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從反蔣到返鄉
蔣毛婚後，感情不好，蔣母王采玉以“投黃浦江”相脅，才使蔣毛同住，生蔣經國為蔣家嫡傳之子，也是蔣介石娶妻四房惟一的親生骨肉。
蔣經國誕生於1910年3月18日。他的降世頗具戲劇性，傳言甚多。由於蔣介石與毛福梅婚後感情一直不融洽，加上蔣介石長期離家在外，夫妻相聚的時日為數寥寥，所以蔣經國的身世在野史中被演繹得頗為不堪。傳言，其為蔣介石的哥哥蔣介卿與毛福梅的“野合之作”，根據是蔣介石、蔣經國父子之間，儀容、氣質相像處極少，蔣介石身體高大、相貌堂堂，而蔣經國則矮矮胖胖，二人的性格也相距甚遠。當然這種離奇的說法，可信度並不高。
按照蔣經國的出生日期推算，1909年春夏期間，在日本振武學校學習的蔣介石回國度假，確曾同毛福梅生活過一段時間。據蔣介石留日同學林紹楷的後人說，1909年蔣介石從日本回家度暑假，不願與毛福梅住在一起，林紹楷作了許多工作之後，蔣介石勉強同意，這樣毛福梅才懷孕。林家這位後人由於世交關係，常在蔣家走動，有一次曾率直地對蔣經國說，你是在我們林家的幫助下才出生的，蔣經國聽後笑而不語。此說法流傳甚廣，亦無人深究。
事實上，大多數人都認定，夫妻感情已經失和的蔣介石、毛福梅最後能夠得子蔣經國，主要應“歸功”於蔣母王采玉。相依為命的王采玉、毛福梅婆媳虔誠禮佛，篤信算命先生所言：“蔣氏貴子必得元配所出。”無奈，蔣介石長期在外求學，歸家無定日。當1909年蔣介石從日本返國度假滯留上海之時，王采玉便攜毛福梅前往探望。不料，蔣介石嫌棄“黃臉婆”，不肯與毛福梅同住。王采玉隻得軟硬兼施，訓導以“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道理，並以“投黃浦江”來威脅，要求蔣介石與毛福梅和好。素以“孝子”自謂的蔣介石難違蔣母，隻得留毛福梅在滬居住。不久毛氏身懷有孕，而蔣介石亦返歸學校。
翌年春，已返回家鄉的毛福梅在豐鎬房生下了一個男孩，乳名建豐，譜名經國。其時，蔣介石仍在日本，無緣親踐舐犢之情，直到第二年夏天，蔣經國1周歲多了，蔣介石托故假歸，回鄉探親，才得以享受得子添丁的天倫之樂。
蔣經國的出世，使蔣家的煙火有人承繼，令常年孤寂的王采玉、毛福梅婆媳欣喜異常，感到莫大的安慰，她們在蔣經國身上傾注了全部的愛心與寵護。蔣經國從小就得到祖母嚴格的傳統教育，得到母親的鞠育劬勞，訓督嘉勉。毛福梅的結拜姐妹陳誌堅曾回憶說：“我到蔣家任教那年，經國剛4歲，朝夕共處，喊我姨娘，非常親熱。他的儀表、性情都像娘，穩重文雅，懂事聽話，尊敬長輩。他祖母說他‘略無乃父童年的那樣頑態’，唯因她婆媳過分疼愛，戲玩不讓遠離膝前，使小時的經國不免嬌怯易哭。”
民國初年，正值中國教育製度處於從舊式塾館過渡到新式學堂階段。蔣經國先進私塾讀“四書五經”，後又進正規學校接受新知識。1916年，蔣經國5歲，開始在家鄉啟蒙，地點就是溪口本鎮的武山學校（後擴建為武嶺學校），蒙師周東。第二年，改業顧清廉。顧清廉，一生靠硯耕為業，過去教過蔣介石，現在又教蔣經國，所以毛思誠特意記上一筆，譽為“二世治教”。在顧清廉之後，蔣介石又為蔣經國延聘了塾師王歐聲。從1916年到1922年，蔣經國接受了整整6年的傳統文化的教育，顧清廉對他的評價是：“天資雖不甚高，然頗好誦讀”。
蔣經國幼年所受教育的模式，幾乎就是其父蔣介石當年的翻版。按照江南的說法：“蔣先生的理想，受他自己生長時代的局限，是個典型的國粹主義者。認為半部《論語》可以治天下，認為在故紙堆裏，有為人治中的指南針。”蔣介石是以自己早年走過的道路為模型來鑄造蔣經國的童年的。蔣經國曾回憶道：“父親指示我讀書，最主要的是四書，尤其是《孟子》，對於《曾文正公家書》，也甚為重視。”
在蔣經國10歲那年，蔣介石寫信回家要求蔣經國讀《說文解字》，指示他說：“此書每日認得十字，則三年內必可讀完，一生受用不盡矣。”第二年，又去信叮囑他讀《詩經》、《爾雅》。他要蔣經國“不愧為蔣氏之子”，認為治國，始於齊家。齊家的標準，“汝在家，對親需要孝順”，而以曾文正公對於子弟的訓誡，作為模範，甚至在政治上，也要師法曾國藩，作“中國的政治家”。所以，後來蔣經國常說：“父親對於我們兄弟的教育，是非常嚴格和認真的，不管在家、在外都是經常來信指示我們寫字、讀書和做事、做人的道理。”
由於蔣介石的堅持，蔣經國有一段時間還離開溪口鎮到奉化縣城入錦溪學校讀書。據陳誌堅回憶：“經國在奉化錦溪學校讀書時，就住在我家裏。經國每天上學之前，一定要叫我媽聲外婆，叫我一聲姨媽才走，放學回來也叫。他特別喜歡吃芋艿頭，我母親就常給他蒸芋艿頭吃。經國相貌像娘，性格也像娘，很有禮貌。”
後來，由於毛福梅舍不得蔣經國長離膝前，將蔣經國從縣城石回，惹得蔣介石大發脾氣，認為毛氏“婦人短見”，將耽誤蔣經國的前程。
1922年，蔣介石不顧毛福梅的反對，接蔣經國經寧波到上海讀書，先入萬竹小學讀四年級，畢業後，蔣經國考入浦東中學繼續接受教育。由於此時蔣介石的政治活動重心已移至廣州，蔣介石就委托蔣經國的塾師王歐聲和姑丈竺芝姍監護蔣經國在上海讀書，缺錢“則向舜耕及果夫哥哥取”。雖然蔣介石長期不能親自在蔣經國身邊施教，但他對兒子學習的督促須臾未曾懈怠。蔣經國在上海讀書期間，差不多每隔十天半個月，就可收到父親寄來的家信，從日常生活、為人處事到功課學業，事無巨細無不過問。
蔣經國在上海讀書期間，正值中國社會大變革的動蕩年代，新思潮、新觀念無時無刻不在衝擊著求知欲正旺、可塑性正強的蔣經國。同許多激進的愛國青年一樣，蔣經國的思想境界不斷發生變化，開始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去。1925年，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突發，蔣經國也走出課堂，參加到上海全市各階層人民的反帝示威遊行的行列中，而學校當局竟以“該生行為不軌”為由將他開除。蔣經國氣憤難平，離滬北上。經蔣介石介紹到北京國民黨元老吳稚暉所辦的子弟學校——海外補習學校學習俄文。不久，又因參加反對北洋軍閥的示威遊行，被北京警察局關押兩周。獲釋後，他便於同年8月南下革命發源地——廣州探父。
此時，國共兩黨合作正處高潮階段，蘇聯和共產國際為了支援中國革命，紀念中國的革命先驅孫中山，創辦了莫斯科中山大學，為國共兩黨培養革命幹部。當時進步學生都以留學蘇聯為榮，蔣經國是熱血青年，自不甘落人後。他在北京學俄語就是為赴蘇留學做準備。當吳稚暉得知他準備赴蘇時極力勸阻。吳問蔣：“你到俄國去幹什麽？”答：“革命去。”吳又問：“革命就是造反，難道你不怕嗎？”蔣回答說：“不怕。”吳又說：“革命不是那麽簡單的吧！你再去考慮一下。”兩周後，蔣經國告吳留蘇意誌堅定，吳亦無奈。與此同時，蔣經國多次寫信給蔣介石，要求父親支持他赴蘇留學。
對於蔣經國赴蘇留學的要求，蔣介石雖不鼓勵但也不持異議。當時蔣介石還是中外聞名的國民黨“左派”，標榜“以俄為師”，與蘇聯的關係正處於最密切的時期，讓“可教”的兒子去“世界革命的聖地”鍛煉鍛煉，未嚐不是好事。蔣經國到廣州後，正逢黃埔軍校選派一批學生赴蘇留學，他便加入了這支留學隊伍的行列，於1925年10月19日由廣州乘蘇聯輪船經海參崴轉西伯利亞鐵路前往莫斯科。
當然，在蔣介石究竟是如何對待蔣經國赴蘇留學一事的問題上，也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見。1983年6月1日香港《百姓》雜誌第49期發表陳潔如的外孫陳忠人的文章，明確表示：
留學，是蔣經國從上海到廣州後不久，就多次向蔣介石提出的要求。蔣介石起初並不讚成，因為他不怎麽喜歡蘇聯，這在蔣經國從蘇聯寫給其祖母的大量家信中，已有十分明白的表達。
蔣介石後來所以勉強讚同，僅僅因為蔣母的一再勸說，支持蔣經國的留學大誌。蔣經國去蘇後，經濟上很少得到蔣介石接濟，因此蔣經國在蘇聯的生活是相當窘迫的。還是祖母知情後，將全部私蓄二千元托陳果夫轉匯蔣經國，才解決了他的困難。
1922年在台灣《傳記文學》雜誌上首次公開發表的《陳潔如回憶錄》也詳盡地披露了這一細節。
四一二政變時，蔣經國正在蘇聯學習，得知蔣叛變革命，便在報刊上公開撰文批判蔣介石，蔣經國受到斯大林的接見。
與蔣經國一批赴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的中國學生共有300多人，其中30名是由蘇聯顧問鮑羅廷推薦的國民黨要員子弟。著名者有：蔣介石之子蔣經國、廖仲愷之子廖承誌、葉楚倫之子葉南、邵力子之子邵子綱、於右任之女於芝秀、女婿屈武、馮玉祥之子馮國洪、之女馮弗能等。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後，蔣經國與另外21名同學編為一班，開始學習俄文、曆史（中國革命運動史、社會史、東方革命運動史、西方革命運動史）、哲學（唯物論、辯證法）、經濟地理、列寧主義、軍事科學等課程。學校為每一個中國學生都準備了一個俄文名字，蔣經國改稱尼古拉。
由於蔣經國的身份特殊，學習刻苦、勤奮，各方麵表現都非常活躍，人莫斯科中山大學習剛剛2個月，年僅15歲的蔣經國就引起該校蘇共黨支部的重視，吸收他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不久又轉為中共預備黨員。當時他所在的團小組組長就是鄧希賢（即鄧小平）。蔣經國還多次被推薦為中山大學的學生代表出席各種集會，發表演說，備受矚目。
然而，正當蔣經國在蘇聯奮發向上之際，國內形勢卻發生了突變。1927年，蔣介石公開背叛革命，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四一二政變。中山大學的中國留學生聞此訊息後，群情嘩然，一致通過致武漢革命政府的電文，要求嚴懲“革命的叛徒、帝國主義的幫凶”蔣介石。其中聲討最為激烈的便是蔣經國，他在聲討大會上慷慨陳詞：
我今天不是作為蔣介石的兒子，而是作為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兒子來講話。很快，在蘇聯的各大報刊上，登出了蔣經國的公開聲明。其中寫道：“蔣介石作為一個革命者，他已經死了，他已經走向了反革命。蔣介石是我的父親，曾經也是我的革命朋友。現在他反革命了，反革命就是我們的敵人。以後他是他，我是我，我仍跟著革命走。
1927年4月24日，漢口《人民論壇報》也刊登了蔣經國的公開聲明，全文如下：
蔣介石的叛變，並不使人感到意外，當他滔滔不絕地談論革命時，他已經逐漸開始叛變革命，迫切盼望與張作霖、孫傳芳謀求妥協。蔣介石已結束他的革命生涯，作為一個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並且是工人大眾的敵人。蔣介石曾經是我的父親和革命的朋友，他已走向反革命陣營，現在他已經是我的敵人了。
蔣經國此舉顯然出於至誠，而非違心所為。幾年的留學生涯，他不僅順利過了語言關，熟練地掌握了俄文，而且思想意識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成為一名頗為合格的共青團員、準布爾什維克。蔣經國的“反蔣聲明”經塔斯社全文播發後，他一時間成為眾所矚目的新聞人物。曾與蔣經國同時留蘇的中山大學同學盛嶽回憶說：
聲明公布後，我們不論去哪裏，人見人問：“蔣介石的兒子在哪兒？”一夜間，他成了知名人物。可是，對我們這一群沒有著名父親的人，價值直線下降。
1927年7月，汪精衛發動七一五反革命政變之後，蘇聯及共產國際決定遣返國民黨籍的中國留學生回國。然而，對於蔣經國，則並未因蔣介石叛變革命而遷怒於他。而是根據他的思想狀況和實際表現，保送他進入列寧格勒培養高級軍事指揮員和軍隊政工幹部的紅軍軍政學校深造。畢業後，蔣經國請求回國，被拒絕；又申請去紅軍中工作，再遭拒絕。後來蘇聯政府將蔣經國的安排交給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處理。
中共代表團派他到列寧大學（即原來孫中山大學）擔任中國學生的助理指導。他最愉快的使命，便是率領列寧大學的中國學生在蘇聯境內參觀旅行。此次參觀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蔣經國返回莫斯科時，得了一場重病，住進莫斯科醫院。痊愈後，因受家庭出身和當時“左”傾錯誤的影響，他被分配到鍬拿馬電氣廠當學徒，開始真正體驗蘇聯工人的生活。其後因在一次會議上與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負責人王明發生爭執，被下放到農村改造。在農村改造期間因表現較好，曾被選為村蘇維埃副主席。
1931年，蔣經國受到斯大林的接見。翌年，他重返莫斯科，等候派遣。1933年，被派往西伯利亞礦務公司任職。同年10月，又被調到斯夫洛斯克烏拉爾重型機械廠任技師，後升任副廠長。在工廠期間，蔣經國同蘇聯女工芬娜發生了戀情。經蘇聯黨政機構批準，蔣經國與芬娜於1935年3月在異國他鄉結成百年之好。婚後不久，生下長子愛倫。第二年，生下長女愛理。
1935年，王明召見蔣經國，對他說：“中國方麵，謠言四布，說你已被捕，你應該寫封信給你母親，說你在工作，完全自由，”要他發表譴責蔣介石的公開信。
在王明的壓力下，蔣經國終於寫下題為《獻給母親的信》的文章，於1936年1月發表於列寧格勒《真理報》上，《紐約時報》曾於4月29日刊其摘要如下：
向蔣介石先生再次予以嚴厲地批判。“我對他非但毫無敬愛之意，反而認為應予殺戮。”因為“前後三次叛變，一次又一次出賣了中國人民的利益，他是中國人民的仇敵。”
撕開蔣先生提倡孝悌忠信的假麵具，憤怒地提醒毛福梅女士：“母親！你記得否！誰打您，誰抓了您的頭發，把你從樓上拖到樓下？那不就是蔣介石嗎？誰打了祖母，以至於叫祖母死了的？那不就是蔣介石嗎？這就是他的真麵目，是他對待親上的孝悌與禮義”。
重申他對共產主義的信念。“昨天的我，是個軍閥的兒子，今天的我是一個共產黨員，覺得怪嗎？我對共產主義的信念，絲毫沒有動搖過，對革命理論的研究，愈來愈有認識。你和世界上多數的人，不懂得政治，不知道各種線索和統治階級的聯係關係，所以不容易了解世界上各種事件的真相。”
宣傳社會主義建設的優越性。“在這十年內，蘇聯這個國家已大大地改變，成了富強的社會主義工業國。工人和集體農場人員的生活已經改善了數十倍，在他們的麵前，有一條廣闊而富裕生活的道路。”以他自己做例子，他說：“一九三〇年以前，我在各種學校念書，從一九三〇年起，我就在廠裏工作，做了工人，做了技師，現在則擔任廠長（實則副廠長）。這個分工廠現在有四千工人，我有我自己的住宅，每個月領七百盧布的薪水……”
預言“蔣介石勢必重蹈過去俄羅斯反革命將軍柯爾申克、德基寧烏蘭格的覆轍”。他說：“運動的規律和鬥爭的理論，說明統治階級必亡與被壓迫者的必勝。”聲討蔣先生圍剿蘇維埃政府的滔天罪行。
願意和他的母親在“最近的將來”在任何第三國見麵。
這封信，通過蘇聯新聞媒介廣為傳播，轟動一時。最為難堪者，自然是蔣經國的父親蔣介石。
蔣經國發表“致母親”的“反蔣公開信”後不久，又寫了一封信給斯大林，請求批準他回國，但是未被理睬。同時，受當時蘇聯國內“左”傾錯誤的影響，蔣經國被解除副廠長的職務，候補黨員資格亦被取消。歸國之事遙遙無期。
然而，就在此時，中國國內的形勢發生了突變。1936年12月，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以“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為契機，全麵內戰停息，國共第二次合作形成，蔣經國的個人命運也發生了曆史性的轉折。
從1925年到1937年，蔣經國在蘇聯滯留了整整12年。在此期間，遭蔣介石遺棄但協議“離婚不離家”的蔣經國的生母毛福梅，曾屢屢向蔣介石催要兒子，蔣介石也通過各種渠道打探自己惟一的親骨肉的消息，然而音訊皆無，生死莫辨。1936年，蔣廷黼出任中國駐蘇大使。行前，蔣介石委托宋美齡轉告他，希望他幫助尋找蔣經國，並設法接其回國。據張國燾《我的回憶》中講：
西安事變期間，中共代表周恩來曾與蔣介石敘師生之誼，蔣介石乘勢詢問蔣經國的下落，周恩來告訴蔣介石，其子蔣經國在蘇聯頗受優待，蔣氏微露思子之意，周即滿口答應將助他父子團聚。不久恩來通過中共駐莫斯科的代表把蔣介石思子之情轉達給斯大林。斯大林出於在中國建立國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考慮，同意放蔣經國返國，並接見了蔣經國，對他說：“你雖然在蘇聯已經十三年了，但你是個中國人。你們國家和人民正遭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奴役，你應該回中國去，為你們的國家和民族的解放而奮鬥。
在蔣廷黼的幫助下，1937年3月25日，蔣經國攜妻子芬娜、兒子愛倫、女兒愛理從莫斯科啟程返國。
十幾年的留蘇生活，在蔣經國心目中的分量是很重的，感情頗深。從15歲的稚氣少年到27歲的成熟青年，蔣經國最美好的青春年華是在這裏度過的。學校、部隊、工廠、農村，各種經曆都親身體驗過，接受過鮮花、掌聲，也承受過打擊、磨難，可謂滄桑曆盡，愛恨交織，一生不曾釋懷。這抹不去的一頁，對他以後的政治生涯，影響至為深遠。
西安事變後，蔣經國於1937年3月回國，拜見蔣宋後，回故鄉溪口補辦了儉樸的婚禮，並接受洗腦學習，讀“古人之書”和“孫文學說”，並寫出旅俄報告，與馬列主義決裂。
蔣經國歸循著12年前來莫斯科時相反的路線，經陸路橫穿西伯利亞，到海參崴改乘郵輪經香港到上海。到達香港時，蔣緯國奉命專程前來迎接。1925年蔣經國、蔣緯國兄弟倆廣州分手時，分別年僅15歲、9歲，而今相逢，都已是勃勃青年了。
對於蔣經國的歸國，蔣介石的心情頗為複雜。他一方麵非常想念自己的親生骨肉，但另一方麵對蔣經國在蘇聯發表的那些過激言論頗難鑒諒。因為蔣經國在蘇聯長達12年，又曾是共產黨員，蔣介石也不能不懷有戒心，從而嚴加防範，絕對禁止他再與任何左派人士接觸。傳說，蔣經國由上海至南京拜見蔣介石、宋美齡時，蔣介石曾有意冷落蔣經國，讓他苦等了兩個星期。後來經陳布雷進言緩解，蔣介石才傳諭召晤。
蔣介石問蔣經國歸國的打算，蔣經國表示，願在政治、工業間，任擇其一。蔣介石吩咐，先拜見宋美齡，然後回溪口去見生母，休息調整一番，然後再論工作，來日方長。蔣經國深知在“中國的第一家庭”政治因素的重要性與微妙之處，隻能是違背自己的諾言，服從父命，先去拜認了宋美齡“媽媽”，以討蔣介石、宋美齡的歡心。蔣介石見了兒子、兒媳、孫子、孫女也異常高興，當即為洋兒媳取中文名“芳孃”，冠夫姓後成為蔣芳孃，後改為蔣方良。同時，按蔣氏譜係，為孫子愛倫取名孝文，為孫女愛理取名孝章。對於蔣經國的恭敬態度，宋美齡也頗滿意，她送給蔣經國10萬元巨款作為認母的見麵禮。
1937年的農曆三月十八日，是蔣經國27歲生日，他挑選這一天，由南京至杭州攜妻挈子返歸溪口，與母親團聚。
這一天的溪口，熱鬧異常。街上人來人往，標語橫額、工商界人士做的紅條紙旗隨處可見。豐鎬房內更是喜慶盈門。下午2時，一輛漂亮的雪佛藍小汽車載著蔣經國夫婦、愛倫和毛慶祥4人由西駛來，在歡迎人群的口號和鞭炮聲中，停在豐鎬房大門口。舅父毛懋卿和姑丈宋周運、竺芝珊等人率一批長輩在門外迎候。
因為經國離家日久，為了試試他的眼力，家人決定將蔣經國母子相會的地點放在客廳。客廳裏坐著十來個壯年和老年婦女，她們是：毛氏、姚冶誠、大姑蔣瑞春、小姑蔣瑞蓮、姨媽毛意鳳、大舅母毛懋卿夫人，小舅母張定根、嫂子孫維梅以及毛氏的法釋姊妹張月娥、陳誌堅、任富娥等。
在親友們的簇擁下，蔣經國、芬娜、愛倫、愛理走向客廳，空氣頓時緊張起來。此時的蔣經國，一眼望見親娘坐於客廳正中，便急步踏上，抱膝跪下，放聲大哭！芬娜和愛倫、愛理也上前跪哭！毛氏早已心酸，經不住兒子的哭，母子抱頭痛哭！一時間哭聲震天，淒楚異常！在眾人的勸說下，久別重逢的母子才止住悲聲。毛氏對大家說：“今天我們母子相會，本是喜事，不應該哭，但這是喜哭。”
第3天，蔣經國遵循溪口鄉俗，補辦了婚禮。
蔣介石讓剛剛返國的蔣經國隱居溪口，可謂用心良苦。他擔心蔣經國和後母宋美齡合不來，經常在一起勢必引起不必要的衝突，而讓蔣經國回家鄉，既可緩和矛盾，同時又可使他在生母毛福梅身邊盡孝，去撫慰那被蔣介石遺棄多年的發妻的孤寂和相思之苦。而更為重要的一層意義，是溪口老家環境安靜、穩定，變化無多，利於經過12年之久共產黨教育和馬克思主義陶冶，“中毒已深”的蔣經國“洗心革麵”，修身養性。因此，蔣經國回鄉補辦完婚禮之後，就奉父命攜妻子兒女，住進“小洋房”別墅，除就近探望小時候常去的至親好友以外，每日深居書房，閉門讀書。
一是讀些蔣介石親自指定的《王陽明全集》、《曾文正公家書》等古籍，回過頭來接受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的洗禮。蔣介石自己奉曾國藩為稀世聖賢，自然希望蔣經國也父規子隨。蔣經國回憶說：
我回國以後，父親要我讀《曾文正公家書》和《王陽明全集》，尤其對於前者，特別注重。父親認為曾文正公對於子弟的訓誡，可作模範，要我們體會，並且依照家訓去實行，平常我寫信去請安，父親因為事忙，有時來不及詳細答複，就指定曾文正公家書的第幾篇替回信，要我細細去閱讀。
二是讀些《總理全集》和《民國十五年以前的蔣介石先生》之類的書籍，並做三民主義的閱讀筆記。蔣經國說：
父親因為我童年就已出國，而在國外時間又太久，怕我對中國固有的道德哲學與建國精神沒有深切的了解，所以，又特別指示我研讀國父遺教。
此外，蔣經國還有一個重要的任務，那就是要向蔣介石寫一份詳細的《旅俄報告》，重新認識在蘇聯的一段生活，以徹底消除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
為了幫助蔣經國補習中文，研讀古書，蔣介石給他請來了一位教師，名叫徐道鄰，是北洋軍閥徐樹錚之子，當時任南昌行營設計委員會秘書，為政學係少壯分子，頗受蔣介石器重，以後官至國民黨行政院副秘書長。徐道鄰同他的意大利籍妻子和一個保姆就住在“小洋房”樓下。
當時到“小洋房”就教的，還有毛福梅推薦的武嶺學校國文教員黃寄慈。蔣經國自己也請來了留蘇同學高理文、表弟竺培鳳等同來伴讀。其時，張學良以“讀書”名義被蔣介石軟禁在雪竇寺，蔣經國也曾奉命與張學良一道在雪竇寺讀書。據蔣經國說：“張學良專攻《明史》，我讀《朱子綱目》、《陽明全書》和《曾文正公家書》。”
對於蔣經國這段在溪口家鄉“洗腦”式的讀書生活，蔣介石雖不在側，但卻抓得很緊，家信頻頻，進行“遙控”。
他再三叮囑蔣經國“要讀古文”，要深刻理解“孫文學說一書，實為中國哲學之基礎，而三民主義則為中國哲學的具體表現。”他催促蔣經國趕緊完成“旅俄報告”，目的是使經國“常自省覽”，與馬列主義徹底決裂。
蔣經國誕生於1910年3月18日。他的降世頗具戲劇性，傳言甚多。由於蔣介石與毛福梅婚後感情一直不融洽，加上蔣介石長期離家在外，夫妻相聚的時日為數寥寥，所以蔣經國的身世在野史中被演繹得頗為不堪。傳言，其為蔣介石的哥哥蔣介卿與毛福梅的“野合之作”，根據是蔣介石、蔣經國父子之間，儀容、氣質相像處極少，蔣介石身體高大、相貌堂堂，而蔣經國則矮矮胖胖，二人的性格也相距甚遠。當然這種離奇的說法，可信度並不高。
按照蔣經國的出生日期推算，1909年春夏期間，在日本振武學校學習的蔣介石回國度假，確曾同毛福梅生活過一段時間。據蔣介石留日同學林紹楷的後人說，1909年蔣介石從日本回家度暑假，不願與毛福梅住在一起，林紹楷作了許多工作之後，蔣介石勉強同意，這樣毛福梅才懷孕。林家這位後人由於世交關係，常在蔣家走動，有一次曾率直地對蔣經國說，你是在我們林家的幫助下才出生的，蔣經國聽後笑而不語。此說法流傳甚廣，亦無人深究。
事實上，大多數人都認定，夫妻感情已經失和的蔣介石、毛福梅最後能夠得子蔣經國，主要應“歸功”於蔣母王采玉。相依為命的王采玉、毛福梅婆媳虔誠禮佛，篤信算命先生所言：“蔣氏貴子必得元配所出。”無奈，蔣介石長期在外求學，歸家無定日。當1909年蔣介石從日本返國度假滯留上海之時，王采玉便攜毛福梅前往探望。不料，蔣介石嫌棄“黃臉婆”，不肯與毛福梅同住。王采玉隻得軟硬兼施，訓導以“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道理，並以“投黃浦江”來威脅，要求蔣介石與毛福梅和好。素以“孝子”自謂的蔣介石難違蔣母，隻得留毛福梅在滬居住。不久毛氏身懷有孕，而蔣介石亦返歸學校。
翌年春，已返回家鄉的毛福梅在豐鎬房生下了一個男孩，乳名建豐，譜名經國。其時，蔣介石仍在日本，無緣親踐舐犢之情，直到第二年夏天，蔣經國1周歲多了，蔣介石托故假歸，回鄉探親，才得以享受得子添丁的天倫之樂。
蔣經國的出世，使蔣家的煙火有人承繼，令常年孤寂的王采玉、毛福梅婆媳欣喜異常，感到莫大的安慰，她們在蔣經國身上傾注了全部的愛心與寵護。蔣經國從小就得到祖母嚴格的傳統教育，得到母親的鞠育劬勞，訓督嘉勉。毛福梅的結拜姐妹陳誌堅曾回憶說：“我到蔣家任教那年，經國剛4歲，朝夕共處，喊我姨娘，非常親熱。他的儀表、性情都像娘，穩重文雅，懂事聽話，尊敬長輩。他祖母說他‘略無乃父童年的那樣頑態’，唯因她婆媳過分疼愛，戲玩不讓遠離膝前，使小時的經國不免嬌怯易哭。”
民國初年，正值中國教育製度處於從舊式塾館過渡到新式學堂階段。蔣經國先進私塾讀“四書五經”，後又進正規學校接受新知識。1916年，蔣經國5歲，開始在家鄉啟蒙，地點就是溪口本鎮的武山學校（後擴建為武嶺學校），蒙師周東。第二年，改業顧清廉。顧清廉，一生靠硯耕為業，過去教過蔣介石，現在又教蔣經國，所以毛思誠特意記上一筆，譽為“二世治教”。在顧清廉之後，蔣介石又為蔣經國延聘了塾師王歐聲。從1916年到1922年，蔣經國接受了整整6年的傳統文化的教育，顧清廉對他的評價是：“天資雖不甚高，然頗好誦讀”。
蔣經國幼年所受教育的模式，幾乎就是其父蔣介石當年的翻版。按照江南的說法：“蔣先生的理想，受他自己生長時代的局限，是個典型的國粹主義者。認為半部《論語》可以治天下，認為在故紙堆裏，有為人治中的指南針。”蔣介石是以自己早年走過的道路為模型來鑄造蔣經國的童年的。蔣經國曾回憶道：“父親指示我讀書，最主要的是四書，尤其是《孟子》，對於《曾文正公家書》，也甚為重視。”
在蔣經國10歲那年，蔣介石寫信回家要求蔣經國讀《說文解字》，指示他說：“此書每日認得十字，則三年內必可讀完，一生受用不盡矣。”第二年，又去信叮囑他讀《詩經》、《爾雅》。他要蔣經國“不愧為蔣氏之子”，認為治國，始於齊家。齊家的標準，“汝在家，對親需要孝順”，而以曾文正公對於子弟的訓誡，作為模範，甚至在政治上，也要師法曾國藩，作“中國的政治家”。所以，後來蔣經國常說：“父親對於我們兄弟的教育，是非常嚴格和認真的，不管在家、在外都是經常來信指示我們寫字、讀書和做事、做人的道理。”
由於蔣介石的堅持，蔣經國有一段時間還離開溪口鎮到奉化縣城入錦溪學校讀書。據陳誌堅回憶：“經國在奉化錦溪學校讀書時，就住在我家裏。經國每天上學之前，一定要叫我媽聲外婆，叫我一聲姨媽才走，放學回來也叫。他特別喜歡吃芋艿頭，我母親就常給他蒸芋艿頭吃。經國相貌像娘，性格也像娘，很有禮貌。”
後來，由於毛福梅舍不得蔣經國長離膝前，將蔣經國從縣城石回，惹得蔣介石大發脾氣，認為毛氏“婦人短見”，將耽誤蔣經國的前程。
1922年，蔣介石不顧毛福梅的反對，接蔣經國經寧波到上海讀書，先入萬竹小學讀四年級，畢業後，蔣經國考入浦東中學繼續接受教育。由於此時蔣介石的政治活動重心已移至廣州，蔣介石就委托蔣經國的塾師王歐聲和姑丈竺芝姍監護蔣經國在上海讀書，缺錢“則向舜耕及果夫哥哥取”。雖然蔣介石長期不能親自在蔣經國身邊施教，但他對兒子學習的督促須臾未曾懈怠。蔣經國在上海讀書期間，差不多每隔十天半個月，就可收到父親寄來的家信，從日常生活、為人處事到功課學業，事無巨細無不過問。
蔣經國在上海讀書期間，正值中國社會大變革的動蕩年代，新思潮、新觀念無時無刻不在衝擊著求知欲正旺、可塑性正強的蔣經國。同許多激進的愛國青年一樣，蔣經國的思想境界不斷發生變化，開始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去。1925年，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突發，蔣經國也走出課堂，參加到上海全市各階層人民的反帝示威遊行的行列中，而學校當局竟以“該生行為不軌”為由將他開除。蔣經國氣憤難平，離滬北上。經蔣介石介紹到北京國民黨元老吳稚暉所辦的子弟學校——海外補習學校學習俄文。不久，又因參加反對北洋軍閥的示威遊行，被北京警察局關押兩周。獲釋後，他便於同年8月南下革命發源地——廣州探父。
此時，國共兩黨合作正處高潮階段，蘇聯和共產國際為了支援中國革命，紀念中國的革命先驅孫中山，創辦了莫斯科中山大學，為國共兩黨培養革命幹部。當時進步學生都以留學蘇聯為榮，蔣經國是熱血青年，自不甘落人後。他在北京學俄語就是為赴蘇留學做準備。當吳稚暉得知他準備赴蘇時極力勸阻。吳問蔣：“你到俄國去幹什麽？”答：“革命去。”吳又問：“革命就是造反，難道你不怕嗎？”蔣回答說：“不怕。”吳又說：“革命不是那麽簡單的吧！你再去考慮一下。”兩周後，蔣經國告吳留蘇意誌堅定，吳亦無奈。與此同時，蔣經國多次寫信給蔣介石，要求父親支持他赴蘇留學。
對於蔣經國赴蘇留學的要求，蔣介石雖不鼓勵但也不持異議。當時蔣介石還是中外聞名的國民黨“左派”，標榜“以俄為師”，與蘇聯的關係正處於最密切的時期，讓“可教”的兒子去“世界革命的聖地”鍛煉鍛煉，未嚐不是好事。蔣經國到廣州後，正逢黃埔軍校選派一批學生赴蘇留學，他便加入了這支留學隊伍的行列，於1925年10月19日由廣州乘蘇聯輪船經海參崴轉西伯利亞鐵路前往莫斯科。
當然，在蔣介石究竟是如何對待蔣經國赴蘇留學一事的問題上，也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見。1983年6月1日香港《百姓》雜誌第49期發表陳潔如的外孫陳忠人的文章，明確表示：
留學，是蔣經國從上海到廣州後不久，就多次向蔣介石提出的要求。蔣介石起初並不讚成，因為他不怎麽喜歡蘇聯，這在蔣經國從蘇聯寫給其祖母的大量家信中，已有十分明白的表達。
蔣介石後來所以勉強讚同，僅僅因為蔣母的一再勸說，支持蔣經國的留學大誌。蔣經國去蘇後，經濟上很少得到蔣介石接濟，因此蔣經國在蘇聯的生活是相當窘迫的。還是祖母知情後，將全部私蓄二千元托陳果夫轉匯蔣經國，才解決了他的困難。
1922年在台灣《傳記文學》雜誌上首次公開發表的《陳潔如回憶錄》也詳盡地披露了這一細節。
四一二政變時，蔣經國正在蘇聯學習，得知蔣叛變革命，便在報刊上公開撰文批判蔣介石，蔣經國受到斯大林的接見。
與蔣經國一批赴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的中國學生共有300多人，其中30名是由蘇聯顧問鮑羅廷推薦的國民黨要員子弟。著名者有：蔣介石之子蔣經國、廖仲愷之子廖承誌、葉楚倫之子葉南、邵力子之子邵子綱、於右任之女於芝秀、女婿屈武、馮玉祥之子馮國洪、之女馮弗能等。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後，蔣經國與另外21名同學編為一班，開始學習俄文、曆史（中國革命運動史、社會史、東方革命運動史、西方革命運動史）、哲學（唯物論、辯證法）、經濟地理、列寧主義、軍事科學等課程。學校為每一個中國學生都準備了一個俄文名字，蔣經國改稱尼古拉。
由於蔣經國的身份特殊，學習刻苦、勤奮，各方麵表現都非常活躍，人莫斯科中山大學習剛剛2個月，年僅15歲的蔣經國就引起該校蘇共黨支部的重視，吸收他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不久又轉為中共預備黨員。當時他所在的團小組組長就是鄧希賢（即鄧小平）。蔣經國還多次被推薦為中山大學的學生代表出席各種集會，發表演說，備受矚目。
然而，正當蔣經國在蘇聯奮發向上之際，國內形勢卻發生了突變。1927年，蔣介石公開背叛革命，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四一二政變。中山大學的中國留學生聞此訊息後，群情嘩然，一致通過致武漢革命政府的電文，要求嚴懲“革命的叛徒、帝國主義的幫凶”蔣介石。其中聲討最為激烈的便是蔣經國，他在聲討大會上慷慨陳詞：
我今天不是作為蔣介石的兒子，而是作為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兒子來講話。很快，在蘇聯的各大報刊上，登出了蔣經國的公開聲明。其中寫道：“蔣介石作為一個革命者，他已經死了，他已經走向了反革命。蔣介石是我的父親，曾經也是我的革命朋友。現在他反革命了，反革命就是我們的敵人。以後他是他，我是我，我仍跟著革命走。
1927年4月24日，漢口《人民論壇報》也刊登了蔣經國的公開聲明，全文如下：
蔣介石的叛變，並不使人感到意外，當他滔滔不絕地談論革命時，他已經逐漸開始叛變革命，迫切盼望與張作霖、孫傳芳謀求妥協。蔣介石已結束他的革命生涯，作為一個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並且是工人大眾的敵人。蔣介石曾經是我的父親和革命的朋友，他已走向反革命陣營，現在他已經是我的敵人了。
蔣經國此舉顯然出於至誠，而非違心所為。幾年的留學生涯，他不僅順利過了語言關，熟練地掌握了俄文，而且思想意識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成為一名頗為合格的共青團員、準布爾什維克。蔣經國的“反蔣聲明”經塔斯社全文播發後，他一時間成為眾所矚目的新聞人物。曾與蔣經國同時留蘇的中山大學同學盛嶽回憶說：
聲明公布後，我們不論去哪裏，人見人問：“蔣介石的兒子在哪兒？”一夜間，他成了知名人物。可是，對我們這一群沒有著名父親的人，價值直線下降。
1927年7月，汪精衛發動七一五反革命政變之後，蘇聯及共產國際決定遣返國民黨籍的中國留學生回國。然而，對於蔣經國，則並未因蔣介石叛變革命而遷怒於他。而是根據他的思想狀況和實際表現，保送他進入列寧格勒培養高級軍事指揮員和軍隊政工幹部的紅軍軍政學校深造。畢業後，蔣經國請求回國，被拒絕；又申請去紅軍中工作，再遭拒絕。後來蘇聯政府將蔣經國的安排交給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處理。
中共代表團派他到列寧大學（即原來孫中山大學）擔任中國學生的助理指導。他最愉快的使命，便是率領列寧大學的中國學生在蘇聯境內參觀旅行。此次參觀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蔣經國返回莫斯科時，得了一場重病，住進莫斯科醫院。痊愈後，因受家庭出身和當時“左”傾錯誤的影響，他被分配到鍬拿馬電氣廠當學徒，開始真正體驗蘇聯工人的生活。其後因在一次會議上與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負責人王明發生爭執，被下放到農村改造。在農村改造期間因表現較好，曾被選為村蘇維埃副主席。
1931年，蔣經國受到斯大林的接見。翌年，他重返莫斯科，等候派遣。1933年，被派往西伯利亞礦務公司任職。同年10月，又被調到斯夫洛斯克烏拉爾重型機械廠任技師，後升任副廠長。在工廠期間，蔣經國同蘇聯女工芬娜發生了戀情。經蘇聯黨政機構批準，蔣經國與芬娜於1935年3月在異國他鄉結成百年之好。婚後不久，生下長子愛倫。第二年，生下長女愛理。
1935年，王明召見蔣經國，對他說：“中國方麵，謠言四布，說你已被捕，你應該寫封信給你母親，說你在工作，完全自由，”要他發表譴責蔣介石的公開信。
在王明的壓力下，蔣經國終於寫下題為《獻給母親的信》的文章，於1936年1月發表於列寧格勒《真理報》上，《紐約時報》曾於4月29日刊其摘要如下：
向蔣介石先生再次予以嚴厲地批判。“我對他非但毫無敬愛之意，反而認為應予殺戮。”因為“前後三次叛變，一次又一次出賣了中國人民的利益，他是中國人民的仇敵。”
撕開蔣先生提倡孝悌忠信的假麵具，憤怒地提醒毛福梅女士：“母親！你記得否！誰打您，誰抓了您的頭發，把你從樓上拖到樓下？那不就是蔣介石嗎？誰打了祖母，以至於叫祖母死了的？那不就是蔣介石嗎？這就是他的真麵目，是他對待親上的孝悌與禮義”。
重申他對共產主義的信念。“昨天的我，是個軍閥的兒子，今天的我是一個共產黨員，覺得怪嗎？我對共產主義的信念，絲毫沒有動搖過，對革命理論的研究，愈來愈有認識。你和世界上多數的人，不懂得政治，不知道各種線索和統治階級的聯係關係，所以不容易了解世界上各種事件的真相。”
宣傳社會主義建設的優越性。“在這十年內，蘇聯這個國家已大大地改變，成了富強的社會主義工業國。工人和集體農場人員的生活已經改善了數十倍，在他們的麵前，有一條廣闊而富裕生活的道路。”以他自己做例子，他說：“一九三〇年以前，我在各種學校念書，從一九三〇年起，我就在廠裏工作，做了工人，做了技師，現在則擔任廠長（實則副廠長）。這個分工廠現在有四千工人，我有我自己的住宅，每個月領七百盧布的薪水……”
預言“蔣介石勢必重蹈過去俄羅斯反革命將軍柯爾申克、德基寧烏蘭格的覆轍”。他說：“運動的規律和鬥爭的理論，說明統治階級必亡與被壓迫者的必勝。”聲討蔣先生圍剿蘇維埃政府的滔天罪行。
願意和他的母親在“最近的將來”在任何第三國見麵。
這封信，通過蘇聯新聞媒介廣為傳播，轟動一時。最為難堪者，自然是蔣經國的父親蔣介石。
蔣經國發表“致母親”的“反蔣公開信”後不久，又寫了一封信給斯大林，請求批準他回國，但是未被理睬。同時，受當時蘇聯國內“左”傾錯誤的影響，蔣經國被解除副廠長的職務，候補黨員資格亦被取消。歸國之事遙遙無期。
然而，就在此時，中國國內的形勢發生了突變。1936年12月，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以“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為契機，全麵內戰停息，國共第二次合作形成，蔣經國的個人命運也發生了曆史性的轉折。
從1925年到1937年，蔣經國在蘇聯滯留了整整12年。在此期間，遭蔣介石遺棄但協議“離婚不離家”的蔣經國的生母毛福梅，曾屢屢向蔣介石催要兒子，蔣介石也通過各種渠道打探自己惟一的親骨肉的消息，然而音訊皆無，生死莫辨。1936年，蔣廷黼出任中國駐蘇大使。行前，蔣介石委托宋美齡轉告他，希望他幫助尋找蔣經國，並設法接其回國。據張國燾《我的回憶》中講：
西安事變期間，中共代表周恩來曾與蔣介石敘師生之誼，蔣介石乘勢詢問蔣經國的下落，周恩來告訴蔣介石，其子蔣經國在蘇聯頗受優待，蔣氏微露思子之意，周即滿口答應將助他父子團聚。不久恩來通過中共駐莫斯科的代表把蔣介石思子之情轉達給斯大林。斯大林出於在中國建立國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考慮，同意放蔣經國返國，並接見了蔣經國，對他說：“你雖然在蘇聯已經十三年了，但你是個中國人。你們國家和人民正遭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奴役，你應該回中國去，為你們的國家和民族的解放而奮鬥。
在蔣廷黼的幫助下，1937年3月25日，蔣經國攜妻子芬娜、兒子愛倫、女兒愛理從莫斯科啟程返國。
十幾年的留蘇生活，在蔣經國心目中的分量是很重的，感情頗深。從15歲的稚氣少年到27歲的成熟青年，蔣經國最美好的青春年華是在這裏度過的。學校、部隊、工廠、農村，各種經曆都親身體驗過，接受過鮮花、掌聲，也承受過打擊、磨難，可謂滄桑曆盡，愛恨交織，一生不曾釋懷。這抹不去的一頁，對他以後的政治生涯，影響至為深遠。
西安事變後，蔣經國於1937年3月回國，拜見蔣宋後，回故鄉溪口補辦了儉樸的婚禮，並接受洗腦學習，讀“古人之書”和“孫文學說”，並寫出旅俄報告，與馬列主義決裂。
蔣經國歸循著12年前來莫斯科時相反的路線，經陸路橫穿西伯利亞，到海參崴改乘郵輪經香港到上海。到達香港時，蔣緯國奉命專程前來迎接。1925年蔣經國、蔣緯國兄弟倆廣州分手時，分別年僅15歲、9歲，而今相逢，都已是勃勃青年了。
對於蔣經國的歸國，蔣介石的心情頗為複雜。他一方麵非常想念自己的親生骨肉，但另一方麵對蔣經國在蘇聯發表的那些過激言論頗難鑒諒。因為蔣經國在蘇聯長達12年，又曾是共產黨員，蔣介石也不能不懷有戒心，從而嚴加防範，絕對禁止他再與任何左派人士接觸。傳說，蔣經國由上海至南京拜見蔣介石、宋美齡時，蔣介石曾有意冷落蔣經國，讓他苦等了兩個星期。後來經陳布雷進言緩解，蔣介石才傳諭召晤。
蔣介石問蔣經國歸國的打算，蔣經國表示，願在政治、工業間，任擇其一。蔣介石吩咐，先拜見宋美齡，然後回溪口去見生母，休息調整一番，然後再論工作，來日方長。蔣經國深知在“中國的第一家庭”政治因素的重要性與微妙之處，隻能是違背自己的諾言，服從父命，先去拜認了宋美齡“媽媽”，以討蔣介石、宋美齡的歡心。蔣介石見了兒子、兒媳、孫子、孫女也異常高興，當即為洋兒媳取中文名“芳孃”，冠夫姓後成為蔣芳孃，後改為蔣方良。同時，按蔣氏譜係，為孫子愛倫取名孝文，為孫女愛理取名孝章。對於蔣經國的恭敬態度，宋美齡也頗滿意，她送給蔣經國10萬元巨款作為認母的見麵禮。
1937年的農曆三月十八日，是蔣經國27歲生日，他挑選這一天，由南京至杭州攜妻挈子返歸溪口，與母親團聚。
這一天的溪口，熱鬧異常。街上人來人往，標語橫額、工商界人士做的紅條紙旗隨處可見。豐鎬房內更是喜慶盈門。下午2時，一輛漂亮的雪佛藍小汽車載著蔣經國夫婦、愛倫和毛慶祥4人由西駛來，在歡迎人群的口號和鞭炮聲中，停在豐鎬房大門口。舅父毛懋卿和姑丈宋周運、竺芝珊等人率一批長輩在門外迎候。
因為經國離家日久，為了試試他的眼力，家人決定將蔣經國母子相會的地點放在客廳。客廳裏坐著十來個壯年和老年婦女，她們是：毛氏、姚冶誠、大姑蔣瑞春、小姑蔣瑞蓮、姨媽毛意鳳、大舅母毛懋卿夫人，小舅母張定根、嫂子孫維梅以及毛氏的法釋姊妹張月娥、陳誌堅、任富娥等。
在親友們的簇擁下，蔣經國、芬娜、愛倫、愛理走向客廳，空氣頓時緊張起來。此時的蔣經國，一眼望見親娘坐於客廳正中，便急步踏上，抱膝跪下，放聲大哭！芬娜和愛倫、愛理也上前跪哭！毛氏早已心酸，經不住兒子的哭，母子抱頭痛哭！一時間哭聲震天，淒楚異常！在眾人的勸說下，久別重逢的母子才止住悲聲。毛氏對大家說：“今天我們母子相會，本是喜事，不應該哭，但這是喜哭。”
第3天，蔣經國遵循溪口鄉俗，補辦了婚禮。
蔣介石讓剛剛返國的蔣經國隱居溪口，可謂用心良苦。他擔心蔣經國和後母宋美齡合不來，經常在一起勢必引起不必要的衝突，而讓蔣經國回家鄉，既可緩和矛盾，同時又可使他在生母毛福梅身邊盡孝，去撫慰那被蔣介石遺棄多年的發妻的孤寂和相思之苦。而更為重要的一層意義，是溪口老家環境安靜、穩定，變化無多，利於經過12年之久共產黨教育和馬克思主義陶冶，“中毒已深”的蔣經國“洗心革麵”，修身養性。因此，蔣經國回鄉補辦完婚禮之後，就奉父命攜妻子兒女，住進“小洋房”別墅，除就近探望小時候常去的至親好友以外，每日深居書房，閉門讀書。
一是讀些蔣介石親自指定的《王陽明全集》、《曾文正公家書》等古籍，回過頭來接受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的洗禮。蔣介石自己奉曾國藩為稀世聖賢，自然希望蔣經國也父規子隨。蔣經國回憶說：
我回國以後，父親要我讀《曾文正公家書》和《王陽明全集》，尤其對於前者，特別注重。父親認為曾文正公對於子弟的訓誡，可作模範，要我們體會，並且依照家訓去實行，平常我寫信去請安，父親因為事忙，有時來不及詳細答複，就指定曾文正公家書的第幾篇替回信，要我細細去閱讀。
二是讀些《總理全集》和《民國十五年以前的蔣介石先生》之類的書籍，並做三民主義的閱讀筆記。蔣經國說：
父親因為我童年就已出國，而在國外時間又太久，怕我對中國固有的道德哲學與建國精神沒有深切的了解，所以，又特別指示我研讀國父遺教。
此外，蔣經國還有一個重要的任務，那就是要向蔣介石寫一份詳細的《旅俄報告》，重新認識在蘇聯的一段生活，以徹底消除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
為了幫助蔣經國補習中文，研讀古書，蔣介石給他請來了一位教師，名叫徐道鄰，是北洋軍閥徐樹錚之子，當時任南昌行營設計委員會秘書，為政學係少壯分子，頗受蔣介石器重，以後官至國民黨行政院副秘書長。徐道鄰同他的意大利籍妻子和一個保姆就住在“小洋房”樓下。
當時到“小洋房”就教的，還有毛福梅推薦的武嶺學校國文教員黃寄慈。蔣經國自己也請來了留蘇同學高理文、表弟竺培鳳等同來伴讀。其時，張學良以“讀書”名義被蔣介石軟禁在雪竇寺，蔣經國也曾奉命與張學良一道在雪竇寺讀書。據蔣經國說：“張學良專攻《明史》，我讀《朱子綱目》、《陽明全書》和《曾文正公家書》。”
對於蔣經國這段在溪口家鄉“洗腦”式的讀書生活，蔣介石雖不在側，但卻抓得很緊，家信頻頻，進行“遙控”。
他再三叮囑蔣經國“要讀古文”，要深刻理解“孫文學說一書，實為中國哲學之基礎，而三民主義則為中國哲學的具體表現。”他催促蔣經國趕緊完成“旅俄報告”，目的是使經國“常自省覽”，與馬列主義徹底決裂。
