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帝王文治武功全記錄

第六十四章 力倡教化，興辦學校

　　尊儒重教，以儒家方略治理天下

　　東漢開國皇帝劉秀是中國曆史上有名的儒者皇帝。作為皇族的後裔，劉秀雖生長在民間，但自幼就接受了正統的儒學教育。王莽天鳳年間，他入長安太學跟隨中大夫廬江人許子威專門攻讀《尚書》，對儒學進行了更為深入、細致的研修。因而，劉秀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幾百位帝王中唯一接受過正規官學教育的、學曆最高的皇帝。因而較其祖劉邦，劉秀更加清楚地認識到儒學在鞏固政權過程中的作用。但他絕不是固守一經，而是力求通覽博學。

　　在天下未平、戰事頻起的時代，劉秀也力爭做到一有空閑便學習和研討儒經文藝，每到一處就征集儒學典籍，並且拜訪當地著名的儒學名士，向他們請教學問，或請他們當官並給予封賞。劉秀在建武元年遷都洛陽時，“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輛）。自此以後，三倍於此”，如此數量可觀的經籍典策著實讓京城人士感歎不已，劉秀濃厚的文治旨趣更讓天下有識之士刮目相看。這些都為他複興儒學、推行教化準備了條件。

　　光武帝本人不僅具有紮實的儒學理論基礎和思想認識，而且還把這些儒學思想加以應用，以儒學方略治理天下。劉秀深知，奪取天下需要勇猛和魄力，靠的是武將；而治理天下更需要遠見和卓識，靠的是文吏，而這些“文吏”主要就是指儒生。因而，東漢建立之初，他在用武力平定天下，在采取一係列政治、經濟措施來鞏固政權的同時，“退功臣而進文吏”，致力於獎勵名節，複興儒學，以文安邦，注重從意識形態領域來統一和穩定人心，吸引大批的儒士參政和議政，並選拔一批造詣較深、德才兼備的當世名儒擔任國家的重要官職。如《易》學者劉昆、《尚書》學者歐陽歙、《春秋》學者丁恭、《詩》學者包鹹，皆以名儒之身封官晉爵，先後被任以都尉、大司徒、侍中等重要官職，成為知識分子仰慕與仿效的君子楷模。儒生涉足政治，不僅輔助朝廷更好地製定和落實政策，而且對經學傳播起到了積極作用。

　　鑒於西漢末年一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祿、依附王莽，光武帝也非常注重對封建名節的表彰，對於王莽代漢時期隱居山林、不仕王莽的官僚、名士加以表彰、禮聘，表揚他們忠於漢室、不仕二姓的“高風亮節”，企圖養成重名節的社會風氣，為鞏固東漢封建統治服務，以使“天下歸心”。

　　新政權標榜文治、禮賢下士，而經術又可以作為仕進之階，於是原先遁逃、隱身的大批儒生紛紛投效光武政權，範升、陳元、鄭興、衛宏、劉昆、桓榮等經學大師接踵而至，雲集京師。光武帝也給予了他們最優厚的待遇。

　　與此同時，劉秀繼續下令廣泛搜集、整理古代經典。每天處理完政務後，劉秀還和很多儒學博士以及從民間請來的大儒們徹夜暢談儒學經典，秉燭誦讀，夜深不寐。有時，劉秀還親自主持有關文學的博士辯論，態度積極、樂此不疲，史稱“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因此，光武帝給人的印象便是“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

　　儒家學術在東漢重建過程中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它對於迅速穩定社會秩序，重建社會結構與社會模式，功莫大焉。同時，儒家學術也是東漢重建過程中的最大受益者，不僅儒學內部的今古文之爭因統治者的寬容而得到較為妥善的解決，而且，儒學作為一個整體，在東漢一代享有此前不曾真正享有的至上地位。在某種程度上說，儒學至此方真正成為漢帝國的指導思想和實踐法則。

　　複興教育，廣開仕途

　　光武帝深知儒學是封建統治者重要的精神武器，所以他特別提倡講經論理，在吸納大批知識精英的基礎上，重建了國家學宮——太學，恢複了西漢14博士官製度，讓眾博士各以“家法”傳授諸經。

　　公元29年，新建的太學在洛陽的開陽門外落成，它由兩幢長方形的建築組成，建築麵積分別為兩萬和三萬平方米。太學裏有內外講堂各一座，長十丈、廣八丈，十分寬敞，供教學和討論之用。

　　太學博士作為國家最高學府的教授，對太學的教育質量負有重要的責任，所以光武帝對博士的選拔十分重視，要求太常在策試博士時精挑細選。入選的博士不僅要在學術造詣上出類拔萃，而其道德品行亦須無可挑剔。此外，博士的來源也從洛陽地區擴展至四方各地，廣求詳選、唯才是舉，使遠近學者都得到激勵。這些措施使博士官的選拔製度不斷完善，也使太學的教學水準日漸提高。

　　太學教育在標榜文治、傳播儒學、推進教化方麵具有重要的作用，因而得到光武帝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扶持。

　　這年十月，光武帝平定齊地歸來，遂巡視太學，賞賜德才兼備、品學兼優的博士和太學生，表達了他對太學教育的關心。時任太仆的評論家朱浮對此舉大加奉承：“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飾，幹戈未休，而先建太學，進立橫舍，比日車駕親臨觀享，將以弘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

　　公元43年，光武帝又一次駕幸太學，參加博士們的經學討論，對論辯出色的桓榮特加賞賜。博士桓榮當時已有六十多歲，他身穿儒服，溫文爾雅、謙遜有禮，把經文講解得十分清晰透徹，受到儒生們的一致稱讚，也得到了皇帝的賞識。討論結束之後，光武帝意猶未盡，又令太學生們吹管擊磬，演奏雅頌之樂，優美的音樂繚繞在太學內外，氣氛熱鬧異常，盡日乃罷。

　　在光武帝的倡導下，不僅中央立太學，建武年間，經學在地方的傳播也發展較快。許多郡、縣長官，如汝南太守寇恂、丹陽太守李忠、常山太守伏恭、桂陽太守衛颯、武威太守任延等人，在發展經濟、維持社會秩序的同時，也大都注重教化、崇尚德治、移風易俗。各地的循吏興辦學校，聘請飽學儒雅之士教授經學，有的甚至親自講授，詣學受業者甚至可以免除徭役。這些教學活動在郡縣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改變了地方的學風和政風，它對文化的傳播和推廣所做出的貢獻也是不容忽視的。

　　與此同時，民間創辦的私學也如雨後春筍般興起。如此，“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一些儒學高士修建廬舍、囤積糧食，廣收門徒，聚眾講學，求學者不遠萬裏而至，常常多達萬人，傳授的內容也流派紛呈，蔚為大觀。“自光武中年以後，幹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

　　無論是官學，還是私學；無論是博士，還是經生，都為儒學的傳播、教化的開展進行了人才準備。除了通過學校培植統治人才以外，政府又用察舉孝廉、征辟僚屬以及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茂才、明經等科目，網羅地主士大夫的子弟做官。孝廉按郡內人口每二十萬人舉一人為率，每歲選拔，是儒生仕進的主要階梯。征辟即由三公及郡守直接征召士人當官。由於被察舉、征辟者才高名重，為鄉黨輿論所推崇，所以士大夫比較注意修飾自己的品行，以激揚名聲、抬高身價。當然，也不乏矯情造作、沽名釣譽之輩。

　　經學文化的傳播和發展，體現了儒家富而後教的文化理想。它不僅對社會的安定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同時也以一種鮮明的政治理性滋潤政治的運轉，使帝國的治理向文治和德治的方向發展。文化的昌明提高了漢民族的凝聚力，也是漢民族的進步標誌和崇高榮譽，它的深遠影響，遠遠勝於武力的征服和政治的強權。光武帝複興文化的努力，顯示了他的遠見卓識，也反映了一個優秀政治家豐富的內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