1”)領導人會議期間,溫家寶總理代表中國簽署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中國成為第一個加入該條約的區域外大國,標誌著中國與東盟的政治關係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在這次會議上,中國與東盟還簽署了宣布建立“麵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宣言。這是中國首次和一個國家集團簽署戰略夥伴關係的文件,中國也是東盟的第一戰略夥伴。溫總理在簽字儀式舉行前表示,宣言是對雙方關係成果的總結,將為中國與東盟關係在新世紀全麵、深入、穩定、持久的發展提供重要指導。2004年6月,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中國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中國真正成為東盟成員以外第一個加入該條約的域外大國。2004年11月,中國與東盟簽署了《落實中國—東盟麵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關係聯合宣言的行動計劃》。2006年11月,中國與東盟領導人在中國南寧舉行了中國—東盟對話關係15周年紀念峰會。
在安全領域,冷戰結束後中國與東盟有關國家在解決販毒、非法移民、武器走私、洗錢、跨國犯罪等非傳統安全問題領域展開了卓有成效的合作。2002年7月,中國在東盟地區論壇上提交了《關於加強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的中方立場文件》。同年11月,在第六次“10+1”領導人會議上,中國和東盟共同發表了《中國東盟關於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聯合宣言》,這標誌著中國與東盟在非傳統安全領域進入全麵合作的新階段。在這次會議上,中國與東盟還簽署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宣言強調通過友好協商和談判,以和平方式解決南海有關爭議。在爭議解決之前,各方承諾保持克製,不采取使爭議複雜化和擴大化的行動,並本著合作與諒解的精神,尋求建立相互信任的途徑,包括開展海洋環保、搜尋與求助、打擊跨國犯罪等合作。2003年,中國與東盟還就防治“非典型肺炎”以及“禽流感”進行了合作。2004年1月,中國與東盟共同簽署了《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諒解備忘錄》。這份“諒解備忘錄”作為中國與東盟於2002年11月發表的《中國東盟關於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聯合宣言》的後續行動之一,顯示出反恐、禁毒和打擊國際經濟犯罪是雙方的重點合作領域,雙方將通過信息交流、人員交流和培訓、執法合作和共同研究等方式,進一步促進打擊跨國犯罪的合作。
自從中國與東盟1991年開始接觸以來,相互之間的對話機製不斷完善,目前中國與東盟之間已建立了由以下機製組成的總體對話框架: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10+1)、中國—東盟高官磋商、中國—東盟商務理事會、中國—東盟聯合合作委員會、中國—東盟經貿聯委會以及中國—東盟科技聯委會。這表明中國與東盟之間已形成了一個從高層領導定期會晤共商雙方關係發展的戰略,到專門機構就具體問題加以商討的多層次對話機製,從而為中國與東盟關係的鞏固和不斷向前發展奠定了基礎。總之,冷戰結束後,中國與東盟關係已從一般的和平共處發展到開展積極的區域合作,反映出中國與東盟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時期。
中國與東盟關係的發展,一方麵改善了中國的國際形象,有利於為中國的和平發展營造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另一方麵也增強了東盟在國際上尤其是東亞事務中的地位和影響。不難看出,東盟的地區合作戰略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來自中國的支持,中國在東亞地區合作中維護了東盟的主導權。中國是第一個與東盟談判共建自貿區、第一個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的大國,也是第一個與東盟確定發展戰略夥伴關係的大國。正是中國的積極帶動,促使其他大國與東盟的更為緊密的關係,從而使東盟的地區合作戰略目標得以實現,國際地位得到進一步的提高。
2.中國與東南亞各國政治關係的新發展
到1991年9月,中國與東南亞所有國家建立或恢複了外交關係,為中國與東南亞各國雙邊關係的深入發展創造了基本的條件。
其中與中國恢複外交關係或者實現關係正常化的國家有三個,即老撾、印度尼西亞和越南。1989年10月,老撾部長會議主席、人民革命黨總書記凱山·豐威漢對我國進行正式友好訪問,標誌著中老兩黨、兩國關係實現了正常化。1989年錢其琛外長在日本分別與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哈托和國務部長穆迪約諾就複交問題舉行會晤。同年12月,兩國就關係正常化的技術性問題進行會談,並簽署會談紀要。1990年7月印度尼西亞外長阿拉塔斯應邀訪華,兩國發表《關於恢複兩國外交關係的公報》。
1990年8月8日,李鵬總理訪問印度尼西亞期間,兩國外長分別代表本國政府簽署《關於恢複外交關係的諒解備忘錄》,宣布自當日起正式恢複兩國外交關係。中國與越南關係的正常化相對複雜一些。1986年的越共“六大”以後,越南對中國的攻擊逐漸減少。1989年9月,越南宣布從柬埔寨撤軍,消除了中越關係中的一大障礙。1990年9月,越南部長會議主席杜梅公開表示希望同中國實現關係正常化。不久,越共總書記阮文靈秘密訪華,尋求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的可能性。1991年11月,越共中央總書記杜梅和部長會議主席武文傑率團訪問中國,與江澤民總書記和李鵬總理舉行了會談,雙方同意實現兩國兩黨關係的正常化。
與中國新建外交關係的國家是新加坡和文萊。中國與印度尼西亞複交之後,新加坡也於1990年10月3日與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1991年9月30日,文萊與中國也正式建立了外交關係。
中國與東南亞各國恢複或建立外交關係後,與各國之間的政治關係又有不同程度的發展。其中最明顯的標誌就是雙方高層往來明顯增多,並簽署了一係列的合作協議,尤其是1997年12月中國與東盟關於建立睦鄰互信夥伴關係的聯合宣言成為中國與東盟成員國雙邊關係發展的指導準則後,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裏,中國與東盟主要成員國簽署了麵向21世紀的雙邊合作框架文件。
國名關係名稱建立時間菲律賓麵向21,世紀的睦鄰互信合作關係1996.11泰國睦鄰友好和全麵合作關係1997.04越南睦鄰友好和互利合作關係1997.07馬來西亞長期穩定的睦鄰互信友好關係1997.08新加坡睦鄰友好合作關係1997.08緬甸睦鄰友好合作關係1997.12越南麵向21,世紀的睦鄰友好合作關係1999.02菲律賓和平與發展的戰略性合作關係2005.04印度尼西亞戰略夥伴關係2005.04中國和越南作為冷戰結束後碩果僅存的幾個社會主義國家之一,在意識形態和社會製度方麵有相互依賴的一麵,在改革開放方麵兩國也相互借鑒和學習。1991年11月以來兩國關係總體上發展順利,主要領導人互訪頻繁,越南把發展與中國的關係置於最優先的地位。1994年江澤民總書記提出的“明確方向、逐步推進、大局為重,友好協商”的方針對增進中越之間的信任,擴大共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99年,中越兩黨總書記確立的“長期穩定、麵向未來、睦鄰友好、全麵合作”的16字方針成為兩國新世紀發展關係的指導思想和總體框架。在這一方針的指導下,兩國之間的一些曆史遺留問題得到了根本解決。1999年底,兩國正式簽署陸地邊界條約,並且從2001年起開始豎立界碑。2000年底,兩國又簽署了北部灣劃界協定和漁業合作協定。近年來,兩國領導人又把中越關係定位為“好鄰居、好朋友、好夥伴、好同誌”。
1991年10月,老撾總理坎岱·西潘敦應邀訪華,兩國總理簽署了具有曆史意義的《中老邊界條約》。2000年11月13~15日,應老撾國家主席坎岱·西潘敦的邀請,國家主席江澤民對老撾進行國事訪問,這是中國國家元首首次訪問老撾。
1991年柬埔寨問題和平解決之後,中柬之間一直保持著比較密切的高層往來,尤其是西哈努克國王每年都到中國檢查身體和修養治療。1997年洪森獨攬大權之後,中柬關係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柬埔寨成為第一個用法律的形式支持“一個中國”、反對“台獨”的東南亞國家。此後雙方主要領導人的互訪頻率非常高,我國領導人江澤民、李鵬、朱鎔基先後訪問柬埔寨,並通過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的“早期收獲”計劃等形式給予了柬埔寨比較多的援助,中國也成為柬埔寨主要的外資來源。
1988年9月緬甸新軍人政權上台後,總體上與中國保持著最密切的政治關係,1992年以後,緬甸軍政府采取了發展多元關係的平衡外交政策,在保持與中國關係的同時,重點發展與東盟和印度的關係。1997年金融危機爆發後,由於東盟成員國自顧不暇,緬甸對中國的依賴程度又加深,而且緬甸也是目前東南亞僅有的幾個在台灣問題上立場非常堅定的國家之一。2007年1月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投票否決了美國和英國提出的緬甸問題決議,緬甸軍政府對此表示了衷心的感謝。由於緬甸重要的地理位置和豐富的資源對於中國21世紀上半葉的和平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國的大國地位和經濟優勢也是緬甸不可或缺的,因此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決定了未來中緬關係總體上不會出現大的波折。
由於中泰之間沒有領土或領海爭端,泰國的華族與當地民族的融合也是東南亞國家中最好的,所以冷戰結束以來,中泰關係的發展一直比較順利。1997年泰國爆發金融危機後,中國給予了力所能及的幫助,進一步深化了兩國的關係。
冷戰結束後,中菲關係總體上發展比較順利,1986年以來的曆任菲律賓總統都訪問過中國,中國國家主席、總書記、總理和人大委員長也訪問過菲律賓。通過互訪,雙方之間的政治互信有所增強。2001年阿羅約任總統後,中菲關係進入曆史上最好的時期,兩國各個領域的合作都有很大的進展。2006年8月,中國進出口銀行決定今後3年每年對菲律賓貸給20億美元的一攬子貸款。
從冷戰結束到1998年,中國與印尼關係的發展比較順利。金融危機爆發後,印尼陷入了空前的政治、經濟危機。1998年5月13~14日在雅加達爆發的針對華人的騷亂後來被證明是有組織地蓄意製造的。1999,年以來兩國關係明顯升溫,2005,年4,月25,日印尼總統蘇西洛訪華期間雙方簽訂了《關於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宣言》。
中國與新加坡建立外交關係後,雙方在政治領域的合作較多,但新加坡對發展與中國關係有著非常清晰和穩定的戰略定位。對新加坡而言,中國隻是它的重要合作夥伴之一,在經濟上它希望搭中國經濟發展的順風車,在政治上保持其獨立性,在安全上主要依賴美國來遏製其他國家對它的威脅。
1990年馬來西亞取消對其公民訪華限製,兩國之間的人員交流不斷增多,兩國友好合作關係進入全麵發展的新階段。近年來,中馬高層往來頻繁,各領域友好合作不斷深化。1999年,兩國政府簽署了關於雙邊合作發展方向的《聯合聲明》。2004年,雙方隆重慶祝了中馬建交30周年暨“中馬友好年”。
中國和文萊建交後,兩國關係發展順利,雙方高層互訪不斷,在重大國際問題上沒有大的分歧。1993年文萊政府取消了國民護照上“不準前往中國”字樣,放寬國民訪華限製。
三、中國與東南亞關係的發展趨勢
冷戰結束後盡管中國與東盟在不同層麵上的關係均得到了全麵提升,但是影響中國與東盟關係的幾個老問題並沒有徹底解決,與此同時出現了一些影響中國與東盟關係的新因素。如何處理和解決這些新老問題,直接影響到雙方關係的發展趨勢。
1.影響未來中國與東南亞關係發展的主要問題
影響中國與東南亞關係的老問題包括南海主權爭端、台灣問題、華人華僑問題以及“中國威脅論”。
南海主權爭端尤其是南沙島礁的歸屬問題非常複雜,涉及六國七方,具體包括中國、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文萊和中國台灣。南沙海域共由230餘個島、礁、灘、沙,海域麵積達82萬平方公裏。其中中國軍隊進駐了7個島礁、中國台灣占據太平島;越南侵占並進駐了29個,並聲稱對整個南沙群島擁有主權;菲律賓侵占和進駐了10個島礁,其要求的範圍包括54個島、礁、灘、沙,涉及41萬多平方公裏的海域;馬來西亞侵占和進駐了10個,其要求的範圍包括12個島、礁、灘、沙,涉及27萬多平方公裏的海域。
此外,印度尼西亞、文萊雖然未占領島礁,但印度尼西亞侵入我傳統海疆線5萬多平方公裏,文萊對我南通礁提出領土要求,企圖劃分我3萬平方公裏的海域。二戰後相當長時期內,並不存在所謂的南海問題,隨著20世紀70年代南海海域發現蘊藏著豐富的石油、天然氣資源以及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頒布,南海周邊國家紛紛對南海提出主權要求。中國政府一貫主張以和平方式談判解決南沙群島的主權歸屬問題,並在1997年中國—東盟非正式首腦會晤發表的《聯合聲明》中提出了“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主張。經過努力,有關各方同意在南沙問題上采取克製和和平方式解決爭端,2002年11月中國與東盟國家在金邊簽署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宣言確認中國與東盟致力於加強睦鄰互信夥伴關係,共同維護南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宣言強調通過友好協商和談判,以和平方式解決南海有關爭議。在爭議解決之前,各方承諾保持克製,不采取使爭議複雜化和擴大化的行動,並本著合作與諒解的精神,尋求建立相互信任的途徑,包括開展海洋環保、搜尋與求助、打擊跨國犯罪等合作。近年來,盡管南海周邊鄰國雖一再表示“不采取使問題複雜化”的行動,但從未停止對我南海諸島領土主權和南沙海洋權益的侵犯,要和平解決南沙爭端將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過程。
東盟各國與中國台灣的經貿關係由來已久,中國台灣一直是東盟重要的貿易夥伴和外資來源。目前中國台灣與東盟的貿易額在400億美元以上,僅到2001年中國台灣對東盟國家的投資累計超過了420億美元,遠遠超過中國內地對東盟的投資。所以,有的東盟部分國家不時違背承諾,與中國台灣進行官方或半官方的接觸。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的不斷發展,中國台灣為了避免在區域經濟中被邊緣化,正在努力通過“特殊途徑”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目前已與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和菲律賓進行過接洽。
1998年印尼的“5·13”事件集中暴露了印尼長期歧視華人政策所造成的嚴重後果和惡劣影響,此後印尼國內對華人問題的解決已出現了積極的變化。與此同時,東南亞其他國家也紛紛減少了對華人的限製,如取消身份證標誌,允許發展華人教育,允許華人過自己的節日,華人從政者增加,不再是單純的經濟動物。但是華人問題尤其是近年在緬甸、老撾、柬埔寨、泰國以及馬來西亞等國逐漸凸顯出來的新移民問題,印尼、馬來西亞等國家中華人問題的深層次矛盾還將長期存在,並且是影響中國與東盟尤其是上述國家關係的重要因素。
“中國威脅論”原本是西方國家炮製出來的,冷戰後沉渣泛起也是由於某些西方國家政府和學者為了挑撥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進行炒作的產物。隨著中國與東盟關係的不斷發展,也由於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尤其是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表現出了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應有的風範,不僅向東南亞國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並且堅持人民幣不貶值,這使得“中國威脅論”的論調有所降低。但是,由於曆史的原因、社會製度和意識形態的差異,以及東南亞某些政界人士和利益集團從自身利益出發,“中國威脅論”在未來東南亞仍有一定的市場。
在中國與東盟之間關於主權和領土爭端等傳統安全問題基本得到控製或解決的情況下,非傳統安全問題的負麵影響不斷顯現。其中最明顯的就是2003年爆發的“非典型肺炎”以及隨後發生的“禽流感”。從長遠看,包括毒品、非法移民、資源和環境安全、恐怖主義、金融安全和洗錢等在內的非傳統安全問題將對中國與東南亞關係的發展構成嚴重挑戰。
影響中國與東南亞未來關係發展的因素還包括東盟的大國平衡外交,美國、日本和印度與中國競爭對東盟的影響以及東盟自身的發展是否順利等。
2.中國與東南亞政治關係發展的總體趨勢
經過多年的發展,中國和東盟之間已形成了一種牢固、全麵和互利的關係。客觀地看,這是東盟與其所有對話夥伴中最有實質內容和最富有生機的關係。這將為今後雙方關係的進一步發展打下堅實基礎。
總的來看,近期東盟的對華政策包括東盟作為一個整體和東南亞各國的對華政策不會有大的調整,其根本的原因是實踐已經證明與中國發展全麵的友好合作關係符合東盟的利益,而且給東盟國家帶來了發展機遇和切實的利益。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與東盟各國恢複、建立並進一步發展雙邊和多邊的友好合作關係。中國與東盟都是亞洲的發展中國家,雙方文化背景相通,認同感強,在價值觀、人權觀、民主觀及國際事務中的許多問題上都有相近的看法,彼此合作,互相支持,反對強權政治。顯然,東盟不是對手,更不是敵人,而是中國可以長期進行合作的夥伴,是中國和平發展的重要安全保障。這就是東盟在中國外交戰略中的基本定位。另一方麵,多樣性和不平衡性特點突出的東南亞現在還麵臨多種多樣的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以及維持東盟在東亞地區中的領導地位,東盟都離不開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