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不知的曆史常識全集

順治年間科場案之謎

　　清代恢複科舉取士製度，明末科場通關節、受賄、抄襲、借代等種種舞弊風氣也隨之而來。順治十年（1653）四月，順治帝就此事發表意見：“提學官未出都門，在京各官開單囑托。既到地方，提學官又訪探鄉紳子弟親戚，曲意逢迎。甚至賄賂公行，照等定價。督學之門，竟同商賈。”下決心痛改積弊。

　　順治十四年（1657）是鄉試之年，順治帝特選方猶、錢開宗為江南鄉試的正副主考官。江南地區經濟、文化發達，一向為人文淵藪，也是明代文人結社、反抗清朝最厲害的地區。明末除士子向考官通關節外，考官也注意網羅名士，擴大政治勢力。順治帝當麵警告兩位考官不得徇私舞弊，否則將嚴懲不貸。雖然順治帝的講話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積習難返，一些考官依然將取士視為發財的捷徑，不久相繼發生了著名的順天與江南科場案。

　　順天鄉試的正、副兩位主考官是曹本榮、宋之繩，另有十四位同考官，李振鄴、張我樸列名其中，他們承明末舊習，接受請托，延攬門生。李振鄴共接受請托者二十五人，因有將近六千份的試卷，便用藍筆書寫名單，交給書童靈秀代為查尋，從受托的二十五人中錄取了五名。這張名單落到靈秀的同伴、李振鄴的宿敵馮元手中，馮元精心保存這份單據，作為要挾李振鄴的憑證。張我樸同樣如此，他因為與考生蔣文卓有舊怨，誤以為同考官郭濬推薦的蔣廷彥的卷子是蔣文卓的卷子，威脅錄取此卷會引起公眾議論。

　　成績公布後，輿論嘩然，張我樸等人並不收斂，公開揚言；“某某，我之力也；某某本不通，我以情，故得副車也；某某，我極力欲中，無如某老中隔何也。”郭濬向蔣文卓表示自己無能為力，說：“兄卷已中，張故不許。即張漢卷已中，李故撿而毀去也。”蔣文卓憤然不平，將科場舞弊的情況寫成匿名揭帖，四處張貼散發，有人還將揭帖刻印出來，投遞到科道衙門，科場舞弊之事一時成為人們談論的焦點。

　　十月，刑科給事中任克溥上疏揭發順天科場大案，順治帝立即下令捉拿有關人員到吏部、都察院會審，與順天鄉試有關聯的監察禦史等人同時被捕入獄。馮元交出行賄者的名單，所有的人全部下獄追問。會審結果，李振鄴、張我樸贓證有據，吏科給事中陸貽吉、博士蔡元禧、進士項紹芳行賄，取田耜、鄔作霖為舉人。李振鄴、張我撲、蔡元禧、陸貽吉、項紹芳、田耜、鄔作霖七人斬立決，抄沒家產，父母、兄弟、妻子共一百多人全部流放尚陽堡。

　　十二月，順治帝下令，順天鄉試中舉之人全部回京，由順治帝親自主持複試。順治十五年（1658）正月十五日，複試在太和門舉行。欽定考題，指派大臣閱卷。兩天後發榜，其中一百八十二人順利通過考試，八人因為文理不通被革去功名。

　　四月，刑部等衙門上報審判結果：王樹德等八人擬斬立決，家產籍沒，父母、兄弟流徙尚陽堡。孫珀齡等十一人斬立決，籍沒家產，孫蘭茁等五人應立絞，其餘諸人也分別定罪。四月二十二日，刑部接到諭旨，將一幹人犯押解到皇宮，由皇帝親自審問，除張天植之外，所有的人犯供認不諱。每位囚犯在長安街被責四十杖，仍舊押回刑部大獄。二十五日，皇帝下旨：王樹德等交通李振鄴等賄買關節，紊亂科場，大幹法紀，本當依擬正法，但多犯一時處死，於心不忍，俱從寬免死，各責四十板，流徙尚陽堡，餘依議。董篤行等仍複原官，曹本榮等亦著免議。大學士管吏部尚書王永吉，因其侄王樹德私通科場關節，自請處分，得旨：降五級調用。順治帝從寬處理，一場大案就此消泯。

　　順天鄉試案剛處理完畢，江南鄉試案又被揭發。發榜後，舉子們感到不平，利用各種宣傳手段傳播科場舞弊情形，有人用試題中的“貧而無諂”，作《黃鶯兒》詞一首：“命意在題中，輕貧士，重富翁。‘《詩》雲’‘子曰’全無用。切磋欠工，往來要通，其斯之謂方能中。告諸公，方人子貢，原是貨殖家風。”江寧書肆刻印《萬金記》傳奇，以萬、金影射方猶、錢開宗兩位主考官，劇中極力描繪科場中行賄通賄的情況。戲劇家尤侗應試不第，寫成《鈞天樂》一劇，將考場舞弊描繪得栩栩如生。如舉子們所願，這些宣傳引起了朝廷的注意。

　　順治十四年（1657）十一月，工科給事中陰應節參劾江南主考弊竇多端，如新中舉人方章鉞，為少詹事方拱乾第五子，懸成、亨鹹、膏茂之弟，與主考官素有交情，所以滋弊生事，無所不為。順治帝因曾經麵諭江南鄉試主考，不料仍有不法之事，盛怒之下，下令將主考官、同考官全部革職，押解來京，命兩江總督郎佐深入調查此事，將所有涉案人員押到北京。順治十五年（1658）二月，禦史上官鉉上奏，江南同考官、舒城縣知縣龔勳出闈，被諸生所辱，事涉可疑，舉人程度淵也明顯有情弊，應詳加勘問。

　　因為臨近會試，決定江南新科舉人暫停參加此次會試。順治帝采用上官鉉的建議，親自複試江南新中舉人，三月十三日複試，試題為《四書》義兩篇，詩、賦各一篇，一名舉人身邊夾立兩名持刀軍士，一些士子噤若寒蟬，無法應答。如江南著名才子吳兆蹇，緊張得不能握筆，雖然事後澄清了事實，但仍被責打四十板，家產籍沒入官，父母、妻子、兄弟流放寧古塔，多年後因徐乾學、納蘭性德等人的救援，年老重返關內，演出一段文壇佳話。複試結果，吳鳴珂因三次均列上等，特準直接參加殿試，七十四人仍為舉人，二十四人繼續保有舉人身份，罰停會試兩科。十四人因文理不通，革去舉人功名。

　　由於順天鄉試官員得到寬大處理，刑部以為皇帝對江南鄉試官員也會一體寬大，因此遷延不辦。十一月十九日，刑部突然接到諭旨，皇帝對刑部大為不滿：“江南鄉試作弊一案，奉旨嚴審，已經一年，爾等至今並未取有招供，擬罪具奏，明係故為耽延，希令遇有機緣以圖展脫，其中豈無情弊？爾等作速明白回奏。”刑部重審此案，擬定正主考問斬，副主考絞刑，同考官遣戍尚陽堡，舉人方章鉞等人革去功名。順治再次批示：“方猶、錢開宗差出典試，經朕麵諭，務令簡撥真才，嚴絕弊竇，輒敢違朕麵諭，納賄作弊，大為可惡，如此悖旨之人，若不重加懲治，何以警戒將來？”刑部尚書圖海、白允謙，侍郎吳喇禪、杜立德等因“讞獄疏忽”，分別受到革去少保、太子太保等加銜的處罰，無加銜者，降一級留用。江南科場案刑部官員判決偏輕，經皇帝嚴究，兩位主考官斬決，同考官十八人除已死之盧鑄鼎之外，全部被處以絞刑，妻子財產籍沒入官。

　　順天、江南鄉試案幾乎同時發生，一寬一嚴，寬嚴之間代表了順治帝對待兩地文人的不同尺度。清初對江南文人的打擊接踵而來，科場案、哭廟案、莊氏史案等等，明顯表現出清初統治者對江南文人的懷疑和不滿。

　　不久，河南主考黃沁、丁澎，山東省同考官袁英、張錫懌等人先後遭到彈劾，他們或被籍沒家產，或流放東北等地，或降級調用。

　　經過順治帝的大力整治，清代科場風習為之一變。康熙帝繼之在後，經過對康熙三十八年（1699）順天鄉試科場案的打擊，直到鹹豐年間，清代沒有發生大的科舉舞弊事件，掃清了選拔人才道路上的最大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