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蔣經國的非婚夫人章亞若
（年輕時的章亞若）
章亞若是一位追求新潮和開放型的女子，在與蔣經國交往前已結婚8年，並育有兩子，1939年初逃難來到蔣經國的門下，成為其秘書。蔣經國的私生活，“並不比其他要人更荒唐，也不比其他要人不荒唐。”
曾與蔣經國相處甚久的原國民黨中央通訊社記者曹聚仁曾這樣評價“小蔣”的個人生活：“他並不比其他要人更荒唐，也不比其他要人不荒唐。”
蔣經國30年代末、40年代初主政贛南時期，曾結識了一位紅粉知己，並演繹出一幕生別死離的愛情悲劇。這位女主人公就是在蔣經國一生的感情經曆中占據重要位置的婚外戀人——章亞若。
章亞若的身世及個人經曆頗為複雜、曲折。章亞若的曾祖姓黃，原籍浙江。19世紀5o年代洪秀全金田起事後，章亞若的曾祖參加了太平軍，後來轉戰至江西南昌一帶病故。其時，尚在繈褓中的兒子（也就是章亞若的祖父）被吳城鎮章家村當地一戶人家收養，改姓章，取名伯昌。章伯昌成年後娶陶氏為妻，生子章甫，即章亞若的父親。章伯昌以渡船往來鄉鎮之間，做小買賣為生。50多歲時，因債務糾紛，遭人殺害。
章甫自幼聰慧好學，長大後步入科舉功名之途，連連高中，趕在清末廢止科舉之前，縣試、府試、省試，三元及第。當上地方父母官之後，攜妻子兒女遷出吳城鎮，定居南昌市內。因此，章家自亞若這一代起，已是地道的南昌市人，吳城鎮隻是章氏祠堂與祖墳所在地。
章甫18歲時，娶吳城鎮名門周家之女周姺為妻。自此，平步青雲，過了一段各方麵都順利興盛的日子。民國後，曾負笈北上，在京城政法大學進修了幾年，又奉派到遂川做縣知事，最後於1933年返回南昌，在佑營街掛牌做執業律師。章甫雖是舊時代功名場上走過來的人，但思想卻頗為新潮。他出外求學時，自己改名貢濤，章貢合流為贛，“贛江之水浪濤濤”，顯氣勢含抱負。同時，他還將發妻周姺這一陳僻之名，改為周錦華，“錦鄉中華”，亦喻不凡之意。
章貢濤和周錦華一共生了11個兒女，其中4個早夭，隻有2兒5女長大成人。章亞若生於1913年，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父母為她取名懋李。“懋”是輩分排行，“李”是比喻桃李爭豔的春天，紀念她春季出世的意思。
（年輕時章亞若（懋李）。）
據當年章家的奶媽段會香後來回憶：小懋李自小就深得父母的疼愛。她有一張秀氣的圓臉，皮膚白嫩，活潑伶俐，聰穎可人。從三四歲起，小懋李就跟在國學根底深厚的父親身邊學習古詩詞，練習書法和繪畫，領悟力甚強。7歲那年，聽了父親講曹植“七步詩”的故事後，仿之竟也七步吟出：“春蘭桃李意芬芳，夏荷秋菊美家鄉，寒冬臘梅開過後，又是幽蘭放清香。”將章家五姐妹“懋蘭、懋桃、懋李、懋梅、幽蘭”的名字全嵌了進去，滿座皆驚。
在對待子女的教育問題上，章貢濤一向開明，男女一視同仁。大女兒上了京都女師大，讓二女兒讀畢小學，亦送鍾愛的三女兒進了省城教會學校——寶嶺女中（後改為南昌女中，即今日南昌第十中學）。數理化音體美的西式教育，使小懋李領略到烹飪與女紅、吟詩與作畫以外的另一個全新的世界。而北伐戰爭經過江西時所引起的贛江兩岸民眾的自我覺醒之潮，也有形無形地濡染進少女的內心世界。在學校裏，章懋李的國文程度比同班同學高出很多。她的字跡娟秀，詩詞文章都拿手，又能歌善舞，擅長演說，是寶嶺女中人所矚目的風雲人物。
章懋李15歲那年，由父母做主，許配近親表哥唐英剛。唐英剛是年18歲，是章懋李的二姑媽章金秀排行老四的獨生女陶瑞慶夫家的堂兄。章懋李與唐英剛在一起共同生活8年，先後生育了小名叫“大衍”與“細衍”的唐遠波、唐遠輝兩個男孩，由一天真無邪的純情少女，脫胎換骨成為韻致成熟的少婦與母親。
章憊李與唐英剛8年的夫妻生活，應該說並不如意。唐英剛當時在南昌高等法院就職，為人拘謹保守，平日裏沉湎於詩畫硯墨，服飾裝扮與言談舉止都保持著傳統士儒的風範，溫文爾雅，書生氣十足。新舊時代的交替，並沒有改變他的性格，仍與外界格格不入。而章懋李則與唐英剛相反，她是一位追求新潮、開放型的女性，教會學校的西化教育與新時代思想的啟迪，使她逐步地掙脫了舊禮教的束縛，開辟著一個與上一代婦女三從四德、相夫教子完全不同的生活空間。章懋李足登高跟鞋，燙發描眉，身著剪裁合體的新款流行服裝，敢於嚐試社會上的各種新事物。她不甘於囿於家庭，婚後仍出外做事，也在南昌高等法院上班。平日裏結交廣泛，時常出入於各種酒會、舞場；閑暇則帶年幼的兒子看電影、逛街，是南昌城裏頗為搶眼的時髦女性。在她身邊，總有一些揮之不去的異性大獻殷勤。章懋李與唐英剛這種巨大的個性差異，加深了他們之間的情感鴻溝。這段表兄妹親加親的婚姻，終於不幸在丈夫自盡的悲劇中收場。
這年章懋李年僅23歲。
辦完喪事，章懋李便遷回娘家長住，兩個兒子交給婆婆代為照管，但是唐家的生活費用，則由她負責籌措。
無論是在婚前還是婚後，性格剛毅，辦事有主見的章懋李都是章家子女中的靈魂人物。尤其是在她的兩個姐姐出嫁遠離南昌，大弟章懋萱北上山東讀大學之後，家中的大事小事、裏裏外外均由她一手操持。章貢濤、周錦華老兩口也格外器重這個懂事又能幹的寶貝女兒，弟弟妹妹全都把她當做主心骨。1937年前後，章懋李決定改名“亞若”，弟弟妹妹也跟著學，引用她名字中的“若”字。大弟懋萱改名為“浩若”；二弟懋宿改名為“瀚若”；四妹懋梅原想叫：“威若”，父親說她出生時，正巧大雪紛飛，第二天梅花又開得漂亮，希望她留住“梅”字，於是懋梅沿用三姐亞若名字中的“亞”字，改名“亞梅”。
1939年初，日本軍隊攻至南昌城外，章貢濤決定舉家外出逃難。由於章貢濤身體一直不好，難耐旅途勞頓，隻好壓重擔於章亞若，讓她攜領全家南下贛州避禍，自己則選擇了路程較近的廬山養病。未料章亞若與父親一別，此生就未再相見。
章亞若和母親周錦華及弟弟妹妹逃難至贛州後，初期生活尚可由家中攜出的銀錢細軟支持，但章亞若擔心日久坐吃山空，決定外出找工作以補貼家用。不久，章亞若在蔣經國主事的贛南行政專員公署找到了一個職位，從此，她的生活道路和個人命運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
關於章亞若與蔣經國相識的經過，說法不一，其中具代表性的有以下兩種：
其一，是吳驥的引見。
當時，在蔣經國手下任新兵督練處副處長的吳驥，是章亞若大弟媳吳蔡的兄長，章浩若與吳驥是知交。章浩若的兒子章修純曾從父親那裏聽說，三姑章亞若1939年初偕家人自南昌遷往贛州，安頓妥當之後，經由當時隨蔣經國轉調贛南行政專員公署，擔任保安副司令的吳驥向蔣經國引薦，進入公署工作，開始了蔣、章相戀的序幕。
其二，是章亞若的自薦。
徐君虎是蔣經國留蘇時中山大學的同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曾任湖南省政協副主席。蔣經國主政贛南期間，他擔任專員公署秘書。他曾公開撰文指稱，章亞若主動寫信給蔣經國，請求安排工作。
徐君虎說，那是1939年初春的某一天，蔣經國交給他一封求職信，要他與寄信人一談，看看能否幫忙。信是一位章氏女士寫來的，字跡娟秀，蠅頭小楷頗見功力，語氣如泣如訴，哀婉動人。徐君虎看完信，立刻約見了這位章小姐。章亞若比當時一般婦女的打扮要時髦：大浪卷發披至肩頭，一件紫色碎花旗袍鑲上咖啡麥芽滾邊，半高跟的白色皮鞋。徐君虎對章亞若的圓臉和高顴骨印象最為深刻。晤談之後，徐君虎向蔣經國報告，這位女子工作經曆有限，無突出特長，又比較花哨，恐怕難以在專員公署裏安排職位。蔣經國倒覺得不必拒人於千裏之外，至少此人文化程度不低。因而他提醒徐君虎，可以差她至公署圖書館整理書報資料。徐君虎自然遵命照辦，於是章亞若開始到專員公署正式上班。
報到之後，章亞若表現得十分勤勉。對此，徐君虎也有一段生動的記憶。他說，贛州市當時空襲警報多，每次日本飛機來襲，總是炸得滿目瘡痍，一片瓦礫，死傷處處。專員公署組織了一個救護隊，由公署成員義務加入，專門幫助民眾處理空難救護及善後事宜。章亞若主動請纓，加入到救護行列。她態度積極，每有空襲，立即投入工作隊伍，幫助抬送病號，包紮傷員，跑前跑後，十分熱心，時常弄得一身血跡，疲憊不堪，也毫不在乎。
章亞若的這種精神，蔣經國深為嘉許。徐君虎說，蔣經國曾經公開在例行集會時，表揚了章亞若。
事實上，新的工作環境也的確為章亞若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她似乎已經從以往不幸的個人遭遇所形成的陰暗壓抑的迷惘中跳出來，脫下合身的碎花旗袍，換上男性的工作服，過著樸素但充實的戰時生活，全心全意地塑造著一個新的自我。
另一方麵，她的過去也被深深地隱匿起來。贛州的新同事、新朋友，沒有人知道她曾經有過一段不堪回首的痛苦婚姻。兩個兒子接來贛州後，她特地囑咐兒子今後改口叫她“三姨”。兒子年紀小，似懂非懂地答應了。長大後，大衍唐遠波推想，母親可能是認為在當時的環境下，一位守寡的年輕女性，在外工作難免有許多不便，以未婚姿態出現，應該較能減少社會上的是非議論。
正是在專員公署工作期間，章亞若開始逐步地走進蔣經國的感情生活。
章亞若在資料室工作不久，就調至“抗日運動委員會”任文書。後來，又被選送進設在贛州郊外赤硃嶺的“三青團江西支部幹部訓練班”學習，結束後返回公署，正式擔任專員秘書。以後還一度兼任了《正氣日報》記者。
蔣、章戀情是何時攀至巔峰的？有人推斷是在1940年下半年章亞若專職給蔣經國做秘書之後。不過，兩人相互吸引，很可能在1939年章亞若進入公署相識蔣經國不久就慢慢開始了。
章亞若是蔣經國公務之外的紅粉知己。兩人的秘密盡人皆知。常以慧雲、慧風互稱。1941年章亞若在桂林生下兩子。
（章亞若懷中的雙胞胎為章孝嚴、章孝慈。）
蔣經國的政治強人形象是以“贛南新政”奠基的，在當時也的確博取了一班熱血青年的真心敬仰與擁戴，一個勢力與影響不容忽視的“太子黨”開始在他周圍逐步積聚而成。然而，由於蔣經國的特殊身份以及早年曲折坎坷的經曆所鑄造出的喜怒無常的冷僻性格，雖然也有為數不多的“誌同道合”的朋友可以與他稱兄道弟，談天說地，但是真正能夠令蔣經國摘掉麵具，撤除心防，接納人自己的內心世界，共享不足為外人言的悲苦喜樂，並以真情相酬，視為心靈慰藉的紅粉知己，惟章亞若一人。
秀外慧中的章亞若，是以知識女性特有的細心與敏銳，窺出蔣經國這位贛州民眾眼中無所不能的“英雄”內心深處的那份無所依恃的孤獨與寂寞的。她以自己的才藝，以自己的善解人意，在進入公署後不久，就不僅成為蔣經國工作上的得力輔佐，而且也成為蔣經國個人生活上不可或缺的內助。天長日久，彼此初識即互有好感的蔣、章兩人，感情發展很快超越上下級及師生之界限，也應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許多當年專員公署的同事披示，當年年方30的蔣經國對章亞若這位紅粉知己的愛戀之情，往往在特定場合下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來。
蔣經國喜好在公忙之餘與好友同仁小酌數杯，有時候，不勝酒力，難免醉倒。以前，他無論怎麽喝，都無人敢出麵製止，大夥兒總是迎合著他的興致，陪他飲到底。然而，自從飯桌上加入了章亞若，她便成了惟一有勇氣、也有能力勸阻蔣經國放下酒杯的人。據那些同事形容，每當秀氣嬌小的章亞若輕言婉語，笑盈盈地在一旁低聲要蔣經國為健康著想，節製酒量時，蔣經國不但毫無慍色，而且立即依言放下酒杯，照著章亞若的勸告，不再喝下去了。這一來一往的濃情蜜意，加上蔣經國那種“戀愛中的男人”的行止，看在旁觀者眼中，就如“奇跡”。他們簡直不敢相信這位贛州民眾眼中自信、獨立的鋼鐵強人，竟然在章亞若的淺笑輕語下變得這樣順從服帖！
蔣、章戀情初萌之時，雙方都曾力求隱秘，但是，事實上很難做到無蛛絲馬跡。章亞若插班進赤硃嶺“幹訓班”學習時，蔣經國親遣公署下屬王修鑒和三青團大隊長歐陽欽陪送，即屬孟浪之舉，當時就引起敏感者的好奇和關注，紛紛探測其中的微妙。
（贛州專員公署，曾是蔣經國和章亞若相識之地。）
另據章亞若在南昌讀小學、中學時的同學，後來在贛州又與她同事並且有金蘭之交的好友桂昌德回憶，當時她也是“幹訓班”一期學員，與章亞若同屋相住。受訓期間的某天黃昏，章亞若失魂落魄、眼淚汪汪地向她訴說，她擔心她記載自己愛慕蔣經國的秘密日記與信件遭同學偷閱，可能傳揚開來，惹上麻煩。
正是在章亞若赤硃嶺幹訓班學習期間，蔣經國的生母毛福梅在溪口遭日本飛機空襲遇難。這個意外事故，對蔣經國、章亞若二人的打擊都異常沉重。章亞若的妹妹章亞梅曾透露，在蔣、章戀情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蔣經國允諾過將選擇適當時機，偕同章亞若返溪口探望母親。據章亞梅講，章亞若對這個“構想”很感動，因為這無疑是蔣經國對兩人情感關係的一種承諾，同時也算是當時現實環境下最好的一種安排。然而，天不遂人願，毛福梅的猝逝，徹底斷絕了章亞若借拜見毛福梅，以尋求公開她與蔣經國之間戀情的希望。
但是，另一方麵，蔣經國突失他一生中視為最大精神支柱的母親，章亞若的慰藉就成了他全部的感情寄托。蔣、章二人之間的戀情，不僅僅是一般男女之愛。令蔣經國毫無保留地投入真情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心靈的默契與溝通。蔣經國接納章亞若不久，即將他秘不示人的蘇留日記手稿交與章亞若閱讀，讓章亞若走入他昔日的苦難世界，分擔他所經曆的一切酸甜苦辣，實際上就是一種心靈上的信賴與托付的明證。溪口千裏奔喪歸來，蔣經國又將毛福梅生前最喜愛的一床繡有鴛鴦圖案的灰色絲質被麵送給章亞若，用心良苦，令章亞若亦為之心碎。“幹訓班”結業後，章亞若返回公署任蔣經國專職秘書，自此至章亞若離贛赴桂，兩年多的時間裏，蔣經國與章亞若無論私事、公務，幾乎是形影不離。
（章家贛州舊居，蔣經國常到這兒和章亞若約會。）
當時，章亞若一家住在贛州城江東廟附近的一幢舊式宅院裏，幾乎每隔一兩天，蔣經國都會在夜幕降臨後造訪章家，而章亞若的母親周錦華也深曉其中玄機，不讓任何人打擾他們。徐君虎的繼任者之一，後來去台灣的漆高儒曾撰文回憶他應蔣經國之邀，赴章亞若閨房用餐的往事。他說，在感覺上，那是蔣、章兩人共享的小天地，事實如何，他身為下屬，也不便詢問。
由於蔣方良時常離開贛州赴重慶探望公婆，在這種情形下，章亞若往往奉召至花園塘專員官邸幫忙照顧孝文與孝章，並在那裏過夜留宿。據桂昌德回憶說，章亞若還曾一度以家庭教師的名義出入蔣府。
或許是出於對章亞若“身份”無法公開的一種補償，蔣經國雖然未對外承認過他與章亞若的戀情，但是當兩人情感發展到高潮時，他已不忌諱在親近好友麵前，公然以行動表明他與章亞若的特殊關係。
據一位當年章亞若的同事後來聲言，在贛州期間，蔣經國曾與章亞若共同主持晚宴，邀請好友歡聚。席間，蔣經國曾向大家表明與章亞若訂立婚約的意願。
然而，不論有無明確的婚約，蔣、章兩人之間的戀情，發展至此，已是專員公署上下心照不宣的“公開的秘密”。蔣、章之間私人的喚謂，也早已是“慧風”、“慧雲”間的昵稱，雙方都已沉醉於此歡情而無法自拔，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1941年，蔣、章之戀有了結果。章亞若發現自己身懷有孕之後，找到平日裏關係較密切的同窗好友桂昌宗，吐露這個秘密，並要求他盡快叫回妹妹桂昌德，請桂昌德陪她一起到桂林待產。桂昌德在1940年赤硃嶺“幹訓班”結業後，奉派至三青團臨川分團籌備處任籌備員。1941年8、9月間，忽然接到哥哥桂昌宗拍來的電報，立即整裝趕回贛州，見到了章亞若，允諾與她共赴桂林，並答應對外嚴守秘密。
章亞若與桂昌德的桂林之行，是蔣經國的安排。之所以到遠離贛州的桂林去生產，主要基於以下兩方麵的考慮：
其一，蔣經國的“贛南新政”，樹敵過多，積怨甚深。畢竟蔣、章關係名不正、言不順，此事外泄，勢必給他人以非議之口實，將直接影響到蔣經國的形象與發展前程；而且章亞若亦易成為受攻擊的對象，安全有虞。蔣經國有一好友陳星吾，當時在廣西大學任教，平素無涉政治，可以以私事相托。故讓章亞若離開目標過大的贛州去桂林待產，保密性強。
其二，桂林遠離抗戰前線，環境相對安定。而且在大後方，就屬廣西省立醫院的醫療設備最好，水準最高。當時名重湘、桂、黔一帶的婦產科專家李瑞麟教授，就是廣西省立醫院婦產科的主任，讓章亞若到那裏去生產，健康較有保障。
章亞若赴桂林前，蔣經國特意為她在贛州專賣江西風味小吃的張萬順飯館擺了一桌餞行酒席，被邀集者均為章亞若在“幹訓班”及專員公署平日關係比較要好的同學、同事。蔣經國、章亞若儼然以男女主人公的姿態款待各位來賓。這個安排，應該說是對章亞若極大的“禮遇”，也意味著蔣經國在知道章亞若身懷有孕後，對章亞若地位的某種肯定。
餞別晚宴的第二天，蔣經國即請部屬王製剛，陪著章亞若和桂昌德，自贛州經湖南瀏陽，轉四川重慶，再循水路抵達桂林。主製剛是蔣經國的親信之一，時任職於鹽務處。王製剛的桂林之行，對外宣稱是到重慶辦理公務。
章亞若一行到桂林後，先在“大華飯店”過度了幾個星期，然後就搬進位於麗澤門外的狸獅下路的陳星吾家。陳家專門為她準備了一幢出人方便的平房。這個地點位置偏僻，一點也不引人注意，三麵環山，也容易躲日本飛機的空襲。另外，蔣經國還私下托付了廣西省政府民政廳長邱昌渭夫婦平日裏代為幫忙照料。
章亞若到桂林後，一改在贛州陪蔣經國四處出巡的活躍風格，隱名埋姓，深居簡出，寧靜地等待著產期的來臨。平日交往的朋友，大都以“蔣太太”稱呼章亞若。偶爾有人私下稱呼她為“二夫人”，據說章亞若也不在意。
在章亞若居住桂林的八九個月的時間裏，蔣經國維持著大約二三個星期探訪一次的習慣。蔣經國每次赴桂林探訪章亞若，大都以公務赴重慶，途經桂林為借口，避開外人的耳目。而且，蔣經國為了進一步防止行跡泄露，抵達桂林後，通常並不直接赴章亞若居處，總是很小心地將所乘汽車停在距狸獅路百餘米遠之外，再步行而來，一般僅留宿一夜，第二天一早即辭。這樣一次又一次的相聚，就是章亞若客居異鄉生活的最大期盼。
為了保密，桂林章亞若與贛州蔣經國之間的信件往返，均以化名相稱，蔣經國叫蔣慧風，章亞若叫蔣慧雲。這原是他們在贛州初戀時私下的昵稱。這風與雲之間的關係，也顯示了蔣、章兩人纏綿不已的相思之情。
章亞若在桂林安頓下不久，即由桂昌德陪同，持著蔣經國的名片，到廣西省立醫院婦產科找李瑞麟，表示要在此生產。在確診所懷身孕為雙胞胎後，章亞若每隔幾天都要到醫院來檢查胎位，直到臨產前住進醫院。在蔣經國的安排下，章亞若的妹妹章亞梅專程從贛州趕赴桂林前來幫忙照料。
章亞若的雙生子，是在1942年的正月27日早晨八九點鍾的時辰出世的，比預產期早約2個月來到人間。由於早產，不足月的兩個小嬰兒一出世，就被送進保溫箱中，7天後才出院返回狸獅路居所。醫院的醫生和護士，顯然明白“蔣太太”的身份，都竭盡全力細心、周到地照看這特殊的母子3人。
蔣經國得知雙生子順利出世的消息後，也十分興奮，立即趕到桂林。因為章亞梅對他講，這兩個瘦瘦弱弱的小孩子像兩隻可憐又可愛的小貓咪，蔣經國脫口而稱他的兩個兒子為“大貓”、“小貓”！這樣，雙胞胎就得大毛、小毛的乳名。此後，不僅父母、親友這樣喚他們，自懂事起，這兩兄弟也一直以大毛、小毛自稱。
另外，因章亞若在桂林的客居之所位於狸獅路，她自己也為兩個孩子分別取了乳名“狸兒”和“獅兒”。
對蔣經國的婚外戀情，蔣介石應該是明曉的。據聞蔣介石得知喜獲麟孫之後，曾派送了一筆錢給章亞若，囑她安心靜養。蔣經國在“大毛”、“小毛”滿月時，為他們所起之學名“孝嚴”、“孝慈”，有人推斷也是經過蔣介石首肯的，因為他們雖然暫從母姓，但既已列人蔣家第三代“孝”字輩，複歸蔣姓隻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雖然章亞若與蔣經國的戀情發展已有三四年的時間了，而且還為蔣家添了一對雙胞胎，但是她在蔣家的地位仍舊未定。章亞若要見公公蔣介石，以明身份，但卻突然去世。
在贛州時，章亞若曾經寄希望於去溪口拜見毛福梅以求關係公開，孰料毛福梅的猝逝徹底地斷絕了這條變通之路；現在，她隻能企盼著事實上的公公蔣介石的承認與接納。然而重慶方麵卻遲遲不肯表態。眼看著兩個孩子日漸長大，章亞若內心裏對狸兒與獅兒的名分問題也日漸焦急。她曾不止一次地告訴妹妹章亞梅，說她不能讓狸兒、獅兒的身份不明不白。每次蔣經國來桂林探望，章亞若都用柔情和淚水催促他想辦法早日將兩人關係合法化。另一方麵，章亞若也開始請家庭教師苦學英文，似已打定主意，一旦無法解決母子三人的地位問題，就要遠走異邦。她已不肯再這樣委屈自己，長期躲藏在妾身不明的陰影中，無法公開見人。
事實上，在這個時期，在如何處理蔣經國的這段婚外戀情及這對私生子的問題上，蔣介石及蔣經國均處於十分為難的境地，隱藏不了，又公開不得，頗感棘手。當時，蔣經國的從政之路正危機重重。“贛南新政”的強力推行，既給他帶來了“蔣青天”的巨大聲譽，同時也因為觸及許多要人的既得利益而遭惹了不少麻煩，責難聲四起。為避風頭，蔣介石已有了將蔣經國調離贛州的打算。另外，為了謀求更大更快的發展，蔣經國自己也有將活動重心移至重慶的考慮。在這種情形下，任何一點風波，都可能對蔣經國的仕途產生負麵影響。因此，無論是蔣經國乃至蔣介石看來，章亞若此時的“名分”之爭應屬“很不適當”的“壓力”。
事情湊巧得很，恰在這時，章亞若忽然暴病而亡，一切棘手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那是1942年8月的一天，章亞若應一友人之邀出去赴晚宴，留妹妹章亞梅在家照料兩個孩子。據章亞梅回憶，直到夜半時分，才聽到章亞若返家的聲音。她從房裏走出來，一看嚇了一跳，麵色蒼白的章亞若東搖西晃，說不出話來，掙紮著進房後就倒在床上，臉上露出十分痛苦的表情。章亞梅見此情形亦束手無策，立即通知了廣西省政府民政廳長邱昌渭，第二天一大早，將章亞若送至廣西省立醫院搶救。
桂昌德在章亞若出外赴宴的那個晚上，因為哥哥桂昌宗正巧來廣西辦理公務，她去探望，所以沒有依以往的慣例陪同章亞若。她是被章亞梅告知後才盡快趕回狸獅路的，並親送章亞若去醫院。桂昌德證實，章亞若是在外出赴宴回家後，開始上吐下瀉的。
桂昌宗得到妹妹桂昌德的電話通知，也在當天上午趕至醫院。他進入病房時，章亞若經過搶救，神誌已經恢複，見到老同事、老朋友，顯得很開心。
桂昌宗記得十分清楚，章亞若和他談了一會兒，就說到她的“地位”未定的境遇，禁不住神色悲傷，淚水滿眶。幾分鍾後，一個王姓醫生拿著針筒來了，先試著注射章亞若的右手臂，沒插進血管，繞過床，替她在左手臂打了一針。章亞若揉著手臂上打過針的地方，看著醫生跨出病房門沒幾秒鍾，突然尖叫一聲：“哎呀！不好了！”她對著桂昌宗大喊，說自己眼前一片漆黑，看不見任何東西，隨即昏迷過去。
桂宗昌驚呆了，奔出病房喊醫生、護士，很快屋裏聚集起一群人。這時有位醫生說搶救要用冰塊，吩咐桂昌宗快到街上去買一袋。等半個小時後，桂昌宗買到冰塊趕回病房時，章亞若己是氣若遊絲了。正惶惶間，桂昌宗早先熟識的廣西省立醫院院長走到身邊，交給他一張病危通知單，上麵寫著的病危症狀是“血中毒”。但是，這位院長沒有做進一步的解釋。幾分鍾後，主治醫生宣布急救無效，章亞若已逝，屍體要送太平間冰存。
（章亞若隻此一家遺像。）
在章亞若猝逝的急電傳回贛州後，出人意料的是，蔣經國表現得“異常平靜”，以“公務纏身”為由，沒有親赴桂林見章亞若入殮前的最後一麵，而是派部下王製剛前往料理善後。章亞若的喪事是由邱昌渭幕後打點的，具體出麵負責籌辦喪葬事宜的是廣西省警察訓練所的教務主任蘇樂民。他們在桂林東郊警察訓練所附近鳳凰嶺腹地，選定了有“百鳥朝鳳”之說的墓址下葬了章亞若。所立碑文正中寫著“蔣門章夫人諱亞若之墓”，右下方是“狸兒、獅兒敬立”。
喪事畢，桂昌德將章亞若遺物略事整理，帶著蔣經國贈送的那床織錦被麵，赴贛州見蔣經國。桂昌德回憶：當時蔣經國目睹遺物，“頓時麵色淒然，雙手顫抖，悲戚凝噎，眼淚沿麵頰而下，久久不發一語，忽仰天長歎，欲言又止，我見此景，也無言安慰，隻好悄悄離去。”
從1942年夏末章亞若去世之後，蔣經國似乎就下定決心將這段舊情埋葬在心坎深處。
那位曾在贛州專員公署做主任秘書，後來赴桂林任職的徐君虎透露，章亞若病逝桂林年餘後，他陪同蔣經國四處走動，抵達漓江一帶時，曾提醒蔣經國說章亞若墓地就在附近，問蔣經國是否有意前去祭拜。
“莫要再提此事了”。徐君虎記憶中蔣經國略帶慨歎地說完這句話後即不再言語。徐君虎明了蔣經國創痛仍在，也識趣地未再提章亞若。
幾近半個世紀之後，即將走完生命最後一段曆程的蔣經國、曾在昏迷中不停地喚著一個名字：“章亞若！”令所有陪侍在側的人為之一震。畢竟這是僅屬蔣經國個人的隱私世界，外人是無從探知蔣、章這段轉瞬即逝的婚外戀情都給當事人留下了怎樣的一種體驗和記憶？
關於章亞若的死因，章家親友以及當年章亞若要好的一些同事，一直心存疑竇，議論紛紛。
桂昌宗、桂昌德兄妹二人親曆章亞若暴亡的前前後後，認為其中蹊蹺處甚多。他們懷疑這是一場謀殺，極有可能是“蔣老先生”給“小蔣先生”派來“保駕”的“情治人員”自作聰明、盲目護主的愚忠蠢舉。而“刀手”就是那個神秘的王姓醫生，一針“毒劑”立置章亞若於死地！由於有了這種直覺和推斷，他們給章亞若料理完後事，即速離開桂林這塊是非之地，他們擔心自身成為下一個“殺人滅口”的對象。此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他們自覺生活在恐懼之中，桂昌德改名桂輝，主要也是因為這件事。但是因為事涉蔣經國，基於對“老上司”的尊重，他們對外始終保持緘默。
國民黨政權偏安台灣之後，香港的《鏡報》曾發表過一篇署名陳琛的“內幕”文章，披露：章氏兄弟的生母，是蔣介石下令他的頭號殺手戴笠，於抗戰期間在桂林殺害。蔣經國之所以不重視這對雙胞胎，是因為此乃當時的蔣經國一時之興，無心插柳所致。因為蔣經國曾警告過章亞若，不要懷上他的孩子。
對於如此“不恭”之說，不知何故，台灣方麵反應淡然，無人出頭辯駁。反倒是長期保持沉默的桂輝（桂昌德）挺身而出“開口”“打抱不平”，投書《鏡報》，指出：“不錯，章亞若的確是生產後死在桂林，被人謀害，但不可能是蔣介石下的手。”“老先生喜獲麟兒，喜出望外，此係華夏炎黃血統，豈有殺媳之理，虎雖毒不食其子，委過於老先生，讓他背黑鍋，未免冤枉也。”但不知是心有顧忌，還是同樣深感茫然，不明其實，桂輝的“投書”內容並沒有言明最核心的問題——究竟誰是真正的凶手和幕後主持人？
1985年11月、12月，香港《廣角鏡》雜誌第158、159期獨家發表台灣禁書《蔣家三代羅曼史》，其後更結集出版，一紙風行，連銷四版，種種“蔣家王朝婚戀隱情”開始大曝光於天下。蔣經國、章亞若“贛南之春”的這段婚外戀情，原來被國民黨當局視為“絕對不可外泄”的“高等機密”而刻意加以隱匿、掩飾，無論是在大陸而或台灣時期，其內幕幾乎無人得喻，而民間流傳的種種猜疑，以訛傳訛的成分居多，令人愈覺撲朔迷離。如今，章亞若這位“薄命紅顏”的懸命案“出土”“重見天日”，一時間“蔣氏父子政治騙局的犧牲品”之說差不多成為口碑。然而，仔細推敲，關於“章亞若死於蓄意謀殺”的結論，仍然缺乏令人信服的邏輯推理和足夠的證據。
當年，蔣經國與章亞若贛南締緣，其中曾有一個十分重要的牽線人——王升。王升是江西龍南縣人，畢業於黃埔軍校第16期。從蔣經國主政贛南時期起，王升就一直跟隨蔣經國左右，宦海沉浮。蔣經國出掌台灣統治權柄之後，王升一度官至“總政治作戰部主任”、“國防部聯訓部主任”等顯位要職。後來因言行不慎見罪於蔣經國，被外放烏拉圭做“大使”，垂暮之年才得以返台賦閑，領虛銜“總統府國策顧問”。蔣經國與王升有“師生之誼”，王升也是赤硃嶺“青幹班”一期學員，與章亞若同時受訓。王升處事精明練達，非常善於摧摩、迎合上司心意，因此深得蔣經國的賞識與倚重。蔣經國、章亞若初識後建構起的朦朦朧朧的微妙關係，就是經王升暗中製造機會使之“點題”深化的。自然“蔣、章之戀”的“前因後果”，王升也是最具“權威性”的見證人。
1992年1月10日，正值蔣經國辭世4周年，王升在台北家中接受“台視”的“八千裏路雲和月”節目主持人淩峰的采訪，追述了他大半生追隨蔣經國的情形，同時披露了蔣經國、章亞若“贛州之戀”的內幕。王升特別澄清章亞若“不是被毒死”，而是因病找不到抗生素治療而死亡。
對於王升這一“章亞若死因”的新的解釋，因無有力的佐證，同樣有不少人持有異議，認為疑點重重。
事實上，對於這樁曆史懸案，隻有一個人能真正使之水落石出，使之大白於天下，那就是悲劇的另一半蔣經國。然而，既然蔣經國生前有意塵封這段不堪回首的痛苦記憶，那麽，隨著1988年蔣經國溘然謝世永遠帶走了秘密，“章亞若之死”恐怕就是一個無法破解的千古之謎了！
§§第六章 任“陸軍上將”的次子蔣緯國
章亞若是一位追求新潮和開放型的女子，在與蔣經國交往前已結婚8年，並育有兩子，1939年初逃難來到蔣經國的門下，成為其秘書。蔣經國的私生活，“並不比其他要人更荒唐，也不比其他要人不荒唐。”
曾與蔣經國相處甚久的原國民黨中央通訊社記者曹聚仁曾這樣評價“小蔣”的個人生活：“他並不比其他要人更荒唐，也不比其他要人不荒唐。”
蔣經國30年代末、40年代初主政贛南時期，曾結識了一位紅粉知己，並演繹出一幕生別死離的愛情悲劇。這位女主人公就是在蔣經國一生的感情經曆中占據重要位置的婚外戀人——章亞若。
章亞若的身世及個人經曆頗為複雜、曲折。章亞若的曾祖姓黃，原籍浙江。19世紀5o年代洪秀全金田起事後，章亞若的曾祖參加了太平軍，後來轉戰至江西南昌一帶病故。其時，尚在繈褓中的兒子（也就是章亞若的祖父）被吳城鎮章家村當地一戶人家收養，改姓章，取名伯昌。章伯昌成年後娶陶氏為妻，生子章甫，即章亞若的父親。章伯昌以渡船往來鄉鎮之間，做小買賣為生。50多歲時，因債務糾紛，遭人殺害。
章甫自幼聰慧好學，長大後步入科舉功名之途，連連高中，趕在清末廢止科舉之前，縣試、府試、省試，三元及第。當上地方父母官之後，攜妻子兒女遷出吳城鎮，定居南昌市內。因此，章家自亞若這一代起，已是地道的南昌市人，吳城鎮隻是章氏祠堂與祖墳所在地。
章甫18歲時，娶吳城鎮名門周家之女周姺為妻。自此，平步青雲，過了一段各方麵都順利興盛的日子。民國後，曾負笈北上，在京城政法大學進修了幾年，又奉派到遂川做縣知事，最後於1933年返回南昌，在佑營街掛牌做執業律師。章甫雖是舊時代功名場上走過來的人，但思想卻頗為新潮。他出外求學時，自己改名貢濤，章貢合流為贛，“贛江之水浪濤濤”，顯氣勢含抱負。同時，他還將發妻周姺這一陳僻之名，改為周錦華，“錦鄉中華”，亦喻不凡之意。
章貢濤和周錦華一共生了11個兒女，其中4個早夭，隻有2兒5女長大成人。章亞若生於1913年，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父母為她取名懋李。“懋”是輩分排行，“李”是比喻桃李爭豔的春天，紀念她春季出世的意思。
（年輕時章亞若（懋李）。）
據當年章家的奶媽段會香後來回憶：小懋李自小就深得父母的疼愛。她有一張秀氣的圓臉，皮膚白嫩，活潑伶俐，聰穎可人。從三四歲起，小懋李就跟在國學根底深厚的父親身邊學習古詩詞，練習書法和繪畫，領悟力甚強。7歲那年，聽了父親講曹植“七步詩”的故事後，仿之竟也七步吟出：“春蘭桃李意芬芳，夏荷秋菊美家鄉，寒冬臘梅開過後，又是幽蘭放清香。”將章家五姐妹“懋蘭、懋桃、懋李、懋梅、幽蘭”的名字全嵌了進去，滿座皆驚。
在對待子女的教育問題上，章貢濤一向開明，男女一視同仁。大女兒上了京都女師大，讓二女兒讀畢小學，亦送鍾愛的三女兒進了省城教會學校——寶嶺女中（後改為南昌女中，即今日南昌第十中學）。數理化音體美的西式教育，使小懋李領略到烹飪與女紅、吟詩與作畫以外的另一個全新的世界。而北伐戰爭經過江西時所引起的贛江兩岸民眾的自我覺醒之潮，也有形無形地濡染進少女的內心世界。在學校裏，章懋李的國文程度比同班同學高出很多。她的字跡娟秀，詩詞文章都拿手，又能歌善舞，擅長演說，是寶嶺女中人所矚目的風雲人物。
章懋李15歲那年，由父母做主，許配近親表哥唐英剛。唐英剛是年18歲，是章懋李的二姑媽章金秀排行老四的獨生女陶瑞慶夫家的堂兄。章懋李與唐英剛在一起共同生活8年，先後生育了小名叫“大衍”與“細衍”的唐遠波、唐遠輝兩個男孩，由一天真無邪的純情少女，脫胎換骨成為韻致成熟的少婦與母親。
章憊李與唐英剛8年的夫妻生活，應該說並不如意。唐英剛當時在南昌高等法院就職，為人拘謹保守，平日裏沉湎於詩畫硯墨，服飾裝扮與言談舉止都保持著傳統士儒的風範，溫文爾雅，書生氣十足。新舊時代的交替，並沒有改變他的性格，仍與外界格格不入。而章懋李則與唐英剛相反，她是一位追求新潮、開放型的女性，教會學校的西化教育與新時代思想的啟迪，使她逐步地掙脫了舊禮教的束縛，開辟著一個與上一代婦女三從四德、相夫教子完全不同的生活空間。章懋李足登高跟鞋，燙發描眉，身著剪裁合體的新款流行服裝，敢於嚐試社會上的各種新事物。她不甘於囿於家庭，婚後仍出外做事，也在南昌高等法院上班。平日裏結交廣泛，時常出入於各種酒會、舞場；閑暇則帶年幼的兒子看電影、逛街，是南昌城裏頗為搶眼的時髦女性。在她身邊，總有一些揮之不去的異性大獻殷勤。章懋李與唐英剛這種巨大的個性差異，加深了他們之間的情感鴻溝。這段表兄妹親加親的婚姻，終於不幸在丈夫自盡的悲劇中收場。
這年章懋李年僅23歲。
辦完喪事，章懋李便遷回娘家長住，兩個兒子交給婆婆代為照管，但是唐家的生活費用，則由她負責籌措。
無論是在婚前還是婚後，性格剛毅，辦事有主見的章懋李都是章家子女中的靈魂人物。尤其是在她的兩個姐姐出嫁遠離南昌，大弟章懋萱北上山東讀大學之後，家中的大事小事、裏裏外外均由她一手操持。章貢濤、周錦華老兩口也格外器重這個懂事又能幹的寶貝女兒，弟弟妹妹全都把她當做主心骨。1937年前後，章懋李決定改名“亞若”，弟弟妹妹也跟著學，引用她名字中的“若”字。大弟懋萱改名為“浩若”；二弟懋宿改名為“瀚若”；四妹懋梅原想叫：“威若”，父親說她出生時，正巧大雪紛飛，第二天梅花又開得漂亮，希望她留住“梅”字，於是懋梅沿用三姐亞若名字中的“亞”字，改名“亞梅”。
1939年初，日本軍隊攻至南昌城外，章貢濤決定舉家外出逃難。由於章貢濤身體一直不好，難耐旅途勞頓，隻好壓重擔於章亞若，讓她攜領全家南下贛州避禍，自己則選擇了路程較近的廬山養病。未料章亞若與父親一別，此生就未再相見。
章亞若和母親周錦華及弟弟妹妹逃難至贛州後，初期生活尚可由家中攜出的銀錢細軟支持，但章亞若擔心日久坐吃山空，決定外出找工作以補貼家用。不久，章亞若在蔣經國主事的贛南行政專員公署找到了一個職位，從此，她的生活道路和個人命運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
關於章亞若與蔣經國相識的經過，說法不一，其中具代表性的有以下兩種：
其一，是吳驥的引見。
當時，在蔣經國手下任新兵督練處副處長的吳驥，是章亞若大弟媳吳蔡的兄長，章浩若與吳驥是知交。章浩若的兒子章修純曾從父親那裏聽說，三姑章亞若1939年初偕家人自南昌遷往贛州，安頓妥當之後，經由當時隨蔣經國轉調贛南行政專員公署，擔任保安副司令的吳驥向蔣經國引薦，進入公署工作，開始了蔣、章相戀的序幕。
其二，是章亞若的自薦。
徐君虎是蔣經國留蘇時中山大學的同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曾任湖南省政協副主席。蔣經國主政贛南期間，他擔任專員公署秘書。他曾公開撰文指稱，章亞若主動寫信給蔣經國，請求安排工作。
徐君虎說，那是1939年初春的某一天，蔣經國交給他一封求職信，要他與寄信人一談，看看能否幫忙。信是一位章氏女士寫來的，字跡娟秀，蠅頭小楷頗見功力，語氣如泣如訴，哀婉動人。徐君虎看完信，立刻約見了這位章小姐。章亞若比當時一般婦女的打扮要時髦：大浪卷發披至肩頭，一件紫色碎花旗袍鑲上咖啡麥芽滾邊，半高跟的白色皮鞋。徐君虎對章亞若的圓臉和高顴骨印象最為深刻。晤談之後，徐君虎向蔣經國報告，這位女子工作經曆有限，無突出特長，又比較花哨，恐怕難以在專員公署裏安排職位。蔣經國倒覺得不必拒人於千裏之外，至少此人文化程度不低。因而他提醒徐君虎，可以差她至公署圖書館整理書報資料。徐君虎自然遵命照辦，於是章亞若開始到專員公署正式上班。
報到之後，章亞若表現得十分勤勉。對此，徐君虎也有一段生動的記憶。他說，贛州市當時空襲警報多，每次日本飛機來襲，總是炸得滿目瘡痍，一片瓦礫，死傷處處。專員公署組織了一個救護隊，由公署成員義務加入，專門幫助民眾處理空難救護及善後事宜。章亞若主動請纓，加入到救護行列。她態度積極，每有空襲，立即投入工作隊伍，幫助抬送病號，包紮傷員，跑前跑後，十分熱心，時常弄得一身血跡，疲憊不堪，也毫不在乎。
章亞若的這種精神，蔣經國深為嘉許。徐君虎說，蔣經國曾經公開在例行集會時，表揚了章亞若。
事實上，新的工作環境也的確為章亞若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她似乎已經從以往不幸的個人遭遇所形成的陰暗壓抑的迷惘中跳出來，脫下合身的碎花旗袍，換上男性的工作服，過著樸素但充實的戰時生活，全心全意地塑造著一個新的自我。
另一方麵，她的過去也被深深地隱匿起來。贛州的新同事、新朋友，沒有人知道她曾經有過一段不堪回首的痛苦婚姻。兩個兒子接來贛州後，她特地囑咐兒子今後改口叫她“三姨”。兒子年紀小，似懂非懂地答應了。長大後，大衍唐遠波推想，母親可能是認為在當時的環境下，一位守寡的年輕女性，在外工作難免有許多不便，以未婚姿態出現，應該較能減少社會上的是非議論。
正是在專員公署工作期間，章亞若開始逐步地走進蔣經國的感情生活。
章亞若在資料室工作不久，就調至“抗日運動委員會”任文書。後來，又被選送進設在贛州郊外赤硃嶺的“三青團江西支部幹部訓練班”學習，結束後返回公署，正式擔任專員秘書。以後還一度兼任了《正氣日報》記者。
蔣、章戀情是何時攀至巔峰的？有人推斷是在1940年下半年章亞若專職給蔣經國做秘書之後。不過，兩人相互吸引，很可能在1939年章亞若進入公署相識蔣經國不久就慢慢開始了。
章亞若是蔣經國公務之外的紅粉知己。兩人的秘密盡人皆知。常以慧雲、慧風互稱。1941年章亞若在桂林生下兩子。
（章亞若懷中的雙胞胎為章孝嚴、章孝慈。）
蔣經國的政治強人形象是以“贛南新政”奠基的，在當時也的確博取了一班熱血青年的真心敬仰與擁戴，一個勢力與影響不容忽視的“太子黨”開始在他周圍逐步積聚而成。然而，由於蔣經國的特殊身份以及早年曲折坎坷的經曆所鑄造出的喜怒無常的冷僻性格，雖然也有為數不多的“誌同道合”的朋友可以與他稱兄道弟，談天說地，但是真正能夠令蔣經國摘掉麵具，撤除心防，接納人自己的內心世界，共享不足為外人言的悲苦喜樂，並以真情相酬，視為心靈慰藉的紅粉知己，惟章亞若一人。
秀外慧中的章亞若，是以知識女性特有的細心與敏銳，窺出蔣經國這位贛州民眾眼中無所不能的“英雄”內心深處的那份無所依恃的孤獨與寂寞的。她以自己的才藝，以自己的善解人意，在進入公署後不久，就不僅成為蔣經國工作上的得力輔佐，而且也成為蔣經國個人生活上不可或缺的內助。天長日久，彼此初識即互有好感的蔣、章兩人，感情發展很快超越上下級及師生之界限，也應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許多當年專員公署的同事披示，當年年方30的蔣經國對章亞若這位紅粉知己的愛戀之情，往往在特定場合下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來。
蔣經國喜好在公忙之餘與好友同仁小酌數杯，有時候，不勝酒力，難免醉倒。以前，他無論怎麽喝，都無人敢出麵製止，大夥兒總是迎合著他的興致，陪他飲到底。然而，自從飯桌上加入了章亞若，她便成了惟一有勇氣、也有能力勸阻蔣經國放下酒杯的人。據那些同事形容，每當秀氣嬌小的章亞若輕言婉語，笑盈盈地在一旁低聲要蔣經國為健康著想，節製酒量時，蔣經國不但毫無慍色，而且立即依言放下酒杯，照著章亞若的勸告，不再喝下去了。這一來一往的濃情蜜意，加上蔣經國那種“戀愛中的男人”的行止，看在旁觀者眼中，就如“奇跡”。他們簡直不敢相信這位贛州民眾眼中自信、獨立的鋼鐵強人，竟然在章亞若的淺笑輕語下變得這樣順從服帖！
蔣、章戀情初萌之時，雙方都曾力求隱秘，但是，事實上很難做到無蛛絲馬跡。章亞若插班進赤硃嶺“幹訓班”學習時，蔣經國親遣公署下屬王修鑒和三青團大隊長歐陽欽陪送，即屬孟浪之舉，當時就引起敏感者的好奇和關注，紛紛探測其中的微妙。
（贛州專員公署，曾是蔣經國和章亞若相識之地。）
另據章亞若在南昌讀小學、中學時的同學，後來在贛州又與她同事並且有金蘭之交的好友桂昌德回憶，當時她也是“幹訓班”一期學員，與章亞若同屋相住。受訓期間的某天黃昏，章亞若失魂落魄、眼淚汪汪地向她訴說，她擔心她記載自己愛慕蔣經國的秘密日記與信件遭同學偷閱，可能傳揚開來，惹上麻煩。
正是在章亞若赤硃嶺幹訓班學習期間，蔣經國的生母毛福梅在溪口遭日本飛機空襲遇難。這個意外事故，對蔣經國、章亞若二人的打擊都異常沉重。章亞若的妹妹章亞梅曾透露，在蔣、章戀情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蔣經國允諾過將選擇適當時機，偕同章亞若返溪口探望母親。據章亞梅講，章亞若對這個“構想”很感動，因為這無疑是蔣經國對兩人情感關係的一種承諾，同時也算是當時現實環境下最好的一種安排。然而，天不遂人願，毛福梅的猝逝，徹底斷絕了章亞若借拜見毛福梅，以尋求公開她與蔣經國之間戀情的希望。
但是，另一方麵，蔣經國突失他一生中視為最大精神支柱的母親，章亞若的慰藉就成了他全部的感情寄托。蔣、章二人之間的戀情，不僅僅是一般男女之愛。令蔣經國毫無保留地投入真情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心靈的默契與溝通。蔣經國接納章亞若不久，即將他秘不示人的蘇留日記手稿交與章亞若閱讀，讓章亞若走入他昔日的苦難世界，分擔他所經曆的一切酸甜苦辣，實際上就是一種心靈上的信賴與托付的明證。溪口千裏奔喪歸來，蔣經國又將毛福梅生前最喜愛的一床繡有鴛鴦圖案的灰色絲質被麵送給章亞若，用心良苦，令章亞若亦為之心碎。“幹訓班”結業後，章亞若返回公署任蔣經國專職秘書，自此至章亞若離贛赴桂，兩年多的時間裏，蔣經國與章亞若無論私事、公務，幾乎是形影不離。
（章家贛州舊居，蔣經國常到這兒和章亞若約會。）
當時，章亞若一家住在贛州城江東廟附近的一幢舊式宅院裏，幾乎每隔一兩天，蔣經國都會在夜幕降臨後造訪章家，而章亞若的母親周錦華也深曉其中玄機，不讓任何人打擾他們。徐君虎的繼任者之一，後來去台灣的漆高儒曾撰文回憶他應蔣經國之邀，赴章亞若閨房用餐的往事。他說，在感覺上，那是蔣、章兩人共享的小天地，事實如何，他身為下屬，也不便詢問。
由於蔣方良時常離開贛州赴重慶探望公婆，在這種情形下，章亞若往往奉召至花園塘專員官邸幫忙照顧孝文與孝章，並在那裏過夜留宿。據桂昌德回憶說，章亞若還曾一度以家庭教師的名義出入蔣府。
或許是出於對章亞若“身份”無法公開的一種補償，蔣經國雖然未對外承認過他與章亞若的戀情，但是當兩人情感發展到高潮時，他已不忌諱在親近好友麵前，公然以行動表明他與章亞若的特殊關係。
據一位當年章亞若的同事後來聲言，在贛州期間，蔣經國曾與章亞若共同主持晚宴，邀請好友歡聚。席間，蔣經國曾向大家表明與章亞若訂立婚約的意願。
然而，不論有無明確的婚約，蔣、章兩人之間的戀情，發展至此，已是專員公署上下心照不宣的“公開的秘密”。蔣、章之間私人的喚謂，也早已是“慧風”、“慧雲”間的昵稱，雙方都已沉醉於此歡情而無法自拔，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1941年，蔣、章之戀有了結果。章亞若發現自己身懷有孕之後，找到平日裏關係較密切的同窗好友桂昌宗，吐露這個秘密，並要求他盡快叫回妹妹桂昌德，請桂昌德陪她一起到桂林待產。桂昌德在1940年赤硃嶺“幹訓班”結業後，奉派至三青團臨川分團籌備處任籌備員。1941年8、9月間，忽然接到哥哥桂昌宗拍來的電報，立即整裝趕回贛州，見到了章亞若，允諾與她共赴桂林，並答應對外嚴守秘密。
章亞若與桂昌德的桂林之行，是蔣經國的安排。之所以到遠離贛州的桂林去生產，主要基於以下兩方麵的考慮：
其一，蔣經國的“贛南新政”，樹敵過多，積怨甚深。畢竟蔣、章關係名不正、言不順，此事外泄，勢必給他人以非議之口實，將直接影響到蔣經國的形象與發展前程；而且章亞若亦易成為受攻擊的對象，安全有虞。蔣經國有一好友陳星吾，當時在廣西大學任教，平素無涉政治，可以以私事相托。故讓章亞若離開目標過大的贛州去桂林待產，保密性強。
其二，桂林遠離抗戰前線，環境相對安定。而且在大後方，就屬廣西省立醫院的醫療設備最好，水準最高。當時名重湘、桂、黔一帶的婦產科專家李瑞麟教授，就是廣西省立醫院婦產科的主任，讓章亞若到那裏去生產，健康較有保障。
章亞若赴桂林前，蔣經國特意為她在贛州專賣江西風味小吃的張萬順飯館擺了一桌餞行酒席，被邀集者均為章亞若在“幹訓班”及專員公署平日關係比較要好的同學、同事。蔣經國、章亞若儼然以男女主人公的姿態款待各位來賓。這個安排，應該說是對章亞若極大的“禮遇”，也意味著蔣經國在知道章亞若身懷有孕後，對章亞若地位的某種肯定。
餞別晚宴的第二天，蔣經國即請部屬王製剛，陪著章亞若和桂昌德，自贛州經湖南瀏陽，轉四川重慶，再循水路抵達桂林。主製剛是蔣經國的親信之一，時任職於鹽務處。王製剛的桂林之行，對外宣稱是到重慶辦理公務。
章亞若一行到桂林後，先在“大華飯店”過度了幾個星期，然後就搬進位於麗澤門外的狸獅下路的陳星吾家。陳家專門為她準備了一幢出人方便的平房。這個地點位置偏僻，一點也不引人注意，三麵環山，也容易躲日本飛機的空襲。另外，蔣經國還私下托付了廣西省政府民政廳長邱昌渭夫婦平日裏代為幫忙照料。
章亞若到桂林後，一改在贛州陪蔣經國四處出巡的活躍風格，隱名埋姓，深居簡出，寧靜地等待著產期的來臨。平日交往的朋友，大都以“蔣太太”稱呼章亞若。偶爾有人私下稱呼她為“二夫人”，據說章亞若也不在意。
在章亞若居住桂林的八九個月的時間裏，蔣經國維持著大約二三個星期探訪一次的習慣。蔣經國每次赴桂林探訪章亞若，大都以公務赴重慶，途經桂林為借口，避開外人的耳目。而且，蔣經國為了進一步防止行跡泄露，抵達桂林後，通常並不直接赴章亞若居處，總是很小心地將所乘汽車停在距狸獅路百餘米遠之外，再步行而來，一般僅留宿一夜，第二天一早即辭。這樣一次又一次的相聚，就是章亞若客居異鄉生活的最大期盼。
為了保密，桂林章亞若與贛州蔣經國之間的信件往返，均以化名相稱，蔣經國叫蔣慧風，章亞若叫蔣慧雲。這原是他們在贛州初戀時私下的昵稱。這風與雲之間的關係，也顯示了蔣、章兩人纏綿不已的相思之情。
章亞若在桂林安頓下不久，即由桂昌德陪同，持著蔣經國的名片，到廣西省立醫院婦產科找李瑞麟，表示要在此生產。在確診所懷身孕為雙胞胎後，章亞若每隔幾天都要到醫院來檢查胎位，直到臨產前住進醫院。在蔣經國的安排下，章亞若的妹妹章亞梅專程從贛州趕赴桂林前來幫忙照料。
章亞若的雙生子，是在1942年的正月27日早晨八九點鍾的時辰出世的，比預產期早約2個月來到人間。由於早產，不足月的兩個小嬰兒一出世，就被送進保溫箱中，7天後才出院返回狸獅路居所。醫院的醫生和護士，顯然明白“蔣太太”的身份，都竭盡全力細心、周到地照看這特殊的母子3人。
蔣經國得知雙生子順利出世的消息後，也十分興奮，立即趕到桂林。因為章亞梅對他講，這兩個瘦瘦弱弱的小孩子像兩隻可憐又可愛的小貓咪，蔣經國脫口而稱他的兩個兒子為“大貓”、“小貓”！這樣，雙胞胎就得大毛、小毛的乳名。此後，不僅父母、親友這樣喚他們，自懂事起，這兩兄弟也一直以大毛、小毛自稱。
另外，因章亞若在桂林的客居之所位於狸獅路，她自己也為兩個孩子分別取了乳名“狸兒”和“獅兒”。
對蔣經國的婚外戀情，蔣介石應該是明曉的。據聞蔣介石得知喜獲麟孫之後，曾派送了一筆錢給章亞若，囑她安心靜養。蔣經國在“大毛”、“小毛”滿月時，為他們所起之學名“孝嚴”、“孝慈”，有人推斷也是經過蔣介石首肯的，因為他們雖然暫從母姓，但既已列人蔣家第三代“孝”字輩，複歸蔣姓隻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雖然章亞若與蔣經國的戀情發展已有三四年的時間了，而且還為蔣家添了一對雙胞胎，但是她在蔣家的地位仍舊未定。章亞若要見公公蔣介石，以明身份，但卻突然去世。
在贛州時，章亞若曾經寄希望於去溪口拜見毛福梅以求關係公開，孰料毛福梅的猝逝徹底地斷絕了這條變通之路；現在，她隻能企盼著事實上的公公蔣介石的承認與接納。然而重慶方麵卻遲遲不肯表態。眼看著兩個孩子日漸長大，章亞若內心裏對狸兒與獅兒的名分問題也日漸焦急。她曾不止一次地告訴妹妹章亞梅，說她不能讓狸兒、獅兒的身份不明不白。每次蔣經國來桂林探望，章亞若都用柔情和淚水催促他想辦法早日將兩人關係合法化。另一方麵，章亞若也開始請家庭教師苦學英文，似已打定主意，一旦無法解決母子三人的地位問題，就要遠走異邦。她已不肯再這樣委屈自己，長期躲藏在妾身不明的陰影中，無法公開見人。
事實上，在這個時期，在如何處理蔣經國的這段婚外戀情及這對私生子的問題上，蔣介石及蔣經國均處於十分為難的境地，隱藏不了，又公開不得，頗感棘手。當時，蔣經國的從政之路正危機重重。“贛南新政”的強力推行，既給他帶來了“蔣青天”的巨大聲譽，同時也因為觸及許多要人的既得利益而遭惹了不少麻煩，責難聲四起。為避風頭，蔣介石已有了將蔣經國調離贛州的打算。另外，為了謀求更大更快的發展，蔣經國自己也有將活動重心移至重慶的考慮。在這種情形下，任何一點風波，都可能對蔣經國的仕途產生負麵影響。因此，無論是蔣經國乃至蔣介石看來，章亞若此時的“名分”之爭應屬“很不適當”的“壓力”。
事情湊巧得很，恰在這時，章亞若忽然暴病而亡，一切棘手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那是1942年8月的一天，章亞若應一友人之邀出去赴晚宴，留妹妹章亞梅在家照料兩個孩子。據章亞梅回憶，直到夜半時分，才聽到章亞若返家的聲音。她從房裏走出來，一看嚇了一跳，麵色蒼白的章亞若東搖西晃，說不出話來，掙紮著進房後就倒在床上，臉上露出十分痛苦的表情。章亞梅見此情形亦束手無策，立即通知了廣西省政府民政廳長邱昌渭，第二天一大早，將章亞若送至廣西省立醫院搶救。
桂昌德在章亞若出外赴宴的那個晚上，因為哥哥桂昌宗正巧來廣西辦理公務，她去探望，所以沒有依以往的慣例陪同章亞若。她是被章亞梅告知後才盡快趕回狸獅路的，並親送章亞若去醫院。桂昌德證實，章亞若是在外出赴宴回家後，開始上吐下瀉的。
桂昌宗得到妹妹桂昌德的電話通知，也在當天上午趕至醫院。他進入病房時，章亞若經過搶救，神誌已經恢複，見到老同事、老朋友，顯得很開心。
桂昌宗記得十分清楚，章亞若和他談了一會兒，就說到她的“地位”未定的境遇，禁不住神色悲傷，淚水滿眶。幾分鍾後，一個王姓醫生拿著針筒來了，先試著注射章亞若的右手臂，沒插進血管，繞過床，替她在左手臂打了一針。章亞若揉著手臂上打過針的地方，看著醫生跨出病房門沒幾秒鍾，突然尖叫一聲：“哎呀！不好了！”她對著桂昌宗大喊，說自己眼前一片漆黑，看不見任何東西，隨即昏迷過去。
桂宗昌驚呆了，奔出病房喊醫生、護士，很快屋裏聚集起一群人。這時有位醫生說搶救要用冰塊，吩咐桂昌宗快到街上去買一袋。等半個小時後，桂昌宗買到冰塊趕回病房時，章亞若己是氣若遊絲了。正惶惶間，桂昌宗早先熟識的廣西省立醫院院長走到身邊，交給他一張病危通知單，上麵寫著的病危症狀是“血中毒”。但是，這位院長沒有做進一步的解釋。幾分鍾後，主治醫生宣布急救無效，章亞若已逝，屍體要送太平間冰存。
（章亞若隻此一家遺像。）
在章亞若猝逝的急電傳回贛州後，出人意料的是，蔣經國表現得“異常平靜”，以“公務纏身”為由，沒有親赴桂林見章亞若入殮前的最後一麵，而是派部下王製剛前往料理善後。章亞若的喪事是由邱昌渭幕後打點的，具體出麵負責籌辦喪葬事宜的是廣西省警察訓練所的教務主任蘇樂民。他們在桂林東郊警察訓練所附近鳳凰嶺腹地，選定了有“百鳥朝鳳”之說的墓址下葬了章亞若。所立碑文正中寫著“蔣門章夫人諱亞若之墓”，右下方是“狸兒、獅兒敬立”。
喪事畢，桂昌德將章亞若遺物略事整理，帶著蔣經國贈送的那床織錦被麵，赴贛州見蔣經國。桂昌德回憶：當時蔣經國目睹遺物，“頓時麵色淒然，雙手顫抖，悲戚凝噎，眼淚沿麵頰而下，久久不發一語，忽仰天長歎，欲言又止，我見此景，也無言安慰，隻好悄悄離去。”
從1942年夏末章亞若去世之後，蔣經國似乎就下定決心將這段舊情埋葬在心坎深處。
那位曾在贛州專員公署做主任秘書，後來赴桂林任職的徐君虎透露，章亞若病逝桂林年餘後，他陪同蔣經國四處走動，抵達漓江一帶時，曾提醒蔣經國說章亞若墓地就在附近，問蔣經國是否有意前去祭拜。
“莫要再提此事了”。徐君虎記憶中蔣經國略帶慨歎地說完這句話後即不再言語。徐君虎明了蔣經國創痛仍在，也識趣地未再提章亞若。
幾近半個世紀之後，即將走完生命最後一段曆程的蔣經國、曾在昏迷中不停地喚著一個名字：“章亞若！”令所有陪侍在側的人為之一震。畢竟這是僅屬蔣經國個人的隱私世界，外人是無從探知蔣、章這段轉瞬即逝的婚外戀情都給當事人留下了怎樣的一種體驗和記憶？
關於章亞若的死因，章家親友以及當年章亞若要好的一些同事，一直心存疑竇，議論紛紛。
桂昌宗、桂昌德兄妹二人親曆章亞若暴亡的前前後後，認為其中蹊蹺處甚多。他們懷疑這是一場謀殺，極有可能是“蔣老先生”給“小蔣先生”派來“保駕”的“情治人員”自作聰明、盲目護主的愚忠蠢舉。而“刀手”就是那個神秘的王姓醫生，一針“毒劑”立置章亞若於死地！由於有了這種直覺和推斷，他們給章亞若料理完後事，即速離開桂林這塊是非之地，他們擔心自身成為下一個“殺人滅口”的對象。此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他們自覺生活在恐懼之中，桂昌德改名桂輝，主要也是因為這件事。但是因為事涉蔣經國，基於對“老上司”的尊重，他們對外始終保持緘默。
國民黨政權偏安台灣之後，香港的《鏡報》曾發表過一篇署名陳琛的“內幕”文章，披露：章氏兄弟的生母，是蔣介石下令他的頭號殺手戴笠，於抗戰期間在桂林殺害。蔣經國之所以不重視這對雙胞胎，是因為此乃當時的蔣經國一時之興，無心插柳所致。因為蔣經國曾警告過章亞若，不要懷上他的孩子。
對於如此“不恭”之說，不知何故，台灣方麵反應淡然，無人出頭辯駁。反倒是長期保持沉默的桂輝（桂昌德）挺身而出“開口”“打抱不平”，投書《鏡報》，指出：“不錯，章亞若的確是生產後死在桂林，被人謀害，但不可能是蔣介石下的手。”“老先生喜獲麟兒，喜出望外，此係華夏炎黃血統，豈有殺媳之理，虎雖毒不食其子，委過於老先生，讓他背黑鍋，未免冤枉也。”但不知是心有顧忌，還是同樣深感茫然，不明其實，桂輝的“投書”內容並沒有言明最核心的問題——究竟誰是真正的凶手和幕後主持人？
1985年11月、12月，香港《廣角鏡》雜誌第158、159期獨家發表台灣禁書《蔣家三代羅曼史》，其後更結集出版，一紙風行，連銷四版，種種“蔣家王朝婚戀隱情”開始大曝光於天下。蔣經國、章亞若“贛南之春”的這段婚外戀情，原來被國民黨當局視為“絕對不可外泄”的“高等機密”而刻意加以隱匿、掩飾，無論是在大陸而或台灣時期，其內幕幾乎無人得喻，而民間流傳的種種猜疑，以訛傳訛的成分居多，令人愈覺撲朔迷離。如今，章亞若這位“薄命紅顏”的懸命案“出土”“重見天日”，一時間“蔣氏父子政治騙局的犧牲品”之說差不多成為口碑。然而，仔細推敲，關於“章亞若死於蓄意謀殺”的結論，仍然缺乏令人信服的邏輯推理和足夠的證據。
當年，蔣經國與章亞若贛南締緣，其中曾有一個十分重要的牽線人——王升。王升是江西龍南縣人，畢業於黃埔軍校第16期。從蔣經國主政贛南時期起，王升就一直跟隨蔣經國左右，宦海沉浮。蔣經國出掌台灣統治權柄之後，王升一度官至“總政治作戰部主任”、“國防部聯訓部主任”等顯位要職。後來因言行不慎見罪於蔣經國，被外放烏拉圭做“大使”，垂暮之年才得以返台賦閑，領虛銜“總統府國策顧問”。蔣經國與王升有“師生之誼”，王升也是赤硃嶺“青幹班”一期學員，與章亞若同時受訓。王升處事精明練達，非常善於摧摩、迎合上司心意，因此深得蔣經國的賞識與倚重。蔣經國、章亞若初識後建構起的朦朦朧朧的微妙關係，就是經王升暗中製造機會使之“點題”深化的。自然“蔣、章之戀”的“前因後果”，王升也是最具“權威性”的見證人。
1992年1月10日，正值蔣經國辭世4周年，王升在台北家中接受“台視”的“八千裏路雲和月”節目主持人淩峰的采訪，追述了他大半生追隨蔣經國的情形，同時披露了蔣經國、章亞若“贛州之戀”的內幕。王升特別澄清章亞若“不是被毒死”，而是因病找不到抗生素治療而死亡。
對於王升這一“章亞若死因”的新的解釋，因無有力的佐證，同樣有不少人持有異議，認為疑點重重。
事實上，對於這樁曆史懸案，隻有一個人能真正使之水落石出，使之大白於天下，那就是悲劇的另一半蔣經國。然而，既然蔣經國生前有意塵封這段不堪回首的痛苦記憶，那麽，隨著1988年蔣經國溘然謝世永遠帶走了秘密，“章亞若之死”恐怕就是一個無法破解的千古之謎了！
§§第六章 任“陸軍上將”的次子蔣緯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