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蔣經國的長子蔣孝文與夫人徐乃錦
（蔣經國全家合影。）
蔣孝文乃一紈絝子弟，在美國讀書時便被視為“不受歡迎的人”。在台灣縱情酒色，被人視為公害。1972年因糖尿病複發而失去記憶和癱瘓。
蔣家人丁興旺，到蔣介石的孫輩時已成為一個幾十口人的大家庭了。蔣介石的孫輩主要有：蔣經國與蔣方良的4個兒女蔣孝文、蔣孝章（女）、蔣孝武、蔣孝勇，蔣緯國與邱愛倫的兒子蔣孝剛，以及蔣經國與章亞若的一對雙胞胎兄弟章孝嚴、章孝慈，總共7人。
蔣孝文是蔣經國夫婦的第一個愛情結晶，1935年生於寒冷的西伯利亞，原名愛倫。由於長著混血兒特有的漂亮臉龐，從小就招人喜愛。在他不滿3歲時，就隨父母離開蘇聯，回到蔣介石身邊。蔣介石非常疼愛這個長孫，給他取了個中國名字——蔣孝文。
蔣經國夫婦回國後，先帶著孩子在奉化老家生活了一段時間，1940年遷往贛南，1941年蔣孝文便在父親的安排下進入贛州城東鎮中心小學讀書。1944年，再度隨父母移居重慶，直至抗戰勝利又舉家遷往上海。由於不斷的遷徙，蔣孝文便在重慶、杭州、上海、奉化等地的學校斷斷續續完成了小學和部分初中的學業。
蔣孝文從小接受和反應能力都很強，資質過人，但卻極為頑皮，為此常遭父親蔣經國的訓斥。為了兒子將來能有一番作為，蔣經國對蔣孝文的管束十分嚴厲。蔣孝文在贛州開始入學讀書後，每天放學蔣經國都要檢查他的書包，清點他上學時核對過的文書筆墨，告誡他不得短少亦不得多出。
有一次蔣經國發現蔣孝文的書包裏多了一支嶄新的鉛筆，便追問他來自何處。蔣孝文知道父親的厲害，隻得如實招來，承認鉛筆是從一個同學那裏要來的。蔣經國聽後大怒，指責兒子道：“你可知道這是一種仗勢欺人的壞作風嗎？如果你以為自己的父親是父母官，你就可以任意討要別人東西的話，那就是個勢利小人了！”蔣孝文為此哭了一夜。第二天，蔣經國親自帶蔣孝文去學校，當著老師的麵，讓蔣孝文把鉛筆還給那位同學，並賠禮道歉。
還有一次，學校的一位老師不知道蔣孝文的家庭背景，便問他父親的職業，蔣孝文不無得意地炫耀說：父親是贛州的父母官，祖父是當今中國的委員長。蔣經國得知這件事後惱怒之極，不僅狠狠地訓斥了他一番，還外加一頓“皮肉之苦”，據蔣孝文稱：“父親一生起氣來，常把我綁起來打，每次都是妹妹求情，父親才肯放我。”
1942年，蔣介石曾派飛機把蔣孝文、蔣孝章兩兄妹從贛州接到重慶過陽曆年。兄妹倆回贛州後，蔣介石還經常打電話過來詢問他們的情況，蔣孝文便利用這個機會向祖父“告狀”：“爺爺，我爸爸打我。”蔣介石聽了總是“嘿嘿”一笑了之。
蔣孝文係蔣氏正宗嫡傳，人長得儀表堂堂，聰明過人，蔣介石、蔣經國都對他寄予厚望，寵愛有加。然而，天生頑劣的個性，加上祖父的嬌慣，蔣孝文非但未成才，反而變為一個紈絝子弟！
1949年，國民黨兵敗大陸，蔣孝文跟隨祖父、父親逃亡到台灣，入台北成功中學讀書。在校期間，蔣孝文調皮依舊，常常夜不歸宿，約上三五個哥兒們嘯聚達旦。蔣經國非常惱火，也加緊了管束。但一等蔣經國睡下，蔣孝文就爬起來，讓衛士幫他把吉普車推到門外，然後再發動開走，拉朋友玩。長此以往，蔣孝文的學習成績一塌糊塗，偏偏蔣經國又望子成龍，每次檢查成績，蔣孝文就要挨訓一次，久而久之，他便想出了騙父親的招數。
蔣孝文就讀的台北成功中學校長潘振球是蔣經國在贛南時的舊屬，十分嚴厲，根據蔣經國的交待，要對孝文嚴加管束。因此，潘振球出於對蔣經國的“忠心”，不管孝文的身份，隻要“不爭氣”，該打就打，該罵就罵，孝文很是怕他。成功中學有條校規，定期將學生的在校成績和表現以書信方式通知家長。孝文的成績和表現均不好，所以非常擔心，便叮囑官邸收發信件的衛士，凡學校寄來的信件，不要給他爸爸看。連續幾個月後，潘振球發現每次寄給蔣經國的信都無回音，且孝文的成績和表現越來越差，便直接跑到蔣經國的辦公室詢問。蔣經國回來之後，便責問孝文，孝文在嚴父麵前隻得老實坦白。蔣經國聽完後，火冒三丈，拿起棍子打得孝文滿屋亂竄。蔣方良急得眼淚汪汪，拚命拉住蔣經國。蔣經國餘怒未消，命令孝文跪在地上，不許起來。蔣方良十分心疼，哭哭啼啼，硬是要蔣經國饒了孝文。
（病發前的蔣孝文（後）與蔣介石合影。）
蔣介石對孝文在校表現並不關心，他很喜歡這個孫子，因為孝文喜歡槍支，他就常常向孫子介紹各種武器的性能，鼓勵他去打靶、練槍法，帶著他去打獵。因此，從中學時起，隻要放學回家，孝文便槍不離手，左右擺弄。有一次，孝文回家，鑽到衛士宿舍把玩著爺爺給他的左輪手槍，一名叫李之楚的衛士回室休息，孝文見他進來，便舉槍喊“不許動！”李之楚開玩笑說：“唉！別隨便拿槍亂指，會鬧人命的！”話音未落，“砰”的一聲，李之楚就倒在血泊之中。孝文嚇得臉色蒼白，不知所措。好在槍彈未擊中要害，隻打穿了肺葉，李之楚被送往醫院，撿回了命，但留下了終身氣喘的痼疾。
槍擊衛士李之楚事件發生後，台北朝野一時鬧得沸沸揚揚，然而孝文倚仗祖父蔣介石的寵愛，其他人亦奈何不得。不久，蔣介石、蔣經國隻好把他送進鳳山陸軍軍官學校去習武，想讓他收收性子。可是，孝文對紀律嚴明的軍營生活更加不適應，仍然任性胡為，惹是生非，很快就被校方勒令退學。百般無奈，蔣介石、蔣經國隻得將他送往美國，人加州伯克萊商業學校讀書，學習企業管理。
（蔣孝文與徐乃錦。）
蔣孝文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沒了祖父、父親的直接管束，益發自我放縱，為所欲為。1964年，因駕車違章，鬧進奧克蘭地方法庭，被判罰入獄3天。美國《新聞周刊》曾以《誰丟麵子？》為題，無情揭露。這樣，蔣孝文在伯克萊商業學校任何學位也沒有拿到，就不得不提前離開加州。後來，在華盛頓逗留期間，蔣孝文因向保險公司謊報失竊鑽戒一枚，又差一點釀成大禍。最後，蔣孝文由於屢肇事端，被美國移民局列為“不受歡迎的人”，驅逐出境。
蔣孝文返回台灣後，先是出任台灣電力公司桃園管理處處長，以後又兼任了國民黨桃園縣黨部主任的職位。在此期間，蔣孝文雖然已經與徐乃錦結婚，並且有了一個女兒蔣友梅，但頑劣之性仍未加收斂，依舊花天酒地，縱情聲色，人人為之側目，視為“公害”。
蔣孝文從美國返回台灣後不久，酒後開快車，將一國民黨軍隊的下級軍官張惠雲碾死。事發，由同車的陶錦藩出麵代為受過，私下送給死者家屬20萬台幣了結此案。
1970年春，時任“台電總經理”的孫運漩將一項電力工程交給他，讓他擔任金門電力公司董事長，期望他能夠學有所用。孝文到金門後，親自負責一座現代化發電廠的設計與施工，幹得頗為賣力。但是，好景不長，一日孝文耐不住工區寂寞，獨自驅車到台中遊玩，下榻意文酒店，光顧舞廳尋歡作樂，指名要求某紅舞女伴舞。大班“有眼不識泰山”，婉言奉告，要蔣孝文稍候，等轉完台子再來陪這位蔣家公子。蔣孝文所求不遂，大發雷霆，旋擲酒杯，拍桌子，借以泄憤。這下可惱怒了舞廳的保鏢打手，將蔣孝文揍得鼻青臉腫，逐出門外。
蔣孝文怎肯如此善罷甘休，返回酒店，電召台中警備司令鮑步超，要他下令該舞廳歇業三天，還以顏色。鮑步超頗感到為難，因為畢竟不能以侮辱“總統”孫子的理由向舞廳問罪。最後，老於世故的鮑步超，想到了一條妙計，用協商的方法，請舞廳老板打出“裝修內部”的幌子，停業三天，而到蔣孝文麵前，則另編說辭請公子息怒，正當鮑步超暗自慶幸應對有方、功德圓滿之際，不知通過什麽渠道，讓蔣經國知道了這件事，被召到台北，隻有兩句話，鮑步超便丟了烏紗帽。
蔣經國說：“你做得太久了，應該暫時休息休息。”據說，此類因池魚之殃，致丟官失職者，還有台北市警察局長楊濟華。驕奢淫逸的蔣孝文接二連三地仗著祖父、父親的權勢滋意鬧事，令蔣介石、蔣經國異常失望，尤其是蔣經國對他幾乎不抱希望。蔣孝文見父親對自己失望至極，自知無論如何奮鬥終不會有什麽結果，於是更加意誌萎靡，墮落不堪。
（1950年10月10日，蔣經國全家在長安寓所合影）
由於家族遺傳的緣故，加上自己酒色無度，蔣孝文從年輕的時候起，就患有糖尿病，醫囑必須按時服用控製血糖的藥物，並嚴禁飲酒、熬夜，然而他經常將醫生的囑咐置於腦後，任情自縱。1972年，蔣孝文在一次聚會中又喝得酩酊大醉，病情遽發，血糖急劇下降。當時別人都以為他隻是酒醉而已，讓他睡覺，而沒有及時喚醒他服藥或急送醫院搶救，等到發現情況不妙時，蔣孝文已經是昏迷不醒了，他的腦部因為糖尿病所引起的病變導致意識力喪失，肢體也陷入癱瘓狀況。後來在康複過程中，他僅僅恢複了肢體的機能，至於在意識方麵，偶爾也能記得一些人和事，但思想錯亂得十分厲害，情緒無法控製。
蔣孝文病發後，一直住在台北“榮民總醫院”，由專人成立治療小組對他進行診治。直到1976年，“榮民總醫院”的主治醫生證實他的血糖完全在控製之中，蔣孝文才出院返家，每星期由醫生固定檢視一次。出院以後，蔣孝文表麵上看起來與常人無異，但是談起話來，言語經常無法連貫，也無法長時間集中精神，時常反複問同樣的問題，所以台灣一度盛傳他已是植物人。
由於蔣孝文身體已經無望得以康複，這位蔣家第三代中原本最具條件、最具希望有所作為的大公子，從此以後就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了，再也沒有在公共場合露麵。即使在1975年蔣介石去世、1988年蔣經國去世的時候，這位最受祖父、父親寵愛的嫡嗣亦沒有參加家祭、公祭，僅僅是大典完畢後，由妻女陪同，到靈堂叩頭誌哀，以盡孝道。
以後蔣孝文又染了喉癌，每天要兩次到醫院接受鈷60的放射治療，以控製癌細胞的蔓延。1989年4月14日，飽受惡疾之苦幾近20年的蔣孝文終因喉癌細胞擴散救治無效，在台北去世，終年僅54歲。
蔣孝文的夫人徐乃錦乃革命誌士徐錫麟之孫女，蔣經國曾親自登門求親，蔣孝文極其荒唐，徐仍能忍之，後侍於病榻之旁20餘年而無悔。
蔣孝文的不幸，遭受打擊最沉重的莫過於他的妻子徐乃錦。徐乃錦是清末革命誌士徐錫麟的孫女，1937年在上海出生，其父徐學文早年留學德國攻讀化學，取得博士學位，到中年時曾做過一段時間的台灣“樟腦局”局長，但由於性格內向，對政治毫無興趣，很快即辭職棄官，轉而經辦私營企業，頗有成績。徐乃錦的母親是德國人，中文名字叫徐曼麗，所以與蔣孝文一樣是混血兒的徐乃錦也長得美麗俊逸，風情萬種。
1949年徐乃錦跟隨父母由大陸遷往台灣，先後入台北女子師範大學附屬小學、台中靜宜文理學院高中部讀書。畢業後，她先到德國待了八九個月，再轉到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心理學係，後來進入心理研究所，修得碩士學位。關於徐乃錦與蔣孝文的結合，外界普遍認為是“政治婚姻”。徐乃錦是在12歲那年結識蔣孝文的，當時，徐、蔣兩家的住所相鄰，徐乃錦與蔣孝文經常在一起玩，可以說是青梅竹馬，但是兩人性格、誌趣差異很大。
徐乃錦寬厚、持重、勤勉好學，而蔣孝文則頑劣任性，不思進取。中學畢業後，他們先後赴美國留學，同在加州讀書，天長日久，漸漸萌生了戀情。然而，消息傳回台灣，蔣、徐兩家的反應則大不相同。蔣經國一向頗為欣賞徐乃錦，無論是對徐乃錦的家庭背景，還是對她本人的修養和學識都十分中意。蔣經國深知蔣孝文難成大器，隻有得到徐乃錦這樣有情有義又有識的賢內助，方才有可能成就一番作為。因此，他早就有心將徐乃錦迎進蔣門當兒媳，以扶持蔣孝文，並一再創造機會讓蔣孝文、徐乃錦接近，讓他們加深了解、聯絡感情。如今，兩個晚輩果然沒有辜負他的一番苦心，有意締緣，蔣經國怎能不喜出望外，極力玉成！
（蔣孝文與徐乃錦在美國的結婚照）
孰料徐學文夫婦對名聲在外的“花花公子”蔣孝文素無好感，認為把女兒嫁給他，婚後難保不生變故。何況他們對女兒嫁入“宮門”當“太子”夫人心存畏懼，擔心女兒要受委屈，所以極力反對這門親事，並一再去信，要在美國讀書的徐乃錦休學返回台灣，以擺脫蔣孝文的“糾纏”。對此僵局，蔣經國十分焦急，他一麵致電蔣孝文，讓他好好把握機會，不妨先成家後再讀書，兩不耽誤。一麵采取了一個讓徐家無法回絕的“非常措施”：當時“貴”為“行政院長”的蔣經國輕車簡從，提著一籃水果，親自到徐家求親。事已至此，徐學文夫婦不看僧麵看佛麵，再也無法堅持原議，隻得認了這門親。
徐乃錦與蔣孝文在美國成婚後不久，即懷孕返台待產，生下了女兒蔣友梅之後，繼續赴美留學。完成學業後，與蔣孝文雙雙回到台灣，蔣孝文開始從政，她則參加社會工作，最初任職於台灣中央電視台，後來又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徐乃錦事業心很強，對自己各方麵的能力也頗為自負，因此她一直希望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事業上的成功。
（蔣孝文病倒時的徐錦）
婚後，徐乃錦與蔣孝文曾經有過一段夫妻恩愛的如意生活。但好景不長，蔣孝文即故態複萌，又開始到處拈花惹草，沉湎於酒色之中，徐乃錦反複規勸都無濟於事。1972年蔣孝文糖尿病發作引起病變而致腦神經受損幾近廢人之時，徐乃錦年齡剛剛三十有五，其痛苦可想而知。
蔣孝文病倒後，徐乃錦心地善良、意誌堅強的一麵開始充分展露出來，她辭去了一切工作，整日守候在丈夫床邊，悉心照料。當蔣孝文病情稍有好轉之後，徐乃錦又遵照醫囑，用各種辦法幫助他恢複記憶，訓練思維，重塑身心。徐乃錦還經常約朋友們來家相聚，讓他們陪蔣孝文聊天，製造語言環境，或者帶著蔣孝文出外散步、乘車兜風，調節情緒。在蔣孝文長達近20年的病榻生涯之中，徐乃錦始終如一施予他無盡的關懷和愛心，成為蔣孝文最大的精神支撐。徐乃錦說，她與蔣孝文之間是“緣斷情未了”。
徐乃錦後來曾追溯她在蔣孝文臥病不起那段時日的心路曆程，無限感傷：
在我的信念裏，兩個人組成一個家時，就是要永遠生活在一起。而他，突然病了，又病得很嚴重，記憶力受損，5個月後，我們都知道他不會完全好，但也不會死去。在難過的情緒之中，我的心底有不同的聲音響著：“我是否要離開他，去尋找自己的生活？”“不，我不能離開他，否則會一生不安。”如果誠實一點地說，我的確是曆經人性矛盾的掙紮，但是最後，決定做一生心安的事，——盡量去愛護他，全心去照顧他。愛情，已經因為他的病而逐漸消失了，可是我仍然想做他的依靠，而不是依靠他。他真的是非常依賴我的，記得他初病時，度過了昏迷的前幾周，後來蘇醒時，我一定得在旁邊，否則他就會發脾氣。那時，我住在醫院，但偶爾我也需要外出一下，起先醫護人員都好心地要我偷偷溜走，可是我覺得還是要讓他知道。於是我試著告訴他，我要出去幾小時，幾點鍾會回來，就這樣一天天地讓他接受，一直到三四年之後，他終於接受了這樣的事實。
我從不把一切歸咎於命運，事實上，別人眼中認為我不幸，而我自己並不見得這樣認為。
有妻徐乃錦，實乃蔣孝文一生不幸中之大幸！在蔣孝文病情基本穩定之後，徐乃錦開始重新走入社會，回到台灣中央電視台國際事務室擔任執行秘書，同時為電視台製作“民謠世界”、“音樂一、二、三”兩個音樂節目，工作了5年。另外，她在台北的一家律師事務所，每日上半天班，也工作了5年。台灣有家雜誌撰文，評價徐乃錦說：“作為第一家庭的大媳婦，她沒有坐享她的身份地位，她隻是一位充滿活力與自信的職業女性。”
早在60年代，徐乃錦從美國留學歸來，就加入了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擔任董事。蔣孝文臥病之後，徐乃錦以更大的熱情和愛心服務於女青年會這項“施惠於眾”的社會工作，先後擔任了副會長、會長。她經常說：女青年會的工作雖然苦點、累點，但“證明我可以替社會做很多事”，“我得到的比我付出的還更多”。
（徐乃錦的“女中豪傑”的形象。）
除了工作，徐乃錦最大的樂趣就是音樂，她的音樂細胞來自她的母親，從小就沉醉在歐洲音樂的熏陶裏。12歲那年，父親、母親送給她一架鋼琴，與蔣孝文結婚後，公公、婆婆又送給她一架鋼琴。徐乃錦經常開家庭演奏會，全家人一起構築出一個歡樂的氛圍。蔣孝文臥病後，徐乃錦“常在情緒低落時，躲進書房聽音樂，自己治療自己的痛苦”。她後來解釋說：“我雖然有朋友，也有愛我的家人，但是由於好強，我從來不曾哭，甚至連向人訴苦都不願。”
1989年，長年重病纏身的蔣孝文久治不愈，撒手人寰，徐乃錦早已被痛苦折磨得流幹了淚水，隻能勇敢地麵對現實，“仿佛他的走，是要讓我沒有後顧之憂似的”，她如是說。
長期以來，徐乃錦從未向命運低頭，無論是在社會上，還是在家庭裏，她一直扮演著“女中豪傑”的角色，自立自強。徐乃錦的朋友都認為她的性格有些男性化，做事有魄力，要求完美，是個傑出女性。蔣孝文病逝之後，徐乃錦開始投身商界，先後擔任了捷運昌國際證券投資顧問公司、捷運昌國際企業管理顧問公司副董事長和公元證券投資信托公司的董事長。她說：“並不是求財富，我隻想活得很有尊嚴，可以發揮自己的力量。從前沒有機會嚐試，不知道可不可以，現在可以試了，對我來說，是一種新的挑戰。”
台北有家雜誌著文說：“蔣經國的大兒媳徐乃錦，作為一個獻身於社會工作的職業婦女，她所表現出來的特質，可能是蔣氏家族中最難得一見的品質。”誠如其言，自從蔣經國1988年去世後，蔣家媳婦不能工作的規矩自動取消，她便開始正式扮演職業婦女的角色。然而，她也仍是一位好媳婦，好大嫂，蔣家男丁一個個地逝世，徒留下一群寡孀。因此，她不但承擔起照顧婆婆蔣方良的責任，而且與蔣孝武、蔣孝勇的妻小相處甚好，結成緊密的“命運共同體”，身為蔣家長媳的她便義不容辭地充當蔣家的對外代表。台灣社會各界一向對徐乃錦的敬重，絕不僅僅因為她特殊的身世和家庭背景，更多的則是由於她不平凡的個人奮鬥史。
蔣孝文乃一紈絝子弟，在美國讀書時便被視為“不受歡迎的人”。在台灣縱情酒色，被人視為公害。1972年因糖尿病複發而失去記憶和癱瘓。
蔣家人丁興旺，到蔣介石的孫輩時已成為一個幾十口人的大家庭了。蔣介石的孫輩主要有：蔣經國與蔣方良的4個兒女蔣孝文、蔣孝章（女）、蔣孝武、蔣孝勇，蔣緯國與邱愛倫的兒子蔣孝剛，以及蔣經國與章亞若的一對雙胞胎兄弟章孝嚴、章孝慈，總共7人。
蔣孝文是蔣經國夫婦的第一個愛情結晶，1935年生於寒冷的西伯利亞，原名愛倫。由於長著混血兒特有的漂亮臉龐，從小就招人喜愛。在他不滿3歲時，就隨父母離開蘇聯，回到蔣介石身邊。蔣介石非常疼愛這個長孫，給他取了個中國名字——蔣孝文。
蔣經國夫婦回國後，先帶著孩子在奉化老家生活了一段時間，1940年遷往贛南，1941年蔣孝文便在父親的安排下進入贛州城東鎮中心小學讀書。1944年，再度隨父母移居重慶，直至抗戰勝利又舉家遷往上海。由於不斷的遷徙，蔣孝文便在重慶、杭州、上海、奉化等地的學校斷斷續續完成了小學和部分初中的學業。
蔣孝文從小接受和反應能力都很強，資質過人，但卻極為頑皮，為此常遭父親蔣經國的訓斥。為了兒子將來能有一番作為，蔣經國對蔣孝文的管束十分嚴厲。蔣孝文在贛州開始入學讀書後，每天放學蔣經國都要檢查他的書包，清點他上學時核對過的文書筆墨，告誡他不得短少亦不得多出。
有一次蔣經國發現蔣孝文的書包裏多了一支嶄新的鉛筆，便追問他來自何處。蔣孝文知道父親的厲害，隻得如實招來，承認鉛筆是從一個同學那裏要來的。蔣經國聽後大怒，指責兒子道：“你可知道這是一種仗勢欺人的壞作風嗎？如果你以為自己的父親是父母官，你就可以任意討要別人東西的話，那就是個勢利小人了！”蔣孝文為此哭了一夜。第二天，蔣經國親自帶蔣孝文去學校，當著老師的麵，讓蔣孝文把鉛筆還給那位同學，並賠禮道歉。
還有一次，學校的一位老師不知道蔣孝文的家庭背景，便問他父親的職業，蔣孝文不無得意地炫耀說：父親是贛州的父母官，祖父是當今中國的委員長。蔣經國得知這件事後惱怒之極，不僅狠狠地訓斥了他一番，還外加一頓“皮肉之苦”，據蔣孝文稱：“父親一生起氣來，常把我綁起來打，每次都是妹妹求情，父親才肯放我。”
1942年，蔣介石曾派飛機把蔣孝文、蔣孝章兩兄妹從贛州接到重慶過陽曆年。兄妹倆回贛州後，蔣介石還經常打電話過來詢問他們的情況，蔣孝文便利用這個機會向祖父“告狀”：“爺爺，我爸爸打我。”蔣介石聽了總是“嘿嘿”一笑了之。
蔣孝文係蔣氏正宗嫡傳，人長得儀表堂堂，聰明過人，蔣介石、蔣經國都對他寄予厚望，寵愛有加。然而，天生頑劣的個性，加上祖父的嬌慣，蔣孝文非但未成才，反而變為一個紈絝子弟！
1949年，國民黨兵敗大陸，蔣孝文跟隨祖父、父親逃亡到台灣，入台北成功中學讀書。在校期間，蔣孝文調皮依舊，常常夜不歸宿，約上三五個哥兒們嘯聚達旦。蔣經國非常惱火，也加緊了管束。但一等蔣經國睡下，蔣孝文就爬起來，讓衛士幫他把吉普車推到門外，然後再發動開走，拉朋友玩。長此以往，蔣孝文的學習成績一塌糊塗，偏偏蔣經國又望子成龍，每次檢查成績，蔣孝文就要挨訓一次，久而久之，他便想出了騙父親的招數。
蔣孝文就讀的台北成功中學校長潘振球是蔣經國在贛南時的舊屬，十分嚴厲，根據蔣經國的交待，要對孝文嚴加管束。因此，潘振球出於對蔣經國的“忠心”，不管孝文的身份，隻要“不爭氣”，該打就打，該罵就罵，孝文很是怕他。成功中學有條校規，定期將學生的在校成績和表現以書信方式通知家長。孝文的成績和表現均不好，所以非常擔心，便叮囑官邸收發信件的衛士，凡學校寄來的信件，不要給他爸爸看。連續幾個月後，潘振球發現每次寄給蔣經國的信都無回音，且孝文的成績和表現越來越差，便直接跑到蔣經國的辦公室詢問。蔣經國回來之後，便責問孝文，孝文在嚴父麵前隻得老實坦白。蔣經國聽完後，火冒三丈，拿起棍子打得孝文滿屋亂竄。蔣方良急得眼淚汪汪，拚命拉住蔣經國。蔣經國餘怒未消，命令孝文跪在地上，不許起來。蔣方良十分心疼，哭哭啼啼，硬是要蔣經國饒了孝文。
（病發前的蔣孝文（後）與蔣介石合影。）
蔣介石對孝文在校表現並不關心，他很喜歡這個孫子，因為孝文喜歡槍支，他就常常向孫子介紹各種武器的性能，鼓勵他去打靶、練槍法，帶著他去打獵。因此，從中學時起，隻要放學回家，孝文便槍不離手，左右擺弄。有一次，孝文回家，鑽到衛士宿舍把玩著爺爺給他的左輪手槍，一名叫李之楚的衛士回室休息，孝文見他進來，便舉槍喊“不許動！”李之楚開玩笑說：“唉！別隨便拿槍亂指，會鬧人命的！”話音未落，“砰”的一聲，李之楚就倒在血泊之中。孝文嚇得臉色蒼白，不知所措。好在槍彈未擊中要害，隻打穿了肺葉，李之楚被送往醫院，撿回了命，但留下了終身氣喘的痼疾。
槍擊衛士李之楚事件發生後，台北朝野一時鬧得沸沸揚揚，然而孝文倚仗祖父蔣介石的寵愛，其他人亦奈何不得。不久，蔣介石、蔣經國隻好把他送進鳳山陸軍軍官學校去習武，想讓他收收性子。可是，孝文對紀律嚴明的軍營生活更加不適應，仍然任性胡為，惹是生非，很快就被校方勒令退學。百般無奈，蔣介石、蔣經國隻得將他送往美國，人加州伯克萊商業學校讀書，學習企業管理。
（蔣孝文與徐乃錦。）
蔣孝文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沒了祖父、父親的直接管束，益發自我放縱，為所欲為。1964年，因駕車違章，鬧進奧克蘭地方法庭，被判罰入獄3天。美國《新聞周刊》曾以《誰丟麵子？》為題，無情揭露。這樣，蔣孝文在伯克萊商業學校任何學位也沒有拿到，就不得不提前離開加州。後來，在華盛頓逗留期間，蔣孝文因向保險公司謊報失竊鑽戒一枚，又差一點釀成大禍。最後，蔣孝文由於屢肇事端，被美國移民局列為“不受歡迎的人”，驅逐出境。
蔣孝文返回台灣後，先是出任台灣電力公司桃園管理處處長，以後又兼任了國民黨桃園縣黨部主任的職位。在此期間，蔣孝文雖然已經與徐乃錦結婚，並且有了一個女兒蔣友梅，但頑劣之性仍未加收斂，依舊花天酒地，縱情聲色，人人為之側目，視為“公害”。
蔣孝文從美國返回台灣後不久，酒後開快車，將一國民黨軍隊的下級軍官張惠雲碾死。事發，由同車的陶錦藩出麵代為受過，私下送給死者家屬20萬台幣了結此案。
1970年春，時任“台電總經理”的孫運漩將一項電力工程交給他，讓他擔任金門電力公司董事長，期望他能夠學有所用。孝文到金門後，親自負責一座現代化發電廠的設計與施工，幹得頗為賣力。但是，好景不長，一日孝文耐不住工區寂寞，獨自驅車到台中遊玩，下榻意文酒店，光顧舞廳尋歡作樂，指名要求某紅舞女伴舞。大班“有眼不識泰山”，婉言奉告，要蔣孝文稍候，等轉完台子再來陪這位蔣家公子。蔣孝文所求不遂，大發雷霆，旋擲酒杯，拍桌子，借以泄憤。這下可惱怒了舞廳的保鏢打手，將蔣孝文揍得鼻青臉腫，逐出門外。
蔣孝文怎肯如此善罷甘休，返回酒店，電召台中警備司令鮑步超，要他下令該舞廳歇業三天，還以顏色。鮑步超頗感到為難，因為畢竟不能以侮辱“總統”孫子的理由向舞廳問罪。最後，老於世故的鮑步超，想到了一條妙計，用協商的方法，請舞廳老板打出“裝修內部”的幌子，停業三天，而到蔣孝文麵前，則另編說辭請公子息怒，正當鮑步超暗自慶幸應對有方、功德圓滿之際，不知通過什麽渠道，讓蔣經國知道了這件事，被召到台北，隻有兩句話，鮑步超便丟了烏紗帽。
蔣經國說：“你做得太久了，應該暫時休息休息。”據說，此類因池魚之殃，致丟官失職者，還有台北市警察局長楊濟華。驕奢淫逸的蔣孝文接二連三地仗著祖父、父親的權勢滋意鬧事，令蔣介石、蔣經國異常失望，尤其是蔣經國對他幾乎不抱希望。蔣孝文見父親對自己失望至極，自知無論如何奮鬥終不會有什麽結果，於是更加意誌萎靡，墮落不堪。
（1950年10月10日，蔣經國全家在長安寓所合影）
由於家族遺傳的緣故，加上自己酒色無度，蔣孝文從年輕的時候起，就患有糖尿病，醫囑必須按時服用控製血糖的藥物，並嚴禁飲酒、熬夜，然而他經常將醫生的囑咐置於腦後，任情自縱。1972年，蔣孝文在一次聚會中又喝得酩酊大醉，病情遽發，血糖急劇下降。當時別人都以為他隻是酒醉而已，讓他睡覺，而沒有及時喚醒他服藥或急送醫院搶救，等到發現情況不妙時，蔣孝文已經是昏迷不醒了，他的腦部因為糖尿病所引起的病變導致意識力喪失，肢體也陷入癱瘓狀況。後來在康複過程中，他僅僅恢複了肢體的機能，至於在意識方麵，偶爾也能記得一些人和事，但思想錯亂得十分厲害，情緒無法控製。
蔣孝文病發後，一直住在台北“榮民總醫院”，由專人成立治療小組對他進行診治。直到1976年，“榮民總醫院”的主治醫生證實他的血糖完全在控製之中，蔣孝文才出院返家，每星期由醫生固定檢視一次。出院以後，蔣孝文表麵上看起來與常人無異，但是談起話來，言語經常無法連貫，也無法長時間集中精神，時常反複問同樣的問題，所以台灣一度盛傳他已是植物人。
由於蔣孝文身體已經無望得以康複，這位蔣家第三代中原本最具條件、最具希望有所作為的大公子，從此以後就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了，再也沒有在公共場合露麵。即使在1975年蔣介石去世、1988年蔣經國去世的時候，這位最受祖父、父親寵愛的嫡嗣亦沒有參加家祭、公祭，僅僅是大典完畢後，由妻女陪同，到靈堂叩頭誌哀，以盡孝道。
以後蔣孝文又染了喉癌，每天要兩次到醫院接受鈷60的放射治療，以控製癌細胞的蔓延。1989年4月14日，飽受惡疾之苦幾近20年的蔣孝文終因喉癌細胞擴散救治無效，在台北去世，終年僅54歲。
蔣孝文的夫人徐乃錦乃革命誌士徐錫麟之孫女，蔣經國曾親自登門求親，蔣孝文極其荒唐，徐仍能忍之，後侍於病榻之旁20餘年而無悔。
蔣孝文的不幸，遭受打擊最沉重的莫過於他的妻子徐乃錦。徐乃錦是清末革命誌士徐錫麟的孫女，1937年在上海出生，其父徐學文早年留學德國攻讀化學，取得博士學位，到中年時曾做過一段時間的台灣“樟腦局”局長，但由於性格內向，對政治毫無興趣，很快即辭職棄官，轉而經辦私營企業，頗有成績。徐乃錦的母親是德國人，中文名字叫徐曼麗，所以與蔣孝文一樣是混血兒的徐乃錦也長得美麗俊逸，風情萬種。
1949年徐乃錦跟隨父母由大陸遷往台灣，先後入台北女子師範大學附屬小學、台中靜宜文理學院高中部讀書。畢業後，她先到德國待了八九個月，再轉到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心理學係，後來進入心理研究所，修得碩士學位。關於徐乃錦與蔣孝文的結合，外界普遍認為是“政治婚姻”。徐乃錦是在12歲那年結識蔣孝文的，當時，徐、蔣兩家的住所相鄰，徐乃錦與蔣孝文經常在一起玩，可以說是青梅竹馬，但是兩人性格、誌趣差異很大。
徐乃錦寬厚、持重、勤勉好學，而蔣孝文則頑劣任性，不思進取。中學畢業後，他們先後赴美國留學，同在加州讀書，天長日久，漸漸萌生了戀情。然而，消息傳回台灣，蔣、徐兩家的反應則大不相同。蔣經國一向頗為欣賞徐乃錦，無論是對徐乃錦的家庭背景，還是對她本人的修養和學識都十分中意。蔣經國深知蔣孝文難成大器，隻有得到徐乃錦這樣有情有義又有識的賢內助，方才有可能成就一番作為。因此，他早就有心將徐乃錦迎進蔣門當兒媳，以扶持蔣孝文，並一再創造機會讓蔣孝文、徐乃錦接近，讓他們加深了解、聯絡感情。如今，兩個晚輩果然沒有辜負他的一番苦心，有意締緣，蔣經國怎能不喜出望外，極力玉成！
（蔣孝文與徐乃錦在美國的結婚照）
孰料徐學文夫婦對名聲在外的“花花公子”蔣孝文素無好感，認為把女兒嫁給他，婚後難保不生變故。何況他們對女兒嫁入“宮門”當“太子”夫人心存畏懼，擔心女兒要受委屈，所以極力反對這門親事，並一再去信，要在美國讀書的徐乃錦休學返回台灣，以擺脫蔣孝文的“糾纏”。對此僵局，蔣經國十分焦急，他一麵致電蔣孝文，讓他好好把握機會，不妨先成家後再讀書，兩不耽誤。一麵采取了一個讓徐家無法回絕的“非常措施”：當時“貴”為“行政院長”的蔣經國輕車簡從，提著一籃水果，親自到徐家求親。事已至此，徐學文夫婦不看僧麵看佛麵，再也無法堅持原議，隻得認了這門親。
徐乃錦與蔣孝文在美國成婚後不久，即懷孕返台待產，生下了女兒蔣友梅之後，繼續赴美留學。完成學業後，與蔣孝文雙雙回到台灣，蔣孝文開始從政，她則參加社會工作，最初任職於台灣中央電視台，後來又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徐乃錦事業心很強，對自己各方麵的能力也頗為自負，因此她一直希望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事業上的成功。
（蔣孝文病倒時的徐錦）
婚後，徐乃錦與蔣孝文曾經有過一段夫妻恩愛的如意生活。但好景不長，蔣孝文即故態複萌，又開始到處拈花惹草，沉湎於酒色之中，徐乃錦反複規勸都無濟於事。1972年蔣孝文糖尿病發作引起病變而致腦神經受損幾近廢人之時，徐乃錦年齡剛剛三十有五，其痛苦可想而知。
蔣孝文病倒後，徐乃錦心地善良、意誌堅強的一麵開始充分展露出來，她辭去了一切工作，整日守候在丈夫床邊，悉心照料。當蔣孝文病情稍有好轉之後，徐乃錦又遵照醫囑，用各種辦法幫助他恢複記憶，訓練思維，重塑身心。徐乃錦還經常約朋友們來家相聚，讓他們陪蔣孝文聊天，製造語言環境，或者帶著蔣孝文出外散步、乘車兜風，調節情緒。在蔣孝文長達近20年的病榻生涯之中，徐乃錦始終如一施予他無盡的關懷和愛心，成為蔣孝文最大的精神支撐。徐乃錦說，她與蔣孝文之間是“緣斷情未了”。
徐乃錦後來曾追溯她在蔣孝文臥病不起那段時日的心路曆程，無限感傷：
在我的信念裏，兩個人組成一個家時，就是要永遠生活在一起。而他，突然病了，又病得很嚴重，記憶力受損，5個月後，我們都知道他不會完全好，但也不會死去。在難過的情緒之中，我的心底有不同的聲音響著：“我是否要離開他，去尋找自己的生活？”“不，我不能離開他，否則會一生不安。”如果誠實一點地說，我的確是曆經人性矛盾的掙紮，但是最後，決定做一生心安的事，——盡量去愛護他，全心去照顧他。愛情，已經因為他的病而逐漸消失了，可是我仍然想做他的依靠，而不是依靠他。他真的是非常依賴我的，記得他初病時，度過了昏迷的前幾周，後來蘇醒時，我一定得在旁邊，否則他就會發脾氣。那時，我住在醫院，但偶爾我也需要外出一下，起先醫護人員都好心地要我偷偷溜走，可是我覺得還是要讓他知道。於是我試著告訴他，我要出去幾小時，幾點鍾會回來，就這樣一天天地讓他接受，一直到三四年之後，他終於接受了這樣的事實。
我從不把一切歸咎於命運，事實上，別人眼中認為我不幸，而我自己並不見得這樣認為。
有妻徐乃錦，實乃蔣孝文一生不幸中之大幸！在蔣孝文病情基本穩定之後，徐乃錦開始重新走入社會，回到台灣中央電視台國際事務室擔任執行秘書，同時為電視台製作“民謠世界”、“音樂一、二、三”兩個音樂節目，工作了5年。另外，她在台北的一家律師事務所，每日上半天班，也工作了5年。台灣有家雜誌撰文，評價徐乃錦說：“作為第一家庭的大媳婦，她沒有坐享她的身份地位，她隻是一位充滿活力與自信的職業女性。”
早在60年代，徐乃錦從美國留學歸來，就加入了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擔任董事。蔣孝文臥病之後，徐乃錦以更大的熱情和愛心服務於女青年會這項“施惠於眾”的社會工作，先後擔任了副會長、會長。她經常說：女青年會的工作雖然苦點、累點，但“證明我可以替社會做很多事”，“我得到的比我付出的還更多”。
（徐乃錦的“女中豪傑”的形象。）
除了工作，徐乃錦最大的樂趣就是音樂，她的音樂細胞來自她的母親，從小就沉醉在歐洲音樂的熏陶裏。12歲那年，父親、母親送給她一架鋼琴，與蔣孝文結婚後，公公、婆婆又送給她一架鋼琴。徐乃錦經常開家庭演奏會，全家人一起構築出一個歡樂的氛圍。蔣孝文臥病後，徐乃錦“常在情緒低落時，躲進書房聽音樂，自己治療自己的痛苦”。她後來解釋說：“我雖然有朋友，也有愛我的家人，但是由於好強，我從來不曾哭，甚至連向人訴苦都不願。”
1989年，長年重病纏身的蔣孝文久治不愈，撒手人寰，徐乃錦早已被痛苦折磨得流幹了淚水，隻能勇敢地麵對現實，“仿佛他的走，是要讓我沒有後顧之憂似的”，她如是說。
長期以來，徐乃錦從未向命運低頭，無論是在社會上，還是在家庭裏，她一直扮演著“女中豪傑”的角色，自立自強。徐乃錦的朋友都認為她的性格有些男性化，做事有魄力，要求完美，是個傑出女性。蔣孝文病逝之後，徐乃錦開始投身商界，先後擔任了捷運昌國際證券投資顧問公司、捷運昌國際企業管理顧問公司副董事長和公元證券投資信托公司的董事長。她說：“並不是求財富，我隻想活得很有尊嚴，可以發揮自己的力量。從前沒有機會嚐試，不知道可不可以，現在可以試了，對我來說，是一種新的挑戰。”
台北有家雜誌著文說：“蔣經國的大兒媳徐乃錦，作為一個獻身於社會工作的職業婦女，她所表現出來的特質，可能是蔣氏家族中最難得一見的品質。”誠如其言，自從蔣經國1988年去世後，蔣家媳婦不能工作的規矩自動取消，她便開始正式扮演職業婦女的角色。然而，她也仍是一位好媳婦，好大嫂，蔣家男丁一個個地逝世，徒留下一群寡孀。因此，她不但承擔起照顧婆婆蔣方良的責任，而且與蔣孝武、蔣孝勇的妻小相處甚好，結成緊密的“命運共同體”，身為蔣家長媳的她便義不容辭地充當蔣家的對外代表。台灣社會各界一向對徐乃錦的敬重，絕不僅僅因為她特殊的身世和家庭背景，更多的則是由於她不平凡的個人奮鬥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