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宏能登上帝位,既是幸運的,又是不幸的。漢桓帝死後,留下的是一個千瘡百孔的社會。外戚躍躍欲試地準備統理朝政,宦官虎視眈眈地覬覦著皇權,士人的不平之鳴、遍野的饑民之聲,合奏成一曲淒涼怨婉的末世哀歌。
東漢自和帝劉肇登基後,迭出少年(包括幼兒)皇帝,他們不懂國家政務,因此,造成了外戚和宦官輪番竊掌國柄的鬥爭局麵,而且這種鬥爭有愈演愈烈的趨勢。漢靈帝時期也是如此。
漢靈帝雖然登上了皇位,但12歲畢竟還是個懵懂的年紀,朝政自然得由竇太後把執。論功策勳,竇太後的父親竇武被封為聞喜侯;兄弟竇機為渭陽侯,位拜侍中;堂兄竇紹為鄠侯,遷步兵校尉,竇靖為西鄉侯,位拜侍中,掌管羽林左騎。竇氏一家權傾朝廷內外,十分顯貴。一輪新的循環又開始了。
但是,這時的情況稍稍有了些變化。竇太後臨朝後,複用陳蕃等被禁錮的名士,大小政事,均由陳蕃參與定奪。陳蕃與竇武又起用了在第一次黨錮之禍中受挫的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使之列於朝廷,參議政事。這贏得了許多士人的心,“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於是,陳蕃與竇武密謀欲除去宦官,但太後一直猶豫不決。這時,大宦官曹節被封為長安鄉侯,暫時受到壓製,但通過靈帝乳母和太後的身邊宮女,向竇太後獻殷勤,又取得了竇太後的信任。結果,竇太後對竇武和陳蕃的密謀一直猶豫不決、反反複複。迫使陳、竇二人決定采取武力消滅宦官集團,但密奏事先被宦官得知,就激起一件大事變來。
公元168年農曆九月初七,宦官發動了宮廷政變,他們把靈帝騙出來持劍開路,關閉宮門,逼迫尚書起草詔令,任命王甫為黃門令;脅迫太後,奪取了玉璽,又派人去逮捕竇武等人。竇武不受詔,與侄子竇紹邊戰邊退到軍中,召集數千人鎮守都亭。陳蕃聽說發生變亂,率屬下官員及太學生80多人,手持兵器衝入承明門,與王甫軍遭遇。陳蕃被逮捕,送到北寺獄。看守的宦官連踢帶踹地罵陳蕃:“該死的老鬼,看你還能不能裁減我們的編製,削減我們的薪俸了!”當天便把陳蕃折磨而死。
天剛亮,王甫便帶領虎賁羽林軍,同包圍將軍府的不明就裏的張奐軍隊會合。他們假傳詔令,誣竇武反叛,引誘竇軍投降。竇武與竇紹勢單力薄,被重重包圍,最後被迫自殺。隨後,竇家宗親、賓客以及姻親,抓到的都被殺掉。又將竇太後遷入南宮,將竇武家屬遷徙於日南。自公卿以下,陳蕃、竇武舉薦提拔起來的清流士大夫以及他們的門生、舊屬,自然又被統統罷免,永不錄用。朝廷大權,再一次到了宦官手裏。之後,靈帝被迫升任曹節為長樂衛尉,封育陽侯;升任王甫為中常侍。其他朱瑨、共普、張亮等6人封為列侯,11人封為關內侯。
漢靈帝剛剛當上皇帝,就碰上了這麽一場政變。他隻是個十來歲的小孩子,又來自外藩,從沒有生活在皇宮,哪裏能明白這士大夫和宦官的鬥爭是怎麽一回事。甚至宦官曹節等指控“黨人”圖謀不軌的時候,小皇帝還不知道“不軌”是什麽意思。不過劉宏看到周圍人頭紛紛落地,也覺得挺害怕的,從此甘願把大權交到宦官手中。他周圍的張讓、趙忠等十名宦官,都曾擔任中常侍,封為列侯,號稱“十常侍”。這些宦官本是在皇帝身邊的伺候之人,見皇帝年幼,也甘願給他尋找各種新鮮玩法,好讓他尋歡作樂,不理國事,方便自己弄權。漢靈帝見這些宦官如此知心知意,就更加寵幸他們了。
宦官們作了皇帝的“爹娘”,從此大權在握,其父兄子弟、姻親賓客遍布天下,專橫跋扈、貪婪放縱,大肆搶掠財物、損害百姓,甚至連他們造的宅第都模仿宮室的樣子。他們怕靈帝登台看到,就騙劉宏說:“天子不應該登高。天子登高,百姓就會失散。”靈帝對宦官言聽計從,從此就不敢再登台榭。
宦官連皇帝都糊弄住了,對以往的宿敵清流士大夫,就更不肯放過。公元169年,宦官侯覽又指使人誣告山陽郡東部督郵張儉結黨,圖危社稷。結果又起大獄,有好幾百人死在獄中,這就是第二次黨錮之禍。經此兩番折騰,朝野正直的政治力量也就算被折騰完了。公元175年,漢靈帝又下令:“宦者可以為令。”也就意味著身處禁中的宦官們可以合法和直接地參與到由士大夫們組成的政府管理機構之中,而在此之前,宦官們隻能通過影響皇帝的方式來間接地操控帝國的政府。這樣一來,宦官們沒有了製衡的力量,此後更加肆無忌憚。靈帝一朝,也就成為東漢曆史上最黑暗的時期。
昏聵胡鬧,賣官鬻爵;荒淫無度,
縱情聲色;橫下暴斂,農民起義
昏聵胡鬧,賣官鬻爵
漢靈帝把朝政交給了堪比“爹媽”的宦官十常侍,他自己就不再為這些事情煩心。劉宏此時還是一個少年,正是貪玩愛動的時候,也不會在後宮裏天天睡覺,總要給自己找一些消遣的方式。說起來這位皇帝還很有經濟頭腦,劉宏最喜歡的事情,就是做買賣。
漢靈帝之所以對做買賣感興趣,也與他的出身有關。劉宏本是一個小小亭侯的兒子,屬於落魄的皇族,與大富大貴的當朝權貴相比,自是家境一般。要不是運氣太好做了皇帝,也就相當於民間一個小地主。再者是受了他母親的影響。劉宏的母親董氏,一向嗜財如命,看到人家暴富,就心裏冒火,恨不得把別人的家產全搶過來據為己有。劉宏在母親的熏陶下,對金錢、財產有著極大的占有欲,甚至連做夢都想著撿到錢。
劉宏雖然做了皇帝,卻不忘本,依然保持著鄉下小地主的作風。皇帝號稱天下之主,富有四海,有道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全天下的財富都是他的。但在靈帝眼裏,這些都太虛了,覺得這錢要攥在自己手裏才行。劉宏很喜愛廣收天下珍寶。外邦、各郡、各封國每次進貢,未納入國庫前,先行抽成據為私有,直接送進皇宮,美其名為“導行費”。這種行徑,就連他身邊的宦官呂強都看不過去了,上書規勸道:天下財物,都來自陰陽配合,全是陛下的家產,怎麽會有公私之分。而今,宮廷禦庫房“中尚方”搜集各郡珍珠瑪瑙,奇珍異寶。宮廷禦用署“中禦府”堆滿來自天下各地的綾羅綢緞。況且“西苑”禦花園金庫的金銀已堆積如山,各郡各封國應繳中央政府的田賦捐稅,卻要先繳“導行費”到深宮之中,增加人民的困苦,浪費多而收獲少,貪官奸吏從中下手,人民更因此受到傷害,以至民不聊生……
靈帝看此奏章勃然大怒,沒有看完就將奏章擲在地上連說:“可恨!可惱!”張讓自然順著他,也把呂強大罵了一頓。從此之後,漢靈帝繼續我行我素,“導行費”照收不誤。
漢靈帝大收“導行費”,給自己積攢了一筆豐厚的錢財,便在西園設置了一個小金庫把這些錢存了起來。他有了豐厚的本金,財大氣粗,就開創自己的商業事業,在後宮設列市肆,建造了一條“商業街”。仿造外邊的街市,也設有各種各樣的商店和攤販,讓宮女嬪妃一部分扮成各種商人在叫賣,另一部分扮成買東西的客人,還有的扮成賣唱的、耍猴的。所“賣”的東西種類也很豐富,從胭脂、發簪、玉佩到女人的內衣,從書、畫、琴、棋到各種色情服務,五花八門、熱鬧非凡。皇帝自己就穿上商人的衣服,裝成是賣貨物的商人,在集市上走來走去,或在酒店中飲酒作樂,或與店主、顧客相互吵嘴、打架、廝鬥,玩得不亦樂乎。
皇帝這麽有經濟頭腦,那些“群眾演員”也不含糊。這條“商業街”裏不少貨物都是搜刮來的珍奇異寶,被貪心的宮女嬪妃們陸續偷去了不少,她們甚至為了攀比誰偷得多而暗地裏爭鬥不休,靈帝卻一點也不知道。不過他知道了也不要緊,從全國各處搜刮來的錢財,自會源源不斷地進入他的小金庫。本錢如此充足,這些小損失,也就不會放在他“大老板”眼裏了。就這樣,漢靈帝白天與宮女們貿易,夜裏抱著宮娥妃嬪們恣意地淫樂尋歡。據說,靈帝甚至在西園裏弄狗與宮女進行交配。
漢靈帝雖然很有商業頭腦,但到底還是沒有改變他小地主的本色:手裏有錢當然好,但還是要有房有地才算踏實。於是,劉宏搜刮來的大量錢財,除了開辦“商業街”,還拿回河間老家去買田宅、起第觀,進行地產投資。他還蠻有憂患意識,覺得有了這些家產,萬一當不成皇帝時,還能回去做個土財主。不過,他搜刮來的錢財實在太多,買田置地之外,還有不少剩餘。聰明的漢靈帝當然深知不要把所有的錢都投在一個地方的道理,就把這些錢財寄放在深受他寵幸的宦官家中,為了保險,還沒有隻放一家,而是每家都存上個幾千萬。
皇帝的買賣越做越大,光靠區區“導行費”就不夠了。於是漢靈帝開動他的經濟頭腦,想出各種各樣搜刮的辦法。他貼心的“爹媽”張讓、趙忠也給他獻計獻策,叫他以修宮殿、鑄銅人為名,加收田稅,每畝多出十錢,如此自然聚斂到一批財富。但靈帝還不滿足,又下令各州郡輸送材木、文石到京城洛陽。讓宦官掌握驗收大權,檢驗時百般挑剔,判定不合格的強迫各州郡以原價的十分之一賤賣,宦官隨後又賣回給各州郡,賺取差價。州郡買了這些不合格的材木,運送到洛陽,宦官依然說不行。就這樣反複操弄,運來的木材堆積如山,到後來都爛掉了。宮殿過了幾年還沒修成,靈帝卻從中大賺了一筆。至於各州郡吃了這場大虧,不免要把損失都轉嫁到老百姓身上,他卻不管了。
不過,漢靈帝也漸漸發現,勞心費力地想這些斂錢之方,雖然有效,但也還是太過麻煩。來錢也來得太慢了,自己既然做了皇帝,就要發揮一下皇帝這個資源的優勢。終於,劉宏發現了皇帝手中掌握著一種獨一無二的熱銷產品——官位。
賣官這個“絕招”實際上是靈帝的生母董太後給他提供的。董太後出身小戶人家,本來就是一個嗜財如命的人物,忽然一夜之間飛黃騰達做了太後,這份貪欲就更是膨脹到了極點。靈帝的四處搜刮、買田置地就曾經得到過她的大力支持。現在看到寶貝兒子又一次為弄錢而發愁,與他“同心同德”的董太後自然也十分焦心。但是,田賦已經提高得差不多了,供奉之物又早就進了漢靈帝的私囊,再找生財之路可不那麽容易了。這時,董太後得知前代有過賣官的事情,頓時感到這是一股巨大的潛在財源,立刻喜上眉梢,叫來兒子商議。具有商業頭腦的漢靈帝也一拍即合,馬上下詔,在西園設置了官爵的專營店,公開賣官。
東漢的賣官起於鄧太後,但那時隻是偶爾為之,以比較溫和的方式征富人之錢來“佐國之急用”而已,並沒有將之作為生財的工具。但漢靈帝的情況就有所不同,他可是把這個當做天字第一號大買賣來做的,自然不滿足於前代的那種小打小鬧,而要“正規經營”。
漢靈帝將“商品”——官爵分為兩種,一種公開張榜,對於郡守級以下的官爵明碼標價。一般來說,官位的標價是以官吏的年俸計算的,如年俸二千石的官位標價是二千萬錢,年俸四百石的官位標價是四百萬錢,關內侯五百萬錢。也就是說官位的價格是官吏年收入的一萬倍。如果按照資曆應當升遷的,可出半價或者三分之一;家資富裕者可先行交錢,一時交不起的也可賒欠,到任後加倍交納。另外,求官的人還可以估價投標,出價最高的人就可中標上任。
另一種買賣方式是暗中尋價,也就是通常說的“黑市交易”。這是針對國家高級官吏三公九卿而言的。所謂暗中尋價,就是有一參考價:公千萬錢,卿五百萬錢。但根據買官人的情況,可高可低,因人而異。比如:名士崔烈就以“半價”買得一個司徒做,而宦官曹騰的養子曹嵩(曹操之父)家境極富,買太尉就出錢一萬萬,高出參考價十倍。如此一來,除了皇帝的位子不賣之外,上至三公,下到縣令,統統可以拿錢買到。即使是國家選拔的特殊人才,也要交一半或三分之一的費用。如果是肥缺或者重要職位,就得另外加錢。當然啦,這麽直接地說拿錢買官畢竟有點不太好聽,於是對賣官所得的錢,就起了一個專門的名字叫“禮錢”——隻是“赤膽忠心”的官員給朝廷送禮嘛,於是買方賣方,就都沒有什麽不好意思的了。
皇帝熱衷賣官,社會上層層仿效,一時間官場風氣惡至極點,以至於所有的官吏升遷調動,都要先講好價錢才去上任。於是,竟然出現了如下一些怪現象:一官上任不久,另一新官又去上任;一些州郡官吏一個月內甚至替換好幾次。
漢靈帝的這場賣官大買賣從光和元年(公元178年)一直做到中平元年(公元184年)。買賣做久了,價格也就要隨行就市,有所調整。地方官由於直接臨民,刮地皮比較方便,售價就要比朝官高上一倍;各縣貧富不等,縣官售價也就各不相同。當然,買官的價格並不固定,也可以根據求官人的身價和擁有的財產隨時增減。比如前文說的崔烈想當司徒,因為他出身於北方的名門望族,又是個大名士,便通過關係,隻花了五百萬錢就買下了價值一千萬的司徒。到冊拜之日,宮廷舉行隆重的封拜儀式,靈帝親臨殿前,百官肅立階下。望著崔烈春風得意的樣子,靈帝突然覺得他這司徒一職來得太便宜了,忍不住惋惜地對隨從親信嘟噥:“這個官賣虧了,本來該要他一千萬的。”旁邊的中常侍便在他耳邊不知道說了些什麽,靈帝這才眉開眼笑起來。“戲說”一下,中常侍大概是說,他能出五百萬,已經很不錯了,陛下您要有點品牌意識,像崔公這樣的冀州名士,肯輕易買官,說明現在連他都認可陛下的產品,正好給我們做免費廣告,以後這官位就會更暢銷了,陛下還擔心收不回本來?事後,崔烈的兒子崔鈞對他說:“父親實在不該買這個三公,外麵議論紛紛,都嫌這官有銅臭味。”“銅臭”這個典故就是從這兒產生的。
雖然如此,靈帝對於打折售出官位到底不太願意。於是規定,以後官吏的調遷、晉升或新官上任都必須支付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官位標價,這麽一來,許多官吏都因無法交納如此高額的“做官費”而嚇得棄官而走。沒人當官,漢靈帝的買賣豈不是要虧本?所以,有些人不肯貪贓枉法,請求不去做官,竟然被強迫派去。比如,當時司馬直是著名的清官,因而皇帝特別減價,隻收他三百萬錢,派他做巨鹿郡太守。得到詔書後,司馬直很不情願,就想以請假為名,不去上任,但卻得不到批準,沒有辦法,隻好勉強答應。司馬直走在路上,越想越氣,就上書皇帝,在援經據典、抨擊時弊後,服毒自殺了。
當然,像司馬直這樣“死心眼”的人是太少太少了。漢靈帝這麽有“經濟頭腦”,那些官們也不是傻子。大部分人一當上官就拚命撈錢,爭取在最短的時間裏把買官的錢掙回來。如此自然要加大對百姓的盤剝,弄得哀鴻遍野、民不聊生,在靈帝黑暗的統治上,又重重地抹上了一筆。
荒淫無度,縱情聲色
漢靈帝劉宏的諡號為“靈”,這個“靈”字在諡法中解釋為:“亂而不損曰靈”。想想這位皇帝胡作非為,把國家折騰得夠嗆,隻是勉強沒有亡在他的手裏,也算是“不損”吧。至於這個“亂”就更為貼切,不但包括他賣官鬻爵的“搗亂”,也要包括他聲色犬馬的“淫亂”。
有人說,皇帝的後宮史就是一部荒淫史,一些聞所未聞的男女之間最見不得人的勾當都會在後宮裏出現。而漢靈帝的荒淫,更是稱“雄”諸帝。
漢靈帝剛即位還隻是個12歲的小孩,此時卻還沒有“淫亂”的能力。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對女人的興趣也就隨之增加,“淫亂”的本性漸漸暴露出來。劉宏一心隻想著斂財玩樂。他想,既然宦官們喜歡專權用事,隻要這些奴才們把自己的生活料理好了,變著法兒讓自己玩好了,自己也便樂得個恬然自得其樂。於是,在漢靈帝的時代,一些在曆史上罕見的齷齪之事都出現了。
橫征暴斂,農民起義
爆發於公元184年的黃巾農民起義是東漢末年農民與地主之間階級矛盾不斷激化的結果,是一次經過長期醞釀的、有組織的、有準備的大規模農民戰爭。
東漢末年,土地兼並十分嚴重,豪強地主勢力迅速膨脹。他們“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擁有成千上萬的奴婢和徒附。廣大農民喪失土地之後,多數淪為豪強地主的依附農民。他們除了交納高額地租和服徭役外,人身也受地主支配,如充當家兵等,甚至跟隨主人遷徙。農民與地主階級處於尖銳的對立地位。
東漢自和帝以後,皇帝都是幼年即位,由外戚、宦官輪番把持朝政,政治日趨腐朽。靈帝劉宏公然在西園賣官鬻爵,州郡官職有時一月輪換幾次,官吏到任後,就聚斂搜括。自安帝以後,朝廷長期對羌族用兵,耗費軍餉四百多億,這一沉重負擔又全部落到農民頭上。加上各種自然災害,以致出現了“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的嚴重局麵。大批農民四處流亡,餓殍遍野,連京師洛陽也是死者相枕於路。
由於社會危機日益深重,廣大農民被迫奮起反抗。從安帝到靈帝的八十餘年,見於記載的大小農民起義近百次。其中,如安帝時青州張伯路領導的流民起義,波及沿海九郡;順帝時廣陵張嬰領導的起義軍一萬多人,活動於徐、揚一帶達十幾年之久;桓帝時泰山公孫舉領導起義軍,在青、兗、徐三州作戰,給官軍以沉重打擊。在南方和西北,還出現了漢族和少數民族的聯合起義。不少農民起義的領袖自稱“皇帝”、“黑帝”、“無上將軍”、“真人”等,或建年號,或置百官,或利用宗教為組織形式。此伏彼起,日益頻繁。當時民間曾流行一首歌謠:“小民發如韭,剪複生;頭如雞,割複鳴。吏不必可畏,民不必可輕!”“山雨欲來風滿樓”,一場波瀾壯闊的農民大起義就在這種背景下逐漸醞釀成熟了。
時勢造英雄,冀州巨鹿人張角目睹廣大民眾在東漢王朝暴政統治下的悲慘境況,義憤填膺,決心通過起義的途徑來改變這一局麵。於是,張角積極展開革命宣傳和組織活動,從而成為這場偉大農民起義當之無愧的領袖人物。
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創立了太平道。太平道為道教一支,奉黃帝、老子為教祖。以畫符誦咒行醫治病為名,在貧苦農民中宣傳原始道教的平等思想,鼓動民眾起來反抗暴政。在宣傳發動群眾的同時,張角還利用宗教從事起義的組織準備工作,派遣骨幹信徒到各地聚集力量。經過十餘年的秘密宣傳和組織,張角已擁有徒眾數十萬,遍布於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在此基礎上,張角又將信徒按地域組織分為三十六方,“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人,各設“渠帥”,統一節製,為起義做好了必要的組織準備。
在起義即將爆發的前夕,張角根據鬥爭的需要,及時用讖語的形式提出了“蒼天(指東漢王朝)已死,黃天(黃太一神,即指太平道)當立,歲在甲子(即公元184年),天下大吉”的戰鬥口號和起義計劃,又在各處府署門上用白土塗寫“甲子”字樣,作為發動起義的信號。太平道大方馬元義多次往來京師,物色宦官封胥、徐奉等為內應。一場在宗教形式掩護下的農民大起義至此已是形神兼備了。
這次黃巾起義在戰略部署方麵,張角吸取了以往起義被統治者各個擊破的教訓,采取了“內外俱起”、“八州並發”的計劃,即在京師洛陽內外同時起事,在地方各州一起暴動。在作戰行動方麵,各路義軍雖缺乏周密的協同配合,但是從其活動形式看,起義軍顯然是以洛陽為主要進攻目標的,即自東、南、北三個方向包圍威脅洛陽。
當時確定甲子歲三月五日在洛陽和各州同時起義。可是正當起義即將發動的關鍵時刻,太平道內部卻出了叛徒,張角的弟子,濟南人唐周向朝廷上書告密,使得起義計劃全部泄露。東漢王朝聞報後,即行嚴厲鎮壓,收捕起義領袖。馬元義被捕,慘遭車裂。洛陽百姓和太平道徒被殺的達千餘人。這一突然變故打亂了起義部署,張角為了扭轉被動不利局麵,當機立斷,決定提前舉行起義,星夜派人通告各方同時行動,並規定起義軍以黃巾纏頭為標誌。曆史上著名的黃巾起義正式爆發。
黃巾起義爆發後,聲勢十分浩大,史稱“旬日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黃巾軍主力分布在三個地區:義軍首領張角自稱“天公將軍”,他的弟弟張寶號稱“地公將軍”,張梁自稱“人公將軍”,他們率領義軍主力,活躍於冀州地區,在北方形成革命中心。張曼成自稱“神上使”,帶領黃巾軍戰鬥在南陽地區,攻克了郡城,殺太守褚貢,形成南方地區的起義中心。波才、彭脫等人率部轉戰於潁川、汝南(郡治在今河南平輿北)、陳國(郡治在今河南淮陽)一帶,成為東方地區的革命主力。各路黃巾軍所到之處,攻城奪邑、焚燒官府,掃蕩豪強地主塢堡,取得了很大勝利,給東漢王朝的統治秩序以沉重的打擊。
與此同時,在黃巾軍的鼓舞下,各地還出現了許多獨立的農民武裝。他們有的打著黃巾軍的旗幟,有的自立名號。如天師道首領張修在巴郡起義,被統治階級誣稱為“米賊”。在冀州一帶,分散的農民軍更是不可勝數。先零羌、湟中義從胡、武陵蠻等少數民族也紛紛起義,同漢族人民共同匯合成反抗封建統治的洪流。
江山不穩,靈帝也顧不上跑驢玩狗,和後宮美人們鬼混了,慌忙召開禦前會議,與群臣商議對策。並下令州郡修理兵器,加固城防,派何進率左右羽林和五校尉營鎮守洛陽,在洛陽附近增置八關都尉。又派遣皇甫嵩、朱儁、盧植等調集各地精兵,進剿黃巾軍。並解除黨錮,赦免“黨人”,緩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各地豪強地主也紛紛起兵,配合官軍鎮壓起義,其中著名的有袁紹、袁術、公孫瓚、曹操、孫堅、劉備等。
當時,活動於潁川一帶的波才起義軍對洛陽構成直接的威脅,所以漢廷委派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統率主力投入這一戰場。對於起義中心地區的河北一帶,則任北中郎將盧植率北軍五校尉和當地郡國兵前往鎮壓。對於南陽地區的張曼成部義軍,則加強防禦,暫取守勢。東漢統治者實施這種先防後剿、攻守兼備、重點進攻、各個擊破的戰略方針,表明他們具有老練的統治經驗和軍事素質,是黃巾起義軍所麵臨的一夥凶狠狡猾的敵人。
這年四月,黃巾起義軍和東漢王朝軍隊的戰略決戰首先在潁川一帶展開。潁川黃巾軍波才部擊敗朱儁的進攻,並乘勝圍攻皇甫嵩於長社(今河南長葛東),形勢對義軍有利。但遺憾的是,波才軍缺乏軍事經驗,依草結營,戒備不嚴,結果反被皇甫嵩深夜縱火燒營,實施突襲,造成起義軍的慘重損失。皇甫嵩會合朱儁、曹操兩部漢軍,乘機進擊,大敗波才軍,殘殺起義將士數萬人。破潁川義軍後,官軍乘勝進攻汝南、陳國義軍。不久,波才義軍餘部在陽翟(今河南禹州),彭脫義軍在西華(今河南西華南)遭鎮壓,歸於失敗。
潁川、汝南黃巾軍的失敗,使東漢朝廷擺脫了京師之危,得以騰出力量來對付其他地區的起義軍。至此,雙方的戰略地位發生了變化,東漢朝廷已占據了主動和優勢。
東漢王朝旋即將皇甫嵩調赴東線,鎮壓東郡卜已黃巾軍;調朱儁開赴南陽,鎮壓張曼成義軍。皇甫嵩進攻很順手,倉亭一役,就將卜已起義軍殘暴地鎮壓下去。於是,南陽一帶成為雙方第二個戰略會戰的場所了。
在南陽,黃巾軍張曼成部自三月開始,即以重兵圍攻宛城,遇到南陽太守秦頡的頑固抵抗,雙方相持百餘日,義軍師疲。六月,張曼成戰死,義軍推舉趙弘為統帥,繼續鬥爭,終於攻克宛城,並把部隊發展到十餘萬人。可就在這時,朱儁率領漢軍主力進抵宛城一線,會同荊州、南陽地區的地方武裝圍攻宛城。從六月到八月,黃巾軍經過頑強奮戰,多次挫敗官軍的攻勢,守住了宛城。可是黃巾軍未能乘勝出擊,擴大戰果,使得朱儁能夠重新集結力量,繼續進攻。不久,趙弘戰死,韓忠繼為黃巾軍統帥,又與漢軍相持了一段時間。朱儁鎮壓農民起義很有一套手段,他見強攻不易奏效,這時便偽裝撤圍,暗布伏兵,伺機進擊。
起義軍缺乏經驗,中計出城追擊,結果在中途遭到伏擊,損失慘重,統帥韓忠投降被殺。黃巾軍餘部在孫夏帶領下退保宛城,但因眾寡懸殊,無法固守,於十一月撤出宛城,退向西鄂精山(今河南南召南)。朱儁跟蹤追擊,孫夏戰死,義軍犧牲者達萬餘人,南陽黃巾軍鬥爭到此歸於失敗。
此後,戰爭的中心轉移到河北地區。河北是黃巾農民大起義的中心地區,張角在巨鹿發動全國起義後,即率軍攻克廣宗(今河北威縣東),並命張寶北上占領下曲陽(今河北晉州西),控製河北腹地,與張角、張梁軍形成掎角之勢。東漢王朝先後派遣盧植、董卓進剿河北義軍,但曠日持久、無所進展。八月間,皇甫嵩接任官軍統帥,率主力撲向河北戰場。這時,其他地區的義軍已遭失敗,戰局對黃巾軍日益不利。屋漏更遭連夜雨,就在這緊要關頭,黃巾軍首領張角又突然病逝。但即使是在這種困難的形勢下,義軍在張梁、張寶率領下,仍堅持著同官軍浴血奮戰。在廣宗一帶,義軍與漢軍皇甫嵩部激烈交戰,數次挫敗敵人的進攻,迫使皇甫嵩“閉營休士,以觀其變”。這時義軍又犯了輕敵的錯誤,誤以為敵人已停止進攻,以至於鬆懈了戒備。皇甫嵩瞅準機會,乘黑夜發起突然襲擊,起義軍倉促應戰,慘遭敗績,張梁英勇捐軀,廣宗失陷。是役,義軍陣亡和投水自盡者達八萬餘人。皇甫嵩得手後,則迅速調轉兵鋒,於十一月攻打下曲陽。經過激烈交戰,起義軍戰敗,張寶犧牲,十餘萬起義軍均戰死,河北黃巾軍也被扼殺於血泊之中。
官軍攻陷下曲陽,標誌著張角等人所領導的黃巾起義軍主力,在東漢王朝的軍隊和各地豪強武裝的武力鎮壓下,悲壯地失敗了。
然而農民起義的火焰並沒有就此而熄滅,分散在各地的黃巾餘部,仍在堅持鬥爭,他們前仆後繼、百折不撓,給東漢王朝的統治以新的打擊。中平五年,黃巾餘部郭太(一說郭大)等在白波穀(今山西襄汾永固鎮)聚眾起義,攻打太原、河東等郡。同年,青、徐黃巾餘部再起;益州馬相、趙祗領導農民起義,也自號黃巾,旬月之間,攻破廣漢、巴郡、犍為數郡,殺益州刺史郗儉。青州黃巾一度發展到擁眾百萬,戰鬥力也很強。他們長期在青、徐、兗、冀四州流動作戰,給當地的封建割據勢力和豪強地主以沉重的打擊。後來青州黃巾雖被迫接受曹操的收編,但徐和、司馬俱和管承領導的黃巾軍仍分別在濟南、樂安、長廣等地活動。
而濟南黃巾一直堅持到公元207年,還攻殺了濟南王。冀州的農民軍有博陵張牛角,常山褚飛燕(張燕)以及黃龍、左校、於氐根、張白騎、劉石、左髭、丈八、平漢、大洪、司隸、緣城、羅市、雷公、浮雲、白雀、楊鳳、於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眭固、苦蝤等部。這些名號大都反映了起義首領的某些特點。他們經常活動在常山、趙國、中山、上黨、河內一帶,多者兩三萬人,少者六七千人。後來張燕聯絡各支農民軍,眾至百萬,號黑山軍。東漢朝廷無法用武力清剿,於是封張燕為平難中郎將,以圖瓦解起義軍。曹操平定冀州時,張燕率眾投降。餘部在此之前也先後為曹操和袁紹所鎮壓。
黃巾起義以及在它影響下的各族人民起義,從靈帝中平元年到獻帝建安中葉,持續進行了二十多年的英勇鬥爭。由於起義農民本身的弱點,他們先後都被殘酷鎮壓。但是,在農民起義的沉重打擊下,腐朽的東漢王朝名存實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