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帝曹丕曾論及東漢的明帝與章帝,說:“明帝察察,章帝長者。”察察,即嚴苛明辨;長者,即寬厚仁慈。
漢明帝的嚴切之政,使當時的群臣為了免於遭到罪責,而“爭為嚴切”,特別是一些酷吏審理案件,不惜一切手段,“殺良人,繼踵不絕”。於是,上至王公貴戚、文武百官,下至黎民百姓,無不整天處於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狀態之中。
也許是受到了其養母明德皇後馬氏的品德和行為的耳濡目染,漢章帝自幼就很仁德厚道、勤學上進。漢章帝為政後,不同於父親明帝的嚴切,而是“每事務於寬厚”。
漢章帝剛即位時,群臣紛紛上疏,提出要求“變政”的建議。如尚書陳寵、司空第五倫等,針對典刑用法,猶尚深刻,認為治理政治就像彈琴鼓瑟一樣,大弦過於急切,而小弦必會折斷,因而提出清除煩苛之法、“濟之以寬”的建議;校書郎楊終針對“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百姓頻年服役,轉輸煩費”,提出“罷西域”、停止征伐的主張,等等。章帝采納了這些老臣的諫言,並在他們的輔佐下,推行了一係列相關政策。
獎勵墾荒,發展生產
漢章帝曾說:“王者八政,以食為本。”特別重視農業生產。為了讓農民集中精力種田,章帝繼續奉行光武帝、漢明帝之世所推行的發展社會生產、與民休養生息的政策。
有一次,劉炟帶領大臣們出巡,看到農夫正在忙著種田,田裏田外,一派忙碌的景象,便再也按捺不住,竟親自到地裏去耕田。這件事傳開後,百姓見皇上尚且重視農業,也就更安心地種田了。
章帝注重獎勵墾荒,以公田賜予或賦予貧苦農民,並減輕田租、徭役,貸與糧種、田器,或為雇人耕種。如建初元年“詔以上林池籞賦與貧人”;元和元年“令郡國募人無田欲徙它界就肥饒者,恣聽之。到在所賜給公田,為雇耕,賃種餉,貰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算(算賦)三年”;元和三年詔:“今肥田尚多,未有墾辟。其悉以賦與貧民,給與糧種,務盡地力,勿令遊手。所過縣邑,聽半入今年田租,以勸農夫之勞。”劉炟時常讓各級官員動員流民返鄉,安心種田。凡是願意回鄉的流民,一路上由官府予以照顧。在漢章帝的督促下,各級官府都大抓農業生產。因此,漢章帝在位期間,經濟大為發展,堪稱盛世。
平徭簡賦,務在養民
章帝在位期間,曾多次出巡,體察民情,他嚴令各級官員不得無故擾民,不得影響春耕和播種。在公元82年的一次出巡前,劉炟明令要求精騎簡從,不帶任何輜重。各地不得鋪道架橋、遠離城郭、遣使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從而造成各種煩擾。出巡不擾百姓,不讓地方官吏迎接,實際是為了盡量減輕民眾的負擔。
漢章帝即位的最初幾年,牛疫、地震、大旱等自然災害不斷發生,章帝即位當年就兩次下詔,勿收兗、豫、徐三州田租、芻稿(牲畜飼料),以穀糧賑濟那些鰥、寡、孤、獨、篤、癃以及貧窮之人。公元83年,章帝下詔,“減徭費以利饑民。”公元85年,劉炟又下詔說:“人有產子者複,勿算三歲。今諸懷姙者,賜胎養穀人三斛,複其夫,勿算一歲,著以為令。”
終章帝一朝,他曾20多次下詔減免租賦徭役,要求官吏“勉勸農桑”、“務在養民”,安置好流民,濟貧救困,努力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
省刑慎罰,以德化民
漢章帝即位的第二年,中原和東部一帶發生了嚴重的旱災。赤地千地,饑民遍地。漢章帝急得如坐針氈,下令說:“快將倉庫打開,將糧食發給災民!”聽說糧食發下去了,劉炟才安下心來召集大臣商量對策。大臣們紛紛進言,說天降旱災,是陰陽失調所致,是刑罰太重所致。漢章帝聽取了他們的建議,大赦天下,減輕了刑罰。這樣,社會矛盾立即得到了緩和,社會秩序安定了。官民共同努力,度過了天災。
公元76年正月,章帝詔令各級官吏重審冤獄,放寬刑罰,重視教化。此後,劉炟多次下詔重建法製。如元和元年(公元84年)七月,下詔禁用酷刑;八月,下詔減刑;十二月,下詔取消禁錮、株連等刑罰;公元87年,劉炟采納廷尉郭躬奏議,一次就減輕過重的刑法41條。
省刑慎罰的確緩和了由於明帝時期刑罰嚴酷帶來的一些矛盾,但同時也使“富奸行賄於人,貪吏枉法於上”。直接造成了東漢後期土地兼並嚴重、吏治腐敗黑暗,在這一點上,不能說章帝似乎也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整頓吏治,選拔良吏
漢章帝繼續奉行前朝整頓吏治的政策。詔令“有司慎選舉,進柔良,退貪冒”,獎勵廉吏,嚴懲貪官;並飭令地方“二千石勉勸農桑,弘致勞來”,“順時令,理冤獄”。漢章帝指出,“穀食連少,良由吏教未至”,以“勉勸農桑”、增加農業生產作為地方官吏的首要任務。
劉炟還善於使用了解民情、體察民意的人擔任一定的官職。如成都物產豐富,百姓房屋相連,從前為了防止火災,規定百姓禁止晚上用火,但百姓卻往往偷著暗中使用,因而火災經常發生。廉範任蜀郡太守之後,廢掉了禁火之令,嚴格要求各家各戶備有充足用水,以防不測。百姓感覺十分方便,火災也大大減少,於是編了歌謠讚美他說:“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元孺,今五絝。”
從諫如流,政令寬緩
由於章帝能夠采納善言,所以臣下也敢於直言時政,直陳時弊。因而在朝廷上下具有一大批忠直之士。孔僖便是其中的一個,有一次他與崔駟在太學中議論時政說:“光武皇帝做了天子後,崇尚聖人之道,經過治理,國家的繁盛超過了文帝、景帝時期。但到後來的皇帝,則放縱自己,背棄了先帝的善政。”隔壁的太學生梁鬱聽到後,就去告發他倆“誹謗先帝,刺譏當世”,崔駟被審訊,孔僖上書自陳道:“如果譏刺得當,自應思慮改正;如果不當,也應寬容為懷,何必治罪呢?我們受罪責,死就死了,但從此以後,天下之人看到不應該的事,誰也不會再提出來了!”章帝了解情況後。不僅下詔不許再加追究,而且任命孔僖為蘭台令史。
章帝因崇明德太後的緣故,尊崇皇舅馬廖。馬廖傾心與達官貴人交往,官員士大夫爭相前往歸附。司空第五倫認為,太後家族若是勢力太盛,必然導致外戚專權,那樣就必然會危害國家。因此,第五倫堅決主張控製外戚勢力的發展。於是,第五倫就上疏言戚族過盛,朝廷應“抑損其權”:馬廖為車騎將軍出征西羌時,他上疏稱“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當竇氏始貴時,他又上疏勸諫,希望章帝能夠嚴格要求竇憲等人閉門自守,不要讓他們隨意交結,以免形成強大勢力。第五倫本身是光武、明帝、章帝三朝元老。章帝時期,因政績突出,從邊遠的蜀郡直接提拔到朝廷任司空。再加上第五倫清正廉潔、剛毅正直,章帝對他十分敬重,對他提出的建議,也頗為重視,大多數都予以采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