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國家任用官吏多是依人舉薦,但這種方式未免狹隘,可能會有的能人才俊因朝中無人而無緣為官,後來,為了更好地任用人才,創立了一種類天學生高考的考試製度,這就是科舉製度。科舉製度一經創立,便成為政府選拔的主要途徑,也成了有誌人才飛黃騰達的契機,在一千多年的曆史進程中,科舉不斷演變,直至清朝光緒皇帝下諭停止所有鄉試,科舉製度才被廢棄。
那麽,科舉製度是如何創立的呢?一種說法是,科舉製度的雛形是起於隋文政時期(581)以後,當時隋文帝廢除了九品中正製,設進士科,並下詔按十科舉人唐書·楊綰傳》中,曾記載著禮部侍郎在給皇帝的上疏中言:“進士科起於隋大業煬帝邕置時士之科,當時就試策而已。”但是,由於在《隋書》、《資治通鑒》等書中,在說到隋文帝二年時,並沒有設置進士記載,所以,也有一些史學家認為,科舉製度興起於唐。比如唐武宗時宰相李德裕:“李唐禦統,艱闕製度,立進士之科,正名也;行辭賦之選,從時也。”當代的史學文瀾先生對此也有研究,他也認為:“607年,隋煬帝定十科舉人,其有‘文才秀美’,當即進士科。隋煬帝本人是個文學家,創立進士科,以考試詩賦為主,是不足為。這是科舉(主要是進士科)製度的開始。”科舉製度在唐代繼續實行並得到很大發展。唐代的科舉分為常科和製科。常科包括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算等六科。秀才為最高科等,所試方略要求應舉者熟悉經史,精通經世治國的方略。這對於缺少經史知識、醉心詞華的唐子來說,是很難達到的,因此他們往往不敢投考秀才科。明經主要考兩部儒家經唐初,明經是按照經的章疏試探,這使許多舉子不讀正經,隻是把與地策有關的章條抄錄下來進行背誦。高宗調露二年(680 年)開始加試帖經,即取經書中的一行,中幾個字蒙住,讓考試者填充。這樣儒家經典的背誦就成為明經錄取的先決條因此,應舉明經者死記硬背,不求義理的情況更為嚴重。進士在唐初考試時務策五當時衡量策文的標準是看詞華。進士科主要走文學取士的道路,成為選拔政治人主要來源。明法科試律、令各一部。明書科試《說文》、《字林》,帖試、口試並通,然策,要求通訓詁,兼會雜體。明算科考試以《九章算術》、《周髀算經》等十部算經為,要求明數造術,辨明術理。常科的應舉者主要是生徒和鄉員。前者是國子監所統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書學和算學的學生,以及在弘文館、崇文館學習的皇親、親貴子孫。後者是指不在的舉子,自己在州、縣報名,經縣、州逐級考試合格,由州府舉送到尚書省參加常試。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武則天長安二年(702 年)創立武舉,亦是常舉,由兵部主主要是選拔一般武官,而不是選拔將帥之才。
製科是由皇帝臨時確定科目下製舉行的,名目很多。如高宗時先後有詞贍文學詞殫文律科、文學優贍科,武則天時先後有超拔群類、絕倫科,玄宗時有文史兼優、通藝以及武足安邊、智謀將帥、軍謀越眾等科,但基本上沒有重複的。科目的變反映了隨著政治經濟形勢的發展,統治階級對人才的不同要求。參加製考試者可出身、有官職,也可以既無出身,也無官職,並且可以連續應舉。製舉是統治者收心的重要手段,它對於發現卓越才能的官吏,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隨著科舉錄取人數的不斷增加,科舉出身者擔任高級官吏的比重不斷提高,唐朝舉製度日益重要起來。唐初每年科舉錄取的人數很少,40年間才有290人,科舉人仕者在官員中的比重很小。但從高宗時起,在高級官吏特別是實相中的比例卻斷增加,到玄宗二十二年(734 年)前已經占三分之二,但以後這一情況一度發生逆直到憲宗(806年~820年)起,科舉出身者才重新在宰相和其他高級官吏中占據多並且穩定地持續下去,從而奠定了中國封建社會後期高級官吏由科舉出身者擔種格局的基礎。
科舉製度曆經宋元明清各代,隻在元代前期稍有中斷。各朝統治者根據各自治要求改革科舉製,使之日益複雜嚴密,在封建政治生活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當然科舉製度也存在著許多鮮為人知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