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帝王文治武功全記錄

第四十章 整頓吏治，懲治腐敗

　　重用宦官外戚專權；調整政策，發展經濟整頓吏治，懲治腐敗霍光專權和霍氏集團的強大，給西漢王朝的皇權帶來了沉重壓力，不利於政治的穩定和皇權的加強。漢宣帝鏟除了霍氏集團之後，全麵掌握了國家大權，他開始施展自己的宏圖大誌，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他要重新建立皇帝和中央的權威。

　　恢複相權 改革吏治是從恢複丞相的權力開始的。丞相這一官職是秦始皇設立的輔佐皇帝治理天下的百官之首，一直有非常大的權力。漢武帝登基之後，設立“中朝官”以削弱丞相的權力，這樣以丞相為首的中央機構被稱為“外朝官”，他們雖為中央的正式機構卻沒有實際的權力。皇帝的近臣、侍中、常侍、尚書等人組成“中朝官”，掌握了朝廷的實際權力，在整個昭帝和宣帝開始的時期，“中朝官”為霍氏集團所控製，皇帝本人無權，以丞相為首的中央機構也沒有實際權力。昭帝時期，宰相田千秋受武帝遺命而輔佐昭帝，他雖為百官之首但始終不敢與霍光共同理事，隻是一個政治擺設而已，這樣才得以保全性命，善老終身。田千秋之後，繼任的宰相們更是不敢輕舉妄動，實際上正常的中央機構已經癱瘓，完全由專權勢力來執掌朝政，這是一種很不正常的現象。漢宣帝掌握大權後，將“中朝官”的實際權力廢止，把大權交給了以丞相為首的“外事官”，恢複了中央機構的正常辦公，丞相統領百官，直接聽命於皇帝。史書上記載，漢宣帝親政後，以魏相為丞相“總令眾值，甚稱上意”，以後邴吉、於定國等人先後擔任了丞相，既有名分又有實權，與漢武帝時期的丞相截然不同。整個宣帝時期的丞相都是善終其位的，沒有一個被罷黜或者殺掉。

　　整頓地方吏治 在中央的秩序整頓好之後，漢宣帝開始整頓地方吏治。宣帝在民間時對百姓的疾苦有所了解，深知地方官吏有無德能、是否忠勤職守，直接關係到百姓能否安定。因此，漢宣帝十分重視地方長官的任選，他認為地方官吏對上要執行中央的政策，對下要直接治理平民百姓，政績直接關係國家的興衰，是“吏民”之本。每當任命刺史、郡守一級的大員，宣帝總是親自召見，詢問他們對施治的見解，當麵考察他們的人品、學識和政績。凡施治有能的郡守，宣帝都下詔褒獎，增加其薪俸，賞賜金帛，甚至封侯，朝中大臣出缺也由這些受褒獎的官員升任。漢宣帝時期，出現了許多政績顯著的官員，如鄭弘、王成等人。

　　漢宣帝製定了一係列的地方官吏製度，如官吏一旦到任就不能輕易調動，以便讓他們能夠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實行連貫的政策。宣帝還經常派使者考察州縣，評定地方官吏的業績。如公元前62年，漢宣帝派遣大夫夫強等12人巡行天下，考察官吏得失，舉薦各地的良才。公元前54年，宣帝又派遣丞相等24人出巡天下，考察天下的冤獄，信賞必罰，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漢宣帝還建立了一整套對官吏的考核與獎懲製度。當時有“上計”製度，即由縣、郡等地方官吏在年終時將當地的戶口、墾田、錢穀出入等情況匯總編為計簿，提交朝廷，作為考核地方官吏政績的根據。宣帝針對武帝後期以來上計不實，計簿形如虛文的情況給予嚴格糾正，令相關官員核查計簿。對真偽相亂者，嚴加處罰。根據考課結果，宣帝綜合名實，信賞必罰。他頒布詔令說：“有功不賞，有罪不課，雖唐虞猶不能化天下。”因政績突出而受到獎勵的官吏很多。相反，對那些不稱職或有罪的官吏，宣帝則毫不手軟，嚴懲不貸。久而久之，上計流為形式，不少人謊報浮誇。宣帝針對此下詔指出，“上計簿，具文而已”，他下令要禦史嚴格審核，如發現疑點須詳細調查，不容許魚龍混雜。

　　宣帝多次下詔對二千石（郡守級官吏）的工作提出具體要求：實行五日一聽事製度；不定期派使者巡行郡國，對二千石官員的工作進行考察。後來，又繼續實行武帝以來派刺史考察郡國國相的製度。

　　宣帝還很注意防範官吏以不正當手段獲取虛譽。宣帝曾下詔令地方官不得擅自征用民夫，不準隨意提高過往使者、官員食宿的待遇。宣帝指出這是越職犯法，想以此獲取虛譽而追求功名利祿，就好比站在河中的薄冰上等太陽，十分危險，倒黴就在眼前。

　　宣帝認為官吏不廉潔，就無從談治國之道。任右扶風的尹翁歸病逝，“家無餘財”，宣帝下詔表揚其廉潔，並賞賜給其子黃金百斤。宣帝也注意解決官吏俸祿中的實際問題，他下詔說，低級官吏最辛苦，俸祿卻最低，他們直接與百姓打交道，要想他們不魚肉百姓很難。宣帝下令對俸祿在百石以下的官吏，一律再增加其俸祿的一半。

　　經過一係列整頓吏治的措施，取得了明顯的效果，培養和造就了大批“良吏”，強化了中央對地方的統治，整個西漢時代的良吏，以漢宣帝時為最多。這些循吏或良吏執法公平、恩威並施、為政寬簡，其統治往往顯得“合人心”，得到世人的好評。他們是地主階級中有遠見、懂政策的官吏。

　　整頓吏治形成的激勵機製，促進了官吏素質的提高，優化了官吏隊伍的結構，保證了封建國家機器正常、高效的運轉。宣帝時有不少官吏，包括高級官吏，剛做官時文化素養並不高，由於皇帝的提倡和仕途的需要，往往在政務之餘，拜師或自學儒學。宣帝時曆任丞相的素質，無論學識、能力、治績都大大優於武帝、昭帝時期。他們積極參與國家大政方針的研究與決策，舉薦考核官吏，協助皇帝處理軍國大事，從而徹底改變了武、昭時期丞相無所作為的局麵。還有許多官吏，或由低級郡吏察廉晉升而來，或因明經而被提拔。同時，整頓吏治又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成就了中興大業。

　　當然，宣帝時的吏治仍有不少弊端。有些官吏時有執法不公、草菅人命，敲詐勒索、繁興徭役，弄虛作假、沽名釣譽，應付差事、敷衍塞責等現象。有些官吏雖無大過，但平庸無能，不稱其職。就連宣帝本人在處理政務中也帶有較大的感情色彩，出現了冤案、錯案，以及後期重用宦官等。盡管如此，從整體上看，宣帝整頓吏治是成功的，是應予肯定的。

　　處理霍氏舊臣 對於霍氏舊臣的處理，漢宣帝把握分寸，對不同的人不同對待。例如張安世，他父親是著名的酷吏張湯，但是他一改父親的作風，常常研讀一些儒學作品，為人處世寬厚仁慈。霍光很器重他，在平定上官桀的叛亂中，張安世立下了赫赫功勞，霍光就任命他為車騎將軍。漢宣帝即位的時候，起初霍光不是很同意，張安世就向霍光力說宣帝的美德，終於使他繼位。霍光死後，張安世感覺自己難以立身，就要辭職，但是宣帝認為他雖為霍光黨人，但是為人正直誠懇、勤於政事，不但沒有處分他，而且升任他為衛將軍，負責長樂宮和未央宮的警衛工作，又將京城的衛戍大權交給他，張安世十分感激，更加盡職盡責。杜延年在粉碎上官桀叛亂的過程中立有功勳，受到了霍光的賞識，被封為建平侯，漢宣帝即位後，霍光又賜予他大量食邑，位居九卿之列。霍光死後，宣帝認為杜延年是霍光的親黨，就想貶他的職務，就把他調到地方去擔任了太守。霍氏集團謀反的時候，杜延年不為所動，默默地在自己的太守職位上盡職盡責，將轄地治理得井井有條，宣帝於是就恢複了他的官職，讓他做了禦史大夫。漢宣帝賞罰分明的政策深為大臣們所信服，也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

　　打擊地方豪強 漢武帝末年，地方豪強勢力漸漸強大起來，到了昭宣時期，無論在京城還是在地方郡國，豪強勢力都形成了一股很大的力量。豪強勢力勾結官府，他們相互聯姻，欺壓、魚肉百姓，無惡不作。有的豪強勢力強大，地方政府都不敢過問，這既嚴重阻礙了中央政策執行，又嚴重破壞了社會的治安和生產生活的正常進行。針對這一嚴重的社會問題，漢宣帝采取了嚴厲的打擊措施，例如涿郡的西高氏、東高氏蔑視地方管理，橫行鄉裏，漢宣帝派長史嚴延年前去治理，嚴延年一到任就把兩家幾名十惡不赦的禍首捉拿歸案，晚上逮捕入獄，早晨就處死，當地的惡霸勢力驚慌萬分，百姓拍手稱快。宣帝一係列打擊豪強的措施，有助於加強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權威，對於維護社會治安，保護普通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和社會經濟的正常發展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重用宦官外戚專權

　　宣帝直接貽患於後代的，是重用宦官和外戚。宣帝時外戚史氏、許氏、王氏等家族權勢很大，許氏（許皇後的外家）一家三人封侯；史氏（宣帝祖母史良娣的外家）四人封侯；王氏（宣帝母王夫人的外家）二人封侯。他們的子弟許延壽、史高、王接都官至大司馬車騎將軍。平恩侯許廣漢更是炙手可熱。許廣漢的新府第落成，“丞相、禦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身為大臣的長信少府檀長卿為了取悅於許廣漢，竟在宴席間裝作猴子與狗打仗，醜態百出。宣帝晚年也不再像原先那樣節儉，貪圖起奢侈逸樂來，被稱為“頗修漢武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漢宣帝還任用宦官掌握宮中大權。司隸校尉蓋寬饒進諫說：陛下不行聖道，用受過宮刑的宦官做輔佐國家的重臣。漢宣帝竟認為他是怨謗，蓋寬饒被逼自殺。宣帝初年鼓勵直言諫議的做法至此也不見了。重用外戚和宦官必然造成邪惡勢力上升，正直人士受到排擠迫害。這些都成為西漢末期政治混亂局麵的根源。

　　宣帝在位共25年。他在位時期，西漢盛世達到了它的頂點。西漢的盛衰恰恰從宣帝和繼其位的元帝之間分界。宣帝及其以前，朝政整飭，社會基本穩定；自元帝及其後則朝綱廢弛，社會日益動亂，西漢王朝迅速走下坡路，數十年後終至覆亡。當然，導致其覆亡的痼疾早已存在，而元帝以後愈演愈烈，最終不可收拾。

　　調整政策，發展經濟

　　宣帝親政後，同樣未忘在民間時的所見所聞，他大刀闊斧地整頓朝政，注意減輕百姓的負擔，發展生產。

　　西漢經武帝大規模對外用兵，又奢侈無度，國力耗損過大，百姓生活困苦不堪，社會經濟凋敝不振。昭帝時霍光執政，與民休息，生產有了轉機。宣帝登基後，又努力為生產的發展創造了一係列有利的條件。

　　輕徭薄賦，全民農桑 宣帝重視發展農業生產，他認為“農者興德之本”。他屢次下詔減免租賦，減少人口稅，以減輕百姓的負擔，如遇災荒，又注意賑貸貧民。當時流民陸續返歸故裏，為使這些缺衣乏食者安定下來從事農業生產，宣帝下令將公田借給他們耕種養殖，沒有種子及糧食的由官府貸給，免征他們的人口稅，所貸的種子和糧食也常常減免。宣帝對與百姓生活有關的事也比較注意，當時鹽價很貴，老百姓又都離不了鹽，宣帝知道這會增加百姓的困苦，下詔“減天下鹽賈”。

　　宣帝也注意減少百姓的徭役。為了防備匈奴等外族入侵，漢朝長期在邊塞留有大軍屯戍。鑒於當時邊患減少，宣帝認為“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難以使天下安定。公元前67年，宣帝下詔撤減了一部分屯戍的兵馬。呼韓邪單於與漢朝親善後，邊境少事，宣帝再次將屯戍的軍隊裁減五分之一。漢朝時在各郡國建有行宮別館，以滿足皇帝出巡之需，宣帝時下令不準動用民力修繕這些宮館。宣帝還下詔對遇到祖父母、父母喪事的百姓，也免除徭役。宣帝也注意節省政府的開支。宣帝即位後需營建平陵（昭帝之陵），西漢曆朝建造帝陵的費用均由大司農用政府的收入來支付，宣帝卻下令從屬於天子私產的水衡錢中，拿出三千萬錢以建平陵。為了增加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宣帝下詔裁減皇宮的禦廚和樂府人員，讓他們回鄉去從事生產。

　　宣帝時代農業生產有較大的發展，豐收的年成較多。三輔及河東、弘農等郡，發展的速度尤為明顯。武帝時開始在沿邊郡縣屯田，這時也頗見成效，不僅能供給邊塞屯戍，還能部分內調。同時，宣帝也在西域組織了較大規模的屯田。由於連年豐收，宣帝時出現了西漢曆史上最低的糧價——“穀石五錢”。為了防止穀賤傷農，宣帝采納了大司農耿壽昌的建議，下詔設常平倉，令邊郡在穀賤時增價收購，穀貴時減價售出，一方麵穩定糧價，同時也利於保障北部邊塞之需。宣帝還采納了耿壽昌的另一個建議，下令在長安附近的三輔及河東、弘農等郡購糧以供給長安之需。這樣一來，過去每年需從關東漕運至長安的四百萬斛糧食可免運，往年漕運所用的六萬漕卒，就可以減少一半。常平倉及減漕措施，解決了隨著豐收而來的矛盾，有益於農業生產的繼續發展。

　　發展手工業及工商業政策 宣帝時官府手工業也有較大的發展。齊郡三服官所織造的絲織品，蜀郡、廣漢郡工官所製的漆器等均極精美。當時官府手工業不僅生產規模龐大，工藝也達到新的高度，史書稱譽宣帝時“技巧工匠器械”的水平很高，其後元帝、成帝時期遠遠趕不上。

　　武帝時期工商業官營政策暴露出諸多弊端，昭帝時期就引起較大非議。公元前81年召開的鹽鐵會議上，眾臣對這些政策進行了激烈的批評，導致了“罷郡國榷沽”的結果，但其他各項仍未罷除。宣帝親政後，繼續整頓這些政策，曾於公元前66年9月下詔：“吏或營私煩擾，不顧厥咎，朕甚閔（憫）之。鹽，民之食，而賈鹹貴，眾庶重困，其減天下鹽賈。”由此可見，工商官營政策在昭宣時期雖仍在執行，但經過整頓，這些政策的一些弊端，如官吏徇私枉法、貪汙腐敗等問題，在一定時期內得到了有效抑製，這有利於百姓的休養生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