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蔣經國的俄國妻子蔣方良
（年輕時的芬娜（後改名蔣方良））
1935年在《國際歌》聲中，蔣經國娶了一位俄國媳婦芬娜，後由蔣介石為其改中國名叫蔣方良。
（蔣經國與芬娜年輕時留影。）
蔣方良從1935年同蔣經國結婚，到1988年蔣經國病逝，與蔣經國共同生活了53年。
蔣方良是蘇聯人，俄文原名芬娜·伊帕季耶娃·瓦哈列娃。18歲那年，她在蘇聯的烏拉爾重型機械廠和蔣經國結下一世情緣。
1925年赴蘇求學、1927年中國大革命失敗後長期滯留域外不得歸的蔣經國，是在1933年進入斯夫洛斯克的烏拉爾重型機械廠做工的。由於工作勤勉，由一個普通技工逐步升為技師，以後又被任命為工人航空學校招生委員會的主席，在黨內還擔任了支部書記工作。1934年晉升為副廠長，兼工廠報紙的主編。這時，芬娜剛從技工學校畢業，在蔣經國的管理下進行工作。
蔣經國與芬娜成為異國鴛鴦的起因，台灣曾有一則流傳很廣的故事：一天晚上，蔣經國在工廠加班後回宿舍，路上忽見一精壯大漢攔住一年輕女子的去路，圖謀不軌，蔣經國就走上前去為她解圍。那大漢見蔣經國個頭矮小，並不以為意，沒想到體格壯碩的蔣經國三拳兩腳就把大漢打倒了。女子得救後，萬分感激、欽佩蔣經國，一縷芳心飛向他。那被救的女子就是芬娜。這段典型的“英雄救美人”的傳奇故事，真實性究竟如何，外人不得而知。
比較可信的說法是，蔣經國與芬娜是在平日的接觸中逐漸產生感情的。芬娜孤身一人在外工作，生活有諸多不便。據說她的娘家曾是沙俄的舊貴族，十月革命後家道中落，境遇窘迫，芬娜為，數不多的工作所得還得交出維持家計。而蔣經國是被當作“人質”羈留在異國他鄉，孤苦伶仃，心情抑鬱，兩人同病相憐，彼此關心照顧。尤其是當蔣經國生病臥床時，芬娜侍奉在側，噓寒問暖。天長日久，相互萌生戀情。經過短暫的熱戀之後，他們決定結婚。
據他們的媒人——現已90高齡的瑪麗亞，80年代在西伯利亞接受台灣記者訪問時回憶，少女時代的芬娜不僅麵目清麗，走路姿態也特別高雅迷人。這對情侶常去海邊遊泳，“尼古拉很聽芬娜的話，他對她所做的事也都很滿意”。
異族的通婚，蘇聯方麵很開通，結婚申請很快批準。蔣經國畢竟是中國人，古訓不敢違背，他得征得父母的同意，於是寫信請示蔣介石。蔣介石回信很爽快：“中蘇聯姻，為外交史上之美事，汝勿再多所顧慮，餘為汝得佳婦賀。”當然是充分考慮到蔣經國在蘇聯的特殊處境！
1935年3月，在《國際歌》聲中，一對異國情侶，結下白首之盟。據說證婚人，是後來在台灣擔任過“立法委員”的王新衡。蔣經國和芬娜結婚的當年就有了弄璋之喜，生了長子愛倫；次年再添一位千金，小名愛理。
然而蔣經國和芬娜結婚、生子的安定生活剛剛開始不久，由於受蘇聯黨內政治鬥爭的牽連，1936年6月，蔣經國的副廠長職務被解除，候補黨員資格被取消，回國申請也屢次被拒，生活再次陷人困頓的境地。芬娜替丈夫扛起生計重擔。蔣經國親筆記下了當時的情形，寫道：“我的情緒極度低落，朋友亦漸漸遠離了我。這6個月的艱苦日子，一家三口隻靠我妻子的收入維生。我太太有空安慰我的時候，我就盡量鬆弛一下。”
1936年西安事變的爆發，使蔣經國的個人命運有了戲劇性的轉折。1937年初，蘇聯方麵同意蔣經國返國。是年4月，蔣經國攜妻挈子回到了南京，拜見了分別12年之久的父親蔣介石和從未謀麵的後母宋美齡。
蔣介石對這位身體高大、金發藍眼、高鼻梁的俄羅斯媳婦，起先並不習慣。雖然此前蔣經國曾寫信告訴過他的這樁婚事，愛倫生下來時，還寄了一組黑白照片給他，可以說他對芬娜不算陌生，但真正麵對這個事實時，心理還是有些不適。直到相處兩三個月後，他才發現芬娜個性溫柔婉約，孝順公婆，體貼丈夫，照顧孩子十分周到，完全符合中國傳統婦女的特點，是標準的賢妻良母。蔣介石為她取了中國名字“蔣方（孃）良”，也等於是對這位洋媳婦的肯定。由此蔣方良正式走進了蔣家，取得了蔣氏家族的戶籍。蔣經國與蔣方良的兩個孩子愛倫和愛理也都按蔣氏譜係“孝”字輩取名蔣孝文、蔣孝章。
按照蔣介石的安排，蔣經國帶著妻子兒女回到家鄉奉化，認祖歸宗，並拜見生母毛福梅。雖然蔣經國、蔣方良早已拖兒帶女，但毛福梅仍堅持按鄉俗為他們補辦了中國傳統式的婚禮。
到中國後，蔣方良適應中國口味，吃中國菜，說中國話，隨中國的禮俗和蔣家的規矩，蔣介石題“賢良慈孝”四字送她。
入鄉隨俗。蔣方良由俄羅斯到中國，不論是飲食習慣、宗教信仰，還是語言、文字，都不相同，適應起來十分困難。首先是吃飯問題，這是蔣方良初抵中國後最頭疼的一件事。她在俄羅斯的時候，吃麵包、乳酪，很簡單的一餐就解決了。但到了中國，吃的都是臘味很重的江浙菜，她嫌味道太鹹，總是吩咐廚師煮淡點。然而，時間一長，蔣方良也就逐漸習慣了，亦嗜辣椒，又學會了許多中國菜的做法，經常下廚，為家人調劑口味。
關於宗教信仰，蔣方良原來尊奉東正教，而蔣家信的是基督教，兩者的宗教儀式和信仰心態都有所不同。為了宗教問題，她足足花了3年時間才調整過來。蔣方良剛到中國時，既不會說，也不會寫漢語，蔣介石為她請了一姓董的女教師“啟蒙”，教她純正的普通話。由於有語言環境，加上她聰慧好學，一年以後，就可以用頗為順暢的國語與人交談了。然而，由於蔣方良的生活圈子多為浙江奉化人，因此，她學到的是半調子國語——帶俄語腔的寧波官話。她自知這種國語“有點怪怪的”，怕別人聽不懂，出席公開場合時常為之卻步。不過，蔣方良後來又學了英文。她的英文說寫頗為流利，平時多以此來應付外事。當然，和蔣經國在一起的時候，他們自然是用俄語交談。此外，蔣方良還對中國的書法和國畫發生了興趣，得閑就拿起毛筆塗抹。她學書法臨的豐碩遒勁的顏體，國畫則專攻山水。經過幾年的苦練，書法和國畫竟達到相當水平。這對一個從未接觸過方塊字與拿過毛筆並已有一雙兒女的異國婦女來說，委實是不容易的。
蔣方良隨蔣經國回到中國後，兩人聚時少，離時多。蔣經國主政江西贛南時期，除了很短的一段時間全家都相聚在贛州外，蔣方良與兩個孩子多數時間是在家鄉和重慶居住，蔣經國有時兩三個月才回來一趟，夫妻聚首的時間甚少。在此期間，蔣經國在贛南曾出演了一幕“金屋藏嬌”的風流劇，但蔣方良並不知細情。及至後來得知此事原委時，早已時過境遷，那風流劇中的另一位主角也早已香消玉殞了。
1945年抗戰勝利，蔣經國舉家從重慶遷到上海郊外，蔣經國、蔣方良夫妻兩人在一起相聚的時間多了起來。這一年蔣方良生了第二個兒子蔣孝武，1948年又生了第三個兒子蔣孝勇。由於全麵內戰爆發，蔣經國開始一天忙到晚，幾乎沒有時間回家。蔣方良產下蔣孝勇後，失血過多，在醫院裏一度昏迷，後來經過輸血搶救，才蘇醒過來，而在蔣方良住院的10天裏，蔣經國隻去探望過一次。蔣家王朝敗居通灣以後，有一次蔣孝勇過10歲生日，蔣經國特意買了一個3層蛋糕送給他，對他說：“這是對你的一種補償，你出生的時候，我沒有時間好好照顧你們。”
（蔣經國教子讀書。）
1949年4月，南京解放的第二天，蔣方良攜子女從奉化去了台灣。到台灣後，最先住在台北中山北路，房子不大，是一座日式建築，住家附近都是普通百姓。有人常看見她親自上街買麵包和蛋糕。直到60年代末，台灣的經濟有了發展，他們才搬到一處寬敞的別墅裏。這地方依山傍水，位於台北市郊的大直。
在台灣的幾十年，是蔣方良到中國後生活最安定的時期，也是蔣經國、蔣方良的夫妻生活最充實的時期。蔣經國白日忙於公務，晚上必定回到家中與方良共進晚餐。他們仍然習慣用舊稱謂，蔣經國稱她為“方”，蔣方良叫他“國”。平日裏蔣方良對蔣經國的飲食起居，悉心安排。蔣經國患糖尿病後，她堅持每日親自下廚，監督廚師做適合糖尿病患者吃的菜肴。1970年4月，蔣經國訪美時遇刺，險遭不測。消息傳來，蔣方良大為震驚，立即打電話到紐約，詢問詳情，得知蔣經國確實安然無恙後，這才放心。蔣經國返台那一天，從不願在公眾場合拋頭露麵的蔣方良破例到機場迎接。她當著機場盛大的歡迎人潮，大大方方地走上前去，與蔣經國長時間擁抱接吻。據在場人估計，接吻時間至少長達20秒。
對於膝下的4個兒女，蔣方良也是傾其心力，悉心照料培育。其中惟一的女兒蔣孝章最得蔣方良疼愛。1960年蔣孝章23歲時，嫁與俞大維的兒子俞揚和。結婚那天，蔣方良緊緊抱著蔣孝章，母女哭成一團。蔣經國在旁邊說：“別這樣子，當年我們結婚的時候，你母親是笑著的。”而長子蔣孝文常常染疾臥床，則是蔣方良愁眉難展的一塊心病。據時常出入蔣家的台灣國民黨政要宋時選講：“她的腦筋裏，恐怕隻有先生、孩子，從來沒有想到自己要幹什麽。”
對於中國的禮俗和蔣家的規矩，蔣方良也曾頗下苦功來熟悉和適應。逢年過節，她帶著孩子拜祖，先燒香，後磕頭。對公婆極盡孝道。但是；有時仍難免出錯。1949年清明節，蔣介石曾帶著蔣經國夫婦和孫兒、孫女，到白岩山魚麟嶴祭掃蔣母王采玉墓，由於自知能夠留居家鄉的來日無多，蔣介石連聲囑咐兒孫“多磕幾個頭”，可蔣方良沒有重視，隻在墓前鞠了一躬，蔣介石很生氣，當麵直斥兒媳“不懂禮節”。當然，蔣在世的時候，多數情形下對這位頗具中國傳統美德的洋兒媳還是滿意的。1966年，蔣方良50歲生日之時，蔣介石特別題寫了“賢良慈孝”4個字，送給“方良賢媳”做紀念。
蔣方良平日居家，除了繪畫寫字，惟一興致頗高的消遣，就是邀幾位相熟的朋友搓麻將，做“方城之戰”，此外，絕少有其他社交活動。蔣方良辭別故國家園、父母親朋，千裏迢迢，從西伯利亞大平原來到中國，來到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隻是為了相酬她與蔣經國的一世情緣。她對政治不感興趣，也不喜好在公開場合出頭露麵。她隻願做一個相夫教子的賢妻良母，做一個有寧靜生活可過的普通主婦，做一個賢內助。平日裏，蔣方良深居簡出，除了無法推脫的一些應酬，她極少在大庭廣眾下露麵，也從不過問和幹預蔣經國的“公事”。曾有人把她與宋美齡作過對比，說“婆婆本事高，媳婦本質好，媳婦比婆婆可喜得多了。因為蔣老夫人以一個中國人而醉心於西化；而方良夫人是個西方婦女，卻一意把自己投入東方的染缸，使自己成為一個標準的中國人。”
蔣經國去世後，蔣方良的兩個兒子孝文、孝武也相繼去世，蔣方良都能平靜對待，“她表現出另一種形式的偉大”。
（1985年3月蔣經國與夫人歡度金婚。）
1988年初，與蔣方良風雨同舟50餘載的蔣經國因病辭世，這對一向視家庭為自己生活的全部內容的蔣方良打擊是極為沉重的，她悲慟欲絕。蔣經國病重之時，蔣方良一直服侍左右，體乏心憂，心髒病發作。1月13日下午蔣經國停止呼吸的一瞬間，蔣方良正在隔壁房間吸氧，未與蔣經國訣別，她對此後悔不已。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蔣方良都無法從頓失依愛的悲苦心境中解脫出來。她有時甚至不相信與她結合半個世紀、始終不曾長久分離的蔣經國已經先她而去。她每天都要到蔣經國生前住的房間裏摸摸弄弄，還經常去慈湖蔣經國靈前孤坐，尋求慰藉。對於讓她出國散心或返鄉探親的建議，都被她婉拒。她的一生都貢獻給了蔣家，除台灣，她已無處可以安心。所幸兒孫晚輩忠孝，經常回家來探望這位孤寂的老人，而這份天倫之樂也就成了蔣方良最後的精神支撐。
然而，禍不單行。當蔣方良剛剛從喪夫的悲痛中回複過來，重新開始正常的生活之後，她的兩個兒子蔣孝文、蔣孝武卻又相繼在1989年和1991年因病去世，再一次將蔣方良投人長哀的陰霾之中。但是，生性堅韌的蔣方良並沒有垮下來，仍然默默地堅持扮演著幾十年如一日的角色。每到年節，隻要宋美齡在台北，蔣方良總要回“士林”官邸陪婆婆進餐。平日獨自在家看電視、錄像及書報，或到客廳、院子裏踱踱方步，偶爾和幾位老友談天敘舊。念舊的蔣方良已許久沒有買新衣服了，她認為舊有的衣服補補就能穿了，而且生性儉性的她請求廚房一天隻要中午煮一餐即可，晚上燙熱再吃。每年在蔣經國辭世紀念的這一天，蔣方良照例中午與兒孫們隻吃一碗麵，因為這天雖然是人間的冥誕，但對一個世界而言，則是新生的開始。她僅想以一項簡單的儀式紀念前人。蔣家的晚輩們講：“我們希望她頤養天年，但她變得很淡泊，認為平平淡淡地過下去就很好。”
自蔣經國去世後。每年的1月13日蔣方良都要親自到頭寮謁陵。2003年1月13日，正值蔣經國逝世巧周年，已88歲高齡的蔣方良，仍然堅持到頭寮追思蔣經國。由於患有嚴重的哮喘，當日上午蔣方良坐著輪椅，鼻插著氧氣管，臉色蒼在隨扈陪同下來到頭寮。接著在旁人的攙扶下勉強站起來鞠躬，然後便在蔣經細靈寢旁的房間，坐在走廊前望風景沉思。40分鍾後，搭乘黑頭車靜靜離去，沒有答複媒體任何問題。
蔣方良的一生，幾乎自始至終都在力求平凡中度過，從未體嚐過“妻隨夫貴”的滋味。由於著意隱匿，外界對她了解甚少，加上她身世特殊，曾有人稱她為“神秘的第一夫人”。當年屆八旬的蔣經國油盡燈枯地走完人生旅程之後，蔣方良的情形才逐漸為世人所知。人們對她寄予了深深的同情：“曆來有權、有勢的婦女，很少有人能耐得住寂寞”，“她表現出另一種形式的偉大”。
1935年在《國際歌》聲中，蔣經國娶了一位俄國媳婦芬娜，後由蔣介石為其改中國名叫蔣方良。
（蔣經國與芬娜年輕時留影。）
蔣方良從1935年同蔣經國結婚，到1988年蔣經國病逝，與蔣經國共同生活了53年。
蔣方良是蘇聯人，俄文原名芬娜·伊帕季耶娃·瓦哈列娃。18歲那年，她在蘇聯的烏拉爾重型機械廠和蔣經國結下一世情緣。
1925年赴蘇求學、1927年中國大革命失敗後長期滯留域外不得歸的蔣經國，是在1933年進入斯夫洛斯克的烏拉爾重型機械廠做工的。由於工作勤勉，由一個普通技工逐步升為技師，以後又被任命為工人航空學校招生委員會的主席，在黨內還擔任了支部書記工作。1934年晉升為副廠長，兼工廠報紙的主編。這時，芬娜剛從技工學校畢業，在蔣經國的管理下進行工作。
蔣經國與芬娜成為異國鴛鴦的起因，台灣曾有一則流傳很廣的故事：一天晚上，蔣經國在工廠加班後回宿舍，路上忽見一精壯大漢攔住一年輕女子的去路，圖謀不軌，蔣經國就走上前去為她解圍。那大漢見蔣經國個頭矮小，並不以為意，沒想到體格壯碩的蔣經國三拳兩腳就把大漢打倒了。女子得救後，萬分感激、欽佩蔣經國，一縷芳心飛向他。那被救的女子就是芬娜。這段典型的“英雄救美人”的傳奇故事，真實性究竟如何，外人不得而知。
比較可信的說法是，蔣經國與芬娜是在平日的接觸中逐漸產生感情的。芬娜孤身一人在外工作，生活有諸多不便。據說她的娘家曾是沙俄的舊貴族，十月革命後家道中落，境遇窘迫，芬娜為，數不多的工作所得還得交出維持家計。而蔣經國是被當作“人質”羈留在異國他鄉，孤苦伶仃，心情抑鬱，兩人同病相憐，彼此關心照顧。尤其是當蔣經國生病臥床時，芬娜侍奉在側，噓寒問暖。天長日久，相互萌生戀情。經過短暫的熱戀之後，他們決定結婚。
據他們的媒人——現已90高齡的瑪麗亞，80年代在西伯利亞接受台灣記者訪問時回憶，少女時代的芬娜不僅麵目清麗，走路姿態也特別高雅迷人。這對情侶常去海邊遊泳，“尼古拉很聽芬娜的話，他對她所做的事也都很滿意”。
異族的通婚，蘇聯方麵很開通，結婚申請很快批準。蔣經國畢竟是中國人，古訓不敢違背，他得征得父母的同意，於是寫信請示蔣介石。蔣介石回信很爽快：“中蘇聯姻，為外交史上之美事，汝勿再多所顧慮，餘為汝得佳婦賀。”當然是充分考慮到蔣經國在蘇聯的特殊處境！
1935年3月，在《國際歌》聲中，一對異國情侶，結下白首之盟。據說證婚人，是後來在台灣擔任過“立法委員”的王新衡。蔣經國和芬娜結婚的當年就有了弄璋之喜，生了長子愛倫；次年再添一位千金，小名愛理。
然而蔣經國和芬娜結婚、生子的安定生活剛剛開始不久，由於受蘇聯黨內政治鬥爭的牽連，1936年6月，蔣經國的副廠長職務被解除，候補黨員資格被取消，回國申請也屢次被拒，生活再次陷人困頓的境地。芬娜替丈夫扛起生計重擔。蔣經國親筆記下了當時的情形，寫道：“我的情緒極度低落，朋友亦漸漸遠離了我。這6個月的艱苦日子，一家三口隻靠我妻子的收入維生。我太太有空安慰我的時候，我就盡量鬆弛一下。”
1936年西安事變的爆發，使蔣經國的個人命運有了戲劇性的轉折。1937年初，蘇聯方麵同意蔣經國返國。是年4月，蔣經國攜妻挈子回到了南京，拜見了分別12年之久的父親蔣介石和從未謀麵的後母宋美齡。
蔣介石對這位身體高大、金發藍眼、高鼻梁的俄羅斯媳婦，起先並不習慣。雖然此前蔣經國曾寫信告訴過他的這樁婚事，愛倫生下來時，還寄了一組黑白照片給他，可以說他對芬娜不算陌生，但真正麵對這個事實時，心理還是有些不適。直到相處兩三個月後，他才發現芬娜個性溫柔婉約，孝順公婆，體貼丈夫，照顧孩子十分周到，完全符合中國傳統婦女的特點，是標準的賢妻良母。蔣介石為她取了中國名字“蔣方（孃）良”，也等於是對這位洋媳婦的肯定。由此蔣方良正式走進了蔣家，取得了蔣氏家族的戶籍。蔣經國與蔣方良的兩個孩子愛倫和愛理也都按蔣氏譜係“孝”字輩取名蔣孝文、蔣孝章。
按照蔣介石的安排，蔣經國帶著妻子兒女回到家鄉奉化，認祖歸宗，並拜見生母毛福梅。雖然蔣經國、蔣方良早已拖兒帶女，但毛福梅仍堅持按鄉俗為他們補辦了中國傳統式的婚禮。
到中國後，蔣方良適應中國口味，吃中國菜，說中國話，隨中國的禮俗和蔣家的規矩，蔣介石題“賢良慈孝”四字送她。
入鄉隨俗。蔣方良由俄羅斯到中國，不論是飲食習慣、宗教信仰，還是語言、文字，都不相同，適應起來十分困難。首先是吃飯問題，這是蔣方良初抵中國後最頭疼的一件事。她在俄羅斯的時候，吃麵包、乳酪，很簡單的一餐就解決了。但到了中國，吃的都是臘味很重的江浙菜，她嫌味道太鹹，總是吩咐廚師煮淡點。然而，時間一長，蔣方良也就逐漸習慣了，亦嗜辣椒，又學會了許多中國菜的做法，經常下廚，為家人調劑口味。
關於宗教信仰，蔣方良原來尊奉東正教，而蔣家信的是基督教，兩者的宗教儀式和信仰心態都有所不同。為了宗教問題，她足足花了3年時間才調整過來。蔣方良剛到中國時，既不會說，也不會寫漢語，蔣介石為她請了一姓董的女教師“啟蒙”，教她純正的普通話。由於有語言環境，加上她聰慧好學，一年以後，就可以用頗為順暢的國語與人交談了。然而，由於蔣方良的生活圈子多為浙江奉化人，因此，她學到的是半調子國語——帶俄語腔的寧波官話。她自知這種國語“有點怪怪的”，怕別人聽不懂，出席公開場合時常為之卻步。不過，蔣方良後來又學了英文。她的英文說寫頗為流利，平時多以此來應付外事。當然，和蔣經國在一起的時候，他們自然是用俄語交談。此外，蔣方良還對中國的書法和國畫發生了興趣，得閑就拿起毛筆塗抹。她學書法臨的豐碩遒勁的顏體，國畫則專攻山水。經過幾年的苦練，書法和國畫竟達到相當水平。這對一個從未接觸過方塊字與拿過毛筆並已有一雙兒女的異國婦女來說，委實是不容易的。
蔣方良隨蔣經國回到中國後，兩人聚時少，離時多。蔣經國主政江西贛南時期，除了很短的一段時間全家都相聚在贛州外，蔣方良與兩個孩子多數時間是在家鄉和重慶居住，蔣經國有時兩三個月才回來一趟，夫妻聚首的時間甚少。在此期間，蔣經國在贛南曾出演了一幕“金屋藏嬌”的風流劇，但蔣方良並不知細情。及至後來得知此事原委時，早已時過境遷，那風流劇中的另一位主角也早已香消玉殞了。
1945年抗戰勝利，蔣經國舉家從重慶遷到上海郊外，蔣經國、蔣方良夫妻兩人在一起相聚的時間多了起來。這一年蔣方良生了第二個兒子蔣孝武，1948年又生了第三個兒子蔣孝勇。由於全麵內戰爆發，蔣經國開始一天忙到晚，幾乎沒有時間回家。蔣方良產下蔣孝勇後，失血過多，在醫院裏一度昏迷，後來經過輸血搶救，才蘇醒過來，而在蔣方良住院的10天裏，蔣經國隻去探望過一次。蔣家王朝敗居通灣以後，有一次蔣孝勇過10歲生日，蔣經國特意買了一個3層蛋糕送給他，對他說：“這是對你的一種補償，你出生的時候，我沒有時間好好照顧你們。”
（蔣經國教子讀書。）
1949年4月，南京解放的第二天，蔣方良攜子女從奉化去了台灣。到台灣後，最先住在台北中山北路，房子不大，是一座日式建築，住家附近都是普通百姓。有人常看見她親自上街買麵包和蛋糕。直到60年代末，台灣的經濟有了發展，他們才搬到一處寬敞的別墅裏。這地方依山傍水，位於台北市郊的大直。
在台灣的幾十年，是蔣方良到中國後生活最安定的時期，也是蔣經國、蔣方良的夫妻生活最充實的時期。蔣經國白日忙於公務，晚上必定回到家中與方良共進晚餐。他們仍然習慣用舊稱謂，蔣經國稱她為“方”，蔣方良叫他“國”。平日裏蔣方良對蔣經國的飲食起居，悉心安排。蔣經國患糖尿病後，她堅持每日親自下廚，監督廚師做適合糖尿病患者吃的菜肴。1970年4月，蔣經國訪美時遇刺，險遭不測。消息傳來，蔣方良大為震驚，立即打電話到紐約，詢問詳情，得知蔣經國確實安然無恙後，這才放心。蔣經國返台那一天，從不願在公眾場合拋頭露麵的蔣方良破例到機場迎接。她當著機場盛大的歡迎人潮，大大方方地走上前去，與蔣經國長時間擁抱接吻。據在場人估計，接吻時間至少長達20秒。
對於膝下的4個兒女，蔣方良也是傾其心力，悉心照料培育。其中惟一的女兒蔣孝章最得蔣方良疼愛。1960年蔣孝章23歲時，嫁與俞大維的兒子俞揚和。結婚那天，蔣方良緊緊抱著蔣孝章，母女哭成一團。蔣經國在旁邊說：“別這樣子，當年我們結婚的時候，你母親是笑著的。”而長子蔣孝文常常染疾臥床，則是蔣方良愁眉難展的一塊心病。據時常出入蔣家的台灣國民黨政要宋時選講：“她的腦筋裏，恐怕隻有先生、孩子，從來沒有想到自己要幹什麽。”
對於中國的禮俗和蔣家的規矩，蔣方良也曾頗下苦功來熟悉和適應。逢年過節，她帶著孩子拜祖，先燒香，後磕頭。對公婆極盡孝道。但是；有時仍難免出錯。1949年清明節，蔣介石曾帶著蔣經國夫婦和孫兒、孫女，到白岩山魚麟嶴祭掃蔣母王采玉墓，由於自知能夠留居家鄉的來日無多，蔣介石連聲囑咐兒孫“多磕幾個頭”，可蔣方良沒有重視，隻在墓前鞠了一躬，蔣介石很生氣，當麵直斥兒媳“不懂禮節”。當然，蔣在世的時候，多數情形下對這位頗具中國傳統美德的洋兒媳還是滿意的。1966年，蔣方良50歲生日之時，蔣介石特別題寫了“賢良慈孝”4個字，送給“方良賢媳”做紀念。
蔣方良平日居家，除了繪畫寫字，惟一興致頗高的消遣，就是邀幾位相熟的朋友搓麻將，做“方城之戰”，此外，絕少有其他社交活動。蔣方良辭別故國家園、父母親朋，千裏迢迢，從西伯利亞大平原來到中國，來到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隻是為了相酬她與蔣經國的一世情緣。她對政治不感興趣，也不喜好在公開場合出頭露麵。她隻願做一個相夫教子的賢妻良母，做一個有寧靜生活可過的普通主婦，做一個賢內助。平日裏，蔣方良深居簡出，除了無法推脫的一些應酬，她極少在大庭廣眾下露麵，也從不過問和幹預蔣經國的“公事”。曾有人把她與宋美齡作過對比，說“婆婆本事高，媳婦本質好，媳婦比婆婆可喜得多了。因為蔣老夫人以一個中國人而醉心於西化；而方良夫人是個西方婦女，卻一意把自己投入東方的染缸，使自己成為一個標準的中國人。”
蔣經國去世後，蔣方良的兩個兒子孝文、孝武也相繼去世，蔣方良都能平靜對待，“她表現出另一種形式的偉大”。
（1985年3月蔣經國與夫人歡度金婚。）
1988年初，與蔣方良風雨同舟50餘載的蔣經國因病辭世，這對一向視家庭為自己生活的全部內容的蔣方良打擊是極為沉重的，她悲慟欲絕。蔣經國病重之時，蔣方良一直服侍左右，體乏心憂，心髒病發作。1月13日下午蔣經國停止呼吸的一瞬間，蔣方良正在隔壁房間吸氧，未與蔣經國訣別，她對此後悔不已。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蔣方良都無法從頓失依愛的悲苦心境中解脫出來。她有時甚至不相信與她結合半個世紀、始終不曾長久分離的蔣經國已經先她而去。她每天都要到蔣經國生前住的房間裏摸摸弄弄，還經常去慈湖蔣經國靈前孤坐，尋求慰藉。對於讓她出國散心或返鄉探親的建議，都被她婉拒。她的一生都貢獻給了蔣家，除台灣，她已無處可以安心。所幸兒孫晚輩忠孝，經常回家來探望這位孤寂的老人，而這份天倫之樂也就成了蔣方良最後的精神支撐。
然而，禍不單行。當蔣方良剛剛從喪夫的悲痛中回複過來，重新開始正常的生活之後，她的兩個兒子蔣孝文、蔣孝武卻又相繼在1989年和1991年因病去世，再一次將蔣方良投人長哀的陰霾之中。但是，生性堅韌的蔣方良並沒有垮下來，仍然默默地堅持扮演著幾十年如一日的角色。每到年節，隻要宋美齡在台北，蔣方良總要回“士林”官邸陪婆婆進餐。平日獨自在家看電視、錄像及書報，或到客廳、院子裏踱踱方步，偶爾和幾位老友談天敘舊。念舊的蔣方良已許久沒有買新衣服了，她認為舊有的衣服補補就能穿了，而且生性儉性的她請求廚房一天隻要中午煮一餐即可，晚上燙熱再吃。每年在蔣經國辭世紀念的這一天，蔣方良照例中午與兒孫們隻吃一碗麵，因為這天雖然是人間的冥誕，但對一個世界而言，則是新生的開始。她僅想以一項簡單的儀式紀念前人。蔣家的晚輩們講：“我們希望她頤養天年，但她變得很淡泊，認為平平淡淡地過下去就很好。”
自蔣經國去世後。每年的1月13日蔣方良都要親自到頭寮謁陵。2003年1月13日，正值蔣經國逝世巧周年，已88歲高齡的蔣方良，仍然堅持到頭寮追思蔣經國。由於患有嚴重的哮喘，當日上午蔣方良坐著輪椅，鼻插著氧氣管，臉色蒼在隨扈陪同下來到頭寮。接著在旁人的攙扶下勉強站起來鞠躬，然後便在蔣經細靈寢旁的房間，坐在走廊前望風景沉思。40分鍾後，搭乘黑頭車靜靜離去，沒有答複媒體任何問題。
蔣方良的一生，幾乎自始至終都在力求平凡中度過，從未體嚐過“妻隨夫貴”的滋味。由於著意隱匿，外界對她了解甚少，加上她身世特殊，曾有人稱她為“神秘的第一夫人”。當年屆八旬的蔣經國油盡燈枯地走完人生旅程之後，蔣方良的情形才逐漸為世人所知。人們對她寄予了深深的同情：“曆來有權、有勢的婦女，很少有人能耐得住寂寞”，“她表現出另一種形式的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