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帝王文治武功全記錄

第九十八章 宦官弄權

　　漢桓帝是在他15歲那年，被“偶然”扶上皇位的。第二年（公元147年）改元建和太後梁氏臨朝聽政。和平元年（公元150年），梁太後臨死前，才下詔“歸政於帝”。但實際上，此後一直到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氏集團被消滅前，朝政仍然把握在大將軍梁冀手中。漢桓帝實際上是做了13年的傀儡皇帝。

　　漢桓帝一舉粉碎了外戚梁冀集團和他們的黨羽，給了奸佞勢力以致命的打擊，按常理說，已經28歲的桓帝，完全具備獨立執政的能力。而多年外戚控製朝政的壓力，也應該爆發成一種獨立執政的動力。所以“天下想望異政”，希望能夠翻開東漢曆史新的一頁。但事實是，因為與漢桓帝割血盟誓的都是大宦官，因此隨之而來的又是宦官掌握國家政權的情況。桓帝完全依靠更加腐朽的宦官勢力，使“權勢專歸宦官”。於是，朝政依舊黑暗，社會依舊混亂，百姓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漢桓帝收回國家大權後，大加封賞誅除梁冀勢力行動中的宦官。封中常侍單超為新豐侯，食邑兩萬戶；封中常侍徐璜為武畇侯、中常侍具瑗為東武陽侯，各食邑一萬五千戶，賜這三侯各一萬五千錢；封左悺為上蔡侯、唐衡為汝陽侯，各食邑一萬三千戶。五名宦官同日被封，因此被稱之為“五侯”。中常侍侯覽呈上五千匹縑（細絹），桓帝賜以關內侯，不久又晉封為高鄉侯。小黃門劉普、趙忠等8人也被封為鄉侯，從此以後，東漢政權又從外戚手中轉到宦官手中。

　　但人們很快發現，宦官得勢後，對權力、財產的貪婪與對人民的凶殘比外戚有過之而無不及。宦官多是窮困人的子弟，閹割後送入宮中為奴，普通的帝王家奴地位卑微，生活也較苦，他們不男不女、性格怪僻，心理極度扭曲和變態。這其中的少部分人升為大宦官，地位較高，就成為我們所說的宦官集團。

　　宦官集團的形成，往往與皇帝昏聵庸碌和年幼無知有關。宦官要依靠皇帝取得特權，皇帝要依靠宦官來牽製外朝，還要依靠宦官尋歡作樂，這就使他們必然連在一起。而宦官一旦掌權，由於變態心理的驅使，報複心特別強，加之又缺乏文化知識的修養，什麽壞事都幹得出來，因此是最黑暗的政治勢力之一。在這個集團中，雖然也有正直的宦官，但僅僅是極少數而已。

　　這些宦官依仗權勢巧取豪奪，聚斂了大量財富，紛紛修建豪華的住宅。有的宦官甚至娶了八十多位少女為妻妾，讓她們穿上華貴的衣服，打扮得像宮人一樣。為使香火不斷，後繼有人，他們還收養親屬或者異姓人為子。

　　公元160年，宦官單超病死，桓帝除追封他為車騎將軍外，賜以東園棺木以及棺中玉器，贈侯將軍印綬，並賜國葬，出殯時調動五營騎士、將軍、侍禦史護葬，將作大匠為其建造墳墓。死後如此，不難想見其活著的時候權力、財勢之大了。

　　此後，其他四侯更加有恃無恐、貪婪放縱、驕橫殘暴，震動朝廷內外。他們競相建築宅第，互相攀比華奢，其兄弟親戚無惡不作、行同盜匪、暴虐天下。當時有一首民謠諷刺他們的勢力：“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意思是左悺有回天之力，具瑗有獨尊之勢，徐璜有猛虎之強，唐衡有降雨之能。這首民謠把當時宦官勢力的強大非常形象地描繪了出來。

　　曆史上的專朝政者大多任人唯親，以壯大其聲勢，外戚如此，宦官也不例外。“五侯”得勢後，紛紛把本家的兄弟和姻親充塞到各級官府，擔任要職。單超的弟弟單安為河東太守，徐璜的弟弟徐盛為河內太守，左悺的弟弟左敏為陳留太守，具瑗的哥哥具恭為沛相，都是為害當地的貪官。

　　徐璜的侄子徐宣任下邳令，行事暴虐。他看上了汝南太守李皓的女兒，派人去求婚。汝南太守瞧不起這些靠宦官得勢的無賴之徒，因此拒絕了他。這使得徐宣懷恨在心，於是帶領吏卒到李皓家，把他的女兒搶上車拉回來，將她百般調戲、淩辱後又殘忍地用箭射殺，然後埋在了縣衙中。當時下邳縣屬東海管轄，有人向東海相黃孚告發了這起公開的殺人事件，黃孚大怒，於是將徐宣和他的家屬抓捕拷問。黃孚的屬下極力勸他不要這樣做，以免得罪宦官，黃孚憤怒地說：“徐宣這個國賊，我今天就是殺掉他，即使明天就判我死罪，我也可以瞑目了！”黃孚將徐宣的犯罪事實弄清楚後，依法將他處死，並暴屍街頭，老百姓對此無不拍手稱快！黃孚一身正氣、不畏強暴，使東海轄區內的不法之徒受到了震懾，但是他卻得罪了宦官。徐璜深深地怨恨黃孚殺掉了自己的侄子，在漢桓帝麵前誣告黃孚，昏庸的漢桓帝竟然聽信了讒言，沒有明察，就詔令治獄，黃孚被判了髡鉗（剃去頭發並用刑具束頸）重刑，謫入左校做苦工。

　　麵對更加“負勢貪放”的宦官們，白馬令李雲於公元159年九月，借著“災異數見”的機會，公開上書，認為“今官位錯亂，小人諂媚，財貨公行，政化日損”，矛頭指向宦官政治。桓帝覽奏後非常震怒，讓有司逮捕李雲，並詔使黃門北寺獄辦理此案，使中常侍管霸與禦史、廷尉調查處理，當時弘農府屬官杜眾感於李雲以忠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桓帝更加氣憤，把他們一同下獄。大鴻臚陳蕃、太常楊秉等均上疏言“其意歸於忠國而已”，也被桓帝下詔“切責”，並免官遣歸鄉裏，甚至連宦官管霸都說：“李雲野澤愚儒，杜眾郡中小吏，出於狂戇，愚而剛直，不足加罪。”但桓帝卻不依不饒，最終將二人處死。此後，“嬖寵益橫”。

　　桓帝還為自己袒護這些宦官，找了很多冠冕堂皇甚至是荒謬的理由：

　　首先，這些宦官在消除梁冀勢力、為自己奪回領導權的過程中，立了大功，為君者澤被天下，何況功臣。因此，當然不能虧待了他們。

　　其次，天子的近臣除了外戚就是宦官，現在外戚既已清除，便隻有宦官可以依靠。看來，依賴的思維定勢和平庸的政治素質，也使劉誌隻能倚重宦官了。

　　再次，宦官給他帶來了更多的享受。梁皇後在世時非常專橫，再加上有梁太後和大將軍梁翼的勢力，桓帝當然不敢輕舉妄動，甚至連宮中嬪妃都很難接觸。梁皇後死後，他又先後立鄧猛、竇妙為皇後，這兩個人雖然也嫉妒成性，但無奈沒有了梁皇後那樣的後台，桓帝也就不以為意。所以鄧皇後與郭貴人爭風吃醋，桓帝幹脆廢掉了鄧皇後，讓她在暴室中憂憤而死；繼立的竇皇後不滿於他總是臨幸其他嬪妃，桓帝幹脆再也不到她那裏去了。桓帝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花費在那些貴人、嬪妃以及新選的采女身上，而“乖巧”的宦官們恰恰能投其所好，便從全國各地挑選來大量的采女供他享樂。曆史記載，桓帝時，他的宮女竟有五六千人之多！

　　這一時期的朝政雖然極其昏暗，宦官凶殘無道，但仍然有人不畏強權，勇敢地同惡勢力鬥爭。漢桓帝也逐漸對宦官勢力的膨脹開始擔憂起來，害怕他們過分強大威脅到皇權。所以他又開始慢慢地對剩下的“四侯”進行限製。漢桓帝首先是啟用別的宦官來分奪他們的權力；繼而以他們殘害人民為憑據，對他們進行打擊。

　　公元165年，司隸校尉韓演上奏漢桓帝說：左悺和他的哥哥南鄉侯左稱依仗權力放縱賓客，侵犯老百姓。要求漢桓帝對他們進行處理，漢桓帝立刻準奏，左悺知道自己作惡多端，罪責難逃，於是自殺。韓演又上奏具瑗的哥哥具恭貪贓枉法。漢桓帝也下令調查，具瑗隻好上還東武陽侯的印綬，自己來到監獄向漢桓帝請罪。於是，劉誌下詔貶具瑗為都鄉侯，他後來就死在家中。接著，漢桓帝又下詔單超、徐璜和唐衡的襲封者都降為鄉侯，他們的子弟分封者一律免除爵位。

　　如果，漢桓帝就此親理朝政、整頓朝綱，或許曆史對他的描述也不會如此不堪。實際上桓帝對於“五侯”的限製，隻是為了強化皇權。他並不想清除宦官，在對宦官略微抑製後，還是將大權交給了新的宦官集團。於是，侯覽、蘇康、管霸等人又成為新一輪炙手可熱的宦官。他們與“五侯”一樣把持朝政、殘暴專橫、魚肉人民、盤剝百姓、任人唯親。宦官們的親屬及其黨羽占據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職，大宦官侯覽霸占別人的住宅多達近四百所，良田萬餘畝。侯覽還新建府第16座，都依照皇宮的模式建造。侯覽的哥哥為蓋州刺史，將轄區內富足人家以誣陷手段抓來殺掉，沒收其財產裝入腰包，前後累計達億萬數。宦官的賓客仆從在地方上為非作歹，侵擾百姓，劫掠旅客，地方官隻要稍加幹涉，不是被罷官就是被殺害，是非完全顛倒。

　　在濟北相滕延的轄區內，侯覽的許多仆從和賓客依仗權勢，侵害百姓，搶劫路過的商人，攪得社會很不安寧。滕延毅然將他們抓獲，並將幾十名作惡多端的歹徒處死，暴屍街頭。侯覽聞訊後惱羞成怒，向漢桓帝誣告滕延濫殺無辜，結果滕延被罷官。

　　雖然正直的官員屢次遭到宦官的打擊，但是為了維護東漢王朝，也為了自己的政治出路，一部分正直的官吏和一些太學生，就聯合起來發起了“清議”運動。他們議論政治、品評人物，在輿論上對宦官集團進行猛烈抨擊。同時，一些比較開明的官吏也在自己的職權範圍內，打擊宦官勢力。這就使得東漢王朝能夠繼續苟延殘喘下去。

　　國庫空虛，賣官鬻爵；

　　政治腐敗，黨錮之禍

　　國庫空虛，賣官鬻爵

　　漢桓帝時期，外戚和宦官輪流執政，把整個東漢政府弄得是烏煙瘴氣，百姓民不聊生、怨聲載道。在這樣的奸佞小人的折騰下，東漢國庫基本枯竭。漢桓帝為了解決危機，一方麵采取了對農民加重剝削的辦法來解決財政困難，另一方麵也采取一些應急措施，主要就是減發百官俸祿，借王、侯國租稅和賣官鬻爵。這使得社會的矛盾不斷尖銳和激化起來，人民群眾開始覺醒，奮起反抗了。

　　公元159年，羌人再也無法忍受貪官汙吏瘋狂而野蠻的壓榨，掀起了大起義，一時間聲勢浩大。起義軍很快擴展到了三輔及並州和涼州，東漢政府派護羌校尉段熲進行了血腥的鎮壓，起義的大旗卻更加高高飄揚，起義大火越燒越旺。隨後，東漢政府改派中郎將皇甫規，他采取鎮壓和安撫相結合的辦法，嚴懲了一大批貪官汙吏，這才逐漸平息了羌人倡導的大起義。

　　公元162年，荊州南部地區的人民也舉行了英勇的起義，起義軍攻打長沙、桂陽等地，在蒼梧、南海、交趾等地廝殺，聯合當地人民殺富濟貧，懲治貪官汙吏。人民群眾紛紛投奔起義軍隊伍，給東漢王朝以很有力的打擊。東漢政府不得不消耗了大量的財力、物力來鎮壓人民的反抗。

　　漢桓帝無視內外交困的局麵和國庫空虛的現狀，恣意“圈養”著數千宮女，供其淫樂，生活極其糜爛。為了維持、滿足腐朽的生活，以漢桓帝為首的統治階級借口羌人大起義，從公元161年開始，施行“賣官鬻爵”，以此來聚斂財富，供其揮霍。

　　劉誌在下令減發公卿百官的俸祿，借貸王、侯的一半租稅的同時，還下令以不同價錢賣關內侯、虎賁郎、羽林郎和五大夫等重要官爵，不問來人的才學和品德，隻要有錢就可以買官來做。這就使得貪汙不僅合法化，而且直接破壞了吏製。這樣的官吏一上任，就開始瘋狂野蠻地搜刮，他們殘暴凶惡，盤剝壓榨老百姓，以此把他們買官的錢加倍地奪回來。而且由於貪官汙吏的搜刮，也加重了人民的負擔，並為靈帝時更大規模的賣官開了先河。

　　東漢各級官吏一時間橫征暴斂，貪贓枉法，奢侈糜爛，窮凶極惡。漢桓帝靠這“賣官鬻爵”的辦法確實大撈了一把，他還為自己的“靈活機智”而洋洋得意，卻不知自己的無知、昏庸、荒唐、愚昧，早已使原本就岌岌可危的東漢王朝更加腐敗，吏治更加黑暗，各種矛盾日益突出尖銳！這下子，東漢政權真是搖搖欲墜，真的走向滅亡和崩潰的邊緣，無藥可救了。

　　政治腐敗，黨錮之禍

　　自從東漢發生黨錮之禍後，“黨人”一詞才廣泛地流傳開了。其實，這一詞的最早使用是屈原的《離騷》：“唯夫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意思說就是因為那些朋比為奸的小人們苟且偷安，所以楚國政治的道路才越來越黑暗危險。“黨”是結黨營私的意思，因而孔子說：“（君子）群而不黨。”

　　官僚和儒生是活躍在東漢政治舞台上的一個主要群體。東漢初年，早在劉秀為帝時期，他利用興辦學校和鄉舉裏選等方式，培養和選拔地主階級的子弟進入各級政權機構。這樣，就為儒生的出仕大開方便之門。順帝時儒生規模發展很快，到質帝時太學生人數已增至三萬多人。各地儒生數量更多，在郡國和私人精舍中就學的人數，至少也有七八萬人。這些儒生中有豪家世族的子弟，更多的是中小地主階級的子弟，他們是官僚的後備軍。

　　然而，東漢自和帝以後，外戚與宦官交替把持朝政，皇帝形同虛設。特別是後期宦官專權，他們一方麵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強取豪奪；一方麵濫用親朋，裙帶成風，顛倒是非，混淆黑白，使官吏選舉製度更加流於形式，如河南尹田歆奉命選舉六名孝，實際上早已內定五名，所以當時人說：“今之進者，唯財與力。”選舉製度的敗壞，也堵塞了一大批有品行、有學識的太學生及地方知識分子的仕進之路。因此，加深了儒生同宦官的矛盾。當時民間流傳著嘲諷官吏選拔製度的打油詩：“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政治的黑暗，社會的動蕩，國家命運和個人前途的渺茫，促使一部分正直官僚和太學生密切配合，遙相呼應，他們臧否人物，對時政提出議論和尖銳地抨擊，成為一個與宦官相對立的群體。這些人被以宦官為代表的人們誣稱為“黨人”。這些所謂的“黨人”們貶抑篡權竊國的外戚和宦官，褒揚不畏權勢、憂國憂民的清官廉吏，逐漸形成了所謂的“清議”之風。這種風氣使宦官感到恐慌，於是出手鎮壓，從而釀成了中國曆史上有名的黨錮之禍。

　　這一時期的官僚們也痛恨宦官把持政權，危害國家。官僚大都是世族地主，他們世代為官，經濟基礎雄厚，政治力量強大。如楊震四世為三公，袁安四世五人為三公，門生故吏遍布全國，權勢傾天下。這些官僚集團以“清流”標榜自己，對宦官及其門徒的“濁流”是看不起的。所謂清流是指以儒學為正宗，憑著孝廉、征辟、策對等正途做官者。在這一點上，官僚和儒生的看法和利益是一致的，這是他們聯合反對宦官的基礎。

　　然而，政治的黑暗、官場的腐敗，既阻礙了士人的仕進之路，也傷害了士人的忠正之心。於是，他們麵對現實，或消極隱遁，或積極抗爭，從兩個不同角度書寫自己的人生。

　　一種就是隱逸避世、明哲保身，也就是不苟同，不合作。早在順帝時，士大夫就曾避禍深山。到桓帝時，政治更加黑暗，更多的知識分子逃入鄉下或山林，或躬自耕稼，自食其力；或隱居講學，苦身修節。李固、杜喬被害後，其弟子郭亮、董班、楊匡一同歸隱，“終身不仕”。公元159年，桓帝征召安陽人魏桓，鄉人勸他應召，他說：“幹（求）祿求進，是為了實現自己的意誌。現在後宮數千人，能減少一人嗎？馬棚中有萬匹馬，能牽走一匹嗎？皇帝身邊近臣權豪眾多，能去掉一個嗎？”都答：“不能。”魏桓於是慨歎道：“既然如此，讓我活著去，死了回來，有什麽用呢！”於是，魏桓隱逸不出。這反映了一部分士人的共同心理，表麵看起來是與世無爭，而透過其表象則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們對外戚宦官當朝的強烈不滿。所以，當朝廷到深山中征請他們入朝為官，替宦官歌功頌德時，他們寧死也不肯與宦官為伍。不但不應征，而且進而指斥時政。

　　與避居深山或山野的有德之士相對應的，就是與世抗爭。官吏如李固、杜喬，學者如郭泰、賈彪，他們迎麵直上、拯世救民，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這些人在桓帝時期，雖然沒有建立統一的組織，也沒有明確的行動綱領，但他們有著共同的目的，這就是要革除弊政；他們有著共同的追求，這就是要挽救王朝的命運。

　　宦官和外戚把持朝政，任用私人，太學中數以千計的學生十年寒窗而無用武之地，他們有感於政治前途的暗淡，對宦官當政感到怨恨。於是，以郭泰、賈彪等為首的一批學生領袖一方麵在太學中進行反宦官政治的組織和宣傳；另一方麵，又吸收社會上有識有才能者入太學，以擴充自己的陣容。太學遂成為當時又一政治活動中心。

　　公元153年，朱穆任冀州刺史，懲除貪官汙吏和權貴，他又以宦官趙忠葬父僭越規製為由，挖墳削棺查實並逮捕其家屬治罪。桓帝聞訊後大怒，反將朱穆判作苦役。因此，引發了曆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學生請願運動。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到宮廷向桓帝上書請願，為朱穆喊冤。他們說：宦官顛倒是非，濫用職權；朱穆忠心憂國，深謀遠慮，是難得的賢臣。如非判刑不可，則我等願代他受刑服苦役。桓帝懾於群眾壓力，隻好赦免朱穆。第一次請願算是結束了。

　　公元162年，皇甫規平服羌族的叛亂有功，因宦官徐璜、左悺向其敲詐不遂，於是誣陷他侵沒軍餉，判其服刑苦役。於是，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又發起第二次請願運動，他們向宮廷上書為皇甫規鳴冤，皇甫規因而得以赦免。這件事在精神上和輿論上給一批中下級正直官吏以極大鼓舞，他們也剛正執法，製裁宦官及其親朋。在朝的中、下級官吏和太學生三股力量平行發展，交相呼應，遂形成了反宦官鬥爭的政治高潮。

　　這場鬥爭的首領人物就是出身中下層官吏、後官至太尉的陳蕃，司隸校尉李膺等。桓帝初，李膺為司隸校尉，宦官張讓的弟弟在其屬下任縣令，貪殘暴虐，為躲懲治，逃到張讓家裏藏起來。李膺不畏宦官權勢，親自率人到張讓家將其搜捕治法。張讓向漢桓帝訴苦，李膺據理駁斥，桓帝隻好判李膺無罪。此後宦官一度收斂，李膺聲望更高。當時人們若受到他的接待，則榮稱作“登龍門”。

　　官僚、儒生集團的鬥爭，給宦官以很大的威脅。因此，宦官集團尋機進行報複。公元166年，宦官集團對黨人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迫害活動。其導火線是張成事件。

　　河內方士張成，得知朝廷要公布大赦令，便縱容兒子去殺掉仇人。李膺接到報案，立即派人將凶手捉拿歸案，這時朝廷赦免令也下來了。經審理，李膺了解事情真相後非常憤怒，一切查實後，就按律殺了張成的兒子。張成平素以方術結交了不少宦官，連漢桓帝也很相信他的占卜。於是宦官讓張成弟子牢修向桓帝上書，誣告李膺和太學生、名士往來頻繁，結成朋黨，誹謗朝廷，敗壞風俗。漢桓帝自從依靠宦官力量剪滅了梁冀之後，日益荒淫，這次接到牢修的上書，更是不辨是非，立即下令在全國範圍內逮捕“黨人”。

　　太尉陳蕃拒絕執行詔令，桓帝更加憤怒，便把李膺等人關進黃門北寺獄。這件案子所涉及的有太仆杜密、禦史中丞陳翔和陳寔、範滂以及太學生200多人。陳蕃因上書極諫，以“辟召非其人”之罪，被免官。此即黨錮之禍。東漢末年的黨錮之禍共發生了兩次，這是第一次，第二次發生在漢靈帝時期。

　　公元167年，潁川人賈彪自告奮勇到洛陽為“黨人”申冤。這時李膺等在獄中以攻為守，故意牽扯部分宦官子弟，使宦官懼怕牽連。他們就對桓帝說：“現在天時不正常，應該大赦天下了。”竇皇後的父親竇武不滿宦官專權，同情太學生反宦官運動，太學生乃求助於竇武。竇武就上書力諫桓帝赦免黨人，否則，將天下寒心、海內失望。

　　恒帝權衡利弊，不得已於六月初八日，詔令改元，大赦天下。200多名黨人全部釋放歸鄉。但名字記在三府，禁錮終身，一輩子不準再回京師做官。第一次黨錮之禍到此結束，並未造成太大的傷害。

　　第一次黨錮之禍後，“黨人”聲望在全國空前高漲，黨人雖然被罷官歸田，禁錮而不得為官，但他們卻得到了比當官更為榮寵的社會敬仰。許多人把改變社會的希望寄托到“黨人”身上，並且以和“黨人”結交為榮。史載：“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範滂出獄歸鄉，家鄉人迎接他的車多達數千輛。名將皇甫規乃西部豪傑，也覺得自己未能列名“黨人”是一種恥辱。他們共相標榜，以天下名士為稱號，以竇武、陳蕃等為三君（“君”指受世人共同崇敬），以李膺、王暢等為八俊（“俊”指人中英雄），以郭泰、範滂等為八顧（“顧”指品德高尚而及於人），以張儉、劉表等為八及（“及”指能引導人追行受崇者），以度尚、張邈等為八廚（“廚”指能以財富救助他人）。這種相互的激勵，使士大夫與朝廷權宦們的對立情緒更為強烈，鬥爭不但沒能使“黨人”屈服，反而更激發了他們的鬥誌。

　　永康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漢桓帝劉誌死於德陽前殿。第二天，竇太後臨朝執政。桓帝荒淫了一輩子，卻沒留下一個子女。侍禦史劉儵推舉河間王劉開的曾孫劉宏繼位，是為漢靈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