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經商的蔣經國三子蔣孝勇與夫人方智怡
（蔣孝勇帶領一家參加宋慶齡故居。）
蔣孝勇一生與政界無深涉，隻專注於工商業，雖然也曾遭致“與民爭利”之非議，但畢竟沒有弄到像他的兩個哥哥那般“人人側目”的程度。而且他個人的私生活也比較檢點，很少授人於柄。
蔣孝勇是蔣介石幾個孫子中最令他寵愛的一人。蔣孝勇小的時候，有許多地方與蔣介石童年時相仿：玩刀弄槍，天不怕地不怕，整天風風火火，打打鬧鬧，隻要出去玩，肯定是一身泥巴、一身傷，回家後又和孝武打鬧，廚房、臥室到處是“戰場”，直打到犯困睡覺。蔣經國也疼愛孝勇，因為他於1948年10月在上海出生，當時正值國民黨經濟危機，蔣家王朝在中國大陸崩潰的前夜，蔣經國總覺得孝勇生下來後，營養不足，在吃穿方麵總是盡量偏袒著他。隔年，尚在繈褓之中的蔣孝勇就隨著祖父和父親辭別了故土，退居到孤島台灣。
（蔣孝勇向父親敬酒。）
與孝武相比孝勇更精更鬼，在蔣介石、蔣經國麵前乖如小貓，甜言蜜語，一離開他們就胡作非為。蔣介石、宋美齡非常寵愛這個小孫子。蔣介石在世時，不管遇到什麽煩惱的事，隻要小孫子走到麵前，喊一聲“爺爺好！”立刻就會轉怒為喜，可見他在蔣介石心目中的地位。
讀完小學、初中後，根據蔣介石的意願，蔣經國把他送進了相當於高中程度的鳳山陸軍軍官學校的預備班，以後又直接升入正式班，接受高等軍事教育。但是，身為“皇孫”的他，經常違紀犯規，偷著抽煙、喝酒，被教育班長抓住後，不是罰他做俯臥撐，就是讓他連煙帶灰吞到肚子裏。幾次之後，蔣孝勇非常害怕，行為有所收斂。按照正常情況，蔣孝勇應該是1972年的那一班畢業，然而，他卻被迫中途輟學。原因就是蔣孝勇在一次野外訓練中腳部受了重傷，久治不愈，再也無法適應部隊生活。
這一意外事件對一心想在蔣家第三代中培養出一個“職業軍人”的蔣介石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不小的打擊。因為在此之前，蔣孝文、蔣孝武在陸軍軍官學校的學業也都是半途而廢。但是，事已至此，蔣介石也隻好以孫兒的健康為念了。1969年2月4日，蔣介石寫信給蔣孝勇，文曰：
勇孫：
昨天電話未盡所懷，如你足疾久不愈，恐難成為健全的軍人，實為我半年以來最大的憂慮，乃非言語所可形容也。現在既然如此，隻有一切聽從醫生之言，凡使你足疾能愈辦法，都得照辦，再不可有勉強“充好漢”之行動，手攜拐架，無論上課或上餐廳，亦隻有提用，勿以為羞是要。石膏如未得醫生許可，亦不應拆除，雖不方便，亦隻有忍之。若非如此持久自製與勉強行之，則恐難望痊愈了。務希切實遵辦，再不可自充好漢。切見毋忘。
五十八年二月四日祖父母示
（宋美齡（前）與蔣孝勇（右）在一起。）
同年3月14日又有一信：
勇孫：
你上次來信，我已接到了，祖母亦甚高興。昨聞你已病入醫院，不勝係念，今特寫信交武孫帶來慰問，如你下周仍未痊愈，我與祖母就要南來看你，想與你同住幾日，在西子灣養病或以醫院為佳，易愈也。餘不多言，望早痊愈。
祖父母，三月十四日晨
1975年蔣介石去世後，蔣孝勇所寫的紀念文章中也談到此事：
在我內心的深處，最最對不起祖父的一件憾事，就是未能從陸軍軍官學校畢業。五十三年自願投入軍旅行列——陸軍官校預備學生班，祖父原是十分欣慰的。所惜八年以前，受訓操作時，不慎扭傷了足踝，幾個月之後，經過了兩次手術，才不得不離開行列，拋棄初衷。憶及當將要離開台北到風山報到的那天，他老人家把我叫到書房，除勉勵之外，還打開皮包，拿出錢袋，數之再三，給了我兩百塊錢，說：“你獨自到官校去，必有零用之需，這是兩百塊錢，錢包裏我也隻有這麽多，希望你能好好地去應用。”
當時除了體會到深切的愛心之外，還有一絲敬重與感慨。蔣孝勇從陸軍軍官學校休學後，先轉至輔仁大學讀了半年，以後又轉學到台灣大學政治係，就讀政治理論專業，1973年畢業。
蔣孝勇從學校出來以後，蔣經國有意讓他在經濟領域裏發展，而沒有安排他直接涉足政治，蔣孝勇最初是在一家叫做“鴻霖”的民間商業機構當董事長兼總經理。1982年，台灣電影界抓到了一家“盜版”公司“昌運”，公司負責人邱創壽被送上法庭，雖然後來被宣判無罪，但是由於在辦案過程中查出邱創壽是“鴻霖”的常務董事之一，因而，蔣孝勇的名聲一度也頗為受損。自此而後，蔣孝勇就辭掉了在“鴻霖”所兼的一切名義職務，轉人幕後控製，同時開始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了國民黨“黨營”企業方麵。
從80年代起他先後出任國民黨“黨營”的兩個主要的生產事業單位——中興電工機械公司和中央玻璃纖維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兼總經理。此外，蔣孝勇還被推選執掌台灣“中華民國”電工器材同業公會理事長、“中華民國”玻璃纖維同業公會理事長及“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常務理事等多種要職。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負責“黨營”企業的主管機構中央財務委員會和中央投資公司內部，蔣孝勇也具有很大的發言權和影響力。
（蔣孝勇陪蔣介石宋美齡在散步。）
以蔣孝勇的年齡、資曆，短短十數年的時間裏，竄升至台灣國民黨“黨營”生產事業單位的“領班”級人物，並且在台灣工商界占據著一席舉足輕重的顯赫之位，主要得益於他的“第一家庭”的特殊背景。而這些原來經營狀況並不景氣的“黨營”企業，則由於蔣孝勇的加盟領銜，利潤劇增，業務範圍日益擴展。如蔣孝勇主持“中興”公司之時，企業本身並無生產大型冷氣機的能力，可是凡遇到政府大的建築工程，有裝千噸、萬噸冷氣機設備招標時，“中興”公司總是最先出來競標，它甚至敢用低於成本的價格，先得了標，然後再以高於標價的價格轉包，請有生產能力的廠家去製造和安裝，等工程全麵鋪開後，“中興”公司自有辦法讓發包的政府單位追加預算，直到達及“中興”公司有利潤而滿意的價格為止。
後來，“中興”公司幹脆與其他民營的冷氣機公司達成協議，就是凡遇到政府的大的建築工程，準許他們使用“中興”公司的名義，去和招標單位議價，議價的條件，除了他們本公司夠成本利潤之外，並再戴三成“帽子”算是“中興”出借名義的“應得利潤”。本來1億元可以承包的生意，借用“中興”公司名義的民營公司，得先為自己加上二成“利潤”，變成1.2億元，之後再在1.2億元加上三成（0.36億元）為付給“中興”公司的“應得利潤。”如此一周折，本來隻要花1億元就可以安裝的冷氣機，變成要花1.56億元方可成交。好在無論錢多錢少，都是掏自政府腰包，也就無人心疼計較了。
除了掌握有中興電工機械公司和中央玻璃纖維股份有限公司兩家主要的“黨營”企業而外，蔣孝勇同時還控製有中興工程顧問公司等十幾家公營企業。據比較保守的估計，蔣孝勇在工商界勢力最盛時，他能影響和支配的資產在台幣300億元以上。蔣孝勇在經濟部門的呼風喚雨之霸主地位，恰與其兄蔣孝武在文化領域縱橫捭闔的強人之勢，互為倚足，這裏不難看出蔣經國刻意安排的苦心。
當然，蔣經國也深知，他的這兩個兒子，無論是蔣孝武，還是蔣孝勇，在政治上都還十分稚嫩，缺乏磨煉，一時很難成“大氣候”。所以，蔣經國一直有意識地抑製他們在政治權力圈裏過早出頭，以防他們“得意忘形”，自毀前程。國民黨“十二全”時，蔣經國把他們從中央委員的候選人名單中刪除，就是一個明證。尤其是對於蔣孝勇，蔣經國總是告誡他專注於工商業，做出令人信服的成績以後，再考慮在政界的發展。
蔣孝勇是在1973年從台灣大學政治係畢業後不久，與方智怡結婚的。方智怡的父親方恩緒是台灣公路工程界頗有名氣的技術專家，一直在台灣公路係統任職，先後擔任過工程隊隊長、副局長、局長等職務。蔣孝勇和方智怡是在戀愛成熟之後，始稟告雙方父母的。蔣經國就請了當時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的秦孝儀作“媒人”，去方家登門“求親”，自然不會遭到拒絕。1973年7月23日，蔣孝勇和方智怡的婚禮在台北圓山飯店舉行，由秦孝儀擔任主持人，蔣經國夫婦親自到場致賀。當時，蔣介石由於車禍受傷已臥病年餘，但仍然掙紮著起來，與宋美齡一起坐著與蔣孝勇夫婦合拍了一幀照片，並特許公開發表。如此高規格的婚禮，在蔣家第三代中為僅有的一例。
（蔣孝勇方智怡結婚時與蔣介石宋美齡合影。）
方智怡與蔣孝勇結婚後，受丈夫的影響，也投身於商界，先後開辦了兩家公司。這就是位於台北林森北路的“怡興兒童中心”和“怡興花苑”。方恩緒從台灣省高速公路局局長的任上退下來之後，在蔣孝勇的鼓動下，也“下海”從商，在台北敦化南路的“潤泰大樓”創辦了一家建設公司。
1988年，蔣經國因病去世。繼任中國國民黨主席和“總統”的李登輝對台灣政治體製實施了“民主化”、“本土化”和“非蔣化”的重大改革。
麵對台灣島內對蔣氏家族日甚一日的批評浪潮，麵對“新主人”的台灣當局對有“政治野心”、企圖“複辟”的蔣家人士和“擁蔣”派的全麵排斥，蔣家第三代“碩果僅存”的實力派人物蔣孝勇，於1989年3月決定急流勇退，舉家遷離台灣，遠避加拿大，以後又輾轉移居美國。
臨行之前，蔣孝勇接受台灣《遠見》雜誌記者的采訪。他表示：蔣家過去和中國近代史似乎是連在一起的，但是總要打個休止符。他說：
對我而言，父親辭世以前，沒有辦法打一個完全的休止符，不是別的原因，是因為人家總是戴著有色眼鏡看我。但是我不願意我的小孩跟我有同樣的遭遇。
談到蔣經國逝世以後台灣社會的各種變化時，蔣孝勇發表感想說：
我沒有辦法跳出去看，這件事我自己亦身在其中。以做子女而言，當然沒有人願意祖上被人家做一些不當的羞辱。我覺得今天我們整個社會，對於敬老尊賢這個立場，似乎是脫離常軌太遠了一點。當然今天也可以了解到有些人是為反對而反對。在整個問題的反對過程中間，很多方式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有一點我不能夠接受——就是對人的不尊重。你可以用製度、用批評、用方法，但是對於采取羞辱對方的方式，我覺得在今天是個異數，我真的是很不能夠接受。
談到從政，蔣孝勇肯定地表示，到目前為止，沒有改變任何心意。他說：“先父在世時，我就立定了宗旨：第一，不幹公務員；第，二，不做專職黨務工作，到今天還沒有作任何修正。”他說，他之所以在國民黨“十三全”選舉中央委員時以高票當選，“先祖的庇蔭是個事實。但是我對於所謂中央委員的爭取，當時是抱這樣的心情，現在還是如此，就是：傳承的意義重於實質的意義。我之所以爭取，主要原因是家父才過世，就像線斷了一般，也不一定是一件對的事情。但是我並不認為我以後在黨裏麵所謂中央委員這個途徑上會有什麽發展。我隻是盡我自己本分，做我自己該做的事情。”
對於蔣孝勇的出走，台灣輿論界普遍認為，這是蔣家王朝根拔台灣，“家天下”氣數盡散。從此而後，蔣氏家族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力將日漸式微而至於無形。所論雖顯偏頗，卻不是全無道理。
1996年初，蔣孝勇因食道癌住進台北榮民總院。手術後，經過一段化學和放射線治療，病情有所好轉。6月，他提出赴大陸治療。蔣孝勇曾說，他到大陸治病的目的其實有兩個：一是看病，二是回故鄉看看。大陸此類病例較多，而且是中西醫結合治療，康複的希望大一些。
蔣孝勇在北京的醫院住了三天兩夜，而且請了一位腫瘤醫院的院長來會診，回台灣時還帶回一些中藥，以便調養。本來，蔣孝勇想去上海、南京、黃山等地走一走，看一看，尤其是黃山。因為蔣經國從未到過黃山，蔣孝勇願為其父了此心願。由於健康原因未能成行，但去了浙江奉化溪口。無奈，由於癌細胞轉移至腦部，他不得不結束這次短暫的大陸之行，返鄉就醫。
（蔣孝勇一家在奉化掃墓。）
1997年1月，蔣孝勇終因惡疾不治，告別親人而去。1月12日，在“榮民總院”介壽堂舉行公祭，李登輝親臨致祭，“總統府”資政俞國華、前“行政院院長”赫柏村等人為他覆蓋“中華民國國旗”和國民黨黨旗。蔣孝勇遺體在台北第二殯儀館火化後，骨灰由家人攜往美國安葬。
方智怡是蔣家媳婦中，惟一得到蔣經國福祉的，所以，可以說，她是蔣家媳婦中最幸福的一個。
蔣孝勇是在1968年的時候，與方智怡突然談起戀愛的。翁元還記得，那一年的夏天，還在讀軍校的蔣孝勇，突然帶著方智怡姊弟，到梨山去找正在避暑的蔣經國夫婦，正式公開了他們的戀情。
當蔣家親友獲悉了他們這段戀情，還特別把他叫到跟前，對他耳提麵命了一番，叫他好好與方智怡交往，千萬不要重蹈哥哥的覆轍。
（蔣孝勇與妻子方智怡在一起。）
蔣家人對蔣孝勇與方智怡的交往期待甚深，與方智怡的出身有關。她的父親是前“高速公路局長”方思緒，在政壇屢居高位，因此方智怡可說是好人家的女兒，與蔣家又同是浙江人，彼此更多了份親切感。
方智怡和蔣孝勇陷入熱戀時，也很年輕，才17歲而已。蔣孝勇的老師秦孝儀記得，當時她與蔣孝勇的感情很好，可說是如膠似漆，常在蔣孝勇讀書讀到一半時，和三五好友開著車來，一拉就把孝勇拉出去玩了。
雖然，蔣孝勇與方智怡的戀愛談得早，但也是在交往5年後才把她娶進門。當兩人論及婚嫁時，還特別請了秦孝儀去跟蔣經國說好話。這一說之下，不僅蔣經國對這樁婚事很滿意，就連蔣介石也頗為高興。據說，蔣介石特別喜歡方智怡圓圓大大的臉、尤其氣質很好，說：“這才是大家閨秀應有的樣子！”因此，在親友的祝福下，蔣孝勇與方智怡順順利利地在1973年，步入了婚姻殿堂。他們的婚禮風風光光地在士林宮邸的凱歌歌堂舉行，得到全家人，包括蔣經國在內的祝福。
方智怡嫁到蔣家以後，一口氣幫蔣孝勇生了3個兒子，生到最後發現沒有女兒，還在產房哭了起來。
在蔣家的日子，她大半的心思都花在相夫教子上頭，並沒有出去拋頭露麵、當什麽職業婦女。她惟一一個正職，就是在蔣家的華興幼稚園擔任負責人。
蔣經國在世的時候，她每個禮拜三都會去陪他吃飯，可說是蔣家幾個媳婦中，人緣最好的一個。而蔣孝勇是三個兄弟之中，最為顧家的一個，多年來並未傳過什麽了不得的花邊出來。
蔣孝勇過世前後，方智怡曾旅居加拿大一段時間，目前則定居美國。她承接蔣孝勇龐大的遺產，在美國舊金山自行創業，如今擁有兩座Shopping Center，並在黑鷹區（Bi-ackhugg）擁有一棟豪宅，是灣區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成功女企業家，也是蔣家難得一見的女強人。
她護衛蔣家的作風相當強悍，也是蔣家媳婦中所少見的。不管是幾年前出麵駁斥“蔣經國身世之謎”一事，還是出言反擊宋楚瑜的“蔣家拿錢說”，這都顯示出，她的骨子裏帶有已故夫婿的影子，政治立場也基本與蔣孝勇如出一轍。
（在蔣孝勇靈前哀思的方智怡。）
2003年1月13日正值蔣經國逝世15周年，她帶著兩個兒子蔣友柏、蔣友常到頭寮謁陵，之後在頭寮休息室內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蔣家第四代的孩子們各有各的理想與個性，未來會不會從政要看他們自己的生涯規則，一切順其自然。她還透露，2002年12月底赴美向宋美齡請安，蔣夫人身體不錯，精神很好，而且早晚為大家禱告。當問及蔣方良在七海官邸的生活狀況是否很艱苦時，方智怡表示這均源於婆婆的簡樸習慣。當記者問及她對蔣氏父子移靈事宜的態度，她表示兩岸仍需要溝通，自己則不便多談。談到章氏兄弟之事時，方智怡則答：“章委員人生經曆比我們豐富，應有他的判斷。”麵對外界對“蔣家六遺孀”的好奇與想法，方智怡坦言道她們過得很好。
至於蔣家的精神未來如何發揮，她說到自己的公公蔣經國以身作則對長輩孝順，與妻子和睦，對後輩則顯示出他的親切，自然會帶給後輩學習，而蔣經國對蔣方良的愛更讓他們感動佩服。身為蔣家人，她謹記公公蔣經國生前曾說蔣家人不從政，而她現在出任黨代表隻是做義工，盡義務，她亦深知公公的請求，絕不會涉身政界。若問跟隨蔣經國可以說學習到什麽，方智怡坦言道：“應該是學到謙卑為人民的精神。”
可見，身為“三少奶奶”的方智怡，自始至終都站在蔣氏家族的立場，以蔣家的利益為重，亦是蔣家遺孀中頗有能力的一位，不愧是蒙蔣經國的福祉，相信其夫君蔣孝勇在天之靈也可能慰藉。
蔣孝勇一生與政界無深涉，隻專注於工商業，雖然也曾遭致“與民爭利”之非議，但畢竟沒有弄到像他的兩個哥哥那般“人人側目”的程度。而且他個人的私生活也比較檢點，很少授人於柄。
蔣孝勇是蔣介石幾個孫子中最令他寵愛的一人。蔣孝勇小的時候，有許多地方與蔣介石童年時相仿：玩刀弄槍，天不怕地不怕，整天風風火火，打打鬧鬧，隻要出去玩，肯定是一身泥巴、一身傷，回家後又和孝武打鬧，廚房、臥室到處是“戰場”，直打到犯困睡覺。蔣經國也疼愛孝勇，因為他於1948年10月在上海出生，當時正值國民黨經濟危機，蔣家王朝在中國大陸崩潰的前夜，蔣經國總覺得孝勇生下來後，營養不足，在吃穿方麵總是盡量偏袒著他。隔年，尚在繈褓之中的蔣孝勇就隨著祖父和父親辭別了故土，退居到孤島台灣。
（蔣孝勇向父親敬酒。）
與孝武相比孝勇更精更鬼，在蔣介石、蔣經國麵前乖如小貓，甜言蜜語，一離開他們就胡作非為。蔣介石、宋美齡非常寵愛這個小孫子。蔣介石在世時，不管遇到什麽煩惱的事，隻要小孫子走到麵前，喊一聲“爺爺好！”立刻就會轉怒為喜，可見他在蔣介石心目中的地位。
讀完小學、初中後，根據蔣介石的意願，蔣經國把他送進了相當於高中程度的鳳山陸軍軍官學校的預備班，以後又直接升入正式班，接受高等軍事教育。但是，身為“皇孫”的他，經常違紀犯規，偷著抽煙、喝酒，被教育班長抓住後，不是罰他做俯臥撐，就是讓他連煙帶灰吞到肚子裏。幾次之後，蔣孝勇非常害怕，行為有所收斂。按照正常情況，蔣孝勇應該是1972年的那一班畢業，然而，他卻被迫中途輟學。原因就是蔣孝勇在一次野外訓練中腳部受了重傷，久治不愈，再也無法適應部隊生活。
這一意外事件對一心想在蔣家第三代中培養出一個“職業軍人”的蔣介石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不小的打擊。因為在此之前，蔣孝文、蔣孝武在陸軍軍官學校的學業也都是半途而廢。但是，事已至此，蔣介石也隻好以孫兒的健康為念了。1969年2月4日，蔣介石寫信給蔣孝勇，文曰：
勇孫：
昨天電話未盡所懷，如你足疾久不愈，恐難成為健全的軍人，實為我半年以來最大的憂慮，乃非言語所可形容也。現在既然如此，隻有一切聽從醫生之言，凡使你足疾能愈辦法，都得照辦，再不可有勉強“充好漢”之行動，手攜拐架，無論上課或上餐廳，亦隻有提用，勿以為羞是要。石膏如未得醫生許可，亦不應拆除，雖不方便，亦隻有忍之。若非如此持久自製與勉強行之，則恐難望痊愈了。務希切實遵辦，再不可自充好漢。切見毋忘。
五十八年二月四日祖父母示
（宋美齡（前）與蔣孝勇（右）在一起。）
同年3月14日又有一信：
勇孫：
你上次來信，我已接到了，祖母亦甚高興。昨聞你已病入醫院，不勝係念，今特寫信交武孫帶來慰問，如你下周仍未痊愈，我與祖母就要南來看你，想與你同住幾日，在西子灣養病或以醫院為佳，易愈也。餘不多言，望早痊愈。
祖父母，三月十四日晨
1975年蔣介石去世後，蔣孝勇所寫的紀念文章中也談到此事：
在我內心的深處，最最對不起祖父的一件憾事，就是未能從陸軍軍官學校畢業。五十三年自願投入軍旅行列——陸軍官校預備學生班，祖父原是十分欣慰的。所惜八年以前，受訓操作時，不慎扭傷了足踝，幾個月之後，經過了兩次手術，才不得不離開行列，拋棄初衷。憶及當將要離開台北到風山報到的那天，他老人家把我叫到書房，除勉勵之外，還打開皮包，拿出錢袋，數之再三，給了我兩百塊錢，說：“你獨自到官校去，必有零用之需，這是兩百塊錢，錢包裏我也隻有這麽多，希望你能好好地去應用。”
當時除了體會到深切的愛心之外，還有一絲敬重與感慨。蔣孝勇從陸軍軍官學校休學後，先轉至輔仁大學讀了半年，以後又轉學到台灣大學政治係，就讀政治理論專業，1973年畢業。
蔣孝勇從學校出來以後，蔣經國有意讓他在經濟領域裏發展，而沒有安排他直接涉足政治，蔣孝勇最初是在一家叫做“鴻霖”的民間商業機構當董事長兼總經理。1982年，台灣電影界抓到了一家“盜版”公司“昌運”，公司負責人邱創壽被送上法庭，雖然後來被宣判無罪，但是由於在辦案過程中查出邱創壽是“鴻霖”的常務董事之一，因而，蔣孝勇的名聲一度也頗為受損。自此而後，蔣孝勇就辭掉了在“鴻霖”所兼的一切名義職務，轉人幕後控製，同時開始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了國民黨“黨營”企業方麵。
從80年代起他先後出任國民黨“黨營”的兩個主要的生產事業單位——中興電工機械公司和中央玻璃纖維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兼總經理。此外，蔣孝勇還被推選執掌台灣“中華民國”電工器材同業公會理事長、“中華民國”玻璃纖維同業公會理事長及“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常務理事等多種要職。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負責“黨營”企業的主管機構中央財務委員會和中央投資公司內部，蔣孝勇也具有很大的發言權和影響力。
（蔣孝勇陪蔣介石宋美齡在散步。）
以蔣孝勇的年齡、資曆，短短十數年的時間裏，竄升至台灣國民黨“黨營”生產事業單位的“領班”級人物，並且在台灣工商界占據著一席舉足輕重的顯赫之位，主要得益於他的“第一家庭”的特殊背景。而這些原來經營狀況並不景氣的“黨營”企業，則由於蔣孝勇的加盟領銜，利潤劇增，業務範圍日益擴展。如蔣孝勇主持“中興”公司之時，企業本身並無生產大型冷氣機的能力，可是凡遇到政府大的建築工程，有裝千噸、萬噸冷氣機設備招標時，“中興”公司總是最先出來競標，它甚至敢用低於成本的價格，先得了標，然後再以高於標價的價格轉包，請有生產能力的廠家去製造和安裝，等工程全麵鋪開後，“中興”公司自有辦法讓發包的政府單位追加預算，直到達及“中興”公司有利潤而滿意的價格為止。
後來，“中興”公司幹脆與其他民營的冷氣機公司達成協議，就是凡遇到政府的大的建築工程，準許他們使用“中興”公司的名義，去和招標單位議價，議價的條件，除了他們本公司夠成本利潤之外，並再戴三成“帽子”算是“中興”出借名義的“應得利潤”。本來1億元可以承包的生意，借用“中興”公司名義的民營公司，得先為自己加上二成“利潤”，變成1.2億元，之後再在1.2億元加上三成（0.36億元）為付給“中興”公司的“應得利潤。”如此一周折，本來隻要花1億元就可以安裝的冷氣機，變成要花1.56億元方可成交。好在無論錢多錢少，都是掏自政府腰包，也就無人心疼計較了。
除了掌握有中興電工機械公司和中央玻璃纖維股份有限公司兩家主要的“黨營”企業而外，蔣孝勇同時還控製有中興工程顧問公司等十幾家公營企業。據比較保守的估計，蔣孝勇在工商界勢力最盛時，他能影響和支配的資產在台幣300億元以上。蔣孝勇在經濟部門的呼風喚雨之霸主地位，恰與其兄蔣孝武在文化領域縱橫捭闔的強人之勢，互為倚足，這裏不難看出蔣經國刻意安排的苦心。
當然，蔣經國也深知，他的這兩個兒子，無論是蔣孝武，還是蔣孝勇，在政治上都還十分稚嫩，缺乏磨煉，一時很難成“大氣候”。所以，蔣經國一直有意識地抑製他們在政治權力圈裏過早出頭，以防他們“得意忘形”，自毀前程。國民黨“十二全”時，蔣經國把他們從中央委員的候選人名單中刪除，就是一個明證。尤其是對於蔣孝勇，蔣經國總是告誡他專注於工商業，做出令人信服的成績以後，再考慮在政界的發展。
蔣孝勇是在1973年從台灣大學政治係畢業後不久，與方智怡結婚的。方智怡的父親方恩緒是台灣公路工程界頗有名氣的技術專家，一直在台灣公路係統任職，先後擔任過工程隊隊長、副局長、局長等職務。蔣孝勇和方智怡是在戀愛成熟之後，始稟告雙方父母的。蔣經國就請了當時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的秦孝儀作“媒人”，去方家登門“求親”，自然不會遭到拒絕。1973年7月23日，蔣孝勇和方智怡的婚禮在台北圓山飯店舉行，由秦孝儀擔任主持人，蔣經國夫婦親自到場致賀。當時，蔣介石由於車禍受傷已臥病年餘，但仍然掙紮著起來，與宋美齡一起坐著與蔣孝勇夫婦合拍了一幀照片，並特許公開發表。如此高規格的婚禮，在蔣家第三代中為僅有的一例。
（蔣孝勇方智怡結婚時與蔣介石宋美齡合影。）
方智怡與蔣孝勇結婚後，受丈夫的影響，也投身於商界，先後開辦了兩家公司。這就是位於台北林森北路的“怡興兒童中心”和“怡興花苑”。方恩緒從台灣省高速公路局局長的任上退下來之後，在蔣孝勇的鼓動下，也“下海”從商，在台北敦化南路的“潤泰大樓”創辦了一家建設公司。
1988年，蔣經國因病去世。繼任中國國民黨主席和“總統”的李登輝對台灣政治體製實施了“民主化”、“本土化”和“非蔣化”的重大改革。
麵對台灣島內對蔣氏家族日甚一日的批評浪潮，麵對“新主人”的台灣當局對有“政治野心”、企圖“複辟”的蔣家人士和“擁蔣”派的全麵排斥，蔣家第三代“碩果僅存”的實力派人物蔣孝勇，於1989年3月決定急流勇退，舉家遷離台灣，遠避加拿大，以後又輾轉移居美國。
臨行之前，蔣孝勇接受台灣《遠見》雜誌記者的采訪。他表示：蔣家過去和中國近代史似乎是連在一起的，但是總要打個休止符。他說：
對我而言，父親辭世以前，沒有辦法打一個完全的休止符，不是別的原因，是因為人家總是戴著有色眼鏡看我。但是我不願意我的小孩跟我有同樣的遭遇。
談到蔣經國逝世以後台灣社會的各種變化時，蔣孝勇發表感想說：
我沒有辦法跳出去看，這件事我自己亦身在其中。以做子女而言，當然沒有人願意祖上被人家做一些不當的羞辱。我覺得今天我們整個社會，對於敬老尊賢這個立場，似乎是脫離常軌太遠了一點。當然今天也可以了解到有些人是為反對而反對。在整個問題的反對過程中間，很多方式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有一點我不能夠接受——就是對人的不尊重。你可以用製度、用批評、用方法，但是對於采取羞辱對方的方式，我覺得在今天是個異數，我真的是很不能夠接受。
談到從政，蔣孝勇肯定地表示，到目前為止，沒有改變任何心意。他說：“先父在世時，我就立定了宗旨：第一，不幹公務員；第，二，不做專職黨務工作，到今天還沒有作任何修正。”他說，他之所以在國民黨“十三全”選舉中央委員時以高票當選，“先祖的庇蔭是個事實。但是我對於所謂中央委員的爭取，當時是抱這樣的心情，現在還是如此，就是：傳承的意義重於實質的意義。我之所以爭取，主要原因是家父才過世，就像線斷了一般，也不一定是一件對的事情。但是我並不認為我以後在黨裏麵所謂中央委員這個途徑上會有什麽發展。我隻是盡我自己本分，做我自己該做的事情。”
對於蔣孝勇的出走，台灣輿論界普遍認為，這是蔣家王朝根拔台灣，“家天下”氣數盡散。從此而後，蔣氏家族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力將日漸式微而至於無形。所論雖顯偏頗，卻不是全無道理。
1996年初，蔣孝勇因食道癌住進台北榮民總院。手術後，經過一段化學和放射線治療，病情有所好轉。6月，他提出赴大陸治療。蔣孝勇曾說，他到大陸治病的目的其實有兩個：一是看病，二是回故鄉看看。大陸此類病例較多，而且是中西醫結合治療，康複的希望大一些。
蔣孝勇在北京的醫院住了三天兩夜，而且請了一位腫瘤醫院的院長來會診，回台灣時還帶回一些中藥，以便調養。本來，蔣孝勇想去上海、南京、黃山等地走一走，看一看，尤其是黃山。因為蔣經國從未到過黃山，蔣孝勇願為其父了此心願。由於健康原因未能成行，但去了浙江奉化溪口。無奈，由於癌細胞轉移至腦部，他不得不結束這次短暫的大陸之行，返鄉就醫。
（蔣孝勇一家在奉化掃墓。）
1997年1月，蔣孝勇終因惡疾不治，告別親人而去。1月12日，在“榮民總院”介壽堂舉行公祭，李登輝親臨致祭，“總統府”資政俞國華、前“行政院院長”赫柏村等人為他覆蓋“中華民國國旗”和國民黨黨旗。蔣孝勇遺體在台北第二殯儀館火化後，骨灰由家人攜往美國安葬。
方智怡是蔣家媳婦中，惟一得到蔣經國福祉的，所以，可以說，她是蔣家媳婦中最幸福的一個。
蔣孝勇是在1968年的時候，與方智怡突然談起戀愛的。翁元還記得，那一年的夏天，還在讀軍校的蔣孝勇，突然帶著方智怡姊弟，到梨山去找正在避暑的蔣經國夫婦，正式公開了他們的戀情。
當蔣家親友獲悉了他們這段戀情，還特別把他叫到跟前，對他耳提麵命了一番，叫他好好與方智怡交往，千萬不要重蹈哥哥的覆轍。
（蔣孝勇與妻子方智怡在一起。）
蔣家人對蔣孝勇與方智怡的交往期待甚深，與方智怡的出身有關。她的父親是前“高速公路局長”方思緒，在政壇屢居高位，因此方智怡可說是好人家的女兒，與蔣家又同是浙江人，彼此更多了份親切感。
方智怡和蔣孝勇陷入熱戀時，也很年輕，才17歲而已。蔣孝勇的老師秦孝儀記得，當時她與蔣孝勇的感情很好，可說是如膠似漆，常在蔣孝勇讀書讀到一半時，和三五好友開著車來，一拉就把孝勇拉出去玩了。
雖然，蔣孝勇與方智怡的戀愛談得早，但也是在交往5年後才把她娶進門。當兩人論及婚嫁時，還特別請了秦孝儀去跟蔣經國說好話。這一說之下，不僅蔣經國對這樁婚事很滿意，就連蔣介石也頗為高興。據說，蔣介石特別喜歡方智怡圓圓大大的臉、尤其氣質很好，說：“這才是大家閨秀應有的樣子！”因此，在親友的祝福下，蔣孝勇與方智怡順順利利地在1973年，步入了婚姻殿堂。他們的婚禮風風光光地在士林宮邸的凱歌歌堂舉行，得到全家人，包括蔣經國在內的祝福。
方智怡嫁到蔣家以後，一口氣幫蔣孝勇生了3個兒子，生到最後發現沒有女兒，還在產房哭了起來。
在蔣家的日子，她大半的心思都花在相夫教子上頭，並沒有出去拋頭露麵、當什麽職業婦女。她惟一一個正職，就是在蔣家的華興幼稚園擔任負責人。
蔣經國在世的時候，她每個禮拜三都會去陪他吃飯，可說是蔣家幾個媳婦中，人緣最好的一個。而蔣孝勇是三個兄弟之中，最為顧家的一個，多年來並未傳過什麽了不得的花邊出來。
蔣孝勇過世前後，方智怡曾旅居加拿大一段時間，目前則定居美國。她承接蔣孝勇龐大的遺產，在美國舊金山自行創業，如今擁有兩座Shopping Center，並在黑鷹區（Bi-ackhugg）擁有一棟豪宅，是灣區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成功女企業家，也是蔣家難得一見的女強人。
她護衛蔣家的作風相當強悍，也是蔣家媳婦中所少見的。不管是幾年前出麵駁斥“蔣經國身世之謎”一事，還是出言反擊宋楚瑜的“蔣家拿錢說”，這都顯示出，她的骨子裏帶有已故夫婿的影子，政治立場也基本與蔣孝勇如出一轍。
（在蔣孝勇靈前哀思的方智怡。）
2003年1月13日正值蔣經國逝世15周年，她帶著兩個兒子蔣友柏、蔣友常到頭寮謁陵，之後在頭寮休息室內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蔣家第四代的孩子們各有各的理想與個性，未來會不會從政要看他們自己的生涯規則，一切順其自然。她還透露，2002年12月底赴美向宋美齡請安，蔣夫人身體不錯，精神很好，而且早晚為大家禱告。當問及蔣方良在七海官邸的生活狀況是否很艱苦時，方智怡表示這均源於婆婆的簡樸習慣。當記者問及她對蔣氏父子移靈事宜的態度，她表示兩岸仍需要溝通，自己則不便多談。談到章氏兄弟之事時，方智怡則答：“章委員人生經曆比我們豐富，應有他的判斷。”麵對外界對“蔣家六遺孀”的好奇與想法，方智怡坦言道她們過得很好。
至於蔣家的精神未來如何發揮，她說到自己的公公蔣經國以身作則對長輩孝順，與妻子和睦，對後輩則顯示出他的親切，自然會帶給後輩學習，而蔣經國對蔣方良的愛更讓他們感動佩服。身為蔣家人，她謹記公公蔣經國生前曾說蔣家人不從政，而她現在出任黨代表隻是做義工，盡義務，她亦深知公公的請求，絕不會涉身政界。若問跟隨蔣經國可以說學習到什麽，方智怡坦言道：“應該是學到謙卑為人民的精神。”
可見，身為“三少奶奶”的方智怡，自始至終都站在蔣氏家族的立場，以蔣家的利益為重，亦是蔣家遺孀中頗有能力的一位，不愧是蒙蔣經國的福祉，相信其夫君蔣孝勇在天之靈也可能慰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