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概論

第四節 “10+1”和“10+3”

　　隨著經濟實力和影響的不斷加強，東盟在地區事務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經濟全球化浪潮的衝擊下，東盟國家逐步認識到啟動新的合作層次、構築全方位合作關係的重要性，率先發起東亞區域合作進程，逐步形成了以東盟為中心的一係列區域合作機製。其中，東盟與中日韓（10+3）、東盟分別與中日韓（10+1）合作機製已經發展成為東南亞與東亞之間主要的合作渠道，被認為是亞洲地區的發展方向和振興的重要標誌。

所謂“10+1”是指以東盟十個成員國為一方，以區外的一個國家為另一方的區域合作方式，具體表現為東盟首腦會議之後東盟分別與中國、韓國、日本舉行的雙邊首腦會晤。目前，最著名的“10+1”有三個，即東盟十國分別與中、日、韓三個國家之間的“10+1”合作和對話渠道。另外，東盟還與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歐盟、俄羅斯和印度形成了對話夥伴關係，不定期地舉行“10+1”對話合作。從2003年10月起，東盟與印度“10+1”領導人舉行了第一次會議，這使得目前的“10+1”合作形式實際已經增到四個。此外，俄羅斯正在積極爭取成為新的“10+1”的新成員。所謂“10+3”（ASEAN Plus Three， APT），實際就是“10+1”首腦會晤結束後，東盟再與中韓日三國領導人集體會晤，也就是“10+3”首腦會議。

東盟“10+3”機製的正式形成時間是1997年12月，當時在馬來西亞召開的第二屆東盟首腦非正式會議上正式確立了這個合作形式。在1999的第三次“10+3”會議上各方同意將其機製化，各方還發表一個聯合聲明，表示要通過在不同層次和範圍內開展經濟、社會、政治和其他領域的合作。目前“10+1”、“10+3”合作機製以經濟合作為重點，逐漸向政治、安全、文化等領域拓展，正在逐步形成多層次、寬領域、全方位的良好局麵。“10+1”確定了五大重點合作領域，即農業、信息通信、人力資源開發、相互投資和湄公河流域開發。中日韓合作也確定了五大領域，包括經貿、信息產業、環保、人力資源開發和文化合作，並建立了六個部長會議機製。在“10+1”、“10+3”機製下，每年均召開首腦會議、部長會議、高官會議和工作層會議。

一、東盟與中國的“10+1”

從1991年起，中國外長每年都應邀參加東盟外長會議，1994年起還出席東盟地區論壇（ARF）會議。在1996年7月的第二十六屆東盟外長會議上，中國正式成為東盟的對話夥伴國。關於東盟與中國的政治經濟關係，可參見本書第五章的專門論述，這裏不再展開。

二、東盟與日本的“10+1”

在三個“10+1”中，日本是最早與東盟國家開展經濟合作的。二戰期間日本侵略東南亞，給東南亞各國帶來了深重的災難，這也給日後這些國家與日本的經濟關係的發展蒙上了陰影。然而，到20世紀50年代末期，經濟迅速恢複和發展的日本已經成為東南亞地區最主要的援助國，東南亞則成為日本最重要的原料來源地、出口市場、投資場所和石油等重要物資運輸的必經之地。東盟和日本的正式聯係始於1973年，到1976年3月通過建立“東盟—日本論壇”（ASEAN-Japan Forum）而機製化。20世紀80年代後，隨著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雙方的經濟往來更加密切。

雖然近年來日本試圖在與東盟的對話合作中加入更多的政治內容，但到目前為止雙方的合作更多發生在經濟領域。近年來，東盟和日本之間簽署的重要經濟合作協議包括：（1）2002年11月在金邊簽署的《全麵經濟夥伴關係領導人聯合宣言》，於2003年10月在巴厘簽署的《全麵經濟夥伴關係框架協定》，後者包括“東盟—日本自由貿易區”（AJFTA）的建設，預計於2012年（東盟新成員延遲5年）建成，雙方同意於2005年4月展開自由貿易區談判。（2）2003年12月在東京簽署的《新千年東盟—日本積極和持久夥伴關係東京宣言》，同時開始實施“東盟—日本行動計劃”（ASEAN-Japan Plan of Action）。

在具體的合作內容上，日本與東盟主要有以下三方麵的經濟合作：

貿易。由於存在較強的互補性，東盟和日本之間的貿易發展比較順利。到20世紀60年代末期，日本取代美國成為東盟最大的貿易夥伴。80年代之前，東盟向日本出口的主要是農礦產品，而進口的主要是工業製成品。80年代之後，隨著東盟製造業水平的相對提高，東盟出口中製成品的比例有所提高，原料和初級產品比例有所下降。由於日本一向對國內農產品市場實行嚴格保護，作為東盟出口重要組成部分的農產品並沒有大量進入日本市場。1993年以來，在東盟與日本的貿易往來中，東盟始終處於逆差地位。相比於對美貿易中東盟始終處於順差地位來說，美國才是以出口導向為主的東盟最重要的外部市場，日本和歐盟十五國則居於次要位置。從1996年到2003年，東盟與美國的貿易額超越與日本的貿易額，日本下降為東盟的第二大貿易夥伴，但日本幾乎始終是東盟最大的進口來源國（1998年除外）。從1996年開始，東盟對歐盟的出口就超過了日本，歐盟成為東盟的第二大出口市場，但由於東盟從歐盟的進口較少，在貿易總量上歐盟還是東盟的第三大貿易夥伴。目前，東盟是日本的第二大貿易夥伴。

投資。日本對東盟的投資是與貿易、援助和占領市場份額密切相關的。日本對東盟的第一波投資浪潮出現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在整個70年代，日本對東盟的投資年均增長31%，在日本對所有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中居首位。1985年“廣場協議”以後，日元大幅升值導致日本對東盟投資迅速增加，日本取代美國成為東盟最大的外資來源地，進入日本對東盟投資的第二波浪潮。1986年～1989年日本對東盟投資的總額從150億美元增長到250億美元，而同期美國的投資維持在100億美元的水平。此後直到1998年之前，日本對東盟的投資都超過美國。1997年～1998年金融危機後，日本對東盟投資出現了急劇下降，1998年日本對東盟的FDI超過35億美元，到1999年下降到12億美元，2000年更進一步降低到7.8億美元，創下1993年以來的曆史最低紀錄，僅占當年東盟FDI比例的4%。2003年，這一數據上升到17.3億美元，占當年東盟吸納FDI的10.7%。1995年～2003年期間，日本對東盟投資約占東盟全部FDI的12.9%，與來自東盟內部的投資比例一樣，位於歐盟（28.8%）和美國（16.5%）之後並列第三。1951年～2001年的半個世紀裏，日本對東盟累計投資額超過11萬億日元，超過日本對中國投資的四倍。

援助和貸款。日本的“官方發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本來是日本進行戰爭賠償的一種形式，後來成為日本對外援助的最主要項目，而東南亞國家則是主要對象之一。日本向東南亞國家進行戰爭賠款所支付的不是現金而是機械設備和勞務，即由日本政府向民間企業支付相對於賠償額的日元，再由民間企業向受償國提供商品和勞務。這種把賠償和經濟合作合二為一的方式成為日本戰後初期對東南亞國家ODA的主要模式。1977年後，日本大幅增加對東盟的ODA金額，當年日本對亞洲的援助金額首次超過美國。在1976年到1986年期間，ODA金額增加了五倍，東盟大約得到日本對外援助總金額的1/3.其中印尼、菲律賓、泰國和馬來西亞是主要對象，1987年時這四國得到17億美元，到1992年增加到32.5億美元。2003年的時候，日本ODA的大約65%和日元貸款的70%還集中在東南亞國家。

三、東盟與韓國的“10+1”

1989年11月，韓國成為東盟的部分對話夥伴國，1991年7月成為完全對話夥伴國。2003年10月，在巴厘召開的東盟—韓國峰會上，雙方同意就“東盟—韓國自由貿易區”（ASEAN-ROK FTA，AKFTA）問題開展談判。後來雙方成立了一個專家組對此進行專門研究。2004年11月30日，東盟和韓國在萬象簽署了全麵合作夥伴聯合宣言，決定加強在林業、能源、信息技術以及科技方麵的合作。宣言的一個重點內容是關於AKFTA的建設，雙方同意在2009年年底之前建成自由貿易區，東盟新成員的期限有所延遲（按照專家組的建議推遲5年，但沒有寫入到宣言中），要求屆時雙方80%以上的貿易都要實行自由貿易。

在貿易方麵，1993年～2003年期間，2001年以前東盟一直處於逆差，僅近幾年來是順差，但其總量不超過300億美元，貿易不平衡的數字最大不超過50億美元。2002年，東盟對韓國的出口占其全部出口額的4.1%，2003年的比例為4.0%。2002年，東盟從韓國進口占其全部進口額的4.5%，2003年為4.2%。在投資方麵，1995年～2003年期間，來自韓國的FDI約占東盟全部外資來源的3%。對韓國方麵來說，韓國對東盟的累計投資達到110億美元，約占韓國全部對外投資的15.2%，東盟是韓國第三大對外投資市場。

四、“10+1”和“10+3”的發展前景

“10+1”和“10+3”是東亞目前最成熟的合作機製，必將在未來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必須看到的是，雖然“10+3”似乎表明的是以東盟為一方、以中日韓三國為另一方的對話合作形式，但實際上目前中日韓三國並沒有形成以統一身份來集體與東盟打交道，中日韓三國與東盟國家之間的合作主要還是以“10+1”為基礎。

1.中國

中國目前的基本做法是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為基礎，在鞏固、發展CAFTA的同時，爭取逐步開展與韓國、日本的雙邊或多邊自由貿易談判，穩步對推進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關於這方麵的內容，可以參見本書第五章的專門介紹，這裏不再展開。

2.日本

2002年10月，日本外務省發表了題為“日本的FTA戰略”的報告，提出了FTA戰略的“優先順序”，其中東亞是最優先的，明確提出“應該首先與韓國及東盟建設FTA，在此基礎上，中長期致力於與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各國和地區建設FTA”。在優先順序方麵，日本的想法是先韓後中。2003年1月1日，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發表了“朝著充滿活力和魅力的日本”的設想（即“奧田設想”），明確提出將東亞自由貿易區（EAFTA）作為日本FTA的具體目標，最遲在2020年前後實現。

2003年6月，“日本國際論壇”的74名政策委員向日本政府聯名提出一個名為“東亞經濟共同體構想和日本的作用”的報告，提出了15項政策建議，其中要點包括：（1）明確提出建立“東亞經濟共同體”（ECEA）的戰略目標，建議在2005年形成ECEA的條約文本；爭取在2007年條約生效，並創立ECEA總部機構，即“東亞組織”（OEA）；2015年把各國分別締結的自由貿易協定統一起來，建立整個東亞的自由貿易區，並結成關稅同盟；到2025年出台東亞單一貨幣。（2）強調以日本、韓國、新加坡2005年創立自由貿易區為先導，在ECEA中發揮核心作用，希望中國在其中“發揮部分主導作用”，但同時也呼籲中國加快完善體製。

2006年4月，日本經濟產業大臣二階俊博提出建設“東亞經濟夥伴協議”（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s， EPA）的構想。EPA與東亞自由貿易區不同在於，它將印度、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納入了進來。在2006年8月的東亞峰會外長會議上，日本正式向有關國家正式提出該構想，主張在2008年起的十年內，通過與東盟、中韓及澳新印等國家和地區全麵簽訂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建立的“泛東亞EPA網”。出於EPA可能對現有“10+3”框架造成衝擊等多方麵考慮，東盟及中韓各方對日本的提議均持謹慎態度。

3.韓國

從地緣、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等方麵來看，韓國有可能在東亞經濟一體化中發揮某種橋梁作用，而如何更好地發揮這種作用，並成為“東北亞中樞國家”，這已經是韓國政府、學者和企業共同關注的問題。2002年7月29日，金大中政府發表了關於21世紀韓國“構築東亞經濟中心國家的方案”，正式提出韓國在東亞合作中的策略。

韓國方麵有兩個值得關注的想法：第一是強調東北亞國家應該發揮主要作用。有韓國學者明確提出，東亞的中日韓三國占世界經濟總量的1/5以及整個東亞經濟總量的90%，東亞三國在東亞經濟一體化過程中必須發揮主導作用。第二是在韓日達成雙邊FTA後，再吸收中國加入。在這一點上，韓日有著共同點：日韓方麵都有以我為中心，“邀請”中國參加的意圖，具體的打算是以2003年開始的日韓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為基礎，將中國、東盟融合進來，最終形成東亞自由貿易區。

2003年12月，韓日FTA談判開始啟動。目前韓國方麵對於擬議中的中韓自由貿區談判並不積極，其中一個原因是擔心FTA的建設可能會造成對韓國農業的衝擊。與東盟方麵，2004年11月韓國與東盟發表“全麵合作夥伴關係聯合宣言”，2005年4，月21日，韓國與東盟宣布就自由貿易區框架協定達成原則協議，計劃在2009年底之前使雙方80%以上的商品實現貿易自由。

4.中日韓三國的合作

雖然各國的態度和立場還有所不同，但中日韓三國還是在“10+3”的機製下開展了部分協調與合作。1998年12月，在韓國總統金大中的倡議下，東盟各國和中日韓三國共同建立“東亞願景小組”（East Asia Vision Group，EAVG）。EAVG的成員主要來自各國的專家學者，屬於地區合作的“第二軌道”。在2000年11月24日的“10+3”新加坡峰會上，各方同意建立“東亞研究小組”（East Asia Study Group， EASG），成員是來自各國的高級官員，屬於“第一軌道”。在此次會議上，“東亞峰會”（East Asia Summit，EAS）的構想被正式提起。2001年3月，EASG正式成立。

2001年11月，EAVG在“10+3”文萊峰會上提交了題為《走向東亞共同體：地區和平、繁榮和進步》（Towards an East Asia Community：Region of Peace， Prosperity and Progress）的報告，提出了關於在開放、漸進、牢靠的基礎上推進東亞一體化的22項建議，涉及經濟、財政、政治—安全、環境—能源、社會—文化—教育以及機製合作等方麵內容。在經濟合作方麵，報告提出了15條具體建議，其中主要包括東亞自由貿易區（East Asia Free Trade Area， EAFTA）以及先於APEC進度實現貿易自由化等措施，並正式提出了建設“東亞共同體”（East Asia Community）的目標。報告建議，將目前的“10+3”機製逐步提升為東亞峰會。

2003年10月7日，中日韓三國首腦在巴厘島“10+3”會議期間發表了《中日韓推進三方合作聯合宣言》。《宣言》寫道，三國研究機構關於“三國自由貿易安排的經濟影響”的聯合研究已取得較大進展，在此基礎上，三國將適時以建立未來更緊密經濟夥伴關係為方向進行研究……三國將共同推動亞洲各種形式的區域合作。三國將抓緊落實《東亞研究小組最終報告》提出的各項措施，推動“10+3”合作向東亞合作方向發展，支持東盟在這一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並在東盟地區論壇、亞太經合組織、亞歐會議等機製中加強合作。

2004年11月27日，在萬象舉行的“10+3”會議期間，中日韓三方委員會通過了《中日韓三國合作行動戰略》和《中日韓合作進展報告》。《行動戰略》重申了上述聯合宣言的精神，表示三國將在各個層次深入討論東亞共同體的概念和建設途徑。《進展報告》對中日韓三國的地區合作進行了總結，明確表示“三國一致認為東亞共同體是未來目標，應以‘10+3’為核心框架，尊重東盟的主導地位，以透明和開放的方式推動建立東亞共同體”。

在東亞一體化進程還沒有完成的情況下，一個更為宏大的計劃出台，它就是範圍更大、更複雜的亞洲經濟共同體（Asian Economic Community，AEC“東盟經濟共同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的英文縮寫也是AEC。）。關於“亞洲經濟共同體”或“亞洲經濟圈”的倡議，最早可能是由學者所提出來的。不過，直到現在，關於這方麵的合作還主要停留在研究階段，其概念、範圍、領域、內容與形式等方麵還未有定論。

在一體化從東南亞向東亞擴展的過程中，東盟各國最關心的問題是如何保持它在一體化過程中的主導權地位。在將來的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中，東盟是否能夠保持主導權，一個關鍵的問題是中日韓三國的態度。目前，中日韓三國對於東盟的主導地位是認可的，並在各種場合都做過公開表態。在中日韓三國委員會發表的聯合宣言和聲明中，三方麵都表示尊重東盟的主導權。這種情況在擬議中的東亞峰會問題上得到了體現。在2005年7月的APT外長會議上，東盟方麵提出了關於東亞峰會的三項安排：（1）東亞峰會將每三年舉行一次；（2）會議舉行的地點應為東盟成員國的首都；（3）會議主席由東盟成員國輪流擔任。從後兩點來看，東盟此舉明顯是為了維護東盟對東亞峰會的主導權。會議最終協商的結果是會議間隔調整為兩年，這主要是按照中國的提議而形成的。不過首屆東亞峰會的《吉隆坡宣言》最終確定以後的東亞峰會在每次東盟首腦會議期間舉行，實際上就是每年舉行一次。而關於會議地點及主席國的安排則以東盟的意見為準，中日韓三國將不會成為未來EAS的主辦國和主席國。此次會議作出的關於東亞峰會的安排，保持了東盟對於東亞峰會的主導地位。在2005年12月12～14日由馬來西亞主辦的首屆東亞峰會（EAS）上，十六方（東盟十國、中國、日本、韓國、印度、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共同簽署了《吉隆坡宣言》。《宣言》說，東亞峰會將定期舉行，由東盟主席國主辦並擔任主席，與東盟年度首腦會議同期舉行，峰會的模式將由東盟和東亞峰會其他所有參加國共同審議。這說明，東亞峰會的主導權還掌握在東盟的手裏。

總的來看，東南亞經濟一體化的前途在於從東南亞向東亞的擴展，這種擴展是由東亞目前的國際貿易、直接投資、市場容量、金融影響及技術、人才等方麵因素決定的。2002年後中國、日本和韓國先後分別與東盟開展自由貿易區建設，以及從2005年開始確立的東亞峰會機製，使得東南亞與東亞經濟一體化出現了某種融合發展的跡象，預示著東亞經濟一體化將進入一個新的曆史階段。目前，東南亞經濟一體化呈現出一個特點，即經濟一體化從東南亞向東亞的擴展。可以預見的是，大東亞範圍之內的經濟一體化進程將可能出現東南亞與東亞的融合趨勢，這將使得東亞（包括東南亞在內）經濟一體化進程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一體化之一，與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呈三足鼎立之勢。

　　§§第五章 中國與東南亞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