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帝王文治武功全記錄

第四十五章 尊崇儒學，以經義為本

　　漢元帝受過良好的經學教育，有著深厚的經學功底，尤精於《詩》。元帝尊師重儒，在其大力提倡之下，整個社會儒風蔚然，《詩經》學亦因元帝之力，成為治國主導思想。剛繼位時，劉奭便放棄了曆代的傳統，重視經學，獨尊儒術，尊師崇儒。漢武帝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方針，終於在漢元帝身上得到貫徹實施。自然，他的師傅和儒生就成為朝廷中重臣的多數派。元帝好儒，選官用人以經明行修為基本準則，因此儒生布滿朝廷上下，元帝對經學的貢獻就在於通過習經重儒、治國以儒，使儒學徹底取代了“霸王”之道。

　　尊崇儒學，以儒家標準選官用人

　　元帝即位當年，即采取尊奉孔子的措施。孔子第13世孫孔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即下詔，“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焉。”這是以皇帝名義奉祀孔子的重大舉措，孔霸被封為關內侯，賜食邑800戶，號褒成君，給事中，加賜黃金200斤，府第一所。孔霸去世，元帝兩次穿素服去吊祭，贈予列侯禮安葬，諡號“烈君”。公元前47年，漢元帝劉奭起用師傅肖望之，賜爵關內侯，食邑800戶。夏侯勝卒後，“賜塚塋，葬平陵。太後賜錢二萬萬，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尊崇帝師的社會效應必然導致人心向儒，這自然大大提高了儒家的社會地位。

　　宣帝臨終之前，曾托付三名大臣輔佐朝政。一位是外戚史高，另兩位是劉奭的師傅肖望之和周堪。肖、周二人本為劉奭的師傅，又受先帝遺詔輔政，所以劉奭即位之初，接連數次宴見肖、周，研究國事，討論朝政，充分體現出對師傅的尊重和信任。

　　劉奭還大力任用儒生。博學多才的大儒生劉向和忠正耿直的金敞，劉奭均委以重任，並特令其隨便出入禁宮、參與機密之權。劉奭即位不久，聽說琅琊（今山東諸城）人王吉和貢禹是關東明經解行的儒學大師，就特派使者召來京師為官，王吉病死在赴京途中，貢禹入京拜為諫大夫，隨後又升為禦史大夫，位列三公。

　　為了發揚儒學，重用儒生，劉奭曾一度指令京師太學的博士弟子取消定員限製，凡能通一經的民間儒生均免除兵役、徭役。後因用度不足，博士弟子定員千人，即使這樣也比宣帝末年的名額增長了五倍。對這些博士弟子，每年按甲、乙、丙三科考試，考試合格者，即可授以相應的官職。因此，當時社會上流傳著這樣的話：“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儒學宗師夏侯勝也常常教導他的弟子說：“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指高官）如俯拾地芥耳。”可見讀儒經做官，已成為當時士人入仕的主要途徑。

　　劉奭在位期間重用的大臣，多為漢代知名的經學大師。話又說回來，漢元帝起用了這麽多儒生，倒也有不少性格耿正、敢於直諫的人。雖然漢元帝有時也心生不滿，但畢竟自己重儒，因而對於直言進諫的儒者多不怪罪。儒生薛廣德敢於直言，有時甚至搞得劉奭很難堪。一次，劉奭出宮中便門到宗廟祭祀祖先，忽然產生了乘船觀水的濃厚興趣，打算放棄橋渡路線，改乘樓船前往宗廟。薛廣德攔在劉奭前，脫掉帽子，恭敬地跪在地上叩頭，要求劉奭從橋上通過。劉奭讓他戴上帽子起來，薛廣德說：“陛下不聽微臣規諫，臣將自刎，用鮮血汙染車輪，那時陛下就不能進廟去祭祀先祖了。”劉奭聽後，很不高興。光祿大夫張猛對劉奭說：“陛下，臣聽說有聖明的君主才有敢言的直臣。乘船危險，走橋安全，聖明君主不靠近危險，禦史大夫的話是應該聽從的。”劉奭瞪了薛廣德一眼，說：“曉人以理應該這樣嗎？”於是從橋上通過。這個故事也充分說明漢元帝在深受儒家思想桎梏的環境中，要想有點脫離傳統的創造性作為，已經是不可能的了。

　　在元帝用儒方針的指引下，朝廷大臣以經學相矜尚；儒生布滿朝廷上下，他們或位至公卿，或為地方長官。郭沫若說：“元、成以後……明經逐漸成為舉足輕重的政治勢力，出現了‘州牧郡守，家世傳業’的經術世家。”而大批儒生進入政界後，又必然會把儒家理念施之於政事。

　　以經義為本，治國施政

　　元帝即位後，摒棄了宣帝王霸之道相雜的政治，發布的各項政令以及詔書，多引經為據。質問大臣，則窮究“經義何以處之”；大臣執法，則要求其“順經術意”。如果大臣奏議上的語言不符合經義，則必然遭到嚴厲的批評。元帝的好儒並不是要官吏做表麵文章，而是要付諸實施。

　　由於利祿的誘惑，傳授、研習儒家經學成為社會的普遍現象，自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以來，到了元帝時期，經學才真正昌盛起來。正是由於以儒家仁義之道為治國指導思想，才使得動蕩的社會又暫時平靜下來，西漢王朝才沒有即刻崩潰，而又苟延殘喘了幾十年。

　　不過，漢元帝以儒治國也留下了負麵影響。明清之際的思想家王夫之評價元帝廣用儒生之事說：“自是以後，漢無剛正之士，遂舉社稷以奉人。”同時，以經取士固然為漢王朝選送了大批人才，但由此也決定了許多人讀經即為做官。因而在出仕以後，往往不是盡忠職守而隻圖保持祿位，屍位素餐而已。能治者不能為官，為官者不能為治，士與吏截然兩途，這不能不影響到西漢後期各級政權的效能，給當時的社會帶來了嚴重的消極影響。尤其是元帝強調以經取士，使一些隻知書本、而不省吏事的“書呆子”也被選進了各級政府機構。

　　柔仁好儒，純仁德教；

　　性格軟弱，寵幸宦官

　　柔仁好儒，純仁德教

　　史家對元帝的定評是“柔仁好儒”。這個評語應是褒多於貶，或是褒貶參半。現在看來，“柔”字用得確切。元帝確實是一個性格柔弱、優柔寡斷的人。至於“仁”字則要大打折扣。所謂“好儒”是真的，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最終隻因好的是“俗儒”而功虧一簣。

　　在元帝做太子時，就向宣帝建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則訓斥他說：“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所謂“霸道”就是先秦法家治國之道；所謂“王道”就是儒家的仁道。宣帝見太子要用“純儒”，就歎息說：“亂我家者，太子也！”並且想以“明察好法”的淮陽憲王劉欽來更易太子，後來因為懷念亡妻許平君，才終於沒有廢兄立弟。但是，宣帝對太子進行皇家教育時，卻用儒生為師傅，用儒經為教育內容，所以，漢元帝成為中國曆史上“儒化”很深的皇帝。劉奭所習之經十分廣泛，包括《春秋》、《詩》、《尚書》、《禮》、《論語》等。元帝的經學功底，不僅遠過其父，就是在西漢一代所有帝王中，也可謂首屈一指。

　　性格軟弱，寵幸宦官

　　漢元帝劉奭是個比較複雜的人物，一方麵任用賢能，另一方麵又任由奸佞小人當道，而自己又軟弱無能，使得父親宣帝劉詢傳下來的一片大好基業，竟在他手中開始斷送。漢元帝也許從祖宗身上隻繼承了軟弱的一麵，而未能學到像劉邦、劉徹等人殘酷的一麵，更也許是由於受到表麵上充滿仁政思想的儒術的影響。

　　漢元帝尊師重儒，但畢竟自己還是個皇帝，在處處受儒生牽製的情況下，自然會想找一些能陪他一起玩樂的小人陪在身邊，於是一批小人便聚集於朝廷要樞，石顯是其中最主要的一個，他依靠劉奭寵信，以中書令官職專權十幾年，一直到成帝即位。

　　石顯出身於世代書香的大地主家庭，少年因犯法而受宮刑，不得不入宮為宦官。他口舌靈巧、頭腦狡猾、內心歹毒，不但精通朝務、左右逢源，而且能用心計和言語探測出皇帝尚未講或難於言傳的內心含意。憑著這套本領，宣帝末年就已經混上了個中書仆射，並與中書弘恭結為黨友。到劉奭即位時，石顯已經是一個飽覽宦海沉浮和官場世故的鑽營利祿的老手，很快就贏得了劉奭的歡心和寵信。隨著寵信加深，中書的權力日益增大，自然就會與那些所謂的儒家忠臣產生矛盾，於是朝中形成了以弘恭、石顯為首的中書勢力和以肖望之、周堪為首的勢力的對立局麵。雙方明爭暗鬥，愈演愈烈。

　　肖、周二人向劉奭提出廢除中書機構，試圖根除石顯等一夥，奪回朝廷大權。劉奭性格柔弱，因此采取折中態度，對廢除中書之議久置不決。而石顯、弘恭則及時行動，數次設計，先是逼肖望之自殺，後又氣死了周堪。雖說劉奭憐惜師傅，而且還把周堪的職位加在石顯之上。但是終因識不破石顯的計謀，而石顯又穩操實權，劉奭最終未能保住師傅的地位、性命。從此正直派官員失去了首領，更處於被動和困難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