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概論

第一節 古代東南亞與中國的交往

　　一、古代印支半島各國與中國的交往

自古以來，中國和越南人民便有著經濟來往和文化聯係。越南人民對中國農業方麵的貢獻，是傳入了越南中部（占城）的耐旱稻種。宋真宗時（公元998年～1022年），因江浙旱荒，取占城稻種3萬斛播種。當時稱為占城旱稻，其米粒大而味甘。11世紀初，占城稻種在閩、浙及長江、淮河一帶種植，以後又推廣到北方各地。其次，中國人民所喜愛的甘薯（又名紅薯，北方稱地瓜）也是從越南傳入中國的。後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中說“甘薯……出交趾武平，九真興古”。中國人民在生產技術等各方麵，對越南有很大的幫助。中國的鐵製農具和牛耕、養蠶織錦、造紙印刷先後傳入越南，對越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國的建築技術、武器製造、醫藥針灸等先後傳入越南。越南人民在長期實踐中，加以發展，也有很多成就。明初有不少越南人移居中國，其中建築師阮安曾參與當時北京的城池、宮殿、衙署等的建築規劃和設計。

中國的漢字、漢語很早就傳入越南。越南的許多文人對中國的經義、詩賦等有高度修養。在現代的越南人民中，仍有很多人熟悉漢文。越南人民的語言裏，也采用了不少漢語詞匯。13世紀，越南創造了以漢字為基礎的“字喃”（意即南國的字），但純粹的漢文，仍然是主要的表達工具。中國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在越南流行很廣。

長期以來，中國漢族和越南人民彼此在另地任職和移居乃屬常事。8世紀中葉，越南愛州日南（清化）人薑公輔在內地考中進士，很受唐德宗器重，官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宋代仍屢有剛建國不久的越南人舉族移住廣州、郴州、海南島等地。15世紀初又有不少越南人移居中國。17世紀中葉，中國著名學者朱舜水不甘忍受清統治者壓迫，曾兩度僑居越南，著有《安南供役記事》一書。

清代，中越兩國的商業交往分陸路和海路。陸路貿易主要依靠車拉肩挑，局限在邊界的小量貿易，以日用品為主。大宗的是海上貿易，中國出口物以布匹、綢緞、紙張、顏料、煙、茶、藥材為主，進口的有大米、檳榔、胡椒、砂紅、冰糖、竹木及海產品等。

老撾人民和中國人民很早就有了來往。據我國史書記載，早在公元3世紀初（吳黃武六年，公元227年），就有堂明“朝貢”的記載，說明從這時起，中國老撾間已有正式的往來。唐朝時與文單國的關係十分友好。文單曾先後四次向唐朝遣使，受到盛情接待。宋元兩代中老之間交往減少，至14世紀以後，中老之間官方交往又密切起來。“老撾”一名始見於《明史》，明朝嘉靖年間（1522年～1566年）對老撾開始稱為“南掌”，意即“萬象之邦”（因老撾盛產大象之故）。在明朝存在的270年中，老撾先後有十位國王向中國遣使三十餘次，帶來禮物有大象、馬、犀牛、金銀器等，明王朝也多次遣使訪問老撾。由於中老兩國陸路交通十分便利，也為民間貿易的開展提供條件。《皇明職貢圖》卷一載：老撾人“知耕種，勤紡織，其近在普洱府東界外者常入內地貿易”。老撾出產的乳香、西木香、烏爹泥、鮮子、訶子和樹頭酒等都為我國人民所喜愛。又如老撾特產神品蘭花被移栽至揚州後“人爭來看，門幾如市”。而老撾人民也從中國學習了釀酒、養蠶、製絲的方法，豐富了他們的生活。

柬埔寨古時叫做扶南和真臘。《三國誌吳誌·呂岱傳》提到過交州刺史呂岱派遣官員訪問扶南等國。這是中國最早派往柬埔寨的使臣。當時扶南與南海各國及印度均有來往，並有自己修造的大船，可載百人。晉朝統一中國後，扶南不斷有使臣來中國。中國北朝時期，扶南國王憍陳如曾“遣商貨至廣州”。南齊永明二年（公元484年）憍陳如又派印度高僧那伽仙為使臣，向南齊皇帝贈送“金縷龍王坐象一軀，白檀象一軀，牙塔二軀，古貝（即木棉）二雙，琉璃蘇釹（音立，食器）二口，玳瑁檳榔柈一枚”。中國皇帝回贈的禮物是“絳紫地黃碧綠紋綾各五匹”。

中國從南朝的宋、齊、梁、陳，到隋唐一直和扶南保持聯係。當時各國的佛教僧侶，彼此往來，南朝時期，扶南就有幾位高僧來中國譯經授徒。其中僧伽婆羅、曼陀羅曾在梁朝翻譯了不少佛經。公元548年來中國的扶南高僧真諦，留居中國二十多年，做了不少工作，最終老於中國，唐代的玄奘便和真諦有師承關係。玄奘雖沒到過柬埔寨，但在《大唐西域記》卷十中也提到伊賞那補羅國（即柬埔寨）。唐代另一中國高僧義淨從海道去印度取經，到過柬埔寨，受到當地國王的熱情接待。

真臘本是扶南的屬國，約在6世紀中葉兼並扶南。隋煬帝大業十二年（公元616年），真臘的使臣來中國，“帝禮之甚厚”。唐朝前期，真臘分為兩部分，北部叫陸真臘，在今柬埔寨、老撾地方，南部叫水真臘，即扶南舊境，在今柬埔寨和越南南方。唐朝中期，陸真臘和水真臘合而為一。自唐高祖武德年間（公元618年～626年）至唐憲宗元和（公元806年～820年）時期，不斷有真臘使臣前來我國，長期保持友好關係。唐代陸真臘王子和副王先後來長安贈送馴象。南宋時，真臘合並占城（今越南中部）一度改名為占臘，元朝仍稱真臘。元朝時中國曾有使臣去真臘，隨行人員周達觀在真臘住了一年，回國後寫了《真臘風土記》一書，詳細記載了當地風俗物產。從他的描寫中看出，中國運去真臘的商品主要是金銀、絲綢、瓷器、鐵鍋、雨傘等，真臘運來中國的商品主要是象牙、犀角、寶石和香料。據《明史》記載，明朝與真臘兩國政府之間的關係很密切，常有使節往還。鄭和下西洋也到過真臘。柬埔寨這個譯名，從明朝一直沿用至今。

二、古代泰國、馬來半島各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和中國的交往

13世紀中葉，泰國境內的泰族建立素可泰王朝，《元史》稱這個國家為暹國。在暹國以南，曾出現了由真臘分出來的羅斛，是孟族和一部分泰族所建。暹國第三代國王藍摩甘亨（敢木丁）曾六次遣使通好中國，帶回許多中國瓷匠，並在該國建立陶瓷工場。他死後暹國分裂，不久即為南部的羅斛國阿瑜陀耶王朝所並，“因合為暹羅國”（《新元史》卷二五二）。是為今天的泰國（1939年改國名為泰國）。自唐宋至元明，泰國和中國的來往十分密切。明朝援助朝鮮抗擊豐臣秀吉侵略時，暹羅曾向中國來函願派兵直搗日本，斷其後路。15世紀後期，汀州人謝文彬曾在暹羅朝廷任坤嶽（即宰相）職，移居暹羅的中國人也很多。清朝與暹羅關係密切。自順治九年（1652年）首次遣使“朝貢”，此後，有清一代，使節來華達四十餘次，清政府對暹羅使團友好接待，“貢使所帶貨物，聽隨便貿易，免其征稅”。

馬來半島和印度尼西亞都處在中西海上交通的要衝，漢武帝時，隨著中國人民在南部海上航行的發展，便和東南亞各國及印度發生了海上交通的聯係。從兩晉南北朝至唐宋，馬來半島上的各國都和中國有密切的來往。15世紀初在馬來半島建立的滿剌加王朝和中國明朝的關係尤為密切。明朝時，兩國使臣往來不斷。特別是從1411年至1433年，滿剌加有三位國王先後五次訪問中國。滿剌加國王第一次訪問中國是在1411年（永樂九年），代表團人數達五百四十多人。明成祖舉行盛大宴會表示熱情歡迎。滿剌加國王辭別時，明成祖贈給滿剌加國王、王妃、國王的子侄、陪臣等大量禮物。鄭和下西洋的艦隊得到滿剌加的大力支持。鄭和曾在滿剌加修建倉庫，儲存貨物。從馬來半島各地運來中國的貨物主要是寶石、象牙、犀角、香料和錫塊。中國運回的貨物主要是絲織品、瓷器和鐵器。新加坡博物館現仍保存有中國明朝的遺物如瓷盤、古錢等。

印度尼西亞的考古學家在印尼各主要島嶼如蘇門答臘南部、爪哇西部和加裏曼丹東部都曾發掘出許多漢代陶瓷的殘片。後漢史家提到印度尼西亞古國葉調與東漢政府的聯係。公元131年（順帝永建六年）“葉調國王遣使師會詣闕貢獻”。這充分說明兩國人民最遲在漢代已經建立了經濟和文化的友好聯係。5世紀初東晉高僧法顯從斯裏蘭卡經海路回國時，到過印尼境內的耶婆提國（應在爪哇島上）。法顯在耶婆提住了五個月，然後從這裏坐商船回國。在法顯回國之前，兩國之間早已有商船來往，而且通常是50天便到廣州。

隋唐時，中國人民和東南亞各國人民的經濟、文化聯係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新唐書》（卷四十三下）輯錄了賈耽的“廣州通海夷道”，即從廣州出發，經海南島，沿越南東海岸南航，即可抵達現在的新加坡海峽。海峽南岸是佛逝國。從廣州到佛逝國隻需20天左右。唐代中國和佛逝國及訶陵國的海上交通以及商人往來頻繁，佛教僧侶的來往與外交使節的聯係都要乘坐各國商船。南宋周去非所著《嶺外代答》（1178年成書），詳細記載了三佛齊和闍婆兩國商人來中國廣州和泉州的路線。趙汝適在所著《諸蕃誌》中也說從泉州出發隻要月餘即到闍婆。元朝時兩國的貿易範圍比以前更加擴大了，印尼的許多地區都和中國發生了經濟聯係。印尼的摩鹿加群島與中國的經濟聯係據考證即始於元代。元朝對外貿易繁盛時期專管外商貿易的市舶司多至七處，這些機構的所在地是在泉州、上海、澉浦、溫州、廣州、杭州、寧波。明朝鄭和下西洋時，先後跟隨鄭和前往東南亞各地的中國水手、工匠、士兵及其他人員，他們回國之後把在各國的見聞轉告國內的人民。跟隨鄭和出使的費信和馬歡分別寫下了《星槎勝覽》和《瀛涯勝覽》兩部著作，記錄了中國人民和各國人民之間的友好來往。

中國同印尼境內古國的使節往返，根據各種材料不完全的統計，爪哇和蘇門答臘古國中從公元132年初至1499年以葉調、闍婆達、訶羅單（嗬羅單）、訶陵、末羅遊（末羅瑜）、室利佛逝（佛逝、屍利佛誓、佛誓）、闍婆、三佛齊、爪哇等國名稱遣使中國共約七十多次。爪哇和蘇門答臘兩島以外的其他印尼古國還沒有計算在內。

隨著中國與印尼之間經濟聯係的加強和使節的來往，文化上的接觸與交流也更加擴展了。唐代的高僧義淨前後在印尼留居十年以上。他所寫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南海寄歸內法傳》等書，對東方各國文化交流以及研究印尼曆史都有重要價值。義淨記載了唐僧會寧與印尼僧人智賢（若那跋陀羅）合譯佛經的事。會寧是中國成都的僧人。他於7世紀60年代曾在爪哇島上的訶陵國住了三年，和當地高僧智賢合譯了《阿籍摩經》的一部分。後來會寧委托另一唐僧運期將這一佛經送回長安。成為兩國中世紀文化合作事業上有明確記載的良好範例之一。

中國的重要發明和生產技術也傳到了印尼等國，陶瓷和絲織品在漢代已傳到印尼，養蠶織絲技術據說在唐代已傳至印尼。《冊府元龜》卷九七一記載，開元十二年（公元724年）七月，唐玄宗給室利佛逝國王的使者“賜帛百匹”。當時來往於兩國之間的商船較多，商人販運絲絹為數一定不少。南宋趙汝適的《諸蕃誌》闍婆國條便說當地“亦務蠶織，有雜色繡絲”。中國紙張早在7世紀就由義淨帶到了印尼。16世紀中國商人把紙張運到印尼，使印尼人民不再用尖刀和樹葉來書寫，這對印尼文化的發展是有重要意義的。從《諸蕃誌》和元朝汪大淵的《島夷誌略》有關印尼各主要條目的記載，可以看出中國絲絹、青白花碗等瓷器、漆器在宋元時不斷運往印尼。明朝的馬歡也說爪哇人最喜歡中國的青花瓷器。印尼各島的木棉和棉布在中世紀不斷運到中國，為中國人民所喜愛。在長期經濟來往中，印尼的各種香料植物如龍腦香、沉香、丁香、龍涎香、冰片等陸續運到中國，豐富了中國的藥物和食用香料。中國東南沿海居民先後僑居印尼等國，他們是中國人民的友好使者，對印尼等國的經濟與文化的發展在中世紀就作出了重要貢獻。

菲律賓出土的中國唐宋的瓷器，說明唐宋時，中國和菲律賓的經濟來往已很密切。《諸蕃誌》、《島夷誌略》、《元史》、《明史》都記載了現今菲律賓群島範圍內的一些地方。《明史》記載菲律賓多次派使臣來中國。永樂十五年（1417年）蘇祿國的東王、西王和峒王親自率領家屬和臣僚等來中國，代表團人數多至三百四十餘人。《明史·呂宋傳》記載華僑潘和五等250人不堪西班牙殖民者壓迫虐待，夜晚起義殺死西班牙駐菲律賓總督及西班牙殖民者多人，使西班牙掠奪計劃破產。此後華僑和菲律賓人民多次並肩戰鬥，給殖民者以沉重打擊。繼明代以後，清朝與蘇祿國仍保持密切的外交關係，自1726年（雍正四年）至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三十餘年間蘇祿國先後十次遣使訪問中國，清廷對其朝貢使節“所帶土產貨物，聽該夷照例貿易，免征關稅”。

唐宋以後，中國同南洋一帶的貿易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留居南洋各地的華僑逐漸增多。南宋滅亡後，閩廣一帶農民，困於生計，逃避苛政，不斷移居南洋。15世紀初，鄭和下西洋以前，蘇門答臘的舊港，爪哇的杜板、新村、蘇兒把牙（泗水）等地已有不少華僑。15世紀中葉，明朝政府停止官方的遠航活動以後，民間出海的船隊仍未中斷，不少華人到南洋經商或定居。15世紀後期，還有很多華人移居暹羅。16、17世紀之間，閩粵農民移居南洋的日益增加，到印尼和菲律賓的人尤多。南洋華僑大都從事農業、手工業和采礦業，傳去中國先進的農業、手工業的生產技術和生產工具，對於南洋的開發很有貢獻。

三、古代緬甸和中國的交往

據《唐會要》驃國條稱，魏晉之間有人寫書，說永昌（今雲南保山縣北）西南二三千裏有驃國。隋唐時，驃國和中國地方政權南詔的關係很密切。《資治通鑒·唐紀》稱唐德宗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驃國“聞南詔內附而慕之，因南詔入見，仍獻其樂”。《新唐書·驃國傳》記載驃國國王雍羌派使節難佗訪問中國，隨行的歌舞團中，樂工共35人，帶來樂器32件，演奏了12支樂曲。

這些緬甸音樂家在唐朝宮廷演奏，得到很高的評價。文人學士如白居易、元稹等紛紛寫詩歌頌驃國音樂，一致讚揚樂曲優美。與此同時，兩國人民之間的來往亦多。中國南詔拓建東城（今昆明）時，有數千驃國人參加修建。許多緬甸人長期定居雲南。

1044年，驃國王族阿奴律陀做了緬甸蒲甘王朝國王以後，中緬兩國關係更為密切。阿奴律陀曾親自到雲南大理求取佛牙，受到中國大理地方政權的款待。大理王送給阿奴律陀一尊碧玉佛帶回緬甸。阿奴律陀的兒子江喜陀在1105年（宋徽宗崇寧四年）派緬甸佛教僧侶把珍貴禮物——大象贈給大理。第二年，緬甸使節和佛教僧侶又隨大理的代表訪問宋朝，備受款待。1156年，緬甸遣使向宋朝贈送金銀書《金剛經》三卷，金書《大威德》三卷。宋朝回贈了金劍、繡衣等禮物。唐宋時代，中國的寺院建築和壁畫藝術等對緬甸影響頗大。兩國之間聯係密切。宋朝對蒲甘的使節很重視。

中緬兩國之間的貿易往來可上溯到西漢，唐代以後有了更大的發展。緬甸的木棉、玻璃罌（容器）、瑟瑟（綠寶石）是運來中國的主要商品，中國運往緬甸的貨物則以絲綢為主。13世紀時，中緬之間的玉石貿易擴大。緬甸從中國聘去大批開采玉石的工人開礦，大量緬甸玉石運入雲南加工後，製成精致的裝飾品再在中國銷售。當時雲南的珠寶玉石商人在緬甸開設店鋪百餘家。中國封建統治者本來禁止銅鐵輸出國外，中國商人還是把銅鑼、鐵鍋、剪刀等日用品運入緬甸，成為暢銷品。緬甸的八莫城成為中國明朝時中緬貿易的一個中心。長期密切的經濟來往，促進了文化的交流，中緬兩國在音樂、舞蹈、戲曲、象牙雕刻、漆器以及佛教美術方麵都有許多相似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