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日本軍國主義道路與戰後日本政界戰爭觀述評
摘要：論述了日本軍國主義形成背景，軍國主義複活表現，分析了武士道精神。對二戰後日本拒不認罪、拒不反省原因進行了分析，指出了日本政界戰爭觀的危害性。
關鍵詞：軍國主義武士道戰爭責任戰爭觀反省
時至今日，中國抗日戰爭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已勝利60多年，世界各國都在倡導和平與發展，聲討和反對侵略戰爭，日本列島卻不斷傳來不和諧的聲音。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半個多世紀了，日本社會仍然頑固地堅持“大東亞戰爭”的立場，不能像德國那樣，老老實實地反省，誠誠懇懇地道歉，認認真真地解決遺留問題。相反，日本右翼勢力抬頭，軍國主義複活，不斷進行為曆史翻案的活動，修改曆史教科書，肆意歪曲曆史。2001年4月小泉純一郎當任內閣總理大臣以後，立即宣稱在任上要做四件大事，一是修改憲法；二是重新解釋“集體自衛權”；三是製定《有事法製》；四是正式參拜靖國神社。小泉純一郎任職以來年年固執地參拜靖國神社，在曆史認識問題上表現出明顯的倒退。特別是2005年日本推出了文部省審定的扶桑社編撰的《新曆史教科書》修訂本，把二戰中日本侵略中國和亞洲的有關史實全部從正文中刪除，在教科書中找不到一點日軍的暴行，從而引起了亞洲各國的廣泛關注和強烈抗議。由此可見，戰爭責任和曆史認識問題已成為影響中日關係，乃至日本同亞洲各國關係的一大障礙，這一問題在短期內很難得到解決，我們可以從日本軍國主義所走的道路和戰後日本政界戰爭觀得到一些啟示。
一、日本軍國主義的形成
“軍國主義”不是指國家權力本身，而是一種製度，一種曆史觀。它的主要特征是：以強大的軍事力量為後盾，軍事組織掌握著國家的很大權力，對內進行軍事統治，對外進行侵略擴張，最終稱霸世界。
日本是一個海洋性國家。日本列島和亞洲大陸的間隔水域最窄距離為115海裏。近代以前，孤立的地理環境發揮著天然的“護城河”作用。這使得古代日本沒有必要建立龐大的國家軍隊抵禦外患。長期的安全環境，使日本人民盡情地吸收中華儒家文明的養分，隨心所欲地加以選擇和創新，自由地發展自己的獨特文化。日本又是一個資源匱乏的國家，自然災害十分頻繁，島國的現實，使日本既害怕孤立又要學會努力克服孤立，養成了對外部世界文化敏感的憂患意識。日本封建社會介於東西方社會之間。在思想文化上主要以儒家、佛教、神道思想為正統。日本政治結構為二元體製，即有以天皇為象征，實權掌握在以幕府為代表的大貴族手中的中央集權；也有以“藩”為形式的地方分權。為防止地方割據，實行地方首領將長子送往京都作為人質的“參覲製度”，在經濟上主要表現為與西方相似的莊園領主製度。從外交上看，日本與中國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長期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從社會結構上看，日本實行以家族本位為主體的長子繼承製，盛行養子製度，而中國盛行以血緣關係為主體的諸子平分製。中國與日本的社會結構都以士農工商為排列順序，不過“士”的含義不同。中國講究以文取士，科舉致仕的文官製度，而日本以武士為謀士，重視開拓疆土，對主人忠誠，以珍惜武士道精神為榮耀。
公元9世紀以後，日本封建莊園製度確立並有了進一步發展，貴族勢力開始膨脹。莊園主為了不斷擴張領地，常常把本莊園內的一部分莊民派到別人的領地上去開墾、耕種、建立新莊園。而被侵占的領主自然會全力抵抗，捍衛自己的利益，於是武力便成為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武士因戰爭需要而產生。他們以戰爭為職業，以刀劍作為謀生工具，以取人性命的刀術劍術等搏殺能力作為謀生資本，以征戰殺伐作為謀求財富和權力的基本途徑，以戰場上的建功立業為價值目標。武士的本意為“受主人使喚的仆人”。武士把對主人的絕對忠誠和服從，做一個忠臣作為最高理想。武士階層崛起，並很快成為日本封建社會中的職業軍人。
公元1192年，日本曆史進入鐮倉幕府時期。這是日本曆史上第一個以武士階級為基礎的政權。武士階級掌權在日本曆史上影響深遠，日本從此進入長達700多年的軍人執政的封建社會。如此漫長的軍人政權在世界曆史上是罕見的，日本文明也由此深深地烙上了武士特征的印記，並形成了日本特有的武士道精神。
“武士道”是日本軍國主義產生的根源，而從中國傳入日本的佛教，促成了“武士道”精神的形成。“武士”道為武士們確立了以武立國，以武力征服世界的指導思想，它是日本軍國主義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思想根源和戰爭工具。“武士道”，從字義上講，是指武士在職業上和生活中必須遵守的“道”，即武士的訓條。它不僅是武士們的道德規範，也是大和民族在長期曆史創造活動中逐漸形成的民族文化、民族傳統、民族精神和核心資源，它是日本政治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深深地影響著日本的政治和經濟生活。
“武士道”精神的主要內容是：第一，忠於主君。強調主仆關係中的所謂“忠節”。第二，武勇。強調要尚武，以戰死為榮。第三，強調崇拜日本刀，把它看成是武士道精神的一種物質表現。第四，強化宗教迷信，封建武士必須敬神信佛。第五，強調“禮儀”。武士要崇尚廉恥。武士道精神的內涵是吸收儒教、佛教和神道思想而形成的。它表現的價值理論層麵主要是忠義觀念、家國意識、天下意識和社會整合觀念。武士道精神是我們了解日本軍國主義戰爭機器的巨大破壞力的一把鑰匙。明治維新後，武士道的主從關係發生了變化，由武士效忠其主人變為效忠天皇，由原先鼓吹的“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等武士道精神，又增加了狹隘的複仇主義，特別是“全死節”的思想。武士道精神不斷演變，成為日本軍國主義和法西斯對內進行野蠻統治，對外進行侵略戰爭的重要工具。
1853年7月，美國海軍準將、東印度艦隊司令培理受總統之命，率“密西西比號”等四艘軍艦組成遠征日本分艦隊抵達日本江戶灣浦賀港，要求日本幕府同美國締結通商條約，史稱“黑船事件”。1854年2月，培理又率七艘軍艦駛抵日本，以武力迫使幕府談判，最終日美雙方簽訂了《日美和好條約》，通稱《日美神奈川條約》，這是日本曆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日本被迫打開了閉關鎖國的大門。麵對外國入侵，如何擺脫危機，加劇了幕府與“朝廷”的矛盾，統治陣營內部爭奪權力的鬥爭逐漸表麵化。強藩諸侯日益擁護天皇，日本形成江戶幕府和京都朝廷兩大政治中心，13年後演變為從“尊王攘夷”到“尊王倒幕”的明治維新運動。
日本明治維新是世界近代史上一次成功的資產階級改革運動，通過變革，使日本走上了以“脫亞入歐”為目標的資本主義道路，成為近代亞洲唯一的未被歐洲殖民化，卻在亞洲擁有殖民地的國家。明治維新取得成功，有幾方麵原因。第一，日本近代資本主義發展使幕府成為一切矛盾的焦點。不斷爆發的農民起義和士兵暴動沉重打擊了幕府的統治，為倒幕派武士推翻幕府的軍事和政治統治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第二，當時日本已經形成了以下級武士為核心的推翻封建製度的新興力量。這些武士集團具有豐富的軍事、政治經驗，不僅得到新興地主、資產階級和士兵的支持，還組成了以薩摩、長州等四個州為核心的反幕同盟，在當時日本社會條件下發揮了曆史的進步作用。第三，倒幕維新派采取了正確的鬥爭手段和策略，他們充分利用中央政權相對軟弱的條件，打著“尊王攘夷、王政複古”的旗幟，采用了用武力推翻幕府，奪取政權的鬥爭策略。第四，在文化上，日本具有向外國學習的強烈意識和傳統，從實際出發，吸收國外先進思想和文化，不斷加以改進和創新。尤其是近代興起的“蘭學”運動，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充分吸收了中國近代思想家魏源所著《海國圖誌》的營養成分，形成了具有幾十萬人的精英集團，真正發揮了“師夷長技以製夷”的優勢。第五，有利的國際環境也是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重要原因。當時日本的地理位置處在資本主義市場建立過程中的最後一個環節，是歐洲殖民主義者“遠交近攻”的最遠位置。殖民主義者把侵略重點指向中國，無暇顧及日本，相對邊緣化的日本抓住時機，在較短時間內發展經濟，鞏固國防，很快縮短了與西方差距，實現了“脫亞入歐”的目標。
明治維新又是一次不徹底的改革運動。幕府被推翻後，日本形成了三派政治力量。一派是激進派，形成自由黨，主張主權在民，製定憲法，走法國式共和道路。另一派是漸進派，形成立憲黨，主張自由民權，漸進改革，走英國立憲道路。第三派是保守派，屬於藩閥政治，形成帝政黨，擁護天皇，主張國家利益至上，走德國式道路。由於西化過激引發各種矛盾，天皇發布命令以儒教為大政指導方針。三派較量結果，帝政黨當權，抄襲德國憲法，至此，日本開始走上軍國主義道路。
明治維新的主要內容為文明開化、殖產興業、富國強兵。實行過程中，強兵成為首要目標。1871年，明治政府改組兵部省，設陸海軍部，實行征兵製，建立常備軍。1878年，又設直屬天皇的最高軍令機關——參謀部，標誌日本開始邁進軍國主義道路。第一是加快擴軍備戰步伐。1893年，其常備役、預備役、後備役總兵力達21萬人，軍費開支占財政預算的41%。第二是在外交上製定了遠交近攻的政策，著手推行入侵朝鮮，進占滿蒙，霸占中國，稱霸亞洲和世界的大陸政策。第三，在經濟政策上，軍事工業占國民經濟的主導地位，壟斷資本與日本軍國主義相結合。通過對外侵略戰爭，如1894年進行中日甲午戰爭，1900年加入八國聯軍侵華戰爭，1904年進行日俄戰爭，得到大量戰爭賠款，加速了資本原始積累，擴大了原料市場。第四，在政治上樹立天皇的絕對權威。通過各種途徑，對全體人民進行軍國主義宣傳教育，用武士道精神武裝全體國民頭腦，將神道和儒教奉為國家正宗，把封建忠君愛國定為全體國民的最高行動準則。
日本軍國主義道路有兩個明顯特征。一是軍事統帥權獨立，不受內閣約束。首先設參謀本部作為最高軍令機關，直屬天皇。其次是陸軍和海軍獨立。陸軍最高統帥稱陸相，海軍最高統帥稱海相，他們可以直接單獨麵見天皇，稱之為“帷幄上奏”。日本內閣得不到軍部支持，一事無成，隨時可能倒台。二是不斷發動侵略戰爭，把勒索戰爭賠款作為積累財富的重要手段。明治維新以來，共發動了十次侵略戰爭，越陷越深。（1）1874年，遠征台灣。（2）1894～1895年發動中日甲午戰爭。（3）1900年，參加八國聯軍戰爭，出兵鎮壓中國義和團。（4）1904～1905年，進行日俄戰爭。（5）1914～1918年，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出兵占領中國山東膠州灣，對德國宣戰。（6）1918年～1925年，出兵西伯利亞，鎮壓俄國十月革命。（7）1927～1928年三次出兵中國山東，阻撓中國北伐戰爭。（8）1931年出兵中國東北，成立偽滿洲國。（9）1937～1945年發動全麵侵華戰爭。（10）1941～1945年發動太平洋戰爭。
1936年日本“二二六”事件後，軍事統治地位正式確立。廣田內閣組閣後，實行經濟全麵軍事化，所有產業以發展軍事工業為主，對外進行擴軍備戰。1937年軍事預算為14億日元，占財政預算30億日元的40%。1937年8月開展“國民思想總動員”，將國定教科書改為軍國主義的內容，一切為戰爭服務。以發動全麵侵華戰爭為標誌，日本軍國主義發展到了頂峰。
1941年底，又發動了太平洋戰爭，日本在戰爭的軌道上越陷越深。日本把戰爭作為擺脫經濟危機，轉移國內階級矛盾視線的重要手段，終於陷於軍國主義泥潭不能自拔，直至戰敗投降。
二、日本軍國主義複活
第二次世界大戰給日本軍國主義以沉重打擊，日本一百多個城市被炸，廣島、長崎被美國原子彈轟炸，成為一片廢墟，日本被美軍占領，日本開始飽受被別國占領與軍事管製之苦。日本被迫在無條件投降書上簽字，聯合國成立了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法庭，對日本戰爭犯罪進行了正義審判，對軍國主義勢力進行打擊，宣布廢除日本一切軍備。
但好景不長，“冷戰”開始，由於美國庇護，急於把日本作為反對共產主義前哨，日本軍國主義並沒有從根本上被鏟除，日本極端民族主義思潮開始抬頭，日本也沒有對二戰失敗的教訓進行深刻反省，同戰前一樣把戰爭定位在“自衛戰爭”及“亞洲民族解放戰爭”的性質上，否認戰爭的侵略性質和日本軍隊的戰爭罪行，而且這種翻案活動愈演愈烈，導致日本軍國主義複活。
（一）政治方麵——右翼勢力抬頭
二戰後，同盟國對日本進行軍事占領，製定了一係列“非軍事化”和“民主化”政策。但同時又保留了大量原有統治機構。天皇發動了侵略戰爭，戰後不但沒有被判刑，反而作為日本象征被保留了下來。戰後成立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並未按實際對戰犯進行判決。1945年9月至12月份分三批逮捕了包括東條英機等108人，經兩年審判，隻有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等7人被判處死刑，其餘被判無期或有期徒刑，被整肅的軍國主義分子約達20萬人，但主要責任限定在陸軍軍部一夥戰犯，其餘判決較輕。朝鮮戰爭爆發後，大量被判刑的戰犯被釋放出來，許多戰犯成為右翼領導人。
日本政治領域逐漸右傾化。20世紀50年代後，代表“革新”勢力的社會黨成為左翼，堅決反對日本走軍國主義道路，而保守勢力和演化為以自民黨為主的右翼則積極向各政黨滲透，甚至掌握政權。各政黨分化組合後，右翼勢力左右政壇。目前，右翼組織有1000多個，積極活動分子12萬人，與右翼接近的潛在勢力達三四百萬人。這些人崇拜天皇，對軍國主義抱有眷戀，日本政府對右翼勢力不僅不壓製，反而提供物質幫助。僅1950年至1994年，日本政府向戰死者遺族會提供的撫恤金，相當於日本向國外支付各種賠償金的57倍。
（二）經濟方麵——大國意識明顯增強
二戰後，由於美國承擔了日本的防衛，日本軍費開支很小，可集中更多的財力進行國民經濟建設。由於“冷戰”出現，美國將日本長期納入美元體製之下，使日本成為反蘇前哨，加大了對日本的經濟援助。同時日本利用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兩次機會，向美國取得了大量軍事訂貨援助，經濟得以騰飛。加上戰後日本長期享有和平環境，日本各統治者勵精圖治，加大教育投入和科研投入，使日本經濟在戰後20年保持長期高速增長。1966年至1970年國民經濟總產值年均增長率平均為17.1%以上。1986年日本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僅次於美國。1987年，日本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1.9762萬美元，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二位，僅次於瑞士。1990年，日本國民生產總值達2.98萬億美元，相當於美國的60%，占全世界的13.96%。日本經濟勢力增長，並沒有致力和平發展，而是發展軍事勢力，軍國主義進一步抬頭。冷戰結束後，日本大國意識明顯增強，日本右翼勢力進行了一係列修改憲法舉動，以經濟勢力為後盾，企圖提高政治大國地位，進一步成為世界的“主導者”。
（三）思想意識方麵——對戰爭反省態度曖昧
二戰後，日本多屆政府都對戰爭進行了反省，然而態度是不自願的、不真誠的，反省也不夠深刻。他們態度十分曖昧，美化戰爭甚至公然否認侵略。1995年5月，日本右翼分子發表《東京宣言》，竟說二戰是一場“為亞洲從歐美列強手中爭取獨立”、“使亞洲人民覺醒的戰爭”，甚至聲稱“南京大屠殺事件是捏造的”。
1972年，日本政府公然規定8月15日為日本內閣成員參拜靖國神社日。靖國神社前身是“東京招魂社”，最初是為明治維新內戰中，為輔助天皇而死去的3000官兵“招魂”。1978年日本右翼將二戰戰犯靈位移入神社，公然傷害亞洲各國人民感情。自2002年以來首相小泉純一郎年年參拜靖國神社，實質在於拒絕反省，否認侵略，對軍國主義曆史深懷眷戀。
根據日本《每日新聞》的調查，隻有31%的被調查者認為天皇有責任。一方麵由於日本修改教科書，歪曲了曆史，愚弄了日本民眾，使日本青年不能正確看待曆史；另一方麵，目前，直接參加或曾經支持侵略戰爭的日本人民已經80歲以上。據日本2005年統計，日本80歲以上男性人數為188萬，占總人口的1.49%，這就意味著98%以上日本人既沒有參加過戰爭，也沒有戰爭體驗，多數人為新生代史盲。
（四）軍事方麵——確立“海外幹預型”戰略
二戰後，同盟國對日本實行軍事占領，製定了鏟除軍國主義的一係列政策。如解除日軍武裝，解散軍事機構，廢除軍事法令，禁止生產武器、彈藥、軍艦、飛機和軍需物資，製裁戰犯，解散法西斯軍國主義團體等。1946年11月，《日本國憲法》頒布，確立了三權分立的資產階級政治體製，禁止日本軍備，標誌著日本走上了民主化道路。
隨著美蘇冷戰開始，美國便把日本變成了“遠東工廠”及反蘇“橋頭堡”。1951年在美國舊金山召開了51個國家的對日和平會議，隨後簽署了《舊金山對日媾和條約》，簡稱《舊金山條約》。日本結束了軍事占領，重新獲得政治自主和外交權。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由於美國把駐日軍隊調往朝鮮，使得日本成為真空。麥克阿瑟指令日本吉田內閣成立7.5萬人的國家警察預備隊，增加海上保安廳8000人，撥軍費12億日元，自此打破了各同盟國規定的不許日本擁有軍事武裝的協定。日本在美國的支持下有恃無恐，很快走上軍事擴張道路。
二戰結束之初，日本發表《防衛白皮書》，規定日本實行“專守防衛戰略”，即日本隻有遭到武力攻擊時才能行使防禦力量，日本隻能在日本國內領海領空內進行防禦作戰，不得向海外派兵，不得裝備進攻性武器。然而，1954年3月8日，日美簽訂《共同安全法協定》，日本接受美國武器等軍事援助，“為增進自由世界的防衛力量作出貢獻”。1952年8月，日本把警察預備隊改為保安隊，將海上警備隊改稱警備隊，二者之上設保安廳。1954年6月，日本國會通過自衛隊法和防衛廳設置法兩個防衛法案。7月1日，建立起防衛廳和海口、陸口、航空三個自衛隊，實際上是日本正式軍隊，標誌著日本正式武裝重新開始。
20世紀70年代，日本主要實行“專守防衛”的軍事戰略，即依靠日本自身力量對付中等規模以下戰爭，更大規模的戰爭由美軍支援進行作戰。80年代後，日本經濟高速發展，開始實行戰略調整。1987年日本內閣會議廢除了“防衛費”不超過國民生產總值1%的限製，之後，軍費開支逐年增加。到80年代末，日本軍事裝備素質已達到世界一流水平，1995年，日本已擁有攻擊亞洲任何一個地區的軍事能力。1999年，美國軍費2636億美元，日本為450億～500億美元，軍費開支居世界第二位。據2000年日本《防衛年鑒》報告：日本自衛隊兵力已達265350萬人，主戰坦克1200多輛，各種作戰飛機444架，直升機430架，共874架。主戰艦總噸位382萬噸。日本軍隊已成兵種齊全，武器裝備先進、作戰能力強的現代化軍隊。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後，由於“冷戰”結束，蘇聯解體，國際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日本麵臨的直接和現實威脅消失了，為日本爭做政治大國提供了機遇。日本防務體係由“專守防衛”逐漸擴張為“攻勢防衛”、“遏製防衛”，確立“海外幹預型”軍事戰略。1990年8月海灣危機，日本企圖修改禁止向海外派兵的憲法，沒能實現。戰後將6艘掃雷艦艇裝載500名自衛隊員運往波斯灣水域，並裝備了衛星通信與全球定位係統，從而為日本向海外派兵邁出第一步。1992年6月，日本國會通過《國際和平合作法》，規定日本可使用武器裝備自己，從而使自衛隊突破了戰後憲法製約，可向海外派兵。1999年，日本又通過《周邊事態法》，規定“美國一旦訴諸武力”，日本將自動參加“美國有事時參戰法”，實質上是在日本周邊地區出現所謂“事態”時，日本可以動用軍事手段進行幹預，這是日本謀求外向型軍事發展的第二步。
2001年的“9·11”事件和稍後爆發的阿富汗戰爭為日本帶來了第三個機會。2001年11月，日本出台《反恐怖特別措施法》，為自衛隊在東亞以外的地區為展開戰鬥行動的美軍實施後方支援提供了法理支持。2003年7月，日本國會通過的《伊拉克重建支援特別措施法》，首開日本戰時直接向衝突地區派遣自衛隊之先例，同時也為日本在不經聯合國授權和衝突當事國認可的前提下實施自衛隊的海外派遣打開了法理之門。
從1996年起，日本開始把中國作為防範對象。該年《防衛白皮書》正式提出中國是“警戒對象國”，理由是中國正在推進軍隊現代化建設，國防費連年遞增10%以上。2000年的日本《防衛白皮書》首次明確提出，“關於中程彈道導彈，中國擁有總共約70枚可以覆蓋包括日本在內的亞洲地區的導彈”。表明日本已把中國逐漸看成是現實的威脅。2001年日本繼續重提“中國導彈威脅論”和中國海軍艦艇在日本近海活動的論調。強調有必要關注“今後大陸與台灣實現軍事力量現代化和美國售台武器等方麵的動向”，對兩岸衝突表示了擔憂。2004年2月，防衛廳長石破茂首次指出，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如果有明確的跡象表明日本將受到導彈襲擊，那麽，日本有權實施“先發製人”的打擊。此後，石破茂在多種場合重提“先發製人”。2005年2月19日，美國國務卿及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與日本外相町村孝信在華盛頓舉行日美安全會議，具體列出了12項美日在亞太地區的共同戰略目標。其中關於中國的有3項：“發展與中國的合作關係，歡迎中國在地區及全球扮演一個負責任及建設性的角色”，“鼓勵和平解決台灣海峽的問題”，“鼓勵中國改善軍事事務的透明化”。特別是美日兩國首次將關係到中國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國家安全的台灣問題列為共同戰略目標，觸及了中國的核心利益，引起了中國的強烈反對。
三、二戰後日本政界戰爭觀述評
（一）日本政界和社會對待侵略戰爭的罪責意識
德國學者卡爾·雅西帕斯在《罪責論》一書中，把人類的戰爭罪責劃分為刑法罪責、政治罪責、道德罪責和形而上等四個方麵罪責，這一觀點已普遍被人們所接受。在追究戰爭責任過程中，不僅要追究戰爭犯罪的法律責任，更應該追究道德責任，否則，人類不可能從錯誤的戰爭中吸取教訓，更難以維護世界的持久和平。
二戰後，國際社會組織了紐倫堡法庭，成功地實施對德國軍國主義審判，處理戰爭犯罪分子嫌疑案件達10萬起，對6000餘件當事人做了有罪判決。規定追究犯罪人無限製，無論多少年，隻要證據確鑿，都要窮追到底，將漏網分子緝拿歸案，接受審判。德國已向各國公開道歉，認真反省，得到了西方社會的普遍好感。
對比德國，日本官方自我追查戰爭犯罪的案件為零，判處有罪的當事人也為零，這足以說明日本政界和社會對待侵略戰爭的罪責意識。具體表現為：
第一，把戰爭責任轉嫁到國民身上，而又模糊國民在戰爭中的“協力責任”。
日本投降後，內閣首相東久邇稔提出一個“一憶總懺悔”論，把戰爭責任轉嫁到國民的身上，保護天皇和政府重臣不受審判。由於戰後處理的偏頗和缺憾，“漏劃”戰犯——昭和天皇、政府官員、財界領袖、右翼巨頭都落了無罪一身輕，普通民眾更無“戰爭協力”的責任可言，這是日本人罪責意識薄弱的原因之一。
第二，逃避侵略的責任。
在日本，每年年末都要組織一次“忘年會”，其風俗為把壞事忘掉，把煩惱丟在腦後。但半個世紀以來，日本把侵略罪行忘得幹幹淨淨，對廣島、長崎被原子彈轟炸卻念念不忘，建立原子彈被炸展覽館，自稱日本是世界唯一的原子彈“被炸國”。靖國神社的香火終年不熄，包括總理在內的“香賓”絡繹不絕。
第三，千方百計為“大東亞戰爭”塗脂抹粉。
原參謀本部服部卓四郎撰寫的《大東亞戰爭全史》，產生了惡劣的負麵影響。書裏充滿了大日本皇軍的“神勇無敵”、“舍生忘死”，“為大東亞民族解放戰爭獻身”的精神，對製造戰爭悲劇的責任卻無反省之念，對殘害無辜民眾的戰爭罪惡毫無半點懺悔之意。在日本青少年一代的眼裏，日本發動戰爭是為了“亞洲解放”，是“不得已而為之”，日本及日本國民才是“戰爭受害者”，而侵略戰爭帶給亞洲人民的慘禍則被徹底抹殺了。
（二）日本政界的戰後責任
日本國民是促進解決戰後責任的主體，日本政界則是釀成戰後責任“肇事者”，也是承擔和解決戰後責任的關鍵所在。
第一，日本至今對戰爭的侵略性質拒不認賬。
從戰後至今，日本26位首相登台組閣，隻有細川護熙和村山富市兩位非自民黨人公開承認過戰爭的侵略性質（細川在“侵略戰爭”的發言遭到攻擊，改稱“侵略性行為”），其餘24位首相要麽對戰爭性質曖昧回避，要麽曲意辯解，有的以參拜靖國神社固執己見，有的公開為侵略戰爭塗脂抹粉。
第二，抵製國際社會對日本的戰爭追究。
按國際法準則，日本對亞洲人民就戰爭帶來的災難理應公開賠禮、道歉或謝罪，對被害國人民給予合理賠償。遺憾的是，日本政界至今不承認侵略了別國，用耍賴手段抵製國際社會對日本的戰爭追究，我行我素，無動於衷。
第三，政治右傾化加劇，背離和平憲法越來越遠。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急於走政治、軍事大國化道路，否認戰爭責任，美化“大東亞戰爭”，掀起了一係列翻案逆流。2004年4月，森喜朗上台，發表談話說：“關於戰爭，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存在各種各樣的看法，日本是否進行了侵略戰爭，應該由大家在曆史中作出判斷。”5月，他又拋出了“神國論”，聲稱“日本是以天皇為中心的神的國家”。其論調暴露了他的真實戰爭觀和政治觀。小泉純一郎上台後，置國內外抗議呼聲於不顧，接二連三地去參拜靖國神社，借美國“9·11恐怖事件”為契機，出台了《有事法製》促成國會通過，使日本的“防衛範圍”從周邊有事擴大到“全球有事”，使日本的和平憲法形同虛設。另外，日本不斷修改教科書。1996年從教科書中刪除“從軍慰安婦”，“南京大屠殺”等內容。1999年，日本政府撥123億巨資修建的宣揚“大和精神”的“昭和館”正式對外開放。2004年4月，日本右翼勢力抬頭，所編寫的《最新日本史》審定通過。一係列史實說明日本右翼勢力抬頭有深厚的背景，他們的背後是政府、國會、執政黨、大財團、大銀行、大會社等實力派。
（三）美國對日本的庇護
日本至今所以我行我素，拒不認罪，是與戰後美國袒護日本，戰後處理偏頗和有失公正聯係在一起的。由於冷戰爆發，美國為了利用日本作為反蘇反共“橋頭堡”，東京審判和《舊金山條約》均沒有達到徹底清算日本戰爭責任的目的，甚至為日本網開了一麵，留下了今天的隱患。
第一，庇護了昭和天皇。
人所共知，依據日本帝國的憲法，昭和天皇作為日本陸海空軍的大元帥，對侵略戰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由於美國占領政策的需要，昭和天皇逃脫了正義的審判，甚至被打扮成“和平天皇”、“憲政天皇”、“穩健派天皇”的形象，戰後繼續坐在天皇製的交椅上，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法西斯諸國元首中絕無僅有，帶來的結果是進一步衝淡了日本的戰爭責任意識。
第二，把戰爭責任全部推給軍部，在庇護了其他戰犯的同時，也削弱了全民族的戰爭反省意識、責任意識和加害意識。
美國占領當局利用一切輿論工具宣揚美國人的“太平洋戰爭史觀”，主要觀點是“以軍部為中心的軍國主義者是戰爭的主要責任者，天皇、宮中派、財界、輿論界都屬於穩健派”，是軍國主義的對立勢力，日本國民是“軍國主義指導者的犧牲者”。按這樣觀念，東京審判被處絞刑的7名戰犯中，有1名文官外，其餘都是陸軍部軍官。25名A級戰犯，海軍隻有兩人，被開除公職人員中，80%都是陸軍人物，原政府高官、財界、實業家隻占0.9%。這樣，把社會各界的“戰爭協力者”都劃歸為“穩健派”或“犧牲者”，自然也就不負有任何戰爭責任，更無須去反省和認識戰爭對中國及亞洲人民的危害。
第三，《舊金山條約》是單方麵的對日本的寬大片麵講和條約，帶來了許多隱患。
首先是把戰爭的最大受害國中國和朝鮮排斥在外。印度、緬甸雖受到邀請，但因反對美國為主導拒絕參加，菲律賓、巴基斯坦雖然出席，因受美國掣肘，根本無力表達本國意誌。因此，《舊金山條約》是違背亞洲被侵略被奴役國家的意誌，由美國一手導演的“放虎歸山戲”。其次是未直接追究日本的戰爭責任。《舊金山條約》涉及日本戰爭責任的隻有第11條，規定：“日本接受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與其他在日本境內或境外之盟國戰犯法庭之判決。”而對日本應負戰爭責任，對亞洲各國人民賠償謝罪的內容一概不見。再次，在戰爭賠償問題上為日本開脫和護駕。《舊金山條約》第14條規定了日本“應對戰爭中所引起的損害及痛苦給予賠償”。但是，條約又強調“日本的資源目前不足以賠償此種損害及痛苦”，允許日本以打撈沉船等形式賠償。由於美國別有用心地對亞洲許多國家施加壓力，要求各國放棄賠償要求，結果，隻有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緬甸、南越四個國家提出賠償要求，遠未獲得要求數額。要求賠償的國家提出的30億美元賠償額，至20世紀70年代中期，日本隻支付了101208億美元，僅占要求賠償額的33%。
美國為什麽要庇護日本呢？筆者認為有兩個原因，首先是美國為了提高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威望，減少自身傷亡與犧牲。1945年，中國抗日戰爭已打了八年，亞洲太平洋戰爭已打了四年，中國是抗擊日本法西斯的主力軍，亞洲各國人民也為抗擊日寇作出了巨大犧牲和貢獻。中國抗日戰爭牽製了日軍主力，打破了日本南進與法西斯德國在中東會師的企圖，也使日本北進陰謀破產，使蘇聯避免東西兩線作戰。1944年，英美聯軍在法國諾曼底登陸，開辟了歐洲第二戰場。1945年4月，蘇軍包圍柏林，5月2日，盟軍攻克柏林，5月7日，德國法西斯投降。德國垮台後，日本軍部製訂了《決號作戰計劃》，準備本土作戰，頑抗到底。1945年春，美英盟軍曾計劃以中國青島為基地，開辟東方第二戰場，再現“諾曼底”景觀，動員700多艘軍艦，15000架飛機和25個師的陸軍部隊，於1945年11月登陸九州南部，1946年3月登陸關東平原。因有關民俗學家向美國當局建議，日本大和民族與德意誌民族不同，效果會不一樣。德國軍隊在彈盡糧絕後把投降看成是可以理解的事情，而大和民族武士道精神極強，隻要天皇不下令投降，日本軍隊會在本土戰鬥到最後一兵一卒。美軍為了減少自己的犧牲，試圖以最小代價迫使日本投降，加快了原子彈研究步伐。在1945年2月雅爾塔會議上，美國估計打敗日本還得苦戰18個月，付出100萬人傷亡代價。羅斯福單獨會見斯大林，希望蘇聯早日參加對日作戰。2月11日，美蘇達成一項秘密協定，在滿足蘇聯三個條件情況下，蘇聯同意在結束對德戰爭2～3個月後，參加對日作戰。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中、美、英三國首腦舉行了波茨坦會議。7月26日，《波茨坦公告》發表，敦促日本無條件投降，規定了戰後處理日本問題的方針。日本政府7月27日晨收到公告後，立即召開最高戰爭指導會議，研究對策。阿南惟幾陸相堅決拒絕接受公告，迫使鈴木首相於28日發表無視公告的談話。為了迫使日本在蘇聯參戰前向美國投降，抵消中國及亞洲各國人民抗戰的國際影響，8月6日和9日，美國悍然在廣島和長崎相繼投擲原子彈，炸死炸傷日本國民10萬人。8月8日，蘇聯參戰，分三路向中國東北和朝鮮北部推進，同時還從庫頁島北部向南部對日軍發動進攻，蘇軍的太平洋艦隊也投入戰鬥，中國、朝鮮及東南亞各國人民對日軍也展開了總反攻。8月9日上午，日本再次召開最高戰爭指導會議，討論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首相、外相同意投降，提出把保護天皇國體的絕對條件作為唯一保留條件，日本陸相則提出了四個條件。10日，日本裕仁天皇作出決斷，接受首相外相意見，外加一項諒解，在不變更天皇統治國家大權要求的理解下接受公告。對此，美、英、蘇、中答複說“自投降之時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統治國家之權利，即須聽從盟國最高統帥之命令”，這就暗示同意保存天皇製和日本政府，於是天皇發出投降詔書。8月15日，裕仁天皇廣播《終戰詔書》，宣布投降。9月2日，在東京灣的美艦“密蘇裏”號上舉行了日本無條件投降的簽字儀式，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美國庇護日本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冷戰”的戰略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展開了長達半個世紀的“冷戰”，意識形態的分歧上升為全球主要矛盾，為了遏製共產主義勢力在全球擴張，美國除了成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蘇聯為首的“華沙條約組織”對抗外，還分別扶持戰敗的德國和日本，作為遏製共產主義在歐洲和亞洲勢力滲透的橋頭堡，企圖把日本變成美國在太平洋上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而日本對美國保留天皇體製和對日本戰犯網開一麵的做法十分感激，甘做美國的馬前卒，借助美國壯大自己的勢力，臥薪嚐膽，狐假虎威，努力向經濟大國、政治大國與軍事大國邁進，應驗了國際外交的一句老話：“隻有永恒的利益，沒有永久的敵人”。
四、日本戰爭觀述評
日本從明治維新以來，走了一條對外侵略擴張之路。近代日本70年的侵華戰爭是導致中國貧窮落後的一個重要外部因素。從明治維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對外發動了14次侵略戰爭，有10次針對中國，平均每7年1次。通過戰爭迫使中國簽訂了《馬關條約》、《辛醜條約》等不平等條約，直接從中國掠奪白銀近4億兩。通過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九一八”事變，把中國東北資源和財富占為己有。占領台灣50年，日貨充斥了中國廣大市場。長達8年的全麵侵華戰爭，造成中國山河破碎，3500萬人生命橫遭塗炭，直接經濟損失1000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達5000億美元之多。二戰後，日本在美國扶持和縱容下，利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得到美國2000億美元的訂貨，大發戰爭橫財，使日本經濟高速發展。日本從戰爭中得到財富，而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又助長了其對戰爭的狂熱，形成了扭曲的戰爭觀。他們奉戰爭為造物主，而戰死的軍人被奉為“軍神”、“國家的保護神”。“戰爭富國、戰爭會給日本帶來極大的利益”這一命題，成為今天右翼分子鼓吹“軍國主義道路”的重要邏輯原理。這也許是日本不斷突破憲法向海外派兵和日本軍方目前將中國列為“重點”關注對象的內在追求。日本軍國主義道路既把日本近代曆史推向“輝煌”，同時也把日本引向死胡同，變成了一條自取滅亡之路。這是不結合國情、抄襲德國憲法的結果，對於這一教訓，日本則是沒有很好反省過的。
21世紀到來後，日本處於戰略選擇的十字路口，表現為：一是“和平憲法”製約功能岌岌可危，二是“專守防衛”正向“海外派兵”蛻變，三是“集體自衛權”成為“借船出海”的工具。不過，目前看來，日本隻是具有軍事威懾力的“遏製性防禦”國家，尚不會成為世界級軍事大國。理由有五：一是美國因素，美國對日本基本政策是有限縱容，總體控製。在世界一超多強格局下，美國依然是製約日本軍事發展的主要因素。二是國內因素，日本國民是戰後日本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受益者，日本右翼想走軍國主義老路，一定會遭到多數國民的反對。三是國際因素。亞洲各國對日本軍事實力動向十分敏感，並保持警惕。日本過分發展軍事工業，勢必會眾叛親離，不利於實現其政治大國的願望。四是法律因素。戰後日本“和平憲法”規定日本“不保持海陸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盡管日本也擁有裝備精良的陸海空自衛隊，但迄今還不敢違反憲法規定的“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以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的條款。五是實力因素。日本尚沒有核武器、洲際彈道導彈、遠程戰略轟炸機和攻擊性航空母艦，不具有全球軍事投放能力。
中日兩國，國家利益衝突是不容回避的問題，潛在的利益衝突始終阻礙兩國關係的良性發展。但二戰後的中國軍事戰略中，始終不將日本作為假想敵。中國既沒有向日本索取過戰爭賠款，更沒有想過要報複日本，體現出了一種以德報怨，不記前仇，放棄賠償的大國風範，走一條韜光養晦、和平崛起的內斂式的發展道路，主張區別對待日本的絕大多數愛好和平的國民和極少數右翼分子，決不主動挑起民族仇恨和國家戰爭。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必須保持高度警惕，牢記落後就要挨打的真理，防止日本軍國主義曆史重演。
關鍵詞：軍國主義武士道戰爭責任戰爭觀反省
時至今日，中國抗日戰爭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已勝利60多年，世界各國都在倡導和平與發展，聲討和反對侵略戰爭，日本列島卻不斷傳來不和諧的聲音。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半個多世紀了，日本社會仍然頑固地堅持“大東亞戰爭”的立場，不能像德國那樣，老老實實地反省，誠誠懇懇地道歉，認認真真地解決遺留問題。相反，日本右翼勢力抬頭，軍國主義複活，不斷進行為曆史翻案的活動，修改曆史教科書，肆意歪曲曆史。2001年4月小泉純一郎當任內閣總理大臣以後，立即宣稱在任上要做四件大事，一是修改憲法；二是重新解釋“集體自衛權”；三是製定《有事法製》；四是正式參拜靖國神社。小泉純一郎任職以來年年固執地參拜靖國神社，在曆史認識問題上表現出明顯的倒退。特別是2005年日本推出了文部省審定的扶桑社編撰的《新曆史教科書》修訂本，把二戰中日本侵略中國和亞洲的有關史實全部從正文中刪除，在教科書中找不到一點日軍的暴行，從而引起了亞洲各國的廣泛關注和強烈抗議。由此可見，戰爭責任和曆史認識問題已成為影響中日關係，乃至日本同亞洲各國關係的一大障礙，這一問題在短期內很難得到解決，我們可以從日本軍國主義所走的道路和戰後日本政界戰爭觀得到一些啟示。
一、日本軍國主義的形成
“軍國主義”不是指國家權力本身，而是一種製度，一種曆史觀。它的主要特征是：以強大的軍事力量為後盾，軍事組織掌握著國家的很大權力，對內進行軍事統治，對外進行侵略擴張，最終稱霸世界。
日本是一個海洋性國家。日本列島和亞洲大陸的間隔水域最窄距離為115海裏。近代以前，孤立的地理環境發揮著天然的“護城河”作用。這使得古代日本沒有必要建立龐大的國家軍隊抵禦外患。長期的安全環境，使日本人民盡情地吸收中華儒家文明的養分，隨心所欲地加以選擇和創新，自由地發展自己的獨特文化。日本又是一個資源匱乏的國家，自然災害十分頻繁，島國的現實，使日本既害怕孤立又要學會努力克服孤立，養成了對外部世界文化敏感的憂患意識。日本封建社會介於東西方社會之間。在思想文化上主要以儒家、佛教、神道思想為正統。日本政治結構為二元體製，即有以天皇為象征，實權掌握在以幕府為代表的大貴族手中的中央集權；也有以“藩”為形式的地方分權。為防止地方割據，實行地方首領將長子送往京都作為人質的“參覲製度”，在經濟上主要表現為與西方相似的莊園領主製度。從外交上看，日本與中國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長期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從社會結構上看，日本實行以家族本位為主體的長子繼承製，盛行養子製度，而中國盛行以血緣關係為主體的諸子平分製。中國與日本的社會結構都以士農工商為排列順序，不過“士”的含義不同。中國講究以文取士，科舉致仕的文官製度，而日本以武士為謀士，重視開拓疆土，對主人忠誠，以珍惜武士道精神為榮耀。
公元9世紀以後，日本封建莊園製度確立並有了進一步發展，貴族勢力開始膨脹。莊園主為了不斷擴張領地，常常把本莊園內的一部分莊民派到別人的領地上去開墾、耕種、建立新莊園。而被侵占的領主自然會全力抵抗，捍衛自己的利益，於是武力便成為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武士因戰爭需要而產生。他們以戰爭為職業，以刀劍作為謀生工具，以取人性命的刀術劍術等搏殺能力作為謀生資本，以征戰殺伐作為謀求財富和權力的基本途徑，以戰場上的建功立業為價值目標。武士的本意為“受主人使喚的仆人”。武士把對主人的絕對忠誠和服從，做一個忠臣作為最高理想。武士階層崛起，並很快成為日本封建社會中的職業軍人。
公元1192年，日本曆史進入鐮倉幕府時期。這是日本曆史上第一個以武士階級為基礎的政權。武士階級掌權在日本曆史上影響深遠，日本從此進入長達700多年的軍人執政的封建社會。如此漫長的軍人政權在世界曆史上是罕見的，日本文明也由此深深地烙上了武士特征的印記，並形成了日本特有的武士道精神。
“武士道”是日本軍國主義產生的根源，而從中國傳入日本的佛教，促成了“武士道”精神的形成。“武士”道為武士們確立了以武立國，以武力征服世界的指導思想，它是日本軍國主義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思想根源和戰爭工具。“武士道”，從字義上講，是指武士在職業上和生活中必須遵守的“道”，即武士的訓條。它不僅是武士們的道德規範，也是大和民族在長期曆史創造活動中逐漸形成的民族文化、民族傳統、民族精神和核心資源，它是日本政治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深深地影響著日本的政治和經濟生活。
“武士道”精神的主要內容是：第一，忠於主君。強調主仆關係中的所謂“忠節”。第二，武勇。強調要尚武，以戰死為榮。第三，強調崇拜日本刀，把它看成是武士道精神的一種物質表現。第四，強化宗教迷信，封建武士必須敬神信佛。第五，強調“禮儀”。武士要崇尚廉恥。武士道精神的內涵是吸收儒教、佛教和神道思想而形成的。它表現的價值理論層麵主要是忠義觀念、家國意識、天下意識和社會整合觀念。武士道精神是我們了解日本軍國主義戰爭機器的巨大破壞力的一把鑰匙。明治維新後，武士道的主從關係發生了變化，由武士效忠其主人變為效忠天皇，由原先鼓吹的“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等武士道精神，又增加了狹隘的複仇主義，特別是“全死節”的思想。武士道精神不斷演變，成為日本軍國主義和法西斯對內進行野蠻統治，對外進行侵略戰爭的重要工具。
1853年7月，美國海軍準將、東印度艦隊司令培理受總統之命，率“密西西比號”等四艘軍艦組成遠征日本分艦隊抵達日本江戶灣浦賀港，要求日本幕府同美國締結通商條約，史稱“黑船事件”。1854年2月，培理又率七艘軍艦駛抵日本，以武力迫使幕府談判，最終日美雙方簽訂了《日美和好條約》，通稱《日美神奈川條約》，這是日本曆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日本被迫打開了閉關鎖國的大門。麵對外國入侵，如何擺脫危機，加劇了幕府與“朝廷”的矛盾，統治陣營內部爭奪權力的鬥爭逐漸表麵化。強藩諸侯日益擁護天皇，日本形成江戶幕府和京都朝廷兩大政治中心，13年後演變為從“尊王攘夷”到“尊王倒幕”的明治維新運動。
日本明治維新是世界近代史上一次成功的資產階級改革運動，通過變革，使日本走上了以“脫亞入歐”為目標的資本主義道路，成為近代亞洲唯一的未被歐洲殖民化，卻在亞洲擁有殖民地的國家。明治維新取得成功，有幾方麵原因。第一，日本近代資本主義發展使幕府成為一切矛盾的焦點。不斷爆發的農民起義和士兵暴動沉重打擊了幕府的統治，為倒幕派武士推翻幕府的軍事和政治統治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第二，當時日本已經形成了以下級武士為核心的推翻封建製度的新興力量。這些武士集團具有豐富的軍事、政治經驗，不僅得到新興地主、資產階級和士兵的支持，還組成了以薩摩、長州等四個州為核心的反幕同盟，在當時日本社會條件下發揮了曆史的進步作用。第三，倒幕維新派采取了正確的鬥爭手段和策略，他們充分利用中央政權相對軟弱的條件，打著“尊王攘夷、王政複古”的旗幟，采用了用武力推翻幕府，奪取政權的鬥爭策略。第四，在文化上，日本具有向外國學習的強烈意識和傳統，從實際出發，吸收國外先進思想和文化，不斷加以改進和創新。尤其是近代興起的“蘭學”運動，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充分吸收了中國近代思想家魏源所著《海國圖誌》的營養成分，形成了具有幾十萬人的精英集團，真正發揮了“師夷長技以製夷”的優勢。第五，有利的國際環境也是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重要原因。當時日本的地理位置處在資本主義市場建立過程中的最後一個環節，是歐洲殖民主義者“遠交近攻”的最遠位置。殖民主義者把侵略重點指向中國，無暇顧及日本，相對邊緣化的日本抓住時機，在較短時間內發展經濟，鞏固國防，很快縮短了與西方差距，實現了“脫亞入歐”的目標。
明治維新又是一次不徹底的改革運動。幕府被推翻後，日本形成了三派政治力量。一派是激進派，形成自由黨，主張主權在民，製定憲法，走法國式共和道路。另一派是漸進派，形成立憲黨，主張自由民權，漸進改革，走英國立憲道路。第三派是保守派，屬於藩閥政治，形成帝政黨，擁護天皇，主張國家利益至上，走德國式道路。由於西化過激引發各種矛盾，天皇發布命令以儒教為大政指導方針。三派較量結果，帝政黨當權，抄襲德國憲法，至此，日本開始走上軍國主義道路。
明治維新的主要內容為文明開化、殖產興業、富國強兵。實行過程中，強兵成為首要目標。1871年，明治政府改組兵部省，設陸海軍部，實行征兵製，建立常備軍。1878年，又設直屬天皇的最高軍令機關——參謀部，標誌日本開始邁進軍國主義道路。第一是加快擴軍備戰步伐。1893年，其常備役、預備役、後備役總兵力達21萬人，軍費開支占財政預算的41%。第二是在外交上製定了遠交近攻的政策，著手推行入侵朝鮮，進占滿蒙，霸占中國，稱霸亞洲和世界的大陸政策。第三，在經濟政策上，軍事工業占國民經濟的主導地位，壟斷資本與日本軍國主義相結合。通過對外侵略戰爭，如1894年進行中日甲午戰爭，1900年加入八國聯軍侵華戰爭，1904年進行日俄戰爭，得到大量戰爭賠款，加速了資本原始積累，擴大了原料市場。第四，在政治上樹立天皇的絕對權威。通過各種途徑，對全體人民進行軍國主義宣傳教育，用武士道精神武裝全體國民頭腦，將神道和儒教奉為國家正宗，把封建忠君愛國定為全體國民的最高行動準則。
日本軍國主義道路有兩個明顯特征。一是軍事統帥權獨立，不受內閣約束。首先設參謀本部作為最高軍令機關，直屬天皇。其次是陸軍和海軍獨立。陸軍最高統帥稱陸相，海軍最高統帥稱海相，他們可以直接單獨麵見天皇，稱之為“帷幄上奏”。日本內閣得不到軍部支持，一事無成，隨時可能倒台。二是不斷發動侵略戰爭，把勒索戰爭賠款作為積累財富的重要手段。明治維新以來，共發動了十次侵略戰爭，越陷越深。（1）1874年，遠征台灣。（2）1894～1895年發動中日甲午戰爭。（3）1900年，參加八國聯軍戰爭，出兵鎮壓中國義和團。（4）1904～1905年，進行日俄戰爭。（5）1914～1918年，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出兵占領中國山東膠州灣，對德國宣戰。（6）1918年～1925年，出兵西伯利亞，鎮壓俄國十月革命。（7）1927～1928年三次出兵中國山東，阻撓中國北伐戰爭。（8）1931年出兵中國東北，成立偽滿洲國。（9）1937～1945年發動全麵侵華戰爭。（10）1941～1945年發動太平洋戰爭。
1936年日本“二二六”事件後，軍事統治地位正式確立。廣田內閣組閣後，實行經濟全麵軍事化，所有產業以發展軍事工業為主，對外進行擴軍備戰。1937年軍事預算為14億日元，占財政預算30億日元的40%。1937年8月開展“國民思想總動員”，將國定教科書改為軍國主義的內容，一切為戰爭服務。以發動全麵侵華戰爭為標誌，日本軍國主義發展到了頂峰。
1941年底，又發動了太平洋戰爭，日本在戰爭的軌道上越陷越深。日本把戰爭作為擺脫經濟危機，轉移國內階級矛盾視線的重要手段，終於陷於軍國主義泥潭不能自拔，直至戰敗投降。
二、日本軍國主義複活
第二次世界大戰給日本軍國主義以沉重打擊，日本一百多個城市被炸，廣島、長崎被美國原子彈轟炸，成為一片廢墟，日本被美軍占領，日本開始飽受被別國占領與軍事管製之苦。日本被迫在無條件投降書上簽字，聯合國成立了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法庭，對日本戰爭犯罪進行了正義審判，對軍國主義勢力進行打擊，宣布廢除日本一切軍備。
但好景不長，“冷戰”開始，由於美國庇護，急於把日本作為反對共產主義前哨，日本軍國主義並沒有從根本上被鏟除，日本極端民族主義思潮開始抬頭，日本也沒有對二戰失敗的教訓進行深刻反省，同戰前一樣把戰爭定位在“自衛戰爭”及“亞洲民族解放戰爭”的性質上，否認戰爭的侵略性質和日本軍隊的戰爭罪行，而且這種翻案活動愈演愈烈，導致日本軍國主義複活。
（一）政治方麵——右翼勢力抬頭
二戰後，同盟國對日本進行軍事占領，製定了一係列“非軍事化”和“民主化”政策。但同時又保留了大量原有統治機構。天皇發動了侵略戰爭，戰後不但沒有被判刑，反而作為日本象征被保留了下來。戰後成立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並未按實際對戰犯進行判決。1945年9月至12月份分三批逮捕了包括東條英機等108人，經兩年審判，隻有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等7人被判處死刑，其餘被判無期或有期徒刑，被整肅的軍國主義分子約達20萬人，但主要責任限定在陸軍軍部一夥戰犯，其餘判決較輕。朝鮮戰爭爆發後，大量被判刑的戰犯被釋放出來，許多戰犯成為右翼領導人。
日本政治領域逐漸右傾化。20世紀50年代後，代表“革新”勢力的社會黨成為左翼，堅決反對日本走軍國主義道路，而保守勢力和演化為以自民黨為主的右翼則積極向各政黨滲透，甚至掌握政權。各政黨分化組合後，右翼勢力左右政壇。目前，右翼組織有1000多個，積極活動分子12萬人，與右翼接近的潛在勢力達三四百萬人。這些人崇拜天皇，對軍國主義抱有眷戀，日本政府對右翼勢力不僅不壓製，反而提供物質幫助。僅1950年至1994年，日本政府向戰死者遺族會提供的撫恤金，相當於日本向國外支付各種賠償金的57倍。
（二）經濟方麵——大國意識明顯增強
二戰後，由於美國承擔了日本的防衛，日本軍費開支很小，可集中更多的財力進行國民經濟建設。由於“冷戰”出現，美國將日本長期納入美元體製之下，使日本成為反蘇前哨，加大了對日本的經濟援助。同時日本利用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兩次機會，向美國取得了大量軍事訂貨援助，經濟得以騰飛。加上戰後日本長期享有和平環境，日本各統治者勵精圖治，加大教育投入和科研投入，使日本經濟在戰後20年保持長期高速增長。1966年至1970年國民經濟總產值年均增長率平均為17.1%以上。1986年日本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僅次於美國。1987年，日本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1.9762萬美元，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二位，僅次於瑞士。1990年，日本國民生產總值達2.98萬億美元，相當於美國的60%，占全世界的13.96%。日本經濟勢力增長，並沒有致力和平發展，而是發展軍事勢力，軍國主義進一步抬頭。冷戰結束後，日本大國意識明顯增強，日本右翼勢力進行了一係列修改憲法舉動，以經濟勢力為後盾，企圖提高政治大國地位，進一步成為世界的“主導者”。
（三）思想意識方麵——對戰爭反省態度曖昧
二戰後，日本多屆政府都對戰爭進行了反省，然而態度是不自願的、不真誠的，反省也不夠深刻。他們態度十分曖昧，美化戰爭甚至公然否認侵略。1995年5月，日本右翼分子發表《東京宣言》，竟說二戰是一場“為亞洲從歐美列強手中爭取獨立”、“使亞洲人民覺醒的戰爭”，甚至聲稱“南京大屠殺事件是捏造的”。
1972年，日本政府公然規定8月15日為日本內閣成員參拜靖國神社日。靖國神社前身是“東京招魂社”，最初是為明治維新內戰中，為輔助天皇而死去的3000官兵“招魂”。1978年日本右翼將二戰戰犯靈位移入神社，公然傷害亞洲各國人民感情。自2002年以來首相小泉純一郎年年參拜靖國神社，實質在於拒絕反省，否認侵略，對軍國主義曆史深懷眷戀。
根據日本《每日新聞》的調查，隻有31%的被調查者認為天皇有責任。一方麵由於日本修改教科書，歪曲了曆史，愚弄了日本民眾，使日本青年不能正確看待曆史；另一方麵，目前，直接參加或曾經支持侵略戰爭的日本人民已經80歲以上。據日本2005年統計，日本80歲以上男性人數為188萬，占總人口的1.49%，這就意味著98%以上日本人既沒有參加過戰爭，也沒有戰爭體驗，多數人為新生代史盲。
（四）軍事方麵——確立“海外幹預型”戰略
二戰後，同盟國對日本實行軍事占領，製定了鏟除軍國主義的一係列政策。如解除日軍武裝，解散軍事機構，廢除軍事法令，禁止生產武器、彈藥、軍艦、飛機和軍需物資，製裁戰犯，解散法西斯軍國主義團體等。1946年11月，《日本國憲法》頒布，確立了三權分立的資產階級政治體製，禁止日本軍備，標誌著日本走上了民主化道路。
隨著美蘇冷戰開始，美國便把日本變成了“遠東工廠”及反蘇“橋頭堡”。1951年在美國舊金山召開了51個國家的對日和平會議，隨後簽署了《舊金山對日媾和條約》，簡稱《舊金山條約》。日本結束了軍事占領，重新獲得政治自主和外交權。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由於美國把駐日軍隊調往朝鮮，使得日本成為真空。麥克阿瑟指令日本吉田內閣成立7.5萬人的國家警察預備隊，增加海上保安廳8000人，撥軍費12億日元，自此打破了各同盟國規定的不許日本擁有軍事武裝的協定。日本在美國的支持下有恃無恐，很快走上軍事擴張道路。
二戰結束之初，日本發表《防衛白皮書》，規定日本實行“專守防衛戰略”，即日本隻有遭到武力攻擊時才能行使防禦力量，日本隻能在日本國內領海領空內進行防禦作戰，不得向海外派兵，不得裝備進攻性武器。然而，1954年3月8日，日美簽訂《共同安全法協定》，日本接受美國武器等軍事援助，“為增進自由世界的防衛力量作出貢獻”。1952年8月，日本把警察預備隊改為保安隊，將海上警備隊改稱警備隊，二者之上設保安廳。1954年6月，日本國會通過自衛隊法和防衛廳設置法兩個防衛法案。7月1日，建立起防衛廳和海口、陸口、航空三個自衛隊，實際上是日本正式軍隊，標誌著日本正式武裝重新開始。
20世紀70年代，日本主要實行“專守防衛”的軍事戰略，即依靠日本自身力量對付中等規模以下戰爭，更大規模的戰爭由美軍支援進行作戰。80年代後，日本經濟高速發展，開始實行戰略調整。1987年日本內閣會議廢除了“防衛費”不超過國民生產總值1%的限製，之後，軍費開支逐年增加。到80年代末，日本軍事裝備素質已達到世界一流水平，1995年，日本已擁有攻擊亞洲任何一個地區的軍事能力。1999年，美國軍費2636億美元，日本為450億～500億美元，軍費開支居世界第二位。據2000年日本《防衛年鑒》報告：日本自衛隊兵力已達265350萬人，主戰坦克1200多輛，各種作戰飛機444架，直升機430架，共874架。主戰艦總噸位382萬噸。日本軍隊已成兵種齊全，武器裝備先進、作戰能力強的現代化軍隊。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後，由於“冷戰”結束，蘇聯解體，國際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日本麵臨的直接和現實威脅消失了，為日本爭做政治大國提供了機遇。日本防務體係由“專守防衛”逐漸擴張為“攻勢防衛”、“遏製防衛”，確立“海外幹預型”軍事戰略。1990年8月海灣危機，日本企圖修改禁止向海外派兵的憲法，沒能實現。戰後將6艘掃雷艦艇裝載500名自衛隊員運往波斯灣水域，並裝備了衛星通信與全球定位係統，從而為日本向海外派兵邁出第一步。1992年6月，日本國會通過《國際和平合作法》，規定日本可使用武器裝備自己，從而使自衛隊突破了戰後憲法製約，可向海外派兵。1999年，日本又通過《周邊事態法》，規定“美國一旦訴諸武力”，日本將自動參加“美國有事時參戰法”，實質上是在日本周邊地區出現所謂“事態”時，日本可以動用軍事手段進行幹預，這是日本謀求外向型軍事發展的第二步。
2001年的“9·11”事件和稍後爆發的阿富汗戰爭為日本帶來了第三個機會。2001年11月，日本出台《反恐怖特別措施法》，為自衛隊在東亞以外的地區為展開戰鬥行動的美軍實施後方支援提供了法理支持。2003年7月，日本國會通過的《伊拉克重建支援特別措施法》，首開日本戰時直接向衝突地區派遣自衛隊之先例，同時也為日本在不經聯合國授權和衝突當事國認可的前提下實施自衛隊的海外派遣打開了法理之門。
從1996年起，日本開始把中國作為防範對象。該年《防衛白皮書》正式提出中國是“警戒對象國”，理由是中國正在推進軍隊現代化建設，國防費連年遞增10%以上。2000年的日本《防衛白皮書》首次明確提出，“關於中程彈道導彈，中國擁有總共約70枚可以覆蓋包括日本在內的亞洲地區的導彈”。表明日本已把中國逐漸看成是現實的威脅。2001年日本繼續重提“中國導彈威脅論”和中國海軍艦艇在日本近海活動的論調。強調有必要關注“今後大陸與台灣實現軍事力量現代化和美國售台武器等方麵的動向”，對兩岸衝突表示了擔憂。2004年2月，防衛廳長石破茂首次指出，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如果有明確的跡象表明日本將受到導彈襲擊，那麽，日本有權實施“先發製人”的打擊。此後，石破茂在多種場合重提“先發製人”。2005年2月19日，美國國務卿及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與日本外相町村孝信在華盛頓舉行日美安全會議，具體列出了12項美日在亞太地區的共同戰略目標。其中關於中國的有3項：“發展與中國的合作關係，歡迎中國在地區及全球扮演一個負責任及建設性的角色”，“鼓勵和平解決台灣海峽的問題”，“鼓勵中國改善軍事事務的透明化”。特別是美日兩國首次將關係到中國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國家安全的台灣問題列為共同戰略目標，觸及了中國的核心利益，引起了中國的強烈反對。
三、二戰後日本政界戰爭觀述評
（一）日本政界和社會對待侵略戰爭的罪責意識
德國學者卡爾·雅西帕斯在《罪責論》一書中，把人類的戰爭罪責劃分為刑法罪責、政治罪責、道德罪責和形而上等四個方麵罪責，這一觀點已普遍被人們所接受。在追究戰爭責任過程中，不僅要追究戰爭犯罪的法律責任，更應該追究道德責任，否則，人類不可能從錯誤的戰爭中吸取教訓，更難以維護世界的持久和平。
二戰後，國際社會組織了紐倫堡法庭，成功地實施對德國軍國主義審判，處理戰爭犯罪分子嫌疑案件達10萬起，對6000餘件當事人做了有罪判決。規定追究犯罪人無限製，無論多少年，隻要證據確鑿，都要窮追到底，將漏網分子緝拿歸案，接受審判。德國已向各國公開道歉，認真反省，得到了西方社會的普遍好感。
對比德國，日本官方自我追查戰爭犯罪的案件為零，判處有罪的當事人也為零，這足以說明日本政界和社會對待侵略戰爭的罪責意識。具體表現為：
第一，把戰爭責任轉嫁到國民身上，而又模糊國民在戰爭中的“協力責任”。
日本投降後，內閣首相東久邇稔提出一個“一憶總懺悔”論，把戰爭責任轉嫁到國民的身上，保護天皇和政府重臣不受審判。由於戰後處理的偏頗和缺憾，“漏劃”戰犯——昭和天皇、政府官員、財界領袖、右翼巨頭都落了無罪一身輕，普通民眾更無“戰爭協力”的責任可言，這是日本人罪責意識薄弱的原因之一。
第二，逃避侵略的責任。
在日本，每年年末都要組織一次“忘年會”，其風俗為把壞事忘掉，把煩惱丟在腦後。但半個世紀以來，日本把侵略罪行忘得幹幹淨淨，對廣島、長崎被原子彈轟炸卻念念不忘，建立原子彈被炸展覽館，自稱日本是世界唯一的原子彈“被炸國”。靖國神社的香火終年不熄，包括總理在內的“香賓”絡繹不絕。
第三，千方百計為“大東亞戰爭”塗脂抹粉。
原參謀本部服部卓四郎撰寫的《大東亞戰爭全史》，產生了惡劣的負麵影響。書裏充滿了大日本皇軍的“神勇無敵”、“舍生忘死”，“為大東亞民族解放戰爭獻身”的精神，對製造戰爭悲劇的責任卻無反省之念，對殘害無辜民眾的戰爭罪惡毫無半點懺悔之意。在日本青少年一代的眼裏，日本發動戰爭是為了“亞洲解放”，是“不得已而為之”，日本及日本國民才是“戰爭受害者”，而侵略戰爭帶給亞洲人民的慘禍則被徹底抹殺了。
（二）日本政界的戰後責任
日本國民是促進解決戰後責任的主體，日本政界則是釀成戰後責任“肇事者”，也是承擔和解決戰後責任的關鍵所在。
第一，日本至今對戰爭的侵略性質拒不認賬。
從戰後至今，日本26位首相登台組閣，隻有細川護熙和村山富市兩位非自民黨人公開承認過戰爭的侵略性質（細川在“侵略戰爭”的發言遭到攻擊，改稱“侵略性行為”），其餘24位首相要麽對戰爭性質曖昧回避，要麽曲意辯解，有的以參拜靖國神社固執己見，有的公開為侵略戰爭塗脂抹粉。
第二，抵製國際社會對日本的戰爭追究。
按國際法準則，日本對亞洲人民就戰爭帶來的災難理應公開賠禮、道歉或謝罪，對被害國人民給予合理賠償。遺憾的是，日本政界至今不承認侵略了別國，用耍賴手段抵製國際社會對日本的戰爭追究，我行我素，無動於衷。
第三，政治右傾化加劇，背離和平憲法越來越遠。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急於走政治、軍事大國化道路，否認戰爭責任，美化“大東亞戰爭”，掀起了一係列翻案逆流。2004年4月，森喜朗上台，發表談話說：“關於戰爭，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存在各種各樣的看法，日本是否進行了侵略戰爭，應該由大家在曆史中作出判斷。”5月，他又拋出了“神國論”，聲稱“日本是以天皇為中心的神的國家”。其論調暴露了他的真實戰爭觀和政治觀。小泉純一郎上台後，置國內外抗議呼聲於不顧，接二連三地去參拜靖國神社，借美國“9·11恐怖事件”為契機，出台了《有事法製》促成國會通過，使日本的“防衛範圍”從周邊有事擴大到“全球有事”，使日本的和平憲法形同虛設。另外，日本不斷修改教科書。1996年從教科書中刪除“從軍慰安婦”，“南京大屠殺”等內容。1999年，日本政府撥123億巨資修建的宣揚“大和精神”的“昭和館”正式對外開放。2004年4月，日本右翼勢力抬頭，所編寫的《最新日本史》審定通過。一係列史實說明日本右翼勢力抬頭有深厚的背景，他們的背後是政府、國會、執政黨、大財團、大銀行、大會社等實力派。
（三）美國對日本的庇護
日本至今所以我行我素，拒不認罪，是與戰後美國袒護日本，戰後處理偏頗和有失公正聯係在一起的。由於冷戰爆發，美國為了利用日本作為反蘇反共“橋頭堡”，東京審判和《舊金山條約》均沒有達到徹底清算日本戰爭責任的目的，甚至為日本網開了一麵，留下了今天的隱患。
第一，庇護了昭和天皇。
人所共知，依據日本帝國的憲法，昭和天皇作為日本陸海空軍的大元帥，對侵略戰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由於美國占領政策的需要，昭和天皇逃脫了正義的審判，甚至被打扮成“和平天皇”、“憲政天皇”、“穩健派天皇”的形象，戰後繼續坐在天皇製的交椅上，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法西斯諸國元首中絕無僅有，帶來的結果是進一步衝淡了日本的戰爭責任意識。
第二，把戰爭責任全部推給軍部，在庇護了其他戰犯的同時，也削弱了全民族的戰爭反省意識、責任意識和加害意識。
美國占領當局利用一切輿論工具宣揚美國人的“太平洋戰爭史觀”，主要觀點是“以軍部為中心的軍國主義者是戰爭的主要責任者，天皇、宮中派、財界、輿論界都屬於穩健派”，是軍國主義的對立勢力，日本國民是“軍國主義指導者的犧牲者”。按這樣觀念，東京審判被處絞刑的7名戰犯中，有1名文官外，其餘都是陸軍部軍官。25名A級戰犯，海軍隻有兩人，被開除公職人員中，80%都是陸軍人物，原政府高官、財界、實業家隻占0.9%。這樣，把社會各界的“戰爭協力者”都劃歸為“穩健派”或“犧牲者”，自然也就不負有任何戰爭責任，更無須去反省和認識戰爭對中國及亞洲人民的危害。
第三，《舊金山條約》是單方麵的對日本的寬大片麵講和條約，帶來了許多隱患。
首先是把戰爭的最大受害國中國和朝鮮排斥在外。印度、緬甸雖受到邀請，但因反對美國為主導拒絕參加，菲律賓、巴基斯坦雖然出席，因受美國掣肘，根本無力表達本國意誌。因此，《舊金山條約》是違背亞洲被侵略被奴役國家的意誌，由美國一手導演的“放虎歸山戲”。其次是未直接追究日本的戰爭責任。《舊金山條約》涉及日本戰爭責任的隻有第11條，規定：“日本接受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與其他在日本境內或境外之盟國戰犯法庭之判決。”而對日本應負戰爭責任，對亞洲各國人民賠償謝罪的內容一概不見。再次，在戰爭賠償問題上為日本開脫和護駕。《舊金山條約》第14條規定了日本“應對戰爭中所引起的損害及痛苦給予賠償”。但是，條約又強調“日本的資源目前不足以賠償此種損害及痛苦”，允許日本以打撈沉船等形式賠償。由於美國別有用心地對亞洲許多國家施加壓力，要求各國放棄賠償要求，結果，隻有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緬甸、南越四個國家提出賠償要求，遠未獲得要求數額。要求賠償的國家提出的30億美元賠償額，至20世紀70年代中期，日本隻支付了101208億美元，僅占要求賠償額的33%。
美國為什麽要庇護日本呢？筆者認為有兩個原因，首先是美國為了提高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威望，減少自身傷亡與犧牲。1945年，中國抗日戰爭已打了八年，亞洲太平洋戰爭已打了四年，中國是抗擊日本法西斯的主力軍，亞洲各國人民也為抗擊日寇作出了巨大犧牲和貢獻。中國抗日戰爭牽製了日軍主力，打破了日本南進與法西斯德國在中東會師的企圖，也使日本北進陰謀破產，使蘇聯避免東西兩線作戰。1944年，英美聯軍在法國諾曼底登陸，開辟了歐洲第二戰場。1945年4月，蘇軍包圍柏林，5月2日，盟軍攻克柏林，5月7日，德國法西斯投降。德國垮台後，日本軍部製訂了《決號作戰計劃》，準備本土作戰，頑抗到底。1945年春，美英盟軍曾計劃以中國青島為基地，開辟東方第二戰場，再現“諾曼底”景觀，動員700多艘軍艦，15000架飛機和25個師的陸軍部隊，於1945年11月登陸九州南部，1946年3月登陸關東平原。因有關民俗學家向美國當局建議，日本大和民族與德意誌民族不同，效果會不一樣。德國軍隊在彈盡糧絕後把投降看成是可以理解的事情，而大和民族武士道精神極強，隻要天皇不下令投降，日本軍隊會在本土戰鬥到最後一兵一卒。美軍為了減少自己的犧牲，試圖以最小代價迫使日本投降，加快了原子彈研究步伐。在1945年2月雅爾塔會議上，美國估計打敗日本還得苦戰18個月，付出100萬人傷亡代價。羅斯福單獨會見斯大林，希望蘇聯早日參加對日作戰。2月11日，美蘇達成一項秘密協定，在滿足蘇聯三個條件情況下，蘇聯同意在結束對德戰爭2～3個月後，參加對日作戰。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中、美、英三國首腦舉行了波茨坦會議。7月26日，《波茨坦公告》發表，敦促日本無條件投降，規定了戰後處理日本問題的方針。日本政府7月27日晨收到公告後，立即召開最高戰爭指導會議，研究對策。阿南惟幾陸相堅決拒絕接受公告，迫使鈴木首相於28日發表無視公告的談話。為了迫使日本在蘇聯參戰前向美國投降，抵消中國及亞洲各國人民抗戰的國際影響，8月6日和9日，美國悍然在廣島和長崎相繼投擲原子彈，炸死炸傷日本國民10萬人。8月8日，蘇聯參戰，分三路向中國東北和朝鮮北部推進，同時還從庫頁島北部向南部對日軍發動進攻，蘇軍的太平洋艦隊也投入戰鬥，中國、朝鮮及東南亞各國人民對日軍也展開了總反攻。8月9日上午，日本再次召開最高戰爭指導會議，討論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首相、外相同意投降，提出把保護天皇國體的絕對條件作為唯一保留條件，日本陸相則提出了四個條件。10日，日本裕仁天皇作出決斷，接受首相外相意見，外加一項諒解，在不變更天皇統治國家大權要求的理解下接受公告。對此，美、英、蘇、中答複說“自投降之時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統治國家之權利，即須聽從盟國最高統帥之命令”，這就暗示同意保存天皇製和日本政府，於是天皇發出投降詔書。8月15日，裕仁天皇廣播《終戰詔書》，宣布投降。9月2日，在東京灣的美艦“密蘇裏”號上舉行了日本無條件投降的簽字儀式，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美國庇護日本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冷戰”的戰略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展開了長達半個世紀的“冷戰”，意識形態的分歧上升為全球主要矛盾，為了遏製共產主義勢力在全球擴張，美國除了成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蘇聯為首的“華沙條約組織”對抗外，還分別扶持戰敗的德國和日本，作為遏製共產主義在歐洲和亞洲勢力滲透的橋頭堡，企圖把日本變成美國在太平洋上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而日本對美國保留天皇體製和對日本戰犯網開一麵的做法十分感激，甘做美國的馬前卒，借助美國壯大自己的勢力，臥薪嚐膽，狐假虎威，努力向經濟大國、政治大國與軍事大國邁進，應驗了國際外交的一句老話：“隻有永恒的利益，沒有永久的敵人”。
四、日本戰爭觀述評
日本從明治維新以來，走了一條對外侵略擴張之路。近代日本70年的侵華戰爭是導致中國貧窮落後的一個重要外部因素。從明治維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對外發動了14次侵略戰爭，有10次針對中國，平均每7年1次。通過戰爭迫使中國簽訂了《馬關條約》、《辛醜條約》等不平等條約，直接從中國掠奪白銀近4億兩。通過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九一八”事變，把中國東北資源和財富占為己有。占領台灣50年，日貨充斥了中國廣大市場。長達8年的全麵侵華戰爭，造成中國山河破碎，3500萬人生命橫遭塗炭，直接經濟損失1000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達5000億美元之多。二戰後，日本在美國扶持和縱容下，利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得到美國2000億美元的訂貨，大發戰爭橫財，使日本經濟高速發展。日本從戰爭中得到財富，而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又助長了其對戰爭的狂熱，形成了扭曲的戰爭觀。他們奉戰爭為造物主，而戰死的軍人被奉為“軍神”、“國家的保護神”。“戰爭富國、戰爭會給日本帶來極大的利益”這一命題，成為今天右翼分子鼓吹“軍國主義道路”的重要邏輯原理。這也許是日本不斷突破憲法向海外派兵和日本軍方目前將中國列為“重點”關注對象的內在追求。日本軍國主義道路既把日本近代曆史推向“輝煌”，同時也把日本引向死胡同，變成了一條自取滅亡之路。這是不結合國情、抄襲德國憲法的結果，對於這一教訓，日本則是沒有很好反省過的。
21世紀到來後，日本處於戰略選擇的十字路口，表現為：一是“和平憲法”製約功能岌岌可危，二是“專守防衛”正向“海外派兵”蛻變，三是“集體自衛權”成為“借船出海”的工具。不過，目前看來，日本隻是具有軍事威懾力的“遏製性防禦”國家，尚不會成為世界級軍事大國。理由有五：一是美國因素，美國對日本基本政策是有限縱容，總體控製。在世界一超多強格局下，美國依然是製約日本軍事發展的主要因素。二是國內因素，日本國民是戰後日本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受益者，日本右翼想走軍國主義老路，一定會遭到多數國民的反對。三是國際因素。亞洲各國對日本軍事實力動向十分敏感，並保持警惕。日本過分發展軍事工業，勢必會眾叛親離，不利於實現其政治大國的願望。四是法律因素。戰後日本“和平憲法”規定日本“不保持海陸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盡管日本也擁有裝備精良的陸海空自衛隊，但迄今還不敢違反憲法規定的“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以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的條款。五是實力因素。日本尚沒有核武器、洲際彈道導彈、遠程戰略轟炸機和攻擊性航空母艦，不具有全球軍事投放能力。
中日兩國，國家利益衝突是不容回避的問題，潛在的利益衝突始終阻礙兩國關係的良性發展。但二戰後的中國軍事戰略中，始終不將日本作為假想敵。中國既沒有向日本索取過戰爭賠款，更沒有想過要報複日本，體現出了一種以德報怨，不記前仇，放棄賠償的大國風範，走一條韜光養晦、和平崛起的內斂式的發展道路，主張區別對待日本的絕大多數愛好和平的國民和極少數右翼分子，決不主動挑起民族仇恨和國家戰爭。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必須保持高度警惕，牢記落後就要挨打的真理，防止日本軍國主義曆史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