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戰國鄒衍提出“五德轉移”學說以來,深刻地影響了古代的政治。自秦漢以來,曆代王朝統治者莫不為立國的德運而大傷腦筋,唯恐不能與天意相合。這個問題是古代特別是分裂時期統治者最為關切的政治問題。王朝的建立者由此證明自己政權的合法性,亦即“正統”地位。據稱周屬火德,秦自稱水德以勝,漢亦稱以水德繼周而將秦列為閏位,於是正閏之論興起。自此以後,五德轉移說在曆朝政治生活中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從宋初三次對國運的論辯可知,五運說在宋初仍保持有相當的勢頭。後周顯德七年(960年)正月初,趙匡胤登上了皇帝寶座,在《登極赦書》中,宣布“以五運推移”而受上帝之“眷命”,表明其據五運而受命於天,同時宣布以“大宋”為國號。當年三月壬戌,確定了宋朝的“德運”所屬,因為宋受周禪,周為木德,木生火,所以宋應當以火德王,顏色崇尚赤色,臘為年終百神之祭,根據五運說的安排,祭日與五德有對應的關係,火德臘祭規定為戌日。又據漢儒的說法,帝王之興,必有感生,所以在乾德元年(963年)閏十二月,奉赤帝為感生帝,每歲正月,別尊而祭祀他。這樣,完成了國家德運體係的確立,包括所尚之德、所尚之色、所臘之日、感生之帝。趙匡胤為周將時,曾為宋州節度使,稱帝後,就以“宋”為國號。宋州後來沾光升為南京應天府,治今河南商丘。商丘在西周時即為宋國的都城。根據古人對天文分野的解釋,認為心宿正與地上的宋相對應。心宿中央的大星古代稱為大火,又稱大辰。這種巧合,竟引發了對火神的頂禮膜拜。這種崇拜不僅與兩宋王朝相始終,且其尊崇逐漸顯隆。
宋初郊祀上帝時,大辰已在從祀之列,然而閼伯祠在商邱上,丘高二十餘丈,祠屋製度狹小,又不受皇上的祠官領導,因而隻是每年當地的府吏祭祀一下。閼伯祠受到如此冷落,說明宋前期尚未將這位火神與宋的國運火德聯係起來。鑒於火災不斷,胡宿於康定元年十月連上數奏,請修“火祀”,宋朝對大火及瘀伯的崇祀正是由此開始的。禮官議定的結果,對胡宿的意見表示讚同。當年十二月四日,太常禮院上進南京大火壇的設計方案,獲得允準對閼伯舊廟進行修飾。同時還規定了按“中祠”的標準,每年三月、九月即建辰、建戌之月,由朝廷降頒祝版,由留司長吏奉祭行事。慶曆七年(1047年)七月,在胡宿的請求下,朝廷降下德音:對商邱火祠壇廟的頹毀之處加以修繕。
但至北宋中期,商丘的“火祠”尚未成為禮製中的中心問題,以致在熙豐變法時期,發生了一起事件。依新法,所有祠廟和依坊場、河渡一樣,召人承買,收取淨利。當時張方平任應天府職,其中有閼伯廟、宋公微子廟已經由百姓承買,閼伯廟納錢46貫5百文,微子廟12貫文,並且三年為一界。本來就對新法不滿的張方平以為大不妥,於是上奏說閼伯廟主祀大火,而火為國家德運所在,本朝曆世尊為大祀,要求不出賣閼伯廟和微子廟,以適應國家嚴恭典祀之意。神宗知道後大怒,出賣廟宇辱國黷神,立即下令不準再施行,並劾問負責官吏。商丘火神地位的更高提升是在徽宗時期。崇寧三年(1104年)四月八日,翰林學士張康國奏請修火德真君殿,祭祀大火,配以瘀伯。於是對閼伯舊廟進行了修飾。可見國事艱難之際,朝廷不忘國運之本事。七月,太常寺、禮部都請求在全國建離明殿,殿以“離明”為名,正取昌明火運之意,火神成為國家命運之神、保護之神。
北宋末年,國勢衰微。當時有火德中微之說,南渡後,炎運中微之說更為盛行。麵對半壁江山,國運之神日益尊隆。君臣樂道火運再興,有關火德的讖緯之說紛紛而出。南宋初,閼伯由“公”升格為“王”。紹興七年六月二日,禮部官員上奏認為國家得以長久,是感應炎德,要求在各地,每逢辰戌出納之月,各設位望祭,於是才有“望祭”之舉。祭祀火德的殿宇也紛紛而起。靖康二年(1126年)五月,徽宗子康王趙構在南京即位,即宋高宗。他的第一個年號“建炎”,正是取重建炎德即火德之意。在初議年號時,有提出用“炎興”者,同樣取火德興旺之意,隻因有人指出此年號曾為短命的蜀漢用過,故而改為“建炎”。德祐二年(1276 年)五月一日,廣王趙昰登基於福州,改元為“景炎”元年,也是取重建火德之意。但是這些已經無法挽回宋朝大勢已去的潮流。當時有的人尤其是南宋舊臣也曾經無奈地為南宋的滅亡辯解,說這是火運已去,必為水滅,並非君臣的罪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