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炮別名火銃,美稱“將軍”,如大將軍、神威將軍等。南宋末年,我國有原始的竹製火炮霹靂炮,明代茅元儀在《武備誌》中稱為“無敵竹將軍”,人們在竹筒內填上火藥彈丸,裝上引火線,在宋朝對抗金朝的戰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竹木火炮因造價低廉、製作方便、便於攜帶等優點一直沿用到明清兩代。
元代出現金屬火炮,威力大、射程遠,原料以銅為主,明初開始製作鐵火炮,現藏山西省博物館的三門大炮,鑄有“大明洪武十年丁巳季月吉日平陽衛造”的銘文,可見最遲在洪武年間火炮便已有規模製造。火炮的形製有所改進,炮口由敞口的喇叭狀改為直筒形,增強射程和威力,明代仍是敞口、直筒兩種形狀,竹、木、銅、鐵多種材質的火炮在戰爭中並用。
明代火器生產中央由工部、內務府主管,下轄軍器局、兵仗局,有專門的兵工廠。由於由中央統一製造限製產量,正統十四年(1449)後各省可自行製造,產量迅速上升。明代火炮品種極多,有碗口筒鐵炮、直筒形鐵炮、大將軍炮、二將軍炮、奪門將軍炮等等,其中從國外傳入著名品種有佛郎機炮、紅夷炮。
佛郎機炮從葡萄牙傳入中國,因葡萄牙當時稱佛郎機而得名,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火炮。明正德十二年(1517),葡萄牙為與中國通商,向中國政府進呈火炮一門和火藥配方,形製如下:原料為鐵,“長五六尺,巨腹長頸、腹有長孔,以小銃五個輪流貯藥,安入腹中放之”,但這門炮隻適用於海戰。正德末年,廣東東莞的巡檢官何儒意外得到佛郎機炮的製作方法,他從停泊在廣東的葡萄牙商船上,長期與葡方交往的中國人那兒得到秘密,何儒因此得以順利升到縣丞一職。正德十六年(1521),海道副使汪鋐在廣東屯門與葡萄牙人的戰爭中獲得勝利,繳獲二十多門佛郎機炮。
佛郎機炮速度快,裝有照門和準星,由於性能優良,“凶狠無狀”,在沿海作戰中屢有奇效。在已經升任大學士的汪鋐的推動下,明政府從嘉靖二年(1523)開始大量仿製,分發給邊關部隊,嘉靖十五年(1536),明政府分發給陝西三邊的銅佛郎機炮就有兩千五百門。1978年從遼寧省出土一批嘉靖年間的佛郎機銅炮,均有編號,最高編號為6443,可見當時產量之大。正德十四年(1519),王陽明受命平定寧王朱宸濠的叛亂,退休在家的兵部尚書林俊將佛郎機炮身與火藥配方從福建送到千裏之外的江西助一臂之力,說明官員對佛郎機炮的信任。不僅如此,明人還對佛郎機炮加以改造,製成功率不同、適應性不同的多種火炮,並將所有的國產大炮全部裝上準星照門,使攻擊命中率大大提高。因為明代主要與北方遊牧民族作戰,多用戰車戰術,每輛戰車上裝備佛郎機三門、鳥銃二架、地連珠二架、湧珠炮二位、快槍一杆。
紅衣炮從荷蘭傳入我國與佛郎機幾乎同時,因為荷蘭人在中國被稱為紅衣,所以有此稱呼,清政府避諱夷字,改稱為紅衣大炮,有的史書則稱為西洋大炮,是當時歐洲威力最強的新式武器。
紅衣炮最初由 16 世紀的西方傳教士傳入中國,萬曆中期,著名的傳教士利瑪竇向光祿寺少卿李之藻介紹過紅衣大炮,大學士徐光啟也曾學過紅衣大炮的具體製作方法。16世紀末,荷蘭戰艦不斷騷擾中國沿海各地,所使用的大炮威力巨大使中國人震驚不已。天啟元年(1621),荷蘭人攻打澳門失利,中國軍隊繳獲一批紅衣大炮,中國人視之為神器,特地派官員祭祀大炮。
天啟二年(1622)開始仿製,原料分銅、鐵兩類,重量從一千五百斤到五千斤不等,長度從六尺六寸到一丈五寸不等,炮身內裝鐵彈五斤到十斤,火藥二斤六兩到七斤八兩,架設在三輪炮車上操作。
紅衣大炮在遼東戰場體現出價值,明軍在與努爾哈赤的後金作戰中屢戰屢敗,萬曆四十七年(1619)薩爾滸之戰,明軍大敗,舉朝震驚。為扭轉戰場上的不利局勢,明政府急忙召回精通西學的徐光啟,徐光啟提議購買大炮,建築炮台,並自費向澳門商人購買四門紅衣大炮,譽為“奸夷滅虜的第一種器”,天啟元年(1621)十二月運抵北京。明熹宗又從澳門聘請一批葡萄牙炮師訓練中國炮手,天啟三年(1628)四月抵達北京。訓練過程中,由於發生意外的膛炸事故,一名葡萄牙訓練師與幾名中國人因此而喪命,訓練停止。
紅衣炮首先被運到遼東前線,參加明與後金之間有名的寧遠之戰。天啟六年(1626),後金兵圍攻明朝在關外的最後要塞寧遠城,明朝著名將領袁崇煥據城力守,駐紮在皮島的明將毛文龍攜紅衣大炮趕來增援,猛轟後金馬隊,明朝士卒不滿兩萬,卻打敗了努爾哈赤的後金精兵五六萬人。次年,後金兵再次進攻,積屍滿城下,努爾哈赤長子、次子都亡於戰陣,努爾哈赤本人也身受重傷,不久身故,明熹宗下詔封西洋大炮為“安國全軍平遼靖虜大將軍”,再次派遣官員祭炮。嚐到了甜頭的明政府於崇禎二年(1629)派人從澳門葡萄牙人處購買十門大炮,數支步槍,次年抵達北京,崇禎極為滿意,下令在都城要害之處布設大炮,選優秀將士學習西洋點放法,賜炮名為“神威大將軍”。
但是,由於戰爭規模擴大、次數增多,光是購買已不能滿足需要,明政府下令仿製,如天啟六年(162)明熹宗下旨,李之藻、孫元化都主持過此事,但因為官員內部的爭鬥沒能成功。崇禎年間,由於在東北與清軍、在中原與農民軍的戰爭更趨緊張,仿製西洋大炮再次受到重視,崇禎二年(1629)徐光啟主動請纓主持此事,崇禎三年(1630)在湯若望等傳教士的幫助下,共仿製四百餘門。崇禎末年,皇帝請傳教士湯若望製造西洋火炮,湯在皇城中設置炮廠,製成大炮四十門,小炮五百門。總結火炮製作的理論書籍應運而生,孫元化撰寫《西法神機》一書,湯若望寫成《火攻挈要》一書。
通過寧遠之戰,後金認識到火炮的重要性,從皇太極開始,後金開始鑄造自己的火炮,戰爭的勝利使他們繳獲了一些火炮和技藝熟練的工人,天聰五年(1631)獲得成功,崇德年間綿州已開設專門炮廠。明清易代以後,清軍攻南略西,都倚賴火炮開道,已成為“軍中最緊要之器”。順治元年(1644),李自成的部隊退守潼關天險,被紅衣大炮打穿,南方的江陰、金華、廣州各城市,都被紅衣大炮轟開城門,百姓遭滅頂之災。
紅衣大炮如此神勇,受到清政府的高度重視。順治年間,八旗的每一旗有造炮廠和火藥廠,屬中央工部直接管理,地方有火炮生產廠,由各省督、撫奏請,經兵部批準方能製造,配備駐紮各地的綠營兵。為表示對紅衣炮的尊敬,清政府與明政府一樣派官員祭紅衣炮之神。新式火炮的研製獲得成功,康熙時著名的火炮製造專家戴梓,研製出強大的子母炮,因此他被康熙帝封為“威遠將軍”,傳教士南懷仁也被康熙帝要求幫助製造火炮。康熙十四年(1675)開始,火炮開始大量生產,在大小金川、平定噶爾丹等邊疆戰役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舊式火炮在嘉慶以後,逐漸走向末路。首先是火炮製作不精、工藝落後,其次是人浮於事,偷工減料。與此同時,西方的製炮技術突飛猛進,新式後膛火炮、擊針式連珠炮和新式火藥廣泛應用於實戰,自鴉片戰爭開始,中國屢敗於西方列強,清政府認識到武器的差距,從鹹豐皇帝開始,便下令購買西方的新式火炮配備軍隊。同治、光緒年間,一大批官僚推行“洋務運動”,主張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設廠造炮。鹹豐十一年(1861),曾國藩設立安慶軍械所,同治四年(1865)清政府撥款,曾國藩、李鴻章主持在上海建立江南製造總局等,開始大規模製造新式火器,以後不斷有專業的兵工廠投入建設。十九世紀中期以後,中國舊式火炮逐漸被西方新式大炮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