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災害通史·明代卷

第一節 天人感應說

　　想第五章災異思想是中國古代哲學思想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災與異都是自然現象，但二者也有區別，董仲舒認為：“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雲：畏天之威，殆此謂也”。故災輕異重，隻是二者之間界限也並非涇渭分明，時常相伴而生。災多指自然災害，如水、早、風、雹等；異指的是在古人看來違背常理的自然現象，如星變、氣候反常者。明代人們對災異的認識相當豐富，研究當時的災異思想意義十分重大。當時的人們在對災異本身認識的基礎之上，還對如何救治災害提出了相當多的建議。

　　當人類剛剛跨入文明的門檻之時時，就為我們留下了有關各種災異的記載，並且隨著人類文明程度越來越高，人們對自然災異形成的原因作出了越來越多的理性思考。至明代，科技文化的發展已經達到了相當的高度，當時的人們對災異的認識相當豐富，概括它們的主要思想可分為唯心主義的天人感應說和唯物主義災異觀兩種。

　　災異現象既然是自然現象，那就絕無意識性，是自然規律外在的表現形式，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但古人逐漸形成的“天人感應”的思想，卻把災異看成是上蒼對人事的昭示，如若政治清明，百姓安居，則降祥瑞，反之，則天必譴之。既然災異本是無意識性的，古人在把天災對應人事的過程中，就必然會附會人的主觀意識。

　　“天人感應”的災異思想萌芽於先秦，《周易·係辭上》就直截了當地指出：“天垂象，見吉凶。”這實際就把災異與人事聯係起來了，天有異象是對人事的預示，是天意對國家政治得失的態度。這種思想大成於兩漢，尤其經過董仲舒進一步的升華後，形成了理論化，係統化的天人感應學說：“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異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

　　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學說內容十分豐富，他認為自然天象是王朝統治好壞的晴雨表，各種祥瑞，是帝王興盛和德政的征兆：而自然災害和異常現象則被看成是上天對人君悖天逆行的警告。因為作為“天子”的人君可以與“天”互相感通、應合，人君可以積極主動地去體會、領悟天的性情，所以，天所施降於人君的災異更主要的還是與人君的行為有關，甚至就取決於人君的行為。所以，如果帝王“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

　　董仲舒認為，凡人君為政有失，天便以自然災害的形式予以譴告。所謂“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如果人君違反了天的意誌和目的，就必然會使陰陽失調、五行失序，引起天的震怒，顯現各種災異，以示譴告和懲罰。人君的過失剛萌芽時，天顯示“災害以譴告之”；如果譴告無效，即人君不能及時糾正過失，天又用種種怪異現象使之驚駭；如果人君對驚駭仍然無動於衷，還不知道畏懼悔改的話，接踵而來的則必然是災難與禍。可見，災異與人事行為尤其是政治得失之間存在著一種因果性的關聯。換言之，國家政治的好壞能夠直接感應天，顯示祥瑞或災異。

　　上天災異譴告的目的，是想充分引起人君的內心反省，“內視反聽”，從而求得天意，實現“察身以知天”，“以身度天”；通過“察物之異，以求天意”。即由內省的途徑就能判斷是非，達到“知天”的目的。董仲舒認為，檢驗和衡量所求天意是否準確的標準，建立在具有性情特征的自身感受基礎上。隻有用自己的心去思量天意、領悟天意，人心才能獲得與天的感通和應合。天意體現民心的向背，民心是一種共性的表現，不是純粹自我化、絕對私密化的一己之心。這樣，天意與民心便獲得了可以感通、交流的基礎，這就是“察身以知天”得以成立的先決條件，它既是人君通過自省求取天意的方法，也是感知天意正當性和結果可靠性的正確途徑。此外，還必須通過對陰陽五行的觀察，才能達到對天意、天道的了解。

　　董仲舒的“天人感應”思想影響十分深遠，被曆朝曆代所接受，成為主流思想，明代的統治階級也習慣於用“天人感應”的觀點來解釋災異現象。明代的建立者朱元璋早在他稱吳王之前，就希望把自己的行為納入附合天意的軌道上。“冬十月……上以四方割據稱雄者眾，戰爭無虛日，又旱蝗相仍，人民饑饉，死者相枕藉，心甚憂之，乃禱於天。曰：‘今天下紛紛，群雄並爭，迭相勝負，生民皇皇，墜於塗炭，不有所屬，物類盡矣。願天早降大命，以靖禍亂，苟元柞未終，則群雄宜早息。某亦處群雄中，請自某始，若元柞己終，群雄之中當應天命者，天命早歸之，無使生民久怗危苦，存亡之幾，驗於三月及逾三月。’”朱元璋這幾句話說得甚為冠冕，實是為自己祈福，希望“天命早歸”於他，但是“當時四方割據者眾”，形式詭譎多變，所以，“心甚憂之，乃禱於天”。然從中我們似也可看出，在他心中天意是體恤民瘼的，所以他把這番議論的立論點放在了“無使生民久怗危苦”上，以求讓上天知道，自己是順民意，亦即順天意的，也讓黎民百姓知道自己是順天應命的“真命天子”。故而他在位期間對自然災異表現出如履薄冰的戰戰兢兢，甚至把飲食起居都做起了文章。吳元年五月“上以久不雨，日減膳，素食。謂近臣吳去疾曰：‘予以天旱，故率諸宮中皆令素食，使知民力艱難，往時宮中所需蔬茹醢醬，皆出大官供給，今皆以內官為之，懼其煩擾於民也。’去疾頓首曰：‘主上一心愛民如此，今雖遇旱，上天眷愛，必有甘澍之應。’”吳去疾是很會揣摸上意的（當然這是為近臣的專長所在），知道朱元璋此番做作就是希望得到“上天眷愛”，“甘澍之應”，希望能稍息“天忿”，解除幹早的困擾。在如願以償得到天降甘霖之後，又頗為得意地議論了一番：“人事邇，天道遠，得乎民心，則得乎天心。今欲餌災，但當謹於修己，誠以愛民，庶可答天之眷。乃詔免民今年田租。”可見得到“天之眷”是朱元璋極其渴望的事情，我們也可以看出“天人感應”的災異譴告思想在他心中到了根深蒂固的程度。

　　明世宗是另一個深受“天人感應”影響的皇帝，他在位期間，希望通過修省來弭除災禍的行動多不勝數。修省是指修舉實政和反省政務得失。明世宗早在登基伊始的正德十六年（1521年）五月，“禮部都給事中邢寰等以日精門災，又旱，久不雨，請修實政，以回天意。上嘉納之。仍令禮官擇日禱雨”。當時的人們認為人世間的“實政”與神靈界的“天意”有著某種必然的聯係。隻有順應天意，才能讓天不再降禍於人間。在這種以順應天意為目的的迷信活動中，往往是要求君臣一同修省，共同推行順天應人的行政措施。如正德十六年（1521年）八月，“禮部類奏災異，上覽之曰：上天仁愛，災異頻仍，朕心驚惕，內外百官宜同加修省”。嘉靖元年（1522年）十月，“禮部類奏災異得旨：上天示戒，近日京師地震，各處地方災異疊見，朕心警惕，與爾文武群臣同加修省，以回天意”。

　　就連公認的消極怠政的明神宗自小也形成了災異譴告的認識。隆慶六年（1572年）十月，神宗剛以衝齡繼位，適逢星變，“上於宮中見之，儆怚夜露，禱於丹陛”，“萬曆三年（1575年）四月，壬申，上感日食之變，於宮中掣牙牌一，手書十二事，饅其上曰：謹天戒，任賢能，親賢臣，遠嬖佞，明賞罰，謹出入，慎起居，節飲食，收放心，存敬畏，納忠言，節財用。所至即懸於座右以自警”。通過神宗的這番做作，可見這種修省弭災的思想在當時人們頭腦中植根之深。

　　總之，“天人感應”的學說是明代官方解釋災異的主要工具，它是當時人們認識災異的一種主流思想，但是建立在天人感應基礎上的災異說，是一種神秘主義的神學目的論，是將自然人格化、社會化的一種表現形式，是一種唯心主義的荒唐虛構和臆設。它強調的是觀察自然界中的異常現象，以推論天意，即神在這些災異中顯示的意誌或災異所包含的目的，實際上是在經驗主義的外衣下，販賣信仰主義和神秘主義。它把一切曆史事件牽強附會地和災異相聯係，由此引出現實的政事，因而觀天意成為其最基本的方法。這種學說局限於經驗和直觀，把沒有必然聯係的兩個或多個事物、事件生拉硬扯到一起，臆造出某種必然性，因而是牽強附會、很不科學的，是與當時並不發達的自然科學的發展程度密切相關的。而且，天人感應說不可避免地成為傳播迷信的工具，也不可避免地成為統治者實行獨裁統治和愚民政策的有力工具。隨著近現代自然科學和哲學的發展，人類文明程度的提高，天人感應的災異學說必然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