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不知的曆史常識全集

“名教罪人”錢名世之謎

　　明清兩代統治者的共同嗜好是大興文字獄，尤其清初的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都是製造文字獄的高手。三人特點各不相同，雍正皇帝處理文字獄的手法往往出人意表，其中處理得最別致的是“名教罪人”和“大義覺迷錄”兩案。

　　名教罪人指的是清初著名文人錢名世，他是江蘇武進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殿試一甲第三名的“探花”郎，授官翰林院編修，曾協助萬斯同修撰《明史》，升任侍讀學士，因為急於升官，吹捧雍正初年最有權勢的大臣年羹堯而遭厄運。

　　年羹堯的妹妹是雍正帝的貴妃，位屬皇親，升任撫遠大將軍，雍正二年（1703），因平定青海、西藏部落叛亂有功，加封一等公爵。朝臣中頗有一些人溜須拍馬，以附驥尾，錢名世就是其中的一個。錢名世十多年一直擔任翰林院侍讀的閑散官職，升遷不快，頗感失意。他與年羹堯是鄉試同年，原本就有交情，想趁年羹堯炙手可熱時重敘舊誼。錢名世一共為年羹堯寫了八首頌詩，其中最有名的一首是年羹堯平藏歸來後寫的吹捧詩：“鼎鍾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勒第二碑。”詩後自注：“公（年羹堯）調兵取藏，宜勒一碑，附於先帝（康熙）平藏碑之後。”把年羹堯平藏功績與康熙帝相提並論，完全沒有意識到雍正帝已經無法容忍氣焰熏天的年羹堯。雍正三年（1725），年羹堯被賜自盡。雍正帝原本不知錢名世奉承拍馬的細節，沒想到第二年一幫多事的大臣參了一本，說錢名世“作詩投贈年羹堯，稱功頌德，備極諂媚。且以平藏之功歸美年羹堯，謂當立碑於聖祖仁皇帝平藏碑之後。其屬悖逆，應革職，交與刑部從重處治。”

　　雍正帝想出了一個別出心裁的懲罰辦法，他下旨：“錢名世頌揚奸惡，措詞悖謬，自取罪戾。但其所犯尚不至死。伊既以文詞諂媚奸惡，為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詞為國法，示人臣之炯戒。著將錢名世革去職銜，發回原籍。朕書‘名教罪人’四字，令該地方官製匾額，張掛錢名世所居之宅。”於是雍正禦筆親書“名教罪人”四個大字，製成匾額掛到錢名世老家門楣上，以羞辱錢名世，誅其心剝其麵，使他終身痛苦。

　　光是用羞辱法，對一般文人的衝擊也許不夠深，雍正帝在諭旨的最後，命令在京所有科舉出身的大小官員，一共三百八十五人，每人寫一首批判詩，由皇帝親任評審官，對每首詩細加評判，以優劣定賞罰。大小官員們搜索枯腸，仍不得要領。這些詩異口同聲，稱頌聖上英明仁慈，批判錢名世奸佞、不識羞恥。寫好批判詩並不容易，即使是桐城派一代文學宗師方苞和著名學者、大學士張廷玉的詩，也同樣不堪卒讀。以張廷玉詩為例：

　　虛聲盜竊誌卑汙，又向私門事諂媚。

　　但識媚人工頌禱，不知行己蕩廉隅。

　　士林恥與衣冠共，宸翰嚴於斧鉞誅。

　　更許作詩昭諷刺，鑒現從此化頑愚。

　　更無聊的如吏部尚書蔡珽所作：

　　工諂媚能竭其力，事奸逆能致其身。

　　詩文中之下品名士，科甲內之上等罪人。

　　如同打油小調，已不成詩。因為批判詩作得好受褒賞的有詹事陳萬策等人，另一些不合聖意的詩歌作者則倒了大黴，侍讀吳孝登被革職發往寧古塔為奴，侍讀學士陳邦彥、陳邦直，翰林項維聰被革職遣送回籍，另有六名官員發回重寫。

　　多數官員意識到這隻不過是一時政治鬥爭需要的應景之作，因此自選文集時沒有收入這首禦命奉製詩，方苞就是一例，他的《望溪文集》未收此詩。後世的曆史學家也不重視此案，作為正史結尾之作的《清史稿》，為錢名世作傳時竟對此案一字不提，錢名世的老家修地方誌，如《常州府誌》、《武進縣誌》的錢名世傳，同樣刪去了這段曆史，可見雍正帝的誅心手法並未起到什麽效果。

　　雍正帝將自己關於錢名世案件的諭旨，連同欽定批判詩編成一冊，交給錢名世本人，由罪犯出資刊刻，頒發給所有的學校作為大批判教材，可見發行量一定大得驚人。後人將此書命名為《名教罪人》，留存至今，成為回溯中國文化史的重要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