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教：為孩子鼓掌

第三十二章 父親的回憶

　　羅大佑

　　我和李烈還沒結婚時，有天在紅廚吃飯，聊到某音樂界好友在報紙上提到，“羅大佑出身‘貴族’，就音樂人訓練方麵，比較占優勢。”李烈當下附和：“對啊，我們小時候一直把醫生家庭當貴族的。”我足足瞪了她一分鍾之久，把她當眾嚇哭。

　　一個人能夠做些什麽，跟他本人有絕對的關係，但以出身來論成就，不但失之偏頗，更是一種偏見。我對此事非常不滿，就問李烈：“你知道我父親是怎麽長大的嗎？”父親小時候赤腳上學，每天早上要走兩個小時到車站，搭一小時火車到新竹，再走半小時到新竹中學，來回共耗去六七個小時。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被派往南洋當軍醫；國民黨來台後，他又被派到越南當軍醫兩年——從他寄回的郵票上，我才知道他去了越南。後來經濟逐漸好轉，他一人赴高雄創業，靠一名助理和一名護士的協助，經過30年才創下一番事業。他這輩子完全是憑自己雙手打出來的，若被定義為“貴族”，我想是相當不公平的。

　　我小時候家住開封街，附近有兩家漫畫店，租一本漫畫2毛錢。父親從不阻止我們，但每周他都會帶我們去東方出版社買有注音符號的一些優良讀物，如《小婦人》、《三劍客》。

　　記憶中他很少糾正我們的一些小動作，倒是母親總會要求我們碗要好好拿，不要剩飯菜等。記得那時班上很流行把長壽煙銀白色的錫箔紙撕下來弄平，剪成各式圖案來玩。有一次看完電影，我心血來潮，邊走邊撿路上廢棄的煙盒，大概撿了十來包，樂不可支。沒想到回家後，父親二話不說，把我拉到浴室，狠狠揍了我一頓，邊打邊罵：“我讓你受好教育，不是讓你撿東西的？”我那時大約讀小學三年級，印象很模糊。父親過世三四年後，我和兄姐們在紐約聚餐，大哥重提此事，說父親曾經告訴他小時候痛打我的往事，並發誓這一輩子不會再打小孩。

　　從18歲起，父親就教我開刀；家裏全是醫生，這和我後來學醫有很大關係。醫學院的7年訓練，加上後來在醫院工作兩年，朋友認為我花費這麽多時間學醫，未免可惜。但醫科是嚴謹的科學，對我後來寫歌、做音樂乃至為人處世，都有莫大的影響。

　　父親從未阻止我玩音樂，我也做得不錯，但他始終勸告我：“做音樂可以，但不要放棄行醫。畢竟醫生的社會地位高，收入穩定，又受人尊重。”

　　父親對我一生的影響，大到我沒辦法為他寫一首歌。他受帕金森綜合症折磨長達10年，路走不好，我給他買了根拐杖，但他不常用，多次當街摔倒。我忍不住問他：“爸，你怎麽就不拿？”他雖然不說，但我知道，拐杖對他而言是弱者的象征。他一輩子行醫救人，都是他幫病人解決問題，怎麽可能讓自己成為需要扶助的弱者？

　　父親在紐約買了間小公寓，過世前兩天，他居然開口唱起歌來。他平日很少唱歌。我記得高中的時候，他有次邀請醫院同仁來家裏過中秋節，他在天台上好不容易唱了首《月亮出來了》，嗓音很低，五音不全，令我印象深刻。那天，他又再度開口唱起早年在南洋當軍醫時的軍歌，照顧他的阿姨非常驚訝：“阿公，你怎麽會唱歌？”“你不知道，羅大佑的歌都是我教他的。”父親答了這樣一句。兩天後，他便過世了。

　　父親過世，我一直覺得很難接受。我想，大概要花一兩年時間，我才能麵對這個事實吧。他走得很安詳，這是我們比較心安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