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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災前防禦思想
明代災害頻繁發生，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導致了比以往更嚴重的後果，因此在當時的救荒思想中，災前防禦思想占有重要的地位，主要有倉儲備荒思想、發展經濟備荒思想、祈攘思想。
（一）倉儲備荒思想
從夏代開始，國家就設立太倉以儲備糧食。《禮記》也有雲：“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漢耿壽昌建常平倉，平抑物價，調控糧食流通。隋開皇五年（585年），度支尚書長孫平，勸課當社，共立義倉，以備水旱。常平、義倉隨著國家監控能力的起伏，時設時禁。南宋朱熹設社倉。明代政府把預備倉、常平倉、社倉、義倉等作為倉儲備荒的重要內容。特別是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設置的預備倉，當時“令天下縣分，各立預備四倉。官為糴穀收貯，以備賑濟，就擇本地年高篤實民人管理”。並對預備倉倉穀來源、目的、管理方式做了規定。丘浚論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
當時人們認為“夫當事變未來預為之所，則意思整暇，易於擘畫。及其事變無至，而後為之圖，則手足冗迫，難以支分”。實際上繼承了曆代“救荒恤患，尤當在蚤”的古訓。
俞汝為也提出了“積儲”是為了“養民”的思想。其論曰：“古之人積儲有二：有積之公者，去侈糜而不耗於用，去冗濫而不耗於食是也；有積之私者，薄賦稅以裕民之財，定法製以節民之用是也。積之私家，所以養民也；積之公家補不足而助不給，亦所以養民也。”對於建立倉儲的費用來源於“侈糜”、“薄稅”而得來，並不“耗於用”、“耗於食也”。其運作方式是“講究必在平日，措處必在豐年”。
徐光啟也十分重視為備荒而準備積蓄。他引玄扈的《除蝗疏》中說：“國家不務蓄積，不備凶饑，人事之失也”。他還引用楊溥之言，敘述了明初洪武年間的積蓄管理。“我太祖高皇帝，惓惓以生民無為心。凡有預設備荒定製。洪武年間，每縣於四境設立倉場，出官鈔糴穀，儲貯其中。又於近倉之處，僉點大戶看守，以備荒年賑貸。官籍其數，斂散皆有定規”。徐光啟對洪武時期的積蓄情況充滿了褒揚。
總之，倉儲備荒思想古以有之，到了明代已經發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並對政府的倉儲備荒措施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二）發展經濟備荒思想
發展經濟，增強國家實力，增加人民收入，以此來增強抗災能力，這就是發展經濟備荒思想的核心內容。中國是一個以農立國的文明古國，農業在國家體係中占據重要的地位，農民占據著總人口的絕大部分，傳統社會更是如此，因此發展經濟在中國古代社會更重要的是發展農業，增加農民收入。“裕民思想”就是發展經濟備荒思想的基本內容。
裕民思想主張藏富於民、省上厚下，其認為“然思國家之財富，不在於國而在於民，人臣之理財，不繁於上而裕於下”。裕民的實質是主張使民間富裕，增強自身的救荒能力。在貧富關係上，大多數思想家並沒有按照省上厚下的思路來考慮主張藏富於貧民，而是主張保富民。這主要與大多數思想家的階級立場決定的，這實質上也解決了為什麽省上厚下思想與貧富關係思想爭論的來源問題。明清之際，中小地主經過科舉進入統治階層，他們一方麵對民間的疾苦比較了解，對救荒中的問題深有感觸，因此主張裕民政策，省上厚下、藏富於民，使民間的救荒能力得到加強，這可以消除救荒過程中層層中間環節的弊端，使救荒落到實處，中小地主也得到實惠；另一方麵在貧富關係問題上，著眼於地主自身的利益，提出“富者，貧之母，貧者一旦有緩急必資於富”。在經濟發達地區提出了“田主賑濟佃戶論”，主張保富政策，因此裕民思想的實質是明清時期中小地主在政治地位、經濟地位提高的情況下備荒思想的新發展。即“富家臣室，小民之所依賴，國家所以藏富於民”。
徐光啟也十分重視增加農民收入，以此增加他們的抗災能力，並強調統治者有增加農民的財富，增強農民的抗災能力的責任。他引用《淮南子》的話：“是故人君上因天時，下盡地利，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逐長，五穀繁殖。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樹桑麻，肥磽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枕，秋蓄蔬食，冬伐薪蒸，以為民資。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屍”。徐光啟主張政府不能向農民征收過高的賦稅。他借《穀梁傳》之言：“古者稅十一，豐年補助，不外求而上下解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可見，徐光啟是主張藏富於民的，反對統治者對農民的過分掠奪。農民的財富多，抗災的能力也就會相應地增強。
徐光啟還主張統治者要給人民一個獲取財富的充分的空間。他引荀子的話說：“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窖、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他還引晁錯之言：“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餒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他主張整個 生產是暢通的，統治者不要為社會生產設置障礙，士、農、工、商各從其業，社會的財富 也就會得到增加。這是比單純的重視積蓄更為積極的做法。在以上兩個條件具備後，徐光啟為百姓獲取財富提供了幾個自己的方法。如通過種植樹木可以致富，可以備荒。徐光啟用了不小的篇幅討論了種植樹木的好處，暢談樹木是致富救災的一大途徑。他說：“古人所謂‘木奴千，無凶年’，非虛語也”。他收集了許多其他人的著作，了樹木救災之功用。他認為栗可以救災。“《本草》所謂‘栗厚腸胃，補腎氣，令人耐饑，’殆非虛語”。柿可以救災。“《荒政要覽》日：‘三月間，秧黑棗，備接柿樹……凡陡坡地內，各密栽成行，柿成。做餅以佐民食。’”而且什麽樹木都可以備災。“《務本直言》雲：‘古人雲：木奴千，無凶年。木奴者，一切樹木皆是也：自生自長，不費衣食，不憂水旱；其果木材植等物，可以自用；有餘，又可以易換諸物。若能多廣栽種，不惟無凶年之患，抑亦有久違之利焉。’”
（三）祈攘思想
祈攘主要是用祈禱和攘災的方式尋求災荒不要出現以獲得農業的豐收。“祈”與“攘”都是對超自然力一種崇拜，“祈”是一種消極被動地接受這種超自然力的安排，希望由它帶來豐年，因此明代全國各地都出現過“敬祈禱”、“祈年”、“祈穀”這樣的行為，就政府方麵來說如嘉靖十年（1531年）“春正月辛卯，祈穀於大祀殿”。崇禎十四年（1641年）“春正月辛巳，祈穀於南郊”。“攘”是一種在意識上較為主動地，以人類自身的能力破解超自然力的破壞作用，從而達到豐年或消除饑荒的一種行為。這兩種思想很明顯都是建立在對超自然力的崇拜上的一種迷信思想，但這是當時社會對對來年豐收的一種企盼，也是希望通過各種方式消除饑荒發生的可能。
（一）倉儲備荒思想
從夏代開始，國家就設立太倉以儲備糧食。《禮記》也有雲：“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漢耿壽昌建常平倉，平抑物價，調控糧食流通。隋開皇五年（585年），度支尚書長孫平，勸課當社，共立義倉，以備水旱。常平、義倉隨著國家監控能力的起伏，時設時禁。南宋朱熹設社倉。明代政府把預備倉、常平倉、社倉、義倉等作為倉儲備荒的重要內容。特別是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設置的預備倉，當時“令天下縣分，各立預備四倉。官為糴穀收貯，以備賑濟，就擇本地年高篤實民人管理”。並對預備倉倉穀來源、目的、管理方式做了規定。丘浚論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
當時人們認為“夫當事變未來預為之所，則意思整暇，易於擘畫。及其事變無至，而後為之圖，則手足冗迫，難以支分”。實際上繼承了曆代“救荒恤患，尤當在蚤”的古訓。
俞汝為也提出了“積儲”是為了“養民”的思想。其論曰：“古之人積儲有二：有積之公者，去侈糜而不耗於用，去冗濫而不耗於食是也；有積之私者，薄賦稅以裕民之財，定法製以節民之用是也。積之私家，所以養民也；積之公家補不足而助不給，亦所以養民也。”對於建立倉儲的費用來源於“侈糜”、“薄稅”而得來，並不“耗於用”、“耗於食也”。其運作方式是“講究必在平日，措處必在豐年”。
徐光啟也十分重視為備荒而準備積蓄。他引玄扈的《除蝗疏》中說：“國家不務蓄積，不備凶饑，人事之失也”。他還引用楊溥之言，敘述了明初洪武年間的積蓄管理。“我太祖高皇帝，惓惓以生民無為心。凡有預設備荒定製。洪武年間，每縣於四境設立倉場，出官鈔糴穀，儲貯其中。又於近倉之處，僉點大戶看守，以備荒年賑貸。官籍其數，斂散皆有定規”。徐光啟對洪武時期的積蓄情況充滿了褒揚。
總之，倉儲備荒思想古以有之，到了明代已經發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並對政府的倉儲備荒措施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二）發展經濟備荒思想
發展經濟，增強國家實力，增加人民收入，以此來增強抗災能力，這就是發展經濟備荒思想的核心內容。中國是一個以農立國的文明古國，農業在國家體係中占據重要的地位，農民占據著總人口的絕大部分，傳統社會更是如此，因此發展經濟在中國古代社會更重要的是發展農業，增加農民收入。“裕民思想”就是發展經濟備荒思想的基本內容。
裕民思想主張藏富於民、省上厚下，其認為“然思國家之財富，不在於國而在於民，人臣之理財，不繁於上而裕於下”。裕民的實質是主張使民間富裕，增強自身的救荒能力。在貧富關係上，大多數思想家並沒有按照省上厚下的思路來考慮主張藏富於貧民，而是主張保富民。這主要與大多數思想家的階級立場決定的，這實質上也解決了為什麽省上厚下思想與貧富關係思想爭論的來源問題。明清之際，中小地主經過科舉進入統治階層，他們一方麵對民間的疾苦比較了解，對救荒中的問題深有感觸，因此主張裕民政策，省上厚下、藏富於民，使民間的救荒能力得到加強，這可以消除救荒過程中層層中間環節的弊端，使救荒落到實處，中小地主也得到實惠；另一方麵在貧富關係問題上，著眼於地主自身的利益，提出“富者，貧之母，貧者一旦有緩急必資於富”。在經濟發達地區提出了“田主賑濟佃戶論”，主張保富政策，因此裕民思想的實質是明清時期中小地主在政治地位、經濟地位提高的情況下備荒思想的新發展。即“富家臣室，小民之所依賴，國家所以藏富於民”。
徐光啟也十分重視增加農民收入，以此增加他們的抗災能力，並強調統治者有增加農民的財富，增強農民的抗災能力的責任。他引用《淮南子》的話：“是故人君上因天時，下盡地利，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逐長，五穀繁殖。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樹桑麻，肥磽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枕，秋蓄蔬食，冬伐薪蒸，以為民資。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屍”。徐光啟主張政府不能向農民征收過高的賦稅。他借《穀梁傳》之言：“古者稅十一，豐年補助，不外求而上下解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可見，徐光啟是主張藏富於民的，反對統治者對農民的過分掠奪。農民的財富多，抗災的能力也就會相應地增強。
徐光啟還主張統治者要給人民一個獲取財富的充分的空間。他引荀子的話說：“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窖、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他還引晁錯之言：“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餒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他主張整個 生產是暢通的，統治者不要為社會生產設置障礙，士、農、工、商各從其業，社會的財富 也就會得到增加。這是比單純的重視積蓄更為積極的做法。在以上兩個條件具備後，徐光啟為百姓獲取財富提供了幾個自己的方法。如通過種植樹木可以致富，可以備荒。徐光啟用了不小的篇幅討論了種植樹木的好處，暢談樹木是致富救災的一大途徑。他說：“古人所謂‘木奴千，無凶年’，非虛語也”。他收集了許多其他人的著作，了樹木救災之功用。他認為栗可以救災。“《本草》所謂‘栗厚腸胃，補腎氣，令人耐饑，’殆非虛語”。柿可以救災。“《荒政要覽》日：‘三月間，秧黑棗，備接柿樹……凡陡坡地內，各密栽成行，柿成。做餅以佐民食。’”而且什麽樹木都可以備災。“《務本直言》雲：‘古人雲：木奴千，無凶年。木奴者，一切樹木皆是也：自生自長，不費衣食，不憂水旱；其果木材植等物，可以自用；有餘，又可以易換諸物。若能多廣栽種，不惟無凶年之患，抑亦有久違之利焉。’”
（三）祈攘思想
祈攘主要是用祈禱和攘災的方式尋求災荒不要出現以獲得農業的豐收。“祈”與“攘”都是對超自然力一種崇拜，“祈”是一種消極被動地接受這種超自然力的安排，希望由它帶來豐年，因此明代全國各地都出現過“敬祈禱”、“祈年”、“祈穀”這樣的行為，就政府方麵來說如嘉靖十年（1531年）“春正月辛卯，祈穀於大祀殿”。崇禎十四年（1641年）“春正月辛巳，祈穀於南郊”。“攘”是一種在意識上較為主動地，以人類自身的能力破解超自然力的破壞作用，從而達到豐年或消除饑荒的一種行為。這兩種思想很明顯都是建立在對超自然力的崇拜上的一種迷信思想，但這是當時社會對對來年豐收的一種企盼，也是希望通過各種方式消除饑荒發生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