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不知的曆史常識全集

利瑪竇之謎

　　近代以前，中國的學術文化與外部文化有兩次大規模的接觸，一是魏晉時期佛教傳入，在中國紮根，最終佛教被改造成本土信仰之一。受印度佛學的影響，邏輯學、音韻學等專門學問在中國興起。明清之初，進入中國曆史上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個高峰期，大批耶穌會士來到中國傳播“天學”，對世界文化交流起了積極作用。利瑪竇就是這些傳教士中最著名的一個。

　　利瑪竇於嘉靖三十一年（1552）出生於意大利的馬塞拉塔城，從少年時代開始就進入本城的耶穌會學校學習。16歲到羅馬學習法律，同時在耶穌會主辦的學校繼續學習哲學和神學，師從著名數學家學習天算。十五、十六世紀正值新航路開辟、地理大發現的世紀，各基督教團體也急欲使亞洲等地區成為新興的“福音”之地，因此組團招募人員到遠東傳教，利瑪竇自願加入傳教團體，萬曆五年（1577），他報名參加耶穌會往印度傳教的教團。在葡萄牙候船期間，他進入耶穌會士訓練東方傳教團的中心高因利盤大學短暫學習。至此，他已擁有了豐富的神學、哲學、曆史、自然科學知識。

　　萬曆六年（1578）三月末，利瑪竇從裏斯本出發，同年九月中旬到達印度的果阿，在果阿居住四年後，耶穌會負責東方教務的視察員派他到中國傳教。萬曆十年（1582）四月，利瑪竇從果阿出發，四個月後到達葡萄牙在中國的根據地澳門。在利瑪竇之前，耶穌會傳教士為了進入中國已經進行了長期艱苦的努力。

　　第一個到達廣東沿海試圖進入中國境內的西方傳教士是方濟各·沙勿略，他於嘉靖二十八年（1549）抵達日本鹿兒島，意識到中國文化在東亞的統治地位，中國才是傳播基督教義的大有作為之地，為了踏上中國內地，他做了種種努力，但終其一生，足跡僅到達距廣州不遠的上川島，沒能跨上大陸本土。直到萬曆八年（1580），傳教士才稍稍打開僵局。羅明堅隨同葡萄牙商人進入廣州，萬曆十一年（1583），羅明堅、利瑪竇一起來到廣東肇慶，著手建立在中國內地的首個根據地。盡管得到了知府的支持，但當地士紳百姓的抵觸情緒非常大。他們采取了緩和矛盾的辦法，盡可能研習中國文化，將基督教義融合進中國的古代經籍之中，從《中庸》、《詩經》、《周易》、《尚書》等書中摘取有關“帝”的條目，等同於西方基督教義中的天主。利瑪竇為吸引中國人目光，公開展覽西方先進的機械製造產品和科技成果，如鍾表、三棱鏡、聖母像、地圖等。為了適合中國人“中國是中央帝國”的觀念，利瑪竇還改變了世界地圖在西方的原始麵貌，使中國剛好位於地圖中央。這些引起了中國人的濃厚興趣，利瑪竇的住宅門庭若市。這使他繼續利用在國內的所學知識，致力於製造天球儀、地球儀，在不知不覺間成為西方先進自然科學知識的傳播者。他也學會了與中國士紳相處的技巧，他頌揚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糅合中西方兩種哲學觀念，並用西方的鍾表、地圖等先進科技產品作為“敲門磚”敲開了貴族、官員的大門。他們在肇慶建立了中國內地的第一座教堂，取得了極大的成功。

　　但是，阻撓西方傳教士的勢力非常強大，中西方兩種文化對抗激烈，羅明堅在紹興、桂林均遭到當地官紳的反對铩羽而歸，同時肇慶當地官員因害怕惹禍上身放棄了對傳教士的支持，肇慶、廣州爆發了針對傳教士的抗議活動。利瑪竇在這兩個地方無法立足，挑選了一個繁榮的小城市韶州，在粵北建立了又一個傳教中心。利瑪竇的辦法是徹底的中國化，他穿儒服，興建中國式的教堂。韶州的反傳教士事件依舊層出不窮，利瑪竇決定到別處爭取支持，他跟奉召赴京的兵部侍郎石星一路北行到達南京。

　　但一個外國人除非進貢，否則在北京和南京兩個都城無法立足，果然，兵部侍郎徐大任立即命令利瑪竇離開南京。

　　利瑪竇沿江返回南昌，出人意料的是，他在南昌取得了極大的成功，他與分封在南昌的皇族後裔建安王和樂安王建立了友好的關係，王室成員、各級官員都對地球儀、玻璃器皿、西式裝訂的書籍等禮物極感興趣，利瑪竇便在自己的住宅再一次舉行“科普”展覽，表演先進的記憶方法，出版《交友論》，選擇適合中國人倫理觀的西方偉人語錄加以刊行。他放棄建造教堂、公開傳教的方法，進一步用中國自古就有的“上帝”偷換“天主”概念。

　　利瑪竇深入到中國的知識分子中間探討各種哲學問題，但他的傳教效果不大。這使他相信，隻有獲得皇帝的許可，傳播福音的事業才能真正展開，否則會在一夜之間遭到禁毀的厄運而前功盡棄。利瑪竇的想法得到本部有關負責人的支持，他們在澳門搜集各種精巧的禮物帶到南昌。萬曆二十六年，利瑪竇隨同前任南京禮部尚書到達北京，但沒有絲毫進展，不得不絕望地返回南京，繼續在官員王忠銘的庇護下生活。他深入中國人的文化之中，旁觀儒生的祭孔活動，與達官貴人關係良好，一如在南昌的生活。唯一的改變是他在官員、文人集會時公開宣揚基督教義和西方的風俗習慣，分發彩繪聖像，每每引起激烈的辯論。他同時動手編輯又一本格言集《二十五言》，刻印後廣為發行。一部分較易接受新生事物者對新的哲學神學極有興趣，基督教的影響進一步擴大。萬曆二十八年（1600），利瑪竇帶領部分隨行人員再次向北京進發，他們在臨清遇到稅監馬堂的阻撓，等了足足三個月後，終於通過支持他們的官員的努力，獲得萬曆皇帝本人的允許，直接到皇宮晉見皇帝本人。

　　萬曆皇帝對利瑪竇的禮物興趣十足，他特別在皇宮內為自鳴鍾蓋一座鍾樓，並詳細詢問西方的風俗人情。但是，他們突然遭到逮捕，因為外國人晉見本屬禮部官員的職掌範圍，而利瑪竇一行繞過禮部走了捷徑。在支持傳教士官員的幫助下，利瑪竇直接給皇帝上了一個奏折，他們被允許在北京長期居住，明政府還每隔四個月給他們發一次津貼。

　　利瑪竇開始了廣泛的傳教活動，他們的足跡上至達官貴人的府邸，下至窮鄉僻壤，大量發行教義的宣傳物。萬曆三十五年（1607），在北京的教徒已有四百多人，徐光啟、李之藻等著名人物也受洗禮入教。各地的抗議活動依然此起彼伏，兩種文化的衝突仍在繼續。

　　萬曆三十八年（1610）三月，利瑪竇因病在北京去世，萬曆皇帝在北京撥出一塊墓地，利瑪竇今天依舊長眠於北京阜成門外。利瑪竇之死並沒有停止傳教士們傳教的步伐，天文、曆法、地理、醫學、水利各種西方學術著作被翻譯到中國，利瑪竇本人與徐光啟合譯《幾何原本》、《測量法義》，與李之藻合譯《渾蓋通憲圖說》、《同文算指》等書，帶給中國人新的思維方式。

　　中國的文化也借由傳教士之筆傳到歐洲，影響所及使得法國啟蒙思想家、百科全書派的文化大師認為中國是理想的樂園，直到清初乾隆實行嚴格的鎖國政策，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不斷，為世界文化史添上了燦爛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