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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消極救災措施
中國古代由於科技文化的局限，在遇到自然災害之時除了積極救治外，往往還通過各種迷信手段以此來消弭災害。這其中最重要的是信奉各種神祇，所謂“國之大事，莫先於事神，肆古昔帝王率用茲道”。明代也信奉諸多神類，以圖風調雨順，天災不降，國泰民安。當時信奉神祇主要有：城隍神、山神、水神、社稷、雷神、藥王神、蝗神以及其他一些地方上有影響的神類。
（一）城隍神
明初製定府州縣城隍，用以旱來禱雨，雨而祈晴，從而首次將城隍神納入國家祀典。並且封“京都為承天鑒國司民升福明靈王，開封、臨濠、太平、和州、滁州皆封為王。其餘府為鑒察司民城隍威靈公，秩正二品。州為鑒察司民城隍靈佑侯，秩三品。縣為鑒察司民城隍顯佑伯，秩四品。袞章冕旒俱有差”。“凡聖誕節及五月十一日神誕，皆遣太常寺堂上官行禮。國有大災則告廟。在王國者王親祭之，在各府州縣者守令主之”。
（二）山神
明代列入國家祀典的山神，最主要的是“五嶽”、“五鎮”。五嶽之神為：“東嶽泰山之神，南嶽衡山之神，中嶽嵩山之神，西嶽華山之神，北嶽恒山之神”。這五嶽分別位於：山東泰安州、湖廣衡山縣、河南登封縣、陝西華陰縣、山西大同府渾源州。五鎮之神為：“東鎮沂山之神，南鎮會稽山之神，中鎮霍山之神，西鎮吳山之神，北鎮醫無閭山之神”。這五鎮分別位於：山東青州府臨朐縣、浙江會稽縣、山西霍州、陝西隴州北、遼東廣寧衛。
（三）水神
明代的水神相當之多，最初列入國家祀典的水神，最主要的是“四海”、“四瀆”。四海之神分別為：“東海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海之神”。分別位於：山東萊州府、廣東南海縣、山西蒲州、河南懷慶府濟源縣。四瀆之神分別為：“東瀆大淮之神，南瀆大江之神，西瀆大河之神，北瀆大濟之神”。分別位於：河南南陽府泌陽縣、四川成都府、山西蒲州、河南懷慶府濟源縣。
除此之外，明代政府還公布了其他一些比較重要的水神。
如大小青龍神，相傳為二童子所化，一大一小，有祈雨之應。洪熙元年（1425年）因久旱派出官員禱於大青龍和小青龍之神，不過一日則天降大雨，因而便“封大青龍神為弘濟大青龍神，小青龍為靈顯小青龍神”，而且在這以後凡是京城內有水旱災象，明政府均要派官員祭此大小青龍二神。
金龍四大王，景泰七年（1456年）十二月，時任左副都禦史的徐有貞奏請在沙灣河決處，建造“金龍四大王祠”，帝從其請，“命有司春秋致祭”。
開封以東的黃陵岡原有“昭應河神之祠”，但因此處瀕臨黃河，屢次河決，神祠遭到破壞。正德十一年（1516年）九月，總理河道趙璜請求重造神祠，令有司致祭，得到朝廷的批準。
隆慶四年（1570年）八月，穆宗下詔在夏鎮、梁山各建一座河神祠，名為“洪濟昭靈”，由夏鎮閘、徐州洪主事負責每年春秋兩次致祭。
其他水神還有，萬曆時冊封金山黑龍潭龍王為“護國濟民神應龍王”，以及漕河沿岸的“張將軍”、“柳將軍”、“耿七公”、“呂梁洪神”等。
（四）社稷
社稷是明代崇奉的最重要的神祇之一。明初洪武年間（1368～1398年），就定下祭祀之製。當時“凡各處鄉村、人民，每裏一百戶內立壇一所，祀五土五穀之神，專為祈禱雨暘時若，五穀豐登。每歲一戶輪當會首，常川潔淨壇場，遇春秋二社，預期率辦祭物。至日約聚祭祀，其祭用一羊一豕，酒果、香燭隨用，祭畢就行會飲。會中先令一人讀抑強扶弱之誓，其詞曰：‘凡我同裏之人，各遵守禮法，毋恃力淩弱，違者先共製之，然後經官。或貧無可贍，周給其家，三年不立，不使與會，其婚姻喪葬有乏，隨力相助，如不從眾，及犯奸盜、詐偽，一切非為之人，並不許入會’”。由上可以看出，明代祭祀社稷的目的就是為祈求風調雨順，災害不加，五穀豐登。
（五）雷神
明代崇信的雷神，一為自然之雷；二為陳朝時雷州人陳文玉，死後神化，被當地百姓奉為雷神。明代的廣東雷州英榜山，有雷神廟，廟中之神，端冕而緋，左右還列侍天將，堂後又有雷神十二軀，以應十二方位，還供奉有雷公、電母、風伯、雨師諸神。此廟名為“雷震”，建於陳朝，五代十國時南漢將其列入祀典，宋時被封為王爵，明初改稱為“雷司”。每年二月，雷將大聲之時，當地知府就至雷神廟為雷司開印。八月，雷聲將閉藏之時，知府再至廟為雷司封印。六月二十四日，雷州人必供雷鼓，用來酬勞雷神。
（六）藥王神
明代國家的藥王廟在北京天壇之北，為武清侯李誠銘所立。廟內祭祀伏羲、神農、黃帝，並且將秦漢以後的名醫附祀。每月朔、望民間那些已經用藥或未用藥、藥已有效或無效之人，就在此廟焚香、燒紙，祈禱藥王保佑身體健康。此外太醫院內還設有三皇廟，為祭祀古代神醫之廟。三皇分別為伏羲、神農、黃帝，其他配祀的名醫有華佗、孫思邈等數十人，每年仲春、仲冬的上甲日遣大臣行禮，並定為製度。
（七）蝗神
明代國家崇奉的蝗神是“八蠟”和“劉猛將軍”。八蠟信仰曆史悠久，載於《周禮》、《禮記》等儒家典籍。八蠟之祀，一先嗇、二司嗇、三百穀、四農、五郵表畷、六貓虎、七坊、八水庸。八蠟之神，無所不主，其創設功能也比較齊全，到後來八蠟廟多成為祭祀蝗蟲或者驅蝗神的廟宇，民間尤其如此。劉猛將軍是載在祀典的驅蝗正神，是國家崇信的禳除自然災害神靈的重要代表。劉猛將軍的出現比較晚，關於劉猛的傳說有好幾個版本，總起來說，有劉錡說、劉銳說、劉宰說、劉承忠說等。
除此之外，各地還有自己地方特色的神祇，溫州府的橫山周公廟每值大水有顯應，唐代被封為“平水顯應公”，不久便“加王爵”，宋代加“通天護國仁濟之號，從祀效壇，賜廟號曰仁濟”，洪武初年，封其號為“橫山周公”。另外，福建媽祖信仰更是影響深遠。
有了這麽多的神祇，對神的祭祀是當時從上至皇帝下到黎民百姓最重要的社會活動之一。京城是帝國政府統治的根本之地，因而明統治者對京城境內的災害現象尤為重視，一旦雨雪愆期或是久雨等，皇帝便時時會親自領頭齋戒、祭告，並派出官員到京城內的寺觀、祠廟、神祇等地四處祈禱。如洪武二年（1369年）二月，“上以春久不雨，告祭於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城隍旗纛諸神”。正統三年（1438年）六月，“遣官祭大、小青龍之神，以久不雨故也”。另外，可能緣於增加應驗機會的心理，往往官員都是禱遍整個京城的神祇才肯罷休。景泰四年（1453年）五月，“以久不雨，命少傅兼太子太師禮部尚書胡濙等二十人遍禱於在京寺”觀。景泰五年（1454年）三月，“以久不雨，遣太保寧陽侯陳懋等遍禱在京寺觀及龍潭之神”。成化八年（1472年）“夏四月，京師久旱，運河水涸。癸酉，遣使禱於郊社、山川、淮瀆、東海之神”。
地方官員在地方上也經常身先示範，組織祈攘活動。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直隸大名府濬縣蝗蝻生發，“知縣王士廉齋戒，率僚屬耆民祠於八蠟祠”。永樂年間（1403～1424年），浙江處州府境內原本郡多虎及旱蝗，知府謝子襄親自禱於神，“大雨，二蝗盡死，虎亦遁去”。正統年間（1436～1449年），福建泉州府知府尹宏在任時“旱禱輒雨，歲因以豐”。
“禦災捍患”是神的職責。大致說來同人一樣，神類也各司其職，因而在不同類型的災害發生後，祈神、祭神活動裏神的主角也會有相應的轉換。在地方上出現嚴重的瘟疫時，政府便會派出官員作代表象征性地祭告當地的山神。永樂九年（1411年）陝西境內發生大的疫病，死亡者眾，當時朝廷“遣戶部侍郎王彰往祭西嶽華山及陝西山川等神”。正統十年（1445年），由於“浙江台、寧、紹三府，陝西西安府各奏瘟疫”，“遣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王英祭南鎮會稽山之神，通政使司右參議湯鼎祭西嶽華山之神，西鎮吳山之神”。在與水利有關的疏河道、修堤岸的情況下，祭告的對象則為水神，主要是河神和江神。如由於南京龍江關等處堤岸屢次被衝決，因此正統二年（1437年），“命襄城伯李隆禱於大江之神”。景泰三年（1452年），在疏濬東昌河灣河道時，“遣工部左侍郎趙榮祭河泊之神”。另外，地方上延續下來的一些神類如果對消除某種災害特別靈驗，在這種災害發生時便會成為祈禱的對象，如宣德十年（1435年）保定蝗災蔓延，當時左通政周銓“聞清苑縣有神祠一區，祠旁古碑載滅蝗靈驗甚悉，遂率知府周監等往禱之，三日蝗果滅”。
總之，明代時的崇神、祭神既是當時人們愚昧無知、科學知識貧乏的表現，也是麵對自然災害無奈的一種表現，是人們對風調雨順、五穀豐登美好願望的一種精神寄托。我們不應該以現今眼光來批判當時人們的這種活動，而應當給予充分理解。
（一）城隍神
明初製定府州縣城隍，用以旱來禱雨，雨而祈晴，從而首次將城隍神納入國家祀典。並且封“京都為承天鑒國司民升福明靈王，開封、臨濠、太平、和州、滁州皆封為王。其餘府為鑒察司民城隍威靈公，秩正二品。州為鑒察司民城隍靈佑侯，秩三品。縣為鑒察司民城隍顯佑伯，秩四品。袞章冕旒俱有差”。“凡聖誕節及五月十一日神誕，皆遣太常寺堂上官行禮。國有大災則告廟。在王國者王親祭之，在各府州縣者守令主之”。
（二）山神
明代列入國家祀典的山神，最主要的是“五嶽”、“五鎮”。五嶽之神為：“東嶽泰山之神，南嶽衡山之神，中嶽嵩山之神，西嶽華山之神，北嶽恒山之神”。這五嶽分別位於：山東泰安州、湖廣衡山縣、河南登封縣、陝西華陰縣、山西大同府渾源州。五鎮之神為：“東鎮沂山之神，南鎮會稽山之神，中鎮霍山之神，西鎮吳山之神，北鎮醫無閭山之神”。這五鎮分別位於：山東青州府臨朐縣、浙江會稽縣、山西霍州、陝西隴州北、遼東廣寧衛。
（三）水神
明代的水神相當之多，最初列入國家祀典的水神，最主要的是“四海”、“四瀆”。四海之神分別為：“東海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海之神”。分別位於：山東萊州府、廣東南海縣、山西蒲州、河南懷慶府濟源縣。四瀆之神分別為：“東瀆大淮之神，南瀆大江之神，西瀆大河之神，北瀆大濟之神”。分別位於：河南南陽府泌陽縣、四川成都府、山西蒲州、河南懷慶府濟源縣。
除此之外，明代政府還公布了其他一些比較重要的水神。
如大小青龍神，相傳為二童子所化，一大一小，有祈雨之應。洪熙元年（1425年）因久旱派出官員禱於大青龍和小青龍之神，不過一日則天降大雨，因而便“封大青龍神為弘濟大青龍神，小青龍為靈顯小青龍神”，而且在這以後凡是京城內有水旱災象，明政府均要派官員祭此大小青龍二神。
金龍四大王，景泰七年（1456年）十二月，時任左副都禦史的徐有貞奏請在沙灣河決處，建造“金龍四大王祠”，帝從其請，“命有司春秋致祭”。
開封以東的黃陵岡原有“昭應河神之祠”，但因此處瀕臨黃河，屢次河決，神祠遭到破壞。正德十一年（1516年）九月，總理河道趙璜請求重造神祠，令有司致祭，得到朝廷的批準。
隆慶四年（1570年）八月，穆宗下詔在夏鎮、梁山各建一座河神祠，名為“洪濟昭靈”，由夏鎮閘、徐州洪主事負責每年春秋兩次致祭。
其他水神還有，萬曆時冊封金山黑龍潭龍王為“護國濟民神應龍王”，以及漕河沿岸的“張將軍”、“柳將軍”、“耿七公”、“呂梁洪神”等。
（四）社稷
社稷是明代崇奉的最重要的神祇之一。明初洪武年間（1368～1398年），就定下祭祀之製。當時“凡各處鄉村、人民，每裏一百戶內立壇一所，祀五土五穀之神，專為祈禱雨暘時若，五穀豐登。每歲一戶輪當會首，常川潔淨壇場，遇春秋二社，預期率辦祭物。至日約聚祭祀，其祭用一羊一豕，酒果、香燭隨用，祭畢就行會飲。會中先令一人讀抑強扶弱之誓，其詞曰：‘凡我同裏之人，各遵守禮法，毋恃力淩弱，違者先共製之，然後經官。或貧無可贍，周給其家，三年不立，不使與會，其婚姻喪葬有乏，隨力相助，如不從眾，及犯奸盜、詐偽，一切非為之人，並不許入會’”。由上可以看出，明代祭祀社稷的目的就是為祈求風調雨順，災害不加，五穀豐登。
（五）雷神
明代崇信的雷神，一為自然之雷；二為陳朝時雷州人陳文玉，死後神化，被當地百姓奉為雷神。明代的廣東雷州英榜山，有雷神廟，廟中之神，端冕而緋，左右還列侍天將，堂後又有雷神十二軀，以應十二方位，還供奉有雷公、電母、風伯、雨師諸神。此廟名為“雷震”，建於陳朝，五代十國時南漢將其列入祀典，宋時被封為王爵，明初改稱為“雷司”。每年二月，雷將大聲之時，當地知府就至雷神廟為雷司開印。八月，雷聲將閉藏之時，知府再至廟為雷司封印。六月二十四日，雷州人必供雷鼓，用來酬勞雷神。
（六）藥王神
明代國家的藥王廟在北京天壇之北，為武清侯李誠銘所立。廟內祭祀伏羲、神農、黃帝，並且將秦漢以後的名醫附祀。每月朔、望民間那些已經用藥或未用藥、藥已有效或無效之人，就在此廟焚香、燒紙，祈禱藥王保佑身體健康。此外太醫院內還設有三皇廟，為祭祀古代神醫之廟。三皇分別為伏羲、神農、黃帝，其他配祀的名醫有華佗、孫思邈等數十人，每年仲春、仲冬的上甲日遣大臣行禮，並定為製度。
（七）蝗神
明代國家崇奉的蝗神是“八蠟”和“劉猛將軍”。八蠟信仰曆史悠久，載於《周禮》、《禮記》等儒家典籍。八蠟之祀，一先嗇、二司嗇、三百穀、四農、五郵表畷、六貓虎、七坊、八水庸。八蠟之神，無所不主，其創設功能也比較齊全，到後來八蠟廟多成為祭祀蝗蟲或者驅蝗神的廟宇，民間尤其如此。劉猛將軍是載在祀典的驅蝗正神，是國家崇信的禳除自然災害神靈的重要代表。劉猛將軍的出現比較晚，關於劉猛的傳說有好幾個版本，總起來說，有劉錡說、劉銳說、劉宰說、劉承忠說等。
除此之外，各地還有自己地方特色的神祇，溫州府的橫山周公廟每值大水有顯應，唐代被封為“平水顯應公”，不久便“加王爵”，宋代加“通天護國仁濟之號，從祀效壇，賜廟號曰仁濟”，洪武初年，封其號為“橫山周公”。另外，福建媽祖信仰更是影響深遠。
有了這麽多的神祇，對神的祭祀是當時從上至皇帝下到黎民百姓最重要的社會活動之一。京城是帝國政府統治的根本之地，因而明統治者對京城境內的災害現象尤為重視，一旦雨雪愆期或是久雨等，皇帝便時時會親自領頭齋戒、祭告，並派出官員到京城內的寺觀、祠廟、神祇等地四處祈禱。如洪武二年（1369年）二月，“上以春久不雨，告祭於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城隍旗纛諸神”。正統三年（1438年）六月，“遣官祭大、小青龍之神，以久不雨故也”。另外，可能緣於增加應驗機會的心理，往往官員都是禱遍整個京城的神祇才肯罷休。景泰四年（1453年）五月，“以久不雨，命少傅兼太子太師禮部尚書胡濙等二十人遍禱於在京寺”觀。景泰五年（1454年）三月，“以久不雨，遣太保寧陽侯陳懋等遍禱在京寺觀及龍潭之神”。成化八年（1472年）“夏四月，京師久旱，運河水涸。癸酉，遣使禱於郊社、山川、淮瀆、東海之神”。
地方官員在地方上也經常身先示範，組織祈攘活動。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直隸大名府濬縣蝗蝻生發，“知縣王士廉齋戒，率僚屬耆民祠於八蠟祠”。永樂年間（1403～1424年），浙江處州府境內原本郡多虎及旱蝗，知府謝子襄親自禱於神，“大雨，二蝗盡死，虎亦遁去”。正統年間（1436～1449年），福建泉州府知府尹宏在任時“旱禱輒雨，歲因以豐”。
“禦災捍患”是神的職責。大致說來同人一樣，神類也各司其職，因而在不同類型的災害發生後，祈神、祭神活動裏神的主角也會有相應的轉換。在地方上出現嚴重的瘟疫時，政府便會派出官員作代表象征性地祭告當地的山神。永樂九年（1411年）陝西境內發生大的疫病，死亡者眾，當時朝廷“遣戶部侍郎王彰往祭西嶽華山及陝西山川等神”。正統十年（1445年），由於“浙江台、寧、紹三府，陝西西安府各奏瘟疫”，“遣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王英祭南鎮會稽山之神，通政使司右參議湯鼎祭西嶽華山之神，西鎮吳山之神”。在與水利有關的疏河道、修堤岸的情況下，祭告的對象則為水神，主要是河神和江神。如由於南京龍江關等處堤岸屢次被衝決，因此正統二年（1437年），“命襄城伯李隆禱於大江之神”。景泰三年（1452年），在疏濬東昌河灣河道時，“遣工部左侍郎趙榮祭河泊之神”。另外，地方上延續下來的一些神類如果對消除某種災害特別靈驗，在這種災害發生時便會成為祈禱的對象，如宣德十年（1435年）保定蝗災蔓延，當時左通政周銓“聞清苑縣有神祠一區，祠旁古碑載滅蝗靈驗甚悉，遂率知府周監等往禱之，三日蝗果滅”。
總之，明代時的崇神、祭神既是當時人們愚昧無知、科學知識貧乏的表現，也是麵對自然災害無奈的一種表現，是人們對風調雨順、五穀豐登美好願望的一種精神寄托。我們不應該以現今眼光來批判當時人們的這種活動，而應當給予充分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