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沒有作為的政治家
（80歲的蔣緯國（1996年1月）。）
“湖口兵變”後，蔣緯國從軍事指揮係統轉到軍事教育、軍事研究係統，整整遠離兵權十八年，培養了一大批軍事人才，成為軍學係首領。
蔣介石的早期計劃是大兒子接班，小兒子掌握軍隊撐腰，一文一武，武為文用。可他為何改變計劃，放棄了讓蔣緯國執掌軍隊的打算？
一是湖口事變後，蔣介石覺得小兒子思想偏激，情緒奔放，穩重不足，輕浮有餘，雖說不至於背叛蔣家，可成事之才遜於敗事之能，不堪重任，放在一線位置容易出亂子，還不如早作安排。
二是在舊中國的政治舞台，向來是槍杆子說話最響。蔣緯國如果獨掌軍權，形成尾大不掉之勢，會打亂大兒子蔣經國的接班步驟，還不如早作防範。
三是蔣經國的接班意圖明顯後，父傳子、家天下，令天下人恥笑。蔣介石為減少人們的議論，故意讓蔣緯國放棄一些權力，不再擔任作戰部隊主官，以美化自己的形象，淡化蔣記色彩，以蔣緯國的損失來換取蔣記政權得以延續。
四是蔣介石所看到的無可否認的現實是：家人兒子有限，可奴才不少。蔣家人士放棄的職位，可以用聽話的下屬來代替，況且下屬比兒子便於管理，更能理解和執行蔣介石、蔣經國的旨意，對蔣氏政權有益無害，特別是不易造成軍權落入一人之手的被動局麵。當然為防止軍事主官擁兵自重，蔣介石、蔣經國還采取了加強政戰係統的監督、強化軍事主官任期製等預防措施。
五是對蔣緯國的自我發展，蔣介石則根據自己辦黃埔的經驗和蔣經國從政接班的經驗，希望蔣緯國自己尋找機會表現自己，提高自己。最好的辦法無疑是辦教育，通過執教辦校，以擴大自己的影響，這種威信來得容易，也來得迅速。再說蔣緯國具備到軍校任教的條件，他口才上乘，風度不俗，看過不少書，大學畢業後又三度出洋專攻軍事，見多識廣，文的武的洋的土的齊全。
自願也罷，不自願也罷，被冷落的蔣緯國隻能是接受蔣介石、蔣經國父子的安排，在湖口兵變後，徹底地從軍事指揮係統轉到軍事教育、軍事研究係統，整整18年遠離兵權。
國民黨軍界的指揮參謀學校一共有3所，分別設在陸、海、空三軍，負責培訓參謀人員，與陸、海、空三軍軍官學校相配套。“陸指參大學”規模雖不大，但是因為蔣緯國一是內行，二也喜歡教育，所以軍校辦得有聲有色，短短幾年間，就在軍事教育界確立了自己的權威地位。在“陸指參大學”畢業的學生中，就像蔣介石當年在黃埔軍校學生中的地位一樣，“蔣校長”名聲鵲起。1969年11月，分屬“陸、海、空三軍”的“指揮參謀大學”合並為“三軍大學”，並增設了由蔣緯國一手籌辦的“戰爭學院”。“戰爭學院”主要培訓高級軍事將領，並負責進行國民黨的軍事理論和戰略戰術理論研究工作。蔣緯國任三軍大學副校長兼戰爭學院院長，這樣就在蔣經國於1972年出掌行政院被稱為“蔣院長”的前3年，蔣緯國也被他的學生稱之為“蔣院長”，從而使得對蔣家向來關心的台灣輿論界出現“兄弟蔣院長”之說。
（三軍大學舉辦效忠“總統”歃血宣誓大會，蔣緯國以鮮血明誌。）
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蔣緯國在50年代台灣國民黨國防部任職時，結識了國民黨的所謂“戰略泰鬥”餘伯泉，開始萌生出對軍事戰略研究和軍事教育的興趣，但那時畢竟隻是業餘愛好而已。孰料若幹年後，竟會以此為職業消度時日。客觀地評價，蔣家並沒有虧待蔣緯國，自幼失怙的蔣緯國能有其時國民黨軍界中之尊崇地位，均係蔣介石之傾心傾力相持。因此，當他明白了蔣介石著意培植其兄長蔣經國日後“接班”之時，他隻好與世無爭，潛心軍事教育，從“陸軍指參大學”到“三軍大學”，一幹就是18年，直到晚年才應其兄蔣經國之召，重返部隊，“以軍監國”。故蔣緯國之所以安於守成，原因無他，隻是蔣家待他之厚，他無以回報而已。
18年的軍事教育和軍事理論研究生涯，蔣緯國對蔣家王朝的最大貢獻，就是繼蔣介石的“黃埔係”、蔣經國的“鳳山係統”之後，在國民黨軍隊中又培育起效忠於蔣家的“軍學係”。18年間，師從過蔣緯國的將校級軍官逾萬名，蔣緯國的門生遍布國民黨陸、海、空三軍，且不少為軍中重臣。這也成為日後蔣緯國出山重掌兵權的最大的政治資本。當然，此乃為蔣緯國當初所未料及到的“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耶！
18年間，蔣緯國對蔣家王朝的第二大貢獻，就是從事反共、蔣介石的指揮、國民黨的軍事作戰、建立台灣頑抗基地的“四則運算”，加以拚湊，填補了國民黨的軍事理論和實踐結合研究方麵的空白，並在“研究”的過程中，成為蔣介石軍事理論的合適的解釋者、虔誠的崇拜者，還是出類拔萃的宣傳者。
18年間，蔣緯國對蔣家王朝的第三個貢獻，是作為“台灣戰略學會副理事長”，負責主編《國民革命軍戰史》和《中國曆代戰爭史》。通過編史，他把自己的觀點完整地搬進國民黨的軍史之中。“兩史”篇幅不小，資料豐富，因受政治的影響，誇大了蔣介石在軍事史上的作用，指責、攻擊人民革命力量，避而不談或少談國民黨的敗績，更沒有找出南京政府為何失敗的原因。隻因“兩史”不符曆史史實，所以大大降低了兩書的價值。
從蔣緯國從事國民黨的軍事教育、軍事理研究、編寫國民黨軍史三方麵看，其雖遭其父的冷落，被剝奪了兵權，被趕出其稱為“第二生命”的裝甲兵部，可他的小太子的身份並沒有變。
當然，就蔣緯國“好動不好靜”的性格而言，執掌教鞭的“校長”一職比起叱吒千軍的“司令”之職，其間風光，何異天壤之別！蔣緯國對於自己“無過”而被踢出軍事一線位置，始終是“頗有微詞”的。
好多年前，台灣流傳著的關於他的幾個幽默小品，說的就是蔣緯國心中的怨言和苦悶。
一個小品說的是蔣緯國一次對父親講：“在中華民國的軍事將領中，有兩位是一直沒有升遷的。其一是你（蔣介石是五星特級上將，為台灣軍界最高銜），其二是我（蔣緯國自1961年當上中將後一直沒動）。”以此表達自己對應該晉升而未晉升的不滿。
另一個小品說的是在一次社交場合，一位屬龍的年輕女歌星在唱完一曲《龍的傳人》後，端起酒杯向同為屬龍的蔣緯國祝壽，祝詞是“龍的傳人向龍的傳人敬酒”。蔣“幽默而感傷”地回答：“龍的傳人算什麽，這年頭龍是連豬（蔣介石屬相）狗（蔣經國屬相）都不如了。”以發泄對自己不受重用的不滿。
第三個小品說的是蔣緯國在演說時，常用的開場白是“我的國語雖然講得不標準，卻是我們蔣家成員中講得最標準的一個”。此話雖然說的是口音問題，可音外有音，話中有話。是以“話”喻“才”，隱喻自己“才”過父兄，可隻能充當蔣府裏的“二等公民”矣。
以上政治笑話不足為信，但有一點卻是事實，即蔣緯國深懂太極、柔性攻勢，並出過專著，更精通陰陽五行說，相信陰抱陽，陽抱陰；陰逐陽，陽逐陰；相互取與，而互依生存。再說他進入著書立說和上台執教的境界後，言必稱“軍事戰略”，對不順心的事談得也少，隻是經常借機申敘自己的主張和見解，向其父其兄發動迂回進攻。蔣緯國的柔性攻勢，對蔣介石來說不起什麽作用，對蔣經國來說則起到了時刻提醒哥哥別忘了弟弟的作用。
在蔣緯國即將離開軍隊之時，由於宋美齡的幹預，在60歲時才升為上將，實行“以軍監國”。
1975年4月5日，蔣介石在台北“士林”官邸過世。蔣介石彌留之際，蔣緯國一直隨侍在側。4月6日，蔣緯國親撰悼詞，以示哀念。
蔣介石過世後，按照他生前的預定安排，由蔣經國“承繼父業”，出任國民黨主席和台灣總統，由“老蔣天下”變成了“小蔣天下”。蔣緯國曾戲謔地說：“我原來是‘總統’的兒子，現在是‘總統’的弟弟了！”然而，蔣緯國備受冷落、抑製的命運並沒有因為“決定權”的“主人”改換而有所改變。蔣經國上台後下達的第一道軍政人事升遷命令為：“聯勤總司令”鄭為元轉任“警備總司令”、“空軍副總司令”司徒福晉升“空軍總司令”、“總政戰部主任”羅友倫轉調“聯勤總司令”、“總政戰部副主任”王升升任“總政戰部主任”……惟有蔣緯國依舊是“三軍大學”副校長兼“戰爭學院”院長，不見有任何升遷之希望。
後來，許多國民黨元老看不過去，迭向宋美齡進言，並向蔣經國暗示蔣緯國的“出處”，應有合理的安排，不料，卻遭蔣經國“婉拒”，理由是“沒有適當位置安插”。直到“三軍大學”校長餘伯泉上將主動向蔣經國提出“退役”辭呈，並力薦蔣緯國接替他的校長遺缺，又經宋美齡說情，蔣緯國才得以出任“三軍大學”校長，並晉升為上將。
關於蔣緯國“升遷”的這一曲折過程，台灣尚有一則流傳甚廣的“故事”，外人莫辨虛實：
1975年8月，蔣介石喪事已告一段落。宋美齡決定離台赴美靜養，“士林”官邸的秘書、侍衛自都集中幫著收拾行李和恭送，蔣家長幼兩房也被通知前往送行。這一天，蔣緯國比送行啟程的時間早一兩小時先到，而不同於往昔的則是，這一天他穿著軍常服，佩帶勳章勳標前往。在以前，蔣氏家族聚會每年總有幾次，如蔣介石、宋美齡生日家宴；陰曆新年、除夕團圓飯；端陽、中秋等節日，王太夫人的宴誕和忌辰等，都有家庭團聚的場合。所有的人自都是著便衣前往。這天，蔣夫人看到蔣緯國全副戎裝出現，並先行了一下軍禮，難免有些怪怪的。端詳了他一下說：“你穿軍裝的確很有精神，啥事情今天給我送行又穿軍裝，又行軍禮？”
“因為再過不久，我就沒有資格再穿軍裝了！所以今天給媽送行，特別讓媽看看穿軍裝的印象。”蔣緯國回答。
宋美齡絕沒有想過蔣緯國會有“沒有資格再穿軍裝”的事，經這麽一說，更加奇怪了！就問：“為什麽？”蔣緯國便把台灣軍中強製限齡退役的製度，大略的說了一遍。“今天已到了我中將限齡退役的年齡，我已在報請退役了，媽回來時，我退了役自然不能再穿軍裝看媽了”！這一限齡強迫退役的事，對宋美齡來說，無疑是從來沒聽過的新鮮事。在她的印象裏，自己的丈夫一輩子穿軍裝，她常見到的軍人，像何應欽、薛嶽、顧祝同等等，到了拿拐杖、坐輪椅了還在穿。於是禁不住再問：“何敬之（何應欽）為什麽可以繼續穿？”
“那是一級上將，功在國家，終身職的。”蔣緯國回答。
這才算使聞所未聞的宋美齡弄明白了。說著說著，蔣經國一家也來給宋美齡送行。蔣緯國站起來向哥哥行了一個軍禮，蔣經國說：“在家裏幹什麽來這一套？”宋美齡遠行未定歸期，蔣經國必須和宋美齡有所請示。在往常，都是到宋美齡單獨的會客室中談，可是今天情形特殊，行李已在整裝待發，侍衛人員進進出出在搬運，大家都在大客廳坐著談話。宋美齡忽然指著蔣緯國問蔣經國：“緯國做軍人還行嗎？”
“他本人就是幹軍人，幹得很出色。”蔣經國一時還不能過進情況，所以隻能這麽答。
“既然他幹軍人很出色，為什麽聽說他的報請退役，要脫掉軍裝？”宋美齡步步緊逼。
“緯國中將年齡到了，也聽說他報請退役，不過我已經交代給他辦升級上將的事體。”終於，蔣經國不得不如此回複。
這樣，在“中將”階級上整整滯留了14年的蔣緯國，方得以晉升“上將”軍銜，年屆60矣！
（1975年8月，蔣緯國接獲晉升陸軍上將的人事命令。）
蔣經國晚年體弱多病，上台不久就開始著手布置“接班”事宜。雖然蔣經國對外界所傳“傳子是既定方針”的說法一再予以否認，但他精心安排蔣家三代放手抓權則是不爭的事實。無奈兒輩們不爭氣在第三代政治行情最看好的蔣孝武因“江南命案”事發而接班無望之後，蔣經國不得不公開表示：“將來國家元首一職，由蔣家人繼位一節，本人從未有此考慮。”台灣下屆“總統的選舉經由憲法選舉產生”，他的家人“不能也不競選下任總統”。這樣蔣家第三代將無緣承繼大統，而且事實上也封殺了“蟄伏”加餘年的蔣緯國的“政治前途”。
蔣經國傳子布置受阻後，開始安排集體接班。由於台灣政局動蕩不安，蔣經國不得不考慮“借重”於在軍隊門生遍布、根係深厚的蔣緯國，以預防將來一旦有變，蔣家利益亦能得以維持。在這樣的情形下，1980年，年已64歲的蔣緯國奉調出任“聯勤總司令”。據說，任命發布前，蔣經國曾找蔣緯國談了一次：“父親死後，隻剩下我們兩兄弟了。我希望你能專心替國家多做些事情……”這項任命十分重要，蔣緯國由一賦閑人物一躍而為台灣國民黨陸、海、空、聯勤4個軍種的負責人之一，政治行情急劇看漲。一些一生追隨蔣氏家族的國民黨元老級人物，在蔣經國垂垂老矣，國民黨未見有突出的權威型人物接班之時，亟切期待蔣緯國這位傳統政治中的“正統人物”，能夠再創一個“蔣緯國時代”。
也許是“樹大招風”、“功高震主”之故，正當蔣緯國在台灣朝野聲名日隆，民間甚至相傳蔣緯國為“接班”熱門人物之時，蔣緯國的政治生涯再一次經受大的轉折。1983年9月，蔣緯國的“聯勤總司令”任期屆滿，外界議論紛紛，猜測他極有可能再進一步，升任軍中最重要的兩個職位“國防部長”或“參謀總長”之時，等到的卻是調任“聯訓部主任”一職的委任令。一時間輿論大嘩，均認為蔣緯國再次被冷凍，以望七之高齡屈就此冷衙門，從今而後已無出頭之日，是名實皆貶。因為曆任“聯訓部主任”卸職後的出路，從羅列、劉安棋到王升、張國英，鮮有“峰回路轉”再度複出者。
但是，也有人持不同意見，認為“聯訓部主任”這個職位可大可小，有文章可做，蔣緯國就任此職，是明降暗升。其理由是，“聯訓部”是“國防部”、“參謀部”之下的一個幕僚單位，全稱是“聯合作戰訓練部”，是專管三軍協同作戰，以發揮海、陸軍整體戰爭效果的一個訓練機構。就指揮體係而論，自然隸屬參謀總長之下，但與3個軍種的總司令，應無上下隸屬的關係，反而可平起平坐，居中發揮協調的作用，甚至如運用得當，還可發揮更大的政治作用。這對於已中斷部隊指揮權逾20年之久的蔣緯國來說，應是一個新挑戰、新機遇，而蔣緯國自然也可利用這個特殊的職位，在軍中充分發揮政治上的微妙作用。
果不其然，到了1986年，蔣緯國的政治行情再度從穀底翻升上來，於是年6月18日被蔣經國任命為“國安會議”秘書長。由於“國安會議”主席一職由“總統”親任，黨政軍首長均為其成員，因此，即使在平時，“國安會議”秘書長已是內掌情報係統，外握統兵大權，而在“非常”時期，更是成為這個“太上內閣”的最高幕僚長，權勢炙人。
這項任命，頗出當時人們的意料。台灣《聯合報》對此發表評論說：“我們有理由相信，蔣緯國出任國安會秘書長，當可使國家安全的問題獲得現代戰略與民主法治的雙重檢驗；而使戰時與平時，非常時期需要與民主憲政規範的矛盾，獲得合理的、具有前瞻性的統合。”話說得含蓄，但對蔣緯國的作用已經呼之欲出，尤以“具有前瞻性”的提法，更極具暗示的技巧。當時，也有人直道底蘊：“蔣緯國要扮演攝政王的角色了！”
對於蔣經國最後給蔣緯國的這一“出處”，台灣各界普遍稱許，認為這既是對“一生尷尬”的蔣緯國最恰當不過的安置，又是“後蔣經國時代”政治布局中絕妙的一步棋。蔣緯國長期在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大權獨攬的“強人政治”的陰影之下，發展僅限於軍界，且不準帶兵，多年不問政事。在蔣緯國晚年被解凍之後，業已垂垂老矣，欲振乏力，已無法再塑造出適合於中國傳統政治領袖的“權威”特型，再創造出一個屬於他自己的時代來了，蔣緯國此時複出的最稱職的角色就是扮演一個過渡時期穩定大局的軍方領袖。由是觀之，蔣經國是深明其理的，他擯棄了蔣緯國的“接棒人”地位，卻要充分利用蔣緯國的“傳棒人”作用，“以軍監國”。對於百年身後事，蔣經國惟一擔心的一件事是，由於自己擇定的接班人李登輝與軍方素無淵源，一旦軍人有野心圖謀不軌，李登輝即可通過蔣緯國的關係，迅速掌握變局，防止政治動蕩。蔣經國此舉，顯係經過深思熟慮後才決定的。具體而言，這是蔣經國打算用蔣緯國來製衡當時的軍事強人郝柏村的伏筆。
（揮手告別，五十年的軍旅生涯就些畫上句號。）
蔣經國去世後，滕傑要擁蔣緯國為國民黨副主席，未果。又要擁其為副總統，亦夭折，蔣緯國終於成了政治廢人，1997年去世。
（晚年的蔣緯國。）
1988年1月13日，多年疾病纏身的蔣經國撒手西去，李登輝繼任“總統”，並被推舉為國民黨代理主席。俗話講，“一朝天子一朝臣”。蔣介石去世，其承繼者蔣經國如是；蔣經國辭世，其接班人李登輝亦如此。李登輝上台伊始，就著力以自己的意誌為軸心建立“李氏江山”的權力布局，努力擺脫蔣家王朝的陰影。而在創造新的“李登輝時代”過程中遇到的第一個難題，就是如何擺平“攝政王”蔣緯國的位置。
在相當數量的“受恩”於蔣家的國民黨元老重臣眼中，政治上“剛剛出頭”的蔣緯國雖然已年逾古稀，但是他畢竟是蔣家兩代“強人”之後的惟一的有資格、有能力的“正統”利益代表者、捍衛者，是蔣家王朝得以承續的重要象征。他們寄厚望於新舊時代交替之際以軍監國的蔣緯國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因而極力簇擁他由幕後到前台來。
對於這一異常現象，李登輝是深懷戒意的。“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蔣緯國既有餘蔭，又有後援，誰敢不顧忌三分？自己立足未穩，卻先多個“婆婆”，李登輝豈能甘心。由於軍事強人、“參謀總長”郝柏村在“新主人”登基後不久即表態輸誠，原來各界所擔心的軍人幹政、政局動蕩的局勢並沒有出現，李登輝對於政權的穩固有了信心，已不再需要借重於蔣緯國“以軍監國”，因此他對蔣緯國的態度轉為平淡，甚至還有壓抑蔣緯國的意味。
李登輝繼任“總統”，作為“國安會議”秘書長的蔣緯國曾表示支持，但李登輝卻對“國安會議”的作用采取盡量降低的態度。李登輝在1988年2月12日首次記者會上答記者問說：“國家安全會議這幾年來一年隻舉行一次會議。討論什麽事情？就是討論政府的預算案。沒有其他任何重要案件是由國家安全會議來決定的。安全會議開的愈少愈好。”“安全會議有其重要性，但對其重要性我們還是要盡量降低……”隨後，蔣緯國在答台灣《新新聞》周刊記者獨家訪問時則說，“國安會議”是負責“國家”戰備指導的機構，在“國家狀況正常時”，“國安會議”是“總統”的個人幕僚團，一旦進入非常狀況，“國安會議”就成了“總統”的全班幕僚團。所以在平時、戰時都有存在的必要。它在台灣現行體製中，扮演了一個彈性運作的角色。雙方針鋒相對，互不相讓。
1988年1月，國民黨召開“十三全”大會，年逾八旬的“資深國代”滕傑領銜發動，聯絡了240多名黨代表參加聯署，推舉蔣緯國為國民黨中央副主席。此舉引起了李登輝的高度警惕，當即決定予以“封殺”，李登輝以代主席之權對蔣緯國不予提名，使蔣緯國連中央委員會都未能進入，隻提名他繼續擔任中央評議委員。郝柏村則代表軍方進入國民黨最高決策中心的中常會。
這項人事安排，蔣緯國當然心裏明白究竟是誰在幕後操作。但他隻能內心抱怨，表麵還是得裝出無所謂的樣子。事實上，對於未能人主中常會，蔣緯國是十分在意的。在一次三軍軍官俱樂部的聚餐中，蔣緯國曾半認真、半開玩笑地說：“咱老哥逝世後，有人說我們國家群龍無首，一國三公。在我看來，是一國五公：治國公李登輝、保國公俞國華、輔國公李煥、鎮國公郝柏村，加上我這個監國公。然而‘十三全’之後，我突然發現其他什麽都是不見了，隻剩下一個治國公。”語畢，舉座為之哄然大笑。
即或如此，作為蔣氏家族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蔣緯國仍然有著不可忽視的潛在政治影響力，國民黨內擁蔣的舊勢力也並未甘心“十三全”的受挫，他們重新積聚力量，於1990年“中華民國”第八屆總統大選中，再次把蔣緯國正式推上台麵，與林洋港搭檔競選“總統”、“副總統”。
“總統”大選前，蔣緯國一度亦莊亦諧地對外表示：“傻瓜才會當總統！”但是，時隔不久，他的說法就開始發生變化。1989年12月30日，蔣緯國發表談話坦承“副總統”參選意向：“如果代表們真的推舉我，我不會反對！”並稱“民意”是不可違背、不可抗拒的“命令”，“我敢不接受嗎”？
“總統”大選開始後，在“擁蔣國代”核心人物滕傑的精心策劃下，蔣緯國“副總統”的呼聲一時頗為高漲。尤其是其間蔣緯國發表了一番“驚表動地”的談話，更是把本已風浪迭起的“總統、副總統”競選活動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蔣緯國否認台灣島內外人人皆知的其兄蔣經國在1985年對美國《時代》周刊記者講過的“蔣家人不會再競選下任總統”的話，說“我哥哥從來沒有談過這句話，都是報上製造出來的”！此語一出，許多人將其視為蔣緯國決意角逐“總統”的信號。而李登輝則“後發製人”，拉出“黑馬”李元簇為競選副手，以“二李”對抗“林、蔣”。這樣，在“國民大會”的會上、會下，場內、場外，以李登輝為首的“主流派”，與反李的“非主流派”兩軍對壘，展開了全麵的交鋒。
（政治上一再受到壓抑的蔣緯國。）
由於李登輝是“法定”的“法統”繼承人，又是現職的“總統”、國民黨中央主席，“主流派”與“非主流派”的較量從一開始，實力就頗為懸殊，李登輝首先請出國民黨“八大老”倪文亞、陳立夫、蔣彥士、李國鼎、謝東閔、辜振甫、袁守謙、黃少穀，壓“林、蔣”退選，接著又設法拆散了“四巨頭”李煥、郝柏村、林洋港、蔣緯國的“反李聯盟”；最後使出“殺手鐧”，急召在日本的蔣氏嫡傳蔣孝武返台，發表了反對蔣緯國參選的“措辭激烈”的“嚴正聲明”。與此同時，正在美訪問的蔣氏庶出章孝嚴表態反對蔣緯國“違憲”之舉。這樣，由蔣家“正宗”第三代最有影響力的實力派人物正式宣稱“維係大統”，擁蔣勢力的“戀蔣情結”被“迎刃而解”。麵對李登輝如此淩厲的攻勢，林洋港、蔣緯國不得不相繼宣布退出竟選，李登輝、李元簇在隨後進行的正式選舉中，以絕對多數的票額順利當選為國民黨提名的“中華民國”第八屆“總統”、“副總統”。
1988年，蔣緯國在國民黨“十三會”大會上被推舉“中央副主席”受挫。1990年，在國民大會第八次會議競選“中華民國副總統”再敗，其政治出路事實上已被李登輝徹底“封殺”。蔣緯國“戀棧”不得，自相識趣，在李登輝第八屆“總統”任上，數次請辭“國安會議”秘書長之職。李登輝初則“慰留”，隨即“恩準”，於1992年發布命令解除蔣緯國“國安會議”秘書長一職，而聘蔣緯國“總統府資政”以示安撫。至此，蔣緯國真正成為政治上的“廢人”。
蔣緯國晚年健康狀況一直不是很穩定，幾次被送進榮民總醫院急救。尤其是在1986年，蔣緯國臥病數月，初期診斷疑為“血癌”，到最後才確診僅僅是白細胞過多症，虛驚一場。但是，蔣緯國的心血管係統的疾病始終未得到根治。1993年12月26日淩晨，蔣緯國因輕微腦中風造成下半身癱瘓，家人急送榮民總醫院搶救。經醫生診斷，確認蔣緯國係剝離性主動脈夾層破裂，血液滲出動脈外及中層，於是當天即進行了第一次手術。然而，手術後發現患處有滲血現象，不得已又於27日施行了第二次手術，據主刀醫生榮民總醫院心髒血管外科主任賴曉亭透露，兩次手術尚屬順利，蔣緯國近期內可能不會有生命危險，但是下半身癱瘓能複原多少成，沒有把握。而且他擔心蔣緯國術後出現了最令人擔憂的腎髒感染並發症，在其有生之年恐怕必須經常洗腎以維持腎髒正常功能。
1996年7月8日，蔣緯國在中國國民黨中央直屬第六小組會議上，提出了蔣介石、蔣經國移靈大陸的臨時動議，也就是轟動一時的所謂“移靈案”。他在移靈案中，提請國民黨中央成立“移靈奉安委員會”，對移靈問題做出安排，並與大陸方麵溝通，俟時機成熟後付諸實施。
“移靈案”，猶如“一石激千層浪”，在台灣又引發了不小的震動。盡管台灣朝野各界都認為蔣家後代欲將先人遷回大陸，“落葉歸根”、“入土為安”，以盡人子之道，於法於情均值得理解並應得到尊重。但鑒於兩岸關係的現狀，蔣氏父子移靈大陸所將引發的“政治衝擊波”不能不審慎對待。
“移靈案”無疑給台灣當權者出了一道難題。在蔣緯國提出“移靈案”之後，國民黨高層雖已決定由3位前中央委員會秘書長張寶樹、馬樹禮及蔣彥士等人組成籌劃委員會，研究蔣緯國的提議，但也一再指出，由於蔣介石、蔣經國都曾是“國家元首”，在兩岸尚未完成統一之時，移靈大陸奉安，在象征意義上恐將引起政治衝擊。而操作起來也有諸多不便，比如，奉安過程中台灣黨政要員是否能赴大陸，日後的謁陵活動將如何處理，等等，均很棘手，因此，主張此事稍緩一緩，不必操之過急。
8月，在國民黨十四屆第四次中央評議委員會議上，蔣緯國以書麵形式重提兩蔣移靈案。並提出3點建議：第一，目前移靈時機固未成熟，但開始策劃、籌備奉安，以及和各方溝通的時機已見迫切，建議將已成立的奉安研究小組，盡快改組為“移靈籌備委員會”，認真研究相關事項，逐步采取行動，以催化移靈時機的早日到來；第二，在行動之前，慈湖和頭寮的安全必須絕對保證，移靈之時起，至奉安之地之間，沿途安全細則應有專人籌劃；第三，兩岸恢複會談時，或密派專使，作有力之誠懇要求。
1997年4月，國民黨中常會通過“先總統蔣公暨經國先生移靈奉安案”，決定以國葬原則籌辦，由政府成立籌備委員會，審慎籌辦暫時奉安台灣事宜，並同時策劃國家統一後遷葬大陸事宜，亦即所謂“兩階段移靈案”。對此，蔣緯國和與他一起力主移靈的侄子蔣孝勇有不同意見。無奈，兩人都已重病纏身，來日可待，反對也無濟於事。據說，“兩階段移靈案”已得到“老夫人”宋美齡和蔣方良的首肯。
1997年9月22日夜11時30分，纏綿病榻10個多月的蔣緯國終因敗血症引起心肺衰竭，搶救無效，病逝於台北榮民總醫院加護病房，享年82歲。據香港媒體報道，蔣緯國生前亦有意死後葬在浙江奉化故鄉，但由於此事牽涉複雜，蔣緯國遺體可能會先在台灣以基督教儀式與其已故前妻合葬，待適當時機再遷葬大陸。
§§第七章 兩位次媳和三位養女
“湖口兵變”後，蔣緯國從軍事指揮係統轉到軍事教育、軍事研究係統，整整遠離兵權十八年，培養了一大批軍事人才，成為軍學係首領。
蔣介石的早期計劃是大兒子接班，小兒子掌握軍隊撐腰，一文一武，武為文用。可他為何改變計劃，放棄了讓蔣緯國執掌軍隊的打算？
一是湖口事變後，蔣介石覺得小兒子思想偏激，情緒奔放，穩重不足，輕浮有餘，雖說不至於背叛蔣家，可成事之才遜於敗事之能，不堪重任，放在一線位置容易出亂子，還不如早作安排。
二是在舊中國的政治舞台，向來是槍杆子說話最響。蔣緯國如果獨掌軍權，形成尾大不掉之勢，會打亂大兒子蔣經國的接班步驟，還不如早作防範。
三是蔣經國的接班意圖明顯後，父傳子、家天下，令天下人恥笑。蔣介石為減少人們的議論，故意讓蔣緯國放棄一些權力，不再擔任作戰部隊主官，以美化自己的形象，淡化蔣記色彩，以蔣緯國的損失來換取蔣記政權得以延續。
四是蔣介石所看到的無可否認的現實是：家人兒子有限，可奴才不少。蔣家人士放棄的職位，可以用聽話的下屬來代替，況且下屬比兒子便於管理，更能理解和執行蔣介石、蔣經國的旨意，對蔣氏政權有益無害，特別是不易造成軍權落入一人之手的被動局麵。當然為防止軍事主官擁兵自重，蔣介石、蔣經國還采取了加強政戰係統的監督、強化軍事主官任期製等預防措施。
五是對蔣緯國的自我發展，蔣介石則根據自己辦黃埔的經驗和蔣經國從政接班的經驗，希望蔣緯國自己尋找機會表現自己，提高自己。最好的辦法無疑是辦教育，通過執教辦校，以擴大自己的影響，這種威信來得容易，也來得迅速。再說蔣緯國具備到軍校任教的條件，他口才上乘，風度不俗，看過不少書，大學畢業後又三度出洋專攻軍事，見多識廣，文的武的洋的土的齊全。
自願也罷，不自願也罷，被冷落的蔣緯國隻能是接受蔣介石、蔣經國父子的安排，在湖口兵變後，徹底地從軍事指揮係統轉到軍事教育、軍事研究係統，整整18年遠離兵權。
國民黨軍界的指揮參謀學校一共有3所，分別設在陸、海、空三軍，負責培訓參謀人員，與陸、海、空三軍軍官學校相配套。“陸指參大學”規模雖不大，但是因為蔣緯國一是內行，二也喜歡教育，所以軍校辦得有聲有色，短短幾年間，就在軍事教育界確立了自己的權威地位。在“陸指參大學”畢業的學生中，就像蔣介石當年在黃埔軍校學生中的地位一樣，“蔣校長”名聲鵲起。1969年11月，分屬“陸、海、空三軍”的“指揮參謀大學”合並為“三軍大學”，並增設了由蔣緯國一手籌辦的“戰爭學院”。“戰爭學院”主要培訓高級軍事將領，並負責進行國民黨的軍事理論和戰略戰術理論研究工作。蔣緯國任三軍大學副校長兼戰爭學院院長，這樣就在蔣經國於1972年出掌行政院被稱為“蔣院長”的前3年，蔣緯國也被他的學生稱之為“蔣院長”，從而使得對蔣家向來關心的台灣輿論界出現“兄弟蔣院長”之說。
（三軍大學舉辦效忠“總統”歃血宣誓大會，蔣緯國以鮮血明誌。）
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蔣緯國在50年代台灣國民黨國防部任職時，結識了國民黨的所謂“戰略泰鬥”餘伯泉，開始萌生出對軍事戰略研究和軍事教育的興趣，但那時畢竟隻是業餘愛好而已。孰料若幹年後，竟會以此為職業消度時日。客觀地評價，蔣家並沒有虧待蔣緯國，自幼失怙的蔣緯國能有其時國民黨軍界中之尊崇地位，均係蔣介石之傾心傾力相持。因此，當他明白了蔣介石著意培植其兄長蔣經國日後“接班”之時，他隻好與世無爭，潛心軍事教育，從“陸軍指參大學”到“三軍大學”，一幹就是18年，直到晚年才應其兄蔣經國之召，重返部隊，“以軍監國”。故蔣緯國之所以安於守成，原因無他，隻是蔣家待他之厚，他無以回報而已。
18年的軍事教育和軍事理論研究生涯，蔣緯國對蔣家王朝的最大貢獻，就是繼蔣介石的“黃埔係”、蔣經國的“鳳山係統”之後，在國民黨軍隊中又培育起效忠於蔣家的“軍學係”。18年間，師從過蔣緯國的將校級軍官逾萬名，蔣緯國的門生遍布國民黨陸、海、空三軍，且不少為軍中重臣。這也成為日後蔣緯國出山重掌兵權的最大的政治資本。當然，此乃為蔣緯國當初所未料及到的“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耶！
18年間，蔣緯國對蔣家王朝的第二大貢獻，就是從事反共、蔣介石的指揮、國民黨的軍事作戰、建立台灣頑抗基地的“四則運算”，加以拚湊，填補了國民黨的軍事理論和實踐結合研究方麵的空白，並在“研究”的過程中，成為蔣介石軍事理論的合適的解釋者、虔誠的崇拜者，還是出類拔萃的宣傳者。
18年間，蔣緯國對蔣家王朝的第三個貢獻，是作為“台灣戰略學會副理事長”，負責主編《國民革命軍戰史》和《中國曆代戰爭史》。通過編史，他把自己的觀點完整地搬進國民黨的軍史之中。“兩史”篇幅不小，資料豐富，因受政治的影響，誇大了蔣介石在軍事史上的作用，指責、攻擊人民革命力量，避而不談或少談國民黨的敗績，更沒有找出南京政府為何失敗的原因。隻因“兩史”不符曆史史實，所以大大降低了兩書的價值。
從蔣緯國從事國民黨的軍事教育、軍事理研究、編寫國民黨軍史三方麵看，其雖遭其父的冷落，被剝奪了兵權，被趕出其稱為“第二生命”的裝甲兵部，可他的小太子的身份並沒有變。
當然，就蔣緯國“好動不好靜”的性格而言，執掌教鞭的“校長”一職比起叱吒千軍的“司令”之職，其間風光，何異天壤之別！蔣緯國對於自己“無過”而被踢出軍事一線位置，始終是“頗有微詞”的。
好多年前，台灣流傳著的關於他的幾個幽默小品，說的就是蔣緯國心中的怨言和苦悶。
一個小品說的是蔣緯國一次對父親講：“在中華民國的軍事將領中，有兩位是一直沒有升遷的。其一是你（蔣介石是五星特級上將，為台灣軍界最高銜），其二是我（蔣緯國自1961年當上中將後一直沒動）。”以此表達自己對應該晉升而未晉升的不滿。
另一個小品說的是在一次社交場合，一位屬龍的年輕女歌星在唱完一曲《龍的傳人》後，端起酒杯向同為屬龍的蔣緯國祝壽，祝詞是“龍的傳人向龍的傳人敬酒”。蔣“幽默而感傷”地回答：“龍的傳人算什麽，這年頭龍是連豬（蔣介石屬相）狗（蔣經國屬相）都不如了。”以發泄對自己不受重用的不滿。
第三個小品說的是蔣緯國在演說時，常用的開場白是“我的國語雖然講得不標準，卻是我們蔣家成員中講得最標準的一個”。此話雖然說的是口音問題，可音外有音，話中有話。是以“話”喻“才”，隱喻自己“才”過父兄，可隻能充當蔣府裏的“二等公民”矣。
以上政治笑話不足為信，但有一點卻是事實，即蔣緯國深懂太極、柔性攻勢，並出過專著，更精通陰陽五行說，相信陰抱陽，陽抱陰；陰逐陽，陽逐陰；相互取與，而互依生存。再說他進入著書立說和上台執教的境界後，言必稱“軍事戰略”，對不順心的事談得也少，隻是經常借機申敘自己的主張和見解，向其父其兄發動迂回進攻。蔣緯國的柔性攻勢，對蔣介石來說不起什麽作用，對蔣經國來說則起到了時刻提醒哥哥別忘了弟弟的作用。
在蔣緯國即將離開軍隊之時，由於宋美齡的幹預，在60歲時才升為上將，實行“以軍監國”。
1975年4月5日，蔣介石在台北“士林”官邸過世。蔣介石彌留之際，蔣緯國一直隨侍在側。4月6日，蔣緯國親撰悼詞，以示哀念。
蔣介石過世後，按照他生前的預定安排，由蔣經國“承繼父業”，出任國民黨主席和台灣總統，由“老蔣天下”變成了“小蔣天下”。蔣緯國曾戲謔地說：“我原來是‘總統’的兒子，現在是‘總統’的弟弟了！”然而，蔣緯國備受冷落、抑製的命運並沒有因為“決定權”的“主人”改換而有所改變。蔣經國上台後下達的第一道軍政人事升遷命令為：“聯勤總司令”鄭為元轉任“警備總司令”、“空軍副總司令”司徒福晉升“空軍總司令”、“總政戰部主任”羅友倫轉調“聯勤總司令”、“總政戰部副主任”王升升任“總政戰部主任”……惟有蔣緯國依舊是“三軍大學”副校長兼“戰爭學院”院長，不見有任何升遷之希望。
後來，許多國民黨元老看不過去，迭向宋美齡進言，並向蔣經國暗示蔣緯國的“出處”，應有合理的安排，不料，卻遭蔣經國“婉拒”，理由是“沒有適當位置安插”。直到“三軍大學”校長餘伯泉上將主動向蔣經國提出“退役”辭呈，並力薦蔣緯國接替他的校長遺缺，又經宋美齡說情，蔣緯國才得以出任“三軍大學”校長，並晉升為上將。
關於蔣緯國“升遷”的這一曲折過程，台灣尚有一則流傳甚廣的“故事”，外人莫辨虛實：
1975年8月，蔣介石喪事已告一段落。宋美齡決定離台赴美靜養，“士林”官邸的秘書、侍衛自都集中幫著收拾行李和恭送，蔣家長幼兩房也被通知前往送行。這一天，蔣緯國比送行啟程的時間早一兩小時先到，而不同於往昔的則是，這一天他穿著軍常服，佩帶勳章勳標前往。在以前，蔣氏家族聚會每年總有幾次，如蔣介石、宋美齡生日家宴；陰曆新年、除夕團圓飯；端陽、中秋等節日，王太夫人的宴誕和忌辰等，都有家庭團聚的場合。所有的人自都是著便衣前往。這天，蔣夫人看到蔣緯國全副戎裝出現，並先行了一下軍禮，難免有些怪怪的。端詳了他一下說：“你穿軍裝的確很有精神，啥事情今天給我送行又穿軍裝，又行軍禮？”
“因為再過不久，我就沒有資格再穿軍裝了！所以今天給媽送行，特別讓媽看看穿軍裝的印象。”蔣緯國回答。
宋美齡絕沒有想過蔣緯國會有“沒有資格再穿軍裝”的事，經這麽一說，更加奇怪了！就問：“為什麽？”蔣緯國便把台灣軍中強製限齡退役的製度，大略的說了一遍。“今天已到了我中將限齡退役的年齡，我已在報請退役了，媽回來時，我退了役自然不能再穿軍裝看媽了”！這一限齡強迫退役的事，對宋美齡來說，無疑是從來沒聽過的新鮮事。在她的印象裏，自己的丈夫一輩子穿軍裝，她常見到的軍人，像何應欽、薛嶽、顧祝同等等，到了拿拐杖、坐輪椅了還在穿。於是禁不住再問：“何敬之（何應欽）為什麽可以繼續穿？”
“那是一級上將，功在國家，終身職的。”蔣緯國回答。
這才算使聞所未聞的宋美齡弄明白了。說著說著，蔣經國一家也來給宋美齡送行。蔣緯國站起來向哥哥行了一個軍禮，蔣經國說：“在家裏幹什麽來這一套？”宋美齡遠行未定歸期，蔣經國必須和宋美齡有所請示。在往常，都是到宋美齡單獨的會客室中談，可是今天情形特殊，行李已在整裝待發，侍衛人員進進出出在搬運，大家都在大客廳坐著談話。宋美齡忽然指著蔣緯國問蔣經國：“緯國做軍人還行嗎？”
“他本人就是幹軍人，幹得很出色。”蔣經國一時還不能過進情況，所以隻能這麽答。
“既然他幹軍人很出色，為什麽聽說他的報請退役，要脫掉軍裝？”宋美齡步步緊逼。
“緯國中將年齡到了，也聽說他報請退役，不過我已經交代給他辦升級上將的事體。”終於，蔣經國不得不如此回複。
這樣，在“中將”階級上整整滯留了14年的蔣緯國，方得以晉升“上將”軍銜，年屆60矣！
（1975年8月，蔣緯國接獲晉升陸軍上將的人事命令。）
蔣經國晚年體弱多病，上台不久就開始著手布置“接班”事宜。雖然蔣經國對外界所傳“傳子是既定方針”的說法一再予以否認，但他精心安排蔣家三代放手抓權則是不爭的事實。無奈兒輩們不爭氣在第三代政治行情最看好的蔣孝武因“江南命案”事發而接班無望之後，蔣經國不得不公開表示：“將來國家元首一職，由蔣家人繼位一節，本人從未有此考慮。”台灣下屆“總統的選舉經由憲法選舉產生”，他的家人“不能也不競選下任總統”。這樣蔣家第三代將無緣承繼大統，而且事實上也封殺了“蟄伏”加餘年的蔣緯國的“政治前途”。
蔣經國傳子布置受阻後，開始安排集體接班。由於台灣政局動蕩不安，蔣經國不得不考慮“借重”於在軍隊門生遍布、根係深厚的蔣緯國，以預防將來一旦有變，蔣家利益亦能得以維持。在這樣的情形下，1980年，年已64歲的蔣緯國奉調出任“聯勤總司令”。據說，任命發布前，蔣經國曾找蔣緯國談了一次：“父親死後，隻剩下我們兩兄弟了。我希望你能專心替國家多做些事情……”這項任命十分重要，蔣緯國由一賦閑人物一躍而為台灣國民黨陸、海、空、聯勤4個軍種的負責人之一，政治行情急劇看漲。一些一生追隨蔣氏家族的國民黨元老級人物，在蔣經國垂垂老矣，國民黨未見有突出的權威型人物接班之時，亟切期待蔣緯國這位傳統政治中的“正統人物”，能夠再創一個“蔣緯國時代”。
也許是“樹大招風”、“功高震主”之故，正當蔣緯國在台灣朝野聲名日隆，民間甚至相傳蔣緯國為“接班”熱門人物之時，蔣緯國的政治生涯再一次經受大的轉折。1983年9月，蔣緯國的“聯勤總司令”任期屆滿，外界議論紛紛，猜測他極有可能再進一步，升任軍中最重要的兩個職位“國防部長”或“參謀總長”之時，等到的卻是調任“聯訓部主任”一職的委任令。一時間輿論大嘩，均認為蔣緯國再次被冷凍，以望七之高齡屈就此冷衙門，從今而後已無出頭之日，是名實皆貶。因為曆任“聯訓部主任”卸職後的出路，從羅列、劉安棋到王升、張國英，鮮有“峰回路轉”再度複出者。
但是，也有人持不同意見，認為“聯訓部主任”這個職位可大可小，有文章可做，蔣緯國就任此職，是明降暗升。其理由是，“聯訓部”是“國防部”、“參謀部”之下的一個幕僚單位，全稱是“聯合作戰訓練部”，是專管三軍協同作戰，以發揮海、陸軍整體戰爭效果的一個訓練機構。就指揮體係而論，自然隸屬參謀總長之下，但與3個軍種的總司令，應無上下隸屬的關係，反而可平起平坐，居中發揮協調的作用，甚至如運用得當，還可發揮更大的政治作用。這對於已中斷部隊指揮權逾20年之久的蔣緯國來說，應是一個新挑戰、新機遇，而蔣緯國自然也可利用這個特殊的職位，在軍中充分發揮政治上的微妙作用。
果不其然，到了1986年，蔣緯國的政治行情再度從穀底翻升上來，於是年6月18日被蔣經國任命為“國安會議”秘書長。由於“國安會議”主席一職由“總統”親任，黨政軍首長均為其成員，因此，即使在平時，“國安會議”秘書長已是內掌情報係統，外握統兵大權，而在“非常”時期，更是成為這個“太上內閣”的最高幕僚長，權勢炙人。
這項任命，頗出當時人們的意料。台灣《聯合報》對此發表評論說：“我們有理由相信，蔣緯國出任國安會秘書長，當可使國家安全的問題獲得現代戰略與民主法治的雙重檢驗；而使戰時與平時，非常時期需要與民主憲政規範的矛盾，獲得合理的、具有前瞻性的統合。”話說得含蓄，但對蔣緯國的作用已經呼之欲出，尤以“具有前瞻性”的提法，更極具暗示的技巧。當時，也有人直道底蘊：“蔣緯國要扮演攝政王的角色了！”
對於蔣經國最後給蔣緯國的這一“出處”，台灣各界普遍稱許，認為這既是對“一生尷尬”的蔣緯國最恰當不過的安置，又是“後蔣經國時代”政治布局中絕妙的一步棋。蔣緯國長期在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大權獨攬的“強人政治”的陰影之下，發展僅限於軍界，且不準帶兵，多年不問政事。在蔣緯國晚年被解凍之後，業已垂垂老矣，欲振乏力，已無法再塑造出適合於中國傳統政治領袖的“權威”特型，再創造出一個屬於他自己的時代來了，蔣緯國此時複出的最稱職的角色就是扮演一個過渡時期穩定大局的軍方領袖。由是觀之，蔣經國是深明其理的，他擯棄了蔣緯國的“接棒人”地位，卻要充分利用蔣緯國的“傳棒人”作用，“以軍監國”。對於百年身後事，蔣經國惟一擔心的一件事是，由於自己擇定的接班人李登輝與軍方素無淵源，一旦軍人有野心圖謀不軌，李登輝即可通過蔣緯國的關係，迅速掌握變局，防止政治動蕩。蔣經國此舉，顯係經過深思熟慮後才決定的。具體而言，這是蔣經國打算用蔣緯國來製衡當時的軍事強人郝柏村的伏筆。
（揮手告別，五十年的軍旅生涯就些畫上句號。）
蔣經國去世後，滕傑要擁蔣緯國為國民黨副主席，未果。又要擁其為副總統，亦夭折，蔣緯國終於成了政治廢人，1997年去世。
（晚年的蔣緯國。）
1988年1月13日，多年疾病纏身的蔣經國撒手西去，李登輝繼任“總統”，並被推舉為國民黨代理主席。俗話講，“一朝天子一朝臣”。蔣介石去世，其承繼者蔣經國如是；蔣經國辭世，其接班人李登輝亦如此。李登輝上台伊始，就著力以自己的意誌為軸心建立“李氏江山”的權力布局，努力擺脫蔣家王朝的陰影。而在創造新的“李登輝時代”過程中遇到的第一個難題，就是如何擺平“攝政王”蔣緯國的位置。
在相當數量的“受恩”於蔣家的國民黨元老重臣眼中，政治上“剛剛出頭”的蔣緯國雖然已年逾古稀，但是他畢竟是蔣家兩代“強人”之後的惟一的有資格、有能力的“正統”利益代表者、捍衛者，是蔣家王朝得以承續的重要象征。他們寄厚望於新舊時代交替之際以軍監國的蔣緯國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因而極力簇擁他由幕後到前台來。
對於這一異常現象，李登輝是深懷戒意的。“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蔣緯國既有餘蔭，又有後援，誰敢不顧忌三分？自己立足未穩，卻先多個“婆婆”，李登輝豈能甘心。由於軍事強人、“參謀總長”郝柏村在“新主人”登基後不久即表態輸誠，原來各界所擔心的軍人幹政、政局動蕩的局勢並沒有出現，李登輝對於政權的穩固有了信心，已不再需要借重於蔣緯國“以軍監國”，因此他對蔣緯國的態度轉為平淡，甚至還有壓抑蔣緯國的意味。
李登輝繼任“總統”，作為“國安會議”秘書長的蔣緯國曾表示支持，但李登輝卻對“國安會議”的作用采取盡量降低的態度。李登輝在1988年2月12日首次記者會上答記者問說：“國家安全會議這幾年來一年隻舉行一次會議。討論什麽事情？就是討論政府的預算案。沒有其他任何重要案件是由國家安全會議來決定的。安全會議開的愈少愈好。”“安全會議有其重要性，但對其重要性我們還是要盡量降低……”隨後，蔣緯國在答台灣《新新聞》周刊記者獨家訪問時則說，“國安會議”是負責“國家”戰備指導的機構，在“國家狀況正常時”，“國安會議”是“總統”的個人幕僚團，一旦進入非常狀況，“國安會議”就成了“總統”的全班幕僚團。所以在平時、戰時都有存在的必要。它在台灣現行體製中，扮演了一個彈性運作的角色。雙方針鋒相對，互不相讓。
1988年1月，國民黨召開“十三全”大會，年逾八旬的“資深國代”滕傑領銜發動，聯絡了240多名黨代表參加聯署，推舉蔣緯國為國民黨中央副主席。此舉引起了李登輝的高度警惕，當即決定予以“封殺”，李登輝以代主席之權對蔣緯國不予提名，使蔣緯國連中央委員會都未能進入，隻提名他繼續擔任中央評議委員。郝柏村則代表軍方進入國民黨最高決策中心的中常會。
這項人事安排，蔣緯國當然心裏明白究竟是誰在幕後操作。但他隻能內心抱怨，表麵還是得裝出無所謂的樣子。事實上，對於未能人主中常會，蔣緯國是十分在意的。在一次三軍軍官俱樂部的聚餐中，蔣緯國曾半認真、半開玩笑地說：“咱老哥逝世後，有人說我們國家群龍無首，一國三公。在我看來，是一國五公：治國公李登輝、保國公俞國華、輔國公李煥、鎮國公郝柏村，加上我這個監國公。然而‘十三全’之後，我突然發現其他什麽都是不見了，隻剩下一個治國公。”語畢，舉座為之哄然大笑。
即或如此，作為蔣氏家族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蔣緯國仍然有著不可忽視的潛在政治影響力，國民黨內擁蔣的舊勢力也並未甘心“十三全”的受挫，他們重新積聚力量，於1990年“中華民國”第八屆總統大選中，再次把蔣緯國正式推上台麵，與林洋港搭檔競選“總統”、“副總統”。
“總統”大選前，蔣緯國一度亦莊亦諧地對外表示：“傻瓜才會當總統！”但是，時隔不久，他的說法就開始發生變化。1989年12月30日，蔣緯國發表談話坦承“副總統”參選意向：“如果代表們真的推舉我，我不會反對！”並稱“民意”是不可違背、不可抗拒的“命令”，“我敢不接受嗎”？
“總統”大選開始後，在“擁蔣國代”核心人物滕傑的精心策劃下，蔣緯國“副總統”的呼聲一時頗為高漲。尤其是其間蔣緯國發表了一番“驚表動地”的談話，更是把本已風浪迭起的“總統、副總統”競選活動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蔣緯國否認台灣島內外人人皆知的其兄蔣經國在1985年對美國《時代》周刊記者講過的“蔣家人不會再競選下任總統”的話，說“我哥哥從來沒有談過這句話，都是報上製造出來的”！此語一出，許多人將其視為蔣緯國決意角逐“總統”的信號。而李登輝則“後發製人”，拉出“黑馬”李元簇為競選副手，以“二李”對抗“林、蔣”。這樣，在“國民大會”的會上、會下，場內、場外，以李登輝為首的“主流派”，與反李的“非主流派”兩軍對壘，展開了全麵的交鋒。
（政治上一再受到壓抑的蔣緯國。）
由於李登輝是“法定”的“法統”繼承人，又是現職的“總統”、國民黨中央主席，“主流派”與“非主流派”的較量從一開始，實力就頗為懸殊，李登輝首先請出國民黨“八大老”倪文亞、陳立夫、蔣彥士、李國鼎、謝東閔、辜振甫、袁守謙、黃少穀，壓“林、蔣”退選，接著又設法拆散了“四巨頭”李煥、郝柏村、林洋港、蔣緯國的“反李聯盟”；最後使出“殺手鐧”，急召在日本的蔣氏嫡傳蔣孝武返台，發表了反對蔣緯國參選的“措辭激烈”的“嚴正聲明”。與此同時，正在美訪問的蔣氏庶出章孝嚴表態反對蔣緯國“違憲”之舉。這樣，由蔣家“正宗”第三代最有影響力的實力派人物正式宣稱“維係大統”，擁蔣勢力的“戀蔣情結”被“迎刃而解”。麵對李登輝如此淩厲的攻勢，林洋港、蔣緯國不得不相繼宣布退出竟選，李登輝、李元簇在隨後進行的正式選舉中，以絕對多數的票額順利當選為國民黨提名的“中華民國”第八屆“總統”、“副總統”。
1988年，蔣緯國在國民黨“十三會”大會上被推舉“中央副主席”受挫。1990年，在國民大會第八次會議競選“中華民國副總統”再敗，其政治出路事實上已被李登輝徹底“封殺”。蔣緯國“戀棧”不得，自相識趣，在李登輝第八屆“總統”任上，數次請辭“國安會議”秘書長之職。李登輝初則“慰留”，隨即“恩準”，於1992年發布命令解除蔣緯國“國安會議”秘書長一職，而聘蔣緯國“總統府資政”以示安撫。至此，蔣緯國真正成為政治上的“廢人”。
蔣緯國晚年健康狀況一直不是很穩定，幾次被送進榮民總醫院急救。尤其是在1986年，蔣緯國臥病數月，初期診斷疑為“血癌”，到最後才確診僅僅是白細胞過多症，虛驚一場。但是，蔣緯國的心血管係統的疾病始終未得到根治。1993年12月26日淩晨，蔣緯國因輕微腦中風造成下半身癱瘓，家人急送榮民總醫院搶救。經醫生診斷，確認蔣緯國係剝離性主動脈夾層破裂，血液滲出動脈外及中層，於是當天即進行了第一次手術。然而，手術後發現患處有滲血現象，不得已又於27日施行了第二次手術，據主刀醫生榮民總醫院心髒血管外科主任賴曉亭透露，兩次手術尚屬順利，蔣緯國近期內可能不會有生命危險，但是下半身癱瘓能複原多少成，沒有把握。而且他擔心蔣緯國術後出現了最令人擔憂的腎髒感染並發症，在其有生之年恐怕必須經常洗腎以維持腎髒正常功能。
1996年7月8日，蔣緯國在中國國民黨中央直屬第六小組會議上，提出了蔣介石、蔣經國移靈大陸的臨時動議，也就是轟動一時的所謂“移靈案”。他在移靈案中，提請國民黨中央成立“移靈奉安委員會”，對移靈問題做出安排，並與大陸方麵溝通，俟時機成熟後付諸實施。
“移靈案”，猶如“一石激千層浪”，在台灣又引發了不小的震動。盡管台灣朝野各界都認為蔣家後代欲將先人遷回大陸，“落葉歸根”、“入土為安”，以盡人子之道，於法於情均值得理解並應得到尊重。但鑒於兩岸關係的現狀，蔣氏父子移靈大陸所將引發的“政治衝擊波”不能不審慎對待。
“移靈案”無疑給台灣當權者出了一道難題。在蔣緯國提出“移靈案”之後，國民黨高層雖已決定由3位前中央委員會秘書長張寶樹、馬樹禮及蔣彥士等人組成籌劃委員會，研究蔣緯國的提議，但也一再指出，由於蔣介石、蔣經國都曾是“國家元首”，在兩岸尚未完成統一之時，移靈大陸奉安，在象征意義上恐將引起政治衝擊。而操作起來也有諸多不便，比如，奉安過程中台灣黨政要員是否能赴大陸，日後的謁陵活動將如何處理，等等，均很棘手，因此，主張此事稍緩一緩，不必操之過急。
8月，在國民黨十四屆第四次中央評議委員會議上，蔣緯國以書麵形式重提兩蔣移靈案。並提出3點建議：第一，目前移靈時機固未成熟，但開始策劃、籌備奉安，以及和各方溝通的時機已見迫切，建議將已成立的奉安研究小組，盡快改組為“移靈籌備委員會”，認真研究相關事項，逐步采取行動，以催化移靈時機的早日到來；第二，在行動之前，慈湖和頭寮的安全必須絕對保證，移靈之時起，至奉安之地之間，沿途安全細則應有專人籌劃；第三，兩岸恢複會談時，或密派專使，作有力之誠懇要求。
1997年4月，國民黨中常會通過“先總統蔣公暨經國先生移靈奉安案”，決定以國葬原則籌辦，由政府成立籌備委員會，審慎籌辦暫時奉安台灣事宜，並同時策劃國家統一後遷葬大陸事宜，亦即所謂“兩階段移靈案”。對此，蔣緯國和與他一起力主移靈的侄子蔣孝勇有不同意見。無奈，兩人都已重病纏身，來日可待，反對也無濟於事。據說，“兩階段移靈案”已得到“老夫人”宋美齡和蔣方良的首肯。
1997年9月22日夜11時30分，纏綿病榻10個多月的蔣緯國終因敗血症引起心肺衰竭，搶救無效，病逝於台北榮民總醫院加護病房，享年82歲。據香港媒體報道，蔣緯國生前亦有意死後葬在浙江奉化故鄉，但由於此事牽涉複雜，蔣緯國遺體可能會先在台灣以基督教儀式與其已故前妻合葬，待適當時機再遷葬大陸。
§§第七章 兩位次媳和三位養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